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指标

第十三章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思考和探讨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原因使经济社会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财富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财富增长的机制和途径是什么？经济增长对人类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人类经历过漫长的难以维持温饱的农业社会，在这个阶段，财富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国家的社会财富200多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同时，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的许多国家依然处在非常贫困的境地。统计资料显示，最发达国家和最贫困国家人们收入水平的差距在100倍之多。巨大的反差使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人类本能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水平的差距却如此之大？甚至同在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比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家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起跑。30年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均GDP达4000多美元，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最贫困的西部地区人均GDP不足10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的差距达30倍之多。

经济增长理论将帮助人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本章介绍西方学者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探索的最新成果。主要内容有：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指标；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模式；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指标

一、经济增长的定义

什么是经济增长？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的是库兹涅茨的定义：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的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基础上的。

该定义强调增长能力、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机制）、思想观念基础。许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落后国家最主要的是观念的落后，有了先进的观念，才会创造先进的机制或经济制度，有了先进的经济制度，才会创造技术开发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思想观念和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能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

萨缪尔森把经济增长能力具体归结为潜在GDP的增长，或者说是一国劳动数量和质量、资本存量、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的增长和提高。他给经济增长下的定义为：“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提高，它决定一国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该定义强调潜在GDP、GDP和人均产出率的提高。因为收入增长是决定国民生活水平和方方面面能力增长的决定因素。收入提高，人们才会有条件受更好的教育，获得先进的观念和思想。收入提高，人们才会积累更多的资本，以获得更大的增长能力，等等。

这两个定义尽管强调的角度不同，但经济学家们认为，GDP的增长（人均GDP增长）、增长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与经济制度、思想观念（教育水平），这几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收入增长为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教育机会、技术水平提高、资本积累等经济社会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劳动者教育水平、技术水平、资本存量的提高和增加又会创造更多的收入。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仅用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指标衡量经济社会增长是不够的，应该有一套综合指标来反映经济社会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一个人力发展指数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缩写为HDI），用来衡量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HDI包括四个指标：人均实际GDP、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它表明经济增长不仅是指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国民生活水平（寿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从表13-1中看到，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30多亿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10多亿人口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二者之和占总人口的80%，年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中高和高收入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而最低收入（人均290美元）的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达100倍之多。

三、经济增长的意义

萨缪尔森在谈到经济增长的意义时指出：“自1900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几乎增长了18倍。这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现象。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先进工业国家能给它的居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更好的食物，更大的住房，更多的医疗，以及对污染的控制，对孩子的普及教育和为退休者提供广泛的补给。……经济增长无疑成为各国长期经济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表13－1　各类国家的基本指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引自：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实际上，20世纪最后20多年，让世界都感到惊讶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中国的崛起。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依据1979年《中国经济年鉴》的统计，1979年中国国民收入为3350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为345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GDP达到2466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2000多美元，19000多元人民币。GDP总值和人均GDP增长分别在70多倍和55倍以上。当然，由于国民收入统计指标和方法的变迁及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无法做精确的比较。但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上看，扣除物价水平的上涨因素，10倍的增长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一些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测算，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增长了10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人均GDP增长7倍，出口增长了45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模式

经济增长是20世纪各国追求的目标。起初是欧、美，后来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最后中国异军突起。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是经济学家们总是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最佳模式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四个要素，萨缪尔森把它们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

1．人力资源

一国的劳动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质量是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责任感、纪律性等综合素质。一个国家可以进口最先进的技术装备，但只有高质量的劳动力才能使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充分发挥作用。而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有能力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革新和改进工艺流程。萨缪尔森认为这种涓涓细流的技术创新是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2．自然资源

一国拥有的土地、矿产、森林、水流、环境质量等构成一国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产出的第二大传统要素。许多国家是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比如加拿大、中东石油地区的国家。但日本和中国香港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利用，但却是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

3．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指实际资本物品，如工厂、铁路、建筑、设备、公路、车辆等的形成。一国的资本存量是物质财富增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物品也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对公路、铁路、汽车、电厂的投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电脑和信息高速公路对21世纪的作用，将如同铁路和高速公路在20世纪曾起过的巨大作用一样。

4．技术创新

谈到技术创新，人们都会想到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技术发明，如蒸汽机、发电机、火车、电话、汽车、飞机、电脑等。这些技术创新中的伟大发明曾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萨缪尔森认为，我们不应忽视技术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技术进步更主要的是以一种无声的，不为人察觉的方式、不断以微小的改进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出数量。这种技术创新的涓涓细流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技术创新不只是科学家、技术专家才能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个普通公民都能为社会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手边的工作做好，做得更好，不断改进和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是指有多少智力资源，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等，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机制来调动和激励这些智力资源不断创新、开发和推动技术进步。萨缪尔森指出，“人们日益明确地认识到，技术进步不只是简单机械地找到更好的产品和工艺流程。相反，快速创新需要培育一种企业家精神。以当今美国计算机工业为例，在该领域，即使是最热衷于此的人也难以跟上硬件和软件加速更新的步伐。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在美国能生存发展，而不能在俄罗斯这个大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众多的地方生存发展呢？根据对硅谷的调查研究，关键原因在于对自由开放精神的向往和对自由市场利润的追逐。这一点，与莫斯科僵硬保守的中央计划氛围形成强烈反差”。

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动机

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技术创新这四个要素必须以一种方式有效率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技术创新这四个要素结合的不同方式或机制，构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曾走过两种极端的模式。

1．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

一种极端是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种经济资源由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运作，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只是承担“守夜人”的责任，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在微观经济学中已说明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这种模式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市场运作的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和追求。工人追求收入最大化，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等。这种模式的调节机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均衡价格。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稀缺资源的配置、社会财富的生产、收入的分配、产品的消费等，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从微观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竞争促使参与市场运作的各方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资源耗费来获得最大的收益和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资源最有效率的利用。更主要的是人们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就要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资源。因此，自由竞争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构成了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源泉。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把市场经济机制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一个经济社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的问题自动得到解决。生产什么产品？厂商依据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一种产品价格上升，意味着该种产品比较稀缺，生产它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为谁生产？厂商依据消费者的货币选票。消费者购买什么产品，厂商就生产什么产品，这样厂商才会获利。怎样生产产品？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好的技术生产。如果你不这样做，市场竞争机制将把你淘汰出局。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自动地把各种生产要素有机地协调起来，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努力。纯粹的自由市场模式是19世纪大多数工业国家采用和经历的增长模式。它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逐步认识到，该种模式也有很大的缺陷。比如，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没有人去投资生产；市场竞争的“胜者全得”原则导致垄断，损害市场效率。私人企业追求最小成本的努力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外部性问题）。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不公正，导致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这会导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认识到这些缺陷，凯恩斯革命以后，西方工业国家的政府承担起了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责任，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并发展出政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各种增长模式。如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日本的东亚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等等。

2．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另一种极端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完全排除了市场经济的调节，全国的经济资源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配置和调节。全国的生产、收入分配、产品消费由国家计划管理和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前，也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该种增长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集中社会的经济资源完成社会经济增长的重大项目建设；它消除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平等；它消除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避免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使社会经济有计划增长。该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增长。但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失去了活力。个人和企业都是机械地按上级的指令行事，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心，这样经济增长的主体就失去了动力。另外，社会成员的需求是多种多样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政府不可能完全、迅速地了解社会成员方方面面的各种需求并及时计划安排生产各种产品去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就造成了短缺经济。认识到该种模式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或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一些西方学者也把该模式称为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20世纪末，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是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在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中，各国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关系问题。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划分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该观点认为，在微观经济领域即企业和个人经营的竞争性领域或范围，应该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不应干涉。市场竞争机制会有效率地把各种经济资源组织起来，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产出。在宏观经济领域即市场机制顾及不到的、有缺陷的、非竞争领域或范围，应该由政府管理和承担起责任。如公共物品的投资和管理（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和管理（垄断和信息不完全问题）、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和保护（外部性及可持续增长问题）、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贫困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促进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反危机、失业、通胀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基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资助和开发（人力资本开发问题）以及开放和对外贸易的战略和政策问题等。总之，该观点认为，市场能做的事情由市场去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情由政府做。这样就把政府和市场各自的功能和优势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增长。

第二种观点是在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经济模式中应该以政府决策为主还是应该以市场决策为主。该观点考虑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混合经济模式中，政府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应扮演一个“医生”或“救火队员”的角色，还是扮演一个“领导者”或“驾驶员”的角色。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和差别，使世界各国的形形色色的混合经济模式存在重要的区别。下面就以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为例来讨论这种差别。

1．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称英美模式）

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增长的主体，或者说是以市场决策为主的。政府只是承担监管的责任和做市场不做的事情。如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反对垄断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资源和环境保护及开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补助和收入再分配等。就是说，政府是针对市场经济的缺陷做补救和医治工作。当市场经济运行出现严重的通胀或失业现象时，政府又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来消除通货膨胀和失业，以促进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因此，在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增长的主体，政府只起“医生”和“救火队员”的作用来监管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在这个模式中，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鼓励自由竞争和创新是美国模式的特色。

2．日本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的经济模式也是政府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但是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的重要区别在于，日本政府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计划控制和产业政策，承担起了领导经济增长的责任。就是说，日本政府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充当了“领导者”和“驾驶员”的角色。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日本的高速增长，就是日本模式创造的增长奇迹。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通过计划、行政指导、官民沟通的审议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和干预。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以行政指导为主要手段，以主管部门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直接干预的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官员主导型的“控制经济体制”，^[1]这是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相比的独特之处，也是日本的产业政策得以贯彻并取得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实施的贯穿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2]

（1）积极扶持农业、能源、新材料及交通运输业的倾斜发展政策。

在农业发展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对农业给予了极为优厚的补助和保护政策。据1955～1982年的统计资料，日本财政向农、林、水产业发放补助金额一直占财政发放补助金总额的80%以上，20世纪50年代则占总额的90%以上。

在能源和原材料产业方面，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有：20世纪50年代对煤炭、钢铁、海运、电力、石油和合成纤维等能源、新材料基础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60年代确立综合能源对策，对石油、电气、煤炭转化、核燃料等工业制定一系列法律，以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7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制定了节能政策，以及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政策。

在产业基础和交通运输业方面。产业基础＝公路＋港口＋废物处理设施＋工业用水＋铁路。从1957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公路建设。财政预算规模从1957年度的459亿日元上升到1959年度的1640亿日元，增加近3倍。1960年12月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产业基础投资（公路、港口、工业用水、铁路）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很快从1956年度的1%提高到1964年度的3.5%以上。1964年度产业基础投资主体是多达5803亿日元的公路投资和2600亿日元的铁路投资。1965年以后的10年里，铁路每年强行投资5000亿日元，公路投资也几乎与GNP同步增加，维持了约占GNP 2.5%的水平。

（2）为防止“过度竞争”和“生产过剩”，政府有意识地对基础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施行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以保持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规模的相对稳定和防止固定资本投资规模的大起大落。

保持“长幼有序”的产业秩序，避免“过度竞争”导致的“生产过剩”是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根据《外资法》和《石油工业法》，石油化学部门“凡新建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增加新设备等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行政上对石油工业的这种审批制度，一直持续到1972年石油化学部门实行资本自由化”。在高速增长和产业政策黄金时代的整个60年代，“政府对钢铁、合成纤维、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纸浆等行业的设备投资都进行了干预”。干预手段是“官民协调方式”和“行政指导”。尽管在官民协调中，政府干预有时受到企业自由化倾向的强烈抵制，但是一方面，由于企业本身也明白生产过剩的后果是导致自我灭亡；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以某些审批权力为杠杆，所以政府的干预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3）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

日本的技术立国政策是人们广泛了解的。日本政府关于促进产业技术开发的各种政策，对于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使日本在国际价值交换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这对于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无疑都是重要因素。

对日本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日本学者评价并不一致。小宫隆太郎等学者的思想倾向是对政府干预和组织性措施表示怀疑，希望重视市场机制和自由化潮流。因此，他们对产业政策的评价较低，而且把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取得归结为“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但价格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在欧、美是普遍存在的，并非日本所独有，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则是日本的独特创造。因此，产业政策对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冲击，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这是由于一方面日元与美元汇率挂钩以后，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日本产业力量的强大和日益国际化，使企业自由化成为历史潮流。日本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相对减少和弱化。同时，日本政府开始重视和运用西方总需求管理政策。这和20世纪80年代世界兴起的自由化潮流也是一致的。然而这一历史发展的变化只是表明了日本经济发展到国际化的历史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心也发展到以协调各国之间的政策为转移的新时期。这并不意味着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日本模式的失败。恰恰相反，日本增长奇迹表明了在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政府对经济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意义，这是日本模式的价值所在。

如果说美国模式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传统，那么日本模式则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传统。对于日本模式东方文化的特色，美国的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做了精彩细致的描述和概括。但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仅用文化传统来解释两个模式的差别是不够的。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政府要充当“领导者”和“驾驶员”的角色，承担起领导经济社会增长的责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对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否则政府就只能充当“医生”和“救火队员”的角色。日本政府为什么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实行倾斜发展政策？为什么对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进行计划调节和控制并领导日本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日本政府得益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日本民族一个优秀的品质就是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在日本，对《资本论》的研究规模和水平是世界一流的。

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唯一对采取价值运动形式（市场经济形式）的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内部结构和深层矛盾运动规律作了深刻剖析的经典理论。下面介绍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主要贡献。

马克思认为，自主运动的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遵循这些比例关系是社会化再生产运动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导致再生产运动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显然，了解这些比例关系对于政府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促进市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马克思的研究，社会再生产运动存在三大重要的比例关系：

第一，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必须满足两大部类对必要消费资料的需求。这是再生产顺利进行和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也是导致再生产比例失衡的一个关键比例关系。其量的界限是再生产其他部门的工资总额必须小于必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利润总额。

哪些是必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呢？衣、食、住、行、燃料等。因此，农业、能源（水电、煤气、燃料等）、交通和日用必要消费品工业部门都是必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实际上，自来水、电、煤气、燃油、交通等不仅是现代居民的必要生活资料，而且是工业社会的必要生存资料。因此，这些部门的优先发展，即这些部门的利润总额要大于其他部门的工资总额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

第二，社会固定资本更新比例要相对恒定。即每年固定资本更新部分与折旧部分在价值量上保持平衡，避免逐年固定资本更新、投资比例的起落。马克思认为，社会固定资本更新比例的变动是隐藏在再生产运动深层的导致生产过剩和再生产比例失衡的一个关键比例关系。因此，政府有目的地自觉地对固定资本的更新投资比例进行调节，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货币存量和流通速度既定的前提下，按每年新增价值产品（GDP增量）的相应比例增加货币供给量，是总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从而也是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了解了马克思揭示的上述三大比例关系，就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精髓是基本吻合的，这恐怕是日本战后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所在。更重要的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运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开辟了道路。

4．政府的作用和责任

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可以看到在现代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增长模式中，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领导者，对经济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正因为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素质对经济社会是重要的。一个明智、廉洁、高效的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增长能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而一个无能、平庸、腐败的政府，对经济社会就是一个灾难。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观念落后，二是政府腐败。

如何建设一个高素质的政府呢？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政府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的代表，对经济社会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而且，在国际竞争中，政府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竞争主体，为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现代政治学的研究也已经表明，政府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利益的代表，而是社会所有成员公共利益的代表。现代政府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性质，要求社会创造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科学知识的，特别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士走上政府的各级岗位。同时，社会还要创造一种独立于政府的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监督政府的各级部门有效地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一个落后国家的悲剧就是社会缺乏这两个机制，进入政府的是特殊的家族和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承担起为公共利益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增长的责任。它只是在需要时或社会矛盾尖锐时才关注一下公共利益，更多的时候，政府成为为某些家族和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这样的政府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内耗和冲突、政府和社会腐败、资源浪费严重和经济增长缓慢。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素质和建设已经成为关系到一个经济社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

第三节　经济增长模型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把人类社会的增长描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未来的信息社会三个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家则用三个增长模型来概括三个阶段经济增长的特点和规律。下面介绍这三个增长模型，以了解西方学者是如何观察和理解经济增长的，以及我们能借鉴哪些有意义的思想成果。

一、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古典动态模型

萨缪尔森把农业社会的增长概括为“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古典动态模型”，^[3]把斯密和马尔萨斯对人类早期社会经济增长的思想加以总结。

模型假定：人类社会处在最初状态，没有土地占有和资本积累。人口稀少，土地可供所有人自由开发和使用。实际上这个假定也就是对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闭上眼，你脑海里应该浮现这样一个景象，在一片不毛之地的地球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原始人。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就从这个时代开始。

增长的第一阶段：由于土地可自由开发使用，没有资本积累，劳动是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随着人口增加，人们不断开发耕地，扩大种植面积。由于没有土地租金和资本利润，工资就是全部国民收入。人口翻一番，国民收入也随之翻一番。由于产出的扩张与人口增加同步，因此，人均实际工资长期不变。

但这个时代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随着人口增加到所有土地都开发完毕，劳动、土地和产出的平衡增长就被打破。因为人口继续增加，土地变得稀缺，租金开始出现，以调节稀缺土地的分配。

增长的第二阶段：土地已开发完毕，且面积既定。人口继续增加，新增加的劳动力拥挤在已开发的土地上，每个劳动力可使用的耕地面积减少，收益递减规律开始起作用。由于劳动与土地的比例不断提高，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实际工资率也随之下降。

增长的第三阶段：增长的最终均衡。实际工资水平最终能下降到什么程度呢？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压力会使经济恶化到劳动力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因为一旦工资高于最低生存线，人口就会增长；工资低于最低生存线，死亡率会升高，人口会减少；只有在最低生存工资水平，才会实现人口与产出的长期稳定均衡。

该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农业社会，劳动是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在没有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最终会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人类将长期生活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平。

二、存在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提出，并于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描述了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以织布机和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开端，人类创造和发明了大量的资本物品：工厂、汽车、发电机、铁路、电话以及各种各样的设备。这些资本物品的出现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摆脱了土地的限制，财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因此，西方学者认为，资本积累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物品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一种抽象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一是经济社会使用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生产一种均质产品，并且劳动不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二是经济是竞争的，并且总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三是技术水平不变。

从上述假定中可以理解，该模型是在不考虑劳动和技术变量，只是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的一种抽象分析。

该模型的总产出方程为Q＝F（K，L），它表示总产出的数量取决于K、L的投入数量。土地的数量是既定不变的，也就不予考虑。

现在考察经济增长。索洛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当资本物品增加的速度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资本深化。资本深化是指单位劳动力拥有的资本物品的量的增加，或者说是人均资本量，K/L（称为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过程。

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会导致人均产出增长，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工资率也会相应提高；二是资本收益率递减。因为随着资本深化，资本存量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起作用。

在技术水平不变条件下，资本深化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最终均衡是：因为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总有个最大限度，一旦达到这个限度，资本—劳动比率会停止升高，资本深化终止，劳动的实际工资也会停止增长，资本收益率或利息率也会保持稳定。经济社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长期均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存量的增加克服了土地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为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靠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深化），而这种资本深化又只不过是靠现存的生产技术来增加工厂的数目的话，国民收入和工资率的增长最终还是会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停滞。

这个结论，从增量分析的角度考察一个既定规模的工厂的产量增长，可以得到实证分析的证明。假定一个达到最佳规模的工厂，劳动的投入也达到最合理的数量，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工厂达到它的最大产量后就会停止增长，即始终维持在这个最大产量水平上停滞不前。推而广之，从逻辑上讲，一个经济社会也是如此。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分析也是西方学者对20世纪中叶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停滞提出的一个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工业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已达到饱和，或者说资本深化停止，经济社会的发展处在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在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出现了持续114个月的增长态势。GDP的年增长达到4%，超过了潜在GDP2.5%的水平，通胀率维持在2%～3%的水平，失业率为4%左右。这种情况使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经济时代，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运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知识经济时代。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条件是技术水平不变，美国新经济的增长显然得益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革命。因此，现代经济增长学家们认为，技术变革是继资本积累以后，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或称“内生技术变革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指用国内生产技术变革和进步来说明经济增长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的研究成果的总称。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Panl Romer）和卢卡斯等人。鲁曼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技术知识是经济社会的一种产出，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列入增长模式。技术知识具有自身的特性，一旦生产出来，可共享、可重复使用、可低成本复制，因而产生边际收益递增。知识的传播以及它可以几乎无止境的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以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点归结如下：

第一，技术知识的变革和进步是继资本积累以后人类发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要素。

第二，技术知识是经济社会的一种产出，即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第三，技术变革抑制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第四，技术知识要素的积累不存在饱和的趋势和可能，而且技术知识要素一旦生产出来，就可以低成本重复使用，一改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技术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技术知识要素的这一特征无限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的空间。

第五，技术知识产品是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会出现严重的市场失灵。因此，要促进技术变革，政府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公共政策。

萨缪尔森指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

经济学家们认为，以下一些措施和公共政策对促进技术进步是重要的。

其一，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技术知识的创造者提供足够的市场回报。

其二，给从事研究开发的私人或合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和反垄断豁免权。

其三，促进和鼓励企业与大学的合作。

其四，完善和选择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

其五，普及和加强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开发。

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可以理解西方学者实际上是遵循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用抽象分析方法（有的学者称“排除法”）分析了劳动、资本、技术创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并最终发现技术创新相对于其他要素来讲是最重要的要素。

第四节　经济增长的限制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有没有极限？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经济增长学家们的头脑中。从农业时代的古典模型分析中知道，如果没有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最终会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工业革命使人类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摆脱了土地的限制。但是，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对土地、矿产资源的消耗巨大，而且对空气、水的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样，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的担心不断出现。

1968年，罗马俱乐部邀请世界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进行了讨论。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多尼拉·B.梅多斯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把讨论的情况进行整理，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危境的预测报告》一书。梅多斯认为，由于人口和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资源消耗加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到2100年，整个世界将会由于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而告崩溃。梅多斯的预言尽管过于悲观，但他引起了世界对人口增长、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关注。

到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的证据表明，工业发展正在显著地改变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比如，地球正在变暖（包括矿物燃料的使用使气候变暖）；酸雨广泛存在；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森林迅速减少；沙漠化地区扩展；特别是热带雨林的消失可能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失衡；物种灭绝；土地质量恶化；海洋的污染已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等。这些证据表明，工业经济的增长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全球环境约束问题。

如何面对经济增长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一些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的学者认为，人类应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以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等。而对经济增长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人类的发展总是不断克服各种矛盾和障碍而前行的。新技术革命会发明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先进技术和资本物品，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和平共处。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停止增长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要更多地关注资源和环境问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可持续发展要求技术创新更多地关注在节约资源、替代资源、消除污染、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方面的技术发明和进步，更要求人类在全球范围的协调与合作。阻止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要靠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和承担起责任。例如，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引起世界的哗然。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国家，此举是不负责任的。

本章总结和提要

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之一，而且涉及许多重大的经济学理论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混合经济增长模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日本的东亚经济模式。从自然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增长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未来的信息社会三个阶段。最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和环境、资源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

思考题

1.什么是经济增长？你同意经济学家给经济政治增长下的定义吗？

2.在经济增长的四个源泉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重要？为什么？

3.西方学者为什么把市场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4.在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日本的东亚经济模式中你最欣赏哪个模式？为什么？

5.请评价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两种观点。

6.仔细分析新古典增长模型，你同意该模型分析的结论吗？为什么？

7.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8.如何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3页。

[2]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4页。

[3]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