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日本政治

二、冷战后的日本政治

1.1955年体制的终结与日本政局的动荡

1993年7月，日本众议院大选揭晓，自民党只获511席中的223席，未过半数，丢失了一党单独执政的法律依据。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时代结束，自民党第一次沦为在野党。这标志着1955年体制彻底崩溃。日本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引发这场变动的直接原因是1993年6月在野党对宫泽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宫泽内阁不得不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在竞选中，一部分自民党议员脱离自民党，组成新生党、新党魁党、新党等，导致自民党所获议席不够半数，失去一党组阁执政机会。8月9日，新党领袖细川护熙任首相的七党联合内阁诞生。

1955年体制结束与日本政坛的变动改组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直接反映。

（1）美苏对立结束导致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冷战时期，为了扶持日本，美国采取支持亲美保守的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自民党，打击日共及其他进步势力的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对自民党独具青睐。克林顿对1993年7月日本政局变化的评价是“日本发生的变化是好事，日本的政治体制必须变革”。前苏联解体，外部威胁下降，也使日本民众不再因为惧怕前苏联共产主义威胁而将选票投给自民党了，相反对自民党几十年政治僵化表示厌倦。

（2）自民党长期以来的政治腐败。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典型的“金权政治”，即金钱与权力相勾结。自民党上台执政后，其政客们同政府官僚特别是企业界结成了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形成了“财界—官僚—政界”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所谓财界是指金融、实业界上层，它们每年要向自民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获取各种照顾与好处。自民党有了足够的经费支援后，用金钱和实惠收买选民，扩大派系，巩固自己地位，并指使官员给予特定企业好处。这种财—官—政的“铁三角”关系导致日本政治受贿丑闻不断出现，许多自民党政客和议员采取各种手段，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种腐败现象日益泛滥，引起选民极大不满。

（3）自民党内派系斗争严重。自民党是由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党合并成立的，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派系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号称“八大师团”的八大派到20世纪70年代的五大派，演变到20世纪90年代的三冢派，小渊派、小泽派、羽田派等。各派围绕着本派在自民党的权力和在党内的地位彼此争斗，不断分化组合。这种争权夺利的派系争斗也引起民众极大反感，日益显示出对其政治的不信任及对以自民党为首的现存政党的不满。随着自民党内部矛盾的加深，年轻议员对党内元老当政、密室策划以及论资排辈极为不满，他们对外要求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内要求改变以元老为中心的领导体制，打出“根除腐败，彻底改革”等旗号，脱离自民党，另立新党。

从此，日本政坛进入动荡时期。1994年4月，细川执政8个月后，因1亿日元借款涉嫌受贿而辞职。此后7年间先后有新生党领袖羽田孜、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士、自民党领袖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和小泉纯一郎相继担任首相。从发展趋势看，尽管党派斗争造成政局的不稳，但由于日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国家，日本民族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正常运行，对外政策的推行仍然比较连贯。

2.政治体制改革与大众政治理想

“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任务。改革的重点是腐败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在行政体制由集权向分权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从权威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政治理想，制度创新才是日本摆脱政治困境的惟一出路。

（1）冷战后的日本政治体制改革。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政治体制是惟一属于中央集权型的。1994年，《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51%的人“不信任官僚”。日本经济界的人士说，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最大的阻力来自官僚阶层，更有日本学者指出，不改革官僚机构，就没有日本的再生。

1997年，桥本内阁正式批准了关于行政改革的最终审议报告。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将中央政府机构现行的1府21省厅改组为1府12省厅；国务大臣由21人减至17人，大幅度削减各省厅下属机构及其定员。由于行政体制改革触动了官僚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官僚的顽强抵抗。但是，精简官僚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指导”、“规制缓和”、发挥民间活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日本进行了具有实质性的较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改革。1995年5月出台了《地方分权促进法》，同年7月设立了“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1997年7月，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一揽子法案》，废止了战后一直实行的“机关委任事务”行政制度，使中央集权在转向地方分权的过程中，从体制上取得了突破。逐步缩减乃至废除中央政府的干预，扩大地方自治权，创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规则，充实、完善地方行政体制。

（2）大众政治理想。大众价值观是社会意识中的核心部分，从其变化的方向可以把握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动趋势。1999年由50多名主流学者和社会名流组成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向总理府提交了长达240页的题为《日本的新天地在日本崛起》的政策报告书，其中提出了“政治制度创新理论”。主要观点包括：要把以国民为中心的大众政治置于以往纵向结构的集团主义政治之上。提倡小政府，限定政府的作用，让民间单位按规则自由活动，由国家“统治”向“协治”转变，国民委托政府，政府接受国民的委托。寻求建立富有创造性和个性并能承担责任的自立与自由的社会。日本政治制度创新理论虽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有超前的性质，但它反映了国民意向的变化，即政治大众化趋势。

当然，这种从集权向分权，从权威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不像从幕藩体制到明治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和战前天皇法西斯专制到战后民主政治体制建立那样激烈、深刻和分明，但至少可以说是转变的新阶段。

3.日本政治趋向右倾保守

（1）冷战后日本政治趋向右倾保守化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右倾保守政治力量占据上风。1993年7月以后，日本政界发生激烈变动，政治力量进入大分化、大改组阶段，各种政治力量趋向右倾保守。原属保守党的自民党分裂后，从其中又分化出了新生党和先驱党两个代表新保守主义的政党。1994年，新生党、日本新党、公明党、民社党以及从自民党分离出来的派别等“新保守势力”组成新进党，旋即分裂成自由党、新党魁党、太阳党和民主党等6个小党。从政治力量改组的情况看，力量较强的自民党、民主党和自由党，都是保守主义政党。原来的革新势力、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大选中遭到惨败后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党纲中的社会主义原则，承认自民党的对外政策，且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共产党也不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主张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作为革新政党领导的社会运动的主体，“总评”、“同盟”、“中立劳联”、“新产别”四大工会组织纷纷解体，并相继加入1989年11月成立的政治意识比较保守的全国性工会组织“联合”。原属中道政党中的公明党和民社党都曾加入保守的新进党，以后公明党又与保守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因此，这些原来属于革新或者中道的政治力量也都走向右倾化。2003年11月，在众议院选举中，众议院里形成了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由于民主党的成员基本上是从自民党内分化出来的，其政治倾向的主流仍然是保守的。因此，21世纪初，保守政治力量在国会中处于从来未有过的优势地位。

第二，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成风。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原称“东京招魂社”，1877年改为现称，是日本为纪念为国战死的将士而建立的。1978年，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也被作为殉难者供奉于内。因此，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举动，也关系到日本今后将走什么样的道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冷战结束后的10余年里，许多日本政客经常以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来拉拢选票。从1997年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右翼势力进一步谋求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和“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化”。小渊政权上台后于1999年又提出了旨在使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的“分祀论”。2000年1月，自民党党代会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活动方针。2000年，森喜郎迫于内外压力，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但他提出的“神国论”、“国体论”与“皇国史观”一脉相承。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国会议员参观拜靖国神社成风。2004年10月，79名国会议员和81名地方议会议员组成庞大的议员代表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第三，不断制造“教科书事件”，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通常每4年申请审定一次。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把描述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激起了亚洲各国强烈反对，激起了第一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出面承诺对教科书予以再修改。1986年，日本再次删改教科书，激起了第二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对侵略史实的态度缓慢地有所进步。如1993年8月，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首次承认日军参与了“随军慰安妇”之事，并就此表示谢罪。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逐渐得到改善，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进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史实，如“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强抓劳工以及屠杀东南亚居民等战争罪行。1997年1月，日本右翼学者成立了拥有1万余名成员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认为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宣扬“自虐史观”，丧失了民族尊严。2001年4月3日，8家出版社提出的在历史记述上普遍严重倒退的书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放行。尤其是其中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公民》两本教科书书稿严重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激起了第三轮“历史教科书”波澜。小泉纯一郎在教科书问题上，声称不会更改已经审查通过了的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2004年11月27日，在审查完下一轮的教科书时，日本文教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赞扬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减少使用“慰安妇”和“强迫劳役”等涉及军国主义暴行的词语，指出日本教育体系不能对日本以往做的事具有“自责”概念，要让日本新一代具有民族和历史“自豪”感。

第四，出台右倾色彩较浓的政策法案，计划修改宪法。日本修宪的目的与实质是要修改早已被日本政府视为阻碍其向外“发展”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和平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修宪问题最早可以追溯至1957年，岸信介内阁设立“宪法调查会”，试图修改宪法，由于反改宪的势力较为强大，只好作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早已把和平宪法的精神实质架空。1992年出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使自卫队走出了国门；1999年，众议院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与之相关的《周边事态法案》等三个法案，使自卫队在日本周边发生紧急事态时，可以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2002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日本借机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项法案，将日本的战舰派往印度洋，配合美军的军事行动；2003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改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改正案》，使日本可以先发制人。同年7月，日本国会又紧锣密鼓地通过了旨在“为国际做贡献”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政府可以不经国会同意或批准，直接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及武器装备，从而将日本自卫队行使武力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地。2003年12月，日本政府派兵伊拉克，实现了战后大规模向海外派兵的梦想。2004年4月，自民党宪法调查会确定了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案，明文规定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12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防卫计划大纲》强调要加强自卫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协助维持国际和平活动从原来的自卫队附属任务升格为“主要任务”。这一系列的政策法令严重违背宪法，几乎彻底消除了对日本军事发展的限制，把宪法中的和平灵魂抹杀得荡然无存。共产党、社民党这些传统的护宪势力已经无力阻止保守修宪势力修改宪法的步伐。2001年1月，日本第147届国会开幕后，众参两院设立了宪法调查委员会，计划用5年时间正式开展有关宪法的讨论，修宪问题提上日程。

第五，极力发展军事力量，妄图充当军事大国。冷战结束后，日本连续10年保持军费总额世界第二、人均军费世界第一的状态。2000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2002～2005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5年内突入25.16亿日元的国防预算，用于提高海军和空军的战斗能力。2003年度日本的“防卫费”已高达4.93万亿日元。同时，日本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部署，防卫对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即由防卫前苏联变为应付周边事态和国际恐怖主义；自卫队活动由“内向性”转为“外向型”，即军事活动由国内转向海外；防卫战略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增强日本军事攻击能力。为了提高军事实力，一方面加紧与美国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2003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花费1万亿日元从美国购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独立的军事能力，将扩充军备的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的发展及远程打击能力上。2003年3月，日本用一枚H2A火箭发射两颗间谍卫星，以加强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监测。日本自卫队已发展成世界上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重要武装力量。在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还设立机构对军事情报和实战问题进行研究。2004年11月初，小泉纯一郎称，他将彻底改革日本自卫队的组织结构，使自卫队具备打击恐怖主义和装备了大杀伤性武器的袭击者的能力。

（2）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原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是日本国内外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①战后日本缺少一个对侵略战争进行认真反省、对战争责任进行真正清算的历史过程。本来日本战败后，有不少日本人对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是有犯罪感和内疚感的，但是，由于美国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没有打碎日本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对战争犯罪进行彻底地追究，致使很多与侵略战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甚至是战争罪犯又重新跻身于统治阶层。从人的角度来讲，战后很多的日本政治家甚至首相，都曾参与过指导战争的活动，他们的政治理念、战争观和意识形态与战前并无二致，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原有的战争犯罪感和内疚感、责任感自然日益淡薄，从而对否定侵略战争、美化天皇制的言行渐渐失去了抵制和批判的能力。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大国的日本，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有所作为”。自民党政权成功地领导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与繁荣，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并且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成为大国。民众对自民党的政策认同。③以原前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东西意识形态对立结束，使日本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失去了根据。原来革新政党在日本经济上升时期倡导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得民众支持的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时期已行不通。④日本国内对政治右倾化批评具有狭隘性。日本国内对政治右倾化的批评，大都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考虑，而非出于道义上、公理上的本质批评。由于日本国内对政治右倾化批评的狭隘性和非本质性，使得政治右倾化的推进无所顾忌而大行其道。

（3）日本政治右倾化产生的影响如下：①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极大地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和猖獗程度。近年来，日本国内关于“反对自虐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书籍大量出版，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右翼团体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的照常举行，中国电影《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放映遭到骚扰，油画《南京大屠杀》在远隔日本万里以外的荷兰展出竟受到日驻荷兰使馆的阻挠，凡此种种，无一不同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紧密相连。从石原当选一事可知，在日本国民中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取舍和评价，政治是否右倾、政治品格的优劣已经完全不是标准了。更为可怕的是，目前在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国民的大多数已经容忍政府和右翼的行为了。甚至当中国反驳、批判日本政府和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时，日本国民反而认为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历史辫子”、“打历史牌”。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年人，更觉得历史问题与他们无关，所以对中国总提历史问题产生反感。②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使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就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而言，由于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行为已经给中日、朝日、韩日之间国民感情的交流带来巨大的障碍，从而对东亚地区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不利的，也不利于日本同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就修改宪法而论，虽然修宪本身纯属内政问题，他国都无权干涉，但是，日本修改宪法的目的就是要排除现行宪法对其重新武装、出兵海外，甚至发动战争的束缚。这会更加助长国内右翼势力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蔓延，从而恶化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就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来说，这不仅直接威胁着东亚地区的和平，给东亚各国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且使得历史上曾受过日本侵略之害的东亚各国，面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压力，必须加强和发展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造成东亚地区新的军备竞赛。③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难以改变日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国内反右倾化的力量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右倾化的警惕和制约，加上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理想，使日本不可能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因此，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既要看到其危害性，又要看到其局限性。它虽然对日本政治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成为日本政治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