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中国极为关注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认为世界大战是难以避免的，美苏的争夺激化、美苏对我国的威胁，尤其是前苏联的威胁急剧升温。我们一直生活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似乎我国必将面临一场大战，而且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这种估计不仅给中国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不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随后邓小平访美。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上台，对苏实行强硬政策……这一系列的变化促使人们深思。经过调查研究、全面分析，使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我们认为：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持的。虽然战争的因素还存在，还在增长，但和平力量的增长大于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制止甚至是可能避免的。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前苏联也在调整政策，谋求缓和，并非战争威胁十分严重。因此，认定我们应该在继续团结和支持一切和平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的同时，抓住时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增强自身维护和平的物质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和平力量的发展。

显然，这样一个观念的变化，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是一个关系中国以及世界全局形势的新判断，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今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

2.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对外开放是对闭关锁国而言的，是主权国家的一种政策和一种行为。每个主权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主体，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一种政策和采取的一种行为。在现代条件下，对外开放是一个主权国家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谋求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和行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已经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加速我国的发展，对外开放就是为实现这项中心任务服务的。它是一项基本国策，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要贯彻执行。它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无不受其影响和冲击。过去我们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的影响，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对比而言，现在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改革，甚至是一场革命，其意义和影响是既重大又深远的。

对外开放的贯彻执行必然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发生新的变化，出现新的特点。首先，我们的对外交往开始面向全世界，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周边国家开放，也对地域相距遥远的国家开放；既对友好邻邦开放，也对以前有过矛盾冲突的国家开放。总之，不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异同、地理条件远近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只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都愿意交往，都对外开放。其次，我们对外交往的内容更加丰富，不局限于狭义的外交领域，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全球的、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还有旅外侨胞的权益安危都在关注之中，当然，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经济在外交中的分量大大加重了，经济外交开始在对外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最后，外交形式多样化，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多色彩的格局，随着通信、交通工具和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首脑外交异常活跃，电话沟通十分频繁，随着全方位外交的展开，议会的、民间的、学术界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交往也成为潮流，并且日益制度化。这些都成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在打破“外交神秘”观念的同时，也对我们从事有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培训干部的任务也更为繁重和迫切。

3.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以全新的内容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在外交工作中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分析国际形势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新结构和总结过去30年宝贵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以全新的内容，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结盟，“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对立的国家集团或军事集团，在大国关系中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事务、国际争端和国际问题，都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不受任何超级大国和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支配。这绝不是不分大是大非，也绝不是不要朋友伙伴。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地站在维护和平的力量一边，中国还支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决不称霸，即使发展强大起来了也不称霸。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中国明确宣布，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分大小、强弱、富贫、远近都同样对待，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

由于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使我们在外交上有了充分的主动性，而不受制于人。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具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核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必然要对国际形势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结盟，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将产生消极的影响，反之，真正的不结盟，则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多极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中，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俄政策的调整和各自为了维护、实现国家的利益，双方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从“睦邻友好关系”上升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然后又提升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直到新世纪之初双方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强化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理念，规定了今后在各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和方向。这不仅是双边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有人认为，这不是中俄在新条件下的结盟吗？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陈旧观点的残余。现在的中俄关系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它仍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的国家关系。它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绝不相同的。它的基础不同、内容不同、作用不同，效果也不同。

还有一种观点或者担心，认为我国不与别国结盟，显得孤单，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①两极格局终结以后，仍有一些国家保持甚至在加强盟友关系，这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利益驱动，但他们相互间的矛盾摩擦不断，激烈程度在上升，为了各自的利益，并不会成为真正的患难之交。②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分析，可以视谁为真正的盟友呢？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③我们看问题不要只看形式，忽视实质。只要我们把握住了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就可以在大国之间有广泛的活动空间，来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④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各大力量都不能不顾这个现实，连美国也不能例外，这是我们奉行不结盟政策的最好土壤和环境。

4.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而为提出并确立和平解决中国台湾地区问题的方针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放中国台湾地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涵、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两制并存是解决中国台湾地区问题的合理安排，统一后的中国台湾地区享有高度自治；坚持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中国台湾地区问题，寄希望于中国台湾地区当局，更寄希望于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积极促谈，争取通过谈判实现统一；积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和各项交流；坚决反对任何“中国台湾地区独立”的言行；坚决反对外国势力插手和干涉中国台湾地区问题；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台湾地区问题而提出来的，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台湾地区、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具体内容如下：①“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能分割。②“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的统一，我们为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充分考虑中国台湾地区能接受的条件，还充分为对方着想，不考虑对方是不可能的。③“一国两制”的“两制”是指在中国国内可以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由宪法规定设置特别行政区，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等方面都得到切实保障。④“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12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不会改变大范围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⑤“一国两制”的实行，中国台湾地区与香港有所不同，比香港更宽。作为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是中央政府向香港派驻军队；中国台湾地区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去。统一后，内地不仅不派行政人员到中国台湾地区去，中央政府还要在全国性政权机构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让中国台湾地区各界人士参与国家管理。⑥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具有法律保证。早在1979年1月8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你们是否要在将来某个时期激烈地改变中国台湾地区的现状，在中国台湾地区实行共产党制度”的提问时，明确表示，将来中国台湾区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的意志决定，愿意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如果中国台湾地区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100年，这就可以。我们不会用强制的办法使它改变。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对一位海外知名人士说，如和平解决不可能，不排除用武力方式解决中国台湾地区问题。即使武力方式解决，中国台湾地区的现状也可以不变。1983年，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恐怕50年要定，定50年更放心。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50年不变”被正式写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台湾地区、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和最佳方案。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相继被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997年和1999年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这一成功的实践，已经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亲身体验，也为海外炎黄子孙一致认可和赞许，许多国际舆论也称赞这是一个天才的构想和光辉的实践。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个新思想，是前人未曾说过的，是社会主义学说和理论的新发展。它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性，充分尊重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考虑到国际范围内的实际情况，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香港特区首脑董建华说：“‘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思维，是代表12亿中国人对当代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