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第十四章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思考和探讨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原因使经济社会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财富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财富增长的机制和途径是什么？经济增长对人类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人类经历过漫长的难以维持温饱的农业社会，在这个阶段，财富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国家的社会财富200多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同时，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的许多国家依然处在非常贫困的境地。统计资料显示，最发达国家和最贫困国家人们收入水平的差距在100倍之多。巨大的反差使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人类本能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水平的差距却如此之大？甚至同在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比如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大家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起跑。30年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均GDP达4000多美元，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最贫困的西部地区人均GDP不足10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的差距达30倍之多。

经济增长理论将帮助人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本章介绍西方学者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探索的最新成果。主要内容有：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指标；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模式问题；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核算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

一、经济增长的定义

什么是经济增长？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的是库兹涅茨的定义：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的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基础上的。

该定义强调增长能力、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机制）、思想观念基础。许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落后国家最主要的是观念的落后，有了先进的观念，才会创造先进的机制或经济制度，有了先进的经济制度，才会创造技术开发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思想观念和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能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

萨缪尔森把经济增长能力具体归结为潜在GDP的增长，或者说是一国劳动数量和质量、资本存量、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的增长和提高。他给经济增长下的定义为：“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提高，它决定一国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该定义强调潜在GDP、GDP和人均产出率的提高。因为收入增长是决定国民生活水平和方方面面能力增长的决定因素。收入提高，人们才会有条件受更好的教育，获得先进的观念和思想。收入提高，人们才会积累更多的资本，以获得更大的增长能力，等等。

这两个定义尽管强调的角度不同，但经济学家们认为，GDP的增长（人均GDP增长）、增长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与经济制度、思想观念（教育水平），这几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收入增长为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教育机会、技术水平提高、资本积累等经济社会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劳动者教育水平、技术水平、资本存量的提高和增加又会创造更多的收入。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仅用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指标衡量经济社会增长是不够的，应该有一套综合指标来反映经济社会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一个人力发展指数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缩写为HDI），用来衡量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HDI包括四个指标：人均实际GDP，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它表明经济增长不仅是指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国民生活水平（寿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表14-1　各类国家的基本指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引自：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从表14-1中看到，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30多亿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10多亿人口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二者之和占总人口的80%，年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中高和高收入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而最低收入（人均290美元）的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达100倍之多。

三、经济增长的意义

萨缪尔森在谈到经济增长的意义时指出：“自1900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几乎增长了18倍。这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现象。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先进工业国家能给它的居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更好的食物，更大的住房，更多的医疗，以及对污染的控制，对孩子的普及教育和为退休者提供广泛的补给。……经济增长无疑成为各国长期经济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20世纪最后20多年，让世界都感到惊讶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中国的崛起。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依据1979年中国经济年鉴的统计，1979年中国国民收入为3350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为345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GDP达到2466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2000多美元，19000多元人民币。GDP总值和人均GDP增长分别在70多倍和55倍以上。当然，由于国民收入统计指标和方法的变迁及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无法做精确的比较。但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上看，扣除物价水平的上涨因素，10倍的增长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一些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测算，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增长了10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人均GDP增长7倍，出口增长了45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模式

经济增长是20世纪各国追求的目标。起初是欧、美，后来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最后中国异军突起。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是经济学家们总是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最佳模式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四个要素，萨缪尔森把它们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

1．人力资源

一国的劳动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质量是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责任感、纪律性等综合素质。一个国家可以进口最先进的技术装备，但只有高质量的劳动力才能使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充分发挥作用。而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有能力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革新和改进工艺流程。萨缪尔森认为这种涓涓细流的技术创新是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2．自然资源

一国拥有的土地、矿产、森林、水流、环境质量等构成一国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产出的第二大传统要素。许多国家是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比如加拿大、中东石油地区的国家。但日本和中国香港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利用，但却是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

3．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指实际资本物品，如工厂、铁路、建筑、设备、公路、车辆等的形成。一国的资本存量是物质财富增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物品也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对公路、铁路、汽车、电厂的投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电脑和信息高速公路对21世纪的作用，将如同铁路和高速公路在20世纪曾起过的巨大作用一样。

4．技术创新

谈到技术创新，人们都会想到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技术发明，如蒸汽机、发电机、火车、电话、汽车、飞机、电脑等。这些技术创新中的伟大发明曾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萨缪尔森认为，我们不应忽视技术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技术进步更主要的是以一种无声的，不为人察觉的方式、不断以微小的改进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出数量。这种技术创新的涓涓细流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技术创新不只是科学家、技术专家才能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个普通公民都能为社会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手边的工作做好，做的更好，不断改进和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是指有多少智力资源，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等，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机制来调动和激励这些智力资源不断创新、开发和推动技术进步。萨缪尔森指出，“人们日益明确地认识到，技术进步不只是简单机械地找到更好的产品和工艺流程。相反，快速创新需要培育一种企业家精神。以当今美国计算机工业为例，在该领域，即使是最热衷于此的人也难以跟上硬件和软件加速更新的步伐。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在美国能生存发展，而不能在俄罗斯这个大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众多的地方生存发展呢？根据对硅谷的调查研究，关键原因在于对自由开放精神的向往和对自由市场利润的追逐。这一点，与莫斯科僵硬保守的中央计划氛围形成强烈反差”。

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动机

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技术创新这四个要素必须以一种方式有效率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技术创新这四个要素结合的不同方式或机制，构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曾走过两种极端的模式。

1．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

一种极端是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种经济资源由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运作，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只是承担“守夜人”的责任，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在微观经济学中已说明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这种模式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市场运作的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和追求。工人追求收入最大化，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等。这种模式的调节机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均衡价格。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稀缺资源的配置、社会财富的生产、收入的分配、产品的消费等，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从微观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竞争促使参与市场运作的各方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资源耗费来获得最大的收益和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资源最有效率的利用。更主要的是人们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就要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资源。因此，自由竞争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构成了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源泉。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把市场经济机制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一个经济社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的问题自动得到解决。生产什么产品？厂商依据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一种产品价格上升，意味着该种产品比较稀缺，生产它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为谁生产？厂商依据消费者的货币选票。消费者购买什么产品，厂商就生产什么产品，这样厂商才会获利。怎样生产产品？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好的技术生产。如果你不这样做，市场竞争机制将把你淘汰出局。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自动地把各种生产要素有机地协调起来，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努力。纯粹的自由市场模式是19世纪大多数工业国家采用和经历的增长模式。它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逐步认识到，该种模式也有很大的缺陷。比如，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没有人去投资生产；市场竞争的“胜者全得”原则导致垄断，损害市场效率。私人企业追求最小成本的努力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外部性问题）。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不公正，导致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这会导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认识到这些缺陷，凯恩斯革命以后，西方工业国家的政府承担起了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责任，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并发展出政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各种增长模式。如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日本的东亚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等等。

2．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另一种极端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完全排除了市场经济的调节，全国的经济资源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配置和调节。全国的生产、收入分配、产品消费由国家计划管理和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前，也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该种增长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集中社会的经济资源完成社会经济增长的重大项目建设；它消除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平等；它消除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避免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使社会经济有计划增长。该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增长。但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失去了活力。个人和企业都是机械地按上级的指令行事，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心，这样经济增长的主体就失去了动力。另外，社会成员的需求是多种多样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政府不可能完全、迅速地了解社会成员方方面面的各种需求并及时计划安排生产各种产品去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就造成了短缺经济。认识到该种模式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或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一些西方学者也把该模式称为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20世纪末，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是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在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中，各国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关系问题。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划分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该观点认为，在微观经济领域即企业和个人经营的竞争性领域或范围，应该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不应干涉。市场竞争机制会有效率地把各种经济资源组织起来，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产出。在宏观经济领域即市场机制顾及不到的、有缺陷的、非竞争领域或范围，应该由政府管理和承担起责任。如公共物品的投资和管理（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和管理（垄断和信息不完全问题）、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和保护（外部性及可持续增长问题）、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贫困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促进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反危机、失业、通胀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基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资助和开发（人力资本开发问题）以及开放和对外贸易的战略和政策问题等。总之，该观点认为，市场能做的事情由市场去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情由政府做。这样就把政府和市场各自的功能和优势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增长。

第二种观点是在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经济模式中应该以政府决策为主还是应该以市场决策为主。该观点考虑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混合经济模式中，政府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应扮演一个“医生”或“救火队员”的角色，还是扮演一个“领导者”或“驾驶员”的角色。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和差别，使世界各国的形形色色的混合经济模式存在重要的区别。下面就以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为例来讨论这种差别。

1．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称英美模式）

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增长的主体，或者说是以市场决策为主的。政府只是承担监管的责任和做市场不做的事情。如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反对垄断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资源和环境保护及开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补助和收入再分配等。就是说，政府是针对市场经济的缺陷做补救和医治工作。当市场经济运行出现严重的通胀或失业现象时，政府又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来消除通货膨胀和失业，以促进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因此，在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增长的主体，政府只起“医生”和“救火队员”的作用来监管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在这个模式中，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鼓励自由竞争和创新是美国模式的特色。

2．日本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的经济模式也是政府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但是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的重要区别在于，日本政府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计划控制和产业政策，承担起了领导经济增长的责任。就是说，日本政府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充当了“领导者”和“驾驶员”的角色。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日本的高速增长，就是日本模式创造的增长奇迹。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通过计划、行政指导、官民沟通的审议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和干预。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以行政指导为主要手段，以主管部门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直接干预的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官员主导型的“控制经济体制”，^[1]这是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相比的独特之处，也是日本的产业政策得以贯彻并取得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实施的贯穿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2]

（1）积极扶持农业、能源、新材料及交通运输业的倾斜发展政策。

在农业发展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对农业给予了极为优厚的补助和保护政策。据1955～1982年的统计资料，日本财政向农、林、水产业发放补助金额一直占财政发放补助金总额的80%以上，20世纪50年代则占总额的90%以上。

在能源和原材料产业方面，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有：20世纪50年代对煤炭、钢铁、海运、电力、石油和合成纤维等能源、新材料基础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60年代确立综合能源对策，对石油、电气、煤炭转化、核燃料等工业制定一系列法律，以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7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制定了节能政策，以及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政策。

在产业基础和交通运输业方面。产业基础＝公路＋港口＋废物处理设施＋工业用水＋铁路。从1957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公路建设。财政预算规模从1957年度的459亿日元上升到1959年度的1640亿日元，增加近3倍。1960年12月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产业基础投资（公路、港口、工业用水、铁路）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很快从1956年度的1%提高到1964年度的3.5%以上。1964年度产业基础投资主体是多达5803亿日元的公路投资和2600亿日元的铁路投资。1965年以后的10年里，铁路每年强行投资5000亿日元，公路投资也几乎与GNP同步增加，维持了约占GNP 2.5%的水平。

（2）为防止“过度竞争”和“生产过剩”，政府有意识地对基础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施行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以保持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规模的相对稳定和防止固定资本投资规模的大起大落。

保持“长幼有序”的产业秩序，避免“过度竞争”导致的“生产过剩”是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根据《外资法》和《石油工业法》，石油化学部门“凡新建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增加新设备等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行政上对石油工业的这种审批制度，一直持续到1972年石油化学部门实行资本自由化”。在高速增长和产业政策黄金时代的整个60年代，“政府对钢铁、合成纤维、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纸浆等行业的设备投资都进行了干预”。干预手段是“官民协调方式”和“行政指导”。尽管在官民协调中，政府干预有时受到企业自由化倾向的强烈抵制，但是一方面，由于企业本身也明白生产过剩的后果是导致自我灭亡。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以某些审批权力为杠杆，所以政府的干预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3）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

日本的技术立国政策是人们广泛了解的。日本政府关于促进产业技术开发的各种政策，对于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使日本在国际价值交换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这对于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无疑都是重要因素。

对日本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日本学者评价并不一致。小宫隆太郎等学者的思想倾向是对政府干预和组织性措施表示怀疑，希望重视市场机制和自由化潮流。因此，他们对产业政策的评价较低，而且把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取得归结为“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但价格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在欧、美是普遍存在的，并非日本所独有，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则是日本的独特创造。因此，产业政策对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冲击，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这是由于一方面日元与美元汇率挂钩以后，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日本产业力量的强大和日益国际化，使企业自由化成为历史潮流。日本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相对减少和弱化。同时，日本政府开始重视和运用西方总需求管理政策。这和20世纪80年代世界兴起的自由化潮流也是一致的。然而这一历史发展的变化只是表明了日本经济发展到国际化的历史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心也发展到以协调各国之间的政策为转移的新时期。这并不意味着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日本模式的失败。恰恰相反，日本增长奇迹表明了在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政府对经济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意义，这是日本模式的价值所在。

如果说美国模式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传统，那么日本模式则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传统。对于日本模式东方文化的特色，美国的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做了精彩细致的描述和概括。但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仅用文化传统来解释两个模式的差别是不够的。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政府要充当“领导者”和“驾驶员”的角色，承担起领导经济社会增长的责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对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否则政府就只能充当“医生”和“救火队员”的角色。日本政府为什么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实行倾斜发展政策？为什么对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进行计划调节和控制并领导日本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日本政府得益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日本民族一个优秀的品质就是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在日本，对《资本论》的研究规模和水平是世界一流的。

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唯一对采取价值运动形式（市场经济形式）的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内部结构和深层矛盾运动规律作了深刻剖析的经典理论。下面介绍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主要贡献。

马克思认为，自主运动的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遵循这些比例关系是社会化再生产运动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导致再生产运动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显然，了解这些比例关系对于政府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促进市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马克思的研究，社会再生产运动存在三大重要的比例关系：

第一，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必须满足两大部类对必要消费资料的需求。这是再生产顺利进行和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也是导致再生产比例失衡的一个关键比例关系。其量的界限是再生产其他部门的工资总额必须小于必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利润总额。

哪些是必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呢？衣、食、住、行、燃料等。因此，农业、能源（水电、煤气、燃料等）、交通和日用必要消费品工业部门都是必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实际上，自来水、电、煤气、燃油、交通等不仅是现代居民的必要生活资料，而且是工业社会的必要生存资料。因此，这些部门的优先发展，即这些部门的利润总额要大于其他部门的工资总额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

第二，社会固定资本更新比例要相对恒定。即每年固定资本更新部分与折旧部分在价值量上保持平衡，避免逐年固定资本更新、投资比例的起落。马克思认为，社会固定资本更新比例的变动是隐藏在再生产运动深层的导致生产过剩和再生产比例失衡的一个关键比例关系。因此，政府有目的地自觉地对固定资本的更新投资比例进行调节，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货币存量和流通速度既定的前提下，按每年新增价值产品（GDP增量）的相应比例增加货币供给量，是总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从而也是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了解了马克思揭示的上述三大比例关系，就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精髓是基本吻合的，这恐怕是日本战后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所在。更重要的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运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开辟了道路。

4．政府的作用和责任

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可以看到在现代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增长模式中，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领导者，对经济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正因为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素质对经济社会是重要的。一个明智、廉洁、高效的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增长能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而一个无能、平庸、腐败的政府，对经济社会就是一个灾难。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观念落后，二是政府腐败。

如何建设一个高素质的政府呢？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政府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的代表，对经济社会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而且，在国际竞争中，政府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竞争主体，为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现代政治学的研究也已经表明，政府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利益的代表，而是社会所有成员公共利益的代表。现代政府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性质，要求社会创造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科学知识的，特别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士走上政府的各级岗位。同时，社会还要创造一种独立于政府的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监督政府的各级部门有效地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一个落后国家的悲剧就是社会缺乏这两个机制，进入政府的是特殊的家族和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承担起为公共利益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增长的责任。它只是在需要时或社会矛盾尖锐时才关注一下公共利益，更多的时候，政府成为为某些家族和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这样的政府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内耗和冲突、政府和社会腐败、资源浪费严重和经济增长缓慢。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素质和建设已经成为关系到一个经济社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

第三节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是政府调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随着两德统一和欧洲统一，德国模式逐步扩展，正在逐步成为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与英美模式和日本模式（也称东亚模式）并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具特色的三种市场经济模式。德国模式最显著的特色是它的“第三条道路”特征和对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和谐的关注。由于该模式包含着比较丰富的思想内容，因此本节专门讨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的“社会”的含义

德国模式为什么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中的“社会”一词有什么独特的含义？德国学者的解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国专门研究德国经济的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越指出，可以说有多少德国经济学家就有多少种解释。按人们一般的理解，社会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公正）＋市场经济，是社会（国家）有限的管理和调节＋市场经济。但是，这种概括还不能完全穷尽德国模式中“社会”一词包含的丰富内容。

欧洲大陆和德国是近代世界思想最活跃、社会矛盾和冲突最激烈的一个地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哈耶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等都产生于欧洲大陆。在各种思潮的剧烈冲突中，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演变为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战败国。在经历了世界近代史上最残酷的社会冲突，为了不使人类社会在这种冲突中被毁灭，痛定思痛的德意志民族自然会把社会和谐、公正和公平看作是最重要和珍贵的。

人类近代史已经证明，要富国裕民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又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化解和协调这种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需要各种思潮长期的沟通、融合和理解过程，也需要协调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利益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调整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争论史和各种社会秩序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斗争史。“在德国，人们公认的标准是：任何企图进入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中的学说和政策主张，只有在得到法律的认可，并转变为现实的制度规定时，它们才会被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组成因素和现实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成为了检验观念上和理论上的秩序的唯一客观标准。社会市场经济也因此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同义语。”^[3]“德国经济学家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视为一种在尊重个人经济自由、经济主权的基础上，领先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发挥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以保证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4]这里，社会安全的含义是指一个尖锐对立的社会是不安全的，只有一个社会各阶级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是安全的。

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特征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市场经济社会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必然导致德国人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尽管德国学者对“第三条道路”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几乎所有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一种最基本的解释：“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在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上，人类曾经经历过两种极端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是19世纪英美资本主义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二是20世纪初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到20世纪中期至80年代，人类才总结了这两种极端模式的经验教训，发展出政府调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增长模式。德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特征与混合经济增长模式的区别在于：混合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在经济运行调节方式上，将政府调节（宏观）与市场调节（微观）结合起来。德国模式不仅是在经济运行调节方式上将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而且它协调和结合的范围要宽得多。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协调上，在计划和市场，在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协调等方面，或者说它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对立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协调和综合。而且这种协调和综合的理论准备和制度建设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明确反对将德国社会经济制度归入资本主义范围。他们认为，19世纪的纯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是资本主义，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历史形式”。或者英美模式的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他们也明确反对前苏联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认为这不是经济社会的理想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特征的本质含义，可以说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它在经济制度上消除和协调了社会成员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立，实现了经济社会和谐和协调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正因为如此，德国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类已经为社会的分裂、对立和冲突付出了太多的生命和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德国模式的价值将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微观制度设计

企业是现代工业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是企业投资者（资方）即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并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享有企业的一切权利和收益。劳动者（劳方）只是企业主的雇员，除法律保护的个人人身权利外，在企业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听命于业主从事劳动和工作的义务。劳动报酬也是由业主决定的。这样的企业制度决定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并把社会分裂为资产（有产）阶级和无产（劳动）阶级。存在决定意识。两大阶级的基本生存条件决定了两大阶级在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因此，可以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是从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这个细胞中发育和滋生出来的。德国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德国模式不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模式对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德国企业制度。在德国企业制度中，资方和劳方成为企业产权的共有者，并共同参与企业管理、经营和收益分配的决策。这样的企业制度，从制度上建立了资方和劳方在企业利益共同体中的合作伙伴关系，从企业这个细胞中消除了社会分裂的根源。可以说，德国独特的企业制度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微观基础，也是该模式的最大特色。

德国学者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自发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的生存竞争。尽管这种市场竞争促进了财富增长和技术进步，但是这种纯粹的自由竞争不仅使广大劳动者处在贫困的境地，而且使众多的中、小企业主也难免破产的命运，并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使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大资产者或垄断者手中。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纯粹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处在贫困和尊严丧失的地位，是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现代社会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垄断。因此，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如何既要保持市场竞争的效率，又要避免市场恶性竞争和垄断导致和加剧社会的分化和冲突，使社会成员分享竞争和社会进步的成果，需要建立一种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德国模式在微观制度建设上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和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因此，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微观制度建设包括企业制度和市场竞争秩序两个方面。下面具体讨论这两方面的内容。

1．德国的企业产权理论和企业制度

按照德国《企业基本法》和《共同决策法》的立法精神，企业产权是资本和劳动这两种基本生产要素的“合作产权”。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应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分享。企业合作产权的经济学依据是，“企业法人财产权并非仅来自货币资本（企业投资者），它也来自人力资本的投入（企业雇员的劳动投入）。劳动和资本是企业的两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因此，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它们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虽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投资者承担着资本损失的最终风险，但劳动者的失业风险，并不亚于资本风险。”^[5]

德国的企业合作产权理论与前面提到的传统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所有权理论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与现代英美经济学家的企业产权理论有重要区别。在传统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中，企业的产权（所有权）是企业投资者（资方）天经地义的权利；企业的所有权和产权是同义语；在现代英美经济学家的企业产权理论中，尽管将企业产权进行了细分，^[6]比如，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处置权等。也谈人力资本，也谈企业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合作。但是，在现代英美经济学家的企业产权理论中，人力资本是指职业经理阶层，即企业家和技术专家，而把普通雇员和劳动者排除在外。这种企业产权理论适应了现代英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需要。现代企业是高技术装备的集约化、信息化经营的大企业，由于业主（企业所有者）缺乏专业知识、信息或能力，把企业委托给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经营。相应在企业产权的划分上，业主享有企业的所有权，职业经理阶层享有企业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处置权等。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是一种合作和利润分享关系，而普通雇员和劳动者仍然是企业的雇员，与企业产权没有任何关系。除非普通雇员购买了企业的股票，以股东身份享有企业的部分产权。但小股东也无权染指企业生产、管理、经营的实际支配权。可以说现代英美公司的企业产权理论和企业制度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上仍然承袭了传统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所有权理论的理念。这是英美企业产权理论与德国企业合作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的区别。

德国企业合作产权理论中的人力资本不仅包括职业经理阶层，也包括普通雇员。因此，德国企业合作产权的实质是资本和劳动共享企业产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如《企业基本法》和《共同决策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资方和劳方在企业的生产、管理、经营和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共同决策权和参与权，也就是说，从法律上保障了劳动者在企业产权上应该享有的实际权利。这确实是德国企业制度艰难而独特的创造。

在企业合作产权理念基础上建立的德国企业制度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是雇主和雇员的共同决策制度。德国企业的共同决策制度与英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中通行的雇员参与制的区别在于：在英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中，为了提高雇员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缓解资本和劳动的紧张关系，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引进了不同形式的雇员参与制，吸收雇员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让职工分享剩余。但是，这种雇员参与制通常以不伤害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权为最高边际。在参与制下，雇员的权力主要是信息权，即雇主在采取某项措施前有向雇员或其代表报告、征求意见以及与之协商的义务。但雇主最终是否接受雇员或其代表的意见则由雇主决定。德国与之不同的是，在共同决策制度下，雇员不仅享有广泛的参与权，而且与雇主共同分享公司实际的控制权。就是说，他们还享有对雇主想要采取的行为的“否决权”，直到共同决定权。“德国雇员享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雇员都要大得多的经济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雇员简单地‘参与’企业经营和分享企业收益，而且表现在雇员享有一部分企业的支配权和决定权上，以及对雇主决策的否决权上。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不仅涉及职工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也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的企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秩序的‘社会’特性。”^[7]而且，德国雇员在分享企业收益的程度上比世界其他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尽管德国的产出位于世界第三位，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但德国雇员享有世界上最高的工资水平。依据萨缪尔森的研究，以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比较，1995年德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31.88美元/小时）是美国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17.2美元/小时）的1.8倍，是日本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23.66美元/小时）的1.3倍。^[8]在合作产权和共同决策的企业制度基础上，辅之国家的福利保障政策和人民股票制度，德国人追求的目标是使人人都成为有产者，使社会成员平等地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德国企业雇员参与企业的共同决策是通过民主选举职工委员会进行的。职委会及附属的各专门委员会从企业的各级层次上：劳动岗位、基层企业组织直到进入公司的监事会和执委会参与企业的共同决策。《企业基本法》规定，私营企业只要具有5名以上年满18岁的职工，都要经雇员民主选举出职工委员会或职工代表，保护职工权益和处理有关职工的事务，并代表职工与雇主共同决策。德国人之所以把共同决策这种经济民主制度贯彻到企业最基层及各级层级组织，“它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对企业层级组织的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即企业层级组织虽然在经济上很有效率，却是非人道的。”因此，他们主张把共决制引入企业，并不是想用它来取代原有的企业组织结构，而是用它来削弱其专制性质，消除其对个人独立和自由地位的负面影响。^[9]对于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职工人数）的职工委员会的产生，《基本企业法》和《共同决策法》规定了详细的选举程序，职委会成员人数以及职委会职责，参与企业共同决策的方式、权限和范围。这里只介绍德国企业制度的特色和基本精神，有关德国企业制度更详细的内容，读者可以参阅沈越教授的专著《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

德国公司实行双层领导体制。监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任免公司执委会成员、监督执委会工作、审批执委会提出的关于公司发展、利润分配的重大事项。执委会是公司对外业务的法人代表，通常由一名总经理和4名副经理组成。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相当于现代公司的职业经理阶层，是公司的高级雇员。沈越教授指出，“德国的共同决策制度最初是为私有企业安排的。随着这种制度影响的扩大，雇员共同决策的基本立法原则扩展到了国有企业和公共企业中，也扩展到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中。共决制已远远超出了企业的范围，成为处理雇主和雇员关系的一般经济社会准则，而无论雇主是私人还是政府”。^[10]

2．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督和规范

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督和规范是德国市场经济模式基础建设的第二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对于市场竞争的优点，德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的共识是一致的。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促使企业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产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等方面是最有效率的。弗莱堡学派的艾哈德指出：“竞争是获致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11]因为社会的繁荣和公民的富裕需要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而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创业精神的有无及大小。只有当所有人的精神、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时，社会经济才能迅猛发展。而人的这种能量的释放，完全依赖于人的独立、自由与竞争。因此，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又是最民主的制度。艾哈德认为：“凡没有竞争的地方，就没有进步。”^[12]

但是，对于自发的市场竞争发展的趋势和缺陷，德国经济学家也有清醒的认识。自发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形成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旦垄断形成，不仅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被完全破坏，而且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处在贫困和尊严丧失的地位。因此，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垄断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也是对社会成员的独立、自由、尊严权利的最大侵犯。要使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健康运行不至于走向垄断，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①由国家监督和维护自由竞争市场秩序。^[13]竞争参与者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的道德准则。

德国经济学家罗勃凯指出，为了确保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运行，还应该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措施，以限制垄断，保障竞争。这些规范措施如同交通规则使车辆正常通行那样，使经济的自由竞争能够井然有序地运行。罗勃凯举了一个著名的形象的例子来说明，国家不是“建立”竞争秩序，而是“监督”竞争秩序的运行。他说，国家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足球裁判员。裁判员的职责不是亲自踢球，也不是对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教他们踢球，而是不偏不倚地保证全部竞赛规则得到遵守。国家的职责也是如此，它不应当干涉企业主的经济活动，插手市场经济的运转，而是要监督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使自由竞争有一个稳定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②

对于德国市场竞争秩序是自然形成的秩序，还是国家“人为”“建立”的一种秩序，德国经济学家一直存在争论。我的观点是，市场竞争秩序是自然形成的秩序，即自然秩序。政府制定的市场法规只有符合市场自然秩序的要求才会存在，是市场自然秩序的法律表现。正如魁奈指出的，如果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发生矛盾，社会就会处于病态。如果政府人为制定的市场法规与市场自然秩序发生矛盾和冲突，市场竞争就不能有效的、正常的运转。所以，政府制定市场法规不是“人为”的“建立”市场竞争秩序，而是对合理的自然秩序进行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并防止自发的极端行为对合理的自然秩序的破坏。从德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反限制竞争法》的立法、修订和完善过程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法律并不能规定企业如何竞争，而只能限制和防止企业在竞争中走向垄断，损害竞争。

《反限制竞争法》实际上就是德国的反垄断法。因为垄断会限制和损害竞争，所以反限制竞争就是反垄断。这部法律经过长期争论，于1957年通过立法，到1998年经过了6次修订和完善。《反限制竞争法》的基本立法精神，就是限制和防止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以各种方式形成或走向垄断，损害市场竞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该法认为，企业在竞争中走向或形成垄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企业间以协议或口头默许的方式，在产品价格、销量（市场份额）等方面达成联合，以垄断市场。这种方式也称为卡特尔式的企业联合垄断。另一种方式是企业通过兼并（外部扩张）和企业自身实力的增长（内部扩张）从而占据或垄断一个行业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情况。这种企业扩张并占据市场统治地位的垄断方式被称为康采恩式的企业集中垄断。因此，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就要从法律上限制企业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垄断。依据法律规定，国家成立卡特尔局。凡是法律限制的企业间的卡特尔协议和企业兼并计划都要报送卡特尔局审查和批准，以接受卡特尔局和法律的监督。卡特尔局审查这些协议和计划的标准，是依据法律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这些协议和计划是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还是会限制或损害市场竞争。凡是限制或损害市场竞争的企业间的卡特尔协议和企业兼并计划都会遭到卡特尔局的拒绝或依法提出限制条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多大的企业规模才算合适，多大的企业规模就应该受到限制，这些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规模的发展而变动的。《反限制竞争法》并不是要划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框框来限制企业的发展，而是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来监督企业的发展不要损害市场竞争秩序。只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实现了国家规范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制度和政策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律在限制企业规模（即康采恩式的企业兼并、集中）问题上出现了淡化的趋势。例如，我们在第七章介绍的美国最新的反垄断法律观点已不把限制企业规模作为反垄断的内容。因为，美国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限制本国企业的规模，不利于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大企业是技术开发和进步的载体，杀掉这种“下金蛋的鹅”是不明智的。所以，美国最新的反垄断法律观点主要集中在企业竞争行为的规范上，如企业间的卡特尔式的联合垄断市场价格和份额，以及低价倾销、捆绑销售、价格歧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而德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律至今仍然把限制企业规模和集中作为重要内容。这恐怕是德国和欧盟企业规模过小，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感到乏力和缺乏技术开发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欧盟企业规模过小，不愿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同时，又极力限制其他国家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把欧盟搞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市场。当然，欧盟各国几十年努力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欧盟共同市场，统一货币，统一反垄断法规，统一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要实现这些统一，就需要把欧盟市场相对封闭起来，以求得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但是，从国际市场这个大舞台的角度看，欧盟这种搞法是违背市场竞争原则的，是区域市场垄断，是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这与美国企业开放式的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态势形成强烈反差。这恐怕是德国和欧盟近十年在经济增长上落后于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价值观

在合作产权的企业制度和政府监督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微观制度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德国政府也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和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并施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增进社会公平。这一点德国模式与其他发达国家差不多，但也有一些差别。在应用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德国政府显得更慎重些。德国政府更愿意运用逆风向而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调节经济运行，并尽量防止财政赤字的增加。相对于克林顿政府以前的美国60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和日本70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来说，德国的财政赤字是很低的。在货币政策上，德国政府实行以稳定通货为首要目标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德国历史上曾因大量印发货币出现过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崩溃。在社会福利政策上，德国和欧洲比美国力度更大些，这与德国和欧洲更注重公平、和谐的社会目标是一致的。

德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一样因战后的“经济奇迹”受到世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德国和日本都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低增长期。90年代，美国发生信息技术革命，随之出现了长达10年的强劲增长。相比之下，德国、欧洲和日本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停滞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许多经济学家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效率提出质疑，认为德国和欧洲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但是，日本模式增长乏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恐怕除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上，德国人提出了一个评价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或价值观。“德国人和欧洲人在增长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似乎不那么看重前者，而更重视稳定和公平。德国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斯塔克尔贝格在20世纪30～40年代提出评价经济体制的‘最终的’和‘工具性’的两个标准，他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创造和维护个人自由与提高经济效率两种功能，前者是市场的最终功能，而后者只是其工具性功能。他的这一理论对后来的德国经济学家影响很大……在他们看来，增长和效率只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工具性’功能，它应该服务于社会和谐、社会公正以及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等‘最终’目标。这种具有德意志特色的经济价值观，与具有功利主义特点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价值观迥然不同。也与长期受贫苦困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价值观有重大差别。”^[14]

五、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启示

启示一，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们的一个理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社会是社会成员共有的社会。德国人以他们一个世纪的努力，实现了这个理想。这是德国模式对工业文明社会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对仍然生活在分裂、对立的社会中的人们最重要的启示。

从“人人生来平等”（人权宣言），到“民有、民治、民享”（林肯），工业革命以来，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就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理想。德国人在个人经济主权、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用合作产权和共同决策这种贯彻到社会最基层的经济和社会民主制度，消除了现代工业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建立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共享社会经济利益和共同参与经济社会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社会制度，即建立了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共有、共治、共享的和谐、公正、公平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这确实是工业文明社会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也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一词的本质含义。

对于仍然生活在分裂、对立社会中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了解德国人实现理想社会的结果，而是要了解德国人怎样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德国人在一个世纪的努力中，不仅进行了长期的制度建设，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沟通，艰难地纠正了资本和劳动的传统偏见，才会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建立起一个和谐、公正、公平的社会。

资本传统偏见的形成源于企业建立的方式，忽视了企业在价值或财富创造中的运作条件。资本所有者认为，企业是资本投资建立的，资本自然天经地义地拥有企业的产权和收益。资本忽视的是，企业的功能是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基本运作条件是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只有资本（机器、设备）没有劳动，机器不过是一堆废铁，企业是创造不出价值和收益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价值或财富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四要素共同创造的。把资本和土地放在一起，劳动和技术放在一起，德国的合作产权理论也可以说资本和劳动是企业的两种基本生产要素，它们共同创造了价值或财富，因此，它们应该共同享有企业的产权和收益。就是说，在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上，重要的不是企业建立的方式，而是企业在价值或财富创造中基本的运作条件。因为，企业的功能就是创造价值和财富。只有参与企业运作的各要素共同拥有企业产权，企业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这就纠正了资本的传统偏见。

劳动的传统偏见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据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劳动应该享有企业的一切收益。资本的收益—利润，土地的收益—地租等，都是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剥削。所以，劳动要得到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和财富就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剥夺资产者。如果说资本的偏见导致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分裂和对立，那么劳动的偏见则会使这种分裂和对立进一步加深和走向极端。由于受劳动价值论的偏见影响很深，要从理论上理解劳动价值论确实是一种偏见，需要从实际生活中去深入思考。假定有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有7个儿子，但只有1亩土地。另一个家庭有20亩土地，但只有1个劳动力。劳动力多的家庭对土地多的家庭说，我家有劳动力，你家有土地，我们两家合作种地吧。土地多的家庭会问，怎么种法？意思是说，比如种小麦，收获的小麦两家是三七分享、四六分享或五五分享。劳动力多的家庭说，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小麦应该全部归劳动所有，收完小麦把土地归还你家就行了。土地多的家庭会说，好，劳动创造价值，你回你们家炕头上劳动去吧，愿意使多大劲使多大劲！除了这种回答，还可能有什么回答呢？可见，按劳动价值论的偏见，土地和劳动是达不成合作协议的。因为每个农民都清楚，只有劳动，没有土地是生产不出任何农产品的。土地具有一种使植物生长的自然力量，这种自然力是土地要素独有的。因此，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了农产品。要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和土地必须合作，而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分享收益。正如威廉·配第说的一句名言：劳动为财富之父，土地为财富之母。财富这个孩子是父母共同努力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资本要素，资本在工业生产中表现为厂房、机器和设备。同样的道理，只有资本（机器），没有劳动，机器不过是一堆废铁。只有劳动，没有资本（机器），劳动赤手空拳是生产不出任何工业产品的。而且机器的机械力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的生产率，或者说机器的机械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因此，创造工业财富，劳动必须与资本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同样是双方分享收益。因此，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应该享有一切收益的观点是片面的。一种偏见会导致极端的行为并危害社会。如果资本和劳动都抱着各自的偏见，那么它们之间就是无法沟通的，社会只能走向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德国的合作产权理论既纠正了资本的偏见，也纠正了劳动的偏见，才能建立起劳动和资本共享企业产权和收益的企业制度。

启示二，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劳资关系的阶级对立性质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意义。它不仅被发达工业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劳资关系的事实证明，也被当代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的事实一再证明。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对于这一时期劳资关系的特征和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大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英国社会的典型材料和欧洲各国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劳资关系的自然规律：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的发明和运用不断取代劳动者的岗位，造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两方面的作用必然导致劳动者仅能拿到维持生存和养育后代的最低工资收入。这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也得到了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的证明。他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大部分额外财富都落入中产阶级之手。另一方面，丧失了土地，集中在工厂周围城市贫民区的产业工资收入者，却沦入极度的贫困和低贱的地位。”“虽然，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工人环境无疑地比欧洲工人的环境要好一些……但是在四十年代情况就有了显著的改变。在那十年里，移民人数增加得很迅速，拥挤到城市里来，造成了工人们之间互相竞争，从而使工资迅速地下降。按照计算，1851年一个五口之家每周最低生活费用是十元三角七分。可是，在那个时候，木工、泥工和砖砌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周只有十元左右，而绝大多数的漆工、帽工、家具工和其他技术工人每周只得到四元、五元或者六元。”“工作时间特别的长。伊黎教授说：‘实际劳动的时间（1832年时）是从十二小时到十五小时（每天）不等’。”由于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劳动者的子女也加入了劳动者的行列。“1820年马萨诸塞棉织厂里童工人数的百分比是45%；罗德艾兰的比例是55%。这项比例到了1832年降低为21%和41%。……他们的年龄是从六岁到十七岁不等……从黎明工作到天黑……而且，工资很少，不足以维持身体的健康；另一方面，他们（工厂主）却每天从这些可怜的小孩的生命里滚存了巨大的财富。”^[15]

收入的两极分化和大量财富被资本家私人占有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尖锐对立，导致劳动者的反抗和斗争。因此，一百多年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也就是劳动者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不是劳动者的抗争和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不会关注劳动者的权益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主要是在“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才迅速建立起来的。美国福利政策办公室的名称叫“社会安全办公室”，因为他们已经感到，如果再不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不关注社会公平，他们国家的劳动者也会造反，也会革命。他们的社会将不安全，政权将受到威胁。例如，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就说到：美国“在1935年刚刚开始实行社会保险时，反对的人们指责它是社会主义的不祥之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政治态度转变了。这一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险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保守派总统里根的维护，他将之称为‘安全伞’的一部分，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激进教条’也成了广为接受的‘福音书’。”^[16]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更为激烈的欧洲各国，“二战”以后，建立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的规模比美国更大、更完善。欧洲各国基本上实现了让人人都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社会。因此，综观世界当代史，正是由于劳动者的抗争和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开始意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建立起了增进社会平等、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才使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者过上了现代生活。而德国模式则更进一步运用国家的力量，从企业制度上消除了现代工业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建立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共享社会经济利益的公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劳动者的抗争和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现代文明。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能说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意义呢？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一点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逐步放开、任其自发发育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自发发育的市场经济中，民营资本以及各种类型的企业资本的发展带有明显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特征。一极是资本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了巨大的社会裂痕。

我国劳动者的状况表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在起作用，这是值得深思的。它表明，只要具备两个条件：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劳资关系的阶级对立性质就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意义。

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的社会课题。因为我国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尽管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广大内陆和西部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甚至农业社会阶段。靠劳动为生的低收入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这种分化趋势任其发展下去，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因此，德国模式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要避免我国社会出现的分裂和对立的趋势，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增长，需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切切实实地进行制度和法律建设，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把德国的企业制度照搬到我国，还需要以社会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前提。但是，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不是完全不能尝试的。同时，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提高和保障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无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等，则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和思想上要消除对资本和劳动的偏见，为资本和劳动的沟通和合作提供一个理论和思想的平台。这是建立一个和谐、公正、公平的社会必须进行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工作。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济学家不能成为某一个阶级的代言人，而应该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的合作、公正和稳定发展工作。在今天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处理劳资关系，显然不符合国家经济稳定、和谐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启示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含义，马克思的设想是全体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共同所有或占有生产资料。苏联人把马克思的这个设想概括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全体人民以何种方式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只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样，全民所有制就变成了国家所有制。由于国家具体是由政府构成的，这样，国家所有制又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在我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全民所有财产的所有权。乡级人民政府行使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从来不认为国家所有制和政府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氏族的、古代的（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在土地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都存在国家所有制。^[17]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发展最终不得不由国家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时说：“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18]恩格斯在注释中写道：“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一个新的准备阶段。”注意，资本主义国有化只是新的所有制关系的“准备阶段”。因为，“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以至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19]

这里，恩格斯清楚地说明了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国有制不仅在奴隶制国家存在，在封建制国家存在，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后期也会产生和存在。比如，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经济成分已占了国民经济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十的比重。那么，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取得社会权力，将一切财产变为国家财产。但这只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准备阶段”。因为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当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权力时，阶级和国家的存在都没有必要了。国家也消亡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自由的公民联合起来占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即“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正规的表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0]马克思讲的不是建立国家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国家所有制或政府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述和思想。

从所有制关系的角度回过头来考察德国的企业制度，恐怕会有新的启示。在德国，无论企业开始是由私人投资建立的（私有企业），还是国家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企业一旦建立和运营，依据《企业法》和《共同决策法》，企业财产和收益的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就落在了全体企业成员身上，是全体企业成员共有共享。企业的建立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实际上都成了名义上的所有者。这种企业财产所有制关系是否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呢？要知道，以企业为单位，是现代自由公民最实际的联合占有现代生产力的方式。而且，德国人让人人都成为财产所有者，让人人都享有有尊严的生活的思想，使人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对未来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设想中不考虑国家所有制，而是要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人，解放所有的人，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有尊严的生活。而实现这个目标的经济前提是让人人都成为财产所有者，即在共同占有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个人所有制。可以设想，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是国家所有制，或者说国家消亡了，一切财产都成为类似国家的某种组织的公共财产，那么，全体社会成员就都成了没有财产的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谈什么独立自主，谈什么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谈什么自强自立和人的尊严，谈什么平等、自由和人的彻底解放。一个没有财产的人，只有依附于有财产的人或组织，这是经济学的铁律。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正是靠国家拥有大部分财产才建立起从下到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摧毁的东西。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又建立了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它使社会财产集中于少数大资产者手里，使广大没有财产的劳动阶级不得不依附于资产阶级。在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产品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产品。但是，这些社会产品却被少数大资产者占为私有，这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这才是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摧毁的东西。只有摧毁所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才能彻底解放每一个人。

第四节　经济增长模型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把人类社会的增长描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未来的信息社会三个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家则用三个增长模型来概括三个阶段经济增长的特点和规律。下面介绍这三个增长模型，以了解西方学者是如何观察和理解经济增长的，以及我们能借鉴哪些有意义的思想成果。

一、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古典动态模型

萨缪尔森把农业社会的增长概括为“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古典动态模型”，^[21]把斯密和马尔萨斯对人类早期社会经济增长的思想加以总结。

模型假定：人类社会处在最初状态，没有土地占有和资本积累。人口稀少，土地可供所有人自由开发和使用。实际上这个假定也就是对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闭上眼，你脑海里应该浮现这样一个景象，在一个一片不毛之地的地球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原始人。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就从这个时代开始。

增长的第一阶段：由于土地可自由开发使用，没有资本积累，劳动是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随着人口增加，人们不断开发耕地，扩大种植面积。由于没有土地租金和资本利润，工资就是全部国民收入。人口翻一番，国民收入也随之翻一番。由于产出的扩张与人口增加同步，因此，人均实际工资长期不变。

但这个时代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随着人口增加到所有土地都开发完毕，劳动、土地和产出的平衡增长就被打破。因为人口继续增加，土地变得稀缺，租金开始出现，以调节稀缺土地的分配。

增长的第二阶段：土地已开发完毕，且面积既定。人口继续增加，新增加的劳动力拥挤在已开发的土地上，每个劳动力可使用的耕地面积减少，收益递减规律开始起作用。由于劳动与土地的比例不断提高，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实际工资率也随之下降。

增长的第三阶段：增长的最终均衡。实际工资水平最终能下降到什么程度呢？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压力会使经济恶化到劳动力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因为一旦工资高于最低生存线，人口就会增长；工资低于最低生存线，死亡率会升高，人口会减少；只有在最低生存工资水平，才会实现人口与产出的长期稳定均衡。

该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农业社会，劳动是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在没有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最终会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人类将长期生活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平。

二、存在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提出，并于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描述了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以织布机和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开端，人类创造和发明了大量的资本物品：工厂、汽车、发电机、铁路、电话以及各种各样的设备。这些资本物品的出现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摆脱了土地的限制，财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因此，西方学者认为，资本积累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物品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一种抽象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一是经济社会使用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生产一种均质产品，并且劳动不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二是经济是竞争的，并且总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三是技术水平不变。

从上述假定中可以理解，该模型是在不考虑劳动和技术变量，只是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的一种抽象分析。

该模型的总产出方程为Q＝F（K，L），它表示总产出的数量取决于K、L的投入数量。土地的数量是既定不变的，也就不予考虑。

现在考察经济增长。索洛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当资本物品增加的速度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资本深化。资本深化是指单位劳动力拥有的资本物品的量的增加，或者说是人均资本量，K/L（称为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过程。

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会导致人均产出增长，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工资率也会相应提高；二是资本收益率递减。因为随着资本深化，资本存量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起作用。

在技术水平不变条件下，资本深化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最终均衡是：因为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总有个最大限度，一旦达到这个限度，资本—劳动比率会停止升高，资本深化终止，劳动的实际工资也会停止增长，资本收益率或利息率也会保持稳定。经济社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长期均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存量的增加克服了土地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为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靠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深化），而这种资本深化又只不过是靠现存的生产技术来增加工厂的数目的话，国民收入和工资率的增长最终还是会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停滞。

这个结论，从增量分析的角度考察一个既定规模的工厂的产量增长，可以得到实证分析的证明。假定一个达到最佳规模的工厂，劳动的投入也达到最合理的数量，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工厂达到它的最大产量后就会停止增长，即始终维持在这个最大产量水平上停滞不前。推而广之，从逻辑上讲，一个经济社会也是如此。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分析也是西方学者对20世纪中叶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停滞提出的一个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工业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已达到饱和，或者说资本深化停止，经济社会的发展处在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在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出现了持续114个月的增长态势。GDP的年增长达到4%，超过了潜在GDP2.5%的水平，通胀率维持在2%～3%的水平，失业率为4%左右。这种情况使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经济时代，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运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知识经济时代。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条件是技术水平不变，美国新经济的增长显然得益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革命。因此，现代经济增长学家们认为，技术变革是继资本积累以后，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或称“内生技术变革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指用国内生产技术变革和进步来说明经济增长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的研究成果的总称。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Panl Romer）和卢卡斯等人。鲁曼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技术知识是经济社会的一种产出，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列入增长模式。技术知识具有自身的特性，一旦生产出来，可共享、可重复使用、可低成本复制，因而产生边际收益递增。知识的传播以及它可以几乎无止境的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以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点归结如下：

第一，技术知识的变革和进步是继资本积累以后人类发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要素。

第二，技术知识是经济社会的一种产出，即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第三，技术变革抑制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第四，技术知识要素的积累不存在饱和的趋势和可能，而且技术知识要素一旦生产出来，就可以低成本重复使用，一改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技术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技术知识要素的这一特征无限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的空间。

第五，技术知识产品是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会出现严重的市场失灵。因此，要促进技术变革，政府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公共政策。

萨缪尔森指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

经济学家们认为，以下一些措施和公共政策对促进技术进步是重要的。

其一，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技术知识的创造者提供足够的市场回报。

其二，给从事研究开发的私人或合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和反垄断豁免权。

其三，促进和鼓励企业与大学的合作。

其四，完善和选择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

其五，普及和加强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开发。

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可以理解西方学者实际上是遵循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用抽象分析方法（有的学者称“排除法”）分析了劳动、资本、技术创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并最终发现技术创新相对于其他要素来讲是最重要的要素。

第五节　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增长核算理论是试图把导致总产量增长的各个要素的贡献程度数量化，以探讨哪些要素对促进经济增长来讲是更重要的要素。例如，罗伯特·索洛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这段时期，每劳动小时产量增长的80%部分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从而以数据支持技术创新是最重要要素的论点。

一、劳动和资本的贡献份额或权数

增长核算的研究最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柯布和道格拉斯进行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表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1.01·L0.75·K0.25。这是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它表示在制造业总产出Q中，劳动要素L的贡献份额是75%或3/4；资本要素K的贡献额是25%或1/4。1.01是技术系数，它表示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是1%左右。

那么柯布和道格拉斯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总产量取决于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各要素投入的数量，它可表示为总产出函数：

Q＝fA（L K R）………………………………（1）

（式中，Q为总产量，A为技术系数，L、K、R为劳动、资本、土地要素）

根据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1）式可写为：

Q＝L·MPL＋K·MPK＋R·MPR……………………（2）

即总产量等于劳动的投入数量乘以劳动的边际产量，加上资本的投入数量乘以资本的边际产量加上土地的投入数量乘以土地的边际产量。由于技术系数A体现为各要素边际产量增加的数量，在（2）式中就取消了。

由于产出＝收入，要素收入＝要素的边际产量×P。在（2）式两边都乘以一般价格水平P，即全部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就得到：

GDP＝工资总额＋利润总额＋租金总额…………（3）

Q×P＝GDP，

（L·MPL）×P＝工资总额，

（K·MPK）×P＝利润总额，

（R·MPR）×P＝租金总额。

依据美国制造业20世纪初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工资总额占GDP总额的75%，即3/4；利润和租金总额占GDP的25%或1/4。柯布和道格拉斯把利润和租金统称为财产的收入，用K表示，这样，总产出方程就表示为：Q＝A·L3/4·K1/4；一百年的美国GDP统计资料表明，工资总额和利润租金总额在GDP中占的比重是基本稳定的，这样，西方学者就把3/4和1/4看作劳动和资本在总产出中贡献份额的固定权数。就是说，在总产出GDP中，劳动的贡献是3/4；资本的贡献是1/4；二者之和等于1，把总产出百分之百分配干净。而且这个结果表明，劳动要素对于总产出的贡献比资本大。

二、萨缪尔森增长核算的基本方程

现在讨论把技术要素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列入总产出方程的增长核算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知识要素是经济社会的一种产出，应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列入增长方程，我们来看萨缪尔森的增长核算的基本方程是如何推出的。^[22]

从总产出方程出发，Q＝AF（L K R），因为土地R是个常量，可忽略不计，所以产出的增长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劳动的增长（L）乘以它的权数；资本的增长（K）乘以它的权数；技术变革本身（T·C）。

因此，可得出增长核算的基本方程：

Q增长的%＝3/4（L增长的%）＋1/4（K的增长%）＋TC………（1）

萨缪尔森说，为解释人均产出的增长，不将L当作独立增长的来源，因为资本占产出的1/4，从方程（1）可以得出：

Q/L增长的%＝Q增长的%－L增长的%

　　　　　 ＝1/4（K/L增长的%）＋T·C…………（2）

上述关系清楚地表明：在没有技术创新时资本深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人均产出的增长只是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的1/4。这正好反映了收益递减规律。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能够度量Q的增长、K的增长、L的增长，以及K 和L的份额。但怎样去度量技术变革T·C呢？没有办法，而只能推算T·C，即计算投入产出的其他部分后的剩余。这样，T·C就可以通过方程（1）的变形计算出来。

T·C＝Q增长的%－3/4（L增长的%）－1/4（K增长的%）……（3）

萨缪尔森在推导出3个核算方程后，又举了一个实际数字的计算例子来说明劳动、资本和技术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他说，我们在方程（2）中代入1900～1996年期间Q/L增长的数据。从1900年以来，工作时间每年增加1.3%，K每年增长2.5%，Q每年增加3.1%。作数学运算，我们发现：

Q/L增长的%＝1/4（K/L增长的%）＋T·C

即：1.8＝1/4（1.2）＋T·C＝0.3＋1.5

所以，在人均产出每年1.8%的增长中，大约0.3%是由资本深化带来的，而最大的部分，1.5%则是来源于技术进步。

三、萨缪尔森增长核算方程存在的问题

回顾增长核算方程推导的思路和逻辑，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确定的劳动和资本的贡献份额是依据国民收入GDP中工资总额和利润租金总额占的比重得出的。这与现代西方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即GDP＝工资总额＋利润（利息）总额＋租金总额（收入法）是一致的，而且得到一百年国民收入统计资料的证实。

那么，依据克拉克边际生产率分配的理论，Q＝3/4（L·MPL）＋1/4（K·MPK）（土地、租金包括在K中）。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两要素份额相加等于1，已经把总产出百分之百分配干净，而且L、K投入增长之所以引起Q增长，是因为增加的L、K乘以它们的边际产量的增长。所以L、K增长的百分比乘以它们各自的MP，再乘以它们各自的权数（份额）之和始终等于Q增长的百分比，即始终等于1。

第二，技术进步从实际生产中看，一方面体现为劳动者技术知识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在经济上表现为劳动边际产量的提高或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为机器、设备技术水平的提高，或更先进的机器和设备，并在经济上表现为资本边际产量提高或资本利润水平的提高。因此，从工资总额＋利润等总额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的逻辑上讲，是无法将技术进步的贡献作为一个单独项列入增长核算方程的。

四、增长核算未解决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应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或人均产出水平。但是美国官方用传统的统计或核算方法又得不出高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比如，90年代美国高新技术推动GDP增长年均达到4%的水平。但官方统计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却只有1.7%～ 1.9%，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这种高技术增长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并存的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计算机生产率悖论”。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统计方法存在问题，导致劳动生产率计算错误，从而低估了高科技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有时是使人们工作得更省力、更方便，它不一定能表现为人们收入的提高。或者说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有时候不一定能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例如第六章资本的净生产率问题的例子，完成从甲地到乙地（100公里）运送100吨货物的工作量。完全用劳动，可创造工资收入15000元；而用高新技术产品20吨的载重汽车完成这个工作量，只创造收入305元（利润）＋20元（司机的工资）＝325元。因此，按照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计入GDP的前者为15000元；后者为325元。二者的差额经济学家把它称为“生产者剩余”，是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但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这个好处却不体现为GDP的增长。可见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六节　经济增长的限制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有没有极限？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经济增长学家们的头脑中。从农业时代的古典模型分析中知道，如果没有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最终会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工业革命使人类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摆脱了土地的限制。但是，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对土地、矿产资源的消耗巨大，而且对空气、水的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样，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的担心不断出现。

1968年，罗马俱乐部邀请世界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进行了讨论，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多尼拉·B.梅多斯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把讨论的情况进行整理，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危境的预测报告》一书。梅多斯认为，由于人口和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资源消耗加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到2100年，整个世界将会由于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而告崩溃。梅多斯的预言尽管过于悲观，但他引起了世界对人口增长、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关注。

到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的证据表明，工业发展正在显著地改变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比如，地球正在变暖（包括矿物燃料的使用使气候变暖）；酸雨广泛存在；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森林迅速减少；沙漠化地区扩展；特别是热带雨林的消失可能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失衡；物种灭绝；土地质量恶化；海洋的污染已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等。这些证据表明，工业经济的增长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全球环境约束问题。

如何面对经济增长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一些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的学者认为，人类应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以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等。而对经济增长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人类的发展总是不断克服各种矛盾和障碍而前行的。新技术革命会发明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先进技术和资本物品，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和平共处。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停止增长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要更多地关注资源和环境问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可持续发展要求技术创新更多地关注在节约资源、替代资源、消除污染、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方面的技术发明和进步，更要求人类在全球范围的协调与合作。阻止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要靠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和承担起责任。例如，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引起世界的哗然。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国家，此举是不负责任的。

本章总结和提要

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之一，而且涉及许多重大的经济学理论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混合经济增长模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日本的东亚经济模式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从自然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增长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未来的信息社会三个阶段。经济学家则用三个增长模型来概括三个阶段经济增长的特点和规律。这三个最具特色的模式和三个模型包含了200年来人类探索的丰富的思想成果，是需要仔细研究的。最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和环境、资源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

思考题

1.什么是经济增长？你同意经济学家给经济政治增长下的定义吗？

2.在经济增长的四个源泉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重要？为什么？

3.西方学者为什么把市场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4.在美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日本的东亚经济模式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你最欣赏哪个模式？为什么？

5.请评价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两种观点。

6.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7.仔细分析新古典增长模型，你同意该模型分析的结论吗？为什么？

8.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9.仔细分析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你认为该理论是否存在问题？

10.如何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3页。

[2]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4页。

[3]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4]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序，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5]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6]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7]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8]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9]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10]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11]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12]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7页。

[13]罗勃凯：《德国经济政策正确吗？分析与批评》（德文版），纽约，1981年。

[14]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5]福克纳：《美国经济史》，王锟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0、388～391页。

[16]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17]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9页。

[1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19]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5～ 436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2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2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