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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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年“大跃进”的失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由此导致了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的调整。1960年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初步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三年“大跃进”的失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由此导致了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的调整。由于党中央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作风，上下一心，在国际环境恶化的不利条件下，再一次创造了恢复发展的奇迹，使国民经济仅用约三年的时间就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生产关系的调整仍未突破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调整受阻，同时，国民经济的调整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

经历了从1960年夏天到1961年1月初几个月的讨论，中共中央确立了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而取代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战略决策。

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使得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严重的全局失衡状态，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已经达到普遍饥馑程度。尽管当时在政治高压下，人们不敢否定“大跃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但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提出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10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会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承认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错误，而且认为自己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要下决心改正错误。毛泽东的讲话，实际已经包含了某些调整的思想。

1960年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初步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通过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即调低一般产品的生产，集中力量保证钢、铁、煤、运输的生产，以解决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的方针。

北戴河会议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8月中下旬，李富春在起草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8月30日至9 月5日，国务院审议了这个报告，周恩来对这个方针提出了完善的意见。他认为，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二、经济调整方针的确立

1961年1月14～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李富春作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报告讲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情况，同时，指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都减产了；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有些制度破而未立，有些制度没有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主观片面、官僚主义；干部队伍不纯；等等。据此，他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他认为1961年的国民经济安排，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以便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维护设备，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1]

全会根据1960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对1961年计划指标作了一些调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67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减少103亿元；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定为900个，比原来设想减少300个，比上年实际减少700个；钢指标由2010万吨调低为1900万吨；煤由原计划的4.25亿吨调高到4.36亿吨；粮食由原计划3900亿斤调高到4100亿斤，棉花仍为3200万担。[2]

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3]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前后，全国上下对当时困难的程度和调整的意义还有不同的认识，全会调整后的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但毕竟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已经由“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向调整转变。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从1961年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61年初至8月为第一阶段，是调整、徘徊阶段；1961年9月至1962年底为第二阶段，是后退阶段；1963年到1965年为第三阶段，是恢复与发展阶段。

一、1961年的初步调整

尽管1961年初党中央就正式决定实行调整方针，但是在三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那种经济过热和政治气氛中，人们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有充分的认识，有些人还对经济形势持盲目乐观态度，不甘心后退；有些人则害怕犯右倾错误而受批判，不敢后退。因此，经历1960年底到1961年夏天几次会议的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尽管始终在降低，但仍存在规模过大、指标过高的问题。直到这年7月至8月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这一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这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会议重新讨论拟定了1961年、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使计划指标基本上降低到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合理区间。这次会议为后来做出后退的决策作了准备。

1961年9月前，由于认识上的不统一，没有对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指标坚决削减，主要抓了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的调整工作。

1．努力恢复农业

1960年8月发出动员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后，党中央于1960年11月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在各级领导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发到全国农村讨论和试行。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1）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在收入分配方面，取消了过去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1961年5月，明确提出停办食堂。

（2）坚决实行退赔政策。要求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和劳力进行认真清理，坚决退赔。

（3）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针对农村粮食吃紧的问题，采取少购少销政策。1961年粮食征购量比1960年减少212亿斤，同时对农业税率进行适当调整，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承担率从1957年的11.6%下降到10%以下。

（4）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1960年开始对主要产粮区实行超购加价奖励办法，全国平均加价5%。1961年1月2日决定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的幅度粮食为20.5%，油料为13%，生猪为26%，家禽和蛋为37%。部分省市还对烤烟、麻、茶叶等农产品收购价上调了30%～50%的幅度。

2．努力稳定和调剂市场供应

（1）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商品供应的压力。到1961年底，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到49.4亿元，比上一年减少26亿元。

（2）对部分消费品的供应实行高价政策。1961年，在全国供应高价糖果并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高价饭馆，后来又陆续决定将自行车、钟、表、酒、茶叶、针织品等也以高价出售一部分。据统计，1961年和1962年两年间，共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对回笼货币、保证职工基本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增加流通渠道，改进商业工作。1961年5月，中央拟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明确指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积极恢复“大跃进”以来已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贸市场。

3．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

在1960年集中劳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基础上，为了调整城乡关系，减轻农村供应压力，平抑市场物价，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投放，着重对城镇人口进行了压缩。要求1961年城镇人口在1960年底1.3亿人的基础上，减少1000万人；职工人数在1960年5044万人的基础上，减少96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的关键在减少职工。当时要求各级机关裁并机构、减少层次，使现有人员减少1/3到1/2，要求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特别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凡是能够回农村的，都要动员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许多家在农村、新参加工作不久的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回乡务农。到1961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比上年净减少873万人，全国城镇总人口由上年的13073万人减为12707万人，净减少366万人。到1962年春，因精简人员使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增加2913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总数的比重增加到39%。

1961年8月以前的调整，就其进展情况看，农业方面成效较大，工业方面因诸多原因又徘徊了半年多时间，丧失了调整时机。

二、1962年调整进入决定性阶段

为了解决调整工作中的徘徊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8～9月间在庐山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为整个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必须后退，而且要退够，只有这样，才能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这次庐山工作会议是调整的真正开始。

但是，由于多年“反冒进”、“反右倾”的影响积重难返，为使调整落到实处，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党内认识。为此，党中央于1962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主要有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5月的北京会议。

七千人大会是指1962年1月11~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及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他的书面报告分析了1958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强调指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各项调整工作：从各方面加强农业；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继续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努力改善市场供应；尽可能增加原材料生产；切实改进企业管理工作；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农业、工业、商业等各项工作条例和规定。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大会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的估计尚不一致，有些人甚至过早地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

2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调整任务及措施，陈云提出了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等六项克服困难的措施，强调要把今后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五年时间为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西楼会议及陈云的讲话，对当时进一步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方针起了巨大作用。

为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实施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署，5月7~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讲话强调了要充分认识困难，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克服困难。会上同意中央财经小组报告中提出的实行调整工作的具体方针，其中包括：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对于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还强调了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

从1961年8～9月庐山中央会议到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历时9个月，终于统一了全党对经济调整工作的认识，下定了坚决后退的决心。正是这一点，使得1962年的经济调整工作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并成为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重大转折点。

1962年，由于中央决心大，全党认识基本统一，调整工作全面铺开。调整工作主要围绕着几方面进行：

1．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

首先，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1年基本建设总额安排为123.3亿元，比1960年（384亿元）已削减了67.9%，1962年又压缩为67.6亿元，即在1961年的基础上又砍掉了45.2%，退到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程度。其中国家投资由89.8亿元削减为56.6亿元，砍掉了37%。在压缩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还采取了各种措施严格控制地方和企业用自筹资金进行基本建设。1960年，全国自筹资金投资86.9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22.4%，1961年压缩到33.6亿元，1962年进一步压缩到11亿元，只占全部投资额的15.6%。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外基本建设投资的压缩，1961年总投资下降到127.42亿元，比1960年减少67.2%；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为71.26亿元，比1961年又减少了44.1%。[4]这是“一五”时期以来投资额最低的一年。

其次，大量削减建设项目、缩短建设战线。对在建工程进行排队，坚决停建、缓建一批项目。凡是当时生产尚不十分急需的，或原料、能源、运输等条件在两三年内不能解决的停建；生产上急需，原料、能源、运输等条件基本上没有问题，因受当年人力、财力、物力限制的缓建。对继续施工的项目，在投资方向上进行合理调整，集中财力、物力，坚决保证煤铁矿山、矿井、石油、天然气、化工、支农等重点项目按计划建设，按计划投产，其他项目则采取缩小、放慢、合并等措施。经过调整，建设项目大幅削减，以工业建设为主的全国施工的基本建设项目，1960年达8.2万多个，1961年减为3.5万多个，1962年又进一步削减为2.5万多个。同时投资方向也得到了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2．降低工业生产计划指标，改善工业生产内部结构

1961年9月以来，对1962年工业生产建设计划，特别是原煤、钢、铁、木材等主要工业品生产指标，一再降低使调整基本上落到了实处。1962年5月，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提出的1962年计划指标同1960年比较，工业总产值下降47%，重工业总产值下降57%，钢产量下降68%，原煤、木材和发电量等短线产品产量因采掘、采育比例失调的影响，也大幅度下降，只有原油略有增产；轻工业总产值下降26%，主要由于经济作物严重减产，使棉纱、棉布、卷烟、食糖等轻工业产品产量不得不大幅降低。

由于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大多数工业企业任务不足，能力过剩，人浮于事。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心“拆架子”、“收摊子”，不怕伤筋动骨，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基本原则是保留骨干企业，重点裁并中小企业。农村社队企业、县办工业企业大批清理、停办，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直属工业企业按行业统一排队调整，该关闭、合并、缩小、改变任务的，坚决关闭、合并、缩小和改变任务。实施上述措施后，工业企业数大幅减少，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数1961年、1962年两年共减少4.3万个，为1960年末总数9.6万个的44.8%。[5]

对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不仅使企业数量大量减少，而且也是一次工业大改组和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重工业的企业数目减少，生产能力也大部分调减。在1962年的调整中，企业裁并幅度大的是冶金、建材、化工和机械工业，企业数目分别减少70.5%、50.7%、42.2%和31.6%。生产能力调整幅度最大的是钢铁冶炼、水泥加工和机械工业中的重型设备、电钻设备、汽车、机床、电动机等17种长线产品，它们的综合生产能力都减少了50%左右。

支农工业得到加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应毫无例外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援，重工业部门尤其应当加强对农业的支援。重工业部门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行业，再安排其他行业，积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提出，工业部门的工作要坚决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要制订计划，采取措施，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要有计划地提高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的投资比例；要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帮助农业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为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而奋斗。

提高轻工业发展速度。不但在燃料、电力的分配上优先保证轻工业生产的需要，还着重解决了原料供应的问题。主要的措施是：①努力促进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轻工业产品的农产品原料。②充分发展和利用各种非农产品原料，尽可能地增产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日用品。为了改变轻工业产品的原料结构，减少对农业原料的依赖，加强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③合理分配原材料，特别是农产品原料，把有限的资源优先安排给那些原材料消耗低、产品质量高的轻工业企业，争取用有限的原材料多生产出好的产品。

3．继续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1962年财政经济的困难还很严重，职工人数仍大大超过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提出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业提供商品粮、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要求全国职工人数再减少1056万～1072万人，城镇人口再减少2000万人。这一精简任务要求在1962年、1963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会后为了完成精简职工的任务，把这一工作与国民经济的调整特别是工业的调整和企业的裁并结合起来进行，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通过努力进展很大，截至1962年10月，大中城市和重要企业减少职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精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专区、县、公社、大队管理的企业和事业单位。

4．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

1962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规定了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1962年11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指出各地可根据当地的传统习惯，根据现有原料、设备、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条件，因地制宜、有步骤地发展副业生产。所有这些措施和规定，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农副业生产，尽快摆脱国民经济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1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由于中央统一认识，下决心退够，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1）农业生产扭转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196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3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6.2%；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50亿斤，增长了8.5%；油料产量达到4007万担，比上年增长10.4%，年底生猪存栏数达到近1亿头，比上年增加了2440多万头。全国约有1/4的县农业生产已恢复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6]

（2）工业与农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1962年工业总产值850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395亿元，重工业产值455亿元；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42.5%提高到47.2%，重工业的比重相应由57.5%下降到52.8%；农业产值在农、轻、重的产值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4.5%提高到38.8%，轻工业由27.8%提高到28.9%，重工业由37.7%下降到32.3%。[7]

（3）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有所减少，市场物价逐渐下降。1962年财政收入完成313.6亿元，比上年增加42.5亿元；财政支出305亿元，比上年减少61.7亿元。收支相抵结余8.3亿元，扭转了连续四年出现大量赤字的状况。[8]货币流通量也有所减少，196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年末货币流通量却比上年减少19.2亿元，减少了15%，全国集市贸易价格也比上年下降了35%。

（4）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到1962年全国人均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了3.5%，人均棉布的消费水平也比1961年提高了2.5尺。由于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供应的增加，到1962年不少原来供应不足的商品已基本能够满足需要。

三、1963～1965年的继续调整

经过1962年的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在某些方面开始出现回升。但是，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主要表现在：①国家经济实力还未完全恢复。1962年国民收入只有9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尚未达到1957年水平（低19.4%）。②农业生产刚刚开始恢复，还相当薄弱。农产品尚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温饱问题仍很突出。③工业内部结构还没有调整到合理程度，特别是一些基础产业如木材、煤炭、有色金属、特殊钢等还很薄弱，轻工业的发展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仍有相当差距。④市场供应紧张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物价继续上涨，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还不充足完备，城乡人民生活存在着不少困难。[9]

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于1963年9月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把1963~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应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使之成龙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的轨道。

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在继续调整的同时，突出了巩固、充实、提高的任务，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的品种质量、设备革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等，成了各部门工作的重点。

1．继续调整工业结构

首先，通过调整投资的分配结构，进一步改善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逐步建立比较协调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62年基本建设大步后退，1963年投资规模开始回升，在投资回升的同时，注重投资分配结构的改善，主要是继续降低冶金和机械工业的投资比重，提高煤炭、石油、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引进冶金和电子工业等技术，有重点地进行原子能工业开发和建设。经过几年努力奋战，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3～1965年与“二五”时期相比，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有较大变化，其中冶金部门的投资占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由23.2%降到16.1%，煤炭工业由11.9%增加到12%，石油工业由3.4%增加到11.6%，纺织工业由2.7%增加到3.8%，化学工业由7.6%增加到11.2%。[10]

继续加强支农工业，提高农业机械的生产能力，加快农用化肥和农药的生产。1963~1965年，化肥、农药、拖拉机的生产量都有很大增加。化肥1963年为64.8万吨，1964年为100.8万吨，1965年为172.6万吨；化学农药1963年为10.8万吨，1964年为12.9万吨，1965年为19.3万吨；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1963年为0.87万台和0.02万台，1964年为0.98万台和0.09万台，1965年为0.96万台和0.36万台。[11]

继续加快发展轻工业生产。轻工业从1963年起产值逐年增加，1963年为404亿元，1964年为476亿元，1965年达到703亿元。[12]

加强矿山建设，调整采（开采）掘（掘进）比例，提高采矿业基本建设效益。1963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新煤井有67处，多分布在煤炭产量较少的华东、中南、西北各省。1964～1965年，新开煤井37处，设计生产能力2078万吨；建成投产矿井65处，设计生产能力1709万吨。大规模的煤矿建设，保证了原煤产量的稳定增长。1965年，原煤产量为2.32亿吨，接近1958年的水平。1963年建设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矿山有60多个重点工程，包括铁、锰、镁、铜、铝、锡、铅、锌等矿，使国民经济急需的有色金属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产量已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同时也加快了非金属矿的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这些较为稀缺产品的生产能力。[13]

2．加强设备修理和生产能力配套

“大跃进”期间，不少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是以拼设备、挤维修、挤配件生产为代价的。1960年各种设备的完好率下降到惊人的地步，有的设备新增加数量还抵不上损坏的数量。在新增产品中，又只重视主机的生产，忽视配套的生产，结果是形不成生产能力。为了充分发挥已有设备的能力，并使新建的、扩建的企业能得到成套设备，尽快地投入生产和正常生产，设备的维修和配套便成为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

首先，加强设备维修工作。把设备维修列为工业部门的重点工作，并按轻重缓急进行排队，先集中力量修复农业机械、汽车、矿山掘进和剥离所需的设备以及生产短线产品的设备，然后修理其他的设备；充实修理力量，把一部分转入制造、转为生产主机的工厂转回来承担维修任务或生产配件，把一部分机械工业企业转产配件和进行维修；进口一些机型比较特殊的备品配件。经过采取这些措施，到1964年底，失修的设备大部分修复。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山的设备完好率达到80%左右，一般企业的设备完好率达到85%～90%。[14]

其次，有计划地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工作，努力形成综合生产能力。1963年以后，国家强调重工业内部要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工作。对于基础工业企业，主要解决配套工程与辅助设施问题；对于机械工业则着重于现有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现有工程的成龙配套，填平补齐，如集中发展化肥设备、精密机床、炼油设备、军工配套设备和原子能设备、仪器仪表等短线产品；电力工业集中力量，增加配套，提高工程质量，补齐了200多万千瓦的机组设备，使已有的1300万千瓦发电设备基本实现安全、满发、稳发。[1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为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积极组织引进新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我国转而向西方国家引进新的技术。1962年9月，我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纶设备，开始了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时期。从1963~1966年，我国先后与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荷兰等国签订了80多项工程的合同，用汇2.8亿美元。同期，我国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成套设备和单项设备，用汇2200万美元。两者合计3亿多美元，其中成套设备50多项，用汇2.8亿美元，占用汇总额的91%。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成套设备项目中中小型居多而大型的少，且主要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填补缺门；重视引进支农项目和轻工业原料项目；配合国内工业生产建设的巩固、充实和提高，引进国内空白的关键技术，如基础化学工业、合金钢冶炼、特种钢材轧制等我国工业生产技术中明显的薄弱环节。

四、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任务的完成[16]

从1961~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五年的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就。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98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590亿元，工业总产值1394亿元。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农业增长10%，工业增长98%。更重要的是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中各种结构和相互比例实现了较为协调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农业结构得到改善

1960年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是4∶1，到196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1，基本上接近当时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2．农业内部结构也有较大改善

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3890亿斤，比1960年的2870亿斤增产了近1000亿斤，基本上同1957年3900亿斤相等。粮食净征购达672亿斤，已经达到1957年的水平，比1952年增加了158亿斤。1965年，主要粮食作物如棉花、烤烟、甜菜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棉花生产4195万担，比1957年增产27%；烤烟生产744万担，增产45%；甜菜生产3968万吨，增产32%。

3．工业内部结构趋向合理

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从1960年的33∶67调整到1965年的51∶49，大体上各占一半。化肥、农药和农机等支农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1957年的0.6%上升到1965年的2.9%，重工业内部的采掘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也回到1957年的水平，使由“大跃进”造成采掘与加工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得到纠正。

经过调整和发展，我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和技术都取得了较大进步。冶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制造业所需金属材料如钢材等已经基本立足于国内；机械工业发展了新品种，提高了成套能力，形成了冶金设备、采矿设备、石油化工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十几个基本行业，组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体系；能源工业形成了煤炭、石油、电力三足鼎立的结构；化学工业除了加快发展化肥、农药等产品外，还通过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也都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业部门。

由于在国民经济调整上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7]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失误、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恢复，党和政府对“大跃进”时期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包括工业中的再次集中工业经济管理权限、试办托拉斯，农业中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和试行包产到户。经济体制的调整在某些方面应该说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使经济体制重新回到以中央集权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然而，调整中某些措施逐渐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并最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一、工业财贸体制的调整

1．工业经济管理权的再次集中

“大跃进”时期，经济管理权限的过快、过急下放，推动了“大跃进”，也造成了经济更大的混乱。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客观上要求改变“大跃进”时期所形成的工业管理体制。这种改变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全国一盘棋，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以克服工业生产中的分散、无序状态。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工业管理权限的集中方面，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上收一批下放不当的企业。“大跃进”期间，把一些产、供、销面向全国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后，因地方政府很难保证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条件，而企业之间以前形成的协作关系也被破坏了，不少物资、资金被挪用，造成企业不能完成国家计划，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针对上述情况，1961年以后，一些工业部门陆续调整了部分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主要是将若干工矿交通企业由地方领导或中央与地方的双重领导改为由部直接领导，各部直接领导企业数量大量增加，直属企业的产量在行业中所占比例也大幅度上升。到1963年，全国120个机械工业骨干企业中有110个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收；冶金部直属的大型钢铁企业有24个，到1966年，直属企业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65.6%，生铁产量占86.8%。在轻工业方面，从1961~1965年共上收企业308个，其中烟草行业收回全部61个企业；盐业收回39个企业，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70%以上。1963年纺织工业部把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10个纺织机械厂和分公司全部收回，由纺织机械制造局直接管理。从1958年管理权限下放后，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只剩下1200个，到1965年，包括中央各部在“大跃进”期间和以后新建的企业，增加到10533个。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2.2%，其中属生产资料部分占55.1%。[18]

（2）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在这期间，工业方面的计划集中统一管理，强调按照“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改变了“大跃进”期间“两本账”的做法，克服了各自为政，层层加码，指标愈加愈高，国家计划失控的现象；改变了“大跃进”期间自下而上编制计划的程序，恢复“两下一上”的程序，即先由国务院颁发控制数字，然后自下而上编制计划草案，最后由国务院批准下达计划；中央还增加了计划指标，扩大计划范围，如由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从215种恢复、增加到40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

（3）加强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主要是收回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投资计划管理权，严格基本建设程序，加强对基本建设拨款的监督。上述措施有力地实现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一调整目标，使基本建设规模与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相适应。

（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在财政方面，首先强调集中财权，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其次是改进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恢复和健全企业成本、资金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换算。关于银行信贷工作的集中统一，主要是配合财政的集中统一而进行的，强调加强财政、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把国家资金管紧，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经纪律。

（5）加强了物资流通的集中统一管理。在物资流通体制上，建立全国统一的垂直领导的物资管理系统，统一管理统配物资的销售工作，统一设置和管理中转仓库，扩大物资管理范围。在组织物资流通方式上，试行按经济区域统一组织物资供应，组织定点供应和直达供货，对试办的专业化公司物资供应进行试点，建立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等。

工业经济管理权限的再次集中，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必然暴露出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而不能发挥的弊病。正是看到这一点，毛泽东在1964年8月再次强调要向地方和企业下放权力。于是，在调整后期，中央又重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这一进程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

2．试办“托拉斯”

组建“托拉斯”的尝试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经济管理体制变化。1960年春，中央领导人在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规划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感到应该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一些调整，在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改革，以克服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其意图在于尝试用经济的办法，而不是行政的办法管理工业企业。但是，在这以后，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之中，对组织托拉斯的问题没有作具体部署。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中央决定对工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公交企业组织托拉斯。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1963年夏，国家经委开始着手这一工作。12月，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就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征询意见。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国家经委于1964年6月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案）》，7月正式向中央提交了这个报告。8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经委党组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各部委党委、党组参照执行。

在国家经委的报告之前，1964年4月30日，中央批准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和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国家经委的方案出台以后，正式的托拉斯纷纷组建起来。由于情况的不同，它们各具特色。第一批获准试办的12个托拉斯中，全国性9个，地区性3个，其中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具有全行业的性质，集中管理全国所有的烟厂和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的中央直属企业；其余6个全国性托拉斯，除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外，还上收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试办了一些由地方管理的托拉斯，如黑龙江的糖业公司，辽宁省的柞蚕丝绸工业公司，北京的玻璃总厂和塑料总厂，天津的机床工业公司、造纸公司和燃料化学公司，上海的轻工业机械公司、标准件公司和丝绸公司等。1965年，国务院又试办了石油工业公司、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和木材加工工业公司等。

试办的托拉斯组建之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试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1964年8月正式列入托拉斯的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对全部卷烟工业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烟叶的收购、复烤、分配和调拨。卷烟厂由104个调整为62个，职工人数由5.9万多人减为4.1万多人，而卷烟生产能力却从330万箱提高到480万箱，卷烟牌号由杂乱的900多种减为274种。1964年劳动生产率比1963年提高了42.4%，卷烟的加工费用降低了21%。而且，烟草工业公司还协同农业部门抓烟叶种植取得良好的成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于1964年10月，将全国汽车行业初步组织起来，组成了长春、北京、南京和重庆4个分公司，济南和武汉2个汽车制造总厂和以长春、北京、南京3个分公司为中心的包括地方厂在内的专业化协作网。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对企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使汽车生产大幅度增长。1965年全国汽车产量达到4万多辆，比1964年增长40%多。同时，试制成功15种新型号汽车。汽车配件销售业务由公司统一管理后，配件供应情况也明显好转。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以后，公司的经营管理得到了改善，1965年第一季度开始扭转连续四年亏损的局面，盈利500万元。

托拉斯经过一年来的试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主要有全国或跨地区性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因此，需要对经验加以总结，对出现的问题，找到应对的对策。然而，正当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中央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之，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就终止了。

二、农村经济体制的调整

1．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主义风”、“干部特殊化风”，农业生产陷入困境。这些都和过分集中和规模过大的人民公社有着密切关系。调整时期，关于农村的体制变革主要围绕着改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降到生产队（有条件的仍可保持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公社和大队所经营的主要是拖拉机站、种子站、水利灌溉设施以及生产队无力或不宜经营的非农产业。关于生产队的规模，指示规定：生产大队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则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平原和地少人多的地区可以多些，在山区、丘陵地区和地多人少的地区可以少些。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规模是一乡一社。该修正草案还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至此，农村基本形成了至1978年改革前长达近20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

2．“包产到户”的出现及其被制止

上述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虽然对于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营管理上的行政命令、生产上的集体劳动（又称“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其监督成本、管理成本仍然很高，效益仍然较低。因此，当面对“大跃进”导致的食品严重短缺和饥馑，部分干部和农民开始在生产队里推行“大跃进”以前曾经行之有效的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61年4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实际出发，为恢复生产、渡过难关，经过毛泽东的同意，率先在安徽省推行“包产到田”的责任制并取得明显成效。1962年实行“责任田”（社员以户为单位承包生产队的土地，实行超产全奖，减产全赔，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0.1%。据估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约占总数的20%。包产到户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量。据1961年10月安徽省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产量比上年增产38.9%；而另外36个条件大体相同、未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平均亩产只比上年增产12%。[19]

这次大规模包产到户从一出现就有争论，并由基层一直争论到中央。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都支持包产到户，但毛泽东却仅将其作为渡过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并没有全国推广之意。在1962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对包产到户提出批评。会后，包产到户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取消了。

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总体上看是比较顺利的，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调整之路并不平坦，这期间对外关系的恶化、强调阶级斗争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后期调整战略实际上已被放弃。同时，调整时期“左”的思想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一、激励方式改变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内经济困难、国际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庆、大寨这样勇于克服困难的典型，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困难和压力面前，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通过宣传、学习这些典型，更好地从精神上去激励人民勇于面对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调整后期，将精神激励与物质刺激对立起来，又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1．“工业学大庆”

大庆油田是我国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1959年9月26日打出第一口井，1960年进入大规模会战。会战初期，全国有500多家工厂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有200多个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给以支援，总计有4万多人集中到松嫩平原上这个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从1960年到1963年，国家对大庆油田共投资7.1亿元；同期大庆上缴利润9.44亿元、折旧1.16亿元，合计10.6亿元，投资回报如此之快之高，在世界石油开采中也是少有的。另外，大庆油田在没有外国专家参与的情况下，其技术和管理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大庆油田的建成，扭转了中国内地长期贫油的历史，对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大庆油田的建成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会战中提出的“先生产后生活”的无私奉献口号，“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以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工作态度，都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建设面临重重困难而迫切需要的精神状态。另外，大庆职工还提出了工作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讲报酬、不分级别等“十不”精神，非常符合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企业精神超越资本主义企业的优越性；他们总结的“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场和不在场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的工作作风，对于缺乏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的国营企业职工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道德约束。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20]1964 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向大庆学习的号召。

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认识的不断升级，企业学习大庆运动开始过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并将其与追求物质利益对立起来。1966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能学大庆》，社论说：“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又必须牢牢抓住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突出政治。毛泽东同志说：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突出政治，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阶级斗争。”

2．“农业学大寨”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寨是太行山区一个穷山村，属于山西省昔阳县。1953年秋，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制定了10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步提高到1962年的774斤，提前实现了中共中央1956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庄稼几乎全部倒伏，23%的梯田土层被冲光。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振奋精神，不分男女老少，立即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白天治坡，夜间治窝”，他们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700多斤的高产，社员半年后就搬进了新居。

1963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和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山西省委要学习大寨人的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和帮助友邻的风格。随后，大寨精神被广为宣传。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底，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学大寨。报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于是，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被树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榜样，国家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首先，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紧张，而此时农业尚未过关，需要国家加大投资。而国家又不愿意增加投资，甚至还希望用农业剩余来支援工业化，因此大寨不要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为国家做出较大贡献的事迹就非常符合国家的愿望。其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由于否定“包产到户”、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集体经济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既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又只能从精神激励中寻找办法，而大寨所表现出来的以集体为重、以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精神正好满足了这种精神激励的需要。大寨干部坚持长年参加生产劳动、以身作则、干群关系融洽正是国家提倡的。大寨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确是利用了我国农业的优势（劳动力富裕）来解决种植业的根本问题，其增产经验带有普遍意义，符合当时国家希望通过建立高产、稳产田来解决吃饭和抗灾的设想和规划。

3．“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军队性质所表现出来的不计较个人收入的得失、不实行物质刺激的特点，必要时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幸福的奉献精神，统一步调、严明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都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所不能比的，因此，当批判“物质刺激”和强调精神激励到极端时，“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就自然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20世纪60年代经济建设的一个特殊现象。

1963年3月5日，以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为标志，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雷锋活动，由此拉开了学习解放军的序幕。1963年底至1964年初，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中，还要求国家工业各部门像军队那样，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据1965年9月召开的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宣称，财贸政治工作机构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政治干部已经大部分配备起来。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财贸政治部已经建立了90%左右，财贸行政部门的政治工作机构已经建立了80%左右；基层单位的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已经配备了60%～70%。于是，在各单位政治问题被突出，“许多单位的政治工作开始摆上了首位，不问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受到了批判”。[21]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1年以来，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恢复了合作商店，允许试行“包产到户”，使得自1962年起商品经济的暗潮涌动，这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威胁，同时也与毛泽东提倡的“政治挂帅”的中国式经济建设道路格格不入，这必然使他对个体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复活予以压制。

1962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离开会议本来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问题，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的议题，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抓阶级斗争的题目下，毛泽东还批判了所谓“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22]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压制了党内领导层中对“大跃进”错误的继续纠正和对“包产到户”的支持。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表的会议公报转述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23]

毛泽东认为不仅广大干部有着各种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且在人民中也广泛存在。但批判“三风”的精神只传达到党内17级以上的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也应该受到教育。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社会主义”。但会后各地仍将经济调整放在首位，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并鉴于苏联的情况，认为我国也存在修正主义的可能，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会议之后，在城市开展了“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在农村普遍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国各地都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城市开展了“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了“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从1963年运动开展的情况看，这场运动一开始被强调是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一场政治运动，但主要内容却是以经济为主，各地尽管出现了打人和乱搞斗争的问题，但总体看，运动尚属平稳。

在这场运动中，由于以阶级斗争眼光看待问题，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1964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事件，即甘肃白银公司和天津小站地区的所谓“夺权事件”，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央领导对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与国营企业领导权也进行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国家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由于毛泽东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过高，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经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两个省；北京、上海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超过1/3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运动，即“小四清”。全国的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24]

显然，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存在问题认识的局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逐渐走上以“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经济管理中的问题的道路，不仅堵塞了调整初期出现的经营管理形式甚至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和利用市场机制的探索，而且对所谓“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估计越来越严重，其防治办法也越来越“左”，“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不能不影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和发展。

三、从解决吃、穿、用到备战

从1963年开始的继续实行全面调整工作，最初提出的方针是“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到1964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于是要求全国的经济工作重点转向战备的轨道，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战略后方建设，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又进行了一次不亚于调整的转轨。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部署，1965年正式实施。强调要将沿海的工厂搬到内地去，搬迁的工厂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要集中力量建设内地，重点是西南地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要以“国防建设第一”。这样，我国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中心，从1965年开始，实际上由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相应地，国家的投资方向也作了较大调整。这一点，对调整时期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的成就都有某种不利的影响。

思考题：

1．试述从1961年的初步调整到1962年的决定性调整。

2．简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的变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7、30页。

[2]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3]《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月报》，1961年第2期，第1～2页。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62、163、178页。

[7]同①，第242～246页。

[8]同①，第217页。

[9]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99~ 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