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错误的持续与经济建设的“新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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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结束而立即结束。受这种状况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1978年，国民经济在迅速得到恢复的同时，因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失误而导致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后果。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便摆在全国人民面前。随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无锡举行讨论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结束而立即结束。一方面，长达10年的内乱使得“左”倾错误思想不仅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深入人心，意味着“左”的错误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还会延续；另一方面，因痛心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而激发人们急切地想夺回已经损失的时间，同时反思过去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受这种状况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1978年，国民经济在迅速得到恢复的同时，因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失误而导致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造成原材料、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严重不足，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受到严重排挤；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年平均积累率竟高达34%，致使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全局性的恶化局面。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便摆在全国人民面前。

一、经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

要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首先要清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以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此，1977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从组织上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清除他们盘踞在中央部门、地方的各级经济领导部门和企业中的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使许多受林彪、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职务得到恢复，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指挥系统和领导系统得以重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的保障。

清理被“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秩序，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则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1977年3月，国家计委根据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其中针对当时经济领域的思想混乱，提出了10个问题在全国开展大讨论，这10个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这次大讨论对于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次大讨论的基础上，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开始在生产力、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和经济规律四个理论问题上辨明是非。

1．为“唯生产力论”正名

在“四人帮”看来，如果积极地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搞“唯生产力论”，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否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攻击所谓“唯生产力论”，实际上是借以打倒从中央到地方担负经济工作领导责任的各级干部，甚至打击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工农群众，造成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1977年1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煤炭工业部大批判组《“四人帮”是破坏煤炭生产的大祸害》一文指出，“四人帮”污蔑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是搞“唯生产力论”，这就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革命，目的是搞乱人们的思想，把国民经济搞垮，以便他们乘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1977年8月和1978年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表明坚持发展生产力是正确的，有利于澄清一些糊涂观念。许多经济学家发表演讲、文章和著作，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第一性的，如果按照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观点称之为“唯物论”，那么，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也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这样，“唯生产力论”就是一种正确的观点，它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它的“批判”是根本错误的。通过批判使人们认识到，“四人帮”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是在批判社会主义生产，批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打破了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人们敢于和愿意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2．为发展商品经济正名

尽管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75年，“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加挞伐，使我国的商业严重萎缩，生产领域不敢面向市场需求，流通领域不敢组织正常的为消费者服务，对外进出口总额很低，主要是设备的拾遗补缺，不敢谈以创汇为主。

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学界召开了多次会议，发表许多文章，对“四人帮”的有关论点进行批判，并对理论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批判和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能否画等号；三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制度是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商品生产，有着共同性的东西。我们既要注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历史上存在过的商品生产的共同性，更要注意它的特殊性。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针对“四人帮”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差别，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根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它的发展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自己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中国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随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无锡举行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会议，使揭批“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斗争进一步深入。

通过批判和讨论，人们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是要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而是要大力发展。当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两年，还只是初步澄清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识上的混乱，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3．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四人帮”形成了一套诋毁按劳分配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硬说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1977年2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共同发起了全国性的经济理论讨论会，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方面的谬论。此后，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理论体系，在1977～1978年期间，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其中第三次于1977年10月底到11月初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135个在京单位500多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外，还有23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个单位300位理论工作者。[1]《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选载了一批讨论文章，把讨论推向了社会。在这四次全国性的大型会议召开的先后，还举行了一系列小型的、中型的和各地方举办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是拨乱反正过程中发动早、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一场大讨论。

这场讨论初期主要集中在对“四人帮”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谬论的批判，同时进行了一些理论的探讨，如讨论关于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按劳分配是否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随着讨论的深入，讨论逐渐具体化，如探讨按劳分配的一般性质问题、按劳分配和劳动报酬形式特别是奖金和计件工资问题、农村贯彻按劳分配及其形式问题等。

1978年5月5日，由胡乔木组织撰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署名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人民日报》发表，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按劳分配问题的论述，做出了全面的总结。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制造的种种谬论，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重要条件。文章还具体地肯定了当时采用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工分、奖金、津贴等形式。这篇文章与其后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4．提倡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鉴于过去忽视、不尊重经济规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已经开始考虑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问题。1978年7 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他还批评了一些僵化的观点：“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2]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的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文章实际上反映了中央的精神，强调一定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指出经济规律首先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要扩大经济组织和手段的作用，认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提高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普及。文章提出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必要性：“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文章还明确提出要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经过国家计委党组的同意，薛暮桥于1978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遭受的挫折和损失，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这段时间中，围绕着揭批“四人帮”以及其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澄清了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使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尽管这些讨论还是初步的，但是它对1977～1978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实现中国经济历史性转折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夺回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的急切心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如从1976年底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农业、计划、铁路、工业、财贸、冶金、煤电、运输、粮食等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方面的会议，强调要整顿企业，重建各级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和发展生产。各级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清理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分别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提出继续清理落实的各项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恢复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开展多种经营；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中，重点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安徽与四川两省从1977年的分配兑现入手，保证社员群众能多劳多得，增产能增收。安徽、四川两省的经验被报道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各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78年6月，中央批转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指出农民负担过重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各地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认真加以解决，并作出维护社员和生产队正当权益的规定。同年7月，中央批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说，旬邑县少数干部作风粗暴，经常打骂和扣罚社员的粮款，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利益。对此，中央指出，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不只是旬邑县有，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各地都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实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这些文件的贯彻执行，受到农村广大社员、干部的热烈拥护。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反对瞎指挥，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开展多种经营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复苏。[3]

2．对工业、交通企业进行大规模整顿

1977年2月至5月，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几个以对工业、交通企业的整顿为中心内容的会议。2月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全国要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做到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多拉快跑，当好先行。铁路运输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火了。为此，必须狠抓整顿，迅速恢复和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次会议后对铁路运输再度进行了整顿，调整了铁道部和各地铁路枢纽的领导班子，肯定了1975年铁路整顿发出的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一个好文件。由于清除了帮派分子，成效很快显现出来。到1978年，铁路货运量和总货运量分别达到11亿吨和24.9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铁路平均日装车数为62234车，比1976年增长28.2%。[4]

继铁路工作会议后，4月初，国务院召开全国冶金工作会议，会议就贯彻“鞍钢宪法”、搞好企业整顿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会议要求各个冶金企业都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起由领导干部负责的、有权威的生产指挥系统，都要把岗位责任制等各项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所有企业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增产节约运动，继续大打矿山之仗，打好降低消耗仗，打好设备整修仗，打好基本建设歼灭战和科技攻关仗。这次会议以后，经过大量整顿工作，鞍钢、武钢、本钢、攀钢等重点钢铁企业的“老大难”面貌有所改变。全国钢铁生产逐步回升。到9月份，全国钢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月水平。[5]

4月至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要求通过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推动企业整顿工作。1977年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通过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使各项技术指标在短时期内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左”的思想影响，会议在许多方面把大庆的经验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要求。但大庆许多好经验的推广，对企业的整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78年4月，中央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全国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个文件是在1975年邓小平指示制订的“工业二十条”基础上修订的。决定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好不好；②好的领导班子是否建立起来了；③企业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了；④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刹住了没有；⑤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建立和严格执行；⑥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和设备完好率及利用率是否有显著进步。决定还明确规定了企业的任务、制度、工作方法和管理政策。“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破坏的各项经济制度基本得到恢复和落实。各地根据此文件的精神，进一步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并分期分批地对初步整顿的企业进行验收。通过整顿，企业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批“老大难”的、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如鞍钢、包钢、郑州铁路局、上海港等，比较快地改变了落后面貌。

3．经济体制的局部调整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破坏很大，以及整顿经济秩序和恢复经济的需要，粉碎“四人帮”后即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局部性调整，主要是对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加强了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重新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使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现象得以迅速解决；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业企业由原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调整为以中央领导为主，其他企业则由地方或地方为主进行管理。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部分企业收回中央管理；对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的管理权也收回中央。[6]

4．整顿市场、物价，提高城镇职工的工资和生活福利待遇

在1977~1978年两年时间里，对于市场、物价和人民生活方面，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77年7月，国家计委转发了商业部《关于商业、粮食系统检查和整顿市场物价中提出的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强调了物价必须稳定，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意见：①认真检查和整顿部分消费品质量下降，变相涨价问题；②加强粮、油价格管理，做好按质论价工作；③坚决稳定蔬菜购销价格；④加强对饮食、修理服务行业的价格管理；⑤加强市场煤炭的价格管理；⑥收购农副产品不得提级提价、压级压价、变相提价或变相压价；⑦必须按照物价管理权限，执行国家牌价，不得擅自定价和随意调价。1978年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当前市场物价问题的通知》，要求坚持计划价格，反对自由价格，要坚决打击利用价格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要认真地安排好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一定要按质论价，不得擅自提价等，以稳定物价。[7]

在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同时，还提高了城镇职工的工资和生活福利待遇。1977年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规定从10月1日起提高部分职工工资。“文化大革命”10年中，工资一直被冻结，只在1971年底对占总数30%的职工提高过一次工资，主要还是出于粉碎林彪集团后的政治需要。这次调整则范围比较大，使占全国职工总数60%的3000多万人的工资都得到了提高。1978年2月21日，国务院又批准发出“为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工人发给两倍标准工资”的通知。5月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制度。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民生活“欠账”过多的现象，中央要求各地关心人民的福利生活，各地粮食和副食品不能自给的，要作出切实规划，在几年内做到自给。华国锋曾特别指出：哪个地区如果有条件、有资源能够办到而长期没有办到，不能自给，那些领导同志“就应该觉得脸上无光，吃饭睡觉也不能安心”。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会九大上集中论述了提高工人福利的问题。他说：“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8]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由于上述这些政治上、组织上、思想理论上以及经济政策措施的改进和变化，加上全国人民的努力，国民经济摆脱了1976年下降的趋势，得到迅速恢复和增长。

1．农业的恢复

1977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农业总产值达到1339亿元，比上年增长1.7%；1978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总产值达到了145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9.0%，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不多见的。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如表8-1所示。

1978年粮食生产增长幅度较大，油料的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78年的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4%、19%、22%。两年来，全国农业机械拥有量、化肥施用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全国农村大中型拖拉机达到55.7万台，手扶拖拉机达到137万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6658万马力，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89公斤。[9]

表8-1　1977～1978年主要农产品产量[10]

2．工业的恢复

工业生产逐步回升，1977年，工业总产值为3728.3亿元，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达到4230.8亿元，比上年增长13.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情况如表8-2所示。

表8-2　1977~1978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1]

续表

1977～1978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1978年，80种主要产品产量有65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特别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些轻工产品增长幅度较大。在数量增加的同时，效益也有提高。工业部门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76年的66.3%下降到64.9%。社会劳动生产率，1976年比1975年下降4.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10.5%。[12]

3．交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1977~1978年，交通事业也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到1978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5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9万公里，民用航空线达到14.9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3.6万公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货物周转量有显著增长。1978年，铁路货物周转量5333亿吨公里，公路货物周转量3779亿吨公里，空运货物周转量9700万吨，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2亿吨。这些都比1976年有较大的增长。[13]

4．商业、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1977~1978年，商品的收购和销售都有明显增加。到1978年底，商业部门收购商品总额为1740亿元，其中工业品1280亿元，农副产品46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27.5亿元，猪肉、食糖、棉布、化纤布、煤炭等主要消费品零售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零售量增长速度更快。在商品供应状况改善的同时，部分主要副食品，如肉、禽、蛋和水产品等的供应仍比较紧张，日用工业品花色品种少，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要求。

在国内商业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对外贸易也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到197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55亿元，其中，出口167.6亿元，进口187.4亿元。非贸易收入大于支出21亿元。全年外汇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4]

5．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较快恢复，交通事业的发展，国内市场供应的好转和外贸事业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增长。如表8-3所示。

表8-3　1977~1978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15]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1977年底，全国部分职工提高了工资级别，1978年在部分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多数单位发了年终奖金。两年来工资总额增加较多，197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达469亿元，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4元，比1976年的605元增加了39元，比1965年的652元低8元，比1957年的637元多7元。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1977年为65元（其中现金为12.8元），1978年为74元（其中现金为13.6元）。人均口粮1977年为407斤，1978年为422斤。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76年的161元增加到1978年的175元，是1961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

当然，这两年经济的增长是恢复性质的，是在多年停滞、下降以后的回升，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315元；人均粮食为637斤，仅略高于1957年的612斤；人均棉花4.5斤，低于1957年的5.2斤；人均油料10.9斤，低于1957年的13.2斤；人均猪牛羊肉17.9斤，高于1957年的12.5斤。但是毕竟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停滞中走了出来，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两年，一方面，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全面清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经济工作又出现新的失误，致使过去经济建设中所遗留的问题不仅没有来得及解决，而且更加严重。

一、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持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左”倾错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没有得到根本清除，而且还在持续。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推向极致，且深入人心，它所造成的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因此，在这两年中，一些“左”的方针仍在继续，如中央一方面在粉碎“四人帮”后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又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仍然写进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唯生产力论”的内容。其次，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从长期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1977~1978年经济恢复比较快。这使得一部分人对于顺利发展的一面看得比较多，而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矛盾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困难很多、经济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和困难，缺乏清醒的认识，助长了“左”的思想继续发展。最后，当时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个要职于一身的华国锋在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继续犯着“左”的错误。华国锋等在主观上仍然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左”的政策和手段，推行“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一些经济目标，特别是以坚持“两个凡是”继续强调贯彻毛泽东在世时的一些带有“左”倾色彩的经济制度和理论，如继续用“抓革命”来“促生产”，要求“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在具体的经济部署上，就是大搞“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华国锋是在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抓经济建设。同时，不顾中国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建设的决策上盲目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不能实现的高目标。这是当时经济指导工作中继续出现“左”的错误的根本原因。

经济领域中“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用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促经济建设和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两个方面。下面主要分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错误决策的形成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国内政治局面初步安定和经济刚刚恢复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思路，发动新的跃进的思想就出现了。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接着，4月1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提出达到和赶超“三个水平”的口号，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他批评国家计委的工业增长幅度“太保守”，要求“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他还说，不能满足今年工业增长10%，要争取更高速度，12%的速度也不满足，要争取更高的速度。甚至说，假如工业只增长10%，你们就不要来向政治局汇报。

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1978年的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篇社论为1978年的跃进定了基调。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了。”

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的指导思想，落实在实际行动上，首先就是提出违背中国国情、超过国家综合国力的经济跃进计划，制定一大批经济建设的高指标。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了长远规划，向政治局提出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汇报要点提出：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中，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20世纪末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具体安排是：第一个阶段即1978~1980年，重点抓农业和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使农业每年以4%~5%的速度，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第二个阶段即1981~1985年，展开基本建设的大计划，工交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旧干线，重点建成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埔5个大港口。这一阶段，粮食生产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煤炭达到9亿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度。提出按照这个建设方案，基建投资将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汇报要点提出：到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到那个时候，粮食总产量要达到13000 亿~15000亿斤，钢产量要达到1.3亿~1.5亿吨。第三个阶段，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华国锋对这个汇报要点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个设想，是积极的，有雄心壮志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1978年2月5日，政治局批准了汇报要点，并连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9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79年和1980年计划安排，在当时全国上下一派“跃进”气氛中，会议最后拟订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都存在着过高过急的问题。

二、经济建设的“新跃进”

急于求成、对高速度的追求，促成了国民经济在恢复的同时，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跃进的局面。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要实现新的大跃进，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1976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76.44亿元，1977年提高到382.37亿元，1978年剧增为500.99亿元。1978年为了组织新的跃进，不断加大建设规模，4月份追加投资52亿元（其中属挖潜改造10.8亿元），9月份又追加投资48亿元，基建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增加到415亿元，全年完成投资500.99亿元，比上年增加119亿元，增长31%。在建项目中5万元以上的达6.5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23个，比上年增加290个；全部建成投产99个），完成这些项目总投资需3700亿元。按当年投资项目的总规模与年度投资相比，即使今后不再上任何新项目，完成全部投资仍需要8年时间。为支持如此巨大的建设规模，积累率不断提高。1976年积累率为30.9%，1977年提高到32.3%，1978年猛增到36.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9年（43.8%）、1960年（39.6%）的第三高度。

2．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度

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鼓动蛮干，不讲实效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77年7~8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先后在昔阳和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前，每年冬春全国都有上百万干部、上亿农民参加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这次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要求各地区开展比赛，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许多地区不惜人力、物力，继续盲目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大批劳动力，机械地推广大寨经验，搞“水平梯田”、“人造小平原”。1977年10月底，全国已经铺开的工程达39万处，投入劳动力达8000万人之多，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获得一些成效。问题在于形式主义和“大呼隆”的蛮干，不能因地制宜和讲求实效，浪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

1974年国家计委设想的1976~1985年10年远景规划中，提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这本来是不切实际的。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会后，为了购买农业机械，公社、大队向小队平调资金，生产小队拼命增加积累，增加了农民负担；各地方为加速农机生产，大力兴办“五小企业”，增加贷款，加剧了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将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执行。报告坚持毛泽东过去的号召，要求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为了推行农业机械化规划，同年10月，国务院设立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并要求各省、地、县迅速建立和健全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

到1980年底，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为7464.5万马力，排灌面积为6.73亿亩，化肥年施用量为1269.4万吨，拖拉机拥有量为744865混合台，手扶拖拉机178.4万台，机耕面积6.15亿亩。除排灌机械动力和手扶拖拉机数量以外，大部分指标未达到预定的目标，并且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急躁冒进的情况，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质量。

3．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

为了实现10年规划的各项要求，在“新跃进”的思想指导下，加快了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1977年7月，国家计委曾向国务院提出，今后八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今后八年的引进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仅仅过了一年，在不断升温的“跃进”气氛中，这个尚未落实的引进规划又被大大地修改了。1978年当年，中国实际签约的引进项目总额为78亿美元，其中12月最后10天就签订了31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其中包括上海宝钢在内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当年签约为58亿美元（按设计这22个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人民币600多亿元。按照原规划，这些项目到1981年和1982年将进入建设高峰，届时每年需要投资130亿元。这样大的投资规模，这么多的大项目同时进入建设高峰，远远超越了当时国内配套能力和消化能力，对整个国民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此外，这些引进项目所需资金，大多依靠借外债，且外债规模远远超过当时国家的还债能力。同时，又由于对引进项目的要求过急，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因而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属于计划外工程，有的项目的燃料、原料落实不了，也难以建成和正常运转，造成一定的浪费。

三、“新跃进”的后果

新的跃进使得1978年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具体表现为：

1．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

由于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农村也强调农田基本建设，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所占比例不断升高，使得人民生活难以改善，虽然1977年有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但是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也还是低的。特别是农民，由于我国长期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较大，农民的收入压得很低。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每人年均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同时，由于基本建设中往往只重生产性建设，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欠账也很多，1978年这方面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只有17.4%，而“一五”时期为28.3%。人均居住面积低于解放初期的水平。1977~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城镇青年回城就业，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中片面强调高积累，不断加快重工业建设，不仅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和吸收劳动力就业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且在基建膨胀过快的压力下，国家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继续挤市场，挤人民消费，使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更加突出，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6]

2．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

高积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衡，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的进一步失调，工业内部的燃料、动力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的失调。1977~1978年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片面发展。1978年农业只增长了1.7%，远低于工业13.5%的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10.8%，比重工业增长15.9%差不多低1/3。从1976~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包括社队企业）所占比重从30.4%下降到27.8%，工业由69.6%上升到72.2%；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由44.2%下降到43.1%，重工业由55.8%上升到56.9%。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还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许多地方的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棉花、花生、芝麻的总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1978年，粮食净进口695万吨，棉花净进口950万担。由于轻工业落后，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100多亿元。

在工业交通内部，能源工业、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比例失调。1978年，能源工业只增长11.3%，不能满足工业增长13.5%的需要，许多工业企业因此开工不足，处于“停三开四”的局面。全国由于缺电，有20%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加工工业还在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加工工业产品则由于重复生产，或不为市场所需要，造成积压，全社会积压的机器设备达550亿元。1978年，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也没有得到缓解，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沿海主要港口疏运困难，压船、压车、压货现象严重。[17]

3．经济效益下降

由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致使生产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到1978年底，全国有1/3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消耗指标中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国营工业企业每100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低1/3。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4.3%，亏损额高达37.5亿元。1978年流通领域中物资紧缺与积压并存，全国商品库存中，质次价高、冷背呆滞、残损变质的商品总值达100多亿元。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很差。1978年施工的1773个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投产率只有5.58%，与效益极低的1976年相同。

严峻的现实表明，经济工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政策和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指导思想上彻底做一番清理，实事求是地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途径。

一、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经济理论界针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所造成的经济理论上的混乱而展开拨乱反正的同时，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提出：“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1977年1月，华国锋在他的讲话稿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随后，华国锋授意把“两个凡是”写进《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2月7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3月中旬，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申“两个凡是”的观点，并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18]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压制思想解放，阻碍各个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进行、阻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引起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继续坚持“左”的方针的严重错误，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斗争。邓小平率先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针对“两个凡是”，专门讲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党的事业。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0]除了在理论上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同时，邓小平在实践上开始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批判“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他从自己主管的教育、科技和军队几方面着手作出示范。在这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人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强调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思想上、理论上推动了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理论领域拨乱反正的开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哲学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开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是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文章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赞同，也遭到了少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人的非议和责难。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热情支持并指导这场讨论。在他们的支持和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冲破阻力，积极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场讨论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打碎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是在中国重要历史关头开展的一次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

在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为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揭露了党内存在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真正发扬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团结一致，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这个讲话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这次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作出相应的决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战略决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些重大经济决策。

1．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全会在审议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因此这几年经济工作不是急于组织新的跃进，而应认真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切实做好综合平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重视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2．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会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还很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通过的这两个文件，规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主要有：尊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等。实行这些政策与措施，就是开始纠正农业方面的“左”倾错误。

3．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型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21]

思考题：

1．经济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主要有哪些内容？

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恢复国民经济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3．试述1977~1978年间，中国经济“新跃进”的原因、表现与后果。

4．试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作用。

[1]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页。

[2]《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

[3]参见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379页。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312页。

[5]同①，第380页。

[6]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页。

[7]曾璧钧、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