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趋好，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国际总体形势向好，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明显，“苏东剧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钟，而“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则是个刺激。国内经济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进一步制度变迁的要求迫切，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扫清了人们思维中的固有约束，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
一、国际经济发展环境
1．国际总体形势
国际上，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进入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处于新的分化改组中。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问题繁多，经济衰退，自顾不暇。它们中虽有一股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不会停止各种干涉和制裁，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努力把经济搞上去。这种和平形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1990年6月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机遇论”。邓小平强调，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历史机遇，现在确实是一个机遇，不要丧失机遇。[1]他多次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3]总之，国际总体形势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种有利于发展的态势。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使已经饱和的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剩余资本进一步增加。这就必然要寻求新的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场所。据统计，我国1992年的国际贸易量达7.4万亿美元，只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多一点，因此，非常有发展潜力。世界各国对外的直接资本投资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而且之后的若干年都要大幅度增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有利时机。从一般意义上说，我国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可以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国内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2．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国际投资迅速增长，对外贸易成为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环节和各国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际金融交易大大超过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服务贸易，并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销售产品，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
90年代以来，经济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欧洲联盟（EuropeanUnion）、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AmericaFreeTradeArea，简称NAFTA）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和西非共同市场、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东盟以及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等组织也在90年代迅速崛起。这些组织对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时代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任何国家若要发展经济，都不能不顺应这个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必然会顺应这个历史趋势，不断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大家庭中。江泽民强调：“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4]
3．“苏东剧变”的启示与周边国家的压力和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了“苏东剧变”。究其根源，虽有原因种种，但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而经济建设没搞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僵化。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效率低下，激励减弱，运行失灵，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又不能合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调整不适合的经济体制。
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东剧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在中国周边，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不太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如今却把中国抛在了后边。尤其是被称作“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令人羡慕，亚洲“四小虎”的经济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
1．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15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实力成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1992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33倍，平均每年递增9%；财政收入增长2.7倍，平均每年递增9.8%；居民消费水平，农业居民增长1.48倍，平均每年递增6.7%，非农业居民增长1.22倍，平均每年递增5.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加，1992年底达到11759.4亿元；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了近11个百分点，从23.9%增加到34.8%。[5]农业比重进一步降低，农业劳动力中有1亿人转向其他产业，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5年来，我国真正走向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了人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都为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思想解放和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逐步探索，人们对市场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但囿于意识形态，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前途还不是很明晰。在理论界和经济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认为：我们的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更有人说，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一种社会经济，它们之间具有经济制度的质的区别。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正当人们还走不出思维定式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6]针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上人们存在的模糊认识，邓小平大声疾呼：“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1992年春天，在南方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经验，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使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推动中国现代化迈上新的征程。
除了思想解放之外，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是我国加快改革的有力保障。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再次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重要关系。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就不能得到保证；没有经济发展的稳定则是一种僵化，也难以长期维持；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稳定的必要条件。应该说，在当时，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掌舵，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这些为中国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认，比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认识上更加彻底和完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是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1997年，党和政府又提出了跨世纪战略，提出在完成“九五”计划的基础上，经过21世纪初10年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92年以来，党和政府一方面全面推进改革，使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力争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积极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扩张规模来实现。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左右，这个水平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家20%左右的水平，而且，我国投资的效率逐年降低，“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8亿元、2.1亿元、1.6亿元、4.5亿元。这表明仅靠投资来拉动GDP增长是难以为继的。第二，技术进步主要依赖引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中，要素投入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0%以上，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很多企业满足于通过购买技术、新设备，获得低附加值的短期效益，而不是自主研发。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居第28位。第三，资源消耗大而且浪费严重。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高消耗造成了资源的紧缺，但在资源的开采和使用上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如煤矿开采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国外水平。第四，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居环境逐渐恶化。据测算，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账”。[7]总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危害到经济的安全和健康。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必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且说明了两个转变的关系：“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1997年中共十五大重新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提出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十五”计划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
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经济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在体制转变过程中，旧的经济结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又出现新的结构不合理问题。改革开放前，突出的是农、轻、重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改革开放后，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部门的发展不足越来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升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只有加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快速持续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1．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农业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事。然而，90年代初在大办工业、大上项目、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中，农业被忽视，耕地减少，粮食减产，乃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从1994年起，国家连续几年一直把加强农业基础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首先，确保粮食稳定增产。为此，国家除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外，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来促进粮食生产：一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原定的耕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二是保护耕地，建立基本农田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擅自改变和占用；三是改进流通体制，实行粮食保护价。其次，加快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以适应城乡居民不断提高的需求，增加农民收入。最后，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在农村发展服务化体系和乡镇企业基础上，对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它既能较好地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的矛盾，又能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而且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山东是实行产业化比较早的省份，到1996年，全省约有30%农村经济主导产业和产品基本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已有13674个农业龙头企业，年创产值800多亿元，利税78亿元，带动基地500万亩、农户700万户。[8]
2．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确定和培育支柱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轻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落后的问题凸显出来。1994年3月，国务院出台《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要求重点加强铁路、公路、邮电、能源、水利等基础部门，并明确：交通运输以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为重点，以发展运输大通道为中心，充分发挥公路、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加快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通信业要以高速、高质、大规模为基点，积极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与装备，尽快提高国产化比例，有重点、分层次地大力推进信息高速网络建设。能源工业要实行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做到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其中，煤炭工业要加快国有重点煤矿的建设，促进地方矿、乡镇矿的改造和提高；石油工业要稳住东部、开发西部，增加探明储量，合理利用国际资源；电力工业要实行因地制宜、水火电并举、适当发展核电的方针。根据上述方针，除增加预算内财政建设资金外，运用市场机制，多方筹集资金，如建立专项建设资金、提高收费标准、鼓励联合投资和股份投资、努力吸引外资等，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点骨干工程，如三峡大坝、京九铁路等，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明显得到缓解，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工业化发展过程实质是以主导产业更替为主要标志的阶段性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主要实行轻工补课，纺织、食品和家电是支柱产业；90年代初我国进入重化工发展阶段后，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任务转移到提高装备工业的水平，用现代工业技术替代传统工业技术，以适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由温饱转向小康的需要。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育新的支柱产业。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5年，正式确定新时期的支柱产业为：以开发和制造大型成套装备为重点的机械工业，以发展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为重点的电子工业，以开发和深度加工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合成橡胶为重点的石油化工业，以发展经济型轿车和重型汽车为重点的汽车工业，以建设城乡住房和公共工程为重点的建筑业。新支柱产业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又必须具有必要的经济规模，为此，它们的形成，主要通过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利用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种渠道，扩大资金来源，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强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创新，实行进口替代；同时实行企业间的优化组合，进行规模经营，并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企业集团，改变原来分散细小、技术和管理严重落后的局面，提高它们在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同时，更加重视了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和发展。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作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争取用10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90年代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高于一、二产业，力争其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第三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只有21.4%，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邮电等传统产业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局面得到显著改善。在数量上，按可比价格计算，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从1980年的966.4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3888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3年间增长了9.5倍，年均增长10.3%，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9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2.9%。在内容上，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产业不断改进，商业饮食服务业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物资流通开始变革物流形式，与新型业态相配套的物流中心、商品配送中心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缓解，初步形成了通达的交通网络。在传统第三产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旅游、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社区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文化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使第三产业中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逐步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些都影响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妨碍了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也束缚了第三产业自身的发展。
三、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1．科教兴国战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的。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重要方针上升到国策的高度。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所作出的重大抉择，是保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
第一，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必须坚持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变革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实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第二，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教育和科技同经济的结合，是党和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继续抓紧解决的重大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要大力推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就必须加大改革和创新的力度，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紧密结合。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特别是要加强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中心的建设，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其次，要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要大力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科研机构设置分散、科技资源分散、科技管理分散的弊端必须消除。要深化应用型科研机构和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改革。要合理配置社会科研资源，形成部门、地方高校和企业相结合的科技管理体制。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行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技术创新人才。同时，要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人才汇集机制，善于发现和大胆起用年轻优秀的科技人才，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和聘用境外高级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2．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在1994年3月政府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提出的。1996年3月，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一起纳入“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来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个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这样写道：“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
1992年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会议重申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五个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在其第一条原则中就明确提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应以人为核心的思想。《21世纪议程》则提供了一个从那时起至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蓝图，它几乎涉及与地球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是对资源和环境的封闭式保存，而是要求尽可能避免或者减少发展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将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在确立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发展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加速开发替代性资源，加速开发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减少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减少国际、国内的各种冲突，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长期和谐发展，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目前，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还存在差距和不足，需要继续努力。党提出实施这两大战略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我国在科技、教育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口、资源、环境总体上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蓬勃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不断增强，科技队伍建设成果显著，科普工作日益深入。基础教育特别是“两基”工作成就巨大，基本建成结构较完整、专业门类齐全的职业和成人教育体系，素质教育得到全面推进，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受到群众普遍欢迎，通过对几百所高校进行管理体制调整，基本形成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信息化水平和教师待遇显著提高，民办教育迅速发展。资源保护、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明显加强，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了较大改善。2002年9月，我国还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但是，我国科技和教育领域的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实力和教育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国人口和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通过继续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以解决。
四、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对我国历史上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否定之否定。从均衡到非均衡战略，我国走过了50年的曲折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尚处在极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在当时的理论和历史条件下选择了“均衡发展战略”，不但没能实现我国区域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反而阻碍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浪费了巨大的资源和人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选择了非均衡发展道路，这种做法，短期内确有成效，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但从长远和整体情况看，这一战略对面积和资源都占80%以上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不公平的选择，而且也影响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后劲”的发挥。从本质上说，我国选择的均衡和非均衡发展战略都是一种赶超战略，前者的理想模式是苏联发达的计划经济，后者则以西方和亚洲的现代化国家为赶超目标。无论是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业已高度紧张的关系，赶超战略并不是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全面转型。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市场性、自发性、渐进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通过竞争在统一大市场中占取的份额。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不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而是以市场为导向公开竞争、优胜劣汰而推动的。各区域在市场竞争的胜负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战略创新。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经济终于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经济运行态势由短缺向过剩转变，接踵而至的并非供求基本平衡的良性运行状态，而是前所未有的过剩。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由短缺向过剩的根本转型，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和流程与短缺经济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发展战略也因此面临着新的调整。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已经具备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可以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继续开创新的局面。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显而易见的积极效应，需要继续坚持。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实行“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型的地区发展战略决策”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发展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大趋势。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迫切要求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公平问题，这是最终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2000年3月中旬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西部开发办2000年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做好西部开发的总体规划；二是抓紧制定促进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三是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2000年3月以来两年多时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发展步伐加快。西部大开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大批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两年来，西部地区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867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35万亩。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正引领西部进入新的增长期。200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660亿元，比上年增长11.2%，是西部开发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据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我国西部地区的12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加快，与上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提高1.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8.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提高3.9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速提高13.2个百分点。
如果以2000~2002年这三年时间作为一个时段观察，可以看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的三年多时间，西部12个省市区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经济总量明显增加，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经测算，2002年西部12个省、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达20052亿元，年平均增长9.4%，快于全国平均增速1.7个百分点；人均GDP由1999年的4312元提高到2002年的5512元，平均增加1200元。2003年上半年，西部各省、市、区尽管受“非典”疫情影响，但国民经济仍保持了快速增长，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7%，除云南GDP低于全国8.2%的增长速度外，其余11个省、市、区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工业生产速度不断加快，经济效益明显回升。三年多来，西部12个省、市、区以重点项目和技术改造为重点，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生产和经济效益保持同步增长。经测算，2002年西部12个省、市、区全部工业增加值达6390亿元，比1999年增加1300多亿元，年平均增长8.2%。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区资源优势、区域优势的产业群，以煤炭、电力、化工、冶金、电子及农畜产品加工为主的支柱产业的形成，为西部地区工业生产增速注入新的活力。到2002年底，西部12个省、市、区原煤年产量已占到全国的26.9%，年发电量占全国的23.7%，钢材年产量占全国的13%，水泥年产量占全国的21%。与此同时，工业经济效益也明显回升。2002年西部12个省、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合计达519亿元，比1999年净增443亿元。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重点工程建设步伐加快。三年多来，西部各省、市、区以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为重点，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2000~2002年间西部地区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300亿元，占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21.3%。三年里共开工建设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额为6000多亿元，到2002年底，已完成2000多亿元。目前，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迈出新步伐；青藏铁路建设工程开工；西电东送工程南部通道建设全面展开，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此外青藏铁路正线铺轨已完成246公里；西电送广东能力突破500万千瓦。截至2001年西部地区光缆线路长度超过40万公里，电话普及率达14.63部/百人。
第四，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2002年，西部12个省、市、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193.25万人，比1999年增加106.27万人，增长1.22倍，年均增长30%；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1.1%~ 95.1%，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取得明显成效。
第五，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三年多来，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增加。三年间，西部12个省、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均在6.4%~9.2%。随着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表明西部地区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9]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很快，发生了通货膨胀。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党和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到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与之前不同的变化。“软着陆”的措施必须让位于扩大内需的需要。通过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我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
一、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他的讲话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新的经济发展高潮。在新一轮的高潮中，地方、部门、企业都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分别采取了一些主动的行动，推进本单位、本地区的改革与开放，对市场作用范围的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关键部门的改革，而这些部门的改革又非得依赖政府的推动不可。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各级政府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了规划开放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这样，我国很快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港口机场建设热、集资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泡沫，经济迅速达到了过热状态。我国的金融业也陷入无序状态，国内金融市场的大量资金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银行、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逃避央行的规定和监管，为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量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而且，供需脱节令物价飞涨。1993年，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全国物价上涨13%，1994年上涨至21.7%，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现象和高通货膨胀率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央从1993年夏开始实施“软着陆”的攻关调控。主要有四方面措施：
第一，中央政府于1993年夏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朱镕基亲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纪律；使国有银行与其隶属的信托投资公司分离；所有专业银行必须立即取消计划外贷款；限制地区间贷款；派出工作组到各省检查执行情况；等等。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了13条压缩银行信贷规模的措施，使新增货币供应量M0从1993年的1528.7亿元减少到1994年的1423.9亿元和1995年的596.8亿元。由于这次调控吸取了以前货币紧缩过度造成经济过冷的教训，这个货币政策的实施一直遵循着“适度从紧”的原则，最终保证我国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第二，通过深化改革消除经济过热的制度性根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要求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整体推进，可以确保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有助于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经济波动弊端。通过制度变迁来解决经济过热问题是根本性措施。
第三，采取措施遏制通货膨胀。除了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之外，还采取措施抑制粮食价格的上涨。粮价是“万价之基”。由于粮价上涨导致副食品涨价，副食品涨价一项大约影响当时物价上涨2/3。粮食价格抑制住了，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自然回落。抑制粮食价格过快上涨，其主要手段就是开仓放粮。1993年、1994年两年中央政府放出400亿斤国家储备粮。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粮食，并专门设立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给粮食贷款，同时修建可容700亿斤粮食的现代化粮库以储存粮食。政府还在1993~1995年间，三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食。1995年后，粮食储备持续增长，达到了5000多亿斤。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大于求。由于供大于求，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得到遏制，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大大减小。
第四，重新审定投资项目，不合格的坚决拿下。由于借助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地方、部门、企业的投资，使得投资热降温。投资降温，导致了对原材料需求的减少，从而防止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同时，在减少投资项目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这也有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些措施，我国经济在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1997年降到0.8%，但是经济增长率1996年则只回落到9.7%，1997年是8.8%。
二、扩大内需
1．扩大内需的背景
以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不论是中国还是整个世界，宏观经济形势都出现了变化。各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此时，不断有经济学家声称“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中国在1997年也出现了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1993年之后紧缩措施的惯性。20年来，我国经济大致按照“高涨——膨胀——治理——紧缩——停滞——放松——扩张”的轨迹发展。从1993年夏季开始的紧缩在1996年的冬天取得了明显效果。1997年大体上实现了零通货膨胀。正像其他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措施通常会出现滞后效应一样，我国也开始了通货紧缩的过程。
第二，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废弃一部分多余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会使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1997年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人。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造成了需求的减少。
第三，由于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旧的由国家统包的制度破除得快，而新制度建立得慢，从而导致人们加大了储蓄倾向，减少了对即期消费的选择。
第四，到1995年，我国提前五年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由于群众的温饱问题已解决，此时，国内的消费结构面临着升级，老百姓对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这方面的供给还很有限，因此，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
第五，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亚洲经济、金融的持续动荡，邻近国家货币的深度贬值以及进口购买能力的大幅度降低，使得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对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大量减少。这四个因素同时作用，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全面紧缩的问题。
2．扩大内需的措施
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内需不足的特点，提出了“扩大内需”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方针，并围绕这一方针，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1998~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比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等。1999年中央银行宣布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且再次大幅度下调银行利率。经过这次调整，一年期存款利率降为2.25%，一年期贷款利率降为5.85%。之后又进行了多次调整。1999年开始对居民储蓄的利息所得征收20%的比例税。由于存款利率较低而且还要缴纳利息税，人们加大了即期消费，从而促进了居民消费对需求的拉动，同时，由于贷款利率也较低，降低了民间企业家筹资成本，因此，促进了私人投资对需求的拉动。
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外，我国政府还通过其他一些措施来拉动居民消费和刺激出口。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通过延长节假日和增加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来刺激居民消费。1999年5月，我国首次实行“五一”和“十一”的七天长假制度。同年9月18日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规定我国一年有“五一”、“十一”、春节三个节日。2000年6月，明确提出我国每年有三个黄金周。
第二，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我国进行了医疗体制改革，1998年7 月1日，开始了住房制度改革，废除了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免费或低价向职员和职工提供住房的福利分房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实施个人购买住房的商品房制度。
第三，教育改革。通过高校扩招，启动教育经济，拉动需求。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短短的三年，招生人数便由1998年的108万人，增至2001年的260万人、2002年的290万人。同时，相应提高学费。
第四，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为了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1998年我国政府将出口退税率逐步提高，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由原来的6%提高到15%。2002年，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出口退税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同时，为了化解金融风险，1998年，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又先后组建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购买或托管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为了减少行政干预、推进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自1998年底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按经济区划在全国设置九大跨省市的分行（外加两个营业管理部），彻底改变了我国几十年来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框架。1997年11月，与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的监督管理职能的归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证券经营机构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1998年11月，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监管全国商业保险市场。
通过这些措施，银行体制进一步理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理顺，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金融风险大大降低。
中共十四大以来，党和政府驾驭全局，引领我国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指引下发展，克服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十五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取得进步，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一、经济增长的波动
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2.7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4%（见图13-1），不仅快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的水平，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我国不仅用占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家税收连年大幅度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从1992年的3483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6386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194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121亿美元。
图13-1 中国GDP和人均GDP的变化：1992~2001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
从1992~2001年，我国国民经济在波动中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掀起了继1989~1990年经济萧条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1991年，GDP的增长速度已有所回升，达到9.2%，1992年则升至14.2%，1993年和1994年分别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达到14.0%和13.1%。[10]这种经济繁荣主要是由工业设备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所带来的，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增长率在1992年约为44%，1993年约为62%。资源使用的剧增也使得价格猛涨，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21.7%，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更是达到了24.1%。这场繁荣由此引致了高通货膨胀。为了治理较高的通货膨胀，党和政府立刻紧缩银根，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限制银行的大规模贷款。1996年底，我国经济成功完成了“软着陆”。GDP的增长率回落到10%（见图13-1），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回落到6.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回落到8.3%。1997年11月，通货膨胀冲破了基准线，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在1998年下降了大约2.6%，1999年下降了3%。由于通货紧缩，GDP的增长也持续滑坡，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6%（见图13-1）。我国经济的波动不仅与经济发展本身有关，也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关。投资过热、消费不足以及出口不利等，都构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中共十五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指导下，我国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在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内需严重不足，1998年、1999年连续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等不利条件下，经济实现了复苏。2000年和2001年的GDP的增长率达到8.4%和8.3%。人均GDP的增长趋势与GDP大致相同。
从1992年到2001年，尽管我国经济也在波动中发展，但是，这种波动的频率较以往要小。图13-2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没有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GDP的增长也主要由投资拉动，一旦投资被遏制，则经济增长迅速下滑。GDP增长率一直不能持续地维持在某一个水平上。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向一种稳定的状态回归。这显示我国经济正在走向一条良性的增长轨道。
图13-2 中国GDP的增长率：1978~2001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
二、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从1992~2001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迈出重要步伐。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更加协调的发展，从而提升了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农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我国三次产业结构逐步走向协调，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21.8∶43.4∶34.8调整为2001年的14.4∶45.1∶40.5。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从1992年的58.5∶21.7∶19.8调整为2001年的50.0∶22.3∶27.7。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的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从1992年的1.2∶9.2∶3.8变为2001年的0.4∶3.9∶4.0。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十年来不断改善。同时，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推进国民经济的社会信息化。通过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大投入，使我国信息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组织实施了多项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在短期内实现了产业化。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作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体系。积极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采取国债贴息、改进技改项目审批等办法，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1999年，我国开始全面着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支持、加强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品种结构，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推进农业生产区域布局调整。大力推广“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方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千家万户农民进入市场。同时，抓住粮食供给充足的有利时机，实施退耕还林，既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又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搞行政命令，尊重农民意愿。努力发展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改善发展环境，推行现代经营方式和技术，使传统服务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支持和鼓励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三、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从1992~2001年，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2年的2026.6元增加到2001年的6859.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2年的784.0元增加到2001年的2366.4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92年的53%降为2001年的38.2%；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92年的57.6%降为2001年的47.7%（见表13-1）。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992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7.4万亿元。居民拥有的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也有较多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表13-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1992~2001年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
城乡市场繁荣，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2年的1.1万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4.3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92年的14.8平方米增加到2001年的20.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8.9平方米增加到25.7平方米，城镇化水平提高，[11]由1992年的27%增加到2001年的38%。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进一步普及，电脑、轿车越来越多地进入居民家庭。公共服务设施、人均绿地面积不断扩大。法定节日假期增加，外出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体育健身和文化娱乐消费明显增多。医疗保健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2000年时达到71.4岁，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扩展
过去20年我国迅速从一个封闭经济走向半封闭半开放经济，成为所有新兴经济中最开放的市场和经济体。我国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使我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进出口总额从1992年的不足10000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超过40000亿元，增长了3倍。贸易总量占世界总量由1978年的不到1%上升为2001年的近5%，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为2001年的前6名。我国利用外资水平明显提高。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到2001年底，已获准在华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39万多个，累计在境外设立各类企业6310家。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总之，在中共十四大以来的10年中，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有显著进步，国民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对外开放也达到新水平。
思考题：
1．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2．试述1993~2000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实现经济“软着陆”到扩大内需的转变。
3．试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特点。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3]同②，第369页。
[4]江泽民：《在香港“2001〈财富〉全球论坛”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5月9日。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7]雷明：《经济增长需要绿色核算》，《人民日报》，2004年2月6日。
[8]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页。
[9]这部分内容参考张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三年来的回顾与启示》，《山区开发》，2003年第8期。
[10]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与《中国统计年鉴（2002）》数据略有不同，《中国统计年鉴（2002）》上的对应数据分别是13.5%和12.6%。
[11]以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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