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弹性的估计

第五节　应用：劳动力供给弹性的估计

下面用计量模型来说明如何估计劳动供给弹性的大小。首先建立劳动供给的模型，影响劳动供给的解释变量包括工资、非劳动收入、福利状况和其他变量（包括制度和文化因素）。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h表示劳动时间，w、V、B、o分别表示工资、非劳动收入、福利状况和其他变量。

h = aw + bV + cB + o

a表示工资变化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系数，表示工资变化一单位，劳动供给时间会变化多少单位。如果替代效应占主导，系数应该为正。如果收入效应占主导，系数应该为负。b表示非劳动收入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系数，劳动者有较高的非劳动收入，劳动供给时间会缩短，因而b应该为负值。福利性收入越高，就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面激励，因而c也为负值。通过调查获得大样本的微观数据，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就可以得到上面影响系数的估计值。

如果把计量模型写成对数的形式，即

lnh = a lnw + b lnV + c lnB + o

这里，lnw的系数即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表示工资变化1%对劳动供给时间变化率的影响。在对美国男性劳动力供给的计量分析中，一般的结论是年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为-0.1，即工资增长1%，劳动供给时间减少0.1%。可见，收入效应占主导，但优势很微弱。这可以解释美国在1900～1950年间小时工资不断上升而劳动时间不断减少的趋势。弹性较小，则说明男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变动的幅度不大，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劳动时间比较稳定，每年在2100小时上下做微幅调整。

在计量分析中，考察的时间越长，劳动供给的弹性就越大。如果h表示周工作时间，则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会很小；如果h表示年工作时间，则其工资弹性会提高。因为时间越长，劳动者调整劳动供给的余地越大，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也反映得更明显。

上述研究劳动供给的一个缺陷是仅以就业者为考察对象。它不能够反映劳动年龄人口整体（包括失业者和不在劳动力人口）的就业意愿。对于失业者和不在劳动力人口来说，他们的工资率并非为零，只是市场工资低于其保留工资。计量分析要求进行人口抽样，将这部分人口排除在外不是真正的随机抽样分析。所以上面的劳动供给弹性分析存在着一定的错误，这被称为“自选择偏差”（Self-selection Bias）或“样本选择偏差”（Sample-selection Bias）。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解决这一问题，新的统计技术要求解释变量还应包括估计的劳动者参与工作的概率。

前面我们假设非劳动收入是与劳动供给时间无关的收入流，但是现实情况是人们大部分的非劳动收入是过去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即最终也来自劳动收入。今天的非劳动收入来自昨天的劳动收入，如果劳动者对劳动的偏好不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则非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正向的，因为有较多非劳动收入的人也正是愿意多工作的人。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有较高非劳动收入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一些。

福利政策不仅影响人们的劳动参与率，也会影响劳动时间的长短。美国政府在1968~1982年间曾对此做过实验，对符合标准的家庭给予现金救济和一定的所得税税率。例如给一些家庭相当于贫困线标准95%的救济，其劳动收入的税率为50%；对另一些家庭给予相当于贫困线标准140%的救济和70%的劳动收入税率。结果发现丈夫的就业参与率下降了3%，妻子的就业参与率下降了7%。而且男性工作者的就业时间减少了5%，女性工作者的就业时间减少了21%。福利制度会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对女性劳动者的影响尤甚。这与预期的结果是相符的。

下面分析妇女的劳动供给模型。妇女的劳动供给有不同于男性的特征，决定妇女参与率的因素包括工资（w）、非劳动收入（V）、福利状况（B）、小孩的个数（尤其是0～3岁小孩的个数，K）、丈夫的工资收入（Wh）和其他变量（o）。

P_women= aw + bV + cB + dK + eWh+ o

在这里，选择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对于妇女来说，劳动参与率更易于变动。^[14]前面已经提到，二战后各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其中妇女市场工资上升的贡献不容忽视。在1960～1980年间，澳大利亚妇女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6.2%，意大利的增长率为5.6%，英国为4.2%，美国为2.1%。在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上，表现为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参与率有更大幅度的提高。例如，澳大利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年均提高5%，意大利妇女的参与率从1960年的25.7%提高到1980年的39.9%，年均提高3%。美国年均提高不足1%。据估计，1890～1980年间妇女劳动力增长的60%贡献要归为妇女工资的上升。^[15]

非劳动收入、福利制度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与两者对男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相似。对妇女参与工作有特殊影响的是孩子的数量。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会降低妇女的保留工资，因而会提高其劳动参与率。研究表明，如果妇女有不到6岁的孩子，其劳动参与率会下降近20%。^[16]在1950~1989年间，美国成年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3.3个减少到2个（U.S. Bureau of the Census），这是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人认为，养育孩子多少并不是决定妇女劳动供给的因素，相反，正因为市场工资上升，妇女更多地外出劳动，用于家庭生产和生育的时间减少，才导致孩子数量的减少。或者说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生育数量的减少，虽然这不会影响妇女的劳动供给，却涉及生育率和长期劳动供给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进一步分析。

与照顾孩子类似的其他家务活动也会影响妇女的劳动供给，例如做饭、洗衣服。随着家务生产技术的发展，家用电器不断普及，节省了大量的家务劳动时间，这也会使妇女重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去，即家庭不再需要一个成员专门做家务。

丈夫的工资会对妇女劳动供给产生影响。丈夫收入的提高会减少妇女工作的必要性，降低其工作时间。例如，一项研究表明丈夫工资提高10%，会使妻子的劳动参与率降低5.3%，也使外出工作的妻子的劳动时间减少1.7%。^[17]也可以将丈夫的工资看做是妇女的非劳动收入，其影响方向是一致的。相反，有趣的是，妻子的工资对丈夫的劳动供给却很少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也许要从传统习俗和社会文化中去寻找。其他变量包括文化传统因素，例如对妇女外出工作的歧视使有些国家（例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低下。

与男性不同，妇女劳动时间的工资弹性为正，即替代效应占主导。据估计大约为0.2，即工资上升1%，妇女的劳动时间会增加0.2%。劳动时间的工资弹性较小，但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工资弹性较大。也就是说，对妇女而言，对经济因素的反应主要体现在工作与否上，而不是工作多长时间上。

案例：日本妇女为何很少外出工作

日本的女性劳动力很少外出工作，即使工作，也大多是非正式的短工。其劳动参与率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低的水平，1999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49.6%（男性为76.9%），而美国1999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0%。影响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意识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至今仍普遍存在，妇女工资与男性工资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所以，日本妇女外出工作的积极性不大。从非劳动收入和家庭生产模型来看，丈夫的较高收入降低了女性外出工作的必要性，妻子对丈夫在经济上依赖的传统意识在今天的日本仍存在着。另一方面，女性的家务劳动也节省了家政服务的支出，即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在家做家务或者打短工对家庭总收益来说是最优的。从家庭偏好来看，日本家庭更愿意母亲自己照顾小孩，因而小孩的数量也对日本女性参与率产生影响。此外，还有税收方面的考虑。樋口和早见（1984）对日、美两国女性的就业率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如下：户主（丈夫）的收入增加1%，日本女性的就业概率下降0.24%，而美国的相应数字为下降0.09%；日本女性的工资上升1%，其就业概率上升1.10%，而美国的相应数字为上升0.35%。^[18]所以，与美国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的就业意识不强，受工资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