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第一节　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大部分人是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构成人们日后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受教育的时间在不断地延长，具有较高学历劳动者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在美国，1940年成年人中有75.5%的人没有高中毕业文凭，只有4.6%的劳动者拥有大学毕业文凭；而到了1992年，成年人中只有20.6%的人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有21.4%的劳动者拥有大学以上的文凭。1998年，主要发达国家25～64岁的劳动者拥有大学学历的比重分别是:美国为26.6%，加拿大为18.6%，日本为17.7%，英国为15.4%，德国为14%，法国为10.5%，意大利为8.2%。^[3]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教育投资的扩大，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这一节，我们主要分析微观主体——劳动者以及家庭对教育进行的投资，分析其成本与收益。对于政府、社会对教育的投资，我们只做简单的介绍。此外，对教育投资与技能培养之间的联系做了分析，探讨教育的功能究竟是培养人才还是发现人才。

教育主要指正规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教育，非正规的教育一般包括各种培训。虽然教育的目标是多重的，比如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学习具体技能、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加强文化思想的传播等。但从宏观上看，基本的目标是培养适应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微观上看，基本目标是劳动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因而其经济的目标是很重要的。从教育投资的主体来看，有个人和国家两大类。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虽然并不将经济目标作为教育的唯一目标，但都将教育的经济收益列入首要考虑的对象。

一、教育的成本与收益

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主体的劳动行为，因而个人的教育投资是研究重点。分析的基本框架是成本—收益分析。在某一时点，人们选择是否接受某一类型的教育时，要考虑教育的成本和接受教育后产生的未来收益，而未来的收益必须折现成现期收益，只有接受教育的折现现期净收益大于不接受教育的折现现期净收益时，人们才会选择接受这一类型的教育，否则不会接受教育而选择直接就业。

以一个19岁的高中毕业生为例，他在选择是否读大学（四年）时，要考虑读大学的成本、大学毕业后未来每年的预期收益以及不读大学直接工作每年的收益情况。一般来说，如果不上大学直接参加工作，会获得与高中学历相适应的工资。如果上大学，在以后的四年中就没有工作收入，而且要支付相关的成本。但是大学毕业后，由于其经过人力资本投资后，具有较高的技能，工资一般会高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这里假设上大学四年每年的成本都是H，大学毕业后每年的收入都是W_u，不读大学直接工作每年的收入是Wh，退休年龄为60岁，该青年对未来收益的折现率为r（如果他是一个代表性的微观主体，也可以用利息率来代替）。这样，不读大学而直接工作的一生收益折现PV_h为：

如果上四年大学而后工作的一生收益折现PV_u为：

只有在PV_u大于PV_h时，该青年才会选择读大学，否则会选择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虽然每个人在做决策时对成本和收益的信息并不非常清楚，但考虑问题的思路是大致如此的。

下面来分析一下上大学的成本。首先要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因而有入学成本。在一些国家，大学可以自愿申请，只要个人愿意，就有入学的机会，这样其入学成本就较低。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要想进入大学，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像中国的高考），则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入学成本就非常高。

其次，上学期间要缴纳学费、住宿费。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学校的学费标准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来说，越是名牌学校，其收费标准越高，因为学费也是与教学质量相联系的。在中国，实行高校收费制后，2000年的学费标准为每年4000～5000元，住宿费每年1000元左右，学生的生活费依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每月在350～500元左右。大学学制的长短也会影响成本高低，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学制较长，意大利的大学平均要上7.2年，而英国学制较短，平均仅需3.4年。在中国，平均学制为4年。上学成本不仅要衡量货币上的支出，还要衡量学生付出的劳动——学习时间（包括上课时间和自习时间），因为如果把学习看做与工作相类似的活动，因而与闲暇是相对的，^[4]学习时间的延长就会给学生带来负效用。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平均每周为30.2小时，欧洲的大学生平均每周为33.7小时。而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时间一般较长，在40～50小时左右。

最后，要想获得大学文凭，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则需要通过毕业这一关，包括修完足够的学分、完成论文。这一阶段在教育具有信号功能的条件下尤其重要（参见下面教育的信号功能一部分），因为只有拿到毕业证，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前面所有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得到回报。

不同学习阶段成本之间的关系对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不同，形成了不同阶段成本上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宽进严出”（即入学容易、成本低，而课程考试和毕业难，上学成本和毕业成本高），有的国家实行“严进宽出”（即入学难、成本高，而上学成本和毕业成本低），还有的国家实行“严进严出”或者“宽进宽出” 。不同的教育体制不仅会让受教育者支付不同的成本，而且会影响其收益的实现，例如，在实行“严出”的情况下，前期付出的成本很可能无法得到回报。

而接受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付出的成本也会有所不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有普通高校、高等自学考试、夜大学、函授大学等几种获得高等文凭的方式，从经验上看，其教育成本是依次降低的。这决定了它们的收益也是与成本相对应的，依次降低。事实也基本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心理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虽然它不容易衡量。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接受教育，对于厌恶上学的人来说，教育的成本不仅包括支付的各种费用，还包括心理上承受的各种压力（成本）。当然，能力不同的人的上学成本也不同，对于聪明的学生来说，花很少的时间就能取得优秀的成绩，因而其学习成本较低。

还有一项成本是机会成本，它是指放弃上大学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益。但是，一个人一旦上了大学，我们就没有机会观察他如果不上大学的收入状况。一般来说，以不上大学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作为其机会成本，即假设上大学的人和不上大学的人除了教育上的差别，其他条件都是相同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人决定接受教育与否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教育的直接成本并不大但机会成本很大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不继续接受教育。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初级教育的费用很低，家庭一般也能支付得起，但由于小孩不上学可以给家里带来较多的收入，所以儿童的入学率很低。^[5]因而，在政策上单纯依靠降低学费不能有效地提高入学率。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上学获得的收入会提高，上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一般认为，即使在大学学费迅速上升的情况下，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仍然会超过直接成本。

从收益来看，大学毕业者应该获得更高的收益（体现为高工资、低失业率）来弥补其成本的支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会高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入，硕士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又会高于大学毕业生。美国1997～1999年间，25～64岁全日制劳动者的学历不同，年收入存在很大差异。拥有博士学位可获得89400美元的年收入，拥有硕士学位者的平均收入为62300美元，本科学历为52200美元，专科学历为36800美元，高中毕业者为30400美元，高中毕业以下为23400美元。^[6]而且学历越高，失业率也会越低。

除了这些货币的收益外，教育的增加往往导致福利收益的增加和工作条件的改善。高学历者更容易成为白领阶层，拥有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此外，教育的增加还会对健康、闲暇质量、未来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应承认教育的“精神收益” ，即为学习而学习的纯粹享受。^[7]

在考察教育的收益时，需要强调并非所有受过较高教育的人都能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取决于需求因素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在做投资决策时，人们只能预计未来的收益，因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收益的期间长短也决定了一生收益的大小，因而越早接受教育，其收益的回收期就越长。这也是大多数人选择在年轻时进大学的原因。

二、教育的收益率

下面分析一下影响教育收益率的因素。首先，教育质量、学习内容会影响收益。以大学为例，不同类型的大学（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不同，学生获得的技能也会有差异，这决定了其未来的收益。一般而言，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会高于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而大学教育的重点不同也会使毕业生受益不同。例如，以理论概念学习、上课出勤为重点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力不强。而以分析方法的掌握、交际能力、就业体验为重点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就有很强的适应力，也会获得高的收益。

学习不同的专业，也会有不同的收益率，但差异不会太大。这里的前提是专业设置是面向市场需求的，而学生又可以自由选择专业，那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自发调整供求达到均衡，使不同专业的收益率接近。

从我国的情况看，高校扩招后的大学资源短缺影响了教育质量，这也势必会影响到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教师资源来说，大学教师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学生增加的速度。我国高校教师学生比例1978年为1∶4.2，1990年为1∶5.2，2002年仅为1∶14.6。另一方面，学校从事管理的职工过多，也占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1990年为40%，2002年仍不足50%。^[8]从专业看，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有一定程度的脱节，致使许多学生不能上理想的专业，这也影响了其教育投资的收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短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许多学生对职业技术学院抱有成见，宁愿去普通高校学不喜欢的专业。普通高校所学知识应用性差，学生在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是我国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而收益率也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相关。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导致人才流动的困难，会阻碍人力资本投资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的人才政策也会导致具有同一学历的人才获得的回报不同。赖德胜（1998）对劳动力市场与教育收益率的关系做了研究，发现1995年我国教育收益率较高的省份是江苏省（6.31%）和广东省（6.23%），这两个省的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高，人才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合同工比重大，国有工业比重较低（言外之意，说明长期以来国有部门对人才重视不够，很难获得教育投资的高收益）。而教育收益率较低的省份是云南省（5.12%）和山西省（5.38%），这两个省的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合同工比重低，国有工业比重较高。

教育投资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所以，个人选择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例如，在西方国家，许多年轻人在入大学之前有工作经验，因而入学时对所选择的教育类型、专业有充分的了解，对未来的收益也有合理的预测。并且在上学期间有就业和实习体验，很多学生边学习边打工，且打工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有联系，每年还有专门的实习时间。这些都保证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

如何衡量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呢？在上面的例子中，上大学的净收益是上大学收入的折现值减去高中毕业收入的折现值，还可以计算出上大学成本的折现值，然后就能够得出上大学的年收益率。

也可以用教育的内在报酬率来计算。教育的内在报酬率是这样一个折现率，它能够保证教育投资成本等于收益的折现值。如下面的公式所示，它说明人力资本投资的总成本在未来的40年里会给劳动者带来实际收益流。这个内在报酬率r越高，教育投资就越有价值。可以把教育的内在报酬率与其他物质资产投资的报酬率或银行利息率做比较，以判断教育投资是否值得。

还可以简单地用一个计量回归方程来衡量：log w=as+others，这里的log w表示工资的增长率，s为受教育的年限，回归系数a即表示教育的收益率。这一方法不需要考虑教育的成本，且以调查的大量劳动者的收入与教育情况作为依据，以计量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测量教育收益率的方法。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教育的收益率为5%～10%，高于其他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因而可以说教育投资是更值得的投资。舒尔茨计算的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为17.3%。贝克尔计算的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的教育收益率表明，大学教育的收益率（12.4%～14.8%）低于中学教育的收益率（16%～28%），这说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一发现也为政府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政府的教育支出应更多地向中学及以下阶段教育倾斜（因为其收益率更高），对于这些阶段的教育应该实行义务教育，而大学教育要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来完成。

从中国情况看，长期以来，教育的收益率偏低，但有上升的趋势。诸建芳、王伯庆（1995）的计算结果是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赖德胜（1998）的计算结果是1988～1995年教育收益率由3.8%上升到5.73%。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的研究表明，2000年中国6个省、区城镇青年大学教育的平均回报率为43%（年均近11%）。但是，中国的中高等教育收益率高于中低等教育收益率，即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这可以从李实1994年的研究结果中得到反映，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分别为2.667%、3.378%、3.852%、4.484%，^[9]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中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存在着很高的入学成本，只有少数优秀者才有机会入高中、入大学，即存在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所以这些优秀者的收益率理应高于中、低等受教育者的收益率。

在美国，有大量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下降了。这主要来自理查德·弗里曼的工作。按照他的计算，大学的私人收益率从1969年的11.5%下降到1974年的8.5%。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过度，人们接受了过多的教育呢？造成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来自教学质量的下降，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担忧由来已久，如果教育不能提高人们的技能，那么，其收益就无从谈起。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大学入学率迅速提高，这可以理解为入学学生的平均能力水平下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够部分说明高等教育收益率下降的事实了。

三、最佳受教育年限

如果说收益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成本是否也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呢？事实上确是如此，随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博士、硕士与本科相比），学习的成本会增大。不仅表现为入学考试、学习内容、毕业难度加大，而且表现为机会成本加大。此外，随着年龄的增加，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也会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最佳的受教育年限，它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具体可以用图5-1表示。

图5-1　最佳教育年限的选择（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或者教育的最佳年限可以这样得到，因为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我们可以得到教育的边际收益率曲线（这里的收益率相当于上面的净收益率），其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假设利息率是水平不变的，最佳的教育年限是边际收益率曲线与水平的利息率相交之点对应的年限。如图5-2所示。因为利息率相当于折现率，也是其他投资能够得到的收益率（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当边际收益率高于利息率时，继续增加教育投入是有利的。当边际收益率低于利息率时，教育投资是不可取的，应该减少受教育的年限。直到教育的边际收益率与利息率相等时为止。

图5-2　教育投资的最佳年限

影响收益折现值的重要因素是折现率。不同的人时间偏好不同，因而其折现率也不相同。一个穷人现期收入低，非常希望在现期提高收入，折现率会较高，即未来收入折成的现值较小。所以，他在选择教育投资与否时往往会放弃接受教育，直接参加工作。而一个富有的人因为收入较高，现期对收入的渴望不强烈，他更看重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折现率较低，未来相同收入折成的现值较大，从而会选择接受教育投资。这也是我们看到低收入阶层受教育水平低的原因，它不仅反映低收入阶层现期无力支付教育成本，而且反映对未来收入的折现率的不同。

如图5-3所示，如果甲的折现率高于乙的折现率，两人的教育边际收益曲线相同。按照边际收益率与折现率相等来决定最佳受教育年限的原则，甲的受教育年限为6年，小于乙的9年。反映在工资收入上，乙的工资高于甲的工资，因为增加的教育投资给予其增加的收益。如果甲的折现率高是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造成的，政府的干预措施就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政府可以提供教育补贴，资助贫困学生上学，从而适当地改变其折现率。实行义务教育则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9年制义务教育要求所有的人必须完成初中学业，这样即使贫困学生折现率高，也要不得不接受9年义务教育。结果是与原来相比，他们工作后的收入得到提高，这对其个人消除贫困和社会人力资本积累都是有益的。但有人会反驳说，由于其折现率较高，接受教育后他们收入的折现值不一定得到提高。实际情况是如果法律规定必须实行义务教育，且教育实现免费，贫困学生的折现率也会下调。

图5-3　有不同折现率的劳动者的教育与收入

案例：助学贷款、教育收益与还贷率

近日，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了解到，截至2005年12月，贵州省6所普通高校2001年贷款的379名学生已有367名贷款毕业生还清了全部贷款。其中，人数还贷率和贷款还贷率分别为96.8%和97.4%，还贷率位居全国首位。

据贵州省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主任周忆江介绍，2001年贵州省贷款毕业生共有379人，贷款金额本息合计为990771.98元。这批学生按照“毕业后四年内还清贷款”的政策规定，已进入最后还款期。截至2005年12月，已经有367名贷款毕业生还清了全部贷款，金额为965036.73元。其中，人数还贷率和贷款还贷率分别为96.8%和97.4%，还贷率位居全国首位。人数违约率和金额违约率仅为3.17%和2.60%，违约率远远低于15%的国际平均水平。

周忆江介绍说，贵州是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但367名贷款毕业的贫困大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国家助学贷款还款义务，充分证明了贵州省当代大学生是诚实守信的一代，同时也反映了贵州省加强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已见成效。

2004年9月以来，针对农村贫困面大、贫困家庭学生多的情况，贵州省又启动生源地发放助学贷款的政策，考上大学的贫困家庭子女，可凭入学通知书到家庭所在地的农村信用社办理最高6000元的助学贷款。这种“先贷款，后报到”的做法及时解决了困难学生的路费、学费和其他入学费用问题。目前已经有4000名贫困学生得到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帮助，有效地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问题，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成为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的重要补充。

贵州是我国最早实施国家助学贷款的省份之一。启动助学贷款5年来，累计贷款2.75亿元，目前已有近9万名贫困家庭大学生获得助学贷款，占在校生比例的14.7%。全省没有一位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资料来源：http://www.edu.cn，2005年12月30日。

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在比较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时，教育是很重要的解释变量。但是比较应该基于相同能力水平的劳动者，我们知道即使两个劳动者都是大学毕业，其能力也存在着差异，而能力的差异会导致收入的差异。如果不将能力因素排除，就会得到教育收益的不恰当估计。接受较高教育的劳动者同时又是高能力的劳动者，则不考虑劳动者能力而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就会偏高。这一现象叫做能力偏向（Ability Bias）。

如图5-4所示，甲和乙的折现率相同，但乙的能力强于甲的能力，能力强的人其教育的边际收益曲线也较高，即他增加一年教育的收益大于其放弃的收入。前面我们分析了能力强的人学习成本低，也有利于其获得高的收益率。所以，乙的边际收益曲线在甲的右方，于是在边际收益等于折现率的作用下，乙的理想受教育年限高于甲。在右图中，显示的是甲、乙各自面对的教育工资曲线，乙的曲线位于甲的上方，说明乙增加一年教育的收益大于甲。从实际情况看，乙受教育年限为9年，甲受教育年限为6年，他们的工资分别是w₁，w₂。则工资差距w₁- w₂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如果忽略两人的能力差异，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工资差距完全是由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造成的。其实不然。受教育年限所造成的工资差距仅为w₃- w₂，w₃为甲接受9年教育得到的工资水平。而能力差异带来的工资差距为w₁- w₃，即使甲、乙都接受9年的教育，乙的工资仍会高于甲的。

图5-4　能力水平不同的劳动者的教育与收入

那么，只有选择能力完全相同的人做比较，才能得到真正的教育收益率。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国外的一个做法是对双胞胎做实验，双胞胎基本上被看做是能力完全相同的人，考察每组双胞胎随受教育年限而增加的工资增长比率，^[10]将一定数目的双胞胎的收益数值加以平均，就可以估计一个正确的教育收益率，因为这时能力差异的因素已经被控制住了。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收益率为3%，低于没有控制能力差异的一般估计值（5%～10%）。这一研究说明能力的差异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工资差异的大部分。^[11]而另一项研究得到的结果却有所不同，双胞胎的教育收益率达15%，^[12]远高于通常的估计。但是，也有人对此实验提出质疑，双胞胎的能力一定相同吗？如果他们的能力不同（不同的例子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研究的结果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他的解决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法和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法（如父母的收入）。

在计算教育的收益率时，出现了另外一个与能力相关的问题：一旦劳动者选择了某一教育水平，我们无法估计其不接受这一教育可能的收益（机会成本），而只能用其他人的收益来代替。代替的前提是劳动者能力是相同的，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也是这样假设的。但实际上不同劳动者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折现计算就有问题，教育的收益率也不准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有甲、乙两人，甲擅长做蓝领工作，这一工作需要的受教育年限较少；乙擅长做白领工作，这一工作需要的受教育年限较长。假设在两期中，如果劳动者不继续上学，可以在两期内直接参加蓝领工作。如果劳动者选择上学，则在第一期上学，在第二期参加白领工作。两人从事每一种工作的工资分布如下：假设两人的折现率相同，则甲不上学直接参加工作的折现值为38132元，而上学的折现值为36363元，于是甲会选择不上学；乙不上学直接参加工作的折现值为28636元，而上学的折现值为37273元，于是乙会选择上学。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乙上学的折现值小于甲不上学的折现值，这也是劳动力市场上可能看到的工资差异现象（不上学的劳动者很可能收入更高）。对于乙来说，是否选择错了？不是的，因为两人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之所以折现值不同，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不同（他们具有不同的能力，社会上对他们不同的能力给予不同的报酬）。两人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让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都去做高中生擅长的工作，高中生肯定劳动生产率高，收入也高。如果不考虑他们选择的问题，容易错误地比较两个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得出错误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这一问题被称为选择偏向（Selection Bias）。

四、家庭对教育投资的作用

由于教育从人的幼年时期就开始，而教育决策在未成年阶段都是由父母做出的。因而家庭对教育投资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教育不仅仅包括学校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教育是在家庭里完成的。例如，父母的高学历有利于子女的教育投资收益，子女成为有高才能人才的可能性提高。而家庭经济状况与父母的时间偏好也决定了子女受教育的多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时，父母往往无力支付孩子的教育成本，导致孩子过早退学。这时，为贫困学生提供各种助学贷款、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就有积极的作用。有了助学贷款后，教育成本相应会提高，因为要增加一笔利息费用。这是否会影响到贫困学生的教育收益率呢？还不得而知。如果教育的收益不确定，就会影响到学生的贷款决策，即使贷款了，也会影响其按期偿还。而短视的父母往往有较高的折现率，他们不愿意为孩子进行教育投资，这也会使孩子接受较少的教育。前面也提到，贫困家庭的折现率一般较高。

另外，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也会对子女的教育状况产生影响。母亲外出工作后，缺少时间对幼年子女进行照顾和学前教育，这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学习成绩和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其影响大小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成正向的关系，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影响程度越大。例如，澳大利亚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学历的母亲外出工作会对子女的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而高中以下学历的母亲外出工作对子女的教育却基本不会产生影响。言外之意是高学历的母亲更适合在家里照顾孩子，因为她们能够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利于孩子的人力资本增长。而贫困家庭的母亲（一般学历较低）应该外出工作。^[13]相关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对贫困家庭的财政补贴应该减少或取消，^[14]以鼓励母亲更多地外出工作，而不是在家照顾学龄以后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