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第一节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在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有大量的非洲裔劳工从南部地区迁移到北部地区就业，从1900~1960年，迁移的速度加快。在1900年大约90%非洲裔人口居住在美国南部，到196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0%。迁移的原因在于北部地区的城市制造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此外，北部劳动力市场上和公立学校较少的种族歧视也是吸引他们迁移的另一个原因。

从公式可以看出，目的地收入的提高会增加迁移的净收益，从而使劳动者迁移的可能性提高。而目前所在地区的收入提高会减少迁移的净收益，从而使劳动者迁移的可能性下降。最后，迁移成本的提高也会减少迁移的净收益，降低迁移的可能性。所以，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是：目的地的预期收入、当前的收入和迁移成本（包括直接经济成本和制度阻碍成本）。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来看，往往是西部地区的劳动者向东部地区转移。西部的低收入和东部相对较高的收入是迁移的基本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时间较早，凭借着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制造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扩张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中西部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走出家门，到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作。^[1]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城市管理法规等限制，迁移的成本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此外，由于没有稳定的预期和制度保证，大多数农民的迁移都是短期的（一年或几年），因而考虑的成本和收益也是短期的。迁移尤其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在90年代初期，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市场疲软，东部地区的就业机会减少，很多农民工不能忍受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于是他们返回家乡重新从事农业生产。近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 ，究其原因，在于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民迁移的净收益下降。

短期迁移与长期迁移相比，对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只是未来一两年的收入预期，而长期的收入无法得到保证，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劳动者（中国的农民工一般是风险厌恶型的）来说，就有可能选择不迁移，这会使得他的收入无法得到提高，劳动力资源也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只有那些风险中性或风险偏好的劳动者才会选择短期迁移。而如果是长期迁移，劳动者迁移后的就业相对稳定，也能够为迁入地带来较高的产出。所以，在政策上为劳动者迁移提供服务，降低劳动者迁移的风险，提高他们的收入预期，这对于劳动力长期迁移决策的形成以及城市化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断提高，许多劳动者逐渐地能够接受和适应短期迁移，而不会选择不迁移。

小资料：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四大障碍

经济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从宏观层次来看，这种劳动力流动现象是十分积极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如工业）的转移，是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劳动力流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另外，实现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从流动中获益不菲。根据许多调查结果，每个迁移者平均每年往家里汇寄2000元，假设目前我国流动劳动力的总数为8000万人，每年出外做工并积累下的收入达1600亿元，相当于1998年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支出总额的12.9%，以及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9.7%。

但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却十分消极，利用各种手段限制这种流动。最近几年，城市政府对外地民工定居和就业的限制有增无减，大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在这样的政策倾向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障碍，不仅很难得以克服，而且不合时宜的政策被不断地复制出来。

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待转移劳动力能力上面产生的障碍。许多调查显示，实现了地域转移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其中男性的比重大大高于女性，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从迁移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通常在其家乡处于中上等水平。和这些已经走出去的人相比，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相对素质偏低，要实现向外转移，需要克服文化、年龄以及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

第二是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信息障碍。从劳动力转移的流向和转移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来看，其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省内转移（按照统计定义，迁移是指跨县或跨区的流动行为），通常占转移人口的50%以上。这是因为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其信息获取目前几乎全部依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而由于长期以来迁移行为都很少见，所以超越省界之后，社会关系也大大减少了。

第三是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偏见障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资更高的城市部门就业，不仅仅产生提高流动劳动力收入的效果，同时产生压低城市劳动力收入的效果。因此，大规模、无限制的劳动力流动，意味着构成对城市居民特权的冲击。其结果是引起后者的不满甚至抵制。

第四是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制度障碍。由于地方政府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于外地劳动力的不满之后，地方政府便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继续分割。户籍制度和排他性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就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典型制度安排。（作者：蔡昉）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2002年10月21日。

从美国迁移的劳动力构成看，往往是年轻人占大多数。对于不同年龄的劳动者而言，年轻人比年老者更易于进行跨区域流动。这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年老者因循守旧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还因为劳动力迁移本身就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在能够获得相同的预期收入以及迁移成本相同时，年轻人的收益回收期较年老者更长，一个30岁的劳动者迁移后还有30年的工作时间，而一个50岁的劳动者迁移后只有10年的工作时间就要退休，因此年轻人更愿意跨区域流动。此外，老年人也不愿意放弃原来长期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到一个新的地方发展。即在原来熟悉的地方工作还有隐性的收益。年轻人这样的隐性收益不大，愿意去新的城市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当然，年轻人思想开放、适应力强，也使得迁移成本较低，^[2]这也会增加迁移的净收益，提高其迁移的可能性。从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年龄结构来看，也是年轻人占主体，无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还是城市劳动力迁移都是如此。而且从婚姻状况来看，大多数迁移的年轻人是未婚者，例如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选择去异地工作。我们下面要分析婚姻、家庭会导致迁移的困难。

另外，美国的资料表明，高学历劳动者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可能选择跨区域流动，大学学历者的迁移率是高中学历者的两倍。学历与迁移率存在正向关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高学历者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异地的就业信息。他们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广，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更容易。此外，也可能因为高学历者的技能更容易在异地得到应用，与低学历者的技能相比，高学历者的技能不受特殊地区具体情况的影响，即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高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属于“一般性”的技能，能够在地区间转移，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是全国统一的和开放的。此外，与低学历者相比，高学历者的数量较少，需求相对较大。随着各地对高学历者需求的普遍增加、对人才竞争的加强也会使得高学历者的迁移率高于低学历者的迁移率。

在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中还会出现所谓的“返回迁移”（Return Migration）的现象，即劳动者重新回到原来迁出的地区就业。也会出现继续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的现象，这叫做“重复迁移”（Repeat Migration）。例如，在美国的迁移者中，一年内重新回到原来地区工作的可能性是13%，而继续向另一地区迁移的可能性为15%。^[3]除非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么高的返回迁移率和重复迁移率似乎与劳动者以收入最大化为基础的迁移决策不相符合。那么，其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条原因是迁移者迁移后意识到原来做出的迁移决策是一个错误，返回迁移和重复迁移就是一个纠正错误的过程。毕竟在当初做迁移决策时，由于对另外一个地区的各种具体情况不了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当劳动者亲身到达这一地区后，各种情况才真实地浮现在眼前，因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是会存在的。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返回迁移或重复迁移就成为理智的选择。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出现过“民工潮” ，由于农民对就业信息不了解，出现盲目流动。大量农民只是道听途说地了解了一些就业信息，就盲目地跑到广东寻找工作，到达之后却发现就业机会有限。于是有的农民返乡，有的继续迁移到其他地区寻找工作。

另外一条原因是返回迁移和重复迁移成为劳动者职业晋升的一个手段，即使没有发生决策失误。即每次迁移都会给劳动者增加一种职业经历，为其“镀一层金” ，成为一个“跳板” ，对其生命周期的收入最大化有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劳动迁移者会意识到，在广东外资企业工作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丰富其职业经历，增加其人力资本。于是在那里短暂工作一两年后，这个劳动者会返回西部内地或去其他地区工作，在这些地区他的广东工作经历会使其得到重用。这样的返回迁移和重复迁移就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现象大量存在。许多内地的劳动者在开放最早的广东省工作几年，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会重新回到家乡或其他地区创业。这一条原因对高学历的劳动者尤其适用，重复迁移成为其职业晋升的台阶，每一次迁移意味着一次职业的晋升。而这样一条原因的存在也使得劳动者成为短期迁移者，他在每一个地区都工作不长，频繁的迁移虽然带来过高的迁移成本，但与更高的迁移收益相比，这一迁移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一类型的劳动者可以在不断迁移中一次次提高自己的收益，使得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当然，重复迁移过于频繁，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它可能影响劳动者的个人声誉，被人们看做是一个喜欢经常跳槽、缺乏忠诚感的劳动者，这一问题在本章第四节中还要详细论述。

迁移后获得的收益提高有时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劳动者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区，要适应新的环境，在短期内找到真正合适的工作也不容易。所以，有的劳动者甚至会出现收入的下降。但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劳动者的迁移失误，从长远发展看，如果劳动者能够积极适应环境并寻找机会，收入会得到提高。所以，有远见的、有良好预期的劳动者也能够暂时忍受迁移后短期的收入下降，不会轻易出现返回迁移和重复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