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达国家的早期经济发展并将其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有利于拓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更好地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对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研究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工作。这是由于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先驱，是早期经济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是第一个发生产业革命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在世界贸易和世界工业中曾长期处于垄断地位，是率先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它所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建立起来的现代议会制度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章考察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基本过程，论述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和发展政策，并就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作简要的分析。
第一节 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
一、英国概貌
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它主要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北部和周围的众多岛屿组成。由于英格兰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又是首都伦敦的所在地，因而人们通常以“英格兰”来代表整个英国。由于不列颠岛是联合王国的主体部分，因此，“不列颠”既是英国的地理名称，又是英国的代称。
英国国土主体位于欧洲大陆西端的大不列颠岛上。东濒北海，西临大西洋，南有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与欧洲大陆相隔。英国境内最高的山峰是苏格兰高地的本尼维斯山，海拔1 343米。最长的河流为发源于威尔士中部、注入大西洋布里斯托尔湾的塞文河，全长354千米，流域11 300平方千米。最大的湖泊是北爱尔兰的劳尼湖，湖面面积394平方千米。肯特郡的多佛尔是距离欧洲大陆法国的最近点，只有50千米[1]。按照自然条件来划分，不列颠岛可分为西北高地和东南低地两个部分，二者在土壤、气候及资源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不同。
人类文明社会出现后至16世纪之前，英国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罗马统治(公元前1世纪～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从5世纪中叶～1066年)、诺曼—安茹时期(1066～1216年)、中古鼎盛时期(12～14世纪)、战争和危机(14世纪初～1485年)及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早期等不同的阶段[2]。在古代社会的不同时期，英国创造过光辉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但总的说来，直到16世纪之前，英国在经济上始终处于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简单往复、循环流转的状况，尚未出现经济发展的动向。
二、英国步入早期经济发展
英国步入经济发展的时期，大致上是在16世纪。经济发展从较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一系列变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具有在简单的基础上循环往复的特点。因而，经济发展主要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现象。熊彼特把经济发展看做一个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循环流转”状态的动态质变过程，他说:“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以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3]
就英国来说，16世纪以前，英国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社会的循环流转之中。在14～15世纪，尽管英国的农业制逐渐走向解体，商品货币关系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然而，这一时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仍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性质的租佃农场十分有限;工场手工业尚处于分散的形式，城市手工业还处在行会的统治之下;市场变换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处于统治地位。实际上，16世纪之前，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西欧也不居于领先地位。在中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长期在欧洲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直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英国仍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当时英国只有300万～350万人口，远少于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在经济上，英国也落后于尼德兰。英国出产的羊毛主要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出口的呢绒也多是半成品，要在佛兰德尔进行最后的加工。16世纪以后，英国经济中循环流转的状态被打破，开始进入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16世纪以后，英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渐次处于欧洲的前列。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的迅速发展与跃进是直接相关的。进入16世纪以后，英国工场手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4]。毛纺织业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发展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行业。16世纪以前，在英国农村中流行的是家庭手工业，即半工半农的手工业者，他们当中有些已被包买商所控制。16世纪以后，包买商对家庭手工业者的控制开始加强，他们不仅向手工业者供应羊毛，而且供应织机，从而与手工业者之间形成一种资本—劳动关系。16世纪中叶以后，包买商还创办大型作坊，从而使集中的手工工场产生和逐渐发展起来，有的毛织手工工场已达到较大规模。在17～18世纪，英国的毛纺织业已有了固定的中心，并在各地区间形成了分工。在其他行业如采矿、冶金、制盐等部门中，手工工场也发展起来。16世纪以后，英国煤矿中出现了穿过岩层的轨道，有了抽水机和通风设备，煤产量增长很快，冶金业也不亚于采矿业。当时，英国冶金业中已使用30英尺高的炼铁炉，年产100吨～500吨铁。在制盐业方面，1539年就出现了一个投资4万英镑和雇用300工人的大企业。另外，在玻璃、造纸、制硝、啤酒、铜器等工业中，也出现了很大的手工工场。17～18世纪，工场手工业在制盐、啤酒、丝绸、棉织、冶金等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5]。
第二，农业的变革与发展。农业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农业技术的变革，其二是农业制度的变革。就第一个方面的变革来说，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农业技术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新作物的引进、新的轮作制的形成、牧业的改良、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完善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即提出，“17世纪结束之前，诺福克四茬轮作制已在诺福克、英格兰和其他几个郡广为流传。到19世纪，在新圈占的土地上，诺福克轮作制已相当普及……在19世纪以前的不列颠和荷兰，由于农业技术的变化而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这就使英格兰成为世界农业的典范”[6]。就第二个方面的变革来说，在英国，农业中的制度性变革很大程度上始自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是地主强行圈占农民的公共地和份地，将其变为大牧场、大农场的一种经济活动。早在13～14世纪，随着养羊业的发展，即有一些领主开始强占农民的公共地(林地、牧场、荒地、沼地)，用栅栏、篱笆、壕沟等围起来，变成其私有的牧羊场，从而出现了圈地现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为了攫取养羊业带来的巨大利益，英国的贵族领主不顾农民反抗，掀起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特别是圈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公共地，将其变为私有牧场，或自营或高价出租给大租佃农场主经营。后来，贵族领主更是破坏公簿规定，大规模剥夺公簿持有农的份地，或者把原来租给其他小佃户的土地收回，变小耕地为大农场，出租给大租佃农场主或自营。圈地运动是以暴力手段对农民进行的彻底剥夺，它给农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这一运动又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
第三，国内市场的扩大。16～18世纪中期，英国的市场体系从地方市场向国内市场的方向发展，市场处于不断扩展之中。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在国内市场上，交易的最大宗物品是谷物。到17世纪早期，谷物已成为英国农产品交易的主体，在地方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谷物外，畜产品贸易也迅速扩大，其中牛的消费量大大增加，羊毛成为国内贸易中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二是商品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制造业产品在贸易中的比重提高，最大宗的制造品是纺织品，从15世纪后期起，英国的呢绒产量持续增长。其次是矿产品大大增加，就煤炭的贸易来说，产业革命以前，英国煤炭的贸易量已迅速增长。18世纪以后，煤炭的贸易量更是大幅度增加。再次是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16世纪，约2/5的英国城镇在某种程度上是专业化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贸易中心的作用。在英格兰东部，市场城镇集中于谷物方面的交易，密德兰地区的城镇集中于牲畜和皮革制品交易，而英格兰西部集中于牲畜、乳产品、手套、羊毛和呢绒交易。此后，更多的市场城镇趋于专业化，或专于农产品、畜产品，或专于制造品。在专业性的地方市场上，商品的交易量有时候非常大。最后是商业贸易形式逐渐发展和成熟。就农村中的贸易形式来说，在16～18世纪，英国农村除市场和集市外主要是小商小贩。一批数量可观的小贩、零售商和搬运工，专职于商业及其相关的活动。在英国，小贩有时被称为“曼彻斯特人”。他们活跃于乡间，出没于集市，贸迁有无。到19世纪，这种贸易方式逐渐消失。正如克拉潘(Clapham，J.H.)所说，“到了1825年，前一世纪最具有特征性的人物，负贩商人，即曼彻斯特人，已几近绝迹”[7]。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销售方式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城市为基地的中间人制度逐渐普及，其在乡村的代理人日趋活跃。
第四，海外市场的拓展。在中世纪，英国与外界虽进行着贸易，但海外市场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6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传统的海外市场是欧洲大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基地，在15世纪中期以后主要是安特卫普。16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更加直接的贸易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建立，安特卫普逐渐丧失了在中欧地区贸易中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在16世纪后期成功地在欧洲大陆实现了市场转移，开拓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市场。欧洲大陆是英国最重要的纺织品出口和再出口市场，也是英国主要的进口市场。英国从欧洲市场进口的产品主要是一些奢侈品。1500年，法国波尔多港和罗舍尔港的酒几乎占了英国进口货物的一半。另外，英国也进口一些意大利的丝绸和天鹅绒，低地国家生产的亚麻布、手帕、围巾和袜子，德国的粗斜纹哔叽布，列日和德国的金属制品以及手套、纸和玻璃器皿等。除奢侈品外，英国也进口一些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如呢绒工业需要的染料，盐、铁、大麻、糖、葡萄干、香料，等等。欧洲市场从垄断的尼德兰市场过渡到多元化的北欧、东欧和南欧市场，对英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6～17世纪，英国向欧洲大陆市场大量出口纺织品，维持了纺织业的优势地位。在18世纪以后，大量的糖、烟草等美洲产品再出口到欧洲大陆，又使英国赚取了巨额商业利润。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16～17世纪以后，英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的势头，而这是16世纪以前所不曾有过的。费希尔(Fisher，F.J.)就认为，在都铎王朝晚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经济已无可争议地充满了活力[8]。而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英国社会更是已经面貌一新。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把英国这一段时期称为传统的农业社会。英国的农业史专家希尔顿(Hilton，R.)、明盖伊(Mingay，G.E.)等认为16～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主导地位是确凿无疑的。迪恩(Deane，P.)、威尔逊(Wilson，C.)、克拉克森(Clarkson，L.A.)等经济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也持有类似的见解。这实际上是受到了把工业化等同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工业社会，在此以前与其相对应的则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极易把社会发展的进程简单化。如罗荣渠所说，“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是一种单线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9]。更重要的是，把这一时期视为农业社会，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诚然，这一时期的英国，农业尽管在人口及产品数量等方面均占明显优势，但毋庸置疑的是，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急剧变动，各方面都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势头，其情势远非农业社会所能涵括。
第二节 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英国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19世纪30年代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而告大体结束。因而，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年限，大致上就是1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这一段时期。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的年代，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剧烈变动，并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因此，本文所说的早期经济发展，主要是就16～18世纪而言的。这一段时间，英国具有较明显的“发展中”经济的特点。英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产业革命爆发前的原工业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期[10]
这一时期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原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所谓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可以说是在以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兴起之前的一种以乡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11]。乡村工业的兴起是16～18世纪英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纺织业是英国乡村工业中的一个主导部门。早在15世纪，英国毛纺织工业的重心就开始向乡村转移，16世纪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16～17世纪，英国乡村纺织业已经形成了几个大的区域中心:首先是英格兰西部纺织区，其次是东盎格利亚地区，再次是约克郡，最后是兰开夏郡。兰开夏郡是17～18世纪英格兰乡村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到产业革命前，兰开夏郡已经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纺织区。它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12]:除纺织业外，英国乡村工业中的采矿、冶金、制盐、烧炭、造纸、制革、锯木等行业也陆续兴起，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英国原工业化的兴起对英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为主的纺织业和采矿、冶金业等乡村工业的相继崛起，使英国农村经济中各地区的专业化特征大为增强，以英格兰西部、北部为主的畜牧业、纺织业与东南部地区的农业大种植业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英国农村经济空间布局的基本面貌。原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还导致商品关系、雇佣劳动在乡村的蔓延和扩展，从而使英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根基发生动摇。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镇陆续兴起，这又大大地推进了英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改变着英国的城乡布局结构[13]。
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如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一种自然经济。马克思曾论及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14]。西欧的封建领地，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它除了农田外，还有大量的公用牧场、草地、森林以及渔场。牧畜业比较发达，木材自给，有的领地甚至向农奴征收盐或铁。家民的代役租，除布、家具、蜂蜜、酒、禽蛋、蔬果外，还有农具、工具、建筑材料等。当然，西欧封建庄园中的自然经济并不是绝对的，它实际上也有商品交换的成分。不过，在庄园中，自然经济是起主导作用的。到中世纪中后期，西欧的商业贸易日渐发展，市场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加强，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就英国来说，到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市场已经有了扩展，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与欧洲的商品交换逐渐增多，从原材料的出口转向纺织品的出口，进口商品主要是丝绸、蜂蜜、蜡和酒等奢侈品，对普通的英国民众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一时期英国的商品交换关系还不发达，市场体系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商人特别是职业商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很低。总的来说，中世纪英国的商业贸易是在自给自足的框架内进行的，尚未出现市场化的动向。
16世纪以后英国经济的市场化，与下述几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是紧密相关的。首先，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市场体系扩展的过程中，英国国内的关税逐渐减轻或废除。随着市场体系的确立和国内关税的废除，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在英国逐渐形成。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在英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的市场都能顺畅地与全国的市场网络相连，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网络体系已经形成，这明显胜出了当时西欧其他国家。法国学者克罗泽(Crouzet，F.)曾就此指出，“英国国内市场不像法国，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市场，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没有内地关税或通行税”[15]。
其次，海外市场的拓展和扩大。16世纪以后，英国开辟了新的海外市场。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英国先后在亚洲、美洲和非洲拓展了市场。首先看亚洲市场。16世纪后期，英国开始拓展亚洲市场，目的是能够在亚洲销售纺织品，获得奢侈品。1581年，伦敦商人建立了利凡特公司，与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开展贸易。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8世纪以后则主要从事棉纺织品的贸易。18世纪以后，亚洲市场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其次看美洲市场。17世纪初，英国一些商人已在美洲活动。17世纪中期以后，美洲市场的价值越来越明显。英国内战时期，殖民地的贸易有了跳跃式的发展。再次看非洲市场。在16世纪，英国已着手开拓非洲市场。1553年，英国商人组建了非洲公司，开始与非洲进行直接的贸易。非洲市场的繁荣与美洲市场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奴隶贸易的兴盛，以不列颠群岛为中心联结欧洲、美洲和非洲三大地域市场的“三角贸易”出现了。非洲市场成为英国海外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有力地促进了英国与美洲市场的联系。英国海外市场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是英国海外贸易持续扩张的结果。英国商人在欧洲以外的活动，为英国建立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亚洲、美洲和非洲市场的先后建立和发展，大大改变了英国传统海外市场结构和商业贸易的格局。
再次，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16世纪以后，英国的交通运输条件渐趋改善。从公路运输看，尽管中世纪晚期英国即开始重视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工作，但直到16世纪初，英国的道路系统尚不发达。进入18世纪以后，道路管理方式逐渐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由信托公司负责道路的经营管理和维修养护。随着道路网络的完善，英国出现了定期的商业运输服务班车。从水路运输看，随着水道的改造，英国可通航河道从1600～1660年的685英里增加到1700年的大约960英里。到1724年，大约1 160英里长的英格兰河流适合于航运。除山区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可以直接通航的水路在15英里之内。从海上运输看，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一系列航海条例和航海法案的相继出台，英国的海上运输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很快成为一个海上运输大国。经过对公路、水路和海路的改造，英国形成了一个具备某些现代交通特征的“三位一体”式的交通运输网络[16]。交通系统的改善，提高了商品的运输能力，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降低了流通费用。
最后，城市的发展。中世纪的英国，城市只是工商业聚集的场所。16世纪以后，城市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得到加强，城市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大多数城市的变化还不大。17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内外贸易活动的增加，中小城市的商业化加速。到18世纪早期，许多大中乡村城市和一些小城市作为繁忙的服务、买卖和交易中心发展起来。伦敦是英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伦敦的发展主要立足于商业贸易活动。早在中世纪晚期，伦敦在国内贸易中的地位就已得到确立。在都铎王朝晚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伦敦的商业地位更加巩固。在伦敦—安特卫普贸易轴心建立以后，伦敦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国内贸易，英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数要经过伦敦，进口的外国产品同样也要经过这里。在16～18世纪，伦敦在英国进出口贸易中一直占有非常大的比例。18世纪以后，伦敦还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成长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17]。伦敦商业贸易活动的活跃，对于英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兴起，英国还出现一批新兴的城市，利物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利物浦的成长与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到1720年，利物浦已成为英国主要的地区商业中心之一。
随着上述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爆发之前，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已大体上建立起来。其主要表现:一是产权界定明晰的市场主体——现代企业制度已得到法律确认，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数量不是最多但占据着支配地位的公司制企业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明确，稳定的合股公司组织已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二是建立起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主要表现为各种市场类别、市场空间组织、市场交易手段、市场流通环节等的发展和完善。三是随着交通运输、邮政通信、商业情报交流手段(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广告、宣传)的发展，市场交易透明度明显提高，从而为提高市场效率发挥了日益突出的作用。四是市场法制化建设取得基本成功:其一是通过立法(如专利法、商业立法等)保障市场交易的基本秩序;其二是通过各项法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其三是设立商业法庭进行裁决与审理[18]。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增强，市场经济体制已大体上建立起来。
二、产业革命中经济急剧变化和市场经济趋于定型的时期
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产业革命的爆发和推进。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造成了历史进程的突变，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以机器发明、蒸汽机使用、能源开发和交通运输巨大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革命，使英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经过产业革命，英国建立起强大的纺织工业、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到19世纪40年代，机器制造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能为各工业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装备;铁路干线已大部分完成。机器大生产空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770～1840年的70年间，英国工人每一工作日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其次是工厂制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产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的革命，而且也是生产组织形成的革命。产业革命使工厂制度在英国工业中占据优势。工厂制度切断了工人同农村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劳资关系的发展。再次是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产业革命中，伦敦地区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工业的重心越来越向北部地区推移，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博尔顿、普雷斯顿等新兴工业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城市人口也大量增加。英国全国人口在1750年约为700万人，到1850年猛增为2 75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占了1/2。最后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明显领先的地位。产业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国内取得了完全胜利，而且使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中取得了垄断地位。1820年，英国占了世界工业总产出的一半，到1850年仍占39%。182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为18%，1850年更上升为21%。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了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许多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总的来说，产业革命的发生对于推动英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一位学者所说，“工业，尤其是大机器工业是近代社会经济的主导性产业。它的自身丰富的内涵，对自然物巨大的加工、改造能力，复杂而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对生产组织规范化的要求，将人类社会经济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并将整个人类文明推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凭借着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大潮，英国以‘世界工厂’的强大姿态一跃而上，雄居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并将其保持了百余年之外”[19]。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同时，英国农业生产水平也迅速提高。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没落和现代经济关系的发展，英国的农业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大，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在粮价不断上涨和大农场经营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农业有了相当的进步。用12头牛拉的双轮重型犁已经被只用两匹马拉的无轮轻型犁所代替，牛已不再作为畜力。英国的农业耕作效率提高，耕地面积扩大了，在1688～1795年耕地增加了400万英亩。在耕作制度上也开始放弃休耕制，实行四圃轮作制;同时大面积地种植三叶草和芜菁饲料作物，使畜牧业有了新的变化。牲畜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饲料，而且可以在栅栏中大批饲养。在18世纪，畜牧养殖人员对羊和牛的品种的几次改良，使羊和牛的体重不断增加[20]。
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产业革命的发生，英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革命期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显著下降。1788年，农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40%以上，工业和建筑业不到21%。到1850年，农业下降为21%，工业和建筑业上升为35%，交通运输业从不到12%上升为19%。此外，产业革命还促进了英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英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英国各部门国民收入情况(万英镑)
资料来源:常明明:《英国经济结构在工业革命中的变化》，载《财经政法资讯》，2001年第2期。
第二，生活水平的变化。从名义工资上看，英格兰、威尔士1755～1851年18种行业男性从业者名义收入年度估计数据显示，各不同行业的名义收入虽多少不一，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增幅有多有少，但总的来看都呈增长之势。扣除物价因素后，就实际工资而言，据林德特和威廉姆森的研究，1851年与1755年相比，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约52.8%，非熟练工人增长了约110.3%，熟练工人增长了约77.7%，前三类工人群体之和的蓝领阶层增长约77%，白领阶层增长约178%;所有工人同比增长约134%。可见，产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甚至不同行业，其收入水平都提高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趋于改善的，只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改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就平均数而言，R.C.O.马修斯等著《英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的数据显示，1780～1851年工人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0.8%[21]。
第三，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教育不断地按工业化需要的方向发展。不论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方面，英国的学校数量都大大增加，教育内容日趋合理化、科学化，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的大众化局面开始形成。英国教育的发展与产业革命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这种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就教育来说，工业革命对它的影响比法国革命对它的推动和德国与法国的国家教育为它提供的先例对它的影响更为重要”[22]。随着教育的兴起和普及，英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也得以提高。此外，产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的总体预期寿命也是增加的[23]。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革命初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如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休闲时间减少、劳资关系紧张，等等。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市场主体更为健全。产业革命期间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的对资本的强烈需求，使得独资和合伙制企业已完全不能适应需要，股份制企业开始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股份制度在银行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一些公共事业部门得到了发展，逐步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其二是市场容量迅速扩大。产业革命期间，市场交易范围、频率和强度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些著名的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场内交易市场的发展，不仅对国内市场交易的标准论和统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国际市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产业革命后，市场销售机构有了很大变化，拍卖业衰落而远期交易兴起，集市贸易和地方市场衰落而大规模交易市场兴起。其三是市场规则更为完善。市场规则是用以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的总和，其主要内容包括产权规则、企业规则、竞争规则、定性规则和劳资规则[24]。产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产权规则和合同规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也大体确立起来。在企业规则的建设方面，1856年，英国颁布了股份公司法，这对股份公司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时期英国还出现了不少调节劳资矛盾、协调劳资关系的法规。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以限制工作时间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规定纺织工厂童工的工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小时。这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工厂法”的开端。1824年，英国议会废除了1800年实行的禁止工作组织工会的法律，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25]。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的劳资规则在西方国家开始建立起来。
第三节 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和政策
一、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
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英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做过系统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为数众多的成果，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R.马尔萨斯、约翰·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应当说，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举凡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人口变动、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的前景及政府的作用等，都是他们研究的课题。这是我们仅就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及主张做一简要的考察，并就英国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经济政策问题，做一概括的分析与评论。
亚当·斯密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自由放任”。他曾明确提出，“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26]。亚当·斯密认为，要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完全的、充分的自由。
亚当·斯密认为，只要政府不加干涉，个人支配的资本就能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就整个社会而言，资本也会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在斯密看来，任何社会产业量的增加，都不能超过其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这是任何法令规章都不能改变的。在资本数量有限的条件下，各个人必然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尽管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把资本用在哪类产业上才能使生产物获得最大价值这一问题上，斯密认为只有个人才能作出最好的解决。他说:“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或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27]。亚当·斯密还把这种思想由资本扩展到劳动。他明确指出:“社会的劳动，只能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比例增加;社会资本增加多少，又只能看社会能在社会中逐渐节省多少……管制的直接结果，是减少社会的收入，凡是减少社会收入的措施，一定不会迅速地增加社会的资本;要是听任资本和劳动寻找自然的用途，社会的资本自会迅速地增加。”[28]
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提出是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种主张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种主张并非绝对真理的体现，而是英国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需要的产物。
首先，斯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是在英国市场经济体制大体建立起来、经济机制开始发挥调节作用的情况下提出的。在斯密所处的年代，产业革命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但市场经济已基本上形成并开始发挥作用，这为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自由放任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历史条件。
其次，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中，政府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英国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这是我们将要加以论述的一个问题。
最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发挥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施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如开明的政治秩序、良好的法律程度、交易规则的确立及与市场经济活动相适应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形成，等等。没有这些条件，“看不见的手”就难以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自由放任政策的推行也将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
二、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政策
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曾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航海条例鼓励造船、发展海运、奖出限入。海外市场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航运业的发展为基础和条件。在英国，实施航海条例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理查德二世统治时期(1377～1399年)就已经有相关法令。16世纪初，英国海外贸易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英国市场对北欧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对木材、铁、大麻、亚麻、沥青、柏油等战略性物资的需求增长迅速，而荷兰商人几乎垄断着这种贸易。为了打破荷兰人的垄断，在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取得优势，英国商人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反对荷兰。1615年，英国枢密院的一个法令要求只能用英国船只运送来自地中海的商品到英国;1622年，一个相似的法令被应用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17世纪中期，英国的航海事业出现了历史性转折。1649～1654年，英国建造了147艘战舰，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建造了7艘。这一时期及在此以后的一段时期，英国开始颁布了一系列的航海条例。航海法令的颁布大大加速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航海条例看起来直接打击的是荷兰，而实质上意味着英国商业霸权的确立。
第二，制定和实施殖民政策和通商贸易政策。殖民政策是英国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航海条例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与殖民制度有关。17世纪以后，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殖民政策，其中通过航海法和进口税，把殖民贸易的特权保留给了英国的船只和英国商人。1663年，英国通过了大宗产品法案，这是老殖民制度的基石。这个法案提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应“更加协调和友好”。根据老殖民制度，母国的任务是保护殖民地，而殖民地反过来给英国以贸易优势，特别是殖民地必须在对母国最为有利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殖民政策是英国商业政策的延伸，其目的在于保护英国的产品和原材料市场。17世纪以后，为了处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除了战争方式外，英国还以谈判的方式来协调双方的贸易关系。通商贸易政策就是如此。1654～1655年，在克伦威尔执政时期，英国分别与联合行省[29]、丹麦、瑞典、葡萄牙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贸易限制的条款。通商条约的目的在于保证各自对某种商品的贸易独占，以获取垄断利润。为了保证毛纺织品贸易的有利条件，1654年英国与葡萄牙订立了一个商约，规定葡萄牙在海上贸易中必须租用英国的船只。
第三，积极推行旨在保护国内农业的谷物政策。在中世纪，英国就颁布了《谷物法》，其主旨在于限制谷物买卖，控制谷物价格，以利于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16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谷物总量增加，在一些农业产地出现了粮食剩余，于是政府开始鼓励粮食出口。英国的谷物政策具有鲜明的重商主义特征。16～18世纪，英国颁布的谷物法令数量非常之多，是一系列规定复杂的法令的总和。格拉斯(Gras，N.S.)对英国历史上的谷物法令进行过分类，认为有9类重要的谷物法令:(1)由1361年的法令构成，禁止出口;(2)1394年法令允许出口;(3)1437年法令确立了有规则不间断的出口机制;(4)1534年法令禁止未经许可的出口;(5)1555年、1559年和1563年法令恢复兰开斯特王期1437年法令最高价格的条款;(6)1571年法令允许在价格合理的时候出口;(7)绝大多数的法令属于这一类，从1594年法令开始到1663年法令结束，恢复第三类和第四类的价格规定;(8) 1670年法令不管价格如何都允许出口;(9)由1673年和1689年两个奖励法案构成[30]。虽然谷物法令复杂多变，然而谷物政策对于英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且有利于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的稳定。
第四，积极推行关税保护政策。英国的保护政策早已有之，但早期的政策主要是作为增加国库货币收入的手段。17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关税开始成为保护本国工商业、鼓励出口贸易、抵制外国竞争的手段。在英国，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工业所需的廉价原材料，对出口原材料课以高关税，以达到禁止输出的目的，进口的原材料则免于征税，任其自由进入;二是鼓励本国制造品的出口，而对外国进入的制造品课以高额关税，限制其进口;三是从贸易平衡原则出发，以保护关税政策来限制不利于本国的某些国家的商品输入。英国是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来禁止出口金银、羊毛和航海商品，奖励制造品和谷物的出口，对进口的外国纺织品和外来奢侈品则开征关税。1660年以后，英国还通过保护性关税使农场经营者、渔民在国内市场免受殖民地的竞争。
第五，通过立法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济贫法》就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法规。早在1601年，为了解决圈地运动带来的大量流民问题，稳定社会秩序，伊丽莎白女王即把已有的济贫惯例以济贫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英国的以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济贫制度。1795年以后，英国各地还盛行过一种叫做“斯宾汉姆兰制”的济贫法。此法建立一种广泛的救济制度，使工资收入者得到了某种最低程度的生活保障。1834年，英国以“新济贫法”取代了原有的济贫法。“新济贫法”是在1832年皇家济贫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改革现行济贫法的报告》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主要内容:一是废除斯宾汉姆兰制，新设济贫院，废除院外救济制。从1837年7月1日起一律停止对济贫院外所有壮年男子的救济，即不再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院外救济。这使“新济贫法”有了“巴士底狱济贫法”的恶名。二是改进济贫管理。修正案规定撤销教区对济贫工作的管理权，由国家济贫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这使济贫工作由原来的混乱状况向国家统一有序管理的方向发展。
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开始推行“放任主义”的政策。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逐渐降低关税。1853～1860年，英国最后消除了保护关税的残余，成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1813年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 1849年废止了航海条例。英国放任主义背后的自信和强大还表现在:1824年废除了阻止工会发展的结社法;1825年废除了禁止熟练工匠外迁的立法;1843年废除了禁止无证出口机器的立法。这样，英国逐渐成为一个经济生活主要由市场加以调节的国家。
英国“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31]，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推行的。产业革命后，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得以确立，这使保护关税政策非但失去了意义，并且成为英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障碍。对外国工业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关税报复，严重地影响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的扩大;对外国原料和粮食征收高关税，会使原料和粮食价格上涨，损害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总之，继续推行保护关税政策，只能对地主阶级及大商人等少数人有利。因此，从19世纪初起，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了争取取消保护关税政策，代之以自由贸易政策，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大垄断商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并逐步取得了胜利。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推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并不仅仅是市场的力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也并不仅仅只是推行了“放任主义”的政策。如前所说，英国历史上的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6世纪以前，英国还只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国度。16世纪以后，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英国才开始朝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只是到18世纪中期，市场经济体制才在英国大体建立起来，价格机制开始发挥其基本的调节作用。而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才真正成熟和定型的，因而，不能把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英国看成是一个完全由市场来调节其运行的国家。认为英国早期经济发展完全是由市场来调节和驱动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英国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政府曾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是一个充满变动和革新的快速行进的过程。纵观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通过对外扩张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英国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消除了竞争者，确立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英国通过对外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从而为其早期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西欧的殖民扩张中，英国一开始并未处于支配地位。新航线和新大陆发现后，葡萄牙控制了东印度，西班牙控制了西印度群岛，英国尚无法插足其间。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只能通过贸易和海盗的手段打击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力量日益壮大，开始同西班牙、葡萄牙公开争夺殖民地。1588年，英国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消除了海上活动的最大障碍，从此进入侵占殖民地的阶段。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不久后开始侵入印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同时在非洲的冈比亚也建立了英国的商站。
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进入了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掠夺殖民地的阶段。当时，英国在东西方虽已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但其海上势力还落后于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虽已趋于衰落，但仍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法国也在竭力向外扩张。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展开了激烈的抢夺。1650年，英国向葡萄牙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从而获得了对葡属殖民的贸易权和特惠关税权。1655年，英国派遣远征队强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的殖民地，夺取牙买加。与此同时，英国开始集中力量打击荷兰。为了削弱荷兰的转运贸易，打击它的海上力量，独占殖民地市场，英国政府先后在1650年、1651年、1660年和1663年颁布一系列的航海条例。在1652年、1665～1667年及1672～1674年的三次对荷兰的战争中，英国都取得了胜利，从而严重地打击了荷兰的海上势力，迫使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位于北美大陆的新尼德兰殖民地，以后又把荷兰的势力排挤出印度。从17世纪晚期起，英国开始同法国争夺殖民地霸权。两国间在1757～1763年爆发了7年战争，英国依靠强大的政权、雄厚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国内工商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及其附近的全部领土、小安得列斯群岛和非洲的塞内加尔的一部分。此外，英国还侵入印度。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趁莫卧儿王朝衰落和封建主内讧之机，用武力占领孟加拉地区并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开始建立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英国的对外掠夺和殖民扩张，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6世纪和17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海外贸易多半带有海盗掠夺的性质，英国是其中的主要国家之一，以致被称为“海盗国家”。17～18世纪以后，英国的海上势力逐渐壮大。18世纪最后30年间，英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商业和殖民强国，它凭借其拥有的强大商船队和海军及广大的殖民地市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6倍多，即从1698年的11 900万英镑增加到1802年的72 800万英镑，伦敦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具有极大的掠夺性质。例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利用低价收买和高价卖出的手段，经常获得相当于商品价格20倍的暴利。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时，股本只有63 000英镑，1708年已增加到3 163 000英镑，即增加了50倍。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英国殖民者还对印度各个公国及土邦的宫廷、国库和人民进行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1757～1815年间，英国从印度搜刮的财富约达10亿英镑。英国经济史学家考特(Court，W.H.B.)在论及英国的殖民地法时指出，殖民地法实际上被视为大不列颠和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大陆，特别是马里兰以南富庶的殖民地的初级产品生产者之间的一种条约，大不列颠提供人力、财力和防御力量，殖民地以初级产品和一部分热带农产品交换大不列颠的工业制成品。他承认，“由于宗主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殖民地，因此在老殖民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着垄断和剥削的因素”[32]。
英国还从奴隶贸易中获取巨大的利益。英国在征服北美的过程中，对当地印第安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由于北美的劳动力不敷使用，从17世纪中叶起，英国继葡萄牙后在非洲猎取黑人，运至美洲贩卖。到18世纪中叶，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规模已占世界第一位。1771年，英国贩卖奴隶占用的海船达190艘，一次可运载47 000个奴隶。1686～1780年，英国向美洲共贩运了230万个非洲黑人。利物浦是奴隶贸易的中心，1771年在190艘英国贩奴船中，利物浦就占107艘。18世纪80年代，仅利物浦就每年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纯利达30万英镑之多。
英国的对外扩张，为其早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促成了其向外的进一步扩张和殖民势力的膨胀。19世纪初，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迫切需要为大量工业品寻找出路。1813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垄断权。从此，靠着机器生产的优越条件，靠着宗主国的统治地位和对印度推行的片面的“自由贸易”，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大量进入印度市场。到19世纪中期，印度竟输入了英国全部出口棉织品总值的1/4强。英国还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早在1699年，东印度公司即在广州设立商馆，经营对中国的贸易。产业革命发生后，英国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来华商人逐渐增多。因西方商人的一些海盗行为和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的疑虑，因而清朝对其贸易活动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开始了被动地向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过程。1856年英国及法国为了扩大在华权益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同年6月，与英、美、俄、法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1月，与英、美、法三国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0年10～11月，分别与英、俄、法三国签订《北京条约》。通过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及其他欧美国家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其中主要有:(1)将香港割让给英国;(2)开放商埠及划设租界;(3)外国人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4)外国人掌管海关行政权;(5)外商享有沿海贸易权;(6)外国轮船享有内河航行权;(7)外国享有内地游历通商权;(8)外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及其他欧美国家通过武装侵略获得的这些条约特权，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逐渐处于依附地位。到19世纪末，为了扫清在华投资障碍，英国及法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意大利等又发动多次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及其他协定，从而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
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及其向成熟阶段的推进，英国的殖民地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瓜分非洲的活动中，英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1876年，英国从埃及国王手中购买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从而控制了运河的管理权。不久，埃及成为一块“不在英帝国范围之内的殖民地”。1898年，与埃及毗邻的苏丹实际上也为英国所控制。在西非，英国在1870年之前已建立了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今加纳)和拉各斯等殖民地。在东非，英国于1890年宣布桑给巴尔及所属各岛为其保护，1894年宣布乌干达为其保护国。现今的肯尼亚在1891年也归英国保护。此外，英国和其他列强在太平洋地区及亚洲也展开了争夺，占领了许多殖民地[33]。到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英国已成为所谓“日不落”帝国。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国早期快速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的，而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
二、通过内部变革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英国还积极通过内部变革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方面的变革。在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英国逐渐建立起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这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治空间。1500～1750年，英格兰的政治比较稳定，国家日益强大，先后兼并了威尔士和苏格兰，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国家的统一为经济发展特别是民族市场的建立和扩大奠定了基础，使其中各组成部分的优势得以互补。波斯耳思威特(Postlethwayt，M.)在1757年曾谈及统一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王国几个部分的商业环境完全不冲突以及彼此不干预，那么，可以确信会极大地有助于这个国家(即不列颠民族的构成领土)的总体利益，这个国家在贸易上只应当干预外国竞争者，而不应当干预英格兰的贸易或彼此之间的贸易。”[34]
在英国，随着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崛起，长期受制于王权的议会逐渐改变了一切仰仗君主鼻息的传统。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初，议会便对政府的各项专制政策不断进行指责，从而在议会里逐渐形成为与封建专制王权相对立的反对派。1628年，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这一重要的限制王权的文件，要求不经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强迫任何人交纳赋税;任何人如果未能被指出其具体罪状，不得加以逮捕;任何人如无法庭判决，不能剥夺其财产;士兵不能强占民房，在和平时期不能使用军事法对公民进行审判[35]。1642年，英国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建立了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政权。它在英国消灭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宣告了一个新型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在革命中，议会颁布法令，废除了“骑士领有制”，废除了贵族领地对国王所负的封建义务，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摧毁了传统制度的基础，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革命后，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政权，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其次，社会方面的变革。16世纪以后，通过一系列变革，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英国兴起了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中的成员一般都要求取消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障工商业自由发展。17世纪中期以前，英国的基本人口还是农民。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势力深入农村，使农民深受打击，农民分化加剧，独立的小农逐渐消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批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不断破产，变成了手工工场工人、水手、搬运夫、码头工人或无业游民。这样，在社会阶级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劳资关系。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中，这种劳资关系虽充满了对立和冲突的色彩，但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毕竟是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
英国的宗教改革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清教徒运动[36]。英国的清教实质上是加尔文教，这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激进教派。清教主张廉洁教会，不要与国王及政府发生牵连，教徒生活俭朴，提倡发财致富，把从事工商业活动视为神圣的使命。它认为每个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必通过神甫，认为在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主张教会机构民主化，废除主教，以选出的上层教徒治理教会。当时英国信仰清教的，不仅有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还有手工业者、工人、平民和农民。清教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旧制度的思想武器。
再次，科技文化方面的变革。16～17世纪，英国的科技发展氛围也越来越浓。清教徒宣扬宗教的职责是从事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有益的事情”，这使英国热心于科学的人日益增多。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科学运动蓬勃发展，并以1660年皇家学会的成立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实验科学家吉尔伯特撰写《磁力论》一书，论述了其宇宙学说;培根(Bacon，F.)强调实验和经验，注重科学在工艺和工业技术上的实际应用，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创立了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更是震动了整个科学界，到18世纪，英国的科学家主要是一些实验家，并且多半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仪器制造者和工匠。18世纪中叶，各种学会在各地纷纷出现，学会会员组织自己的科学团体，建立自己的学校，广泛吸收世界各地的先进技术，从而使英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更加普及，科学学术活动日益高涨。
三、工业化与市场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市场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中所走的，是一条工业化与市场化良性互动的道路。
英国在产业革命前已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英国早期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为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准备了条件，为产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所说，“最早的工业革命几乎完全是自由市场的产物”[37]。海外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英国市场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这是我们以英国海外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说明其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16～18世纪中期英国海外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英国产业革命的发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迪恩(Deane，P.)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海外贸易为英国的工业产品创造了需求;其二，国际贸易容易接近原料，既拓宽了英国工业产品的范围，又使之价格低廉;其三，国际贸易使贫穷不发达的国家产生购买力购买英国的商品;其四，国际贸易提供了经济剩余，有利于为工业扩张和农业改良提供资金;其五，国际贸易有利于创造一种有效的制度结构和商业伦理;其六，18世纪国际贸易的扩展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发展的主要原因[38]。
当然，应当看到，直到产业革命前，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还处于不成熟、未定型的状态。而产业革命的发生，则大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定型。产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供求总量日益扩大，市场容量相应膨胀。在产业革命中，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的对资本的强烈需求，使独资和合伙制企业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股份制企业开始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革命期间，由产业革命引发的服务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市场效能。以商业革命、金融革命、运输革命及政府革命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服务业的全面扩张，引起了经济结构的总体嬗变，大大降低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政府低效等导致的资源流动中的梗塞、决策的不确定性和差别性市场操纵，增强了市场导控机制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拓展了市场交易的规模。随着产业革命的开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现代产业部门为主要活动领域的现代商人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确定下来;而随着农民被剥夺土地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劳动阶级的队伍逐渐形成和壮大，这样，劳资关系开始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对矛盾。总的来说，从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英国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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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AGWELL P，LYTH P.Transport in Britain 1750-2000:from canal lock to gridlock［M］．Hambled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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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ATHIAS P.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914［M］．Routledg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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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RIGLEY E A.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注释】
[1]根据地质学家的看法，不列颠岛过去曾直接与欧洲大陆相连。对它是什么时候与大陆分离的现在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有的学者认为，在远古至大约1万年前的后冰川纪，它与欧洲大陆的最后连接处曾经是横跨现今北海南部浅处的一片沼泽地，或者是一片尚未沉入水中的大陆架地区。
[2]参见: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3]J.A.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第72页。
[4]工场手工业是以专业化协作为基本特征的，这种以专业化协作为特征的生产力体现了一种与传统的个体生产不同的生产力。马克思曾就此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403页)又说:“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399页。
[5]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不应做过高的估计，甚至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豪斯赫尔便指出，人们不应该因17世纪、18世纪经常使用“手工工场”或“工场”这两种字眼而受迷惑。他认为，手工工场经营的应用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至于‘手工工场时代’，只有当人们像当时所理解的那样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才可以这样讲。假如人们以为手工工场这种企业形式在17世纪和18世纪已占主导地位，或者在由包买商统筹的家庭手工业时期和现代工场时期之间构成了必要的中间环节，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引自: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14世纪末至19世纪下半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文版，第167页。
[6]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a，15th edtiton，Vol.13，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85，pp.194-196.
[7]J.H.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文版，第280页。
[8]Fisher，F.J.，1962，“Tawney's Century”，in Fisher，F.J.，ed.，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d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
[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10]在传统的观念中，现代经济发展或“经济奇迹”的诞生似乎与工业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们也习惯于从工业化的视角来分析和论证经济发展问题。英国的产业革命肇始于18世纪中期，而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这也正是英国工业化的年代。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则英国早期经济发展也就是这段时期。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经济发展包含有众多方面的内容。
[11]原工业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门德尔斯(Mendels，F.)于1969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原工业化“主要是一种农村制造业活动的扩张”，这种制造业的“‘绝大部分’劳动力由有地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劳动者组成。不管有没有土地，他们在夏天通常都从事农业劳动，而不是麻布制造”。转引自:王加丰、张卫良:《两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后来，门德尔斯又对原工业化的概念进行了完善，他认为原工业化“不仅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主要表现为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此外，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空间组织上的变化”。引自:Mendels，F.，1972，“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2，p.241.
[12]参见: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200页。
[13]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革命:论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参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2～25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896页。
[15]Crouzet，F.，1985.Britain Ascendant: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4.
[16]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1500—17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7]参见: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66～67页。
[18]参见:曹沛霖等:《政府与市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页。
[19]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革命:论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参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7～248页。
[20]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6～67页。
[21]参见:赵虹、田志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从实际工资的角度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过去，我国学术界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日益恶化的。实际上，对生活状况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亲历和考察资料的分析，而生活水平则是立足于数据统计和因素分析;应当说，产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有所改善的，只是这样的改善仍然难以缓解大众的贫困，或者说，相对于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这种改善是微不足道的。
[22]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363页。
[23]N.F.克拉夫茨:《产业革命:1700～1860年不列颠的经济增长》，参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文版，第476页。
[24]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拙作:《市场规则形成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
[25]参见:陈恕祥、杨培雷:《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页。
[2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27页。
[2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27～28页。
[2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29页。
[29]“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西班牙战败后承认“联合行省”获得独立，“联合行省”后来演变成为现在的荷兰。
[30]转引自: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1500—17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31]当然，放任主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政府全然退出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事实上，即使在“放任主义”的年代，英国政府对教育、贫困、失业、疾病、老年等具有正外部性的福利事业还是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表明即使在放任主义的年代，纯粹的“诺齐克最低限度国家”(the Nozik minimal state)在绝对意义上也是不存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经济史学家考特指出:“严格地说，不列颠从来没有承认或实行过贸易自由主义或后来所谓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参见: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40页。
[32]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27页。
[33]高贷:《英国通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325页。
[34]Postlethwayt，Malachy，1968，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Explained and Improved(1757)，pp.56-57。转引自: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 1500—17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
[35]高贷:《英国通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36]英国在历史上一直信奉天主教。1530年，英国王权对罗马教廷的特权无法容忍，同时需要取得教会的土地财产充实自己的经济力量，恰值亨利八世以妻子卡特琳没生男孩为理由要求离婚，遭到教皇拒绝。亨利八世于是实行宗教改革，宣布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廷断绝关系，由英王任命英国教会的首脑，英国教会改称国教。国教教义有所革新，但仍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痕迹。于是，1560年出现了要求革新教会的清教运动。
[37]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中文版，第305页。
[38]Deane，Phyllis，1979，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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