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

19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地方势力割据、货币市场经济获得初步发展，但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业国家。1868年，经过明治维新改革，日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为日本经济向近代工业化社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日本现代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与明治维新同期展开的，只是在经历了从明治维新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过渡时期以后，现代意义上的日本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工业化的进程才开始启动。在从明治维新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过渡时期内，明治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推动近代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措施，建立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促进了经济中传统产业要素与现代经济要素的相互结合，推动了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棉纺、丝织等轻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铁路、船舶、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为发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日本早期经济的发展起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勃兴期”。

在所有20世纪前完成工业化起步、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中，日本是起步最晚的国家，不仅如此，从工业化起步初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在今天的所有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其他国家均在200美元(以1965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以上，只有日本为136美元^[1]，处于最低水平。但是，从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开始到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40多年时间内，日本工业化启动获得成功，顺利完成了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重工业化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史相比，作为经济上后发国家的日本，其现代经济发展及工业化成功起飞初期的历史有其特殊性。

第一节 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初始状况

20世纪70～80年代以前，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社会经济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经济的近代化发展和产业工业化起飞是在不具备市场经济基础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明治维新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移植(这种制度移植的特征是政治制度移植的虚拟化和经济制度移植的实质化^[2])来完成的。日本经济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是在工业化初期条件处于停滞状态^[3]，人口增长、技术水平、储蓄倾向完全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状况下实现的^[4]。但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人口学、价格学等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日本学者为主的大多数日本经济史学研究者认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工业化的起飞并非完全依赖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移植，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特别是在后期，市场经济已有显著发展，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均有上升，商业金融制度逐渐完善，全民教育水平已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能够摄取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已经形成^[5]。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工业化经济的发展是幕府社会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延续，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幕府末期日本近代经济成长的经济基础和主体条件已经形成。

一、19世纪中期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

1.德川时代的政治体制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德川时代”(1603～1867年)。德川时代的政治体制被称做“幕藩体制”。“幕藩体制”是一种“集权的武家封建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世袭将军之职的德川家康手中。幕府对各藩的间接控制和幕藩领主对领民的直接控制相互联系，自成体系，为德川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

幕府采用将军—大名—武士这种金字塔式的身份制度来实现对全国各藩的控制。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处于将军地位的德川家康家族，他们直辖的领域约占全国领土的1/4。处于幕府将军之下的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各藩领主——大名。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幕府对全国各藩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拥有与诸大名在实质上不同的三项权限而体现出来，即直辖主要矿山而独占和掌握货币铸造权;直辖都市而独占和掌握中央市场和对外贸易;拥有对诸大名的军役统帅权和改易、转封权。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诸如设置“藩厅”、管理行政、决定领地内的租税率，乃至设置关卡、征收赋税和拥有相应数量的武士军队等。居于大名之下的是为数众多的武士。武士以领取禄米为代价而效忠于他们的领主。武士都被集中到城下町^[6]居住，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耕种。在幕府实行“刀狩令”(收缴农民持有的武器，并禁止农民持有武器)后，武士完全从农耕中分化出来，成为随时奉领主之命进行战斗而领取禄米的家臣。

在幕藩领主对领民的直接控制方面，幕藩体制主要是通过“石高制”、“兵农分离”和“士工农商分离”等土地年贡制和身份统治制度来实现的。“石高制”是指不用面积而用法定标准的米谷收获量来表示封地或分地数量或年贡量的制度。在幕藩体制下，对领主、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和承担军役的基准。对农民而言，“石高”则是农民持有份地和担负年贡赋役的基准。“兵农分离”制度是指禁止自耕农和农民持有武器。商工农分离制度的核心是固定身份和职业，区别“士农工商”，确立由“士”统治“农工商”的“武家统治”。

2.德川时代的经济制度

德川时代的经济体制是由建立在幕藩政治体制基础之上的“米纳年贡制”、统一货币铸造权和对外贸易锁国制构成的。

米纳年贡制。根据“石高制”的规定，农民按土地的标准收获量，以米谷产量为基础缴纳年贡。即使土地不种植大米，或像宅地那样不能用做耕地，也以米谷收成的一定比例缴纳年贡，并且规定要用米交纳。但米纳年贡制下的课赋方法并非向每个农民征收年贡的“人头税制”，而是向村征收的“村税制”。

统一的货币铸造权。1636年，为了统一中世以来各种钱币间复杂的交换比率，使钱币能够顺利流通，幕府发行了公铸的钱币——宽永通宝。1765年，德川幕府铸造了明和5匆银，1772年发行的南镣2铢银固定和扩展了近世以秤量货币为主的丁银流通。这样，幕府时期就形成了以金币、银币为本位货币，以钱币为辅币的统一的货币制度，并形成了以关东为中心、以金币为主要支付手段，以京阪为中心、以银币为主要支付手段，钱币在金银货币流通领域作为弥补金银币之不足、用于零星交易的辅助货币的全国性货币流通形态。

贸易锁国制。幕府于1633～1639年颁发了5次“锁国令”，施行锁国体制。锁国令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关于日本人出海航行的规定(从抑制强化到禁止);取缔耶稣教;关于贸易关系方面的规定，如禁止武士直接从事交易的规定、生丝贸易的特许证制度、外国船只的离港日期的规定等。

二、19世纪中期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幕府时期的经济虽然不排除具有自然经济的属性，但这一长达250年的“幕藩体制”保证了整个社会经济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体制下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而且，“石高制”和“士农工商分离”等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以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地，幕府通过垄断货币铸造权，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体系，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货币化的发展。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长达250余年的时间内，日本经济基本上呈现出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幕府前期的中世相比，幕府末期，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已渗透到农村，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和为城市提供消费品的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发展迅速;在人口增加和消费品加工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各藩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流通也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和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加，识字率和教育程度也大为提高，城市卫生条件也得到改善。因此，到德川时代末期的19世纪中期，日本经济已开始走上明治维新以后仍在继续的商品货币经济增长的道路。

1.农业的发展

幕府时代是农业社会的时代，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到了明治维新初期的1872年，农业就业人口仍达1 540万人，占总人口的72%^[7]。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农田开垦和灌溉设施的建设，耕地面积在幕府末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同时，由于肥料的普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和新农具的发明，土地的生产性大幅上升，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

从表5-1可以看出，德川时代的耕地面积一直呈增加的态势，尤其是在1730年以前的幕府前期，平均增长幅度在20%以上，幕府中期耕地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到19世纪，耕地面积的增速又有所加快。耕地面积的增加主要归因于新开垦农田的增加和与耕地开发有关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

表5-1　　　　幕府时期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相对量: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版，第47页。

在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农作物产量也不断增长，反映农作物产量的实收石高量每年均以18%以上的速度增长，最高年份的增长速度达到59%。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作物品种也日益多样化。除主要作物稻谷外，棉花、菜种、靛青、茶、桑、烟草、甘薯、槠、麻、红花、蔬菜等经营作物的生产也相当兴盛。它们或作为双收田里的复种作物，或作为水旱田的轮种作物，或作为旱地作物被广为栽种。这些作物促进了皮棉、棉织物、生丝、蓝玉、纸等农村手工业的发展。

2.工商业的发展

德川时代的工业大多是以家庭批发业的形式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的。这种家庭副业主要有棉纺织业、制丝业、制陶业等。城市中的商人以租赁的方式将纺机、织机和制丝机等租借给农民生产。具备一定规模的工厂式手工业非常少，仅在桐生(绢织物)、信州(制丝)和大阪的滩区(酿酒)存在手工业工场。尽管当时以棉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比较普遍，但采用的纺织技术基本上是传统的手工纺织技术。

幕府末期，幕府和一些先进的藩开始从西欧引进新的工业技术，如萨摩藩在1857年就建成了集西洋技术于一体的洋式工厂。该工厂拥有熔矿炉、水车等设备，并设有玻璃加工厂和陶瓷器生产厂。1867年，该藩在鹿儿岛开设纺织所，引进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械。该纺织所与明治初年开设的界纺织所和鹿岛纺织所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三大纺织所。

从反映明治前期1874年的全国生产量构成比的表5-2中可以看到，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工业生产额已占到全部生产量的1/3强，其中，纺织和食品两个行业最为突出。

表5-2　　　　1874年日本全国生产额的产业构成比

资料来源:石井宽治:“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展开”，载山口和雄、石井宽治编:《近代日本的商品流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日文版，第10～11页。

随着农村和城市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在城市和农村也出现了专营商品批发、销售的商人和为商品销售进行资金借贷和兑换业务的金融业者。

在当时大米交易非常活跃的江户和大阪市场上，各藩的大名几乎都开设有藏屋敷，在藏屋敷中有当时被称为藏元^[8]的商人和挂屋^[9]的金融业者。反映这一时期商业发展状况的还有遍布于商业城区和农村、从事专业化的商业批发业务的问屋制的建立。在17世纪后半叶，在大阪的问屋有史料记录的就有5 000多家，涉及的商品种类包括棉花、丝、布、油、木工工具、药材、钉子、菜刀、煤炭等农产加工品和工矿产品。

3.城市化的发展

幕藩体制下实行的兵农分离、建设城下町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都市人口的集中和城市有货币购买力人口集团的形成，推动了都市的建立和城市化的进程。幕府时期，都市在全国范围以与藩的石高相应的规模急剧发展。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都市以地方市场町、宿场町、港町等多种形式形成和发展起来。17世纪中叶，日本各地城下町的人口总数为140万人左右^[10]。而当时的江户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一。江户的总人口在18世纪中叶就已超过了100万。除江户外，大阪、京都、奈良等城市的人口规模也急剧扩大，1650年，大阪人口已达到80万。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商品生产、流通的扩大和深化。江户、大阪、京都三大城市的庞大人口产生了对米、蔬菜及其他食品的巨大需求。米可以从全国各藩大量得到，而蔬菜等新鲜食品则只能依靠周边农村提供。这样，在三大城市的近郊农村，从江户时代开始，其商品生产的比重就高，并出现了发展经济作物、少种大米的倾向。由于三大城市性质各有特色，其促进商品生产、流通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大阪、京都是工业城市，江户是消费城市。京都是以传统工艺的手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其在丝织品、金银精炼、武器、军械等手工业生产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大阪则是以与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有关的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其代表性行业为榨油业、棉纺业等农产品加工业。因此，京都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以传统工艺为主的手工业的发展，而大阪的发展则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4.锁国政策下的对外贸易

尽管幕府在对外贸易方面推行了锁国政策，但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仍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中国、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贸易。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长崎输出国产优质银——吹灰银、进口中国生丝的方式来进行的。在生丝进口方面，幕府采用了丝贸易特许证制度。最初这一制度只适用于葡萄牙人输入的优质白丝，后来随着“锁国”制度的强化，适用范围扩大到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因此，当时幕府生丝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葡萄牙、中国和荷兰的商人。由于对中国生丝的大量进口，使幕府用于铸造银币的原材料——吹灰银出现短缺，给幕府铸币厂的银币铸造带来了困难，幕府为确保铸币材料的充足，不得不采取限制以致禁止吹灰银出口的政策，并在长崎设置银座作为监督机构，对银输出业务实行管制。设在长崎的银座^[11]后来发展成为完全不铸造通货、专门防止白银外流的机构。当时与长崎的对外贸易并行的还有对马的对朝鲜贸易和琉球的对中国贸易。

5.人口、教育及社会生活水平

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要素之一的人口在长达250年的幕府统治时期也获得了增长。但是，幕府时期的人口增长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表5-1可以看出，17世纪至18世纪30年代是日本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年增长率虽然从0.25%到0.9%各不相等，但这种增长率在前近代社会是堪称高速度的。因为，从公元148年到1650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05%，即使在1650～1750年，世界人口增长率也只有0.3%。因此，相对于世界人口增长率而言，当时日本的人口增长被形容为“人口爆炸”。但是，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18世纪末，日本人口增长进入了停滞时期，呈负增长状态。这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大灾荒导致的粮食减产等有关，尽管如此，人口总数也保持在3 000万人的规模以上。进入19世纪，日本人口又开始出现正增长，到1872年，人口总规模达到3 300万。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人口增加的同时，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等也大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据史料记载，明治维新初期的1868年，日本总人口中男性人口的43%、女性人口的10%已具备了阅读能力。1875年，男性人口的54%、女性人口的19%在小学上学。而在当时世界上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英国，1837年，入学率为20%左右^[12]。当时的教育机构主要是私塾、家塾、藩校、寺庙私塾等。学校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读书、识字和算术，但在少数寺庙私塾也开展有关日本学、汉学以及实用性或修养性技术教育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入学率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对明治维新改革后日本对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西洋文明的引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幕府时期日本人的食物构成和生活方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从食物构成来看，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日本人全部食品构成中，稻米占60%、麦类占17%、杂粮(谷子、稗子、高粱、玉米、荞麦)占4%、豆类占5%、薯类占14%^[13]。这表明，在日本工业化开始之前的过渡时期，日本人主食构成是以大米为中心，杂粮、甘薯等作为补充的。

三、19世纪中期日本封建制度的危机

尽管长达250年幕府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日本近代工业社会的建立和产业化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的幕府末期，日本仍是一个地方势力割据、货币市场经济获得初步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业国家。特别是在19世纪50年代，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幕府封建统治面临的内外矛盾日益加剧。

对内而言，幕府末期，随着各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各藩，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南方各藩的政治经济势力日益扩大，有些藩还凭借经济和武装实力对外扩张，有些藩甚至联合起来提出了倒幕的政治主张，幕府统治下封建集权的“幕藩体制”面临着地方藩领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另一方面，为满足维护幕府集权统治的需要，幕府的财政收入日益拮据，为平衡财政收支，幕府不断采用铸造劣质货币，以贴水交换的方式来兑换新旧货币，以此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但也由此引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得广大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及武士阶层的财富大为缩水，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也不断发生。

对外方面，由于幕府长达250年锁国政策的影响，19世纪之后，在工业化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日本远远落后于早期经过产业革命后已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英、美、荷等国。在这些西方列强于19世纪40年代用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便将对外殖民化的锋芒转向了日本。1853年7月的“黑船事件”给予幕府巨大的威胁。而1854年佩里再次率舰抵达日本时，日本政府不得不与美国签订《日美和清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由“锁国”走向了“开国”。从1854～1858年，日本先后与美、英、俄、德、荷、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剥夺了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使日本在政治上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经济上面临西方商品的冲击。

第二节 日本早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制度准备: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

在国内外矛盾重重的背景下，1868年开始，经过王政复古、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制定宪法等一系列明治维新改革，日本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为日本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基础。

1.近代国家政体的雏形

1867年12月，以萨摩、长州两藩为核心的讨幕派，以武力发动了“王政复古”的政变获得成功。政变迫使天皇废除幕藩体制，拥立明治天皇政府，夺取了日本中央政权。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布明治维新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明确指出，明治政府要联合诸侯和公卿，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应该破除旧制，发挥资本主义精神，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以巩固天皇的统治。

为了贯彻《五条誓文》，新政府颁布了有关新政府组织和官吏设置的《政体书》，明确了新政府机构的核心是太政官，并且强调了太政官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同时规定“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太政官体制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权中三权分立的思想。1884年，明治政府在借鉴西方立宪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内政进行改革，宣布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并公布了《内阁职权》。内阁制赋予内阁总理大臣上对天皇负责，下统政府各省事务的大权，从而使权力集中于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内阁制的建立标志着明治政府完成了从封建集权的幕府统治向近代君主立宪制的转变。

2.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明治维新初期，明治政府在加强中央政权建设的同时，着手整顿地方政权，以解决幕府末期中央政权和地方藩国政权并存的半封建割据状态。1869年1月，在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下，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表示将所领版籍(即领地和百姓)奉还朝廷。在这四个强藩的带领下，其他各藩纷纷效仿，从1869年1～6月，有236个藩的藩主请奏奉还版籍。新政府以天皇敕令的形式，宣布接受诸藩的版籍奉还，任命各藩藩主为藩的知事。为消除各藩对新政府潜在的武力威胁，1871年7月，天皇召集在京的56位藩知事，宣布废藩置县诏书。废藩置县后，全国共设3府302县(1888年精简至3府42县)。旧的藩知事迁居东京，成为从政府领取俸禄者。

经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幕府体制下封建领主所拥有的权力和土地全部被收归中央所有，日本开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后，明治政府进行了包括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兵制和法律制度改革以及颁布宪法等一系列改革，以强化新建的国家政权。1872年3月，新政府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份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身份等级制下位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成为平民，并宣称“四民平等”。随后，废除了武士佩戴刀剑和“格杀勿论”的特权，允许平民骑马，可以与华族、士族通婚;不当官的华族、士族可以经营农、工、商业;平民有选择职业、迁徙的自由。1872年，新政府颁布了禁止人身买卖，准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的法令^[14]。身份制度改革从形式上消灭了传统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同时也使一般的平民百姓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权利。

1873年，明治政府发布《征兵令》，正式着手建立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常备军。征兵制的实施，从兵员身份上改变了日本以“士族”为伍的旧制，是明治维新新政权改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明治政府还整顿了警察制度。东京设置警视厅，归内务省管辖。与此同时，各地府县也相应地统一了警察制度。至此，随着征兵制度的实施和警察制度的确立，明治新政权大体完成了明治初期强化国家机器的进程。

到1890年代中期，明治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刑法、民法、商法等重要法律制度的改革，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法律体系。1889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用法律形式确认了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和国民的基本人权。尽管《大日本帝国宪法》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但它是日本的第一部宪法，为当时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重要的法制基础。

二、农业的发展

明治政府成立后实施了一系列与农业有关的制度改革，如相继实施了废除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认可农民自由种植农作物、允许一半农民贩卖大米、解除田地永远不许买卖的禁令、禁止农民内部的等级制度等。而对农业影响最大的则是1873年实施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税制度改革。

为增加新政府的财政收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提高政府税收的效率，明治政府进行了以废除实物米纳贡租，实现地租货币化为主的土地税收制度改革。1873年7月，政府发布《地税改革布告》并随同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地税改革条例》规定:第一，新地税制承认土地私有，原持土地者即为所持土地的所有者，由政府发给地券，按地价向国家交纳地税^[15];第二，新地租制不分水旱田，统称“耕地”，按核定地价的3%征收货币税，丰年不增，灾年不减;第三，地方税为不超过地税的1/3，即地价的1%;第四，条例允许在烟、茶、木材等物品税收总额超过200万日元时，地税可降至底价的1%。新的《地税改革条例》于1874年开始实施，由于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农民和士族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暴动。迫于压力，明治维新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1877年1月，天皇下诏，将地税率降至地价的2.5%，地方税降至地价的0.2%。

在对农业生产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大力推广农作物的改良品种和肥料的应用，鼓励农民使用土地节约型的农业生产技术。如当时的“神力”、“龟尾”等优良水稻品种以兵库和山形两县为中心，分别向西日本和东日本推广^[16]。在肥料的开发方面，最初的肥料基本上是自给肥料(绿肥、人畜粪肥等)，但随着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以动植物为原料(鱼粉和豆饼)的商品性肥料开始增加，当工业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化学肥料也就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在各种农业制度改革和农业的技术改良的推动下，农业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1878～1885年，农业生产的实际增长率为1.7%，1886～1900年为1.5%，1901～1910年为2.1%^[17]。

农业发展在日本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为工业产业化提供资本、劳动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表现为:(1)提供了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一点从明治维新税制改革后地租占政府经常性收入比例以及农业的直接税负担比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根据寺西重郎的统计，日本产业化前期的1883～1887年、1888～1892年、1893～1897年，农业部门负担的直接税比例分别为86.9%、85.7%、83.3%^[18]。另一方面，来自农业部门的农产品出口外汇收入是当时日本获得工业化发展所需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原棉、油、铜等大宗未加工或半加工的原料性产品。其中，生丝出口的平均占比达到60%～80%，茶叶出口占比约为10%。“贸易立国”的政策实施后，尽管日本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生丝仍是位居首位的重要出口产品，也是取得外汇收入的战略性出口品，其出口额约占总出口额的30%。(2)为产业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根据风早的统计，1894～1913年，日本就业人口总数从2 442万人增加到3 002万人，而此期间，工业就业人口由38万人增加到了91万人。虽然，在此期间，农户的数目有绝对增加，但增长率却是相对减少的。在1887年，农户在日本全国所占比例为71%，在1913年则仅占58%^[19]。(3)为产业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国内市场。

当然，明治政府推行的农业改革也使农民的分化加剧，繁重的地税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地税改革后的日本农村，每年都有大批农户丧失土地，或沦为佃户，或流入城市加入产业后备军的队伍，或成为游离于农业和工业的“兼业”农户。同时，地税改革加速了农村中小自耕农的破产和土地向地主手中的集中^[20]，强化了日本半封建地主经济对农村的统治，加速了地主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工业化的进程中并没有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出现。

三、工业化进程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政府中的改革派人物充分认识到，要摆脱经济落后的现状，必须通过政府的引导奖励政策，发展近代工业。因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明治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现代化的“殖产兴业”政策。经过近15年(1870～1885年)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日本建立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制造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体系，并出现了代表工业革命形成的第一次企业勃兴，随后，经过1886～1905年的第二次企业勃兴，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起步。尔后，在1900～1913年，经过日俄战争以及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实施军国主义的政策，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电力、钢铁、煤炭、化学和机械等重工业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并成为国家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至此，日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1.第一次企业勃兴

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扶持和保护下，1886～1889年，由民间资本投资的各种股份制企业纷纷设立，出现了历史上称为的“第一次企业勃兴期”。第一次企业勃兴最初集中在棉纺织、丝织等民用工业，但很快扩展到采矿、铁道、海运、制铁、冶炼等重工业领域，形成了一股早期产业革命的热潮。

棉纺业方面，1892年，近代化的棉纱厂已达39家，实缴资本总额872万日元，纱锭总数达35.7万锭，蒸汽总马力为8 247马力，棉纱总产量769万贯^[21]。从1890年开始，日本棉纱开始向中国等国家出口，到1897年，日本棉纱出口额超过进口额，顺利地完成了进口替代，形成了独立的产业，成为当时日本近代工业的中心。

在近代棉纺业确立的同时，棉织业和机械缫丝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1887年，大阪纺织公司从英国引进333台动力织布机，创办了大阪织布公司。在此前后，涩谷棉布工厂、京都棉纱纺织公司、小名木川棉布公司和细布纺织公司等企业相继成立。缫丝业方面，1884年，雇用职工10人以上的缫丝厂增加为1 043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22]。1894年后，机械化制丝开始超过座缫制丝的产量。1895年机械化制丝的产量为903 682贯，而座缫制丝的产量为699 629贯^[23]。

造纸、制糖等轻工业部门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了近代化生产。1882年日本的“西洋纸”产量为426万磅，到1892年则增长为2 481万磅。在“日本纸”制造方面，1887年前后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并出现了装备有原料粉碎机、滚式磨光机的近代企业。1896年，日本的机械化造纸基本上已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并开始对外出口^[24]。

民用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对机械、钢铁、造船、铁路和通信等重工业的需求，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日本政府继续实施扩充军事工业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铁路、船舶、矿山冶炼、海运等重工业部门也都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

铁路和海运业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重工业部门。1893年，日本铁路建设的总长度达到1 926英里，机车总量为351台，货运量达204万吨，客运量达3 253万人次^[25]。海运业方面，1893年，日本船舶总计为400艘，总吨位16万吨。其中，使用蒸汽机动力的船舶总吨位达到110 205吨。

在铁路、海运业的发展过程中，钢铁、造船、矿业和机械工业等逐步发展起来。在炼铁业方面，到1890年，日本釜石制铁所的铸铁质量已超过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格里果利铸铁”(意大利)，并成为东京、大阪炮兵工厂和赤羽工作分局生产武器的原材料。到1892年，该制铁所已发展成为拥有5个熔矿炉、雇用1 200名工人，年产7 000吨生铁的大企业。1882年以后，私营造船和机械制造企业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石川岛平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三菱造船所、田中机械厂等^[26]。

总之，经过第一次产业勃兴，日本国内的股份公司数已经由1883年的1 772家发展到1889年的4 067家，实缴资本也由10 632万日元增加到19 460万日元。

2.第二次企业勃兴

明治政府在“殖产兴业”过程中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增强军事实力后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向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在明治政府完成了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一系列改革后，便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1882年，日本利用朝鲜发生的“壬午事变”^[27]，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在朝鲜京城的驻兵权。1884年，日本又一手导演了“甲申政变”^[28]，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要求朝鲜向日本道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于1885年与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取得了向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

1894年7月25日，日本向中国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无能，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国失败而告终。1895年，日本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向日本赔偿金库白银2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4港。由于该条约触犯了其他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在俄、德、法等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向清政府归还辽东半岛，但要求清政府赔偿3 000万两金库白银。

由于有中国清政府2.3亿两金库白银(约相当于3.65亿日元，为日本1895年财政预算收入的4倍)的赔偿，加上明治政府扩充军事工业的政策，1895年下半年开始至1900年期间，日本出现了第二次企业勃兴的热潮。

在1895～1900年，日本公司数增加了4 665家，增加的行业主要是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个行业增加的公司数分别为390家和1 016家。制造业部门增加的公司数为1 429家，其中，纺织业增加的公司数最多，达406家。铁路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893～1900年，得到临时许可证和正式许可证的公司数为215家，其中，1896～1898年成立的有128家，实际开业的只有43家^[29]。

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在第二次产业勃兴中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1909年日本最大的10家大企业中，有5家是陆海军工厂^[30]。与此同时，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896～1905年，日本共建造军舰21艘，其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钢铁方面，1897年建立的八幡钢铁所于1901年在第一座高炉投产后，当年即产铣铁3万吨，钢材3 400多吨，分别占当年日本铣铁年产量的53%和钢材铲产量的82%^[31]。

因此，经过第二次企业勃兴后，日本已基本上建立起了近代化工业体系。尔后，在1900～1913年，经过日俄战争以及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军国主义的政策，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电力、钢铁、煤炭、化学和机械等重工业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并成为国家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至此，日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四、早期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

表5-3反映的是1889～1920年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国民产出、人口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的变化情况。从表5-3中可以看出，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889～1895年的第一次企业勃兴期间，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3%;在1901～1905年虽然有所下降，但随后在1906～1910年迅速恢复到2.29%;在经过日俄战争之后，随着重工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工业体系的建立，经济增长恢复到了3.35%的水平。在此期间，由于人口呈现出平均1%左右的稳定增长，且低于国民产出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水平也呈现出平均2%左右的增长水平。

表5-3　　　　1889～1920年日本的国民产出、人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第二版，第32页;第120页。资本增长率部分的数据取10年平均数。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日本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表5-4和表5-5反映的是工业化过程中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各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的变化情况。表5-4说明，在早期的经济发展中，农业的比重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从1888年的41.5%下降至1920年的24.7%。与此同时，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工业的比重由12.2%上升到了32.1%。在工业当中，制造业所占比重的增长最为显著。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其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也不断下降，由最初的17.8%下降到1910～1920年的11.0%，相应的，工业在GDP增长中的贡献则由31.6%上升至45%。因此，在完成早期的工业化后，工业已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表5-4　　　　1888～1920年日本的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第二版，第79页。

表5-5　　　　1888～1920年日本GDP增长中各产业的贡献度(%)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第二版，第78页。

第三节 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要素分析

一、人口增长与劳动力供给

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有利于确保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降低，储蓄不足，最终影响资本形成的能力。

在早期经济发展期间，日本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1%，人口总体上呈低速增加的态势。表5-3表明，从1888～1895年，人口增长率低于1%。随着工业化的开始以及普及，人口增长加快，1896～1920年，人口增长率超过1%，但人口的增长都没有超过国民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整个工业化期间，幼年和老年人口的比例约为38%，成年人口的比例为62%^[32]，劳动力的赡养指数为61.3%。根据南亮进的统计，1880～1900年和1900～192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都达到了0.55%^[33]。

对日本早期的经济增长而言，低速的人口增长、较低的劳动力赡养负担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二、资本积累

作为生产投入要素之一的资本存量的多寡、资本形成的快慢，往往是促进或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绝大多数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发挥着主导型的作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资本积累水平及其增长

通常，反映一国某一时期资本积累水平的指标是国内总投资占国民总产出的比率。表5-6反映的是日本早期工业化期间国民总支出的构成状况。表5-6中的数据表明，从日本第一次企业勃兴到1913年日本完成早期的工业化，国内总资本形成占国民总支出的比率呈现出急剧的快速增长。1888年这一比率仅为9.2%，但在经历了第一次企业勃兴后，该比率迅速上升为11.7%;经过第二次企业勃兴这一比率上升为1910年的15.1%，在完成工业革命后，1920年日本的资本形成占国内总支出的比率已达到19.3%。在资本积累率快速上升的同时，资本积累的增长率也较高。在1889～1900年、1901～1910年、1911～1920年，日本资本积累的增长率分别为4.90%、4.84%和6.68%。

表5-6　　　　1888～1920年日本国民总支出的构成(%)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第二版，第127页。

2.资本积累的来源

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储蓄，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而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个部分。国内储蓄包括家庭和企业的私人储蓄以及政府储蓄，国外储蓄包括利用外资所获得的净资本流入。

在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政府储蓄来支撑的。1890年、1900年、1910年和1920年日本的国内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分别为13.3%、13.5%、14.8%和19.0%，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国内总储蓄的构成中，政府储蓄所占的比率在1890年为18.9%，而国内私人储蓄的比率为9.9%。1910年，政府储蓄的比率上升至34.1%，国内私人储蓄的比率则下降为6%。随后政府储蓄的比率虽然有所下降，在仍占有较高的比率^[34]。

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内采取各种财政、金融改革措施，强化国家资金的投入和疏通资金融通的渠道，对外则采取侵略掠夺国外财富的手段，强行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日本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明治维新政府强行推进资本积累的措施主要有:(1)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增加地租收入。地税改革后，地租占政府经常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1868～1871年，地租占政府经常收入的比例为22.5%; 1872～187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0.3%;1875～1885年为64.4%^[35]。(2)发行纸币和公债。1872年明治政府提出了发行太正官纸币(金币或天币)3 000万两的计划。而实际上纸币发行的执行情况是，从1868～1870年纸币发行的总额达4 800万两。其使用及流通情况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俸禄贷款”，约1 300万两。具体办法是，根据各藩的俸禄数额，以1万石折合1万两的比率向各藩贷款，各藩将资金用于产业发展，利息为本金的三成，并作为13年的赋税向政府返还利息;第二类是“劝业金”，约1 000万两。通过商法司和商法会所向民间发放劝业资金贷款;第三类是用于战争、其他政务费和填补财政赤字的费用，约2 500万两。另外，明治政府还面向国内外发行政府公债，筹集经济发展中产业化建设急需的资金。1870年，明治政府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用于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1873年，为修筑铁路和处理国内的封建秩禄，日本政府在英国发行总额达240万英镑的外债。1878年日本政府发行了总额为1 250万日元的“创业公债”，1883年为推动铁路建设的发展，又发行了总额为2 000万日元的“铁路公债”。(3)对外侵略，掠夺海外资本资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清政府获得2.3亿两金库平银赔偿，这笔通过侵略战争而掠夺来的原始积累资本，为日本第二次产业勃兴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三、技术进步

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在不具备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所要求的原始资本积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展开的。明治政府在获取政权后充分意识到，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须向西方学习，引进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现代技术。因此，在日本早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结合国内的资源禀赋状况(土地和资本稀少、劳动力资源丰富)，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产业，采用直接引进、技术改良和学习等途径，加快了国内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提升了技术水平，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1.技术引进

日本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的技术引进开始于“殖产兴业”的官营企业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从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兴建了大量的军事、民用轻工和基础设施企业，为工业化的兴起和形成奠定了产业基础。如在军事工业方面，明治政府在接管幕府和各藩拥有的武器生产设备的基础上，从英国和法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逐步加以改造，建立了现代军事工业体系。在民用轻工业方面，当时的模范工厂“千住制绒所”直接从德国进口了全套毛纺织生产设备，并聘请5名德国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在铁路、电信和电力发电等基础设施行业，日本的铁路技术和设备直接来自于英国，并聘请了62名英国工程师进行技术指导，电力发电技术则分别来自于德国和美国。

2.技术改良

由于资本短缺，所以在吸收和引进现代西方技术的过程中，为节约资本，日本充分发挥其传统技术的优势，在对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原理和工艺的基础上，对传统技术进行改造，提升其产业的技术水平。这一点在民用棉纺、制丝等轻工业和农业、园艺技术的进步方面表现突出。

3.吸收和消化西方科技文化

政府花费大量资金从欧美各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建立起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在推广和改进西方技术，训练和培养管理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骨干作用。同时，政府还用重金聘请了大量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以培养国内急需的高级人才。另一方面，明治政府还采用派遣政府官员赴国外考察和留学生的方式，去西方考察和学习，以加深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在引进和消化西方科学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与其国内逐步形成的消化和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能力的形成分不开的，这包括企业中优秀的工人、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和收集西方发达技术的信息网络等。

四、人力资本形成

在早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明治政府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经济体制、法律制度、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按照新型标准建设“文明开化”的国家，将传统的日本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废除传统风俗习惯、推广西方生活方式等“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为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起飞奠定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

1.改革教育制度，大力兴办近代教育

明治政府首先进行的教育改革是整顿旧的教育机构，打破身份限制，允许平民进入各类学校学习，同时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努力发展和提高中、高等教育。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和《有关奖励学业的告谕》。《有关奖励学业的告谕》宣称，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是“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政策，教育和兵役、纳税一样，是日本国民的三大义务之一。《学制》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校体制的法令，共计213条，涵盖了从小学到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庞大而完整的国民教育计划。《学制》的颁布和实施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充分体现了明治政府的教育理念，即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实用主义的学问观以及全民平等的教育精神。

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日本教育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先后实行了3年、4年和6年义务教育制。20世纪初，日本的小学就学率已达到90%，而日本的大学在甲午战争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学生人数平均每10年增加1倍，1925年，日本国民的大学就学率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在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的同时，随着近代产业的兴起和对熟练型、技术型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实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基于此，明治政府提出了振兴实业教育的口号，采取政府补贴经费的办法，建立了一个初、中、高三级配套的庞大实业教育网，为近代工业化的形成提供了大批急需的技术骨干。

2.社会文明体制的推广

在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明治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以废除传统的封建体制下的风俗习惯，宣传奖励以致移植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推行洋化运动，以此推进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改革。

1871年8月，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宣布人们有“断发”、“脱刀”的自由，奖励仿效西方人的发式，脱掉腰间的刀。同时，发布允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的文告。1872年宣布采用阳历，废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在饮食方面，也开始出现西餐馆，吃牛肉、喝啤酒成了标榜文明开化的象征。筑地旅馆、第一国力银行大楼、三井组大楼等建筑成为欧式建筑的代表。1875年建成的东京银座大街成为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通过宣传教育、制定行为规范、天皇垂范等多种手段来推进文明开化政策。当时社会上发行了几十种评解文明开化政策的书籍。除宣传工作外，政府还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之达到文明开化的要求。1872年，由司法省制定并由东京府实施的《违章诖误条例》，将日常生活中的不文明或妨碍他人利益的行为，定为违章，予以禁止或处罚。

五、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两次企业勃兴期间民用轻工业和钢铁、铁路、航运等重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上金本位制的确立，日本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从1885～1913年的近3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进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额、进出口市场和商品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3年，日本出口额达到7.4亿日元，进口额达到8.3亿日元，与1885年相比，进出口增加了约19倍，年均增长率为11.3%和11.2%，而同期世界贸易的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4.0%和3.8%。日本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从0.5%(进出口均为0.5%)左右上升为1913年的出口占2.0%，进口占2.1%^[36]。

从贸易市场结构来看，1885年的出口贸易中，亚洲市场占26.5%，美国占43.6%，欧洲占27.9%;1913年，亚洲的比重提高到43.7%，美国占29.2%，欧洲占23.2%。在进口方面，1885年亚洲占34.7%，美国占9.5%，欧洲占55.4%;1913年，亚洲的比重为47.7%，美国占16.8%，欧洲为30.2%^[37]。因此，从进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来看，亚洲市场在日本进出口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欧洲市场则是日本产业化所必需的货物，尤其是机械类产品的进口来源地。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外贸易中依附欧洲，并逐渐向亚洲扩张的对外贸易特征。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出口商品中，生丝、丝绸产品、棉纱、棉布、铜、煤炭以及杂货等产品的出口增长较快。其中，生丝出口额约占总出口额的30%，出口市场主要是欧美等国。棉纱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口急剧增加，到1897年已超过进口额。1899年棉纱产量的40%以上供出口，1913年的出口比重为30.9%，基本上确立了其作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地位。铜、煤炭等矿产品也是当时的主要出口商品。此外，由中小企业生产的火柴、陶瓷器、玩具、针织品、玻璃制品等杂货以其低廉的价格优势，向亚洲和世界各国出口。在进口商品的结构中，原料的比重在1891～1895年后急剧提高，1913年达到48.5%左右，几乎占进口额的一半。相反，制成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口在绝对值上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呈降低的趋势，从1885年的47.3%降至1913年的17%。在进口商品中，棉花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此外，铁矿石、生铁、钢材、机械器具以及油渣等均为重要的进口商品。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为日本工业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甲午战争后的10年间，日本出口贸易增长了一半，这些商品的一半在中国倾销，特别是棉纱，几乎全部销往中国和朝鲜;而在原材料方面，中国的长纤维原棉是日本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大冶的铁矿石是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台湾省成了日本的“糖仓”，朝鲜的大米和金矿则是维持日本廉价劳动力和金本位制的保障。

第四节 日本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发展思想和政策

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产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使机械大工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并使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必然伴随着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在日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大批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日本经济学者也在不断地探索日本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途径，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些经济发展思想既是当时日本社会经济变革活动在人们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为明治政府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政策等提供了巨大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指导。

一、明治维新之前的重商主义思想

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萌芽于幕府时期。江户时代中期开始，日本社会已由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货币经济过渡。在幕藩体制的纳米年贡之下，形成了多方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增强，反映到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对商业和商人的作用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日本经济发展中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幕府后期，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大阪、东京、京都等全国性的大市场逐渐形成，藩内贸易和诸藩之间的贸易也比较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思想领域中，人们开始重视商品市场经济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思想。

1.早期重商主义思想

幕府中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年)、海保青陵(1755～1817年)、佐藤信渊(1786～1850年)、横井小楠(1809～1869年)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他们的观点代表了日本早期重商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纵观石田梅岩、海保青陵、佐藤信渊等人的观点，日本早期重商主义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承认商业利润的合理性。石田梅岩认为，商业的基本作用在于“通天下之财宝”，商业的作用是不可能为其他职业所替代的。佐藤信渊则认为，通商交易是发展国家经济的最大事业，是国家实施政策措施的根本前提。人们如不通商交易，就不能互通有无、满足各方面的生活需要。在论证商业利润的合理性方面，海保青陵则将商业利润与自然界的物物相生现象相对照，认为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符合自然法则。

(2)强调商人从商应讲求“商人之道”。石田梅岩认为，正当的利润应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利益，而诚信无非是“生来就有的一种天性”^[38]。所谓“商人之道”包含有对人本性洞察力的培养。当领悟到“商人之道”的真谛时，商人就会理解真正的利益不是贪欲的一时满足，而是勤勉、节俭，或在所有的交易中既提供也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价值。

(3)主张实行藩专卖制，大力发展藩国之间的贸易。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海保青陵的思想之中。面对幕府统治时期地方各藩面临的财政危机，传统的观点主张只有以节俭来对付的对策，而海保青陵则提出通过增加收入来满足消费的政策。增加收入的方法是鼓励适合本地区的农作物生产，将民间农作物先收集至各藩国，然后卖往外藩，改变以往完全由小商小贩经营的状况，以降低成本，获取商业利润。同时，海保青陵还认为，要发展藩与藩之间的贸易，必须废除诸侯国之间的经济封锁，做到“物畅其流”，使商品在各藩之间可以自由流通。

(4)主张国家管理经济，由国家直接控制商品的买卖。这是佐藤信渊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佐藤认为，“所谓经济，就是经营国土、开发物产，使国家富饶和救济万民。对于统治国家的君主而言，这是不可须臾懈怠的任务。如果忽视了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必定衰弱，统治者和百姓都将财用困乏”^[39]。

(5)主张通过对外贸易和对邻近诸国实施殖民地化来增加国家财富。这也是佐藤信渊和横井小楠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佐藤信渊主张日本大力发展航海业，以收国际贸易之利。横井小楠在其1860年所著的《国是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开国和进行对外贸易是创造富裕国家即“富国”的题中之意。对外贸易不仅会带来多种经济利益，而且，缔结贸易关系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日本不能一直置身其外。当然，横井小楠也认识到，开放国家、无限制地进行对外贸易势必招致灾难，日本将来要从与世界的自由贸易中受益，必须进行完全废除禁止职业流动和藩际贸易的封建限制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

2.晚期重商主义思想

日本晚期的重商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幕府末期和明治前期的思想家横神田孝平(1830～1896年)的以商立国论，福泽谕吉(1835～1901年)的商工立国论，以及加藤弘之(1836～1916年)的重工主义倾向等思想理论之中。他们的重商主义思想主要反映为以下几点^[40]。

(1)强调以商立国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神田认为，商业可以比农工业提供更多的税收;国际贸易可以增加商业利润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商立国就可以减免农业租税，促进农工业的发展。

(2)主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并按土地的市场价格制定货币土地税。神田认为，要创造使日本从封建社会转换成商业资本社会的基础，必须从根本上对幕府时期对农业的课税制度进行改革。在1870年给明治政府提出的《田租改革建议》中，他阐述了迅速改革旧税制，确定统一的近代租税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废除幕府规定的永世不得买卖土地的禁令，允许土地买卖，并提出了颁发土地地券，按买卖土地的价格确定地价，再按地价比率征收货币地税的具体改革办法。1873年，明治政府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按照神田的建议实施的，虽然新地税征收标准依据的是土地的评估价值而不是市场价格，但实现了神田所希望的统一的货币税制和土地自由买卖。

(3)强调要适应世界发展趋势，使日本成为文明富强之国，就必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贸易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福泽以当时的中国为例，分析了中国鸦片战争惨败的原因在于墨守成规，盲目排外。而当时的世界趋势是，欧美先进国家“不断繁昌，学问、武术尤为精达，炮术训练之盛勿论。此外，制造蒸汽船、蒸汽车等便利之具，不费人力，既为战争之备，又供平日之用，安乐而国强”。因此，他主张注重对外贸易，以促进国内资金融通，刺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趋于强盛。

(4)提倡在社会上形成崇尚工商、肯定工商业者地位的新风尚。福泽认为，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包括从事政治活动以获取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交易活动。因而应该崇尚商卖活动而不应予以鄙视。“昔封建时代以武士立国，故推崇武士之武艺，视为最好职业。今以商卖立国，故也应推崇商人之业而使其获得社会最高之地位”^[41]。使天下形成尚商之风，使商在社会上获得上层之地位。不仅商卖之事，而且使支配人间万物以立国的尚工之风也得以形成。

(5)主张放任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加藤弘之批判了片面强调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发展的观点，强调政府不应去做这种“蠢事”，在工商政策上，政府应“注重三者共盛之事，大抵任之于自然之势，不帮倒忙，为须注意排除其障碍而已”。因此，政府采用放任和扶助的政策，农工商业不仅能自发得到发展，而且三者的比例也会自发得到调节。

(6)主张日本输入并仿造机器，发展机器大工业。加藤弘之指出:西洋之法，近来诸事均发明使用机器……故各种物品之价格自然下降。因此之故，此后与西洋交际逐渐广泛，日本也愈来愈多地输入这种机器，并加以仿造，如此则毋庸置疑，各种物品的价格也会自然下降。

二、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

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主要是围绕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经济思想的争论而展开的。当时，在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受不同经济思想影响的日本学者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以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等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大力提倡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保护，主张实施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以若山仪一、大岛贞益、犬养毅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受当时德国保护主义理论的影响，极力倡导保护主义经济思想，鼓励政府实施保护贸易和国内产业的政策。

1.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明治时期日本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西周(1829～1897年)、津田真道(1829～1903年)、福泽谕吉、神田孝平和田口卯吉(1855～1905年)等。

西周将经济学译为“制产学”，他认为“制产学”的要旨之一是为政者“使人人从己之所好而求己之所欲而已”，“凡人各劝其业而劳作之时，其富皆一。故任其自然，无需保护”^[42]。津田真道在日本普及经济学知识时，坚持穆勒对经济学“像任何物理的自然法则一样已成为科学研究题目”的思想，强调经济学法则如同自然法则乃是科学的观点。他在为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辩护时指出“进口和出口在长期内必然总是平衡的，因为贸易原理像风潮的原理一样，潮有涨有落，风或从东方或从西方吹来，最后风潮实现平衡”^[43]。同时，津田积极宣传自由贸易主张，反对保护主义。他指出，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通常对人民有害的坏办法不是关税而是提供保护。他从当时日本工业基础差、急需从国外输入必需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引进国外技术和学习国外知识等几个方面说明了保护性关税不适合日本的现状，强调了自由输入西方商品有利于增进对国外文化和技术的了解，推进文明开化。因此，他认为高水平的输入是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田口卯吉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日文翻译者，也是明治时期日本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自1877年出版《自由交易日本经济论》后，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主张，被称为“日本的斯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其对保护主义政策弊端的批判和对自由放任政策合理性的论证两个方面。他认为，保护政策的弊害主要有:(1)虽能使被保护之职业得以繁盛，但不能增进一国之总体利益;(2)保护税在国内市场把专卖权给予民间，从而使资本集中于被保护的物品，却有害于国家;(3)政府通过强力将一人的利益给予了另一人;(4)为使士族自食其力而征收保护税，也会带来不利后果等^[44]。另一方面，田口卯吉认为，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商品生产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以及由此而给生产者带来的经济利益，生产者投资于有利可图的企业“如水之就下”，对从事有利可图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实行保护政策之必要。如果采取干预措施“强其投入自己所不愿投入的职业”，得利必少，国家利益也难以增加。

2.保护主义经济思想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日本的过程中，西方早期的保护贸易理论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也相应传入日本，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明治时期的部分思想家成为了保护主义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和创导者，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若山仪一、大岛贞益和犬养毅等。

若山仪一是日本最早传播保护主义经济学说的学者。1870年，他将美国保护主义经济学家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年)的保护贸易思想通过自己所著的《保护税说》一书介绍到日本，该书是日本第一部鼓吹保护主义思想的著作。书中，若山仪—肯定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但他认为这个学说是出于理论观点而非基于经验观点。在他看来，日本是贸易和产业都难以同西方列强的经济实力竞争的弱国，为了抑制不必要的外国产品的流入，振兴日本产业，维持日本的繁荣，从而赢得对日本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外国的尊敬，必须实行保护性贸易关税^[45]。

大岛贞益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F.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翻译者，该书的翻译和出版是日本保护主义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岛认为，将比较利益原理提高到普遍法则的地位，不过是现存经济强国为永久保持对日本和德国一类新兴工业国家的支配力的一种策略而已。自由贸易从短期看，诚然可以使相互利益最大化，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国际经济制度的长期动态。自由贸易论的最终含义就是“农业国家守住农业、工业国家守住工业”^[46]。如果日本要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并谋求近代工业国家的地位，就必须对工商业进行干预。

犬养毅是明治时期又一位积极传播和坚信保护主义的思想家，他的保护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所著的《保护税论》一书中。犬养毅认为，J.S.穆勒的自由贸易理论虽然受到推崇，但于未开化之国，于制造未兴起之国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J.S.穆勒的自由贸易论不过是批评像英国这种产业大成之国干涉过当。他指出，“保护，即防御。保护国家之公益，防御外国之专卖;保护文明劣等之产业，防御文明优等国之物产滥入。故保护税者，实为制造未兴、商业未振之国所必行之行政也”^[47]。他认为，日本实行保护政策的依据主要有两点:其一，日本尚处于文明劣等之国的地位，需要通过政府保护文明优等国的商品输入和经济垄断;其二，日本产业尚不发达，需要借助政府力量来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

犬养毅的保护贸易理论的提出，使得保护主义经济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也改变了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并使保护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逐渐成为日本明治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19世纪80年代初期，明治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大隈改革方案与松方改革方案之争，反映了当时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争论。结果，松方在争论中获胜，并实施了著名的松方财政改革，这也预示着保护主义思想在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获得胜利。此后，日本在经济发展思想上一直坚持政府干预主义理论，应该说与这一时期的保护主义思潮是有关联的。

三、经济发展中的“富国强兵”思想及其演变

“富国强兵”既是明治维新政府维新改革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也是自18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的一种经济发展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前，这一思想仅仅只是日本部分思想家希望增强国力、防备和抵御外国侵略，对付西洋冲击的一种思想反映。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维新政府中的强硬派却将其重点放在了对外扩张上，极力渲染“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于对外扩张这一思想主张，从而使得在早期具有自卫性的“富国强兵”思想转化为一种扩张性的政策主张。

日本的“富国强兵”思想最早萌芽于18世纪末期，当时的思想家本多利明就主张大量储存火药，制造船只，确立海外贸易，并大力开发日本周围的无人岛屿。并认为，只要推行“远涉海洋”和“劝业增产”政策，“东洋的大日本与西洋的英吉利岛”，就能并称为富强之国^[48]，而“富国强兵”口号则是由幕府后期的水户学派明确提出来的。当时的日本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水户学派深刻地意识到，不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军事实力，国家民族就难以生存，因此，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到幕府末期，当美国东印度舰队用武力威胁叩开日本的大门之时，在对内对外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富国强兵”也就成为一种思想领域的思潮。当时的思想家在讨论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时，几乎都强调了“富国强兵”的观点。由此可见，早期的“富国强兵”思想是作为一种出于自卫目的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便将其作为基本的国策之一加以推行。

明治维新初期，受长期存在于日本国内的“开拓制度”(殖民制度)思想的影响，维新政府中的部分改革派中的强硬派人物萌发了通过武力扩张使日本成为第一的野心，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如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吉田松阴就提出了“失之俄美，取偿于亚洲”的战略口号，并将这一侵略计划称之为“在交易上失之俄美者，在土地上取偿于亚洲”的“善保国”之策^[49]。在吉田松阴的思想影响之下，明治政府中对外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进一步强调了对外侵略扩张在富国强兵中的作用。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及《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指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须保护利益线不可”^[50]。此后，随着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教育敕语》颁布后的天皇专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富国强兵”的经济发展思想逐步转向为军国主义思想，并成为日本实施对朝鲜和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基础。

四、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

在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财政、金融、贸易和产业发展政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推动经济迅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殖产兴业”政策以及作为“殖产兴业”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立国”政策。“殖产兴业”政策既是幕府晚期日本重商主义思想在政府政策中的反映，也代表了日本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同时也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殖产兴业政策

“殖产兴业”是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制定的三大基本国策之一。作为基本国策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围绕如何推进“殖产兴业”国策的实施来进行的。在实施“殖产兴业”政策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不断修正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使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在“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1870～1880年)，由于缺乏近代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明治政府主要采取了利用国家权力，动用国家资本，大力创办官营企业，以促进军事和近代民用工业以及铁路、矿山、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行业发展的方针。在这一阶段，明治政府以接收原幕藩产业为基础，动用财政资金，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通过“劝奖百工”，兴建“模范工厂”和“代表工厂”等措施，创办了一批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矿山、冶炼和机械制造为基础，包括大批民用轻纺工业的官营企业。如在军事工业方面，从1868～1871年，明治政府先后从幕府和各藩手中接管了“关口制造所”、“长崎制铁所”、“石川岛造船所”，“横须贺制铁所”，并不断加以改造和扩充，建立了以两大陆军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为基干企业的军事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近代化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在工矿企业方面，从1870年开始，工部省接管和创办的官营机器制造企业主要有长崎制铁所、加州制铁所、赤羽制作所、深川水泥制造所和品川玻璃制造所等。在棉纺、制丝等民用轻工业方面，千住制绒所和富冈制丝厂是当时有名的“模范工厂”。与此同时，明治政府注重铁路、航运、邮电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1870年，明治政府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的公债，用于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1878年，开始铺设京都至大津的铁路。航运方面，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的三菱公司在日本近代航运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公司在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独占了日本沿岸各港口之间以及与中国上海之间的航运业务。1871年，日本开始制定近代邮政规则，首先在东京、京都和大阪之间通邮，并逐渐普及全国。从1871～1885年，全国电报干线基本建成;电话也于1877年引入日本，首先在京都和横滨之间使用，很快便推广至全国。

在通过官营企业的形式移植、发展近代工业达到一定阶段，并为近代工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制度和基础设施条件后，明治政府将“殖产兴业”政策的重心转为大力促进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阶段。政府通过廉价出售“官营企业”、低利贷款、财政补贴、税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发展民营企业，极大地促进了私人资本向近代产业的集中，使“殖产兴业”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顺利完成。

2.贸易立国政策

明治维新初期，尽管新政府取得了政权，在对外方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外交上的领事裁判权和外贸上的关税自主权的缺失使明治初年日本的对外贸易呈现出“半殖民地外贸结构”的特点。

半殖民地的外贸结构使得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入超，导致金银等硬通货大量外流，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在1868～1880年的13年间，除1868年和1876年出现顺差外，其他各年日本的对外贸易均为逆差，其中，1870年的贸易赤字为1 919.9万日元，1875年为1 136.5万日元^[51]。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实施的锁国政策，开港前日本国内的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为1∶15，日本国内的黄金价格比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低得多。开港后，日本被迫急剧地纳入国际经济市场，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特权，用外国银币大量套购日本黄金，导致黄金大量外流。1874年和1875年日本外流的黄金高达1 292.2万日元和1 436.5万日元^[52]。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政府在充分认识到对外贸易的现状后，受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启发，提出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并通过采取与诸外国谈判回收关税自主权、开拓海外直销、对进出口企业给予鼓励与扶持等措施，积极实施“贸易立国”的政策。

明治维新政府实施“贸易立国”政策的首要措施便是通过外交谈判，与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以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1869～1888年，日本先后与美、英、荷、德、俄等国就回收关税自主权的问题进行多次谈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谈判均没有成功。直至19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殖产兴业”政策下日本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才开始出现转机。1894年7月，在经过了将近1年的谈判后，日本终于与英国在伦敦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废除了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随后，日本与其他西方各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收回了领事裁判权。1911年2月，日本与美国首先签订了新的《日美航海通商条约》。该条约对于日、美两国的交往、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关税等作出了平等的规定。随后，日本与其他各国重新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至此，日本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在与西方各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明治维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开拓海外直销，促进日本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包括:(1)保护和奖励对外出口，振兴直接贸易。在生丝、茶叶等主要出口产品的出口方面，明治政府采取政府贷款、直接收购等方式促进其直接出口。(2)在内务省内设劝商局，收集海外商情，推销国内产品。(3)专门“育成”对外贸易商社。劝商局成立后，积极促进对外贸易企业的形成和成长。当时，由劝商局“育成”的对外贸易商社主要有起立工商会社、广业商会、开通社和三井物产会社等。(4)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观察各国工农业生产情况，宣传和试销日本产品。(5)以出口偿还外债，抑制金银正货外流。这种以出口货物来替代偿还正货的办法，尽管在实施上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在促进日本国内产业发展以及保存和积累金银等正货方面，依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6)成立进出口银行，支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五节 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特点

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三次产业勃兴的短短40多年时间，日本实现了近代经济的成长和产业工业化的起飞。然而，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在不具备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以及相关的资本主义制度条件情况下获得了成功，成为亚洲惟一在19世纪末期摆脱殖民统治，成功实现近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不同的特点^[53]。

第一，政府在近代经济发展和产业工业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与其他早期实现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不同，日本工业化的形成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力量推动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等各个领域，政府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调节者，而且是组织者、参与者和领导者。由此，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现代化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在日本经济早期发展和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1)王政复古、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制定宪法等一系列维新改革的实施和完成，使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为日本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奠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基础。(2)土地所有制和税制改革、近代财政、货币金融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推动近代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的实施，为日本经济的起飞提供必要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制度和体制。(3)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废除传统风俗习惯、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文明开化”政策的推行，为日本建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并为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和起飞提供了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重要人力资本基础。(4)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和“贸易立国”政策为日本近代工业产业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并为产业工业化寻求海外市场提供了市场条件。

第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资本积累同步进行。

其他早期完成工业化发展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一般是在商品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业化得以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准备较为充裕的前提下展开的;然而，日本的工业化却是在幕府末期商品市场经济获得初步发展、经济结构中封建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极为薄弱、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几乎全无的状况下开始的。在此背景下，明治政府动用国家力量，从税收、财政、金融等各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强行推行资本原始积累，为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更进一步地，明治政府利用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投资兴建有利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军事、民用轻工和铁路、航运及通信等企业。在民间投资为主的工业化进程已开始启动并获得快速发展时，明治政府仍为各类民间资本投资形成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和支持。

第三，工业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并未同步出现，农业仍处于半封建的地主经济统治之中。

在日本早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由于土地所有制和地税制度的改革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明治时期的日本农业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并且为工业产业化提供了资本、劳动和市场的支持。但在明治维新改革和工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农业产业化。相反，在土地所有制和地税制度改革完成后的农民分化加剧的过程中，农村地主经济却得到了保留和强化。在农民分化中获得大量土地的地主并不从事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而是大力扩充零细的租佃经营。他们用获得的高额地租收入购买股票债券，向工商业和金融业渗透。这样农村地主也就成为了靠获取高额地租和工商业企业股息、利息收入的双料寄生地主，而不必经营资本主义农业了。另一方面，在寄生地主制下靠缴纳高额地租和税收的农民，则因为生活陷于困境而不得不流向城市，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廉价劳动力。正因为如此，资本家也希望这种半封建的地主制农业经济存在下去。因此，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与半封建的农业相互依存，共生成长，并由此阻碍了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导致工农业发展脱节，资本主义工业缺乏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充足的粮食、原材料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当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外侵略扩张，到海外寻求资源和市场也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经济发展和工业产业化中的技术进步是通过直接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来完成的。英国、德国等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进步体现为工业化所需的现代技术和机械设备大多是通过本国自身的发明创造而完成的。日本在工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则结合国内的资源禀赋状况(土地和资本稀少、劳动力资源丰富)，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产业，采用直接引进、技术改良和学习等途径，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产业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进步，并通过吸收和消化，缩短了日本科学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特别是在棉纺、制丝等民用轻工业方面，通过吸收消化后改良的技术既节约了资本成本又能满足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当日本完成工业产业化进程后，在棉纺、丝织等民用工业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方面，日本的技术已超过英国，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第五，日本近代经济的增长和工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强大为中心来展开的。

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于民用轻工业是日本产业化进程中的显著特点，也是日本区别于其他早期进入工业化国家的特征之一。诺曼将日本工业化中军事工业先于民用工业发展的现象称为“工业发展顺序的倒置”^[54]。尽管日本1886～1889年兴起的“第一次企业勃兴”最初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丝织等民用工业领域，并很快扩展到采矿、铁道、海运、制铁、冶炼等重工业领域，但是，日本工业发展的进程最初并非起始于民用工业，而是军事工业，军事工业是日本产业工业化的起点。日本在实施“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首先实施的是接管在幕府末期由幕府和各藩采用进口机器设备创建的一些军事工业企业，并通过改造和扩充，初步建立起了以两大陆军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为基干企业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这一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在民用工业产业振兴开始之前的1871年便已完成。在“殖产兴业”的第二阶段，明治政府大量出售官营企业以扶持和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时，对于军事工业则禁止出售，仍将其置于政府的严格管辖之下，并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持。1881～1887年，在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政策下，政府尽量削减其他项目的支出，而陆军军费支出却增加了60%以上;1881～1889年，海军预算则急剧增加了200%。这样，在经过殖产兴业政策之后，当在第一次企业勃兴阶段发展起来的铁路、海运、船舶、矿山冶炼以及通信等基础产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时，日本军事工业体系的物质基础也得以形成^[55]。明治政府扩张军事工业的政策诱发了助长日本工业自给自足的倾向的效果，因而成为塑造日本重工业形态的原型，也为日本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提供了物质的和军事的基础条件。

第六，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对外扩张和殖民地贸易为日本早期经济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原始资本积累、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

明治政府发展军事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在军事实力增强之后修改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向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实现其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富国强兵”和“贸易立国”的经济扩张战略。所谓“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政策主张便是当时日本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目的的写照。正是在这种军事和经济扩张战略的指导下，明治政府从18世纪70年代便开始实施对外侵略的政策。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国内即出现“征韩论”。为了“征韩”，日本先于1871年9月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取得了朝鲜“上国”的地位;继而于1874年借口我国台湾土著民杀害琉球民一事发动侵台战争，并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专约》。通过该条约，日本从清政府获得了50万两白银的赔偿，并借此将琉球吞并。1876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借口，用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迫使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三个港口，并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56]，为其侵略朝鲜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明治政府完成了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一系列的改革之后，便迅速走上了大规模对外侵略的道路。在对朝侵略方面，日本利用1882年的“壬午事变”，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在朝鲜京城的驻兵权。1884年，日本一手导演了“甲申政变”，迫使清政府承认了其在朝鲜的地位，取得了向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在对中侵略方面，日本通过1894的甲午中日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由清政府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向日本赔偿金库平银2.3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4港。

对朝侵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获得的2.3亿两金库白银的赔偿，为日本第二次企业勃兴提供了巨额的原始资本积累，使日本的军事工业和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在第二次企业勃兴中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发动的对华、对朝侵略扩张为日本工业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甲午战争后的10年间，日本出口贸易增长了一半，这些商品的一半在中国倾销，特别是棉纱，几乎全部销往中国和朝鲜;而在原材料方面，中国的长纤维原棉是日本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大冶的铁矿石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台湾省成了日本的“糖仓”，朝鲜的大米和金矿则是维持日本廉价劳动力和金本位制的保障。

因此，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既是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是其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结果;同时，这种经济发展的特点又必然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策，促使日本进一步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为止，日本先后发动和参加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等。在不断挑起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逐步走向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深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失败而宣告结束时，明治维新后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日本，终于在自己挑起的战争中将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体系几乎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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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6.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7.穆良平.主要工业国家近现代经济史［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8.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 17～18世纪［M］．北京:三联书店，1997.

9.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E.H.诺曼.明治维新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1.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二版)［M］．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

13.山口和雄、石井宽治编.近代日本的商品流通［M］．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

14.P.R.多尔.江户时代的教育［M］．松居弘道，译.岩波书屋，1970.

15.速水融，斋藤修，杉山伸也编.德川社会之展望——发展、结构、国际关系［M］．同文馆，1989.

16.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M］．吉川弘文馆，1975年日文版。

17.山口和雄编著.日本产业金融史研究——纺织金融篇［M］．东京出版会，1970.

18.山崎益吉.日本经济思想史［M］．高文堂出版，1981.

19.佐藤信渊.经济要略［M］//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岩波书店，1977.

20.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100年［M］．时事出版社，1984.

21.NELSON R R A.Theory of 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6.

【注释】

[1]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4页。

[2]张健、王金林:《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页。

[3]所谓“初期停滞”是指工资水平接近于生存水平的最低限度，使用的技术停留在机械化可能的最低水平，超过必要最低实质工资的生产剩余被全部消费，没有投资可言。

[4]Nelson，R.R.，1956，“A Theory of 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5]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版，第14页。

[6]在日本，市街为町，以诸侯所居的城堡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市街称为城下町，在含义上，与我国的城市意义相同。

[7]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第二版，第15页。

[8]江户时期大名委托在江户或大阪卖米的商人，后来逐步演变为专营大米包销业务的经销商。

[9]大名的财政代理人，后来逐步演变为大银行家和钱庄商人。

[10]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版，第235页。

[11]幕府时期的铸币厂。

[12]P.R.多尔:《江户时代的教育》，松居弘道译，岩波书屋，1970年日文版，第300页。

[13]鬼头宏:“近世日本的主食体系和人口变化”，载速水融、斋藤修、杉山伸也编:《德川社会之展望——发展、结构、国际关系》，同文馆，1989年日文版，第32页。

[14]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5年日文版，第61页。

[15]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0页。

[16]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51页。

[17]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61页。

[18]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第260页。参见: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81页。

[19]风早八十二:《日本社会政策史》，东京:1937年日文版，第10页。参见:E.H.诺曼:《明治维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60～161页。

[20]E.H.诺曼:《明治维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42～147页。

[21]山口和雄编著:《日本产业金融史研究——纺织金融篇》，东京出版会，1970年日文版，第10～11页。

[22]山口和雄编著:《日本经济史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日文版，第140页。参见:米余庆:《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20页。

[23]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5年日文版，第292页。

[24]米余庆:《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21页。

[25]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

[26]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10页。

[27]“壬午事变”是指1882年7月23日朝鲜士兵袭击亲日派的闵妃集团和日本公使馆，并杀死日本教官的事件。

[28]“甲申政变”指1884年末亲日派朝鲜独立党首领金玉均等人以武装政变的形式，宣布建立新政权，最后以失败告终的事件。

[29]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28页。

[30]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参见: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31]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32]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91～196页。

[33]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98页。

[34]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43页。

[35]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0页。

[36]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111～112页。

[37]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113～116页。

[38]山崎益吉:《日本经济思想史》，高文堂出版，1981年日文版，第94页。

[39]佐藤信渊:《经济要略》，《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岩波书店，1977年日文版，第522页。

[40]本节以下有关神田孝平、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重商主义思想的概述，主要参考了严清华所著:《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108页的内容和观点。

[41]福泽谕吉:《学者与町人》，转引自: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54年日文版，第293页。参见: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42]冢谷晃弘:《近代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雄山阁，1980年日文版，第53～54页。参见: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43]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58页。

[44]田口卯吉:《自由交易日本经济论》，转引自:掘经夫:《明治经济思想史》，第214页。参见: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45]若山仪一:《保护税说》，《若山仪一全集》(下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40年日文版，第733～745页。

[46]本庄荣治郎:《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卷)，日本评论社，1966年日文版，第341页。

[47]犬养毅:《何谓保护》，载日本《东海经济新报》第1号(1880年8月)。参见: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48]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49]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50]大山梓编:《三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参见: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51]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日文版，第324页。

[52]山本弘文等编:《近代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80年日文版，第30页。参见: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53]以下部分内容中的部分观点参阅了穆良平著:《主要工业国家近现代经济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4]E.H.诺曼:《明治维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版，第126页。

[55]E.H.诺曼:《明治维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32页。

[56]张健、王金林:《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