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行对比之前，有必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论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并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有待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及其经济特征

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

16世纪以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逐渐出现了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分野。先发展国家(首先是集中于西欧，继而扩展到北美、日本等)通过殖民掠夺、海外贸易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资本，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体系，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后发展国家则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先发展国家侵入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是为了帮助它们发展经济，而是要使其沦为自己的附庸。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运行，不是服从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受西方支配的世界市场体系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非但没有出现增长和发展，反而经受了长期的穷困和落后。

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分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趋于瓦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从而出现了一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兴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的一系列国家在斗争中相继独立。在非洲，20世纪50年代有6个国家，60年代有32个国家，70年代又有8个国家先后宣布独立。19世纪初，拉丁美洲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有20个国家宣告独立，但旋即又成了英、美等国的附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兴民族国家，最初一般被称为落后国家，因含有贬义，很快就不再使用。后来，这些国家在发展文献中一般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术语有时相互通用，但有时其意义又有些差别。

“欠发达国家”强调的是这些国家不够发达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拉国家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欠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这是由于当时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的许多国家还处于殖民压迫之中，已经独立的一些国家在政治上还受制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上也十分落后和困难。不过，“欠发达国家”一词也含有这些国家具有发达潜力之意，用缩写字母“LDCs”表示又比较方便，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发展中国家”这一术语含有正在发展之意，它与“发达国家”即已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词正相对应。20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60年代以后，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取得了独立，并继续为巩固政治独立、争取经济独立而斗争。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它们畸形的经济结构处于改造过程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在增加，大多数国家的文化教育、保健卫生事业也在不断改善……一句话，它们的经济正在进步和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词既体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又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和追赶的特点，因而是一个较为恰当的称呼，也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大约在1964年召开联合国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前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逐渐开始替代过去的用词。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一词得到普遍使用。

在国际发展领域，“第三世界”一词的使用也较为普遍。1952年，法国人口统计学家索维(Sauvy，A.)在一篇题为《三个世界，一个星球》的文章中率先使用了“第三世界”一词。后来，这一名称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1973年7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有75个国家参加的第四次不结盟会议上，正式把“第三世界”一词载入《政治宣言》。一般来说，西欧、北美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业化国家被称为“第一世界”，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被称为“第二世界”，其余国家则为“第三世界”^[1]。

二、发展中国家的类别

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做不同的分类。

1.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经济体制、经济政策、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多样性。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目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从条件成熟的国家开始，依次经历了由产业革命带来的急剧转变而进入持续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但这种过程本身仍是自发的经济过程，而不是那种在不具备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突然飞跃。与此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和发展水平低、情况各不相同的新兴国家，几乎同时开始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谋求经济发展。这些国家虽然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只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尚未完成经济发展的众多国家的集合体。它们不仅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资源禀赋、经济体制、制度上有着明显不同^[2]。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面积、人口、资源和环境上的差异。根据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材料，1981年中，人口在5 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共有9个，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4个国家的人口在1亿以上;同时有30多个国家人口少于100万。在领土面积上，100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有22个;但有许多国家的面积还不足1 000平方千米。大国一般来说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小国的情况则差别较大。有些拥有较丰富的农矿资源，有些则较贫乏。此外，虽然多数发展中国家濒临海洋，与国外经济交往较为便利，但也有不少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它们与外部的交通联系比较困难。

第二，历史和文化条件上的差异。从历史上说，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亚非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同。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又分别处在不同列强的直接和间接统治之下。15世纪以前，拉丁美洲原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大陆，以后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亚洲和北非地区曾经有过高度的文明，16世纪以后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非地区的独立国家只有16个(不包括日本和南非)，特别是非洲，除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利比里亚外，占非洲大陆面积92%以上的广大地区，仍处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殖民主义的直接统治之下。这种历史条件上的差异，无疑会对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社会经济关系上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中的少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绝大多数国家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具有多重性的特点，传统经济关系与现代市场制度同时并存;同时各国市场关系和市场制度的发展又很不平衡。例如在拉丁美洲，不少国家市场交换关系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市场交换不仅在城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农村也逐渐占有优势。在亚洲和北非，许多国家的市场交换关系也比较发达，并日益向农村渗透。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大地区，现代市场交换关系虽有发展，但终究历史较短，传统的经济关系在广大农村还有很大影响。这一切，对这些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都有重要影响。

第四，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和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出口贸易也主要依赖少数几种农矿产品。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格局:有的工业化开展较早，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有的利用各种条件加速发展，已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有的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通过石油开采和炼制而获得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3]。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简单地将其看成是不发达经济的一个加总是不符合实际的。鉴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错综复杂的情况，人们试图按不同的标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

2.发展中国家类型的划分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可根据不同的标准做不同的划分。

(1)以收入水平为主进行的分类。收入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就是以人均GNP作为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类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世界银行把所有国家划分为3类: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中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高收入国家两类。在国际上，低收入国家、中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高收入国家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2000年颁布的标准，1999年人均GNP低于75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介于756美元到9 26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9 26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中等低收入和中等高收入的分界线为2 995美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但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处于高收入组。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中提供的数字，1999年低收入国家为63个，中等低收入国家为56个，中等高收入国家为37个，高收入国家为54个。具体情况如表6-1所示。

表6-1　　　　按人均GNP分类的国家分布(1999年)　　　(个)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48页。

由于单纯以收入水平作为分类标准难以反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貌，因而，有些分类方法除了收入水平外，还考虑了其他因素。例如，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把发展中国家分为4类:61个低收入国家;73个中等收入国家(MIC);11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C)^[4];13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OPEC)。

(2)以发展程度为主进行的分类。以发展程度作为标准，也是划分发展中国家类型的一种重要方法。一些西方学者曾根据制造业产值在产品附加价值中所占的不同比重，把发展中国家分为“工业化国家”、“半工业化国家”、“正在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等类型。联合国则根据出口商品构成和经济发展水平，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44个最穷的国家，称为“最不发达国家”^[5]，88个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以及13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OPEC)。

(3)从地理位置上进行分类。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可按地理位置来进行分类。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便据此把发展中国家划分为以下6类:非洲撒哈拉以南的39个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15个国家(地区);南亚的7个国家;欧洲和中亚的30个国家(地区);中东和北非的1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23个国家(地区)(如表6-2所示)。

(4)从经济制度、体制方面进行的分类。从经济制度和体制上，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有的还十分微弱)，而转轨国家，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国家。1917～1950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制度的尝试。首先是前苏联和蒙古，继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是中国、朝鲜和越南，这些国家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由于计划经济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加上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而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即以“从计划到市场”为主题，对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表6-2按　　　　地理位置分类的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让新技术为人类发展服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58页。

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发展中国家尽管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但既然它们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它们就必定存在着一些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低度化状况。产业结构低度化，可以说是在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转化和升级的动态过程中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而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小。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大;制造业不发达，特别是工业产品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程度低;此外，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从表6-3可以看出，从1965～1999年，尽管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状况有所好转，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更是无法相比。

表6-3　　　　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各部门产出百分比)　　　(%)

注:*高收入国家为1998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Lynn，S.R.，2003，Economic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 for a Divided World，Prentice Hall，p.194.

第二，收入水平低，两极分化严重。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差，社会经济结构僵化，生产与工作效率普遍较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为低下，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图6-1所示)。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2000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 97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则为27 510美元。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低收入国家的65.5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4倍，可见收入差距之悬殊。

当然，按汇率换算的人均收入，一般来说会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在按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一般都会大大地提高。例如，若按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00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 9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5 650美元，高收入国家则略有下降，为27 450美元。但即便如此，高收入国家仍为低收入国家的14倍，为中等收入国家的4.9倍。

图6-1　穷国与富国及世界平均收入水平之比较(人均GDP，1985年PPP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51页。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两极分化严重。表6-4反映了若干国家贫富差别的情况。

表6-4　　　　若干国家最穷40%和最富20%人口的收入比例(1993年)

续表

资料来源: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1页。

第三，生活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低收入水平必然导致低生活水平。低下的生活水平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如住房短缺且住房条件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食物供给不足而且营养不良、受教育程度低、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短，等等。发展中国家许多人营养不良、疾病缠身、健康不佳。1994年，在发达国家，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为77岁，中等收入国家为67岁，低收入国家为63岁。在低收入国家中除去中国和印度，这一指标则降为56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收入国家为7‰，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为83‰。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得不到安全饮用水、患病得不到医治的情况十分普遍。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发达，导致国民文化水平低。1998年，低收入国家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男性为30%，女性为49%。而发达国家的文盲率则不足5%。各级学校的入学率，特别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发展中国家均低于发达国家。

收入水平低下加上两极分化严重，使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巨大，比率很高。经过长期的治理，发展中国家仍存在着大范围的贫困。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在南亚，集中了世界贫困人口的一半;在非洲，有一半的人口在饥饿线上挣扎;在拉丁美洲，有近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第四，人口增长率高，失业严重。世界总人口的2/3以上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不到1/3生活在发达国家。两类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相差很大，发展中国家高达3%，而发达国家则在1.5%以下。由于死亡率相接近，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1980～1994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9%;若统计国家中不包括中国，则人口增长率高达2.3%。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同期人口增长率仅为0.5%。高出生率的结果是15岁以下的儿童数目占总人口比重高，差不多达到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4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还不到21%。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属于被赡养的对象，这部分非劳动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叫做赡养负担。虽然发达国家老人负担比重比发展中国家大一些，但把儿童和老人加起来，发展中国家的赡养负担就比发达国家重得多，前者约为45%，后者只有30%。人口增长快和赡养负担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它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公开失业率一般为10%～15%。公开失业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全部失业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就业不足，或叫隐蔽性失业。这种失业在农村最为严重，通常被叫做剩余劳动力。但是这种失业在城市也存在，在某些国家甚至还比较严重。如果把就业不足和公开失业合计起来，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中差不多有35%处于没有充分利用的状态。其中，青年不得其用的状况尤为严重。

第五，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规模较小的先进的工业部门和规模巨大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先进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而落后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别较大，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一般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和工业都现代化了，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差别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小得多。当然，我们说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先进，也只是相对于本国农业部门而言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仍然是比较落后的。

发展中国家在组织上也呈现出二元结构的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资本市场上，无组织的市场中的利息率会高于现代部门的利息率，贷款给为数众多而信用可疑的小借款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较高。在商品市场上，由于运输成本更高且交通运输系统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同一商品的地区差价可能比在发达国家更大;由于有包括较高利息在内的较高储藏费用，农产品的季节差价也会变化更大;在私营贸易部门，批零差价比整合的或紧密的经济更大^[6]。明特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即使消除了由政府政策引致的扭曲，其组织上的二元结构状态仍将存在。

第六，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体系的支配权，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及附加值低的制成品。发达国家还掌握着世界市场上许多商品价格的决定权，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不利地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和机构也都被发达国家支配着，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常受到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币值波动的威胁。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发达国家的巨额资本，随时会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此外，发达国家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提供外援和私人资本投资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往往附带有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实行多党制、采取严厉紧缩政策，等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支配，依附于发达国家。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上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八九十年代以后至今这三个时期。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表现出巨大热情，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发展中国家曾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前50年，大部分落后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徘徊在1%～2%之间。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1960～197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5.6%，高于西方工业化国家5%的增长率。1970～1980年，世界经济增长减慢，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3%，仍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3.1%。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迅速，1960～197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3.1%，低于工业发达国家的3.9%。但在1970～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增长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两者分别为3.1%和2.4%。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1950年，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国民生总值的9.1%，1960年提高为9.5%，1978年进一步上升为15.1%。发展中国家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60年的11.1%提高到1978年的15.2%。在世界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1970年分别为19.7%和18.2%，到1979年上半年已分别上升为26.7%和22.5%^[7]。

第二，工业发展较为迅速，改变了过去畸形的经济结构。这段时期，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但现代工业的增长大大快于农业。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60年代低收入国家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2%，工业为7%;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二者分别为3.5%和7.4%。20世纪70年代低收入国家农业和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2%和3.6%;中等收入国家二者分别为2.9%和6.6%。这样，在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表6-5所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工业中制造业发展较快，其增长速度也快于西方发达国家。1963～1973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8.1%，西方发达国家为5.8%;1973～1980年，二者分别为3.6%和1.6%。这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价值所占的比重，由1963年的8.1%增至1973年的9.3%，1980年又上升到11%^[8]。

表6-5　　　　发展中国家各产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114～115页。

第三，出口能力和市场容量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虽有所增加，但其增长速度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它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一度下降。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和石油大幅度涨价，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970年的565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5 6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6.1%，高于同期世界出口贸易20.4%的年均增长率。这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30.8%一度下降为1970年的17.9%，1980年又回升到28.1%。同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1960年的3.9%上升到1980年的9.2%^[9]。一些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和地区，逐渐由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成为附加价值较高的初级产品加工品出口。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轻工、纺织、成衣、电子、精密仪器、钢铁、造船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地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就拉丁美洲来说，从1951～196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1%，1961～1970年又提高到5.8%。实际上，在1950～1973年，除联邦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泰国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超过了拉美^[10]。就非洲来说，非洲国家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也在蓬勃发展。据统计，1960～1970年，整个非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8%。进入20世纪70年代，整个非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5.2%^[11]。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应当看到，这种成就仍是初步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较强。从经济增长速度看，经济水平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快于低收入国家;一些出口加工和石油输出国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快于南亚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制造业的情况看，这一时期制造业增加值大多集中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韩国、土耳其、伊朗、委内瑞拉、菲律宾和泰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制造业还处在早期阶段，主要是生产食品、饮料和纺织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较大发展和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主要也是由石油出口国和主要制成品出口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加引起的。再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资金积累和市场容量等方面尽管较殖民地时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但大多数国家仍无法抵御外部力量的冲击，这些国家的增长常常为世界市场的形势变化所左右。

二、20世纪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经济建设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中的失误及体制上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经受了许多困难，遇到了很大挫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发达国家，但从1980年起，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始恶化。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上年的5%降至3.2%。到1981年，情况急转直下，该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6%，到1982年又进一步下降为0.5%。从1983年起，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反而更加糟糕。另从各地区发展情况看，1950～1980年的30年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6%，而1980～1989年仅为1.1%。整个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就非洲来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非洲经济急剧恶化，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统计，1980～198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0.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而发达国家同一时期分别增长2.5%和1.9%。1986～1990年，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7%(1987年增长0.3%除外)。20世纪80年代成为非洲“失去发展机会的10年”。

第二，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恶化。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特别是矿业和制造业受到很大影响。自1979年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连续几年的下降。据联合国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以1975年=100)，1979年为124.7，1980年为124，1981年为121.8，1982年的情况更糟。受影响最大的为两类国家:一类是制成品出口国。由于世界市场需求不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限制，它们的纺织、服务、鞋类、木材、电子产品、造船、化工等行业普遍存在产品积压、开工不足和生产萎缩的情况;另一类是主要石油出口国。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为保持油价稳定，采取大幅度减产措施，原油产量从1979年的3 100万桶降至1980年的2 700万桶，1981年的2 250万桶，1982年的1 860万桶^[12]。农业的情况更为严峻，就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农业增长率从20世纪60～70年代的2.2%降至1981～1985年的0.6%^[13]。就整个非洲来看，除乍得、赞比亚、几内亚比绍、多哥、贝宁、坦桑尼亚等少数国家农业保持较快的发展外，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不是停滞不前就是下降。农业的危机导致粮食短缺。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可持续的农业制度》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1982～1990年粮食生产的平均增长率为1.9%，大大低于同期3%的人口增长率，这使得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粮食自给率也越来越低。粮食自给率的下降导致了粮食进口量的激增，国际性的粮食援助成为缓解非洲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贸易状况恶化。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长期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又表现得十分突出。拉美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如表6-6所示。非洲的外贸问题也十分严重。80年代是非洲贸易形势恶化时期，突出表现在出口贸易的衰退和停滞上。出口额自1980年达到顶峰之后，从1981年起逐年下降，1986年为481.6亿美元，仅为1980年出口额的51%。自1986年后出口贸易停滞不前，1991年为692.6亿美元。出口额的下降和停滞削弱了非洲的进口能力，进口额从1981年的854.7亿美元降至1986年的601.3亿美元，1991年为722.1亿美元。1991年贸易赤字达29.5亿美元^[14]。

表6-6　　　　拉美地区贸易条件(以1980年为100)

资料来源:墨西哥《对外贸易》杂志，1990年7月号，第614页。转引自:贾根良主编:《拉丁美洲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第四，通货膨胀严重，外债负担沉重。一些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制定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资金大部分依赖外债和增发通货，结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地区通货膨胀1980～1990年高达192.1%，1989年和1990年更高达四位数。发展中国家外债数额庞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逐年快速增长:1984年底约为9 080亿美元，1985年增为9 500亿美元，1986年更高达11 200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还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付1982～1983年到期的外债本息195亿美元，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偿债困难，债务危机蔓延到拉美的主要债务国。就非洲来说，1970年全非洲债务总额达2 030亿美元，1989年又增至2 530亿美元。非洲国家1989年为此向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还本付息300亿美元，这相当于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80%。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及经济调整和转型的时期

在经济发展遇到重大问题和困难、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迈出了经济调整和改革的步伐。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即已开始，但这种改革主要是为了应付外部冲击，因而属于应急性调整。拉美地区实质意义上的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开始的。拉美的经济改革旨在通过经济政策、结构和体制三个方面的综合调整，使经济摆脱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又被称做发展型调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实行私有化，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放开价格和减少政府补贴;逐步放宽国家对外汇、进口和利用外资的限制措施，大力鼓励出口;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严格控制或冻结工资，限制消费增长;通过与债权国协商，重新安排债务，减轻外债负担;加强区域合作，促进拉美经济一体化。这是一种把宏观经济平衡、结构改造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的综合性调整。非洲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即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大多数国家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放松或取消国家对物价的控制;进一步在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推行私有化;取消外汇管制，整顿金融和财政秩序，放宽外国资本进入本地资本市场的限制;放松对贸易及汇率的管制，鼓励国内外私人投资;加紧筹建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等;改革公务员制度，削减冗员，减少政府支出，提高办事效率，努力树立清正廉洁的政府形象，等等。一些非洲国家还根据实际，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革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大多数国家开始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就拉美国家来说，1991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从上一年的0.3%上升到3%，1992年为2.4%，通货膨胀率由1990年的960%降至1991年的200%左右。此外，拉美国家外债压力趋于缓解，表现为外债增长速度放慢和负债率下降，特别是在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经济调整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世纪90年代头4年，非洲经济仍处于不景气状态。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统计，从1990～1993年，非洲经济平均增长率徘徊在1.1%左右，其中1990年增长率为0.5%，1991年为2.9%，1992年为－0.3%，1993年为0.9%。自1994年起，非洲政局趋于稳定，发展经济的环境有所改善，加以国际市场农、矿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扬，非洲经济从长期衰退和滞胀中恢复过来，经济调整和改革开始显露成效。1994年增长率为2.4%。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1995年非洲经济和社会形势报告》中指出，在非洲52个国家中，1994年，有12个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21个国家经济增长在0～3%之间，11个国家经济增长在3%～6%之间，8个国家经济增长在6%以上。1995年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达到3.5%左右。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有待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存在着不少失误。就目前来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尚存在不少有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从本编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道路。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工业化与市场化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事实证明，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未能取得理想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走的大体上是一条工业化继而开展市场取向改革从而进行市场化的道路^[1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包括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工业化建设而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其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造成了一系列后患。从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要解决工业化的问题，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潮流。

发展中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就是十分明显的，它使许多国家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增长，但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许多失误，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主要是着眼于市场导向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导向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内容和步骤，但仅此还不足以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要在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还必须大力强化改革，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当今发展中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可以说是命令、习俗、价格等不同程度的混合物，要使价格机制超越其他因素而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远非易事。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取向改革也就难以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难以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

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不可能再像英国等先发展国家那样经历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而是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和推进。这样，发展中国家市场化的方法和步骤如何，动力和条件何在，也就成为发展经济学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出现的一门学科。然而，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含转轨国家)市场经济形成问题的研究，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16]。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处于其发展中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理论，如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转移、低水平均衡陷阱、平衡增长、贫困恶性循环、临界最小努力、大推进、中心—外围等，基本上都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论证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中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the neoclassical resurgence)。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加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兴盛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取向改革问题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然而，如何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观点和方法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创立新的市场制度分析理论，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7]。

二、经济发展动力问题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可以从民间和政府两个方面来看，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

首先，就经济发展的民间推动力量而言。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商人阶级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商人阶级的力量较为薄弱，他们难以承担起领导社会变革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就拉美国家来说，在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商人阶级的力量有所发展，他们控制了工业、商业和金融等重要的经济部门。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还出现了一些大型私人财团。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智利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私人财团和商人阶级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外，在农村，商品货币关系和雇佣劳动也得到发展，现代农业企业家阶层开始出现。然而，整个说来，商人阶级在现代拉丁美洲并未占据统治地位，其影响力也不宜高估。在拉美独特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商人阶级在经济发展和建设上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波宁哥就曾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拉丁美洲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工会领导人，传统上都显示出强烈的反资产阶级偏见，和对起源于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对利润动机的潜在拒绝。人们曾经认为，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其利润动机的盛行会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导致重大的不正义。”^[18]

在转轨国家，商人阶级的力量也是较为弱小的。就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主要已不是取决于担任什么级别的职务，而是取决于他们在重新分配国家财产时所积累的资本的多少。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幅社会发生深刻分化的图景。社会的基础是“劳动与资本”的冲突，“资本”依靠“劳动”发家致富，对“劳动”拥有无限的权力。B.B.拉达耶夫、O.И.施卡拉坦指出:“与权力等级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企业家’的结构，内部包括以下几个阶层:大企业家和中等企业家(经常使用雇用劳动);小企业家(很少利用雇用劳动或主要依靠家庭劳动的公司职员和所有者);自由职业者;雇用劳动者”。换句话说，俄罗斯正在形成“新经济阶级”^[19]。在这个过程中，商人阶级得到发展并日渐壮大，并且拥有了比较合法的地位。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他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然而，他们仍然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20]。在俄罗斯，商人阶级是在经济转轨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它们不仅力量有限，而且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人指出，俄罗斯商人阶级目前仍处于“自在阶段”，他们力量分散、利益不同，缺乏明确的阶级纲领或领导力量，甚至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意识^[21]。这样一来，商人阶级也就难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就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推动力量而言。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这些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政府都发挥过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重大的关键性作用。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把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幅度提高公众生活水平、大量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作为其基本目标，但经过若干年的建设，这些目标却未能得到实现。第二，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虽基本上达到了目标，但效率低下、代价高昂。在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开辟财源，而在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保障。事实表明，这些国有企业虽然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工业布局，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它们普遍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可以说，国有企业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获得的。第三，政府干预带来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如价格严重扭曲、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严重、外债负债沉重、资源配置低效、国际竞争力下降，等等。

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机制配置机能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毕竟应当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在20世纪60～7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曾通过推行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韩国，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政府都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确定优先发展的目标产业。对于目标产业，政府从资金、技术、资源、信息等各个方面予以全力支持。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幼稚产业，政府先是运用保护政策予以扶植，待其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后，再将其推向国际市场。韩国的产业政策，首先是发展基础原材料工业，继而发展轻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在通过发展轻工业积累了技术经验和资金后，再发展重化学工业，进而出口，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层次的转化^[22]。中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刘遵义曾就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指出，台湾地区的信贷配给明确地被用来支持当局想要启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被称为先导产业。先导产业的名单不时地对外公布，当局管理人员也时常在岛内寻觅可能的投资者。除了信贷配给以外，中国台湾地区还常常通过支持官办的研究室，比如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产业研究开发来贯彻执行产业政策。当然，为了支持某些产业，也采用关税、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形式的保护措施^[23]。当然，现在看来，产业政策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产业政策的有效推行，毕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不仅通过产业政策业推动经济增长，而且积极地培育市场，为市场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地区)政府把培育市场作为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多种措施力促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首先是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保护私人财产权利，鼓励民间的投资热情，推动民营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要求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培育出健全的市场主体。其次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的同时，大力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促进有关改善投资、劳动、技术、信息等市场的制度和设施的发展，建立起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市场体系网络。第三是适时地实现由进口替代为主向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转变，建立加工出口区和自由贸易区，大力鼓励出口，逐步放松贸易保护，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从而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第四是有步骤地消除价格扭曲现象，逐步建立起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由于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来加强市场的运转，东亚地区的市场发育和发展超越了英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市场演进中的许多阶段，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对经济做了较广泛的干预，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甚至差异颇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是什么，政府有效干预经济又需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此等等，都是发展经济学中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环境条件问题

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都具有良好的环境条件，包括优越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则存在着环境条件不良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发展经济学中持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学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进行过分析和论证。他们认为，在现存国际经济格局下，市场力量自由活动的结果，必将产生不均衡的效应，使发展中国家蒙受损失。G.缪尔达尔(Myrdal，G.)曾就此指出:“与国际贸易均衡理论的推断正好相反，市场力量的作用不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收入的均等。如果听任自然，经济发展将会是这样一种循环的、累积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它使已有很好自然禀赋的人们再蒙眷顾，使恰巧生活在落后地区人们的努力遭受挫折。”^[24]辛格(Singer，H.W.)则提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力大小不等，外国投资的利益分配必然偏于投资国家。投入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生产部门的外国资本，实际上是一种“飞地”，与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经济部门很少联系。而且，外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得的利润和利息，一般不转化为扩大当地投资，而是回流到输出资本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因出口增长而需要添置的机器设备，往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样，无论在金融力量、讨价还价的能力方面还是在销售、加工和分配等方面，发达国家都居于优势地位，以至于外国投资所产生的利益，不是归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归于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如辛格所说，后者作为买主和卖主得到的是“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而前者得到的是“两个世界最坏的东西”^[25]。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从结构差异方面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如普雷维什(Prebisch，R.)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初级产品与制造品所得的利益在穷国与富国间分配上的差异所致。他认为，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格局。

第二，国内经济环境不良。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环境不良的问题。就拉丁美洲而言，这一地区良好的社会经济关系就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在农村地区，拉美国家传统的阶级结构的特点是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的对立。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地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趋于衰落，传统的大庄园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传统的庄园主和种植园主逐渐演变成农业资本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然而，拉美农村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很不充分，而且很不平衡，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仍然存在，甚至在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远未绝迹。在城市中，随着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拉美出现了现代劳资关系，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拉美国家雇工与雇主之间更多的不是一种协商合作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对抗和争斗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迈出了劳工立法改革的步伐，但由于劳工立法改革牵涉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涉及不同社会集团的不同利益，因而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寻找共同点和结合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执政党与工会之间、企业主集团与工会之间，甚至在执政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都存在着分歧和斗争。对于拉丁美洲这种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找到一种劳资之间互动合作的机制，可以说绝非易事。

第三，国内政治环境不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能力往往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力量软弱，缺乏必要的权威，这使其难以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责。在被缪尔达尔称为“软国家”的南亚各国，政府不愿对公众规定义务，已经确定的政策也经常得不到执行;在拉丁美洲，以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为特色的民众主义文人政府不能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其政策往往是由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非洲国家推行“民主”制度，结果导致党派林立，政局长期不稳，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只能是流于空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实行过较多的干预，然而，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往往无暇顾及官僚队伍建设，对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强调得较多的是道德约束而不是法规约束，结果官僚队伍素质差、效率低下，甚至贪污腐化盛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体系无法确保社会稳定和政府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也就受到很大的制约。

第四，国内社会环境不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基础薄弱、社会环境不良的问题。就拉美国家来说，由于社会环境不良，拉美国家社会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美国家就普遍存在着种族和民族关系高度不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极度贫乏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然而并没有完全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在一些部门和领域，社会问题甚至还趋于严重。例如，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加剧，失业半失业问题趋于严重，贫困人口总体规模趋于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如农业内部)的差距加大。20世纪80～90年代，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初步经济改革后，不仅原有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根治，而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工资收入在剧烈下降后迟迟不得恢复，中间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一些国家受到冲击;非正式部门进一步膨胀;劳资关系出现倒退;传统就业的稳定性减弱;暴力和犯罪活动升级，等等^[26]。这些新的问题与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十分复杂的图景。

在非洲，还存在着严重的部族问题。非洲大陆有300多个部族，部族间的隔阂和冲突一直是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顽症。与部落不同，非洲的部族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们的社会基层组织、传统的世袭制度都不以直接的血缘关系为主。从历史上看，非洲的部族矛盾根深蒂固。殖民主义入侵后，又人为地划定疆界，把一些不能相容的部族聚合在一起，凑成一个国家。因此，直至独立时为止，除北非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未能发展成为民族国家。通常是一个国家有几十甚至上百个部族，各部族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尽管这些国家的部族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推翻殖民统治而联合起来，并组成独立的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独立后许多国家又宣布废除酋长制，有的采用斯瓦希利语、英语、法语或葡萄牙语作为本国统一的语言，努力发展民族经济。但在农村中，部族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存在，在城市及政府机构里，将部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部族思想仍很严重。部族之间为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不断发生冲突。此外，由于部族通常是聚族而居，且信仰同一宗教，因而部族矛盾、地区矛盾和宗教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非洲国家的政治派别为了争权夺利，也利用部族矛盾，从各自的部族中寻求支持。而这一些部族势力也利用政党作为斗争工具。因此，非洲的政治斗争往往带有浓厚的部族主义色彩，部族主义成为非洲政治中的一大不稳定因素^[27]。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部族问题又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部族矛盾也趋于激化。部族意识和部族情绪的高涨，对非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发展环境不良，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逐渐消除不良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和悉心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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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对“第三世界”含义的理解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一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曾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国家、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并说，第三世界人数最多，亚洲除日本以外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2]参见: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3～4页。

[3]参见: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4]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是指工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化显著、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均收入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南斯拉夫、我国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11个国家和地区。

[5]最不发达国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是指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符合下述条件:(1)人均GDP低于100美元(按1971年固定价格计算);(2)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于10%;(3)识字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低于20%。目前世界上有49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共约6.3亿。

[6]赫拉·明特:《新古典主义的发展分析:它的长处和短处》，载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146～147页。

[7]钱俊瑞主编:《世界经济》(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页。

[8]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13页。

[9]联合国工发组织:《变化中的世界工业》，1983年，纽约，中译本，第173页。转引自: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

[10]E.伊格莱西亚斯:《拉丁美洲:21世纪前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9月26日，第18页。转引自:江时学主编:《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1]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为非洲发展和一体化服务的25年》第24～25页。转引自:谈世中主编:《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2]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

[13]资料来源:凯文·M.克利弗、W.格雷姆·多诺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贫穷和政策改革》，世界银行讨论论文第280号，华盛顿，1995年，第32页。转引自:谈世中主编:《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4]联合国贸发会:《1992年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转引自:杨德贞、苏泽玉主编:《非洲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由先工业化而后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转轨国家的情况，这类国家走的是一种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开展工业化继而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另一种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这类国家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有的还十分微弱)，但在经济发展中却走了一条通过政府干预而推进工业化，继而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

[16]应当说，发展经济学中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不过，不少发展经济学家曾就市场经济理论的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更是从正面论述过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问题。他说，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国家，存在着同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这些国家发展过程同时也就包括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系而发达起来的过程。而且，如果市场经济的发达是随着生产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实现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特别在这方面追究，但如果并非如此，它相反还是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迫切需要去阐明市场经济怎样才能发达起来。他还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时，必须具有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同的主题，同时，还要有与之不同的方法和工具。参见: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5页;第33页。

[17]谭崇台、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形成理论述评》，载《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4期。

[18]波宁哥:《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文版，第225页。

[19]转引自:Л.Я.科萨尔斯、P.B.雷芙金娜:《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351页。

[20]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21]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68页。

[22]朴圣相:《南朝鲜的经济发展与产业、金融政策》，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2期。

[23]刘遵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经验的观察》，载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66～67页。

[24]Myrdal，G.，1956，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d，National Bank of Egypt，pp.9-10.

[25]转引自: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26]参见: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与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27]杨德贞、苏泽玉:《非洲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