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环境构成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要素。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使用劳动和资本加工自然资源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文明的进步就是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解决人类无限扩张的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过程。在农业社会时代，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农业)主要是依赖于再生性资源，当时，人口规模所造成的对资源的压力总体上并不明显，资源约束问题并未引起人类的重视。此时人类所追求的是如何在资源无约束的状态下获得生存和发展，但农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加的生存压力也迫使人们选择了对环境破坏式的开发和利用。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起点，人类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迈进，大规模的机械工业化生产越来越多地消耗不可再生性资源。由于世界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中展开，一方面各国自身可利用的资源较为丰富，另一方面这类先进国家利用其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掠夺全世界的资源来推进本国的产业工业化，所以，在当时，资源的短缺性问题并不明显。但是，随着这类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利用不可再生资源为主的时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急剧的人口增加对再生性资源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利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物的排放，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环境问题日益显露出来。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自然资源规模和深度的利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独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的状况，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优势来推动其经济发展，这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性的资源紧张。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生态失调、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全球人口膨胀、可利用资源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的困境。摆脱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制约，促进人类可持续协调发展已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过程中共同努力的目标。
尽管如此，在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制约条件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类条件是存在着差异的。那么，这种差异是什么?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如何影响两类不同性质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当今发展中国家如何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深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正是本章的目的所在。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口、资源和环境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大多数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被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困扰。是经济发展加快或延缓了人口增长，还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如何?相互之间的影响有多大?在何种范围内发挥作用?时至今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在此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足以让我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在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在人口同质的假定下，主要分析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等。随着发展经济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因此，在本节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综述中，我们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对相关理论加以整理，以便为后面的比较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从1798年马尔萨斯(Malthus，T.R.)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论以来，人口数量的多寡和增减变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成为人口问题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经典问题。这一经典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影响视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人口状况、发达程度甚至研究和考察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等相关联，很难定量地判断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后果。
一般来说，人口数量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口数量对劳动力资源和就业、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及技术进步等途径来发挥作用的。但是，人口数量及其变化总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通过上述途径来对一国经济发展发挥作用的。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同样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些国家(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国家)可能将导致社会需求的增加，劳动力供给得到保障、社会赡养总负担的降低等积极影响占主导地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则有可能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降低，社会赡养总负担增加和劳动力就业状况恶化等消极影响占主导地位。
正因为如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年代以及观察和分析对象的不同，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理论。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人口的陷阱”理论。马尔萨斯认为，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有尽其所能生育孩子的天性;这种“两性间的情欲”导致一国人口有一种普遍增长的趋势，除非通过减少食物供给的方法来控制它，否则，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同时由于固定生产要素和土地的报酬递减，食物的供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由于食物的供给和人口的增长不能保持同步增长，人均食品供给超过生存水平的余量最终都将被增长的人口所消耗掉，所以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会被饥荒、疫病和旨在孤注一掷地竞争有限的食品供给的战争所制止，从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不可能维持在超过最低生存水平之上，因此，摆脱长期生活水平低下或赤贫的惟一办法是使人民实行“道德抑制”和限制后代的数量[1]。
李嘉图的“李嘉图陷阱”理论。李嘉图认为，在各等级土地面积固定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下，由人口增长导致的食品价格上升，将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在该状态之下，利润率如此之低，以致无法为追加投资提供激励，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也会背离最低生存线，只有地主得到的地租收入在增加。因此，摆脱土地资源和人口增长制约之陷阱的政策是开放粮食进口[2]。
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主要为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粮食需求、资源耗费、资本投资和环境污染都是呈指数增长的。持续的人口增长会要求越来越多的粮食，而世界上可耕地数量有限，且已开发的是肥力较高、条件较好的土地，开垦剩余可耕地需要大量的投资。另外，城市化又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资源，而粮食生产的另一关键性要素淡水资源也日益匮乏。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土地和淡水资源的数量，以及投资于农业的资本量。显然，土地资源、淡水资源和资本都是有限的或不可再生资源。因此，人口指数增长将导致食物、土地、淡水资源及资本需求的指数增长，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导致环境污染的指数增长。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人类将会达到一个危机水平。按照20世纪70年代初的趋势发展下去，在2100年到来之前，人类社会就会“崩溃”。因此，解决人类危机，使世界体系维持下去的办法是实现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3]。
人口增长的动态模型。寇尔(Coale，A.J.)和胡佛(Hoove，E.M.)通过构建一个印度人口增长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印度出生率的下降，通过两条途径有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人口增长放慢将降低赡养率，从而在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上是消费减少，储蓄增加;第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慢，大约在15年之后，需要按照一个既定比例提供给每个新工人的追加投资总额将会下降，从而允许有更多的投资被用来增加给每个工人的资本配备[4]。
(2)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库兹涅茨(Kuznets，S.)的人口增长波动理论。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是人口高速增长与人均产值相结合。从历史上看，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同时，首先受现代经济影响的国家，人口都较早出现了加速的现象。而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①现代人口增长使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其结果使得最富有活力的年龄即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由此促进了经济增长;②现代人口增长是死亡率降低的结果，而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普遍降低，将大大降低社会本来要用于抚育夭折儿童的那笔费用，使现在抚育的儿童将来都可为社会创造财富;③人口增长，加上物质生产发展，可使市场容量扩大，从而使企业家的冒险有利可图，刺激经济向前发展[5]。
西蒙(Simon，J.L.)的人口理论。西蒙认为，人口规模越大，所能孕育的企业家和其他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就会越多，而正是这些人将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做出巨大贡献。而人类智慧是可以超越其他任何资源耗尽的最终资源[6]。
兰姆(Ram，R.)和舒尔茨(Schultz，T.W.)的人口理论。兰姆和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寿命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的高速增长而不断增长，从而增强了对人力资源投资的刺激，并提高了劳动力的产出水平[7]。
尽管上述不同学者在有关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正说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现状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环境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同。
2.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口身体健康素质指标和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指标两个方面，前者如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死亡率、人口发病率、青少年发育状况、营养状况等，后者包括识字率、文盲率、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经费等。
在有关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和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这两个方面。
(1)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探讨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决策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莱宾斯坦(Leibinstein，H.)提出，后经贝克尔(Becker，G.S.)加以完善。该理论认为，家庭的规模取决于家庭收入和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在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较高质量的孩子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家庭的效用，父母不必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达到相同的目的。因此，人口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其原因在于:①在家庭收入一定的前提下，提高家庭人口的质量，意味着对家庭成员的娱乐、教育、健康享受和发展方面的投入增加。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上升，就必然会在总预算一定的条件下控制孩子数量。②人口质量的提高，可以减少由于人口质量低下的原因而出于保险目的的多生多育现象。③高质量人口的生活方式和参与经济活动的生产经营方式有其明显特征，他们追求生活质量，享受生活乐趣，同时为抚养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也相对较高，因此倾向于少生育[8]。另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对较大规模人口的基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方面的需求难以达到较高水准，从而难以保证人口质量的提高。
总之，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再生模式，缓解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
(2)教育、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外在性与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Schultz，T.W.)通过对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用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概念，表达了人口质量的内涵及其积累，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源泉的观点。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是指积累在现在或未来劳动力身上的健康、智力、才能、知识、技能、经验及资历等非物质财富，这些财富能够给其所有者在现在或未来带来收入，而人力资本投资则是为开发人力资源而在教育、培训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所以，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9]。
罗默(Romer，M.P.)的知识外溢与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的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知识是公共产品，或者由于私人投资获得的生产性知识只能获得部分专利和保密，每一个厂商创造的新知识对其他生产性厂商都具有正的外部性，这样一来，新知识的出现会使整个社会得益，因而知识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而且可以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获得递增的收益，从而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10]。
卢卡斯(Lucas，R.)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内部和外部双重效应。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指个人可以从其所拥有的知识中获得收益;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从一个人扩散至另一个人，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从家庭旧成员传递到新成员，从而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产生递增的社会生产率。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收益递增，使得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1]。
3.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包含人口的自然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质量结构和地域结构等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涉及众多细分的反映人口结构某一方面特征的指标。随着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研究较为集中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如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如城市化问题)、区域结构(如移民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且与本文后面的分析相关性不强，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是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享受的自然物质和自然条件，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等。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过程，但资源是有限的，这就构成了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因此，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反思过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改善人类利用资源的效率，关注资源的代际分配和利用。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
第一，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永续生存和发展，资源利用不能只顾及当代人的利益，必须关注后代人发展的需要。自然资源支持着自身及人类的持续发展，其承载力预示着人类和种群数量的规模，也制约着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的规模。
第二，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盲目地坚持限制或停止资源的利用。经济发展一方面保证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通过不断积累资金和技术实力，提高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保护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是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基础。
第三，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指在不断努力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在人类社会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就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总体水平而言，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选择空间不被缩小。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1)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原则。为此要改变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高效利用资源。(2)不超过生态供给阈值利用原则。(3)开发产品原则，即使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率不超过寻求作为替代品资源的速率。(4)福利原则，即使自然资源的总存量基本保持不变，以保证下一代的自然资源的经济水平不至于降低[12]。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的或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及相互作用的总和。它主要包括生态系统以及人们对其作用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13]。这表现为:(1)环境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命支持系统;(2)环境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提供物质基础，是人类的资源库;(3)环境为人类提供废弃物消耗场所，即所谓的沉库服务;(4)环境为人类提供美学和精神上的享受。
1.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众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生态学家往往将环境恶化的首要原因归咎于经济增长。针对这一观点，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Curve)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恶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和有毒植物迅速增长，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加上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的执行、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资的出现，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和逐步消失，并开始出现改善的趋势。
2.环境恶化的原因
既然经济发展不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那么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环境恶化日益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尽管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环境问题恶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学者认为，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失误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环境问题方面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环境资源产权不安全、不存在或难以界定，从而导致环境资源投资不足和过度利用，出现“共有地的悲剧”。(2)无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3)环境保护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导致在环境保护方面出现“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得环境保护的投资不足。(4)环境信息的稀缺和不对称[14]。
环境公共政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资源使用和污染行为的补贴，如对化肥和能源使用的补贴、对木材开采行为的补贴等。
3.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损害生产要素的素质，导致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环境恶化会影响劳动力的身体健康，降低工人的劳动效率，减少有效工作时间;同时，还会破坏耕地、森林、水资源的生产能力，严重影响农林渔牧业生产的发展;另外，环境恶化会腐蚀机器和建筑物，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加大生产成本。(2)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的环境治理，需要支付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治理成本包括治理过程中直接支付的货币或实物，以及因污染或消除污染活动而损失的收益。环境治理成本表现为环境管理成本、因环境管理而导致的企业成本增加所带来的企业产品竞争力的下降等[15]。
第二节 两类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一、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历史
在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历史进行简要的回顾，以明确两类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口变化在世界人口数量变化中所处的历史阶段。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历史近200万年，自从地球上出现了生命，世界人口就在不断地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公元前1万年，人类基本上依赖于现存食物为生，自然灾害和疾病往往造成大批人口死亡，人口增长极为缓慢，此时的人口约为500万人。公元纪元开始时，世界人口总数增加到约2.5亿。从公元元年到产业革命开始的1750年，世界人口增加到7.28亿。从产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初期的1900年，世界人口增加到16.08亿，到20世纪中期的1950年，世界人口上升为24.86亿，20世纪末的1999年，世界人口突破60.67亿，2005年6月世界人口为64.77亿，仅仅5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增加近5亿(见表7-1)。
从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来看，世界人口增长经历了一个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再转为低速增长的倒U型变化过程。从公元元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为0.04%，1750～1850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5%，1850～1900年世界人口增长率约为0.6%，到1950年，世界人口增长率接近0.93%，但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至2.09%。1985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1.7%已降为2004年的1.3%。
表7-1 世界人口增长的历史过程
资料来源:1985年前的数据来自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51页; 1985年以后的数据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公布的1991～2004年世界人口数据整理。
在世界人口数量增长变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即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的消长带来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的转变过程[16]。西方学者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变动的相互关系，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转变前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增长缓慢。总和生育率在6.5以上，平均预期寿命为45岁以下。这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19世纪以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变动状况。这一时期的人口再生产没有受到人为的控制，出生率接近生物学上的最大量。但这一时期因饥荒、瘟疫和战争，死亡率也非常高。第二阶段是早期转变阶段，特征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出生率较高，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总和生育率在4.5～6.5之间，平均预期寿命为45～55岁。这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人口增长的状况。这一时期，由于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医疗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大为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预期寿命延长近30%，但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生育观点并未随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改变，出生率并未因死亡率的下降而下降。第三阶段是后期转变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但出生率下降的幅度大于死亡率下降的幅度，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总和生育率在2.5～4.5之间，平均预期寿命为55～65岁之间。这一阶段反映了发达国家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这一时期，死亡率仍在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减缓。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妇女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率提高，避孕技术的进步，出生率开始呈下降的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死亡率下降幅度。第四阶段为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现代阶段，其特征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均已降低到相当低的水平，人口变动稳定，增长率趋于零。
二、两类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变化及特征
1.人口增长状况
表7-2和表7-3反映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的人口变化情况。由于人口统计上的原因，我们无法获得5个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在17～18世纪工业化进程中的完整数据，所以，我们仅以可获得的19世纪中后期的人口变化数据来说明这类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人口变化的状况。其中，由于美国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外来性移民的增加，而非自然增长，并且这一时期，移民数量非常大，导致美国人口成倍增加。这样，美国人口的变化与其他国家人口的变化缺乏可比性，所以，我们没有采用美国的数据。
从表7-2可以看出，相对于17～18世纪的世界人口增长状况而言，发达国家的人口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其中，英国、德国在1860年以后，人口变化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0.8%，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人口增长加快，年均增长率达到0.5%以上。但法国的人口增长率较低，且呈下降的趋势。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5%。
反映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独立到2000年人口增长变化的表7-3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达到2%左右的水平。其中，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是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这三个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年均人口增长率持续维持在2.5%以上，而亚洲人口增长则相对较为缓慢，特别是东亚地区，其人口增长率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低。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变化趋势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转低的倒U型转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在经历了由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的快速增长后，80年代以来开始呈增长下降的趋势。
因此，通过比较，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两类不同国家的人口变化都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初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已开始转为低速增长。
表7-2 5个发达国家19世纪中后期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
资料来源及其说明:英国、法国、德国的数据来自于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发展:收入、人口与技术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2页。日本的数据来自速水融、宫本又郎:《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中的估计，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版，第47页。美国由于这一时期有大量的移民迁入，导致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缺乏可比性。
表7-3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年均人口增长率 (%)
资料来源: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57～160页。
2.人口增长的原因
前述第一节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概述表明，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内影响一国人口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无法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所有影响两类不同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但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一定时期内一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
表7-4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人口粗出生率和死亡率[17]，由于统计数据的残缺，我们无法获得日本的整体数据，美国则由于上述原因，其人口数据缺乏可比性，所以，不考虑这两个国家的数据。从表7-4中可以看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法国、德国3个国家人口出生率均较高，但同期的死亡率也较高，平均死亡率达到了22‰以上。但英国的死亡率从19世纪中后期就已开始呈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已进入工业化社会，有利于促进人口生长的教育、卫生和医疗等方面的条件都逐步得到了改善。尽管如此，在1900年，英国的死亡率仍高达14.7‰，而法国和德国则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死亡率。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人口增长源自于其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同时，由于该时期人类的生存仍然受饥荒、疾病、瘟疫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死亡率高居不下，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并未出现急剧膨胀，呈现出低速增长的状况。
表7-5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的粗出生率和死亡率。从表7-5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的高人口增长率是其高出生率与低死亡率的结果。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均保持了较高的出生率，虽然出生率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呈下降的趋势，但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更快，从6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便降到了20‰以下，而从50年代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开始，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就与发达国家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时的死亡率水平基本上一致。发展中国家的低死亡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的结果。因此，从人口转变理论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自20世纪50年代经济独立发展的初期便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但是，由于这种人口增长并不是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也不是经济持续发展中的劳动力需求的结果，而是卫生条件改善和医疗技术改进的产物，所以，当这种低死亡率导致的人口急剧膨胀缺乏与之相对应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相匹配时，经济恶化、资源枯竭、贫困等就会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伴而随。
表7-4 五个发达国家19世纪中后期的出生率、死亡率 (‰)
注:A:出生率;B:死亡率
资料来源:英国、法国、德国的数据来自于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发展:收入、人口与技术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8～69页。美国由于这一时期大量移民涌入，导致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缺乏可比性。日本缺乏可靠的数据。
表7-5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人口(粗)出生率、死亡率 (‰)
注:A:出生率;B:死亡率。
资料来源: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51页。
3.人口结构特征
反映人口结构特征的指标也比较多，这里仅以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两类不同国家的人口特征进行比较。因为年龄结构特征既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国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能力，也可以反映劳动力的人口赡养负担，从而间接反映该国的潜在储蓄能力。
表7-6反映了5个发达国家中的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四国在1851年、1850年、1865年和1901年、1900年的人口结构状况及劳动力人口的赡养指数。从表7-6中可以看出，两个不同时期，4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约为60%和63%，平均的劳动力人口的赡养指数分别为65%和60%。但在19世纪中期，4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别较大，其中，法国的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人口的赡养负担也最轻，美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最低，且由于青少年人口比例较大，人口赡养负担最重。到20世纪初，4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上趋于一致。
相应地，表7-7反映的是1985年发展中国家部分地区198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表7-7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为60%左右，劳动力人口的赡养指数也在55%～77%之间。相比较而言，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较低，人口的赡养负担较重(在70%以上)，而东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最高，人口赡养负担较轻。
表7-6 五个发达国家19世纪中后期的人口年龄结构 (%)
资料来源:英国、法国、德国的数据来自《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发展:收入、人口与技术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8～69页。日本的数据来自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93页。还有部分数据取自: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51页。
表7-7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1985年) (%)
续表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192页。
4.人口质量
虽然由于统计资料的缺陷，我们无法得到17～19世纪5个发达国家产业革命时期反映人口质量的完整的相关数据，但我们可以从第一编中5个发展中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形成的相关分析中得到一些有关这5个国家人口质量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仅以当时各国的教育普及情况分析当时的人口质量状况。
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教育不断地按工业化需要的方向发展。不论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方面，英国的学校数量都大大增加，教育内容日趋合理化、科学化，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的大众化局面已开始形成。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男性的识字率为47%，女性为27%;在经历了产业革命之后，法国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分别上升到78%和66%。
在德国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形成了初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业余教育为一体的全民教育体制。1860年普鲁士境内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文盲率1841年为9.3%，1881年减到2.38%，1895年更降至0.33%。1890年德国的教育经费就已占到国民产出的1.9%。1896年共有1 191名化学家，其中712人在生产煤—焦油—燃料以及制药业中工作;在这两个部门的每家企业中雇有15名化学家;在有机化学公司中平均每27.8个雇员中有1名化学师，整个化学工业中两者的比例为37.5∶1[18]。
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中，2/3的男性和1/3的女性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19]。据美国学者克雷明(Cremin，L.A.)估计，当英国居民的识字率还在48%～70%之间徘徊时，北美居民的识字率已达到70%～100%[20]。1715～1745年，哈佛学院(建于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建于1693年)和耶鲁学院(建于1701年)共培养了1 400名毕业生;1745～1775年，由于新建了7所学院，殖民地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达到31 000人[21]。克雷明估计，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北美主要学院培养的学生至少有1/3以上进入宗教界，从事医生、律师和教师等职业的人次之，经商务农者也不乏其人。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1868年，日本总人口中男性人口的43%、女性人口的10%已具备了阅读能力。1875年，男性人口的54%、女性人口的19%在小学上学。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先后实行了3年、4年和6年义务教育制。20世纪初，日本的小学就学率已达到90%，而日本的大学在甲午战争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学生人数平均每10年增加1倍，1925年，日本国民的大学就学率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表7-8收集和整理了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质量的一些指标，从中可以看出，1965年，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平均不足50%，到1990年这一指标已大为改善，已达到80%的水平，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仍为54%。2001年，已有3个区域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90%以上，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境况仍未获得较大的改善，仍有42%的儿童失学率，而南亚的儿童失学率也高达36%。在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身体状况的指标中，1990年、2003年整个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体重不足)的比例高达33%和28%，而表现突出的是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的国家。造成营养不良的原因不仅是缺少食物，还有传染病和缺少照料所造成的体质虚弱。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儿童中，有1.5亿多人体重过轻，包括几乎半数的南亚儿童在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体重过轻的儿童在1990年为2 900万人，2003年增加到3 700万人。在东亚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取得了进展，那里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从2 400万人减少到1 000万人[22]。
表7-8 发展中国家人口质量相关指标
资料来源:1965年初等教育净入学率来自世界银行:《1992—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其他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2005，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三、两类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上述的人口增长及特征的比较研究表明，19世纪中后期，在5个发达国家完成国内工业化(英国、法国)及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美国、日本)，其人口增长速度较工业化前期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但这一时期，5个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均超过了其人口增长率。表7-9表明，5个发达国家的年均GNP增长率均超过2%，人均GNP增长率为1.2%～2.5%(美国的人均GNP低于人口增长率，这可能与大量的移民迁入导致人口年均增长率过高有关)。这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生产的扩大，劳动需求增加，引致出生率上升和人口增长率上升，并使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23]，成为现代产业的后备军。但由于这一时期，城市公共卫生条件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流行性疾病、瘟疫等较为流行，受这类因素的影响，死亡率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较高，从而并未出现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压力。所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及卫生和医疗水平低下两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一种内生的人口增长，其有利于这些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及质量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比例较高，劳动力人口的赡养指数较低，这种年龄结构一方面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而较高的人口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既有利于为现代化工业企业提供熟练的劳动力，也为适应现代机器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表7-9 五个发达国家的GN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及人均GNP增长率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日文版，第26页。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则呈高速增长的趋势，而且这种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表7-10表明，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达2.7%以上，但其人均GNP增长率在1965～1990年却仅为0.2%，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南亚、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率也在2%以上，其人均GNP增长率也低于人口增长率，只有东亚情况相反。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增长并非经济发展对就业需求扩大的结果，而是世界卫生条件改善和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导致的死亡率下降的结果，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大量人口流向城市[24]、失业严重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增长率高的地区(非洲、南亚、东南亚)，其劳动力人口赡养指数高、儿童就学率低、儿童的营养状况也较差，这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导致储蓄不足、熟练劳动力短缺和技术创新不足。而且，过高的年轻人口比例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在短期内难以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将进一步持续下去。所以，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及构成特征来看，其人口增长并非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不仅如此，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大了其经济发展的压力，带来了自然资源耗竭、贫困等一系列问题。
表7-10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及人均GNP增长率
资料来源: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48～49页。
通过本节的分析，在有关两类不同性质国家经济发展早期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高速的人口增长。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行、出生率略高于死亡率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是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所以，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平缓得多。
第二，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是其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人口需求与较差的卫生及医疗条件下的高死亡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则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球卫生及医疗条件的改善，是导致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质量水平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推动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之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使得快速增长的人口成为阻碍和减缓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发展中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内生人口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则是卫生及医疗条件改善下的外生人口增长。
第五，必须指出的是，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海外移民和黑奴贸易对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英国、法国等早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通过对外侵略、向海外殖民地大量移民，减轻了国内的人口压力，同时也给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新开垦的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黑奴贸易则满足了当时新开垦土地上的劳动力需求。这对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移民现象，但发展中国家海外移民对象大多数是人口素质较高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商业者，这种移民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流失，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六，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在工业化初期人口压力不大，人口结构、人口质量有利于其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开始和推动其工业化进程的;而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压力较大、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素质较低的条件下开始和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正是由于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起始条件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较发达国家困难得多。
第三节 两类国家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状况
1.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
在18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在农业社会，依靠种植业和畜牧业获取必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是人类的主要生活和生产方式，人类依赖的主要自然资源是土地、气候、水和其他生物资源。人类从植物中获得食物和燃料，从动物那里获得食物和机械能，动物是推动机械的重要手段，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木材是主要的燃料。这些资源都是可再生资源。在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进程之后，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社会。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及家庭手工业和畜牧业仍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仍是土地、气候、水、森林及其他生物资源，随着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逐渐转向煤炭、石油、天然气、矿物质等不可再生资源。
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在其早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都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当时，农业是各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农业的发展不仅为随后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而且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资源的主要源泉。在当时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的主要资源是水、土地和适宜的气候。对于像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温带气候国家，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业的发展，水资源也比较丰富。因此，这些国家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土地。确实，随着农业发展中对土地的深度利用，土地的肥力下降，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显现出来，而且，在农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口快速增长，人均可耕地面积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土地的数量及生产力的下降。这也是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和李嘉图的“李嘉图陷阱”理论提出的主要历史背景。
但是，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早期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资源约束并没有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土地资源的约束成为其工业化进程中的机械大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经济发展中，通过一系列的制度的、经济的改革和技术进步以及对外侵略和扩张，克服和缓解了其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资源约束。
在制度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进程开始之前，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土地和地税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的束缚，确立了农民、地主或资产阶级农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土地的生产率水平。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下，农民对开垦新土地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大量的新土地被开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土地的不足。
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确立后，属于资本家阶层的大农场主对农业的大规模投资不断增加，这包括农业机械化耕作的推广和普及、农田水利及灌溉设施的修建等。
技术的改良和进步则表现为农作物的品种改良和肥料的开发。农业技术的改良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可耕地的产出。如，在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过有经验的农民的反复试验，同现代作物特征相似的农作物品种被筛选出来。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加以推广，政府设立的农业试验站对这些本地改良品种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试验。当时的“神力”、“龟尾”等优良水稻品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培育出来的，并以兵库和山形两县为中心，分别向西日本和东日本推广[25]。在肥料的开发方面，最初的肥料基本上是自给肥料(绿肥、人畜粪肥等)，但随着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以动植物为原料(鱼粉和豆饼)的商品性肥料开始增加，当工业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化学肥料也就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农业机械化耕作的推广和普及、农田水利及灌溉设施的修建和技术的进步和改良促进了土地单位面积生产率的提高。
当经济的发展进入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产业化时期及工业化完成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就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早期，英、法、德等国主要依赖于本国储藏的煤炭、石油和矿产资源。但随着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以及人类在衣、食、住、行及享乐方面的变化，国内有限的资源已无法满足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需求。于是，发达国家就利用其工业化所建立起来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军事优势，通过对外贸易、海外侵略和建立海外殖民地等方式，在全球领域寻求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
在凭借海运便利、海航技术以及对外侵略寻求和掠夺海外资源方面，英国最具代表性。16世纪中后期，英国商人通过航海贸易从非洲进口了大量的黄金、象牙、糖、香料和椰枣。而鉴于17世纪初期的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了不计其数的生丝、香料、棉布和茶叶，特别是生丝的进口，缓解了英国国内纺织业原材料的不足，使得英国的丝绸工业在当时异常发达。另外，通过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在殖民地贸易中，英国获得了大量的来自于美洲的烟草和榨糖。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便将水稻和糖的生产转向处于其殖民地统治之下的朝鲜和我国台湾省，并通过从朝鲜和我国台湾省输入大米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2.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状况
前述表明，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开始之前，人类社会尚处于农业文明社会。由于农业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动植物为主要资源和原料，加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较慢，因此，农业社会的环境问题并未显现出来。当时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态破坏，如由于木材的利用而导致的森林砍伐、过度放牧、过度开垦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随着森林的砍伐，土壤被侵蚀，地貌被破坏，粮食产量下降，一些村落和城市走向毁灭。尽管如此，农业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是局部的，尚未影响到整个生物圈。因此，在发达国家开始其早期的经济发展进程时，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状态是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
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机械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转为煤炭、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从19世纪开始，煤炭已成为支撑发达国家工业扩张的主要动力能源。1800年，世界的煤炭产量约为1 500万吨，到1860年增加到1.32亿吨，19世纪末已达到7亿吨[26]。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油成为维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能源，1890年，全球消费的石油约为1 100万吨，到1920年已达到9 900万吨。
煤炭、石油等新的能源的使用，导致了大量的燃料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同时矿产资源的利用也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中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的有毒矿物质和废水、废气的排放，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例如:19世纪末期，日本足尾铜矿引入欧美的冶炼法，以黄铜矿为原料冶炼纯铜，但黄铜矿含硫，而且含有剧毒的砷化物和有色金属粉末，致使附近整片山林和庄稼被毁，矿山周围24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不毛之地。
另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人口和工业企业集中于城市，在城市环境卫生和排水管道系统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日益严重的城市水污染和垃圾污染、工业三废等成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环境问题。
因此，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开始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破坏和不利影响，并使得在随后独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
1.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状况
(1)土地资源。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土地资源是其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根据相关组织的估计，全世界共有土地132.5亿公顷，但可耕地面积只占约30%，即40亿公顷左右，其余的土地则因太湿、太旱、太陡或其他原因而不适宜于耕种。在可耕地的土地中，大约只有一半是实际可耕作的，其余的为牧场、草地和森林。发展中国家可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53.9%，但由于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4，其人均可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950年，全世界人均可耕地面积为0.47公顷，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一比率到2000年已降为0.24公顷，下降了将近一半[27]。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的事实[28]，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世界人均可耕地面积要低得多。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急剧的人口增加所导致的人均可耕地面积的减少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1990年发展中国家中仍有20%的人口每天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处于挨饿状态，即使到人类进入21世纪的2000年，这一比率仍高达17%[29]。
(2)森林资源。森林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3，世界森林面积约为43.2亿公顷。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森林面积为23亿公顷，约占53.2%。森林覆盖地球表面并拥有最丰富的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了每日所需，包括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和洁净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森林是许多国家家庭生活的主要能源，木材和林产品构成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口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过度的森林砍伐导致了全球及发展中国家森林覆盖面积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世界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已降为28.5%。南美洲森林面积虽然仍较大，但与19世纪相比已下降了一半;在非洲西部人口密度较高的9个国家中，森林以每年4%～6%的速度在消失。90年代，发展中国家中有94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被用于农田、砍伐或作为他用。在北非和西亚，森林覆盖面积分别为1%和3%[30]，见表7-11。
表7-11 发展中国家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5，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3)水资源。地球表面71%的面积为水所覆盖，总储水量约为13.86亿立方米，但淡水仅为总储水量的2.5%，且主要分布在冰川和永久积雪中，考虑到人类现有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可用于人类使用的淡水资源仅为地区总储水量的0.26%。与此同时，世界淡水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均，约有65%的水资源集中在不到10个国家，而约占世界人口总数40%的80个国家和地区严重缺水。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带来的世界用水量的增加，使得水资源短缺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20世纪最后20年中，世界人均可供水量由3 000立方米降为2 280立方米，其中亚洲由5 100立方米降为3 300立方米，非洲由9 400立方米降为5 100立方米[31]。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2002年，发展中国家仍有21%(约11亿人)的人口得不到安全饮用水资源。
(4)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石油和煤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能源，在没有开发出具有经济价值的替代能源以前，石油的供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世界能源组织的统计，2005年底，世界石油总储量为1.15万亿桶，其中，中东占65.3%，拉美占9.1%，非洲占7.3%，前苏联地区占6.2%，北美占6.1%，亚太地区占4.2%，欧洲占1.8%[32]。可见，世界石油储量主要分布在中东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这有利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加快经济发展，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石油藏量较少，不得不依靠支付巨额的外汇来换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能源。
煤炭是世界第二大商品燃料。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评估，世界煤炭可采资源总量达48 40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化石燃料可采资源量的66.8%。另据《1997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统计，至1996年底，世界煤炭探明的可采储量为10 316亿吨，其中7个储量最大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南非和波兰。这7个国家的煤炭储量占世界煤炭储量的比率分别为: 23.3%、11.1%、8.8%、6.8%、6.5%、5.4%和4.1%。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煤炭储量寥寥无几。
2005年，全球天然气储量为176万亿立方米，比1980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天然气的储藏分布不均衡。目前，天然气探明储量的43%在前苏联地区，26%在中东(主要是伊朗)，8.5%在西欧，5.5%在非洲，4.9%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由于缺少基础设施和必要的资本，天然气尚未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燃料，其消费量只占整个商品能源不到1%的水平。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拥有大量的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这类矿产资源占世界总储量的比率分别为:铁45%、铜70%、锡94%、镍63%、钨38%、铀20%、铝土73%、磷钙石和磷灰石74%[33]。但是，由于受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工矿产品和自我消化的矿产品在总开采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作为初级原材料产品用于出口。
上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拥有状况的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分布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拥有量较为丰富，但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均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资源分布不均衡。许多重要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集中在少数发展中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形成依赖资源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3)资源开发不足。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加上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充分，只能以初级产品的形式对外出口以换回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4)在世界资源消费市场上，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初级资源供给者的地位，贸易条件极为不利。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5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占世界人口约20%左右的发达国家消耗了近80%的世界资源，而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只消耗了近20%的资源，成为资源的净出口国。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状况
当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其经济发展的历程时，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发展了近50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开发，加上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人均资源拥有量的下降，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当今全球经济发展领域面临的所有环境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1)土地沙漠化和土壤退化问题。在人口增加导致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开垦新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对新森林的滥垦、滥伐加剧了水土流失的过程，同时使得土地荒漠化的过程以每年58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同时，在土地耕种过程中的广种薄收和刀耕火种导致了土地盐碱化的危害日益扩大。目前，全球每年约有150万公顷的农田因盐碱化而降低了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及城市化排放的大量“三废”使得土地污染和土壤理化性质恶化日益严重，导致土壤退化现象普遍发生。
(2)森林减少、物种灭绝问题。由于经济发展中的过度采伐和不恰当的开垦，世界森林面积在近50年间减少了近1/3，而且，减少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森林的减少导致了水土流失、水灾频发和气候变化，尤其是森林的减少，导致了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部分动植物物种的灭绝。据联合国《2005年千年发展报告》估计，目前世界上有近1万种生物物种濒临灭绝的危险。
(3)水资源污染严重。人口膨胀、工业化及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工业“三废”及污染物的排放，给本已短缺的水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水资源的污染导致每年有大量的人口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工农业生产也因水资源污染而受到影响。水质的污染使原本紧张的水资源问题更为突出，对有限水资源的争夺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引发地区冲突的原因之一。
(4)大气污染严重，全球气候变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消耗包括石油、煤和天然气在内的矿物燃料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来自矿物燃料燃烧的碳排放增加速度几乎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使大气层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集度比前工业时期提高了30%。这类污染物一方面造成了大气污染，另一方面大量的二氧化硫促使地球气候逐渐变暖。而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海水升高、更经常出现强风暴、物种灭绝、干旱加重、庄稼歉收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利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比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要严重得多，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治理成本将会更高，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必须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非单纯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结果。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更主要的是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过度的资源耗费和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所导致的结果。在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 420亿吨石油、2 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其中工业发达国家，虽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却消耗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34]。
三、两类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方面的初始约束条件是不同的，这种差别表现为:
其一，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也面临过土地、矿产资源等方面的资源约束，但这种资源约束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和产生不利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早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发达国家利用其早期发展中积累的资本、技术和制度改革在国内缓解了资源紧张的矛盾;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加快、资源约束的矛盾加剧时，发达国家通过对外不平等贸易和海外殖民侵略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海外资源，从而缓解了国内的资源紧张。
其二，发展中国家虽然从整体上资源较为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极为贫乏。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殖民地贸易格局的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出口初级资源，成为世界资源市场上的净出口国，并形成了单一的经济结构。同时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均不充分。所有这些都使得资源不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其三，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已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当时的环境问题并没有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急剧膨胀、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使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体系失衡、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这类问题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其经济发展的成本。
其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并非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致，发达国家近100年来经济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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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OODMAN P.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M］．Holt，Rinehard and Winston，1967.
【注释】
[1]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64～65页。
[2]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78～79页。
[3]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4]Coale A.J.＆E.M.Hoover，1958，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M.吉利斯、D.H.波金斯、M.罗默、D.R.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8～199页。
[5]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2页。
[6]Simon，J.L.，1981，The Ultimate Resourc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M.吉利斯、D.H.波金斯、M.罗默、D.R.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200页。
[7]Ram，R.＆Schultz，T.W.，1979，“Life Span，Saving，and Productivit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pp.394-421.转引自:M.吉利斯、D.H.波金斯、M.罗默、D.R.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200页。
[8]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03页。
[9]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10]Romer，P.M.，1986，“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No.5，pp.1002-1037.
[11]Lucas，R.E.，1989，“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2，pp.3-42.
[12]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7页。
[13]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
[14]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563页。
[15]实际上，在有关环境的治理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治理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环境治理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和企业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等。
[16]在人口经济学中，这种由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而导致的人口增长率变化呈一定规律性转变的过程称为“人口转变”(the demographical transition)。
[17]从理论上来说，一定时期内一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等于其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因此，表7-2所表明的英国、法国、德国这3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应与表7-4中的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相等，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表7-2表明的是某一期间内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而表7-4表示的是10年平均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尽管如此，表7-4反映的3个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与表7-2中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这种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这3个国家人口增长原因的分析。
[18]小威廉·贝拉尼克、古斯塔夫·拉尼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几国的历史与比较研究》，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06～107页。
[19]Daniels，B.C.，1995，Puritans at Play: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St.Martin’s Press，p.28.
[20]Cremin，L.A.，1970，American Education:The Colonial Experience，1607-1783，Harper＆Row Publishers，p.546.
[21]Goodman，P.，ed.，1967，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Holt，Rinehard and Winston，p.598.
[22]United Nations，2005，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23]关于发达国家早期城乡人口流动的详情，请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相关内容。
[24]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5年千年发展目标》，1990～2001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正在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比农村人口的增长快3倍。这意味着，由于人口向城市迁移和生育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社区每年约增加1亿人口。预计到2007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的人数将超过农村人口。在城市人口中，几乎每3名城市居民中有1人(近10亿人)住在贫民窟。他们生活条件的特点是过分拥挤，失业，没有住房权保障，水、卫生和保健服务条件差，普遍没有安全保障，包括存在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25]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第二版，第51页。
[26]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27]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2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9月份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所做的统计，1950年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率为67.8%，而到2000年这一比率已上升为80.3%。
[29]United Nations，2005，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30]United Nations，2005，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31]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32]英国BP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2006》。
[33]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4]参见:左大培:《光明日报》，200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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