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在人类社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人们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依靠种植业和畜牧业获取必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自然资源的禀赋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构成实质性制约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来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力。但当人类进入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逐渐下降，自然资源的丰歉，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但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影响，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化社会，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往往较快，劳动力作为生产投入的要素之一，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条件。而技术的进步是以资本的投入作为前提条件的。在这一阶段，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财政金融体制、发展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然后，将巨额的资本积累投资于轻工、机械制造、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以及军事制造等行业，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体系，顺利完成了早期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近代经济的起飞。正因为如此，早期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资本形成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示范效应”，使20世纪50年代从殖民地状态下独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强调了资本形成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加快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战略、经济计划化战略等。但是，发展中国家近5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过度强调资本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的成功，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旨在促进资本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工业化的进程也非常缓慢，时至今日，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艰难的工业化进程之中。

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资本形成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资本形成对于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和具有不同发展条件的国家来讲，其资本形成状况、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结果是不相同的。也正因为如此，同样是强调资本形成，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近50年的经济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那么，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资本形成的状况、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发展中国家有何异同?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资本形成是如何对两类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正是本章的目的所在。

第一节 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解释^[1]

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自亚当·斯密(Smith，A.)以来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强调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既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也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向极致，使得“唯资本论”或“资本第一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成为20世纪40～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虽然对“唯资本论”的观点有所修正，但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将知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假定下，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形成的原因，为人类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全新的图景，也再一次证明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资本积累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之一。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

1.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源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对分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劳动者生产率和从事劳动的人数，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而要增加劳动者的人数，必须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型劳动者的基金(工资基金);要提高同等数量的受雇劳动的生产力，惟有增加便利劳动、或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否则就要改善工作的分配方式，这些都需要增加资本^[2]。在斯密看来，企业家支付给劳动者的基金和为提高劳动者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资本就是资本存量。随着企业家可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用于更多的不同工序上，劳动分工会得到扩大，而分工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按照斯密的观点，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因此，取消政府对工业资本家生产和销售活动的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家阶级的收入进而促进社会的储蓄，而且有利于扩大市场。市场的规模和资本存量，是劳动分工进步的决定因素。

2.李嘉图的资本积累理论

李嘉图(Ricardo，D.)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在工业革命中显现出来的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李嘉图在他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认为，“资本”就是“工资基金”，是在出售用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之前为劳动力支付的款项，以及为购置与劳动力的使用相互补充的工具和建筑物所支付的款项的总和。因此，劳动力的需求是和工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地提高的。短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不变的，但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在这种状态下，工资率总会回到生存水平上，工资的成本也不会发生变化，而利润率则随着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此时，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激励将会持续下去，以致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和就业能够持续增长。

然而，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一切肥沃的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将导致食品需求的增长和食品价格的上升，而食品价格的上升则会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随着食品需求对应于资本积累和就业增加而上升，食品价格最终会提高到某一水平，此时，利润率极为低下，以致无法为进一步投资提供激励，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时，摆脱经济停滞的补救办法不是减少人口，就是迅速地累积资本。在一切肥沃的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富庶国家中，资本积累的补救办法将使所有的阶级陷入贫困状态之中。在有肥沃的土地尚未投入耕种的生产资料丰富的国家，迅速扩大资本积累是惟一安全而有效的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水平^[3]。

二、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本积累^[4]

1.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资本积累理论和思想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R.)和多马(Domar，E.)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从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两者在思想、方法及结论上的极为相似，人们将这两个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出发，认为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定下，为了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以投资的扩大提高有效需求，但是，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将不足以保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因为，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比前一时期更多的产出，从而为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投资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由于投资率年复一年地扩大，产出将年复一年地增长;反过来，要使产出年复一年地增长，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扩大。因此，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可见，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惟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

2.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中的资本积累

罗斯托(Rostow，W.W.)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一国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理论^[5]，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大规模消费阶段。

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一个社会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分水岭。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从经济的角度看，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经济的起飞，必须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较高的资本积累率(或储蓄率)。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达到3%以上，假定资本—产出比为3∶1，则储蓄率必须达到10%以上，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2)建立起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体系。(3)必须伴随着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在这三个条件中，较高的资本积累率是基本的、先决条件。罗斯托将资本积累率的提高看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6]。

3.“二元结构”与资本积累

刘易斯(Lewis，W.A.)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过程。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须以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扩张则需要有不断的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刘易斯指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国民收入的12%～15%以上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如果不能说明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也就不能说明任何“革命”^[7]。发展了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费景汉(Fei，J.H.)和拉尼斯(Ranis，G.)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农业生产率提高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农民将剩余的农产品出售给工业部门，得到相应的收入，再将这些收入存入银行形成储蓄。这时，工业部门从农民手中借入这些储蓄，将其转化为投资，这就促进了资本积累，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创造了条件^[8]。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纳克斯(Nurkse，R.)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系统地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形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

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均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之所以长期贫困，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并使穷国维持贫困状态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而落后国家的资本循环集是这个多种力量循环集中最主要的障碍。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供给受储蓄能力和储蓄愿望左右，资本的需求则受投资刺激支配，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资本积累陷入两个难解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从资本的供给来看，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低储蓄—低资本积累—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资本需求看，另一个资本积累的恶性循环也在周而复始地发挥着作用，即“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积累—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缺乏，资本形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由此可见，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积累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

5.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纳尔逊(Nelson，R.R.)在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情况下的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积累的问题，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过快人口增长下的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过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积累不足。因此，资本积累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由此可见，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重要性方面是一致的。

6.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大推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由美国学者哈维·莱宾斯坦(Leibensten，H.)于1957年提出的。这一理论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人均收入过低和资本积累不足，形成了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和贫困恶性循环。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通过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并且在这一阶段，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将不会导致“降低收入力量”的作用超过“提高收入力量”的作用，从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陷阱”的泥潭，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强调了资本积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1)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有利于克服发展中国家因企业和投资规模过小导致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不可分性，获得内在经济效益;同时，大规模地在各个产业部门投资，可以克服单个企业独立存在时产生的外部不经济，使各个产业获得外在经济效益。(2)在农业中投入足够的资本，提高农业生产率，大幅度增加粮食的供给，将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众多的人口、尤其是向城市迁移的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充足的农产品，以支持经济发展。(3)实行大规模投资，迅猛地提高经济增长率，有助于克服人们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形成商品和市场观念，激发利润动机和谋利欲望，增加冒险意愿，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增长理论就是投资理论，一个最小规模的投资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促成一国得到自我维持的增长，有点像促使飞机起飞，必须有一个临界的地面速度。同样地，发展中国家分散的、小规模投资不能给国民经济带来足够的冲击力，低下的投资速度或规模不能形成发展的氛围，必须要有一个大推进，即大规模、全面的投资。只有大推进才能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的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收入提高且实现均等化的目标。

7.两缺口模型

20世纪60年代中期，钱纳里(Chenery，H.B.)和斯特劳特(Strout，A.M.)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利用外资提高国内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必要性，提出了“两缺口”模型(the two-gap model)。

“两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使资本形成率达到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所要求的水平。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储蓄、技能和组织管理能力、进口商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需求之间存在着储蓄和外汇短缺两个约束条件。国内储蓄的短缺表现为投资大于储蓄，限制了资本形成;外汇短缺表现为出口小于进口，限制了进口能力。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若需要的储蓄小于可获得的储蓄，以及需要的外汇小于可获得的外汇，则可以利用国外借款或赠与来填补这些缺口。

三、资本积累的来源

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资本积累的来源是储蓄，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从而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产生资本积累。因此，分析储蓄的构成、寻求资本积累来源的扩大，是构成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1.储蓄构成

储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剩余。按照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定时期内，一国储蓄的总供给由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部分构成。国内储蓄包括政府或公共部门的储蓄和私人国内储蓄。政府储蓄来自于政府税收用于公共消费后的余额。公共消费包括所有的政府经常性开支和军事费用。一国即使总预算为赤字，仍然有可能保持正的公共储蓄，因为预算开支包括了资本支出或投资，这代表着公共储蓄的使用。私人国内储蓄包括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国外储蓄包括官方的国外政府储蓄或外国援助和私人国外储蓄。私人国外储蓄包括国外商业银行借款或债券融资以及国外私人直接投资。

2.影响储蓄的因素

一般而言，在一国储蓄的构成中，国内私人储蓄构成一国储蓄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国内私人储蓄中，家庭个人储蓄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较多的经济学家对家庭个人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Duesenberry，J.S.)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F.)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M.)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等。概括起来看，家庭的储蓄行为决定于国民收入水平、消费倾向、收入分配状况、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保障制度和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企业储蓄的因素是现代公司财务理论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尚未明确的问题。涉及公司储蓄的因素非常多，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扩大企业生产、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企业利润是企业储蓄的主要来源。

政府储蓄主要来自于税收。政府的税收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税率及税收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税收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发行政府债券、多印发钞票和通货膨胀等手段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和储蓄，提高政府储蓄创造的资本积累率。

影响国外储蓄的因素包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外资政策、汇率和外汇管理制度、援助国的政策和目的、国际经济环境等。

第二节 两类国家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比较分析

一、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率

衡量一国资本形成水平的指标通常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占国民收入比率的增长是工业化过程的本质特征之一^[9]。按照罗斯托的观点，在经济起飞阶段，用于投资的储蓄率必须达到10%以上，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条件。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国民收入的12%～15%以上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如果不能说明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也就不能说明任何“革命”^[10]。

1.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

尽管索罗(Solow，R.)、库兹涅茨(Kuznets，S.)、丹尼森(Denison，E.)和肯德里克(Kendrick，J.W.)等人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国家1875年以后的数据作为基础的，这时，一些较早就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国家，其工业化早已完成(如英国)或进入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因此，要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起飞时期的资本形成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必须将研究的时间跨度追溯到19世纪初期。问题在于，由于缺乏系统准确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得到19世纪初期乃至18世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完整的相关数据。特别是，在有关5个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相关数据方面，我们无法得到德国和美国的数据，只能以收集到的英国、法国、日本的数据来加以说明。尽管只有3个国家的数据，但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日本又是这5个国家中起步最晚的国家，法国则属于欧洲大陆，其工业化进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这3个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的特征足以能够反映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积累的状况。

表8-1、表8-2和表8-3分别是英国、法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形成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从表8-1可以看出，在1761～1860年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英国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从18世纪60～70年代的7%上升到1791～1800年(这一时期是英国工业产值急剧增长的时期)的11%;1801～1810年，由于受英法战争的影响，这一比率下降了少许;随后，在1831～1860年一直保持在10%～11%的水平。总投资占国民产出的比率从1761～1770年的8%迅速上升到1791～1800年的14%;这以后除了1801～1810年之外，直至1851～1860年一直保持在13%～14%的水平上。因此，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化推进时期，英国的资本积累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总投资占国民产出的比率平均达到12%以上。

1760～1860年间英国的资本形成占国民

注:A:国内总固定资本额占国民产出的比率;B:国内总投资占国民产出的比率;C:总投资占国民产出的比率。

资料来源: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91页。

表8-2表明，在1810～1910年的法国产业革命及其随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形成占国民产出的比率是呈上升趋势的。在1815～1846年的产业革命第一阶段，法国资本形成占国民产出的比率由最初的8.2%迅速上升到12.5%的水平;在1850～1880年的产业革命第二阶段，这一比率一直保持在平均12.5%左右。产业革命完成后，资本形成率进一步上升，1880～1889年达到了14.4%的水平，此后一直保持在13%以上。

表8-2　　1810～1910年法国资本形成占国民产出的比率　　(%)

资料来源: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239页。

表8-3反映的是日本早期工业化期间国民总支出的构成状况。从表8-3中可以看出，从日本第一次企业勃兴到1913年日本完成早期的工业化，国内总资本形成占国民总支出的比率呈现出急剧的快速增长。1888年这一比率仅为9.2%，但在经历了第一次企业勃兴后，该比率迅速上升为11.7%;经过第二次企业勃兴这一比率上升为1910年的15.1%，在完成产业革命后，1920年日本的资本形成占国内总支出的比率已达到19.3%，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完成产业革命后的资本形成率相比，日本的这一比率是最高的。

表8-3　　1888～1920年日本国民总支出的构成　　(%)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版，第127页。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

表8-4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在1965年和1987年的国内总投资和总储蓄占国内总产出(GDP)的比例、国内储蓄占投资的比例以及资金缺口的变动情况。由于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我们不便一一列举各个国家的资本形成和储蓄率的变化情况，仅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基本的分组标准，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资本形成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从表8-4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有如下几个特点:

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内总投资率和国内总储蓄率

表8-4　　(1965年和1987年)

说明:(1)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构成:低收入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马里、坦桑尼亚、印度、孟加拉国、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加纳、中国、洪都拉斯;中低收入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玻利维亚、喀麦隆、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秘鲁、埃及;中高收入国家包括:巴西、匈牙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韩国。(2)国内总投资是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对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追加投资加上存货变动净值;国内总储蓄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消费总额;资金缺口为国内总投资减去国内总储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9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第一，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储蓄水平是比较高的，其平均水平在1965年就达到20%左右，比发达国家早期的资本积累水平高得多，即使是最低的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也达到了15%。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和储蓄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1965年，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率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如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只有15%，而中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却达到了23%。

第三，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和储蓄率都呈上升的趋势，但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及储蓄水平上升的幅度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上升水平，中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和储蓄水平呈相对稳定状态。就低收入国家而言，其资本形成率从1865年的20%上升到1987年的28%，上升了8%。在储蓄方面也上升了7%。而中高收入国家的这两个比率则分别只上升了2%～4%。

第四，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国内储蓄，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资金来源对国内储蓄的依赖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不同。1965年，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低收入国家国内储蓄占投资的比率为80%，其他均在90%以上，中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达到了104%。低收入国家储蓄占投资的比率呈下降的趋势，而中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则呈上升趋势。如除印度和中国以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储蓄占投资的比率由1965年的80%下降到68%，整个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也下降了2%。但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由1865年的100%上升到了1987年的109%，上升了9%。

第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资金负缺口，对国外储蓄的依赖较大，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资金缺口越大。1965年，除中高收入国家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均呈负缺口状态，国内投资的缺口都依赖国外储蓄来填补。到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的资金缺口为正，而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除印度和中国以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资金缺口加大，国内投资资金来源对外国储蓄的依赖加深。

表8-5反映的是按地区划分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10年间的国内总投资和总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及资金缺口的变动状况。从表8-5中可以看出如下变动:

第一，整个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总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平均达到了25%左右的水平，其中亚洲最高，达到了30%左右，而非洲及南美洲则相对较低，只有20%左右，两者相差10%。

第二，从储蓄来看，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保持了较高的储蓄水平，但不同国家的储蓄率差异较大。与较高的投资水平相适应，亚洲国家保持了高达31%以上的储蓄率，而非洲和南美等国则只有平均17%左右的储蓄率，并且储蓄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第三，与储蓄率变化相对应的是不同国家的投资资金缺口及其变化的差异也比较大。在90年代的上半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资金负缺口的状态，但自1998年以来，亚洲及中东国家的资金缺口转为超过状态，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在1998年达到最大状态。随后短缺的资金缺口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直到2000年，中东欧及南美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仍然为负。

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内总投资

表8-5　　和总储蓄率(1990～2000年)

续表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250～251页。

上述有关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形成与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变化的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以来的近50年的经济发展中，其资本积累水平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较高水平，比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时期的资本形成水平要高得多。虽然其高资本积累率的主要来源是国内储蓄，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缺口随着经济发展有扩大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较高的资本形成水平并没有使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获得长期持续的发展，除亚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并未获得成功。这表明，单纯的资本积累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全面分析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则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资本积累、人口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同时，还应考察作为投入要素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二、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1.资本、人口与经济增长

前述发展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表明，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还是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均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导致的储蓄和投资不足是其经济发展停滞和贫困的主要原因。而导致人均收入过低的原因则在于人口增长过快。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的大部分被用于生活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储蓄和投资不足。那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此?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人口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有何不同?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将有利于我们明晰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不同。

(1)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人口与经济增长。表8-6反映的是1760～1860年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期间的资本、人口与国民产出的年均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表8-6中可以看出，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一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时期，资本、人口和实际产出的增长率都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并且三者增长率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三者的增长速度却有所不同，实际产出的年均增长率都大大高于资本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实际产出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共增长了7倍。资本增长率以大约每年1.5%的速度在一个世纪中增长了4倍，而人口则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了3倍。由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快于资本和人口的增长率，而资本的增长率又快于人口的增长率，所以，人均资本、人均产出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资本—产出比率则呈现出以每年大约0.5%的速度持续下降的趋势。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意味着单位资本产出的增长，即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

1760～1860年间英国的资

表8-6　　本、人口和国民产出的增长率　　(年平均数%)

续表

资料来源: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84页。

表8-7反映的是1889～1920年日本早期工业化期间资本、人口和国民产出的增长率变化情况及趋势。从表8-7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早期的工业化期间，日本的资本、人口、国民产出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且三者的增长趋势基本同步。与英国不同的是，在早期工业化期间，日本资本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口和国民产出的增长率。在早期工业化的整个期间，资本的增长都保持在了4.8%以上的水平，尤其是在1911～1920年的重工业化形成时期，资本积累的增长率达到了6.68%的高水平。国民产出的增长与资本积累增长基本同步，在1889～1895年增长率达到平均约3.3%，随后在1896～1905年有所下降，但在1906年后随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加快，国民产出增长速度也迅速恢复到3.35%的水平，随后在1911～1915年达到4.77%的高增长水平。人口的变化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低于国民产出的增长水平，所以人均国民产出一直呈增加的趋势。

1889～1920年日本的资

表8-7　　本、人口和国民产出的增长率　　(年平均数%)

续表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日文版，第32;第120页。资本增长率部分的数据取10年平均数。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人口与经济增长。表8-8反映的是1965～1990年若干发展中国家投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变化趋势。从表8-8中可以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从1965～1990年的25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总投资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国内总投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口增长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人口增长率较高，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的非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0.2%，其中坦桑尼亚还出现了负增长，相应地，其国内总投资的增长率也在四个区域中是最低的。在南亚、拉丁美洲，人口增长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在1980～1990年仍有高达2%左右的人口增长率，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也较低，在阿根廷也出现了负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两个地区部分国家的国内总投资增长率也较低。相反，在东亚及东南亚，由于人口的增长幅度下降较大，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普遍较高，其中，韩国达到了7.1%的水平，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的国内总投资增长率平均高达10%以上。

上述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确实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东亚及东南亚，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较好的良性循环，即较高的国内总投资增长率推动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又为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储蓄资金的来源;而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这种投资增长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则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不同地区国内投资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不同变化。在东亚及东南亚，人口增长下降的速度显著，而在其他3个地区，人口增长下降的速度不太明显，尤其是在非洲，人口增长呈加速的趋势。

表8-8　　若干发展中国家投资、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变化　　(%)

资料来源: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28页;第34;第48～49页。

2.作为投入要素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索罗(Solow，R.)、库兹涅茨、丹尼森和肯德里克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和实证数据，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度量和比较分析，取得了一系列有关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

索罗和肯德里克在其1961年出版的《美国生产率发展趋势》一书中，对1889～1957年美国私人经济增长过程中全部要素的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在分析中，他们将总产量的增长率分解为投入要素的增加率和要素生产率(表现为单位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量)的增加率两大部分，并通过计算来确定二者在经济增长中各占的比率，以重点考察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的结果表明，这期间美国私人经济增长率为3.5%，其中1.7%归因于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其余1.8%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1971年，肯德里克又分析了1948～1966年美国私人经济的增长率，计算出这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为4%，其中1.5%归因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2.5%则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表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大。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初，丹尼森对美国1909～1929年、1929～1957年、1929～1969年的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估算。丹尼森的研究结果表明，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3.33%，其中，由要素投入总量增加带来的增长率为1.81%，占总增长率的54.4%;由单位投入量的产量增加带来的增长率为1.52%，占总增长率的45.6%。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资源配置改善因素是0.29%，占总增长率的8.7%;规模经济因素是0.36%，占总增长率的10.8%;知识进步因素是0.92%，占总增长率的27.6%。1948～1969年，知识进步因素对总增长率的贡献又上升至30.9%。1983年，丹尼森又对美国1948～1981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2%，其中要素投入量增长率为1.1%，对总增长率的贡献是34%;而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2.1%，对总增长率的贡献是66%。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中教育因素的贡献为19%，而知识进步的贡献为47%^[11]。

索罗、肯德里克以及丹尼森等人都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教育、知识进步等技术进步的结果。

索罗等人的研究成果强调了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索罗、丹尼森等的研究是基于19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数据而得出的结果。那么，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投入要素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这两类不同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否相同?显然，我们有必要利用两类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相关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

(1)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积累的作用。表8-9和表8-10是美国经济增长研究的先驱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M.)于1993年采用经济增长的核算方法对美国、日本两国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要素所做的分析^[12]。从表8-9可以看出，1800～1927年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收入弹性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在1800～1855年，资本—劳动比率增长^[13]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与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相等，均为50%。而在1855～1890年美国经济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达到了64%，大大高于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随后，在美国经济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则大大超过资本—劳动比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表8-9　　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43页。

表8-10所反映的日本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与美国早期的经济增长极为相似，但日本资本—劳动比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在1888～1920年的日本早期工业化期间，资本的收入弹性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应地，由资本—劳动比率增长所代表的资本增长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贡献达到90%左右，大大超过了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日本完成早期工业化之后的1920～1937年，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快速上升至48%，但仍然没有超过资本增长的贡献。

表8-10　　日本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43页。

上述美国和日本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投入增长和总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表明，在发达国家早期由农业社会向初级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完成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资本积累的作用开始下降，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源泉。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资本积累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利用索罗、丹尼森等人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进行了研究，测算了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麦迪逊(Maddison，A.)、布鲁顿(Bruton，H.)、罗宾逊(Robinson，S.)、哈根(Hagen，E.)等。

麦迪逊在1970年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与进步》一书中，考察了1950～1965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8-11)。与丹尼森、肯德里克等人不同的是，麦迪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人力资源、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三大类，并测算了其各自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50～1965年22个发展中国家和

表8-11　　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

续表

资料来源:Maddison，A.，1970，Economic Progress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George Allen＆Unwin，Ltd.，p.53;吴强:《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麦迪逊的分析表明:(1)在1950～1965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55%，其中，人力资源平均增长率为1.94%，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35%;资本的平均增长率为3.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资源配置效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2)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如以色列、中国台湾、墨西哥、西班牙、泰国、委内瑞拉、原南斯拉夫等。相反，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国家，其资本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低，如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3)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与经济增长和资本增长率的高低有较高的相关关系。

从麦迪逊研究可以看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源和资源配置效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8-12反映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对1970～1994年持有净债务的发展中国家潜在GDP增长的成因分析的估算数据。从表8-12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在1970～1973年、1974～1982年、1983～1988年、1989～1994年，所有净资本输入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3%、5.1%、3.7%和4.6%，其中，资本增长率分别为2.6%、2.7%、1.6%和1.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1.3%、52.9%、43.2%和41.3%。劳动力增长率分别为1.3%、1.4%、1.2%和1.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0.6%、27.5%、32.4%和23.9%。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别为2.4%、0.9%、0.9%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8.1%、17.6%、24.3%和32.6%。显然，在整个期间，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了劳动和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从各地区潜在GDP增长、要素投入增长及其对潜在GDP增长的贡献来看，非洲、欧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等净债务国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的潜在GDP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了1970～1973年的高速增长后，在1974～1982年和1983～1988年的两个时间段中都出现了急剧的下滑。其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还出现了负增长。而劳动增长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些国家，资本增长对潜在GDP增长的贡献在1974～1982年都超过了50%，其中非洲高达70.6%。但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极为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急剧下降，由1970～1973年的平均34.25%急剧降为6.63%。1983～1988年，由于受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仍保持在50%以上(欧洲为53.8%、拉丁美洲为62.5%)，但由于非洲和中东国家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4个地区的平均贡献下降到了40.3%。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这些地区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下降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出现了负增长，使得资本增长的贡献被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负贡献所抵消，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第三，在4个考察期内，亚洲国家的潜在GDP、劳动和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而劳动力基本上保持了不变的增长速度。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4个时间段分别为39.6%、48.3%、40.3%和40%，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3.4%、27.6%、45.8%和47.1%。这表明，在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小，而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这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1970～1994年发展中国家(净债务国)

表8-12　　潜在GDP增长的成因　　(年均%)

续表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

表8-13是根据世界银行编制的《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整理的按地区划分的63个发展中国家在1960～1987年要素投入增长表明的产出增长构成份额的数据。该表的数据表明:(1)1960～1987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6%，而1973～1987年甚至高达76%。(2)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总和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60～1973年为26%，但1973～1987年竟为－6%。总和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势必降低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说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虽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时期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由于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管理技术以及相应的技术进步作为支撑，高投资并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长久发展。

1960～1987年发展中国家要素投入

表8-13　　增长表明的产出增长构成份额　　(%)

注:A表示资本的贡献;B表示劳动力贡献;C表示总和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78页。

三、两类不同国家资本形成的异同及其成因分析

在本节，我们从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有关资本积累率、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两类国家的资本形成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异同:

第一，较高的资本积累率是两类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特征之一，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高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性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高资本积累是政府工业化政策下外生诱导的产物。前述的分析表明，在英国、法国、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中，国内总投资占国民总产出的比例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增长，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这一比例基本上保持了12%～14%的水平。但在发达国家早期资本形成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人口、国民总产出也出现同步增长的趋势，而且国民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口增长率。这样，在国民总产出增长的同时，人均国民产出也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人均产出的增长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储蓄来源，使得资本积累进一步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率就达到了20%以上，随后直至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比率还有所上升。在资本积累率上升的同时，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也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导致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高资本积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工业化”、“进口替代”等经济发展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50～60年代，受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发达国家工业化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化看成是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备以增加促进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进一步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所需的消费品和劳务的必由之路，制定了庞大的工业化发展计划，并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最终消费品、资本品与中间品的生产企业，以替代进口。这些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就比较高。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高资本积累是各国政府推行工业化和进口替代等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

第二，在两类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却在两类国家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呈同步上升的趋势，而在发展中国家(亚洲除外)，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呈同步下降的趋势，并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同步下降的趋势越明显。导致两类国家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发展趋势差异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长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增长较慢，经济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所以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利于资本形成，而资本形成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形成了资本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在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率和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人口增长也较快，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人口增长所抵消。资本增长的国内储蓄来源逐渐枯竭(这一点在低收入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此情况下，资本增长中的资本缺口只有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国外资本来填补。当维持高资本形成的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对政府投资和外资的依赖进一步加深时，巨额的财政支出和外债负担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方式来缓解财政的压力和对外支付的困难，而通货膨胀又使得经济的增长更加步履维艰。

第三，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的增长是两类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占主导地位，但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这一结论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资本增长来支撑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与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关的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变革对经济的增长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特别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中，除了重视资本积累的作用外，更应重视发挥社会制度的改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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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是指在一定的投资标准、投资收益和技术的前提下，储蓄如何转化为资本品生产的投资，投资又如何形成为一定的资本形式，产生一定的生产能力的过程。因而，资本形成通常是指储蓄或资本积累中扣除就资本更新后的“净投资”或“净资本形成”。但是，由于资本更新可能引起资本深化，所以，在分析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通常使用“总资本形成”。鉴于此，资本形成往往与资本积累两个概念通用。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315～316页。

[3]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4]这一节的部分内容主要根据谭崇台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相关章节整理而成。

[5]在1971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第二版中，罗斯托又补充了第6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6]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7]Lewis，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Vol.22，May，pp.139-191.

[8]Fei，C.H.＆Ranis，G.，1961，“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p.533-656.

[9]W.A.刘易斯在其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这一点。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也对这个观点有过论述。

[10]Lewis，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Vol.22，pp.139-191.

[11]以上有关索罗、肯德里克和丹尼森等对美国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资料均引自谭崇台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页。

[12]Abramovitz，M.1993，“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Areas of Ignorance，Old and New”，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3]根据经济增长的核算方法，资本的贡献等于资本—劳动比率乘以资本的收入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