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已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进行分析，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本章论述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发达国家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进行简要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技术进步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和类型
人们通常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加以谈论。实际上，科学和技术尽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个概念。科学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而技术则是改造世界的手段。科学进步表示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它一般并不能形成直接的生产力，而技术进步则是直接与生产率的提高相联系的。技术进步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只是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后，它才加快了速度。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意味着一定量的投入能生产更多的产出;或者说，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要更少的投入。从图形上看，技术进步可以表示为等产量线的内移，如图9-1所示。
图9-1 技术进步的含义
图9-1中，横轴代表劳动投入量，纵轴代表资本投入量。曲线Ⅰ表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一定的产量可以由资本与劳动的各种组合生产出来。技术进步发生后，产量不变，但两种投入都减少了，结果等产量线从Ⅰ向原点移到Ⅱ。Ⅰ和Ⅱ代表的产量是相同的，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进步的出现有一个时间段，因而，两条等产量线代表的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说，Ⅰ代表的是5年前的技术，而Ⅱ代表的是今年的技术。
按照上述定义，技术进步可节约要素使用量。但是，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技术进步所节约的资本和劳动在比例上并不都是相同的。有的技术进步节约的资本在比例上大于节约的劳动;有的则相反，节约的劳动在比例上大于节约的资本;还有些技术进步则使劳动和资本同比例地减少。经济学家把这三种类型分别称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型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类型可以用要素比例法来表示。假设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且其价格比率不变。如果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则此类技术进步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如果技术进步引起资本—劳动比率下降，此种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型的;如果技术进步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即资本与劳动同比例地下降，则该种技术进步就是中性型的。这些技术进步类型可以用图9-2来说明。
图9-2 技术进步的类型
图9-2中，曲线I表示技术进步前的等产量线，斜率KL表示劳动对资本的价格比率，射线OE表示资本—劳动比率。设劳动—资本价格比率不变，即KL的斜率不变。技术进步发生后，等产量线I向原点移动，表示同一产量只需较少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而要素价格比率线平行地向下移劝(如移至K1L1)，与新的等产量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这时，均衡点的位置决定着技术进步的类型或性质。如果等产量线移至IA，切点A表明节约的劳动比节约的资本更多，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即OE线从原点向上旋转，通过A点，这就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若等产量曲线移至IC，切点C显示减少的资本比减少的劳动更多，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即OE线从原点向下旋转，穿过C点，这就是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如果等产量曲线移至IB，切点B表示资本与劳动同比例减少，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这就是中性型的技术进步。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素投入的增长，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因而，他们把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然而，20世纪50～6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远比要素投入的增长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后，丹尼森(Denison，E.F.)、肯德里克(Kendrick，J.W.)等人运用增长核算方程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异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后来，麦迪逊(Maddison，A.)、纳迪里(Nadiri，M.I.)等发展经济学家用类似方法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计算方法和数据选取上的差异，各个学者的研究结果常常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来说，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在更大范围内对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报告考察了1960～1978年68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68个国家和地区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27个、东亚9个，拉丁美洲15个、中东和北非8个、南亚4个，此外，还包括5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世界银行的估计结果见表9-1。
68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劳动和全要
表9-1 素生产率的增长(1960～1987年) (%)
续表
资料来源:《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43页。
从表9-1中可以看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增长型，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种属于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增长型，如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1960～1987年，大多数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没有什么变化，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度却下降了，这表明经济效率在下降。从表9-1还可以看出，6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1973～1987年与1960～1973年相比，资本增长率只降低了0.3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增长率增加了0.2个百分点，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了1.6个百分点。结果全要素生产率从1.3%下降到－0.2%。
根据表9-1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68个国家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和贡献。计算结果如表9-2所示。为便于比较表9-2增加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数据。
表9-2 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 (%)
资料来源:《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45页。
从表9-2中可以看出，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约占总产出增和的2/3，在非洲国家差不多占3/4。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亚，这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从表9-1中可以看出，从1960～1987年，东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6.8%。虽然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年均1.9%)，但与其更高的总量增长率相比，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却比较低，只有28%。由此可见，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资本积累，或者说，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只做了较小的贡献。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技术进步。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普遍趋势，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大的。根据丹尼森的研究，1909～1929年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65%，教育与技术进步的贡献为25%，其他因素占10%;而1929～1957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降至42%，而教育和技术进步上的贡献份额增至47%，其他因素占11%。另一项研究表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倾向于增加的。例如，1888～190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只有10%，1920～1937年上升到48%，1958～197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54%，1970～1990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45%[1]。这些都表明，目前发达国家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逐渐形成的。因而，一个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进经济增长，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节 技术进步的比较分析
下面，我们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一、技术进步途径的比较
技术进步的途径，大致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另一种是建立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技术进步。
这里有必要首先就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含义进行简要的说明。创新理论是由熊彼特首创的。熊彼特(Schumpeter，J.A.)尽管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和理论，但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对技术创新下过严格的定义。那么，什么是技术创新呢?可以说，技术创新是指由关于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与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的活动[2]。其中，“技术的新构想”是指关于新产品、新服务、新工艺的新构想。构想的产生可以来源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也可以来源于用户需求。“研究与开发或技术组合”是实现技术新构想的基本途径，其中，“技术组合”是指将现有技术进行新的组合，它只需进行少量的研究开发即可实现。“实际应用”是指生产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采用新工艺或对产品、服务、工艺所做的改进。“经济、社会效益”是指近期或未来获得的利润、市场占有或社会福利等。“全过程”是指从新构想到获得实际应用的全部过程，包括研究开发、产品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环节，这一过程如果终止于新设想或研究开发，则不能称其为技术创新。
那么，什么是技术引进呢?简单地说，技术引进就是将其他国家的技术成果引进到本国的一个过程。技术引进可分为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形式。垂直的技术引进是指一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并用于本国应用科学研究中，或者一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应用科学研究成果，并用于本国的生产领域中。水平的技术引进则是指一国从国外引进已被用于生产领域的先进技术并直接用于本国的生产领域中。技术引进一般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
第一，以商品贸易的方式引进技术。这主要体现为先进技术的成套设备的引进及新型原料的进口，也可以是先进技术最终成果的新产品的引进和仿制。
第二，许可证贸易。即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实现单纯知识形态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具体来说，这种贸易包括专利权的购买、图纸和技术参数的有偿取得等。
第三，外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的技术援助。这往往是通过科技专家交流的形式来实现的，即本国的科技人员到国外学习，或外国专家受邀到本国进行技术指导。
第四，外国私人投资。跨国公司在引资国中投资兴办企业，除带来资金之外，还可以直接提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的[3]。英国产业革命期间棉纺织业及其他部门的一系列变革，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棉纺织业中的变革而言，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突然加快，影响了纺与织之间的平衡，导致棉线供不应求。1763年，格里夫斯发明了多锭纺纱机——“珍妮机”，几年后注册专利，推广使用，缓解了纱荒难题。1788年，英国有珍妮机2万台，每台最多80个纱绽。而珍妮机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仍需人工操作，纺出的棉纱粗细不匀，不能大量用来生产棉布。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提高了棉线的质量，更新了生产动力。两年后，他在克罗姆福德建立了大型棉纺厂，利润稳步上升。但此时仍然存在因棉线过粗而影响棉布质量的问题。1779年，塞缪尔·克隆普顿综合多绽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制成被称为“骡机”的精纺机。1800年，英国有骡机纺纱厂600家。纺纱部门技术改造的完成，又对织布提出了新的要求。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自动织布机，织布功效提高40倍。1791年以后，机器棉织厂陆续建立，解决了棉纱过剩的问题。此外，英国棉布生产的梳理、印花、漂白和整染技术也得到相应改进，棉纺织业生产实现了全面革新。
由上可以看出，英国棉纱织业的变革，不仅表现为一系列机器的发明，而且表现为这些机器被运用到生产过程中，推动了工厂制度的建立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戴维·兰迪斯(Landes，David S.)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即指出:“在18世纪，一系列的发明改变了英国棉纺织业的面貌，并且导致了一种新生产方式——工厂制度——的产生。在这些年里，其他工业部门也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而且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相互作用，使人们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些改良就构成了工业革命，它们使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且凭借着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人均收入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不仅如此，这种增长是自我持续的。”[4]
当然，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通过技术引进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上是惟一的先发者，法国、德国、美国及日本等则是后起的追赶者。实际上，法国、德国、美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引进过英国的技术，日本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是大量引进欧美国家先进成熟的技术。然而，这些后发国家在技术上不仅仅是简单的引进，而常常是积极地学习、模仿进而致力于创新。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超过英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创新。
就美国来说，随着19世纪70年代起各种电器如电话机、电灯泡、电车、发电机、电动机等的发明，电气在美国被广泛应用到工业、交通和公用事业上，电气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电动机在工业中已得到普遍应用。电气器材产值，1879年不过265万美元，到1914年已增至35 943万美元。此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系列技术创新的涌现，在美国，汽车制造以及制酸、碱、氩等化学工业和炼铝工业等新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与美国一样，德国出现的技术创新，也大大推动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就电气业的发展来说，1883～1885年德国涡轮机的发明及被用于带动发电设备，促进了发电机、电动机和变压器的生产，电气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资本总额达12亿德国马克。德国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1～1913年的22年间增加了28倍。随着电气企业的纷纷设立以及电力站的增多和电力网的扩大，德国在照明、车辆、电讯等领域内都采用了电力[5]。
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情况不同的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引进来推动技术进步的。这主要是由于当今世界的研发力量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成果也大多出现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研发力量薄弱，科技成果少。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通过引进技术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仅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就明显呈快速上升之势，如表9-3所示。
表9-3 中国技术引进合同类型结构(1981～1996年)
续表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中国经济年鉴》(各相关年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新华通讯社编:《1994年中西年鉴》，香港:香港华嘉出版集团;新华通讯社编:《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北京:中国年鉴社。转引自:郭熙保主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事实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从外部引进的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所花费的成本，比引进现成的同类技术所花费的成本要高得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必对每种技术都从头开始做起。其次，由于科技研究和开发能力较低及资金有限，某些技术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还难以研制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弥补本国技术力量的不足。再次，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促进技术进步的创新机制，其内源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可以加快市场发育和创新活动的步伐。最后，技术引进还能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加速引资国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步伐。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发达国家一般是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来获取较大的利益。与一般商品相比，技术商品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技术商品的研制成本一般要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的生产成本，但技术商品在运用中却无需再生产成本;第二，技术知识作为商品使用后，并不减少原所有者的持有量，它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运用;第三，技术商品随时面临着被仿效的危险，从而垄断地位随时都可能丧失;第四，就买卖双方而言，买方处于不利地位，他无法正确估算技术商品的未来成本和收益;第五，技术商品一般不能向第三者任意转卖。技术商品的这些特性尤其是它的规模性和时效性，推动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实际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并不愿意把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二、技术进步类型的比较
如前所说，技术进步大致上可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三种类型。就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情况来看，应当说，这三种类型的技术进步都是存在的。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可以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形式。
英国产业革命期间的技术进步，主要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在英国，从珍妮机到蒸汽机的一系列技术创新都是节约劳动的。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著作家们，用大量资料和文献来描述新发明对劳动的代替。例如:一台珍妮机可以代替十几个工人的劳动，用蒸汽机对劳动的替代更是惊人。后来的科学家用马力来计算蒸汽车的功率。1800年，英国有321台蒸汽机，总功率为5 120马力，平均每台16马力，1826年有1 500台，总功率有375 000马力，平均每台25马力[6]。
农业中的情况往往也是如此。据速水(Hayami，Yujiro)和拉坦(Ruttan，Vernon W.)的研究，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农业中收割机的采用是由种植与收割之间的劳动要求不平衡引起的。美国地多人少，随着边疆迅速地向西部推进，农业劳动力越来越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凭借人力在要求的短暂时间内把小麦作物抢收完是很困难的。于是，科学家和发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收割机的研究上。然而，一旦收割机瓶颈得到解决，耙草与扎捆又作为新的瓶颈出现了。结果，自耙式收割机和扎捆机被发明出来。之后，收割的机械化还使脱粒成为瓶颈，这又要求发明和采用动力脱粒机。通过这些技术创新的累积进行，美国已成功地在农业生产上发展了机械技术，促进了相对丰富的资本对相对稀缺的劳动的替代。速水和拉坦在描述了诱导型创新模型之后还指出，诱导型创新是一个不均衡的动态过程。他们说:“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不平衡或不均衡的出现是引诱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度中几个因素之间的不均衡造成瓶颈，这些瓶颈把科学家、发明者、企业家和公共管理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关于获得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些问题的解决上。”[7]
如果说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节约型的话[8]，那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则有许多是属于资本节约型的。这也是符合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而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的。正因为如此，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曾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应当是倾向于资本节约型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劳动节约型技术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如重化工业技术等。如果一味强调引进资本节约型技术，则发展中国家的重化工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民经济结构就有可能脆弱化，更加依赖外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概念。“适用技术”的选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要素密集度选择的范围，它可以是劳动密集型的，也可能是资本密集型的。实际上，适用技术包括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整个技术范围，它可以是当代尖端技术，也可以是在发达国家已经陈旧甚至过时的技术。
三、技术进步条件的比较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它要求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与之相适应。这种制度环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具备竞争条件。在这种环境中，市场竞争主宰着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命运，不存在人为阻止竞争活动的障碍，垄断不占主导地位。二是市场的完善度高。市场应从四个方面显示其完善性:第一，市场机制完善。这意味着“看不见的手”的灵敏度较高，价格信号比较逼真，信息的传递迅捷而广泛。第二，市场体系完备。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产权市场在内的各类市场应各得其所并充分发挥其职能。第三，存在自由企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产权，有投资、改造和破产的权力，在实行创新时能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得到应有的收益。第四，有一个企业家阶层。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是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群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成败。只有具备了这些制度条件，一个社会才会出现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动，才会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
就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其技术进步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具备了上述条件。从本书第一章至第五章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已逐渐建立起健全的市场主体、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严密的市场规则，形成了良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竞争环境。这正是其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这里我们就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中企业家队伍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企业家，可以说是把生产要素聚集在一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得利润的人。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新技术的潜在商业价值具有特殊的预见能力，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并使之不断臻于完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9]。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创新之所以不断涌现，企业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英国产业革命期间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1761～1762年，瓦特(Watt，James)开始进行有关蒸汽机压力方面的实验。1769年，他已制作出蒸汽机设计图并阐述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可以说，蒸汽机在实验室中已经诞生了。但是，发明是一回事，发明物的经营利用又是一回事。瓦特蒸汽机的最后成功，离不开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两位企业家的作用。罗巴克是一位素质极好的企业家。他在得知瓦特从事蒸汽机方面研究的信息后，不仅极力建议瓦特把研究搞下去，而且愿意倾资相助。他与瓦特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罗巴克负责偿还其合伙人的债务1 000英镑，并且供给必要的资金去完成已经开始的蒸汽机的研究。不仅如此，在瓦特的研究遇到困难甚至准备放弃时，罗巴克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对此，瓦特曾感激地说:“我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功，大部分应当归功于他的友好的鼓励，他对科学发现的关心，他敏于想出这些发现的应用，他对交易和工业有深邃的认识，他的远大的眼光，他的热心的、慷慨的和积极的气质。”[10]第一台蒸汽机于1769年诞生，但它还很不完善，不久就被人抛在一边。这时，瓦特的合伙人罗巴克所经营的企业也遇到一系列经济困难。1733年，罗巴克破产了。不久，另一位企业家——索霍工厂的老板马修·博尔顿与瓦特的合作开始了。马修·博尔顿是当时英国资金实力雄厚、眼光远大、具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之一。在博尔顿的支持、鼓励和推动下，到1781年，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蒸汽机在索霍工厂诞生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发明创造之所以能运用到生产过程中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拥有了一支像这样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
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具备了良好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条件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则面临着创新机制缺乏的问题。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曾分析过中央计划经济缺乏创新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原因。他认为，像前苏联这样的中央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投资不足，而是由于缺乏创新活动所需的市场环境。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实行创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他们应当负责为人民利益而最好地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由于缺乏利润刺激和市场竞争压力，他们的努力必然是松弛的，且偏离使人民受益的目标。在计划体制下，增加工作努力的主要刺激是确定生产数量指标，完成和超额完成指标的人可以得到奖励和提升，那些未完成指标者则受到处罚。在这种刺激体制下，数量指标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而很少考虑产品质量的改进。国有企业不仅缺乏改进产品质量和提供新产品的刺激，而且也缺乏减少生产成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动机。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由于不担心破产而把努力集中于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以便使产量指标达到最大。这样，“由于几乎没有资本使用、节约劳动方向的创新，随着每个工人应用越来越多的资本，前苏联经济的资本报酬的急剧下降就不足为奇了”[11]。速水佑次郎分析的虽然主要是前苏联的情况，但他的观点也适合于其他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
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大多也是属于投入驱动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较小。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持续高效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创新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存在着缺陷。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制度基础，主要又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第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们素质较低，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从客观上说难以在短期内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制度。第二是主观因素，即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受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和早期发展理论的影响，强调经济计划的作用和政府控制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所采取的战略和政策普遍是反市场倾向的，从而压制了竞争和技术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潮流，但是，要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健全的企业制度，决非朝夕之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起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健全的企业制度，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保障，而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接管和赎买的办法，将原殖民当局的企业和某些外国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在内向式的工业化建设时期，它们又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部门进一步增加政府投资，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范围，确立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政府一方面通过对市场准入、信贷分配、经营方向和经营范围的管制限制一般私人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财政补贴、信贷分配、税制优惠等方式扶植少数私人大企业。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和少数私人大企业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破坏了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队伍难以形成和成长，企业家的作用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节 结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上述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比较，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技术进步、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上，有必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重视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
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的步伐呈逐渐加快之势，但技术贸易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国际技术贸易(这里仅指许可证贸易)总额在1965年仅为25亿美元，1975年增长到110亿美元，1985年达500亿美元，1990年更增加到2 500亿美元。可见，技术贸易增长是非常迅猛的。但国际贸易的主体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额占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比重达80%以上。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额虽然绝对数上升很快，但在世界技术贸易中的份额则一直低于20%。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究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普遍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是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出口的主体。它们对技术的持有带有垄断性，在技术贸易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些企业和公司利用这种支配地位，通过制定垄断高价、搭卖、限制出口等办法来谋取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组织相继通过一些协定来限制这些做法，但要完全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上的不利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技术引进未能取得如期的效果。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创新机制不完善，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能力较差，因而技术引进未充分地发挥作用。此外，由于技术吸收能力较差，引进的技术在运用时往往呈现出低效率特征，如生产线达不到预定的生产能力、设备磨损极快、先进技术的潜在效率远没有发挥出来。
再次，盲目引进的问题较为突出，导致稀缺资源和外汇的大量浪费。中国的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在中国，负责引进技术的往往是行政人员。他们对所要引进的设备缺乏了解，结果以高价买来的技术设备成为废物的情况屡见不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种类型的技术引进，都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都需要技术引进国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研究能力。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技术都具有时间性。先进性是相对的，即使技术引进国完全掌握了该种技术，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过时了。因而，技术引进国如果对引进的技术缺乏改造更新能力，就只能不断地向国外购买更新过的新技术，在科技方面就会永远落后于别的国家。此外，许多技术具有地域性，特别是就农业生物科学技术而言，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一般要经过适应性研究和改造。如果技术引进国缺乏科技研究能力，技术引进的效果就会很差。可见，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很重要的。技术引进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先进技术，但能否使这种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研究与开发的能力和创新机制是否健全。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已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已走在前列。东亚国家和地区较早实行对外开放，引进、消化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是它们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东亚国家和地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途径主要包括:进口设备、生产线和交钥匙工厂;购买专利技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生产和合作研究与开发;向国外选派留学生和研修人员，或选派工人到国外进行高技术专业培训;从国外聘请专家学者从事共同研究与开发;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允许企业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这使企业通过与外商直接接触，可无偿获得有关产品的设计蓝图、技术规格、质量标准和制造技术等一系列信息[12]。东亚国家和地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大大缩短了技术进步所需的时间，而且使它们只需花费少量成本，就能复制和使用这些新技术。
二、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有必要明确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规律。应当说，技术创新是一项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活动。首先，技术创新是基于技术的活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它们都能产生商业价值。技术创新要有相应的组织、管理甚至制度的变革相配合，但这种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又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基本手段不同，技术创新是一种基于技术的活动。其次，技术创新所依据的技术变动允许有较大的弹性。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与变动。这种变动不仅包括根本性的变动如技术突破，而且还包括增量性的变动。从实现方式上看，可以是在研究与开发获得新知识、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也可以将已有技术进行重新组合(并没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来实现技术创新。再次，技术创新是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技术创新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种以技术为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活动。因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商业化，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在于其商业价值的实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有效地实现技术创新，还必须实行良好的技术创新战略。企业是实施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技术创新战略则直接决定着企业具体的创新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能否选择和实施良好的创新战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般来说，企业创新有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三种基本战略思路[13]。
所谓自主创新，是指企业主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最终获得市场的承认。自主创新所需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企业内部，是企业依靠自身力量，通过独立的研究开发活动而获得的。这是自主创新的本质特点，也是自主创新战略有别于其他创新战略的关键之所在[14]。
美国英特尔(Intel)公司在计算机微处理器方面可以说是自主创新的典范。从1970年自主开发推出世界上第一块微处理器Intel4004，到1973年推出Intel8080，后来又相继推出Intel80286、Intel80386、Intel80486系列，及至1994年推出风靡全球的Pentium微处理器，该公司始终掌握着最先进的、其他公司无法破译的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关键技术，确保了Intel公司在国际微处理器市场中的霸主地位。中国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也是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案例。汉字排版印刷的电子化是中国印刷业的根本出路，而汉字排版印刷的关键核心技术——汉字信息计算机处理技术，是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只有依靠自主开发。1974年8月，中国将汉字信息处理作为国家重大项目批准立项，定名为748工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潍坊计算机厂等单位联合攻关，发明了规则与不规则笔画、轮廓加参数的汉字压缩方案，攻克了汉字电子照排系统的关键技术，推出了“华光Ⅱ”型、“华光Ⅲ”型、“华光Ⅳ”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以及“方正91”、“华光Ⅴ”、“方正93”、“华光Ⅵ”等系列彩色排版系统，从而使中国印刷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模仿创新，是指在率先创新的示范影响和利益诱导下，企业利用合法手段如通过购买专有技术或专利许可等方式引进技术，并在率先者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种创新形式。
模仿创新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创新行为，是当今许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法。应当说，一国经济的真正强盛最终是建立在技术自立的基础之上的，但技术自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落后国家一开始就是通过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模仿创新是后进国家以较小代价、较快速度实现技术自立的途径，是实现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必经阶段。从历史上看，美国现代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对欧洲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崛起，相当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工业技术的模仿创新。当今许多以自主创新著称于世的大企业，都曾经历过实行模仿创新，踏踏实实地进行技术积累，逐步增强基础竞争力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模仿创新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创新战略，其作用和效果，往往因企业、产品、行业而异。为了有效地实施模仿创新战略，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正确领会模仿创新战略的内涵，认识到模仿创新虽然是以模仿为基础的，但它与单纯的机械模仿有本质的区别，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创新活动。其次，要妥善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模仿创新之间的关系，严厉打击非法模仿，鼓励合法的模仿创新。再次，提高企业自身的模仿创新能力，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学习吸收能力、技术改进能力及生产和营销能力。最后，应把握好模仿创新启动的时机，适时进行模仿创新。
所谓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合作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
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技术竞争不断加剧，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面对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复杂，技术的综合性和集群性越来越强。即使是技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面临着技术资源短缺的问题，仅靠企业自身能力是难以取得技术进展的。因而，以企业间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重大的技术创新，通过外部技术资源的内部化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必然趋势。合作创新还有利于缩短创新时间，增加企业竞争实力。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创新时间的长短对创新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合作创新能缩短收集资料、信息的时间，提高信息质量，增加信息占有量，降低信息费用。此外，合作创新还能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分摊创新成本及分散创新风险。合作创新对分摊创新成本和分散创新风险的作用与合作创新的规模和内容有关。一般来说，创新项目越大，内容越复杂，成本越高，风险越大，合作创新分散风险的作用也就越显著。
三、大力营造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环境
如前所述，创新机制的缺乏，是制约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一个重大因素。这就有必要加强政策和制度改革，营造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环境。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企业制度。这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又是紧密相关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90年代实行市场取向改革以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从企业来看，民营企业量少力微，影响有限;国有企业则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不能真正参与市场竞争。从家庭来看，家庭投资行为较少，消费行为也是在约束性较大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二，市场体系不健全。这首先表现为专业分工不细，交易规模不大，一部分经济活动还滞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其次是各类市场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要素市场发育迟滞，投入要素难以流动和相互代替。再次是国内市场分散零碎，地区封锁、部门垄断的现象较为严重，商品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最后是国内外经济交往不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脱节。
第三，市场规则不完善。如缺乏维护公平竞争的法规，缺乏保护财产权和尊重合同的法规等。有时政府虽颁布了一些旨在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的法规，但这些法规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或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第四，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环境不良，企业能力有限，技术创新也就难以大量涌现出来。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地培育市场，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培育市场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关键性的几项内容是:
第一，培育市场主体。政府应废除各种形式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均有择业、就业、迁徙、契约的自由。要鼓励民间的投资热情，使民营企业制度尽快建立起来。此外，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其逐渐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建立市场体系。在发展商品市场的同时，要大力培育要素市场，促进有关改善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市场制度的发展。要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的局面，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三，加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既能解决国内资源的“瓶颈”约束，又能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加速市场的发育。在此方面，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打破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相互分割的体制。培育市场是一个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进行市场法制建设，制定并实施各种市场法规。
建立良好的企业制度，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个关键。在此方面，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我国台湾省而言，由于我国台湾省当局曾一度实行过度保护政策，公营企业中技术革新上的惰性问题十分突出。一项对我国台湾省最大的5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1974～1983年，这5家企业共申请专利12项，仅占同期专利总数的4%[15]。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即使资本额在1亿元新台币以上的大型企业，研究和开发支出也仅占其营业额的0.51%[16]。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等，也存在着这个问题。由于大型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中小企业又没有技术创新的实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存在着“技术模仿大于技术创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开始对企业制度进行调整。其主要办法是将不再适宜于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并对保留下来的公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减少或取消政府对私人大企业的高度保护政策，以削弱它们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放松对民营企业的限制，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改善吸引外资的条件，利用外资活跃资本市场和企业创新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活动明显增强，如私人企业的研发比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97.3%，而到80年代末已变为25.75%[17]。东亚地区企业制度的改革，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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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YAMI YUJIRO，RUTTAN V W，SOUTHWORTH H M.Agricultural growth in Japan，Taiwan，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M］．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9.
【注释】
[1]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43页。
[2]自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之后，人们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过长期的分析和探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缪尔塞(Mueser，R.)对几十年来在技术创新概念和定义上的主要观点和表述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分析。在其搜集的300余篇相关论文中，约有3/4的论文在技术创新界定上接近于以下表述:当一种新思想和非连续性的技术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到实际和成功应用的程度，就是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缪尔塞将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参见:傅家骥主编:《技术创新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这一定义突出了技术创新在两方面的特殊含义:其一是活动的非常规性，包括新颖性和非连续性;其二是活动必须获得最终的成功实现。应当说，这一定义比较简练地反映了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特征，但至今学术界仍未形成严格统一的技术创新定义。
[3]技术创新有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之分。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就自主创新而言的。
[4]转引自: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发展:收入、人口与技术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59～260页。
[5]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页;第111页。
[6]A.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二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中文版，第641页。
[7]Hayami，Yujiro＆Ruttn，Vernon W.，1985，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John Hopkins Press，p.92.
[8]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使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也是不乏其例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重工业和较多地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中，“法国和比利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固守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过时技术的使用时间”。参见: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发展:收入、人口与技术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560页。不过，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属于劳动节约型的，从总的过程和趋势来说，这应当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看法。
[9]欧美国家的企业家队伍，可以说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自然地形成的。而日本打开国门后，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迅速成长起一批才干素质卓越的企业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6～163页。
[10]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258页。
[11]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73页。
[12]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13]以下参考了傅家骥主编的《技术创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相关各章节的内容。
[14]需要指出的是，要完成一项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专门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关键性核心技术，也有辅助性外围技术，复杂的创新更是如此。对某一企业而言，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要独立研究开发其中的所有技术，只要企业独立开发了其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打通了创新中最困难的技术环节，独自掌握了核心技术原理即可。
[15]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16]吴能远:《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九十年代的课题》，载《现代台湾研究》，1993年第1期。
[17]史清琪、王金存主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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