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首先讨论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理论，然后讨论发达国家早期农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分析其对它们工业化的影响，最后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比对，用以说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第一节 传统农业及其改造与发展
一、传统农业及其改造
1.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特征
在发达国家，农业与工业一样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单位就是一个企业，农场主或农民就是一个企业家。农业生产单位是社会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农场主以市场销售为导向组织生产，雇用农业劳动力，购买各种农业生产投入，将产出销售到各地市场。从规模上看，现代的农场式经营规模往往很大。这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农业。
与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工业化之前和经济发展初期属于传统农业范畴。其特点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单位规模小，更主要的是高度自给自足，商品化程度低——无论是从产出的去向还是从投入的来源看都是如此。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和土地，很少从市场上购买农具和其他生产投入;劳动力主要是家庭成员，不存在雇佣劳动。生产的农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少量在市场上售卖。自给自足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极低，所产仅能维持生存。收成好时，可以多消费，并且有些储备;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会出现饥荒。因此，有经济学家把这种传统农业称为“生存农业”。正是因为产品没有多少剩余，所以不能进行专业化生产，难以产生商品交换，也不能形成市场。农民自己身兼多职，自己生产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形成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农业。
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从而高度自给自足的原因是，传统农业难以吸收新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农民缺乏科学技术知识，根据经验选择生产方法，就地取材选择农用工具，并通过口授和示范代代相传。这些农具非常简单，几乎一直没有什么重大改进。传统农业技术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好的适用的替代技术，缺乏有关农业技术的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农业技术的应用前景做出清晰的判断和评估，同时难以承受引进新技术带来的各类风险。
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下，产出仅够维持生存，农民不能承受风险。如果采用新技术或者对种子进行改良一旦失败，生存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传统农业的农民会采取风险最小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这正是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发展经济学里，传统农业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是利润最大化，但也有人认为是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维持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如果是纯粹的自给自足农业，其动机非常单一，就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努力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资，保证有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农民不是一个企业和生产单位，而就是一个家庭。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则多少有一些商品经济的成分。
2.改造传统农业
与传统农业不同，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运用大量由工业部门生产的农用工具和机械、化肥、水利设施的专业化、商品化的大农业。现代农业广泛运用了育种、土壤改良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它也是在现代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使用了大量的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工具与设备，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在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上运用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法，因此能够大规模地进行专业化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农业的发展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传统农业尽管落后和贫穷，但还是有效率的。这就是说，传统农业在其所面临的约束下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穷尽了所有有利的因素，只是受到资源、技术、知识的约束，尽管产量在现有条件下获得了最大化，但仍然仅够维持生存。
传统农业的农民和现代农业的农民一样是理性的，能够对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做出灵敏的反应和调整。这正是传统农业积极的一面。在促进农业发展时，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理性，引导农民自动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传统农业之所以经历着有效率的贫穷，是因为受到一组特定的生产要素的约束，这些约束形成一种低水平陷阱。因此，必须引导农民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跃出低水平陷阱。因为技术总是体现在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所以引进新技术就是要使用一套新的生产要素:或者是改进原来生产要素的质量，或者是用新的生产要素替换原来的生产要素。
要改造传统农业，必须传播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这就要求设立相应的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机构，要求设立农业教育机构。这些都应该由政府出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负责研究或引进适合本地的农业技术，并向广大农民宣传推广，使他们认识到新技术的赢利前景。农业教育机构负责向农民传播新的农业技术知识，使农民接受新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农业，必须对农民进行人力投资。传统农业的低水平循环，以及有效率的贫穷年复一年的持续，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农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能钻研探索农业技术的发明创新，也不能接受新的农业技术。只有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才能增进农民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农民能够正确地计算新型技术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是否采用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或新型的农业生产工具。
二、农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为本国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提供了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包括原材料和粮食，这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产品贡献。农业部门是本国加工工业所需要原材料的重要来源，也是非农业部门雇佣劳动力所需要食物的主要来源。这些贡献是通过农业部门的前向联系完成的。
第二，为本国的非农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所需要的消费品如服装、家具、日用消费品、建筑材料等都来自工业部门，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具、化肥、杀虫剂、农用机械、灌溉和排水设施等是由工业部门提供的，因此农业部门的存在为国内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第三，为本国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农业部门的存在首先以自己的农业剩余为工业部门提供了资本来源，这在工业化的初期尤其重要。在工业化以前，一国的储蓄主要来自农业的剩余。当然，农业的资本贡献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农业部门必须有剩余存在，二是农业剩余超过农民的农业投资。事实上这两个条件都是成立的:一方面，在农业进步之后，农业剩余确实存在;另一方面，根据恩格尔定理所揭示的规律，当收入增加时，消费额中食品所占比例会下降。而且，农业投入呈现出非常典型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农业即使有剩余，也不会被全部投入到农业领域。
除了资本贡献外，农业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部分农业人口得以转移到工业领域。但是，经济学家在农业对工业的劳动力贡献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论，因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很缓慢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显著。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剩余的现象极为严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比城市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加还要快。这说明，劳动力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弱项，因而劳动力贡献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维持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具有更高的制造业竞争力。
第四，农产品的出口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挣得了有用的外汇收入。通过出口农产品，或者是减少对农产品的进口，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起步时，农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国家的主要剩余是来自农业的。当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出口换取外汇时，最初主要通过农业完成:把剩余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发展中国家也进口某些农产品，因此，通过减少对这些农产品的进口可以节省外汇。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农业换取外汇还有一个优势，即劳动力是充裕的，可以利用劳动力的优势兴办水利设施，进行农业基本建设，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四种贡献是相互影响的。比方说，农业的市场贡献和产品贡献就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就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卖出作为工业原材料或工人粮食的农产品，获取的收入再购买工业制造的化肥、农用工具和机械等。而农产品的出口也可以变成一种资本贡献:剩余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换回的外汇可以用来购买国外的资本品。
另外，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上述贡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环境下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的四种贡献相对比较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越来越多样化，农业的各种贡献都是在下降的;另一方面，农业的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和当初的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同的。对后者而言，工业化必须建立在农业的进步上，四种贡献都必不可少;对前者而言，由于已经处在一个存在着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环境中，所以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是可以替代的，相对而言，要素贡献仍然重要。我们通过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结论。
三、农业技术进步
要改造传统农业，最重要的还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在传统农业里引入新的农业生产技术。
各国所采用的农业技术进步分为两类:土地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对地广人稀、土地非常丰富的国家而言，需要的是节省劳动力，用机械技术扩大土地耕种面积，提高人均产量。土地节约型技术适合地少人多的国家，用化肥、增加劳动深耕替代土地，促使每单位土地生产的产品增加。生物技术就是土地节约型技术。
从历史上看，由于不同农业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的影响不同，一个国家采用哪种农业技术进步，取决于该国的市场要素相对稀缺程度。根据这些，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提出了诱导的技术与农业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农业技术的变化是由市场力量引起的，是由相对要素价格诱导的。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直接反映在要素价格上，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会鼓励人们研究或发明能够替代高价格要素的农业技术，然后再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显然，这一理论与舒尔茨所说传统农业的农民是理性的、能够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土地富裕的国家，劳动的价格相对昂贵，这就引导人们发展能够替代劳动的技术。这种技术主要表现为农业机械化生产。而在土地资源稀缺、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于是人们希望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土地的耕种上表现非常显著，所以发明的技术应该是精耕细作的，能延缓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的过程，能够使更多的劳动仍然有生产率。深耕技术、育种、用劳动改良土壤肥力、施放化肥等农业技术就被创新出来以提高地力。这些技术是要通过劳动实施的。生物技术就是典型的土地节约型技术。
但是，诱导的农业技术进步能否出现还要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农业生产研究机构来研究发明新的农业科学和技术，也缺乏合适的制度来推广运用新型农业技术和知识。因此，应该由政府出面建立或扶持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要由政府资助建立农业科技和教育机构，原因之一是农业研究的商业利益并不明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收回成本，因而这种技术变化吸引不了私人投资者。原因之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更偏重于研究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技术，偏重于研究能够节省劳动的农业机械。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技术不被看好的原因是它很难获得专利保护。
第二节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发展
一、欧洲农业人口与耕地的变化
西欧农业人口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人口持续增加的阶段，在西欧，这一过程到19世纪中期以前结束;第二阶段是农业人口相对稳定阶段，西欧19世纪中期的农业人口变化属于这种类型;第三阶段是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阶段，在西欧，这一阶段从19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开始。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农业部门人口总数虽然没有明显的减少，但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在下降。欧洲大陆的比利时是当时人口绝对数下降最显著的国家。农业人口的变化正是工业的发展引起的。
英国一直是欧洲国家中农业人口人均土地面积最多的国家。在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农业人口在19世纪中晚期相对于土地而言显得过多，因此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世纪初期，农业人口开始下降，农业人口的人均土地增加。从整个西欧来看，1900年以来，人均农业土地数量增加了50%以上。[1]
在现代农业技术运用之前的19世纪，大部分西欧国家完成了大规模的开荒造田运动，其中以荷兰的围海造田最为著名。荷兰的围海造田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结果是，荷兰的农业土地从1833年的190万公顷增加到1900年的210万公顷，然后再到1950年的240万公顷。与此同时，工业用地也增加了。法国和德国也在17世纪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土地垦荒运动。北欧国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垦荒运动。[2]而且，由于农业耕作工具的改进尤其是铁器工具使用，适耕土地的面积也增加了。
二、农业技术的改进
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进步上。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的进步既促成了农业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农业技术的进步及其引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1.新作物的引进和改良
在中世纪的欧洲，农业技术的变化最初体现在从国外引进新的农作物物种和对已有农作物进行改良上，其结果是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物种引进对欧洲是非常重要的。欧洲在中世纪时的农业可耕植物非常有限，远不能与印度和中国相比。欧洲气候温和，可食用植物极少，即使是在中世纪种植的植物，也多是更早些时候从亚洲引进的，土地的种植也大多是一年一熟。葡萄虽然种植普遍，但不是生活必需品。马铃薯和玉米现在虽然普遍种植，但在中世纪尚未引入欧洲，一些饲料植物也都没有引入。从15世纪开始，一些重要的植物如大米渐渐被引入欧洲。到1700年前后，大米在欧洲开始成为重要的可食用植物，并且比亚洲产地还要高产。美洲大陆的发现给中世纪欧洲农业带来了重要进步，那就是马铃薯和玉米的引进，马铃薯尤其高产，非常适合作为食物。到17～18世纪，马铃薯先从爱尔兰和英国开始，逐渐变成西欧和中欧国家的主要粮食作物。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中，绝大多数爱尔兰人基本上靠马铃薯和牛奶充饥。马铃薯的引进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使得欧洲国家可以从其他地区进口粮食，因而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马铃薯的地位逐渐下降，变成饲料和工业原料。此外，新大陆的发现还给欧洲引进了更多的有用植物，如烟草、芦荟、仙人掌、澳大利亚速生桉树。
马铃薯酿酒和甜菜制糖是德国的两大工业。1815年以前，德国推广马铃薯的种植要比法国迅速，1815年，德国东部和西部已种植了马铃薯，由此引起利用马铃薯酿造工业酒精的工业的发展，成为当时德国的主要工业。1831年，普鲁士2.3万家酿酒厂中，有1/3～1/2是用马铃薯做原料，酿造的酒出口到国外很多地方。19世纪中叶到1910年，德国的马铃薯总产量增长了近5倍，1910年德国马铃薯产量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1/3。到1825年左右，德国的甜菜制糖业形成规模，此后一直发展，到1890～1900年甜菜糖出口占到出口总值的6%，超过了煤、铁和机器的出口。[3]
与此同时，欧洲也一直在尝试改良物种以便提高产量，好多物种在引进前就已经经过选育和技术改良，玉米就是典型的例子，玉米原来是野生的，后来经过了数百年的选育改良。
2.生产工具的改进与农业机械化进程
生产工具的改进在发达国家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传统的生产手段进行改进;第二阶段是引进由畜力和机动力驱动或牵引的生产工具;第三阶段是机械化的重型生产工具。在产业革命之前，生产工具的改进就一直在缓慢进行。到18世纪，生产工具上的一些重大改进主要体现在犁和耙上。犁被制成凹面，并与犁身合并在一起，英国人随后还制作了各种各样的犁。新型铁犁的出现和新的冶铁方法的出现是同一个时期，但即便如此，铁的产量有限，不能生产足够多的铁犁。到18世纪中叶，全世界铁的年产量只有25万吨，到1820年也才100万吨，而英国在19世纪每生产10把犁就要用1吨铁。对西欧成百上千万的小农而言，装备铁犁需要很长时间[4]。
由畜力或机动力牵引的工具出现在18世纪。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杰斯罗·塔尔发明了条播机和马拉锄，1780年安德鲁·米克尔发明了脱粒机。荷兰发明了扬谷机、选种机，随后利用马力驱动的脱粒机、播种机和收割机也都被发明了出来。
产业革命之后，新型动力开始用于农业机械，开启了农业的机械化进程，下面我们主要讨论欧洲与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产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20～30年代，蒸汽动力机也偶尔应用于农业，但是并没有被全面推广。例如蒸汽犁被制造了出来，主要在规模非常大的农场中使用。英国和德国是使用蒸汽犁的两个主要欧洲国家。早期的农业调查表明，德国在1882年、1895年和1907年使用的蒸汽犁数量分别为836台、1 696台和2 995台。[5]到20世纪初期，内燃机和电动机开始在农业机械中应用，但范围仍然有限。电动机得以应用的原因仍然是出于改善产品质量的缘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内燃动力拖拉机的推广。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3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总共拥有20万台拖拉机。拖拉机在农业中的推广有更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它用途广，可以移动，单位时间里处理农作物的速度大大提高。这样，拖拉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农场主在田间快速作业，以避开突然而至的自然灾害，同时取代马匹进行田间作业也缓解了为蓄养马匹所需要的饲料压力。
需要指明的是，欧洲的农业机械化与美国不一样。美国在19世纪土地辽阔而劳动力缺乏，因此需要在农业领域采取节约劳动的机械化生产。而欧洲人口密度大，农民人数众多，所需要的不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而是希望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包括农业机械化来增加农作物亩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外地廉价的谷物大量输入欧洲，欧洲农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就要比增加产量和抵抗天灾更为重要。这是脱粒机得以被迅速推广的原因，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脱粒机得以比播种机和收割机获得更快的推广应用，因为后两种机械更多地是用在增加产量上，前一种机械才是提高质量。因为同样的原因，19世纪末期牛奶离心分离机也得到迅速推广。1900年前后，这种机器在德国和法国的应用仅次于脱粒机。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欧国家的大部分农业机械仍然是由马力驱动或牵引的，而纯粹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如马铃薯采挖机器、甜菜收割机器以及其他许多机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法国在使用农业机械方面要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简单的打谷机在法国北方农业区使用;到19世纪60年代，利用马力或骡力牵引的打谷机仍然是惟一的农业机械，且只限于北方。到1892年，法国共有14.7万块百亩以上的耕地，共有条播机5.2万个，平均每3块耕地才拥有1个;2.9万块250英亩以上的耕地，收割机只有2.3万个，平均每块耕地不到1个。[6]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农业机械化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德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最为广泛而快速。到1900年前后，中等及以上规模的农场都使用了农业机械。在1907年的德国，许多拥有5～10公顷土地的地主都拥有1台马力驱动的脱粒机。[7]
美国走的则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道路。美国的农业机械化在19世纪初期并不显著，原因一是由于地广人稀，西部农民更多通过广种薄收来获取农产品，而南方奴隶种植园经济则因为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而不需要机械。后来由于耕地面积的日渐扩大，手工劳动已不能胜任，这就推动了农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和机械化。1793年，轧棉机发明;1800年，简易打谷机诞生;1831年，割草机出现; 1833～1835年，收割机被制造出来并随后利用马力牵引;1868年，冷轧钢犁问世。到19世纪后半期，美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由畜力牵引的机械化生产，美国拥有的农业机械数量和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期，美国农业广泛装备了利用马力牵引的联合收割机，进一步提高了美国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3.其他农业进步:轮耕制、化肥、育种等
18世纪以前，由于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欧洲普遍采取休耕制以蓄养土壤肥力。英国是最早取消休耕代以轮耕的国家。17世纪时，英国出现了著名的诺福克轮耕制，即小麦—芜菁—大麦—苜蓿轮回耕作。不同的作物轮耕保持了土壤肥力，维持了单位产量。同时，在人口不断增加时，轮耕制对休耕制的取代大大增加了年耕种面积。在法国，实行休耕时，南方有一半土地休耕，北方有1/3的土地休耕。到19世纪中期时，巴黎盆地、北方大农业区和诺曼底的休耕地几乎完全被轮耕取代。到1860年时，法国的休耕地减少了2/3。在产业革命前和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西欧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实行轮耕制，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混合农业，而不是像北美那样进行专业化经营。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进步还体现在化肥和物种改良上。19世纪中期，法国、德国和英国几乎同时找到了制造化学肥料的方法，化肥从此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德国对化肥的贡献最大。1860年，德国发现磷矿，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磷肥，其化肥产量居世界第一。化肥的使用进一步减少了休耕地。1800～1850年后来成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休耕地减少了一半，从30%减少到15%[8]。
物种改良在欧洲非常普遍，甜菜、芜菁、大米等都经过改良，美国的杂交玉米也被大量引进到南欧。
三、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出现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欧洲不同地区，既有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如德国的甜菜生产带;也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这主要集中在西北欧直到法国北部。随着农作物耕作的多样化和集约化，畜牧业也在向多样化生产发展。
欧洲混合农业发展道路存在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这个时期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打破了农业领域自给自足经济的平衡。在自给自足经济下，农民既要种植农作物，又要自制一些日用消费品如衣服、鞋袜、生产工具、皮革等，因此他们在农业生产上就不能涉猎更广，而是集中精力种植某些农作物。但是，当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使其自给自足经济被打破时，手工业品可以在城镇里买到，不再需要自己亲手去做。这样他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农业中去，力争变成农业专家，而且也有更多精力在农场里开展多样化生产。第二，当城市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家庭手工业和农场里某些品种的生产变得不再必要时，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也在增加，从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使得农场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并将他们分布到一年里不同时期的生产中去，这大大方便了轮作制的展开，使得欧洲地区形成了集约多样化的农业生产。北美则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混合农业阶段，而是采取了更为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蔬菜业的商品化，从而催生了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大火车站和工业区附近。德国在1895年一共有32 540万个商业性菜园，共有23 570公顷菜地。当时的菜园经营规模非常集中，1 932个菜园业主占总业主数量的5.94%，但共拥有51.39%的菜地。法国在19世纪后期，蔬菜园艺方面已经非常发达，开始使用暖房种植蔬菜，利用地窖培植蘑菇和芦笋。[9]从19世纪晚期开始，法国的葡萄种植业也开始大规模专业化经营，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葡萄酒酿造业极为发达，葡萄酒行销全球。美国的农业专业化程度更高，南部主产棉花，北部专营畜牧业和奶制品，中部盛产小麦，太平洋沿岸生产蔬菜和水果。
四、新农业技术的扩散
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其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不一定同步，往往是在农业新技术发明之后很长时间才被应用到农业中去。原因可能是:(1)新技术运用的前景如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民不像制造业主那样目光敏锐，反应迅捷。(2)制造业竞争激烈，利益动机更强，在技术创新上不进则退，这驱使企业迅速应用和推广新技术，乃至主动开发新技术。(3)农业领域劳动力长期过剩，而很多新技术是节约劳动的，因此农业社区对于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不够。(4)由于生产周期长，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比制造业要弱，很难承受技术失败带来的后果。(5)农业领域的生产率改进往往需要同时使用多种新技术，因而技术的推广就会更慢一些。
新技术的推广在欧洲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发的市场安排，第二种是政府的推广，第三种是农业合作组织的应用。在欧洲的德国、奥地利、北欧国家和低地国家，合作社非常活跃。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扶植上。
在自发的市场安排方面，为了推广农业新技术，英国、北欧国家和德国的部分地区曾经采取地主与佃农合作的形式，以分摊风险。例如，地主与佃农签订推广新技术的契约，用轮耕法取代休耕制，种植根用作物和苜蓿，结果是促进了家畜养殖。一旦新的农业技术带来的农业生产巨大改善出现，其推广就会加速，其他农民会纷纷模仿。推广新的粮食作物也先是由部分眼光远大的大农场主尝试的，但一旦其实用价值得以证明，后面的推广就取决于市场需求了。马铃薯的引进与推广即是如此。化肥的推广也是示范成功后开展的。但是美国因为土地制度的差别，没有出现这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
与上述新作物引进、改良以及耕作方法改进不一样，农业机械的推广涉及更复杂的关系，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成本、工业部门对农业机械的供给能力，也涉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改善是否有足够的市场，还牵涉对农民的技术辅导。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和德国，即使在大农场里也很少使用蒸汽犁和内燃机式拖拉机，并不是因为农民不熟悉从而不愿意接受，而是因为这些农业机械既存在自己的技术缺陷，如不灵活，也存在着市场问题，由此带来的农产品增加难以销售出去。
政府和农业合作组织所起的作用之一是建立农业教育体系，传播农业技术。发达国家的农业协会和农业教育都非常出色，对推广农业新技术和传播农业科技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欧洲如此，美国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美国到1819年底已经有100多个农业协会在进行农技推广活动，它们对1820～1830年间铁犁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协会一般由私人团体组织，州政府给予一定资助，但联邦政府很少重视。农业教育方面，美国借助于高校经常性地举办农业讲座，并建立农业学校。1822年缅因州成立第一所农业专科学校;1843年，阿姆赫斯特学院开设农业课程;1857年，密歇根州建立了第一所州立农业高等学校;随后费城农业大学、马里兰农学院、纽约州立农学院先后成立。德国的农业教育比美国要晚一些，于1862年举办第一次农业讲座，1881年设立第一所农业大学。1900～1914年德国各类农业补习学校达到2 000所。此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还兴办了各种农业杂志，以推广农业技术。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是比较顺利的，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参见表13-1。
表13-1 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份额的变化
续表
资料来源: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第三节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与产业革命之间的关系
一、产业革命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产业革命前夕，最发达的社会也有75%～80%的人口从事农业。1688年，英国劳动人口中有75%从事农业;法国在1700年左右还有80%～85%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1754年芬兰有82%的劳动力务农。[10]表13-2给出了部分发达国家最早调查的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
对于发达国家在产业革命之前是否发生了农业革命，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原因是农业生产率的变化非常慢，是渐进的，不像后来的产业革命那样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是，农业人均产量的增加是实实在在的。保罗·贝罗奇称之为农业革命，并划出了各国农业革命的时间段:英国为1690～1700年，法国为1750～1760年，美国为1760～1770年，瑞士为1780～1790年，德国、丹麦为1790～1800年，奥地利、意大利、瑞典为1820～1830年，俄国、西班牙为1860～1870年。[11]
表13-2 部分发达国家最早调查的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
资料来源: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75页。
西欧的农业在17世纪之前几乎是停滞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极其缓慢，而且进步与倒退交替进行。粮食消费几乎全部来自于植物，来自于动物的热量很少。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考虑到只有15%～25%的非劳动力人口，再考虑到产品的分配不是绝对平均的，那么农业劳动者的平均食物产量除供自己全家消费外，只有20%～30%的剩余。这就意味着，只要农业产量因为天灾而减少25%，就会带来饥荒。因此，周期性的口粮危机在传统社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1600～180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有所增长，虽然没有确切可信的数字，但是饥荒的减少可以证明。以英国为例，17世纪之前，英国每个世纪平均遭受12次饥荒，17世纪遭受4次，18世纪遭受5次，19世纪只遭受1次(1812年)。这足以证实，从17世纪开始，欧洲农业进步是在加速进行的。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在1750年之前就开始了，因为整个17世纪英国谷物出口数量很少，从1700年开始谷物和面粉的出口大幅度上升，到1750年达到20万吨，按当时的英国人口，人均出口了30公斤。推算起来，这些出口占了英国粮食总需要量的13%。而且，同时期其他出口并没有减少，这说明谷物的出口不是替代其他出口的[12]。英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在1700年左右开始加速，1700～175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总共提高了25%。1700～1800年，英国每个农业工人的产量提高了约100%。法国1751～1803年和1804～1812年每个男性农业工人的最终产品增加了24%，而1803～1812年和1855～1864年增加了38%。
到产业革命前夕，欧洲发达社会已经将粮食生产能力的剩余由15%提高到大约50%或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饥荒就不再可怕。正是有了粮食的剩余，一个社会才会转移出一些劳动力从事工商业，对多余的农产品进行加工。
到了19世纪，欧洲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虽然增长率因时期和国家而异，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增长率低于0.5%，也没有超过2%。到20世纪中叶之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大大加速，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5%。[13]
二、农业发展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具改善增加了对工业生产的需求。农具从用木材变成用铁作为原料显然是农业领域的重大进步，但这有赖于工业生产的进步。因为耕地面积扩大，休耕地变成轮耕地，对农具的使用大大增加，从而也增加了对铁的需求，从需求方面促进了冶铁业技术改进和生产扩张。当时的英国发明了用煤代替木材作为燃料的冶铁新技术。冶铁业的发展开启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
钢铁业的发展也完全有可能是由其他工业部门扩张带来的需求增加而引起的，但是在英国，其最早的发展却是和农业及农具的改进有关，法国也是如此。1824年，英国的公共铁路尚未建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30%，而它的冶铁工业生产的生铁却达到了55万吨，是1700年全世界数字的5倍，是英国自己在1720年产量的20倍。在法国，1828～1841年铁路建设所用的铁，只占铁的总产量的2%。1720～1760年铁的消费量从4.1万吨增加到6.3万吨，增加了50%以上，但人口只增长了大约10%。这段时间英国船舶制造业的产量增加不到20%，同时因为蒸汽机的出现而消费的铁的数量为1 500吨，不到总消费量的0.1%。[14]这表明，对铁的需求主要不是来自工业。
事实上产业革命前的冶铁业的发展是因为农业新技术的引进促成的。从休耕制转化为轮耕制，对农用工具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根据当时转化之前的休耕年数判断，英国的可耕地面积在轮耕之后增加了45%。可耕地的增加，引起对农用工具需求的等量增加，并进一步导致对铁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尽管冶铁业在产业革命中不如棉纺织业那么活跃，但是冶铁业的发展是整个产业革命的关键。它引发了煤炭开采业的发展，也为生产现代的各类机械做出了有益贡献。
第二，农业生产为产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产业革命之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绝大部分财富来自于农业。在产业革命的初期，也缺乏外来资金。因此，来自于农业领域的剩余就成为产业革命初始资金的主要来源。以英国为例，在圈地运动期间，农村的银行逐渐发展起来，起到了把农村的游资聚积起来向工业投资的作用。英格兰西南部、中部和东南部农村的游资就通过当时的银行体系转向西北部工业区。另外，当时的企业主也多来自农村中的富裕农民和贵族，利用积累起来的资金投资于工商业。法国也是如此。产业革命首先是从纺织业发展起来的，但是纺织业的前身是农户的家庭副业，最初的纺织业处在家庭手工工场状态，遍布在农村各个地区。德意志的容克地主也是把来自于农业的资金转向工业的。
第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土地制度的资本主义化造就了大量的自由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工业，而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也不得不进入城市，从而为发展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农民强行驱赶到城市工业中，法国的小土地所有制使得农民眷恋土地，前者促进了产业革命的进程，而后者是法国工业发展速度不快的原因。
第四，农业的进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促进了工业化的推进。在供给方面，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和其他初级产品，如德国的甜菜和马铃薯、法国的葡萄、英国和德国的棉花等。以棉花为例，其纤维特别适合于机械化处理，因此大大推动了棉纺织行业的发展。要知道，对于欧洲的气候而言，棉纺织品是非常重要的商品。这样，在1840年前后，英国纺织业就业人数占了工业就业人数的75%，其中有一半是棉纺织业。在需求市场上，一方面，农业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增加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对农具、农用机械、农用建筑材料、农业水利设施和化肥等提出了要求，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这样，在工业化初期，农业耕地对铁制犁铧的需求就带动了冶铁业的发展。我们还注意到，1850年前的法国，每一次农业歉收总是伴随着一次工业危机——这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依赖。
因为上述原因，发达国家早期产业革命中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表13-3和表13-4的数字证实了这一点，表13-3反映了各个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的高低，表13-4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程度。大致而言，农业生产率高的国家也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如果动态地看，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相关性会更大:农业生产率提高快的国家，其工业化程度也更快。
表13-3 部分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指标
(以每个农业男工每年净生产1 000万卡植物性热量为100)
资料来源: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79页。
表13-4 部分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排名
注:有括号连接的国家表明位次并列。
资料来源: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79页。
三、土地制度的改革
1.农业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在圈地运动之前，西欧的土地制度是非常分散的，分散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引进新的农业技术，比方说，在利用牛力牵引重犁耕地时，或者是采用轮耕制时，大块的田地集中耕种会更有效率。到18世纪，欧洲的农村人口增加很快，田地所有制越来越细分。当时罗马法中的继承制度允许继承人平均分配土地，进一步强化了农场土地的细分。18世纪的英国，由于技术改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农用土地地租上涨，地主阶级开始谋求土地集中，由此引发了田地合并和圈地运动。同时，在北欧地区，人口增加一方面导致田地细分，另一方面产生改进农业技术以缓解粮食供给压力的强烈需求。改进农业技术的要求和英国圈地运动的影响使得北欧国家也出现了圈地运动。德国北部地区和其他部分地区也进行了成功的田地合并运动。但在比利时和法国，这个运动就没有进行下去。
要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机械化农业技术，土地必须合理布局，尤其是应该有大规模的土地经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早已通过圈地运动和土地合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小农场仍然是严重细分的。严重细分的原因和继承人有权自由分配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的法律有关。
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除了上面所述土地经营的规模大小影响工业化外，农业土地制度的转换——从封建生产关系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产业革命之前，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都被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其中英国和法国的农业土地制度的改变有非常相似之处。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土地都归国王、教会和世袭的封建领主所有，而直接生产的农民没有土地占有权，只负责在土地上生产并依据自己的地位而对封建领主承担各种义务如劳役或税赋。虽然英国与法国在土地经营规模上有区别，但在生产关系上都转向资本主义。
2.英国圈地运动过程中的土地集中与封建关系的部分废除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前，从15世纪末期开始了圈地运动，经过整个16世纪，以前的封建领主、教会等所拥有的土地已经部分地转移到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富有的市民阶层、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和富裕的农民手上。17世纪30～4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实施宗教改革，剥夺了修道院和寺院的田产，这些田产转移到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中，但教会田产仍然以个人名义保留了下来。法国的土地制度在这段时期也有类似的变化。当然，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并非是有意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是国家或者出于财政考虑，或者出于政治考虑所采取措施的无意结果。慢慢地，封建性质的土地所有权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财产。例如，在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以国王为中心和以议会为中心形成两个敌对阵营，前者代表了封建保守力量，后者获得了城市资产阶级、新贵族、农场主和手工业者、商人等的支持。当后者力量在革命中获胜后，于1743年通过法令没收了国王、王室和国王支持阵营的地产，1746年再没收神职人员如大主教和主教等的地产。没收的土地在随后的几年里因为战争引起的财政困难而被拍卖，以筹措战争经费。但是土地的拍卖规则使得中小农户无力一次支付定量的土地款项，因而土地通过拍卖被转移到富人和资产阶级手中。例如，现存的一份购买材料表明，在138人的购买者中，资产者有70人，占50.2%;中小农民只有5人，占3.62%。[15]
英国革命只废除了部分封建义务，而法国是彻底废除。在英国革命之前，封建关系是两层的，一方面土地的骑士领主对王朝服兵役，同时领地的农民对领主承担各项封建义务如税赋和劳役。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解除了封建领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使封建领主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贵族，土地变成新贵族自由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土地，可以任意转让。但是，土地上的直接生产者仍然负有各项义务。这一过程加速了小农阶级的消亡。
3.法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与封建关系解体
法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法与英国类似，但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先后没收了教会的田产和流亡贵族的田产，然后拍卖给农民以筹措财政经费。只是法国的拍卖规则对中小土地所有者没有设置过大的限制，比方说曾经将土地分块出售，就算是整块出售，也允许农民集体购买然后再分割。由此，小农场主、磨坊主等农村小资产阶级获得了很多土地。结果在法国大革命后，法国自耕农的人数大大增加。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更为彻底，其对土地制度的影响也是如此。英国彻底消灭了小农土地所有制，而法国强化了小农土地所有制。结果，在英国，土地所有权和劳动相分离;在法国，土地所有权和劳动仍然结合在一起成为小资产阶级。另外，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农民对封建领主的各项封建义务被一律废除，而不像英国那样是被部分废除的。
4.德国的大农业与容克地主的形成
在德国，德意志帝国统一德国之前，各个邦的农业各不相同。西北部为富农阶级，农场规模较大。南部和西南部受法国土地制度影响，以中农和小农为主。在德国农村确立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而是由德国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完成的。1807～1808年普鲁士颁布《十月敕令》和其他一些法令，废除所有庄园的农奴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同时允许地产自由流通、转让。这就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的封建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克地主变成容克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也获得人身自由。这段时期的改革由斯太因主持，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随后哈登贝格又颁布新的农业法，允许农民以赎买的形式解除封建义务，获得土地。此后到19世纪中期，一些农民变成土地的所有者，成为中农或小农;一些无力或无权赎买封建义务的小农和佃农渐渐变成以长工或日工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力，使得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至此，容克的土地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财产，再通过土地集中形成了大庄园，无地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给庄园，这些大庄园通过雇佣劳动力耕作生产面向市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农产品。这种容克庄园经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除了容克地主和自由的农业劳动力外，德国还存在着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农。
德国的土地制度改革造就了大农业。19世纪60年代，德国小农户占总农户数量的比例为71.4%，但拥有的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9%;反之，容克地主和非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28.6%，却占有了91%的耕地。土地制度的改革导致德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1860年德国男劳动力生产的农作物在世界只位居第六位，到1870年分别相当于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75%、65%、43%和35%。而到了1919年时，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16]
5.美国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建立
美国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建立就要简单明快得多。因为是新大陆的缘故，美国本来就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且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在美国独立之后，西部诸州的土地移交给邦联政府成为国有;随后在向西扩张中，国有土地进一步增加。到19世纪初期，美国国有土地面积占美国国土面积的75%，而且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随后从1785年开始，美国的国有土地进入私有化的过程。1785年的土地法令允许出售西部国有土地，尽管售价限制了普通移民劳动者的购买，但确定了自由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随后的一系列法令进一步降低了售价和起售面积，使得普通移民有能力购买，从而建立起小农的土地私有制，而后小农逐渐演变成农场主。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进一步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让普通的美国民众可以免费获取160英亩的西部土地，这一法令开启了西进运动，使得小农土地所有制在美国完全建立起来。其后，小农再不断分化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
以上所述为北部土地私有化过程，美国南部的情况与此不同。美国南北战争前，南部地区为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尽管是奴隶制，但抛开这一点，种植园生产关系本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美国南北战争后，种植园慢慢分化演变成农场。
第四节 两类国家农业发展比较及其启示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是同步的，而且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那么这些经验是否适用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呢?我们以拉丁美洲诸国和东亚地区为例加以说明。
一、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1.发达国家早期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重要性的比较
正如第一节的相关理论所提到的，农业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市场、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外汇。从发达国家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来看，农业发展与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它确实在市场、劳动力、产品和资本方面起到了支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是没有做出外汇贡献。那么这些经验对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呢?
讨论发达国家早期农业发展的经验是否有借鉴意义，必须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同。对发达国家而言，在其早期发展历程中，国际分工正在形成之中，尚不存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发达经济，而且各个国家处在竞争的环境之中，因而农业所提供的市场、劳动力和资本贡献尤其重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处在一个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成型、发达国家主宰国际分工的环境之中，农业的地位可能与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有所不同。
就农业的资本贡献而言，由于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资本，农业的资本贡献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中或许比在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地位更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要进行工业化，同发达国家早期一样，必须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固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获取，但如果有自己的资本积累无论如何会更好一些。
就农业的外汇贡献而言，在国际分工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资本品用于发展本国的制造业，所需外汇主要来自于农业:或者是直接的农产品出口，如同巴西和哥伦比亚;或者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后再出口。
就农业的产品贡献而言，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非常倚重。一方面，必须为国内众多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要为本国的制造业供应充足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
但是，尽管农业的地位重要，农业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并不理想，表13-5的数据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落后。
表13-5 发展中国家各地区粮食和农业生产率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296页。
2.农业发展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实际促进作用:拉美与东亚的例子
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大部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除外)在农业生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二者区别是前者地多人少，后者地少人多。例如，1994～1996年墨西哥、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这几个主要拉丁美洲国家人均耕地分别为0.27公顷、0.28公顷、0.32公顷、0.72公顷，而东亚地区除泰国人均可耕地达到0.29公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均不足0.1公顷。[17]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地区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是持续下降的，这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
这些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第一，加强粮食自给率(阿根廷和泰国除外)。例如印度尼西亚在独立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自给有余。第二，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工业化提供原料，促成了加工业的发展。例如泰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积极推行了农产品工业化的战略，其制糖、食品加工工业等发展极为迅速。阿根廷大力发展农牧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农牧产品的深加工工业，其食品加工、榨油、乳制品、葡萄酒、制糖、制革和棉毛纺织等工业都发展很快。第三，农业部门是这些地区重要的出口创汇的来源。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咖啡、阿根廷的小麦、智利的水果、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泰国的大米在各国的出口中都占极大比重，在世界市场上也享有盛名。第四，在发展农业出口创汇的同时，这些地区也积极改善农业的产品结构，改变单一农产品出口的格局。它们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了非传统的农产品出口，例如巴西减少对咖啡和可可等传统作物的出口比重，大力发展大豆种植业，增加大豆生产和出口。马来西亚的传统农林产品是橡胶，其独立时，其橡胶园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5%，橡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5%，橡胶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60%～75%。后来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和扶植棕榈油的生产和出口，使这宗产品也成为外汇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这些地区，农业发展对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国内或本土市场，为工业产品提供了主要的原材料和其他初级产品，为工业化需要的资本提供了外汇收入。在东亚地区，由于人口众多，国内对消费品的需求非常旺盛;由于农业发展也很迅速，对工业制造出来的生产资料需求非常多。因此，这些地区在发展初期都发展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在拉丁美洲地区，地广人稀加上农业条件优越使得农产品出口为当地经济发展挣来了大量外汇收入，这就使得这些地区一直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进行到70年代，而没有早一点开展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3.农业发展战略:东亚地区的成功与拉美国家早期的失误
由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所证实了的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当今发展中国家中有正反两面的例子加以佐证:拉丁美洲在发展初期的重工轻农和东亚地区的工农业并重发展。
拉丁美洲地区的农业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不被重视的。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农业发展深受拉美简介委员会的发展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并不关注农业发展，甚至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为了开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它们举全国之力投资于工业。为了获取资本，人为地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形成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结果是农业发展非常缓慢，滞后于工业的发展，甚至连粮食生产都受到打击，食品短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造成了农村地区的贫困，而且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赶至城市，又加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这种发展带来的后果是:第一，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例如，1950～1975年的25年间，拉美地区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8%，而农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6%。其中巴西在1966～1974年工业部门年均增长率高达11.4%，而农业仅为3.3%。第二，拉美地区农业部门的内部结构在发展过程中比例失调，农产品生产种类过于单一，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出口创汇的大宗产品上，而供应本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非常短缺。以巴西为例，1969～1975年出口的农作物的产值和供应国内的农作物的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8%和1.5%。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出口日益增加，但粮食短缺越来越严重。1960～1975年拉丁美洲地区人均粮食年增长幅度仅为0.4%，不得不依靠进口粮食供应国内市场。[18]第三，由于农业发展长期受到忽视，拉美地区的农业以粗放经营为主，集约化程度、单位面积和劳动生产率都非常低。拉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该地区工业部门，许多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不仅比发达国家低，也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低。到20世纪70年代初，拉丁美洲地区的农业人均产值仅为该地区其他部门的1/6。
拉美地区农业发展的滞后大大地制约了工业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拉美国家才认识到农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它们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促进农业的发展，并起到了效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拉美的农业生产就开始恢复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尽管拉美大部分国家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但农业所受波及较少。1980～1985年拉美GDP年均仅增长0.5%，而且主要来自于农业。这段时期，工业为负增长，工业产值年均减少0.6%;农业则增长较快，年均增长2.7%。[19]
与拉美诸国相比，东亚地区对农业发展总体上都要重视一些，尽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初期走了些许弯路。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经济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泰国在经济发展中也是工农业并重的，并且特别注重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农业实用技术。
但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却在20世纪50～60年代采取了牺牲农业推动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是这两个本来盛产粮食的国家反而出现了粮食短缺，大米供应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耗费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不仅如此，农业发展不足导致这两个国家还需要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发展国内的加工业;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村贫困现象也开始出现，制约了国内工业品市场的扩大。
从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开始重视农业发展，重点支持粮食生产，解决本国粮食自给自足问题，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如椰子、甘蔗、麻和烟草(菲律宾)，也发展林业和渔业(印度尼西亚)。同时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两个国家还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再出口以增加其附加值。这些措施促进了两国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也为工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换回了大量外汇。
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现代化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现代化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建立在农业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这一规律对当今发展中国家仍然成立。第一，在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中，农业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机械化、化肥使用、物种选育与改良上。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则主要体现在化肥使用和物种改良上，现代生物技术支持了它们的农业现代化。第二，发达国家早期的技术进步路径因各国人地关系不同而有所区别，美国地广人稀，采用了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主要依靠农业机械扩大耕地，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更为集约，更多地依靠使用化肥、育种和精耕细作，促成了单位面积农产品数量的增加。发展中国家也大致按照相同的原则沿用了这两个技术进步模式。第三，在促进农业推广应用新技术方面，发达国家早期更多地是依靠市场和民间力量，政府所起的作用相对要少一些。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更为积极地介入了进来。
拉美地区和东亚地区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是不一样的。拉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人口相对较少。因此，这些地区更多地是采取了粗放式生产方式，通过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农业产量和提高农业人均产量。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拉美地区全面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大范围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广泛地开展了农业水利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许多拉美国家纷纷进行了建立在生物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绿色革命”，进一步推动了拉美地区的农业发展，尤其是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当然，拉美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在各个国家之间并不是平衡进行的。其中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其农业现代化程度也要高一些。例如，1994年这几个国家拥有的农用拖拉机数量占拉丁美洲的78.5%，化肥使用量则占72%。[20]此外，拉美各国内部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的不同，其农业现代化进程也是不一样的，往往平原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一些，而山区则要低一些，甚至还处在传统农业之中。
东亚地区与拉美地区不同，人口密度大，因而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之一。地少人多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农业以集约耕种为主，更注重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所以这个地区非常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和拉美地区一样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积极投身到“绿色革命”之中，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高产农作物的生产。其中菲律宾是亚洲绿色革命的领头羊，其于1960年成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培养了多种优良水稻品种，为水稻种植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土地制度改革
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导向的农业土地制度改革是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土地改革具体路径的不同影响了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如前所述，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土地制度的建立进程有所区别，土地制度的具体特点也各不相同，由此影响了它们各自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德国和美国的大土地所有制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而法国的小农土地制度致使农业经营过于分散，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在当今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工业经济的拉美地区和东亚地区在土地改革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并对各自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同的影响，既有限制的，也有促进的。
拉美地区的土地制度一直是大庄园制。20世纪6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计划改变这种制度，将大庄园制加以分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例如对私人占地规定最高限额，超限部分由政府赎买或征收然后转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机构;或者是征用外国公司或大庄园的闲置土地，交由无地农民耕种;或是直接把土地收归国有，由国营农场或合作社经营。显然，这种改革措施毫无疑问地会遭到当事人的反对，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最终不了了之。到20世纪70年代重新分配的土地不到应征用土地的15%，受益农户只有22%左右。[21]
迄今为止，拉美地区在土地制度上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并形成了拉美地区特有的二元农业结构:一方面，高度集中的大庄园从原来的封建性质的地产逐渐演变成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地产，雇佣大量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户作为农业工人，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大量小农户占有少量的土地，在传统农业框架下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以巴西为例，巴西并未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其大庄园制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农产品从20世纪初期起就一直面向国际市场，而且巴西的农业生产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来源。但是，巴西一方面大庄园占有大片土地，其中不乏闲置土地或处于荒芜之中;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却又无地或少地。这种土地制度是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东亚地区的土地制度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与拉美地区截然不同。20世纪上半叶，东亚的土地制度属于封建生产关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纷纷进行了土地改革，其中以韩国和中国台湾较为彻底，并取得了成功，使得土地制度支持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化。这两个地区最终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目标:中等以上的地主基本被消失，农村中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这种小农所有制结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稳定了社会，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四、结论
通过对比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发展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总体上是正确的。无论是对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与农业的现代化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都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上面还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从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看，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农业对本国工业化的原材料贡献、粮食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尽管存在着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但如果从外部进口，就要占用大量有用的外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生产毕竟具有比较优势，尽管农业产品的贸易条件不好，从动态的角度考虑，农业生产不可能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但这只是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国际分工中专业化生产农产品，而不是要求连国内市场也要借助于从国外进口农产品。要节省外汇或者是获取外汇，必须先发展本国农业;制造业要获得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也必须发展农业。通过农业发展，为本国人口提供充足而廉价的粮食，既保证了制造业的低劳动成本，也保持了国内社会稳定。
第二，应该把农业发展看做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重视，而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农业的发展应该和工业发展并重。美国虽然是高度工业化的，但是其农业生产同样很先进。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都是农业大国，但并不影响它们的工业化水平。
第三，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不需要固守成规，而应该根据本国要素相对充裕程度、根据人地关系来确定。如美国和拉美地区，采用相对粗放式的生产未尝不可;但若采取机械化生产和增加单位面积农业产量则更为可取。欧洲诸国或东亚地区，集约化生产最为合适，通过化肥、育种、精耕细作增加人均农业产量更为必要。
第四，要发展农业和稳定社会，必须建立合理的农业土地制度，使它和现代生产关系相适应。农业土地制度的改革，既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如英国圈地运动，虽然为城市工业强制性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地位极为悲惨，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拉美地区大庄园制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祸首之一，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相对而言，法国的土地制度演进就要温和许多，东亚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也比较成功。
第五，在发展农业方面，政府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市场导向的，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上。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应该规划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政府尤其应该做到的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信贷和税收支持，兴建农业水利设施，鼓励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等。这是因为，农业市场本来就不够完善，传统农业仍然左右着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而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却回报率低，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且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等。因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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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UTTAN V W.Structural retard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French agriculture:a skeptical view［J］．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3，38．
【注释】
[1]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583页。
[2]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587页。
[3]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9～80页。
[4]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07页。
[5]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11页。
[6]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7]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8]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9]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0]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75页。
[11]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68页。
[12]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68页。
[13]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65页。
[14]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392～393页。
[15]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6]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中文版，第82页。
[17]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204页。
[18]江时学:《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9]江时学:《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0]江时学:《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21]江时学:《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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