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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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经济学把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现象称为“人口流动”，并且对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研究。本章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及人口流动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进行对比分析。

考察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会观察到一种现象，这就是，经济发展过程除了伴随着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之外，还有一个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过程与之相伴随;而当我们对各国城市化的过程加以考察时，我们观察到的另一种重要现象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发展经济学把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现象称为“人口流动”(migration)，并且对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研究。

本章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及人口流动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进行对比分析。第一节概述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第二节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行比较;第三节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进行比较;第四节为这一章的结论部分。

第一节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城市化通常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市中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城市化过程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主要指农村)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主要指城市中的制造业部门)，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由此出发，他们把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领域加以考察。本节首先概述发展经济学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然后概述有关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及其新进展。

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在国际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由F.佩鲁提出的“增长极”(growth poles)理论以及近年来由克鲁格曼(Krugman，Paul)、藤田昌久(Fujita，Masahisa)、维纳布尔斯(Venebles，A.J.)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被公认为研究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

1.“增长极”理论

法国发展经济学家F.佩鲁于1955年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他的这一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某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向大城市或某一地区聚集，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收益，并且通过大城市或某一地区的自身增长而对临近广大区域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的“增长极”，进而通过形成了“增长极”的城市或地区的优先增长来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

F.佩鲁指出，他的“增长极”理论是以“支配学说”或“不平等动力学”为基础的。他把社会看成一个异质的集合体。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社会内部各个团体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即“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支配作用”产生于历史的、偶然的原因，或者产生于结构与制度方面的因素。如果某一经济单位(如某一城市)处于较为重要的地区，而且在规模上达到较大程度使之足以影响商品交换的条件，该经济单位(如某一城市)就可以成为“支配单位”。“支配单位”可以是城市、地区、国家，也可以是企业、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支配作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大企业对小企业、工业对农业、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等，都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支配单位”起主导作用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动态过程。

F.佩鲁进一步论述了“增长极”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增长极”具有“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具体而言，这两种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位于“增长极”中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从其他地区或部门将最新的技术和人才吸引过来;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对其他地区产生技术影响。第二，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增长极”内部一般拥有大量资本和生产能力，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可以从所在地区或其他地区和部门吸引与集中大量的资本，从事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向其他地区和部门输出大量资本，通过支持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发展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对原材料、农产品、半成品等方面的需要)。第三，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增长极”中的企业或行业一般都有生产集中和规模庞大的特征，因而可以形成规模经济。这类规模经济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增加自身的获利能力而形成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另一个是由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贸易、金融、信息等服务部门的建立，人才的相互利用等，使得各个部门和各地区共同受益，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成本，由此产生了外部经济效应。第四，形成“集聚经济”(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增长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进而产生了“城市化趋向”，并形成“经济区域”。这些大城市或“经济区域”往往是生产、贸易、金融、信息、交通运输的中心，可以产生“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形成经济、技术“网络”，从而发挥吸引或扩散的效应，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

2.“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兴起而诞生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就是“新经济地理学”。由于这门新学科同其他三门新学科一样，使用能包纳递增收益的分析工具，又由于包括“新增长理论”在内的新理论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起了直接催生的作用，更由于“新经济地理学”探讨的是早年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所使用的是早年发展经济学使用的概念，因此当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将“新增长理论”看做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也把被它催生出来的“新经济地理学”一并作为发展经济学新进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P.克鲁格曼、藤田昌久、A.J.维纳布尔斯三人。鉴于近年来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的著述太多，我们不可能一一评述。这里仅以他们三人在其代表性论文和著作中勾勒出来的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思路做一个概述。

P.克鲁格曼在他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新经济地理学”要回答的是有关“区位”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以及在何时制造业只会集中在几个地区，而使其他地区处在不发达状态?他在考虑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制造业在地理上集中的简单模型。他认为，20世纪初A.马歇尔在有关行业区位的例子中对外部经济概念进行了最初的表述，随后人们根据A.马歇尔的表述确定了区位存在的三点理由，即由工人聚集将形成集中的劳动力市场，行业集中有利于作为非贸易品的特定投入品的生产，信息外溢能够使集聚在一起的厂商产生某种比孤立的厂商更好的生产函数。P.克鲁格曼觉得，他的思路不同于传统解释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提出某一特定行业为什么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这类问题，而是提出为什么制造业一般总是最终会集中在一国的某一地区或某几个区域，剩下的区域则扮演着向制造业“中心”提供农产品的“外围”角色。他的假设是，在有些场合下导致中心—外围模式出现的外部性是货币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要么同需求相联系，要么同供给相联系，但它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货币外部性不具有福利含义，也不会导致某种动态过程。

近年来，人们关注的是，当存在不完全竞争和递增收益时，货币外部性就显得重要了。他举例说，设想一个存在着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的国家，农业生产以规模收益不变为特征，而且密集性地使用固定的土地。这种生产在地理上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将由外生的、合适土地的分配来决定。制造业则以规模收益递增和适度使用土地为特征。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制造业将在哪里从事生产? P.克鲁格曼的回答是:制造业生产倾向于朝存在着大规模市场的地方集中，而在制造业市场集中的地方，市场注定会是很大的。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循环推理，其实不然。他写道，如果制造业只能雇佣很少一部分人口并只能引致少量需求的话，那么制造业集中便无关紧要;但如果一个社会把收入中的更大比重支付在非农产品和劳务上，或者如果出现了工厂制而且伴随着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或者如果运河、铁路以及小轿车最终降低运输成本等，那么那种将生产与土地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将中断。由此，将会有更多的人口被吸引去从事更大规模的生产，这种生产以牺牲在一开始就从事较小规模生产的地区为代价。该过程会自我持续下去，直到全部非农村人口集中到少数地区时为止。

P.克鲁格曼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参数中发生的小的变动将对经济中实质性行为产生大的效应。也就是说，当某些数值(如运输成本、规模经济、支出中的非农产品份额等)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人口就将开始聚集，地区间差异就会拉大;而且该过程一旦开始就将持续进行下去。在他看来，若考虑到地理学上的细节就能更好地理解初始条件的重要性。

在1995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P.克鲁格曼指出，近年来在经济学界，有关地区和城市发展问题的兴趣再度复兴。这一复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少学者建立了城市化和区域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模型，其中不少模型的建立以最初在“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中使用的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方法为依据;另一方面出现了一股从事经验研究的新浪潮，这股浪潮探讨了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模式，以便探寻外部经济、宏观经济调节以及总量经济其他方面的实质。他特别提到，“新经济地理学”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为相关。何以如此?他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特别是在墨西哥城、圣保罗出现了非常大规模的城市集聚现象被人们广泛认为是一道难题。当然，乡—城人口流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其中不少人认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乡—城人口流动的速度过快。尽管没有人能够宣布他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的出现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但许多观察家们还是相信肯定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这些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穷国大城市所提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比西方国家的问题要大得多。第二，同有关城市化和大都市增长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不平衡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大城市的区域同时也会在人均收入方面比其他地区更富裕。在一国内部存在的中心—外围模式问题不仅是经济与社会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第三，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激进的政策变动，有可能会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也许需要而且能够被事先预见到。从这三点理由出发，下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程度上这些分析城市和地区发展的新工具能够被用于发展中国家?P.克鲁格曼对此所做的回答是:把脱胎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特定方法作为一面透镜，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地区不平衡进行考察。在这篇论文中，他着重论述了集聚因素和扩散因素之间的冲突决定城市规模的方式。这一冲突的含义通过对某个特定问题的考察而被描述了出来，这个问题是贸易政策是如何对那些拥有非常大的城市的发展中国家的趋向施加影响的。此外，他还对政府集权以及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形式进行了探讨。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因素在决定城市的结构方面可能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藤田昌久、P.克鲁格曼、A.J.维纳布尔斯三人于1999年合作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这部著作被公认为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领军人物的代表作，它实际上是他们三人近年在重要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10多篇论文汇编而成的。他们在书中写道，经济地理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及其原因。然而，这门学科一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置于边缘的地位。直到最近几年，有两件事情重新激起人们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一件是人们开始关注欧洲经济一体化，并且留心美国内部的区域经济问题;另一件是用于分析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建模技巧日趋成熟，使得研究经济地理的关键性技术障碍已被消除。这个关键性障碍就是在讨论区域和城市发展问题时，回避不了收益递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关键性突破终于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实现了，其突出的实例就是A.迪克西特和J.E.斯蒂格利茨将E.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加以数学形式化，因而“第一次在伴随着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建立了容易处理的竞争模型”^[1]。

藤田昌久、P.克鲁格曼、A.J.维纳布尔斯明确地指出，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所完成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在他们看来，该模型对于新地理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把递增收益的源泉模型化并把它用来分析空间集中。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地理需要解释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中现象，包括制造业带和农业带(manufacturing belt and farm belt)之间的区别，城市的存在以及产业集聚的作用等，而这类现象都来源于某种形式的集聚经济，因此该模型有助于探讨在某种集聚经济中，空间集中为什么能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从而使集中进一步加剧的过程。

他们在此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为什么会持续下去?这种空间所创造的优势得以维持的充分条件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当不存在空间集中时，某个对称均衡(a symmetric equilibrium)何时会变得不稳定?在何种条件下，区位间的微小差异会随着时间推移如滚雪球似地变成更大的差异，以至于使得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的对称状态被自发地打破?他们用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和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之间的平衡来解释。前者指的是促成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力量，后者指的是与空间集中背道而驰的力量。但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在本质上不完全相同，第一个问题讨论的是某种状态是否处在均衡状态，第二个问题讨论的是某个均衡是否稳定。他们觉得，在这部著作中，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取得了两点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即便借助于电脑也很难通过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来分析全球行为，但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通常可以简化为封闭式的表达式(closed-form expressions)。也就是说，可以清晰地把有关“支撑点”(sustain point)和“突变点”(break point)的公式推导出来。集聚经济通过“支撑点”而得以产生，而“突变点”旨在说明非集聚经济是不稳定的。有关“支撑点”和“突变点”的表达式明确地显示了由A.赫尔希曼所提出的“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与“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在创造和维持空间集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个发现是如果对相关变量进行恰当的重新界定，就能从一系列看起来迥然不同的模型中推导出有关“支撑点”和“突变点”的相同的表达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创立了一个比任何特定模型的涵盖面还要更大的空间集中理论，即一种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思路中，把一些不同的模型看做特殊案例的理论”^[2]。

二、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提出农村剩余劳动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能够加速经济发展的人口流动模型以来，有关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曾经是发展经济学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人口流动理论一度沉寂了下来，但从80年代末以来，劳动流动理论再一次由冷转热。除了对传统的经典模型加以推进之外，人们更关注劳动力流动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关注劳动力流动与失业并存、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等。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界通常把“人口流动”区分为“国内人口流动”和“国际人口流动”两种情况。本章的侧重点在于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乡—城人口流动”，我们不打算从理论和历史比较的角度专门对“国际人口流动”展开分析，而只是必要时在相关内容中有所涉及。

1.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流动理论

1954年W.A.刘易斯在他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以剩余劳动无限供给为前提以二元结构为特征的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他假设不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农村部门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城市部门的工资只要略高于农村固定的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就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寻求工作，直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为止。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经济得到了发展。

G.拉尼斯与费景汉继承和推进了刘易斯模型，他们的模型与刘易斯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更清晰地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表述了出来。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一些缺陷，如重视农业本身的发展、把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同等地视为提高生产率的两个途径、强调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应当偏向劳动。

D.W.乔根森对刘易斯的二元发展模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表示怀疑，他于1961年建立了一个新古典式的二元经济模型，讨论工业部门的发展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增长。他也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但不同之处在于，D.W.乔根森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和农业与工业工资均为固定的假设。他认为，两个部门的工资都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所以工资水平是上升的。他还内生化了人口因素，假定人口增长由经济增长所决定，经济增长不会超过人口增长所允许的限度，于是剩余劳动始终不会出现;加上人口增长有其生理上限，一旦为人口增长所允许的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时，就会出现农业剩余并带来增长。尽管该模型更注重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但它仍然忽略了城市失业问题。

1970年，M.P.托达罗与J.R.哈里斯建立的模型(简称为托达罗模型)尝试在新古典框架内为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流动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该模型认为，潜在的迁徙者对预期收益的估计是他们迁徙决策的主要因素，而这种估计同时依赖于当前城市工资水平和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他们假设该概率决定于城市失业率。托达罗与哈里斯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或预期收入差距)是迁移动机的主要方面，这一差距越大，迁移倾向就越强烈。托达罗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前提之下，所以该模型并不强调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是侧重于研究如何放慢乡城人口流动的步伐，以缓解城市的失业压力。

1975年，G.S.菲尔茨(Fields，G.S.)对托达罗模型做了改进，增加了除预期收益之外的决定城市失业率的其他因素，这包括:第一，农村的潜在迁徙者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到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先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临时就业或从事兼职工作，然后再找到正规部门工作的机会;第三，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被雇用的概率更大;第四，劳动力的转换率(turnover)也会对失业率产生影响。G.S.菲尔茨证明了，在考虑了上述因素之后算出的失业率比托达罗模型得出的失业率要低。他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建立有效率的劳动力转换机制可减少失业;第二，让受教育者优先就业在降低城市失业率的同时，使高学历者在正规部门就业有助于提高效率，而部分未受教育者返回农村可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各得其所;第三，小幅度增加就业机会有助于抑制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同时又不鼓励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

2.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口流动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又一次出现了人口流动理论的热潮。新涌现的理论模型除了对托达罗模型做一些改进之外，还把目光投向原先没有涉及的问题，如人口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人口迁徙与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的福利分析、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等。

M.R.古普塔(Gupta，M.R.)1988年发现，由于乡城之间工资差异巨大，所以在托达罗模型中存在三组不同的收入群体，即获得高收入的城市工人、获得相对较低收入但工资率仍然为正值的农村工人、没有任何收入的城市失业工人。劳动者收入显然很不平等，当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同时，不平等就表现在消费上。由于社会福利函数不但可以定义为每一单位资本消费的正函数，也可以定义为消费中不平等程度的负函数，在这一前提下，在城市部门中创造就业机会并不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这是因为城市部门中就业的增加不仅会增加每一单位资本的消费，也会同时使城市失业更加恶化，进而增加消费的不平等。他还发现，即使农村的工资率下降到低于固定的城市工资率时，也会出现城市部门因就业增加而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使之超过工人每一单位资本消费的增量。M.R.古普塔表明，城市中现代部门的扩张既有可能提高基尼系数，也有可能降低基尼系数。

1997年，V.本西温加(Bencivenga，V.)建构了一个同时考察乡城人口流动、失业与增长三者关系的模型。他的模型有三个假设:第一，城市正规部门的生产中使用资本和劳动，而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部门的生产中只使用劳动;第二，假定劳动力是异质的，部分工人拥有更多的技术;第三，假定工人拥有私人信息。模型显示，非正规部门的工人获得相对较低的收入，正规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而言其工资呈上升趋势，引致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但由于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是非充分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所造成的。当逆向选择问题趋于严重时，雇主被迫雇佣比乡城迁徙者更少的劳动力，从而导致城市失业率增加。V.本西温加想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乡城人口流动的存在并不一定隐含着城市正规部门的未来资本—劳动比率会很高，在吸引了太多的迁徙者的情况下，实际资本—劳动比率反倒会下降。他的模型证明了，非充分就业的产生并不像托达罗模型所表述的那样，是外生的工资刚性带来的结果，而是内生地由劳动力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所造成的。非充分就业的出现使城乡工资差异随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因此城市中非充分就业的存在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G.S.菲尔茨于1997年和2005年撰写了两篇论文，再次参与了人口流动问题的讨论。他在1997年的论文中指出，工资对失业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他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模型。他在模型中表明，在最低工资、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传统部门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工资弹性这些变量中，从比较静态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是单向地产生影响的。如果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缺乏弹性，那么城市中限制工资的政策将使失业下降;但如果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无穷大，则限制工资的政策将增加失业。

G.S.菲尔茨2005年发表的论文，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托达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托达罗模型中关于限制现代部门创造就业、鼓励农业发展和在城市中实行限制工资的政策这三项建议是有偏颇的。托达罗模型假设农村发展的成本可以忽略，但农村获得发展之后的确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更好的影响;不过“现代部门创造就业不一定是坏事，失业上升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对福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被高收入的就业数量的增加和贫困人数的减少所带来的正的福利所抵消”^[3]。托达罗模型倡导在现代部门中实行限制工资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有明显的改进。降低工资本身意味着对福利施加了一个负的权重。如果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完全弹性，则不平等将更趋恶化。G.S.菲尔茨对托达罗模型推进的意义在于用洛伦兹曲线对不平等进行了估算，并且用社会福利函数讨论了失业与不平等问题。

G.格罗姆(Glomm，G.)在他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同时批评了托达罗模型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他指出，人口流动在托达罗模型中是一种非均衡现象，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城市迁徙持续了好几十年，这表明托达罗模型未能解释为何工人不断地被吸引到城市;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却是单部门的，没有考虑二元经济中的人口迁徙问题。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迁往城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的转换方式，因此可以用人口流动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在经济中设定了农村与城市两个部门，不断增长的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由农村迁往城市，而产生收入差异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每一个部门中的生产技术是特定的。生产过程要求工人们相互交流与学习，这种交流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比在农村所需要的时间更少。这不仅意味着生产中存在“边干边学”，而且隐含着城市每一单位资本带来的产出增长比农村更大。第二，由于偏好特定，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而低收入弹性将引起农村收入相对于城市收入的下降。此外，鉴于城市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是指工人们的平均人力资本，这意味着农村迁徙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也可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人力资本，因此农村迁徙者的加入并没有使城市中的平均技术水平下降，也没有导致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偏离。通过这个增长与迁移相结合模型，G.格罗姆证明了“城市是增长的引擎”，并得出了“均衡状态下会出现持续地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4]的结论。

R.卢卡斯(Lucas，R.)在他2004年完成的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新迁徙者，其境况看起来比在农村时还差，没有固定工作，居无定所，但为什么这些迁徙者要迁往城市?为什么他们不尝试从事高收入的城市工作?对此，R.卢卡斯从不同的思路进行了解释:城市高工资是高技术水平的反映，高收入的工作对于低技术水平的工人来说望尘莫及。农村劳动力之所以迁往城市是因为城市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好场所，而对这种迁徙行为的回报等于农村的均衡工资。他把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过程联系在一起，并把“城市作为新迁徙者能够积累现代生产技术所需要的技能的场所”^[5]来研究。在他看来，城市化过程是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延伸技术向人力资本延伸技术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无限的增长潜力。他还从时间配置的角度做出了解释，即迁徙者在低技术水平的职位上赚取工资，与此同时积累人力资本，以便增加未来的收益。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外部环境会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高人力资本环境中，把时间配置在人力资本积累上会有更高的回报。他认为，当早期的迁徙者变得更有技能时，更多的无技能的劳动力将会找到更有吸引力的城市工作。城市中新来的迁徙者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以缩小技术上的差距。技术由较早来的迁徙者传递给更多的新来的迁徙者。城市成了让人们面临新的机会和积累新技术的地方。于是，在城市工人和新迁徙者之间形成了某种技术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又不断吸引新的迁移者的传递。当一个工人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时，他将有更多的技术积累，并且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第二节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比较

在本节中，我们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五个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过程同当今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城市化问题进行比较。为了使比较的对象更具有代表性，在进行对比分析时，在发展中国家方面，我们选取了除中国以外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方面都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它们是韩国和巴西。

一、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

我们所考察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是指发达国家从产业革命起步到工业化基本完成这一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由不发达社会向发达社会的转型过程相同步的城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不仅在区位、基础设施、基本规模等方面逐步形成了现代城市的基本格局，而且还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城市化表现为一个人口和其他经济因素向城市聚集，城市又将现代工业文明向乡村地区扩散，使得乡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过程。因此，城市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进步的方向。另外，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是在自发和无序状态下进行的，因而曾走过一段弯路。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我们认为，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1.工业化的完成先于城市化

在主要发达国家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虽然有的国家快一些，如英国和德国，有的国家慢一些，如法国和日本，但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工业化的完成先于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实际上是由工业化所引导的城市化(industrialization-led urbanization)。这里所说的“先于”，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工业化的完成是实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对于当时处在人类历史上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五个国家来说，不完成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就不具备。工业化先于城市化这一共同特征，可以在表14-1观察到。第二，城市化同工业化呈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突出地表现为，在主要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对城市化施加了深刻的影响。例如，英国1801～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的总人口增加了4倍多，其中城市人口增长了9.5倍。产业革命前，经济最发达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产业革命起步之后，在煤、铁矿藏较为集中的西北部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中心，并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全国农村人口开始向这里聚集。此外，工业化过程中地区分布不平衡也造成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1801年，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的人口比是389.5万比471.1万，即1∶1.21，一个世纪之后，两者之比转变为1671.8万比1425.4万，即1∶0.85。需要说明的是，东南地区包括伦敦在内，若撇开伦敦不计，则城市化重心向西北地区倾斜会更加显著^[6]。又如，在德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1871～1910年工业化完成阶段，资源和人口向大城市(柏林、汉堡、不来梅等)与工业发达的省份(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来茵等)聚集，促使这些城市和省份的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全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在工业化期间一跃成为集中了采矿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等重要行业的大工业城市，如杜伊斯堡、埃森、基尔、法兰克福等。此外，德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工业化高潮时期，大城市在不断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与铁路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扩张齐头并进，使得周边几百平方公里的大量小城镇与之连成一片。如柏林在向外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囊括了8个小城镇、56个村庄和29个地主庄园^[7]。

五个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始、完成及城

表14-1　　市化完成的标志性年代(年份)

资料来源:部分数据根据第一章至第五章相关内容整理，另一部分数据分别取自如下统计集或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0、182、423页;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77～80页。

英国和德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而大城市又向外扩散的现象，同发展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中对“集聚过程”的描述相吻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作用，某些较早推进工业化的地区，势必促成一些城市中心的产生，从而导致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倾向。由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城市化是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动、部门与行业集聚、人口集中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结果。

2.早期城市化由自发和无序逐渐转变为有序

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由于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时，大批新涌现的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使之不断满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早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化发生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推动着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促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加快了发达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毫无疑问，城市化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潮流。

然而，应当看到，发达国家在早期经济发展阶段走的是一条自发而无序地推进城市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前端，人们看到的是由自发而无序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无穷的苦难和种种社会弊端，如住房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失业与贫困严重等成了早期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在住房条件方面。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住房问题趋于恶化。根据“关于工人阶级住房的皇家委员会”于1885年所做的记载，1801年一所房屋里居住的人数为7.03人，1851年为7.72人，1881年更增加到7.85人^[8]。在法国，拥挤问题在巴黎表现得尤为突出。1811年巴黎人口占全法国城市人口总数的15%，1851年上升到19.5%，1911年进一步增加至28.7%^[9]。在巴黎，由于建造住宅远远赶不上人口猛增的速度，贫穷的迁入者往往住进房租低廉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1813年巴黎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为22 495人，1846年增至30 655人，1856年更增加到34 200人。1841年城内有4个街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万人，有9个街区为7.5万～10万人，有些街区每个居民仅拥有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10]。其次是在卫生状况方面。由于卫生状况恶劣，城市的发病率急剧上升，传染病很容易在城市蔓延。当时流行的主要传染病有霍乱、伤寒、麻疹、猩红热、肺结核、白喉、痢疾及各种婴幼儿疾病。19世纪30～60年代，英国曾发生4次霍乱，共夺去了119 144人的生命，仅1865年第4次霍乱发生时，伦敦就有5 548人丧生^[11]。法国的情况相类似。19世纪末，巴黎有的街区的肺结核年死亡率高达4.86‰，甚至达到5.26‰^[12]。法国城市人口的死亡率一般高于农村人口。1816～1828年城市与农村人口死亡率各自为36‰和23.7‰，1891年法国城市人均寿命为45.5岁，而农村人均寿命则为53.3岁。^[13]最后是在贫困方面。以英国的数据为例，据统计1887年在伦敦东区有44%的居民、北伦敦中心区有43%的居民、南伦敦中心区有47%的居民都处在贫困线以下。^[14]另外，根据济贫法委员的报告，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兰开夏和约克郡西区除外)，1838年有78 563人进济贫院，到1843年进济贫院的人增至197 179人，增加了151%^[15]。

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劳动群众遭受着种种痛苦的煎熬，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上层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些人士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改良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等。他们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并促成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因而使早期城市化带来的一些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最终使城市化从自发而无序的状态转入有序状态。在出台并实施解决早期城市化问题的政策与措施方面，五个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英国和德国的城市化政策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出台的，而美国、法国、日本三国由于各自自然与历史条件的差异、城市化推进过程较慢且又完成较晚等原因，这三个国家的城市化政策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相继出台。这里提到的城市化政策主要涉及英国、德国。

英国是最早开展工业化的国家，也是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相对来说，它出台解决各种城市化弊端的政策措施也是最早的。英国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城市管理体制有关，即在工业化早期，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尚未获得自主权。1835年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被授予在通过广泛选举成立市议会之后可以开征地方税和采取改进城市环境的措施，这意味着政府在实施城市化政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9世纪40年代利兹(1842年)、利物浦(1842年)、伦敦(1844年)、曼彻斯特(1844年)、诺丁汉(1845年)、纽卡斯尔(1846年)等城市相继颁布了改善住房和卫生状况的法规。这类地方法规针对城市住房过于拥挤、空气流通不畅和卫生条件恶劣等状况，对建筑居民院落的最低宽度、两排房屋之间的最小间距、房屋两面均需开窗、墙厚不得少于9英寸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19世纪中叶以后，在英国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部分条件很差的工人住宅和贫民窟被拆毁，代之以大量店铺、商厦、写字楼、仓库、车站、旅馆、剧院等建筑，有的地方还建了城市花园，使市中心面貌与卫生条件都得到改善。伦敦、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城市中心的人口开始减少。19世纪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各大城市掀起过两次住宅建设的高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城市住房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中产阶级住房已初步解决，贫困阶层住房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但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仅在英格兰仍然有400万人住在“非现代化的”19世纪的房屋里^[16]。

德国的情况有别于英国。一方面，在德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像英国那样集中，矛盾也不像英国那样尖锐。德国的城市化没有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德国没有像伦敦、巴黎那样人口过度密集的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比重较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在德国形成了大城市和小城镇连成一片的城镇化模式，使德国的小城镇星罗棋布。迅速推进的铁路在客运能力方面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工业化促成了许多工业和矿业城市的崛起，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随之向临近城市的工矿企业流动。随着城市不断向外延伸，大城市周边的乡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这就形成了农村人口近距离流动的就业模式。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另一方面，德国是后起国家，早在经济起飞初期就开始注意从产业革命起步早的英国、法国汲取经验教训，并逐渐在城市规划、住宅建设(尤其是工人住宅)、改进城市卫生状况等方面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治理方法。1868年，巴登公国率先制定了城市道路和住宅建筑的法规，1875年普鲁士也制定了相应法规。这类法规的具体内容包括:由市长、地形测量师、市政府建筑局在勘测地形后共同起草建筑方案;该方案经过市民广泛讨论后，由市政府向警察局提出具体建筑计划，对城市街道的走向、宽窄、住宅高度等做出具体规定;建筑部与警察局共同协商改建和扩建老城区、建设新城区的设计方案，未列入计划的建筑，一律不得修建。在工业化初期，一些大城市的城市当局和大企业就以不同方式参与工人住宅的建造。其具体操作包括:大企业在工厂周围建造工人住宅区、生活区，就地解决本企业外来迁徙者的住房问题;成立建筑协会或建筑合作社，通过缴纳建筑抵押金的办法建造住房，或为建造住房筹措资金;建造由市政当局管理的住房，这类住房带有公共建筑和社会福利色彩，租金比较便宜，深受乡村迁徙者欢迎。德国城市化早期也普遍出现过城市卫生条件恶化的现象，但自统一以来，德国政府在着手发展医疗保健事业和促进居民健康素质提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包括:第一，加强卫生立法。1879年德意志帝国政府公布了食品卫生法，强调饮食卫生，对食品是否卫生以及各种成分含量规定了严格的检查标准。第二，促进医学(尤其是公共卫生学)的基础研究。在19世纪末的德国，不仅各大学的医疗系加强了对医药学的研究，而且还在强调医药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联系的同时，增设了社会卫生学、体育卫生学等专业。第三，在全社会强化疾病预防的措施。1874年，帝国国会通过了《帝国疾病预防法》，要求各企业、学校保持环境和公共卫生，配备企业医生和校医。为了防止因人口密集、住房少而引起传染病蔓延，帝国政府还规定城市居民定期打预防针、种牛痘，并要求为城镇居民开办肺病疗养所。德国城市史学家W.克拉伯在评论19世纪德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时，曾经这样写道:“关于预防结核病，在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采取特别的措施，并通过特别的基金会落实医疗预防计划。”^[17]

英国、德国两国城市化逐渐由自发和无序转变为有序的过程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深刻的启示:处于自发状态的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中的无序状态，由此造成人口过密、住房紧缺、卫生条件恶劣、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贫困增加、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致使城市居民本应享有的由外部经济和集聚带来的正效应下降，居住成本急剧上升。英国、德国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想使城市化由无序转变为有序，政府出面采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是不可或缺的。

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取得独立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在本国推进城市化的历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城市化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而言，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走过一些弯路。这里我们仅讨论韩国和巴西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前者为同步型城市化(synchrourbanization)的代表，后者为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的典型。

1.同步型城市化

这是工业化过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同城市化趋于同步的一种城市化模式。这里所说的同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同城市化水平完全趋于一致，而主要是指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学界通常用人口城市化率^[18]与工业化率(即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或工业总产值占GNP的比重)二者之间是否协调来判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同步。同步型城市化虽然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先于城市化的模式不完全相同，但它却具有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模式的重要特征，这就是，城市化进程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与工业化加速的基础上，因此城市化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同步推进。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韩国的城市化是同步型城市化模式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用了约30年左右的时间，不仅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也同时完成了城市化过程。1976年第一、二、三产业各自占GNP的比重分别为24.8%、31.0%、44.2%^[19]。1975年，全国城市人口为3 470.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0.9%^[20]。1960年人口城市率为28%，1980年上升到57.2%^[21]，2002年惊人地提升到83%^[22]。这意味着2002年在韩国4 800万人口当中，有3 984万是城市人口。这么高的人口城市化率使韩国居于当今世界上高度城市化国家的前列。

同步型城市化实际上还隐含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同步型城市化有利于化解甚至消除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当然，在韩国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出现过的新移民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住房建设赶不上城市化步伐、通信和交通运输出现瓶颈、供水短缺、学校等文化设施不到位、垃圾处理棘手等难题，但韩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使得几乎所有问题都变得不那么尖锐。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实际收入的上升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通常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每年以高于8%的速度递增，1965～1990年GNP年均增长7.1%^[23]，1990～2000年GDP年均增长5.7%^[24]。2002年国民总收入达4 730亿美元，居世界第13位，人均国民收入为9 930美元^[25]。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对交通运输投资的热潮，进一步推动了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便利的交通运输及通信基础设施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条件，使得城市居民可以在城市的远郊居住、在市区上班，因而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集聚功能。例如，作为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京釜高速公路，不仅将首尔与釜山这两个韩国最大城市连接在一起，而且也刺激了公路沿线大城市的集中发展，形成了韩国主要的城市集中区，从而扩大了首尔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

就韩国的地理条件而言，韩国的地貌特征与日本相似。在山脉纵横的韩国，国土面积为99 000平方公里，可作为农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平坦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的人口密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超过了350人，高于日本(287人)和印度(172人)。仅从城市的人口密集度来看，在韩国的35个城市中，每平方公里为3 700人，同拥有250个城市区域而且每平方公里约1 300人的美国相比，韩国的城市人口密集度是美国的2.8倍^[26]。韩国的国土面积为99 460平方公里。2000年，住宅用地为2.4%，工厂用地为0.5%，两者相加构成的城市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仅为2.9%。另外，道路、铁路、学校等公共用地为国土面积的2.7%。韩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竟然如此迅速地同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这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E.S.米尔斯和宋丙洛认为应当用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或集聚经济(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来解释。在韩国城市化进程中，受规模经济支配的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主要在城市选址，避免高运输成本的愿望驱使大量具有市场联系的行业彼此近距离地坐落在一起。对于制造业和服务行业来说，彼此聚集在一起使每个工人和每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土地相对较小，大量的工人完全可以在小块土地上从事生产。此外，这两个行业还可以在土地昂贵的地区，采用以其他要素替代土地的方式从事生产。替代土地最为明显的实例就是在土地昂贵的地方，建起了很多高层建筑，用作写字楼、零售业、加工业甚至住房。在E.S.米尔斯和宋丙洛看来，正是生产技术使得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集聚成为可能，而避免高运输成本的愿望又成了行业集聚的推动力。^[27]

韩国的同步型城市化模式，以高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的平均增长率推进工业化，因而使得其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趋于同步，而且促成其在短短的30年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化。正如韩国在经济上创造过“汉江奇迹”一样，应当说，韩国的城市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无疑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人们在分析韩国城市化何以与工业化过程同步推进的原因，自然会把这种模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的工业化战略联系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政府一直是通过行政指令和计划框架对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的规划进行指导。这种操作方式有利于推动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某些指定区位快速聚集，不仅成为韩国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成为促进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崛起的重要机制。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在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崛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其原因在于韩国政府此时已转向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促使产业向沿海港口城市高度集聚。由于首尔-仁川、釜山这两个大都市区拥有大港的优势，许多制造业部门依赖于国外原材料供给和国际市场，纷纷在靠近国际海港处定点，致使首尔和釜山在推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又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人口过于集中在大城市将促使集聚效应走向反面，于是在1977年制定的计划中，设计了以形成多个“增长中心”为理念的城市发展规划。一方面将部分有可能在首尔立项的开发项目疏散到其他地区，并制止大量人口从乡村向首尔迁徙;另一方面采用培育“增长中心”的城市设计方案，将大田、大邱、马山、光州、金州这5个人口在2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列为“增长中心”，鼓励投资流向这几个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实力很强，从70年代末开始，呈现出人口城市化率快速上升的势头。由此可见，正如韩国的经济体制在加速工业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这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成为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2.过度城市化

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由于城市化水平大大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带来的一种城市化模式，或者说，“过度城市化”同早期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工业化的完成先于城市化”的特征相反，“过度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化在速度和进程上明显地超过了工业化。我们把造成这种类型城市化的原因分为三类:第一，城市化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前提下推进的，因此工业化过程是不充分的(underindustrialization)。第二，城市的发展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依靠传统的消费性、商业性服务来推动城市化。第三，由于农村没有得到发展，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致使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无法满足。由于剩余人口流向城市具有极为强烈的自发性质，政府若不采取相应的管制和调节措施，过度城市化倾向将更趋严重。“过度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由经济结构失衡而引发的畸形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没有实现经济发展^[2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一段时期内，曾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过，尤其在拉丁美洲国家较为普遍。我们以巴西为例。

巴西是一个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的国家。国土面积为8 522 965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五大国。巴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经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漫长的过程。巴西的工业化始于20世纪初，1930年巴西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此时制造业(不包括供气、供水、供电)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13%^[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工业化有了较快的发展，1968～1973年GDP年均增长11%，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巴西奇迹”。到60年代初，巴西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1960年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2.6%、25.2%、52.2%^[30]。同年，人均GNP为1 049美元，1980年上升为2 486美元。90年代中期，巴西已是世界上第三大糖果生产国、第六大产钢国、第九大汽车生产国。巴西的铁矿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铁矿石贸易量的30%。2002年，巴西的国民总收入达4 945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人均国民收入为2 830美元^[31]。巴西已成为“世界上第九大经济体”，并且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an advanced developing country)”^[32]。

巴西的城市化历程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16世纪初巴西成为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人将其母国的城市模式移植到巴西，于是在巴西各地形成了一些从事农业、商业和用于军事用途的小镇。这些小镇逐渐演变为出口贸易中心并成为后来巴西各城市的雏形。19世纪后半期巴西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市。1872年有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累西腓这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圣保罗是当时的第八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大约是圣保罗的8倍。1900年圣保罗一跃而成为巴西第二大城市，人口由1890年的6.5万猛增为24万。^[33]

巴西的城市化进程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加速的，大城市加速扩张的势头一直持续到70年代。30年代大危机期间，巴西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巴西经济由以农业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城市工业为主的过程，与此同时，生产的重心也由外部市场转向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内部市场，因而提升了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在巴西经济中的地位。制造业中的不少行业开始向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这两个城市聚集。从40年代开始，人口大规模地流向圣保罗等中心城市，尤其是向这些大城市的中心区集中。1940年巴西已有50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2万人。整个50年代，巴西的城市化发展达到了最高点，2万或2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由82个增加至154个。接下来的60年代同50年代一样，巴西政府更大规模地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促使人口和其他资源向大城市聚集，进一步助长了少数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倾向。70年代以前，巴西的大城市主要聚集在圣保罗州等沿海地区。据1960年统计，有700万居民生活在圣保罗州内41个2万或2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这相当于全国城市数目的28%、全国居民人数的31%。1970年圣保罗大都市区已超过里约热内卢而成为巴西第一大城市，其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1%。^[34]整个70年代，巴西10个最大的城市容纳了这一时期2 500万人口增长总数的42%。^[35]

从70年代初开始，巴西进入了促使工业布局和城市区位分散化(deconcentration)的阶段。从70年代初至今，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了包括促进出口基地的形成、促进中心城市向周边辐射的工业布局、组织产业综合体等产业区位政策以及推动边疆地区城市化甚至迁都等在内的多种措施，在促成城市分散化布局的同时，力求缓解过度城市化造成的各种矛盾。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1980年，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已增至393个，在北部、中西部等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些新城市，东部、东北部等沿海地区城市人口下降。截至目前，城市区位分散化过程仍在进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其经济持续近20年处于停滞与徘徊之中，尤其是在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80年代，政府政策的重心转到应付日趋严重的公共赤字和外债等短期问题上，虽然这一时期也采取了一些涉及城市化的社会政策，但由于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太多，致使城市化政策难以奏效。人口城市化率1940年为31.2%，1960年提高到45.1%^[36]，1980年为67%，2002年跃升到82%^[37]。2002年巴西人口达到1.43亿，约占整个南美洲人口的1/2。根据2000年联合国公布的统计，在世界特大城市中，巴西有两个:一个是圣保罗，人口1 777万，居世界第4位，另一个是里约热内卢，人口为1 019万，居第18位。

巴西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大大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节，由此带来了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两极化、贫富差距拉大、城市环境恶劣、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各种社会问题趋于严重等。导致巴西过度城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历史上某些具有自发增长倾向的因素对巴西的城市化进程施加了强烈影响。早在殖民地时期，每一次初级产品出口周期都会在给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带来利益的同时，又引起其他区域的衰落。16～17世纪，糖周期曾经使东北地区获益，而17～18世纪黄金周期使得地区增长不平衡机制有利于东南地区。19世纪，咖啡周期在一开始便把收益带给里约热内卢的腹地，后来又使圣保罗州获利;到了20世纪，曾经带来过巨额出口利润的东南部地区，由于工业化过程在这里起步而再度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从巴西历史上看，一旦某处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城市)，其他地区(城市)便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增长便趋于萎缩。这种地区(城市)自发增长的过程，在促进民族统一的同时，也加剧了巴西国内“中心—外围”关系的形成。诚如巴西经济学家G.马丁与C.C.迪尼茨指出的那样，“民族市场一体化产生了某种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为轴心和巴西其他地区之间的中心—外围关系”^[38]。

其次，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有关。进口替代战略是采用集聚一国经济资源来促进某一或某些行业增长的方式，因此很容易导致部门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巴西的案例中，进口替代促成了过度城市化。例如，50～60年代大部分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圣保罗地区。在圣保罗市周围，聚集了长期累积起来的区位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外部经济、其市场所拥有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一大批能干的企业家以及有助于推动该城市进一步集中的广泛的政治资源。60年代末，巴西工业产量的绝大部分是由圣保罗地区提供的。然而，在60～70年代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巴西的工业重心转向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部门，传统的服装、制鞋等行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新兴部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利用，另一方面大量原先在传统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纷纷进入第三产业或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但仍然有大量劳动力无法就业。这就为后来发生的“城市病”埋下了病根。由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城市长期处于“中心”地位，这些城市就像是一些“飞地”，它们同地处内陆的行业之间缺乏联系，不仅离矿产资源产地较远，而且对农业拉动效应不大。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弱点不断暴露出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所具有的过大城市的缺陷也逐渐显露，促使政府在70年代推行工业布局和城市区位分散化政策。

再次，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布局对过度城市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巴西产业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呈现出服务业部门比重过大，工业部门相对较弱，农业部门比重日趋下降的趋势。自1960年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22.6%、25.2%、52.2%以来，农业呈一路下跌趋势，1990年降至8%，2002年进一步下降到6%;工业由1990年的39%猛降至2002年的21%;服务业则在同期从53%飙升到73%^[39]。工业不振与经济长期低迷有关，在GDP中所占比重已低于5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工业下滑前提下却出现第三产业急剧扩张。巴西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来说扩张过于迅速，除了工业部门从80年代初直到21世纪初一直徘徊不前这个原因之外，还同巴西普通民众深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的深刻影响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发展中国家，民众在消费观念上深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人们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国家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在巴西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成为推动服务行业迅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城市化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加重了过度城市化倾向。第一，市政主管部门在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注意考虑低收入居民的要求，致使不少穷困人口长期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无法在城市获得廉价住房，又不可能返回农村，于是就在山头或城乡结合部的公用地上搭建简陋住房，由此形成了大片的贫民窟或贫民区。第二，政府针对城市的公共政策也很不完善。例如，巴西联邦政府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然后再按各州(市)纳税总额向各州(市)返还部分税金，这种转移支付体制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反倒进一步助长了少数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倾向。第三，自70年代以来，政府推行促使工业布局和城市区位分散化的政策，在现有大城市周边建起了一批新城市，或者在未开发地区新建了一些移民城市。那些在城市周边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可以依托现有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因而较好地解决了住房、交通、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但那些在地广人稀或至今仍然拥有大片未被开发土地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新建的中小城市，却是另外一幅图景。由于这些新城市是白手起家，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在建城之初就在住房、卫生设施、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条件方面跟不上，在后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这些新建的中小型城市因逐渐失去竞争力而被另一些中小城市吞并或被挤垮。

第三节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比较

在本节，我们仍然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五个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同当今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人口流动做一个比较。这里我们首先概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五个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然后分析韩国和巴西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乡—城人口流动。

一、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

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也曾经发生过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市迁徙的浪潮。在以上我们对当代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流动理论所做的概述中，我们发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收入(或预期收入)解释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惟一理由，只是到了最近，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从经济增长、经济福利、人力资本等角度关注人口流动问题。我们通过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的观察发现，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乡—城人口流动是同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早期发达国家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对乡—城人口流动的规模、速度、流向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早期人口流动还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根据这些因素对早期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影响，我们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乡—城人口流动的模式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人口流动主要受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部门很高的生产率则加速了人口流动过程。这类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另一种类型国家包括法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在总体趋势上也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同英、德、美三国没有太大差别)，与此同时，由于农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以及农业内部结构等因素的作用，其城市化过程和人口流动过程均较为缓慢。这一点使得法国、日本有别于英国、德国、美国。这里选取了英国和日本作为两种类型的代表分别进行分析。

1.英国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

英国是最早开展产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发生乡—城人口流动的国家。在本书我们所探讨的5个发达国家中，除英国之外的其他4个发达国家都是在产业革命起步之后才出现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的，而英国却是例外。英国早在产业革命发生之前的250多年间，不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人为地迫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浪者和乞丐，而且后来还通过对《定居法》等法律的修正，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扫清了障碍。

“圈地运动”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地主强行圈占农民的公共地和份地，将这些土地变为大牧场、大农场的一种原始积累活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总共发生了3次。早在13～14世纪，随着养羊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贵族地主开始强占农民的公共地(林地、牧场、荒地、沼地)，用栅栏、篱笆、濠沟等围起来，使其变成私人牧羊场的圈地现象。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发生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为了攫取养羊业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贵族领主不顾农民反抗，掀起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他们或者将土地变为私人牧场，或者自营，或者高价出租给大租佃农场经营。第二次发生在17世纪，贵族领主甚至破坏古老传统对公簿的有关规定，大规模剥夺公簿持有农的份地。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议会多次没收并拍卖国王、大主教、主教、教长、教士会和保王党贵族所拥有的土地。据统计，1647～1659年拍卖教会和保王党贵族的土地共1 352次，平均每份土地的拍卖价为100英镑^[40]。最后一次被称为“清扫领地”的圈地高潮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残存的独立小农、茅舍农、小租户等一并从土地上被最后清扫出去，他们最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和公共地。这次圈地与以往不同的是，圈地变成了通过议会批准的合法行为，而且圈地的目的不是为了开辟牧羊场，而是为了建立大农场，以便进行谷物生产，以供给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此外，这一次圈地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它是促成土地关系的变革深入到所有权层次上的一次制度变迁，促使封建土地所有权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最终使大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

如果说贵族领主和革命后的英国议会一起以暴力手段对农民实行彻底剥夺，在给广大农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促成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进而迫使贫困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城市迁徙的话，那么自17世纪末开始对相关法律的多次修改则为人口流动在制度上扫清了障碍。在17世纪初的英国，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法律主要有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和1662年实行的《定居法》。这两部法律只允许乡村居民在收获季节暂时流动，但不允许长期流动。但自17世纪末开始，政府开始松动对人口流动的管制。例如，1697年的法律规定，若所定居教区能出具证明并且能在必要时负担经济责任的话，贫民就可去其他教区谋生，但贫民原所在教区须负责往返旅费;1795年颁布的《贫民迁移法》放宽了限制，改变了要求贫民原所在教区负担遣返费用的规定，而规定由贫民现所在教区承担遣返费用。在产业革命时期及以后，政府进一步修改了限制人口流动的法律。1834年议会进一步修改了《定居法》，使居民在原定居地之外获得居住权更加容易。1846年经修改的《贫民迁移法(修正案)》禁止对在某一教区居住5年以上者遣返原籍。到产业革命结束时，英国政府再也不可能对居民选择定居地加以限制了。

据记载，最早的一次发生在英国的乡—城市人口迁徙是由官方组织的。在1835～1837年间，在主管和实际执行济贫法的皇家委员会建议之下，近5 00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民被安排迁移到北方的兰开夏、柴郡等制造业发达但缺少人手的发达地区^[41]。自此以后，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乡—城人口流动此起彼伏，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尽管在英国乡城间的人口流动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仍然可以观察到三次大的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期发生在产业革命当中及完成后不久。根据185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资料，1801～1851年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兰开夏、柴郡等西北部地区，人口由865 291人增加到2 486 961人，增幅超过1.87倍;同期内，农业占优势的米德兰南部8个郡的人口从1 457 463人增至2 974 237人，增幅仅1.04倍^[42]。两个地区人口增幅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所致，而是人口由农业郡向工业郡流动的结果。另据统计，贝德福德、伯克等15个农业郡和威尔士在1751～1781年、1781～1801年、1801～1831年这三个时期内，分别对外移出113 826人、251 285人和379 044人^[43]。又据记载，1841～1851年英格兰南部的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这三个农业郡，每年人口外流达4万余人^[44]。尽管以上这些统计数字仅仅是表明农业郡人口向外流出的总体数字，缺乏对国内流动与向国外流动的区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当时人口迁徙所达到的规模。第二次人口迁徙高峰是在1875～1895年长达20年的农业危机期间发生的。虽然没有这一时期英国各地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绝对数字，但可以从相对数字中看出人口迁徙的规模。据统计，1871～1881年城市人口增长了25.6%，1881～1891年增长了18.5%^[45]。直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外流速度才开始下降。其原因是:一方面农业此时已摆脱了农业危机的阴影，另一方面这时的英国已经显现了城市不断向农村延伸的趋势，特别是城市的中上阶层将别墅向乡村延伸。第三次高峰期主要与向海外迁徙有关。

1841～1911年的70年间，据英国人口学家估计，包括国内人口流动和国际人口流动在内的人口迁徙使英国农村减少人口总计超过了450万，几乎相当于这70年内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46]。1851～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的城市人口由899万人增至2 816.3万人，农村人口从893.7万人减少到790.7万人^[47]。另据统计，1801～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新增人口2 700万人，其中94%被城市吸收。但两地这一时期城市新增人口中近1/3为外来移民^[48]。

从以上对英国人口流动历史所做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与英国早期经济发展过程相伴随的人口流动过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英国的人口迁徙始终受经济周期和对外殖民扩张的影响，致使迁徙者总是在迁往国内其他城市或移居海外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本书所涉及的5个发达国家当中，英国是向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据记载，按联合王国(含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但不包括直接从爱尔兰港口出发的移民)统计口径计算的英国向海外移民人数，1851～1860年为13.1万人，1871～1880年为18.49万人，1881～1890年猛然增加到32.59万人，1891～1900年向外移民降为21.49万人，但1900～1910年再度攀升为31.5万人^[49]。英国向海外移民也出现过三次高潮，这种情形与国内乡城间的人口流动的趋势基本吻合。英国人口向海外移居的趋势也在各地区的统计数字中反映了出来。根据英格兰地区的统计，该地区每年向海外移民平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以上。在第三次迁徙浪潮中，仅190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向海外移民26.5万人，占两地人口总数的7.7‰，1912年更上升到31.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8.7‰。苏格兰向海外移民的规模更是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1853～1930年苏格兰总共移往海外215万人，相当于该地区人口增长数的60%，占整个不列颠移民总数的19%，1901～1914年苏格兰的移民率高达11.2‰^[5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移民潮逐渐回落。

从近100年的英国人口迁移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英国乡村人口向外迁徙，不论是前往国内城市，还是移居海外，始终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对外殖民扩张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对于迁徙者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他们的影响直接体现在经济周期上。当经济处在扩张和繁荣阶段，各行各业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向海外移民随之减少;而当经济衰退到来时，就业机会锐减，或农业危机导致农产品价格狂跌，国内经济前景暗淡时，对外移民就相应增加。于是，英国的迁徙者始终面临在国内迁徙或定居海外之间做出抉择，而长期殖民扩张使英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因而构成了潜在的迁徙者做出选择的客观基础。此外，长期以来英国各级政府对向海外移民尤为热衷，这不仅因为对外移民是同确保其海外殖民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有助于减少国内剩余人口，缓解国内贫困和人口压力，减少国内不安定因素。各级政府为了鼓励居民向外移出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减免运费、向移民馈赠农具或提供资助、向土地投机商赠送土地等。

第二个特征是英国的人口迁徙与农业土地制度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前面已经提到，英国是借助于圈地运动来剥夺农民的典型国家。农民一旦失去了作为生存根基的土地，如果不能成为大地产农场的农业工人的话，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外别无选择。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早在产业革命起步之前就已经急剧下降，从1688年的55.6%跌落到1759年的48%，1840年进一步下降为15.3%，1870年跌至15.3%^[51]。采用这种极端方式来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并促成土地制度的变迁，这在本书所考察的5个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随的英国农业本身的发展状况也对农村人口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产业革命完成之时，在英国最终形成了大土地所有制与租佃农场经营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为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1850～1870年英国的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每公顷小麦由1855年的1 840公斤增至1870年的2 020公斤^[52]。然而，随着大地产农场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在生产中减少使用劳动的倾向也就愈益强烈。19世纪70～90年代发生了世界范围的慢性农业危机，英国农业同样遭受了来自于海外大量廉价农产品的冲击，农产品价格狂跌，即使是大农场主也在所难免。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大规模减少种植面积，甚至将资金从农业转向工业。英国农业由此呈现出多年停滞不前的状态。随着英国殖民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英国所消费的粮食、畜牧产品、农业原料、矿产品等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殖民地，于是，在工业愈益强大的同时，农业生产基地也愈益移向海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批既失去土地又在农场中找不到工作的农民，要么流入城市做工，要么漂洋过海，远走他乡。

2.日本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前文已经提到，同以上我们所分析的英国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模式相比，日本的早期人口流动呈现出不同于英国模式的另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的基本特征是:在本书所考察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的40多年间，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由于多种原因，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因此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同英国相比都显得相对缓慢。

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据统计，1872年农业就业人数达1 540万，占就业者总人数的72%^[53]。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以身份制度为依据，规定农民被系在土地上，不允许变更居住地或离开农业部门。明治维新期间，新政府于1869年废除了身份制度，1871年允许农民可以贩卖谷物，并可以任意耕种;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允许田地永久买卖、禁止实行身份制、容许农民经商等法令。明治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彻底消除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制度障碍，农民可以随时离开土地，迁徙到大城市从事工商业。明治维新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和税制改革，加速了农村中小自耕农的破产和土地向地主手中的集中^[54]。同时，由于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棉纺、丝织等民用工业的发展，幕府末期农村存在的大量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在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民用工业的冲击下被迫破产，加上明治政府取消了封建幕府有关出生率、身份等种种限制，由此在农村出现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压力。在此背景之下，随着城市现代工厂制工业的勃兴，农村中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便转向城市，成为工业产业化的劳动力资源。

在日本先后也出现过三次人口迁徙的浪潮。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是日本历史上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第一次高峰。日本经济学家南亮进对1876～1885年这10年间的农村人口外流做了推测。据他估算，1876～1880年平均每年有5.9万人移出，1881～1885年每年有7.3万人离开农业转往其他产业。这一数字占同期非第一产业劳动力增加部分的75%^[55]。鉴于在日本乡—城人口流动的统计不完整且非常缺乏，一些日本学者便尝试以间接方法对人口流动规模和流向进行核算。西川俊作、山本有造利用1889～1920年日本各地为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而在“入寄留”(即呈报临时户口)、“出寄留”(即注销呈报的临时户口)所做的“寄留统计”来进行推算。所谓“寄留”是指离开原籍地90天以上并居住在别处的意思。“入寄留”和“出寄留”即“住进”和“离开”的意思。虽然当时的“寄留统计”很不完善，但西川俊作、山本有造还是得出了有关“人口流动率”的富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结果。他们把人口流动率区分为两类，人口的“纯流入”为正数，“纯流出”为负数。在包括大城市和县城在内的47个被统计的地区中，从1889～1918年的长期趋势来看，绝大部分地区为“纯流出”，其中新泻、富山、石川、福井等北陆4县，大阪周围的滋贺、奈良县以及四国的德岛、香川县的流出率超过了20%;而北海道、东京、神奈川、京都、大阪、兵库、宫崎、福冈这类为数不多的大城市或县城在长期内是“纯流入”的地区，它们是人口显著增加的城市，占所有47个被统计地区的17%^[56]。其中，地处西部的大阪、京都、神户3个城市的总人口在1898年为120.7万，1918年增至227.3万;而东京、横滨的总人口在这两个统计年份分别是124.4万和250.9万^[57]。向城市迁徙人口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战后不久，这一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主要因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的劳动力多达168万人^[58]。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曾一度出现人口向农村反向流动的现象，但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极大地增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出现了第三次乡—城人口流动的浪潮。1951～1960年从第一产业纯流出的人口为80.7万，纯流出率达5.15%，为日本人口流出率最高点。同期内，非第一产业就业者增加了135.5万人^[59]。

从表14-1中可以看到，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中期才实现城市化的。同英国相比，日本的城市化进程相对较为缓慢，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也相对缓慢。日本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若从1868年明治维新时算起直到1914年，日本只用了4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然而，日本完成城市化的过程(1868～1955年)却用了整整87年的时间。此外，标志着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消失的年份是1960年，从劳动力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到最终剩余劳动力消失，这一过程(1872～1960年)整整花了88年的时间。城市化过程与剩余人口从出现到消失的过程几乎完全同步!其问题在于，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流动如此缓慢?日本学者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给出了种种解释，但我们认为应当从日本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去寻找根本性的原因。日本人口流动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过大以及由此造成的日本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对人口流动施加了重要影响。

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早或晚地出现了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的趋势，然而在日本这个趋势的到来和推进同其他国家相比要缓慢得多。据统计，1894～1913年日本就业人口总数从2 442万增加到3 002万，而在此期间，工业就业人口数由38万增加到了91万。虽然这期间农户的数目仍然有绝对增加，但增加率却是逐年下降的。其问题在于，这一下降的趋势从整体上看相当缓慢。其原因在于:

第一，从人口结构来看，农业人口在工业化起步时比重就过大，剩余人口过多。1887年农户在日本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为71%，到日本初步实现工业化的1913年时仍然占58%^[60]。日本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一直是第二、三产业增加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仅在1876～1890年第一次人口流动浪潮中，来自于第一产业的纯流出人口就占非第一产业就业者增加数的73.4%^[61]。这么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出仍未导致剩余劳动力转折点出现。由此可见日本农村剩余人口规模之大!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长达8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农业人口基本上稳定在1 500万左右，直到50年代以后才逐渐减少。^[62]196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为不足，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的局面终于发生了转折。自此以后，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上升。

第二，在农业部门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稳态结构”。根据南亮进所做的研究，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增加数可以看做自然增加数与纯外流数两者之差。从1872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然增加数与纯外流人口数基本持平，因此农业劳动力增加数的数值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基本上相当于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部分的劳动力离开了农业，所以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出现了外部因素引起的对农业部门的扰动。例如1918年发生“米骚动”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在朝鲜增加大米生产的“米产增值计划”，并在中国台湾也扩大了粮食生产，试图把这两地作为大米供给基地，进而将本国的农业基地移向殖民地。然而，这一计划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由于朝鲜、中国台湾两地廉价大米的大量引进，严重挫伤了日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日本本土农业技术进步的潜力逐渐消失，致使日本农业生产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除生丝有一定增长外，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即便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农业慢性危机，仍然没有使农业部门的“稳态结构”发生改变。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年代，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口纯外流数超过了自然增加的人数，最终导致了农业劳动力剧减。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农村中保留的一部分传统制度也对农村劳动力向外缓慢释放起了一定的作用。传统制度中最为典型的是长子继承家业的制度。该制度确保长子能够继承土地、房屋，因而使长子在收入上有保障，所以长子一般不愿意离开乡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离开农村的主要是次子、三子及女儿。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高速增长期的到来，大幅度地扩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以至于外流出去的不仅是次子、三子和女儿，就连长子也被囊括了进去。不过，这一时期修改的民法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使子女在继承权上平等，因而加速了劳动力外流的进程。

第四，日本经济中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制造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之间，成为调节劳动力需求的“蓄水池”。根据S.布罗德布里奇所做的研究，虽然日本的人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达到了7 000万^[63]，但日本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却并没有急剧下降。其原因就在于，一些既没有被农业部门吸收又没有受雇于大规模的现代工厂的工人进入了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作为零部件的供给商与现代生产联系在一起。另外，还有数百万人进入商业、零售业、个人服务及手工行业，这些行业的绝大部分企业是小企业。在S.布罗德布里奇看来，这种二元就业结构已成为日本二元工业结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且这两种二元结构之间彼此相互强化。与此同时，迅速增长的农业生产率不仅养活了迅速增长的人口，而且也为工业增长提供了剩余。农业部门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同时，没有导致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后才出现，从这一时期开始，包括农业在内的各行业劳动力普遍短缺。

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

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相比表现出诸多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当今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早年发达国家的老路，既不可能对外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也不可能凭借宗主国地位向殖民地移民。尽管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迁往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特别关注的“国际移民”现象，但当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同历史上欧洲主要国家居民从宗主国迁往殖民地、附属国及保护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徙的人口大多数是在国内完成学业的专业人才，这种现象被称作“智力外流”(brain drain)。“智力外流”使发展中国家损失了在本国形成的大量人力资本，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原本就稀缺的专业人才的供给，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鉴于本章的重点在于讨论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国内人口流动”，因此本节对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人口流动”问题不做分析。在本节，我们仍然分析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一个是与同步城市化模式相并行的韩国的人口流动，另一个是同过度城市化模式相伴随的巴西的人口流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人口流动的学者认为，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韩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人口迁徙划分为两种类型进行考察:第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第二种类型的人口流动被称为“脱农迁徙”(off-farm migration)。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被定义为“脱离农业人口并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流动。这种从农业到非农业的流动并不一定要求人口从乡村部门中迁移出来。把从农业到非农业的流动等同于乡—城之间流动的一般倾向，不仅导致对前者的度量不准确，而且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长期转移在社会与人口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变得含糊起来”^[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韩国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第一种类型的人口迁徙浪潮。第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据韩国经济学家潘性纨、文八龙以及美国哈佛大学D.帕金斯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1945年，大约有近350万^[65]韩国人旅居海外。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作为劳工被送到日本或满洲里的，其中在日本的韩国人约186万，在满洲里的韩国人约145万^[66]。自从朝鲜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直到1945年的35年间，以迁往日本和满洲里为目的地的人口流动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朝鲜半岛内乡城之间的人口迁徙。另据韩国人口学者权泰焕(Kwon，Tai Hwan)估计，1945～1949年，总共约有250多万旅居国外的韩国人以被遣返者和难民的身份纷纷返回故里，其中在日本的朝鲜侨民约有3/4返回，在满洲里的朝鲜侨民中，返回者达30%～40%^[67]。由于大部分人是从朝鲜半岛南部各道迁移出去的，自然地这250多万向国内回迁的人口中的大部分回到了南部各道。

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自6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这一次人口迁徙不仅规模大，而且极为迅速，其速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动的速率。由于缺乏这一时期乡城间人口流动的绝对数字，我们可以从部分相对数字中估算出当年人口流动的规模。据统计，农村人口曾经由1955年的1 330万上升到1967年的1 610万，这是韩国农村人口数最高的年份。这一时期农村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6%，而同期内全国人口增长率为2.6%。但是，自1967年起农村人口持续下降，到1975年降为1 320万，农村人口每年平均下降2.4%，同期内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也降到2.0%^[68]。包括林业和渔业在内的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比例，由1963年的63.1%降为1974年的48.2%，同期内，制造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由8.0%猛增至17.4%^[69]。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的目的地首选首尔和釜山这两个韩国最大的城市。1960～1970年几乎2/3的农村人口迁到了这两座城市，尽管1875～1980年移入首尔和釜山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迁徙人口总数的36%^[70]。

第二种类型的人口迁徙是韩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更为普遍的形式。潘性纨、文八龙与D.帕金斯根据每年净流出的年均增长率、不同省份的流出情况、流出人口的不同年龄和性别等几种分类方式，对1960～1970年发生在韩国的“脱农迁徙”过程做了专项研究。首先，从每年净流出的增长率来看，根据这三位经济学家所做的估算，1960～1966年每年有24.3万人从农业中净移出，1966～1970年每年净移出的人数上升到56.8万人。1960～1966年从农业人口中“脱农迁徙”净移出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1966～1970年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上升至4.2%^[71]。其次，从流出人口总数来看，1960～1966年通过“脱农迁徙”方式从农业中迁出的人口总数估计为140.93万，1966～1970年迁出的人口总数估计为248.75万^[72]。再次，从不同省份的流出情况来看，在1960～1966年的最初几年，“脱农迁徙”最高的流出率出现在江原道、庆尚南道，而济州岛却出现了农业人口净流入的现象。1966～1970年忠清北道和京畿道的“脱农迁徙”的移出率最高，江原道的移出率最低。从各道人口迁徙的总体态势来看，20世纪60年代后期，“脱农迁徙”的迅速扩张同各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的模式相联系。结果除了江原道之外，各道的人口净流出均表现出显著增长的势头，特别是那些在前一阶段经历了低于平均流出率的道，在第二阶段人口流出急剧增加。最后，从流出人口的年龄与性别构成来看，在1960～1966年和1966～197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15～19岁和20～2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女性的净流出量最大。其中，前一个年龄段的女性，1960～1966年每年净移出人数达20 700人，而1966～1970年每年净移出人数增加到56 300人;而后一个年龄段的女性在同期内每年移出人数由17 400人提高到58 100人，增长了234%^[73]。同期内有关男性移出的数据显示，每年净移出增幅最大者发生在25～29岁这一年龄段，而且1966～1970年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在已迁出的就业年龄的男性中占最大比例。其结果是，1966～1970年处在20多岁但还不到30岁的男性净流出率超过了10多岁的男性净移出率。此外，在这两个阶段，处在21～25岁、20～24岁年龄段的男性的净移出率均低于15岁左右和35岁左右年龄段的男性净移出率。这主要是因为21～25岁和20～24岁年龄段的男性处在服兵役期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净流出率高于男性。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一些地区呈现出缺少熟练劳动力的迹象，到70年代中期，韩国已面临劳动力的全面短缺。韩国大约用了短短的15年的时间就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而顺利地达到了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必须经过的“人口流动转折点”。韩国大约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用了大约10多年时间就抵达“人口流动转折点”。这两个过程都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的。韩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阶段，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哪些因素促成韩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转折点”?毫无疑问，有许多因素起了作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偏低，在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去的1955～1967年农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仅1.6%。对于这一类更为间接地影响人口流动的外生因素，我们不展开讨论。在这里，我们仅对在人口流动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过程相互促进，加速了“转折点”的到来。从60年代初开始，韩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极大地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韩国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在持续增长，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推动着韩国经济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迅速地达到了“转折点”。在韩国的案例中，仅仅通过工业化进程不足以以如此快的速度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完，还在于农业本身的发展。1945～1975年，不仅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这30年间，农业附加值每年以3%的平均速度递增^[74]。同期内，在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递增速度甚至快于农业产出的增长。截至1975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同20世纪30年代相比翻了一番^[75]。这30年间，提升农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改良种子、化肥的使用以及农业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在满足城市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其二是适时调整农业部门内部结构。韩国的可耕地本来就不多，在这30年内，不仅可耕地几乎没有增加，而且自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也几乎没有增长，农业扩大产出和农民增加收入除了农业技术进步之外，另一个渠道就是对农业内部进行资源培植和结构调整。韩国农民所采用的调整措施包括将一部分生产资源从用地较多的粮食作物转向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和蚕丝业的生产上。由于农业部门自身发展迅速，而且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致使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出去之前就在农业内部被吸纳了。

第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推进土地改革，对农产品实行价格支持，农业信贷政策，推动农村水利灌溉系统、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包括改进选种、研究与开发等在内的农业技术进步，以及1971年发起的“新村社运动”等。在所有这些政策当中，前两类政策被认为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韩国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较为彻底和较为成功的。韩国政府1945～1952年实行了土地改革。到50年代中期，85%的土地由其所有者耕种，而在30年代的殖民地时期仅有40%的土地由该土地的所有者来耕种。据估算，仅仅因为土地改革导致土地所有权的一次性转移就使得除地主之外的农户的收入增加了20%～30%。韩国政府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大部分年份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据估算，在50～60年代，仅政府实行价格支持这一项措施就使农民实际收入增长了10%^[76]。

第三，具有韩国特色的“脱农迁徙”流动方式对于加速“转折点”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文提到，在韩国国土面积中可用作农地和城市用地的平坦土地仅占1/5，人口流动在空间上受到很大局限，“脱农迁徙”是作为韩国特有的人口流动形式而问世的。概括地说，韩国的“脱农迁徙”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脱农迁徙”的关键在于，在“脱农”的程度上存在差异，而不是像城市和乡村之间“非此即彼”的差异。实际上，在迁入首尔的移民中，也包括大量往返于各城市之间的迁徙者;与此同时，在乡村移出的家户中占最大比例的是非农业家户、农业工人家户、耕种不到0.5公顷土地的农户，而且后两类家户中的大部分不仅务农，还同时从事非农行业。其二，“脱农迁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单行道”式的。许多农户在“脱农迁徙”之后仍然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来，寻找部分从业机会。例如，男性可以在春、夏、秋季的数月之内在城市中的建筑行业或“非正规部门”从业;反之，有些在城市中定居时间不长的迁徙者仍然同乡村之间保持固定的联系，他们时常以钟点计时方式或农忙季节时回到乡村务农。后者被称为“分阶段迁徙”方式(stepwise migration)^[77]。

2.巴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

早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就有大量的外国移民迁到巴西。这些外国移民在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初的20年间对圣保罗州和南部各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圣保罗州，移民的迁入是与咖啡行业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南部各州，移民的迁入是同大片新土地的开发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新开发的土地上，随着林业和木材制造业的兴起，出现了为日益扩大的城市市场服务的商业性农业。

国内人口大规模流动热潮的出现同巴西自20世纪30年代大举推进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有关。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推进，一些工业企业相继在东南部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城市落户，由此吸引了大量迁徙者前往这一地区。此外，这一时期巴西国内各地区之间通信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尽管改进通信设施的初衷是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并且为增加农业生产和开发“新边疆”服务，但同时也使得国内人口流动变得更加方便。由于国内人口流动有外国迁入者流入相伴随，使得圣保罗以及部分“边疆州”如巴拉那、马托格罗索、圭亚斯成为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根据巴西学者所做的估计，1900～1930年总共约有157万人迁入圣保罗州，其中82%为外国移民^[78]。另据统计，1890～1970年，巴西国内净人口流动率^[79](National Rates of Net Internal Migration)在1890～1900年为2.97%，1900～1920年和1920～1940年分别上升为3.79%和4.99%，1940～1950年降为2.94%，1950～1960年反弹到历史最高峰5.51%，1960～1970年又回落到4.49%的水平^[80]。以上是包括国内人口流动在内的迁入巴西的人口流动数字。也有人对巴西人口城市化率同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考察。20世纪40年代，大约有300万乡村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10%)流入城市，由此造成巴西的人口城市化率由31%提高到36%;在50年代约有700万农村人口(约占乡村总人口的21%)进入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从36%猛升为45%。20世纪60年代是巴西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最盛时期，约1 300万(约占农村人口的33%)涌入城市，促使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56%;到了70年代，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进一步激增到1 700万(占农村人口的38%)，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8%，接近于同期内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率所达到的水平^[81]。2002年人口城市化率进一步攀升到82%。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人口流动的总体趋势来看，我们发现，过多的乡村人口流往城市是造成巴西过高的人口城市化率的主要原因，而过高的人口城市化率则是导致巴西过度城市化模式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人口流动同巴西过度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我们需要说明为什么在巴西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人口?巴西的人口增长率并不高，1980～2002年平均每年增长1.6%^[82]，而且从长期来看，呈下降的趋势。在我们看来，造成巴西过多的农村剩余人口的原因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剩余人口数量过大，特别是存在着大量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据统计，1950～1975年先后共有4 000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谋生^[83];1980～2002年乡村人口占巴西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33%降为18%，增长率为每年平均－1.2%^[84]。尽管离开农村的人口数量如此之大，但在巴西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我们认为，巴西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剩余人口如何转移的问题，而是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过大的问题。1990年巴西人口达到1.7亿，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7.4%，其中，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大城市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1%，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所占比重高达32.6%^[85]。这意味着居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绝对数达到了964.3万人。1998年巴西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至22%，其中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大城市人口的比重略升为13.7%，农村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比重猛增为51.4%^[86]。农村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绝对数高达1 967.6万，占巴西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1.5%。与巴西过度城市化相伴随的农村贫困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种反常现象被称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种类型的“逆城市化”现象是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所特有的，它不是指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人口由大城市向郊外或大城市周边卫星城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过程，而是指那些被城市的优越条件所吸引并打算在城市中谋生的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最终放弃了城市返回农村。其原因在于，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实在无法承受房价、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而只好返回农村。这实际上是来自于农村的贫困人口在被城市社会边缘化后，出于无奈才被迫做出的选择。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由农村向城市迁徙，还是“逆城市化”，在这两个相反方向的人口流动现象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巴西收入分配不均的难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此造成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体的贫困人口大量存在，进而造成巴西在已经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的前提下，不仅仍然没有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甚至连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农村贫困人口至今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关巴西基尼系数的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574，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分别为0.594和0.633^[87]，90年代末略有下降，但仍然维持在0.591的水平^[88]。

第二，土地高度集中迫使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迁徙。长期以来，巴西一直维持着葡萄牙殖民时代形成的被称为“拉蒂芬丁”(latifundistas)的大地产所有制，而且从来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无论是1822年巴西宣布独立，还是1889年成立联邦共和国，以及1891年建立巴西合众国，历届政府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大地产所有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巴西大庄园主在不改变原有的大地产所有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农业商品化生产，政府为了促使农业积累向工业部门转移，采取了加速农业现代化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促使大庄园主逐渐转变为市场经营的大农场主。自30年代以来，尽管农业部门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土地占有严重失衡的状况并未改变。据统计，巴西农村注册土地为3.65亿公顷，在农户总数中仅占2.06%的大庄园主，却拥有56.12%的注册土地，所提供的农业产值仅为30%，而占农户总数高达82%的小农户(占地50公顷以下者)仅拥有12.64%的注册土地，但提供的农业产值达40%^[89]。由于大地产所有制以雇用农业工人的方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为有限，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处境艰难，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虽然有助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却因为流入城市的人数过多，远远超过城市正规部门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于是，非正规部门就成了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场所。巴西的非正规就业包括家庭服务业、在5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工作以及从事个体经营等，但这些部门很少签订劳动合同，缺乏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另外，一些在非正规部门中也无法就业的无地农民，逐渐转变为城市中因失业而形成的贫困阶层，他们大都住在被称为“法维拉”(favela)的贫民窟中。贫民窟遍布巴西所有的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是贫民窟最多的城市。近年来又呈现出贫民窟向中等城市扩展的势头，这一势头同近年来兴起的城市间人口流动有关。巴西一直存在着乡城之间和城市之间两类人口流动的模式。在70年代以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以乡城间流动为主，70年代以后以城市间流动为主。乡城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主要是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但随着人口城市化率的急剧上升，大城市变得拥挤不堪。从70年代开始，政府致力于推行工业布局和城市区位分散化的政策，随之出现了大批在城市间流动的人口，他们大都是原先在大城市贫民窟中挣扎的居民。这批流动人口规模很大，流动方式无规律可循，由此给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与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有关。巴西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辽阔，广阔的亚马逊平原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而且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但是，巴西长期推行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严重的“重工轻农”的倾向，致使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巴西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另外，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联系的生产技术具有很强的替代劳动的特征，因而造成巴西所拥有的劳动力充裕的优势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政府在推进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的同时，也加大了在农村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努力。当时农业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解决因农村人口向外迁徙过度从而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萎缩(尤其是国内粮食供给严重短缺)的难题。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在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时将农业部门列为优先发展部门，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广大中小农户发展粮食生产，推行农业机械化作业，将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一些低质牧草地改造为适宜于农业机械作业的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产区等。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巴西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培育出了适合本国气候和土壤的高产小麦、胡萝卜、甘蔗、大豆等优良品种，尤其是大豆品种的改良使大豆单产从每公顷1 000多公斤提高到2 000多公斤。柑橘、大豆、玉米产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巴西因而被誉为“21世纪的世界粮仓”。尽管巴西在农业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巴西农村所面临的剩余人口过多的局面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60～70年代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使中小农户的状况趋于恶化。巴西农业内部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统出口农作物主要由从事商业性出口农业的大庄园主经营，面向国内市场的内销农作物则由中小农户经营。60～70年代农业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使出口农业的优势进一步被强化，大庄园主不仅获得来自于出口的高额利润，而且在信贷、税收、销售渠道等方面得到了更多的优惠;相反，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小农户不仅所获利润远远落在大庄园主之后，而且在信贷、税收等方面受到冷落，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落在大庄园主手中，中小农户分得小部分。政府的目标原本是鼓励作为粮食生产主体的中小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稳住处在困境中的小农户，使他们留在农业部门。但政策操作的实际结果是，不但粮食自给没有解决，还让不少小农户最终只得离开农业部门。80年代初，粮食进口达到2 475万吨，其中净进口为1 433万吨，创粮食进口最高记录^[90]。至今巴西仍然没有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

第四节简要的结论

这一章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当今发展中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为了使比较的对象更具有代表性，在进行对比分析时，在发达国家方面，我们选取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五国;在发展中国家方面，我们选取了除中国以外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方面都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即韩国和巴西。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两点是:第一，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与发达国家早期人口流动进行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当今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早年发达国家的老路，既不可能对外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也不可能凭借宗主国地位向殖民地移民。第二，我们在比较分析中只是一般地把包括美国在内的五个发达国家同当今发展中国家相比，但实际上我们在分析时，还是将美国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来处理。美国因为地域太辽阔，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过程都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不同步，其原因并不是工业化推进速度不迅速，而是因为辽阔的地区极容易使人口稀释开来，而不像欧洲或日本那样，城市化进程很容易导致人口过于密集。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在地域上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在我们所讨论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对比关系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案例。

城市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市集聚，与此同时农村人口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市中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在本章中，我们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把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上的发达国家视为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三个过程重新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再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这三个过程进行对比分析，以便找出相应的规律供当今发展中国家借鉴。将当今的发达国家作为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待，有助于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出发，从以往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中探寻出某些过去未曾注意到的有关经济发展含义的理解。这种分析角度的改变应当说也是一种创新，因为新的角度完全有可能带来新的理解并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成工业化是能否实现成熟的城市化和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以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为依托不仅完成了城市化过程，而且最终达到了将农村剩余人口吸收完的“人口流动转折点”，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除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基本上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或“工业化不足”(underindustrialization)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因而所出现的问题与工业化成熟程度有关。虽然发达国家的早期城市化是在自发和无序状态下进行的，因而曾走过段弯路，但发达国家最终还是完成了由早期城市化向后来成熟的城市化的过渡，而最终完成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是完成工业化。在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加上农业问题处理得比较好，而且政府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致使韩国不仅较早地实现了较为成熟的城市化，而且也较早地达到了“人口流动转折点”。巴西的情况却相反。尽管巴西的工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由于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是过度城市化类型，加上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制度不合理、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尤其是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出现失误等原因，巴西虽然位居世界第九大工业国，不仅仍然没有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着数量过大的贫困人口，因而仍然面临着急需解决这部分人温饱的紧迫问题。此外，从巴西三大产业的部门结构来看，巴西虽然是世界第九大工业国，但是其工业化所达到的水平是否成熟，还有待讨论。巴西的案例告诉我们，工业化的实现无论对于城市化来说，还是对于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来说，都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第二，实现成熟的城市化以及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还取决于农业的发展状况。通过考察我们确实发现，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各国在城市化的成熟程度和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程度上存在着差距，从而导致实现城市化和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在时间上有差异。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成熟程度是实现城市化和抵达“人口流动转折点”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在于同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程度。我们认为，如果说工业化是促成城市化达到成熟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人口流动何时达到转折点却不仅仅取决于工业化，还要取决于农业发展及与农业部门有关的结构因素，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农业部门的结构特征、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工业化所达到的程度等。根据这一考虑，我们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乡—城人口流动的模式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主要受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农业部门由于生产率很高，加速了人口流动过程。这类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另一类国家包括法国和日本。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在总体趋势上也受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但由于农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以及农业内部结构等原因，其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过程均较为缓慢。相应地，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我们把韩国作为前一种类型看待，巴西则作为后一种类型来看待。此外，由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支出中的非农产品份额等因素的作用，城市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聚集和地区间差异拉大的趋势，我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正确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三，将城市化与乡—城人口流动过程同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相联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发展理论与现实的理解。直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收入(或预期收入)解释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惟一理由，只是到了最近，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从经济增长、经济福利、人力资本等角度关注人口流动问题。通过观察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实际情形要比理论陈述复杂得多。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乡—城人口流动是同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早期发达国家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对乡—城人口流动的规模、速度、流向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者的相互关联既推动着城市化进程，又加速了人口流动进程。此外，不论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中，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远远多于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因素，因为乡—城人口流动不仅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还要受到农业发展和农业部门中的多种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除了考察工业化是否完成、城市化是否成熟、市场体制是否完善且达到成熟程度、人均收入是否较高等之外，还要考察该国是否达到了“人口流动转折点”。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同诸多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有强烈的相关性。由此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一个国家即使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也仍然不能说这个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还要看它是否达到了“人口流动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在以上我们对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参考文献

1.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陈龙山，张玉山，贲贵春著.韩国经济发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7.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8.江时学等著.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9.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10.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大渊宽，森冈仁.经济人口学［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2.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1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4.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5.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1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7.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13［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8.BAER WERNER.The brazilian economy:growth and development［M］．Praeger Publishers，1983.

19.BENCIVENGA VALERIE R.Unemployment，migration，and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3).

20.FIELDS GARY S.Rural-urban migration，urban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nd job-search activity in LDC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5，2．

21.FIELDS GARY S.Wage floors and unemployment:a twosector analysis［J］．Labour Economics，1997，4.

22.FIELDS，GARY S.A welfar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policies in the Harris-Todaro model［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76.

23.FUJITA，MASAHISA，KRUGMAN，PAUL＆VENABLES，ANTHONY J.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M］．The MIT Press，1999.

24.GLOMM，GERHARD.A model of growth and migration［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4.

25.GUPTA，MANASH RANJAN．Migration，welfare，inequality and shadow wage［J］．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1988，40(3).

26.HARRIS，J.＆TODARO，M.P.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

27.JONES，GAVIN W，VISARIA PRAVIN．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M］．Clarendon Press，1997.

28.LUCAS，ROBERT E.Jr.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1).

29.KRUGMAN，PAUL．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

30.KRUGMAN，PAUL．Urban concentration:theroleof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C］．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The World Bank，1995.

31.MILLS EDWIN S＆SONG BYUNG-NAK．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32.PERROUX，FRANcOIS．Note sur la notion de Pole de croissance［J］．Economie Appliquee，1955，8.

33.RAUCH，JAME E.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 underemployment，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26(4).

34.BAN 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 DWIGHT H.Rural Developm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注释】

[1]Fujita，Masahisa，Krugman，Paul，＆Venables，Anthony J.，1999，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IT Press，p.3.

[2]Fujita，Masahisa，Krugman，Paul＆Venables，Anthony J.，1999，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IT Press，p.10.

[3]Fields，Gary S.，2005，“A Welfar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Policies in the Harris-Todaro Mode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76，p.144.

[4]Glomm，Gerhard，1992，“A Model of Growth and Migration”，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5，No.4.，pp.901-922.

[5]Lucas，Robert E.Jr.，2004，“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2，No.1，p.29.

[6]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280～286页。

[7]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8]Chapman，Stanley D.1971，The History of Working-Class Housing:A Symposium，David＆Charles，pp.24-25．

[9]Dupaquier，J.，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9aise，tome III:De 1789 à1914，PUF，p.203.

[10]Bourillon，Florence，1992，Les villes en France au XIX’siècle，Ophrys，p.81.

[11]Dyos，H.J.＆Wolf，M.，eds.，1973，The Victorian City:Images and Realities，Vol.2，p.636.

[12]Bourillon，Florence，1992，Les villes en France au XIX’siècle，Ophrys，p.141.

[13]Bourillon，Florence，1992，Les villes en France au XIX’siècle，Ophrys，p.139.

[14]Chapman，Stanley D.1971，The History of Working-Class Housing:A Symposium，David＆Charles，p.36．

[15]Thompson，E.P.，1968，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enguin，p.296.

[16]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353～354页。

[17]Krabbe，W.，1989，Die deutsche Stadt in 19.20.Jahrhundert，G9ttingen，p.105.

[18]经济学界通常把一国城市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百分比定义为“城市化率”(urbanization rate)，并用“城市化率”的变动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慢。人口学家则把城市化直接解释为“人口城市化”，即乡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C.威尔逊(Wilson Christopher)指出，“人口城市化即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参见:Wilson，Christopher，1986，The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Basil Blackwell Ltd.，p.225.

[19]转引自:陈龙山、张玉山、贲贵春著:《韩国经济发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20]Mills，Edwin S.，Song，Byung-Nak，1979，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8.

[21]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22]The World Bank，2004，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4，The World Bank，p.153.

[23]韩国《东亚日报》，1992年9月3日。转引自:陈龙山、张玉山、贲贵春著:《韩国经济发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4]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38页。

[25]The World Bank，2004，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4，The World Bank，p.15.

[26]Mills，Edwin S.，Song，Byung-Nak，1979，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1-12.

[27]Mills，Edwin S.，Song，Byung-Nak，1979，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32-34.

[28]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广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出比重、消费模式、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文教卫生、民众参与等方面在内。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但是有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伴随着经济发展，仍然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29]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08页。

[30]Baer，Werner，1983，The Brazilian Economy:Growth and Development，Praeger Publishers，p.82.

[31]The World Bank，2004，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4，The World Bank，p.14.

[32]Jones，Gavin W.，Visaria，Provin，eds.，1997，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p.203.

[33]Jones，Gavin W.，Visaria，Provin，eds.，1997，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p.208～209.

[34]Jones，Gavin W.，Visaria，Provin，eds.，1997，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p.213.

[35]Jones，Gavin W.，Visaria，Provin，eds.，1997，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p.204.

[36]Jones，Gavin W.，Pravin Visaria，1997，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p.204.

[37]The World Bank，2004，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4，The World Bank，p.152.

[38]Martine，George＆Clélio Campolina Diniz，1997，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Brazil:Recent Inversion of Historical Patterns，in Jones，Gavin W.＆Pravin Visaria，eds.，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p.210.

[39]The World Bank，2004，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4，The World Bank，p.186.

[40]转引自: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41]Redford，A.，1964，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1800-1850，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108.

[42]《英国议会文件，人口卷7，1851年普查，大不列颠(2)》，第132;第522页。转引自: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43]Dean，P.，W.A.Cole，1964，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8.

[44]Clapp，B.W.，H.E.S.Fisher，＆Jurica，A.R.J.1976，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Bell＆Sons，pp.20-21.

[45]Weber，A.F.，1963，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Statistic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44.

[46]Baines，Dudley，1985，Migration in a Mature Economy:E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1861-19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16-217.

[47]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1911，London，p.35.

[48]Saville，J.，1957，Rural Depopul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1851-1951，London，p.66.

[49]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13》，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34页。

[50]Baines，Dudley，1985，Migration in a Mature Economy:E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1861-19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57-60.

[51]Crafts，N.F.R.，1985，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19;p.64.

[52]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第94页。

[53]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7页。

[54]E.H.诺曼:《明治维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42～147页。

[55]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8页。

[56]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260～263页。

[57]梅村又次、高松信清、伊藤繁:《地区经济统计》，第302～304页。转引自: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5——产业化的时代》(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263页。

[58]大渊宽、森冈仁:《经济人口学》，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17页。

[59]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225页。

[60]风早八十二:《日本社会政策史》，东京，1937年日文版，第10页。参见:E.H.诺曼:《明治维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版，第160～161页。

[61]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202页。

[62]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200页。

[63]Broadbridge，Seymour，1966，Industrial Dualism in Japan:A Problem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pp.21-23.

[64]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18.

[65]据估计这350万人当中有75%以上的人口是由南部省份迁徙出去的。参见: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20.

[66]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63.

[67]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66-68.

[68]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21.

[69]Mills，Edwin S.＆Song，Byung-Nak，1979，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2.

[70]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第266页。

[71]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25.

[72]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26.

[73]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31.

[74]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83.

[75]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85.

[76]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384-385.

[77]Ban，Sung Hwan，Moon，Pal Yong＆Perkins，Dwight H.，1980，Rural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80.

[78]Martine，George＆Diniz，Clélio Campolina，1997，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Brazil:Recent Inversion of Historical Patterns，in Gavin，Jones W.＆Visaria，Pravin，eds.，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and India，Clarendon Press，Oxford，p.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