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市长，一干就是年

★“讲真话”的市长，一干就是9年

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党内路线错误的发生，或是“左”倾或是右倾，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与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每当国内经济战线发生大的矛盾斗争时，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的市长，总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1950年3月，为彻底扭转10多年来的通货膨胀失控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上海。2月份关厂53家，关店349家，劳资纠纷592起。

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无力支付孩子们的学费，预计3月份开学后全市私立中小学将有30%要停办。陈毅知道，国家经过25年战争，经济已百孔千疮，收公债纳税款涉及国家全局利益不得动摇，可是——

税务局长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

大企业家刘鸿生来信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陈毅接见了刘鸿生，问:“你需要贷款多少才能维持？”

刘鸿生说：“最少200个亿。”

陈毅应允加以考虑。

但其他成千上万企业的困难怎么办？

不断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

有的店关门停业，门外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开会要派人去北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陈毅特地赶来嘱咐道：“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然而，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仍有必要由他亲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仍感无把握。忧虑何在？3个月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明了当时自己的心情：

“最近，就是2月轰炸、3月搞公债税收，这段时间最紧张……这个紧张主要是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发展到跟工人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共产？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坚持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过去收税比较轻，多照顾，进步比较慢，量力而行，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们发生了动摇。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照一照镜子并不十分像，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

但作为一个经历了30年斗争锻炼的马列主义者，陈毅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

3月12日，他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预言“3、4、5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并建议“上海负担5000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具体包括：交公债限期延至4月底；税收责成本年完成，不必每月逼催逼交；不得已时政府应负担部分失业救济；对私人资本资金周转和订购方面应考虑必要扶助。

电报发出，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又连续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陈毅与谭震林等一起出席，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3月24日，陈毅将上述情况和意见第二次电告中共中央。同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到税收问题的分歧上来。

3月份上海税额增至5000亿元，但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元，超额16%，显然用力太猛。在陈毅召集的华东财委和市府总党组干事会的联席会议上，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账重罚”、“鸡蛋里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嘛！”陈毅对此进行严厉尖锐地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作‘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他愤然道：“这叫作过河拆桥，叫作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上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他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番话的意义绝不止于税收问题，而是体现了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勇气和政治上的成熟。再加上“讲真话，天不会塌”，敢于向中央直言的精神，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陈毅正气磅礴的政治襟怀。

4月4日，陈毅发出了有关上海经济问题的第三封电函，向中共中央报告党内统一认识的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其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搞得那样紧张，应该放手，应该缓进，把局势缓和下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来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陈毅报告中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因此，当4月1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开幕时，虽然已出现300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13万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但陈毅成竹在胸，会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第四封电函）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您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在代表会上，陈毅正面说各阶层的困难痛苦，比他们自己说得更洞见肺腑。然后再给大家摆细账，物价为何能稳定，又讲全国经济大改组中，根除毒疮，必要忍受“一刀之苦”的道理，使人诚服感动。他又深入到小组讨论中去，让大家发牢骚、吐怨气，然后再做解释、说服工作，最后使其统一到毛泽东的三句话上：“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

此会对扭转消极情绪，缓和紧张局势起了极大的作用。会议情况及经验陈毅在第五封电报里向中央作了汇报，毛阅后亲批：“此报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5月1日，刘少奇在讲话中专门谈到对上海应特别加以照顾，强调调整公私关系。中财委立即采取一系列“松动”措施：公债尾欠缓交、工业原料补税缓办、私营纺织业进口原棉予以免税优待。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又决定扩大对私营企业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5月10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封电报，汇报三、四月的情况和处理经验，同时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6月份上海征税额从4000亿元减为3000亿元。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5月10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薄答复”。并告陈毅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

“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这表明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全国工商业政策时，高度重视陈毅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经验。这也是对陈毅前后6封电函所包含的求实精神和坦诚作风给予的高度评价。

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渡过了。减税得到同意。5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加工数比3月扩大100多倍，达6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40多家，估计6月份要复业的将近300家。因此，陈毅5月下旬应主席之召去北京时，痛痛快快剃光了头发，看上去容光焕发。

入城执政的时间一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腐化变质现象；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资本家当中也滋长了违法投机、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以牟取暴利的行为。为了制止和打击这两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陈毅在南京领导了华东军区的“三反”运动。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和干部中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军区步调较稳，“老虎”抓得不多，受到上级的批评，限期扭转，结果发动群众揭发，一下打出大小“老虎”2万余个，数字相当惊人。陈毅在听取汇报时，对这一战果不免产生怀疑。后来很快查明绝大多数是“逼供信”造成，乃予以纠正。其间对那些长期压制群众批评，追求生活享受的干部，进行激烈批判，使其得到应有的教益，但也有相当部分是错打、错批的，为此陈毅自己也向下属干部们作了认真的自我检讨报告，列举自己住房维修，被人借名义贪污等问题，后经群众核实检查，未发现他有任何经济问题。张茜住院时，因衬衣袜子上皆有补丁，谁也看不出她是市长夫人，护士竟将社会上关于陈毅的私生活的传闻讲给张茜听，闹了大笑话。可见陈毅及其家人生活的俭朴。

“三反”运动进入后期，陈毅报告中央说：“我们认为目前已到了应该正面提出纠正逼口供和随便‘搬石头’等‘左’的倾向的时候。”很快对运动中受处分过重、材料不实的人员进行甄别和清理，陈毅在干部大会上还亲自向一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做检讨，并当场向他深鞠一躬，表示道歉。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不再主持上海市的工作。他要求辞去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中央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1958年2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陈毅被任命兼任外交部部长，他又一次向中央提出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3月4日，毛泽东主席批准陈毅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并经上海市10月31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市三届一次人代会通过。

至此，陈毅作为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前后共当了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