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民族经济

工业化是在机器大工业产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结构主体的变迁过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的真正发展。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尚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成功地进行和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艰巨任务。民族地区工业化是中国整体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工业化推进既要受到国家整体工业化模式和工业化政策的制约，又要受到自身区情特点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和总结民族地区工业化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顺应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思考和选择符合民族地区区情特点的工业化道路，便成为本章研究的内容和主题。

一、外部力量发动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发动亦即工业化的开始，可分为内部自生长型的工业化和外部力量嵌入型工业化二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土地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60％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工业产值只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左右；区域内部工业资本存量很小，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只有100多家；工业技术极端落后，手工劳动一直是区内工业劳动的最基本的形式；工业化所必需的交通通讯业也极其落后，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省区都不通铁路，运输全部依赖人力和畜力。因此，当我国在5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之时，民族地区虽然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跳跃发展，扫除了制约工业化发展的制度障碍，但生产力障碍却很大：民族地区内部根本不具备自我组织和发动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相应的社会发育条件。民族地区工业化的组织、发动甚至维持，几乎完全是依靠区域外部力量进行的。这些外部力量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和在中央政府推动下的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

外部力量发动的工业化模式，使落后的民族地区能够通过利用外部力量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等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部迅速建立起现代工业及其体系，提高本地的工业生产力，并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及工业化任务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但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

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增强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对外依赖性。工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及其它条件，如资金、技术、设备、市场乃至生活用品等都高度依靠外部供给。这样，一旦外部供给条件发生变化，工业发展就容易受挫。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拉大的事实固然是多种原因所致，但国家投资东移和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援助事实上的减弱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不良后果之二就是这种工业化模式容易导致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虽然在自生长型工业化模式中，传统农业社会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也会在其初期阶段或多或少地出现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但这一不协调现象很快会因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涵化和整合而弱化直至消灭，并且，在自生长型的工业化模式中，现代文明方式对传统文明方式的替代是潜移默化的，因而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平滑、自然。按照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概念的荷兰经济学家勃克（J• H• Boeck ）的观点，二元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应是一种引进的社会制度与另一种土生土长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且这两种制度（文明或方式）长期共存，各自统治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因此，严格地说，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任何一种工业化进程都必然发生的现象，而是落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在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外部力量组织和发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外部力量的集中投入打断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虽然刺激了民族地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生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一方面，超越当地技术、经济和社会发育条件强力植入的现代工业是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类型，该类产业因其资本有机构成高、不能大量吸收当地劳动力主要是农村劳动力，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随着地区工业化发展而适时地进行就业转换；高资本有机构成决定了工业收益分配不能倾斜于劳动力，使得当地群众不能或较少能从工业化中获得好处；以能矿、军工为主的外部植入产业与当地农村产业及其产品缺乏前后向关联，不能带动农村各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外部嵌入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由于与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技术水平落差过大和条块分割体制的制约，因而对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现代化发展缺乏有效的带动。凡此种种，最终形成了先进的嵌入企业与落后的地方企业、发达的城市与贫穷的农村、引入的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与原有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相并存并长期各自自我循环、自我生长的严重的二元结构格局。这一格局对民族地区工业化的继续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二、政府投资发动的工业化

从工业的投资主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动力有三种形式：一是由民间发动，即主要由个人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来推动的工业化；二是由政府制定规划，运用行政力量筹措资金和兴办企业来推动的工业化；三是由个人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工业化。其中，民间发动的工业化因其依照产业进化的自然顺序，缓慢地由小到大逐步展开的而被称为演进型的工业化，而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因其依靠政府力量急剧迅猛地全面铺开而被称为革命型的工业化。

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基本上属于政府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体制使我国社会总资金绝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中或受政府的支配、控制。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价积累工业化资金，由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渠道将各省区的剪刀差价中的大部分集中于中央财政，再由中央政府在各省区进行工业化投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几乎成为我国工业化的唯一投资者，从而在工业中形成了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单一的公有制格局，民族地区也毫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投资主体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发展，工业部门的所有制结构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相对上升。但是，民族地区由于改革滞后、传统体制惯性强、地理位置偏僻、投资环境差、投资回报率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没能有效地动员区内外非政府的民间力量参与区内的工业化建设。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参与率低，这样，民族地区工业部门所有制结构即使是在90年代也仍然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高居不下，达70.32%，如果把除国有经济之外的其它经济类型称为民营经济的话，则民族地区的民营经济只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29.68%,而在广东省1993年的工业部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只占24.2%，民营经济高达75.8%，其中，集体所有制经济占20.5%、城镇合作经济、城镇个体经济和村及村以下工业占34.9%，私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它类型经济占20.4%。

这种单靠政府投资而民间力量利用不足的工业化模式不利于民族地区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与实现。

第一，它从资金供给上制约了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在此模式之下，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动与推进所需资金的供给状况完全要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支配资金量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配为转移。在现行的放权让利的分权体制中，继续实行该工业化模式，必定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随着中央政府可支配资金比例的减少、投资区位的东向倾斜，以及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自身财力薄弱等制约因素的出现而受阻。同时，也容易使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滋生和强化对中央政府投资的等、靠、要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地区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怕、慢、看的心理和行为。

第二，它不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效果。首先，投资主体单一不利于工业化资金配置机制的市场化转变。工业化资金配置方式不可避免地因为分配工业化资金所依据的信息的不充分、不准确、不及时和分配过程的官僚化而使实践中的行政配置方式作用的结果，与理想中的结果相去甚远，这种资金配置方式常常是低效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实现资源（包括资金）配置从行政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让市场力发挥最基础的作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必然要求和促进投资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后者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倾向，由此进入良性循环。当除政府之外的其它工业化投资主体没有形成或力量过于薄弱，投资市场是很难发育的，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也难以形成。其次，民间力量参与度过低，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上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由民间力量投资而形成的民营经济，因其企业特征明显、企业行为到位，因而具有良好的经营成果，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因民间力量参与而形成的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有助于竞争格局的形成，使各种所有制形式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中不断调整、完善和发展自己，共同推动工业化、共同发展生产力。由于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转变，政企关系还未能彻底理顺，企业行为还受到各种各样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对市场信息反映不灵敏，不能像民营经济那样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较好地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并能有效地催化市场发育，因而，民族地区民营经济过度薄弱、工业结构仍然基本保持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很不利于工业化效果的提高。我国许多地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挥民间参与作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整所有制结构，能够极大地推动工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广东省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使全省的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99.65亿元猛增到1992年的3352.80亿元，年均递增速度高达22%。因此，民族地区今后有必要创造条件，动员起政府和多元的民间主体共同投资来推动工业化发展。

三、重工业主导型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一般过程是由若干个相互衔接、循序渐进的阶段所组成的一个由低级发展程度到高级发展程度的历史过程。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 • G • Hoffmann）在其《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1931）一书中，将工业化的阶段和次序及其相互关系归纳为：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优势地位；在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迅速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势地位渐趋下降；第三阶段，消费品与资本品工业达到平衡，但资本品工业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超过消费品工业的增长。由此，产生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下降的。在工业化的常规过程中，重化工业化是其中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是，重化工业化是作为消费品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出现的。

然而，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次序并没有按常规进行。在改革开放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一直是作为我国工业化的基本产业政策来强调的。这一产业政策主导着政府的其它相关政策和计划，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相配套的各种制度，使重工业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得以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经济起点很低的我国广大的区域顺利地启动和推进。同时，政府在各区域的工业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各地区的优势，以形成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最大支持。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考虑，民族地区能够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起较大支持作用的主要还是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产品。因而当政府通过行政渠道对民族地区进行工业化资金配置时，必然优先向以能矿产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倾斜。

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整个工业基础的形成主要是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由于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是在近现代工业几乎是空白的农业社会中展开的，工业化起点极低，因而国家投资对民族地区工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五”时期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三线”建设时期以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使民族地区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重工业中又以面向全国配套的工业原材料、燃料和初加工工业为主的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度加工行业。以贵州为例，1985年全省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中，重工业占88.57%，其中采掘工业占14.11%，原材料工业占39.31%，加工工业占35.15%。全省175家大中型企业1949-198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重工业企业占95.20%，其中采掘工业占19.39%，原材料工业占40.16%，加工工业占35.65%。改革开放20年来，民族地区的轻工业和加工制造业虽有所发展，但从整体上看，重型化的工业结构特征仍然十分突出。

应当承认，民族地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富集这一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支持以及民族地区未来经济的腾飞，都要求民族地区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在整体上维持重工业主导型的工业结构。

但是，工业化发展次序的非常规选择在取得一定的工业化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这就是产业间关系缺乏协调和关联。主要表现在：工业与农业缺乏整体关联，工业发展并没有带来农业的繁荣。民族地区重工业主导型的工业部门结构体系，由于缺乏必要的机械制造业和轻纺工业等深加工行业的发展，使地区工业发展既没能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条件，也没能给当地农业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同时，能矿工业和军工企业又因其资金、技术对劳动的高替代阻滞着农业剩余劳动的非农化就业转换，最终使工业化过程中现代生产方式介入农业并使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质的转变的过程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发展继续在低水平下徘徊。

农业的低水平发展使其无法向工业及其他产业部门的高速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一方面从原料供应上直接抑制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产品商品率低，使地区农业人口人均收入水平无法提高，农村人口十分有限的货币收入量使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既难以刺激轻工业的发展，更无法向重工业提出装备自己的要求和能力。

农业的低水平循环，使轻工业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第一，民族地区的产品因其普遍缺乏市场竞争力，不能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而只能将部分产品的生产、产业的发展定位于区内本地市场，因而农村人口这一最具潜力的市场的拓展就变得十分重要；第二，目前，我国工业原料的40%，其中轻工业原料的70%，纺织工业原料的90％来自农业，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农村工业的骨干部分仍然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业，因而，作为工业主要原料的农产品供给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划定了民族地区地方工业生产量可能边界的最高上限。显然，以自给为基本特征的农业，是不可能促进当地工业发展的。

民族地区工业部门结构中机械制造业的缺乏以及能矿产业与区外产业产品的单向关联，使民族地区重工业的发展未能为轻工业提供必要而先进的装备、充足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反过来，民族地区农业、轻工业发展迟缓，也会抑制制造业的发展，使重工业继续循着自我关联和与区外单向关联的轨迹运行，最终降低民族地区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益。

四、低效型的工业化

工业低效既是民族地区工业化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民族地区工业化上述诸项特点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工业低效的表现形式较多，这里，仅就最能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几个主要指标加以简要分析就可略见一斑。

1．从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上即资金的投入效果看，民族地区工业企业资金运用效益是很低的。我们以资金利税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和占用量来衡量发现：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资金利税率指标除了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各5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低的青海、新疆、宁夏三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高达7.19、6.57、4.45个百分点（见表3-1）；流动资金周转次数除了广西、云南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6和0.16个百分点外，其余各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1）；民族8省区各类工业企业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2）。

2．从活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上看，民族8省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同类企业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见表3-3）。直到1994年，加上甘肃省在内的民族9省区各类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32723元/人•年，仍比全国平均水平41023元／人•年低8300元／人•年。

3．从反映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上看，1994年，全国平均水平是96.61，民族省区分别为：内蒙75.26，广西111.80，贵州95.52，云南163.39，甘肃82.92，青海69.49，宁夏78.23，新疆68.66，西藏无数据，除云南、广西二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的民族省区的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都相对较差。

民族地区工业低经济效益的直接和最终后果是严重阻滞了该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是以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增长并占据主导地位为主要特征的。因此，工业化与工业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工业发展。我们认为，民族地区应从以下几方面确定其工业发展战略。

一、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

经济学界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二类。一般认为，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发展方式，而主要通过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内涵发展方式。同时，也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个概念。多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谈论和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也在积极地制定措施，企望通过转型实现本地区的跳跃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空间发展不平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大国，各个地区特别是落后的民族地区在选择自己的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时，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截然分开，仅仅在理论上可能而必要，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这两种增长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截然分离的状态，而是同时并存、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的。

第二，我国目前在战略上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或由外延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转变，是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角度考虑的，这种转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会因部门和区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无论是发展的约束条件还是激励因素都有很大的不同。民族地区为适应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要求和所具备的发展条件而选择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应是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一方面，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在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依靠外延扩张迅速实现经济总量的积累和积聚是必要而合理的。这是因为：

（1）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都必须要经历一个量的累积阶段，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还很低，区内工业经济活动稀疏，工业在地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尚未确立，特别是在就业转换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迫切需要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在短期内迅速形成经济规模和生产能力以增大对农业剩余人口的吸纳的时候。

（2）民族地区工业结构中缺门少类情况十分严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民族地区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存量结构不仅需要通过不断的增量投入来完善，而且还要借助增量激活存量。同时，从结构进化角度看，民族地区工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开发新的生产部门。

（3）民族地区要想尽快缩短与东部发达地区日渐拉大的发展差距，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时期里达到和维持一个比东部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必要的外延扩张是必要的。

（4）充分利用相对充裕的那部分资源要素，实现经济的增量扩张是符合经济合理原则的。外延扩张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然资源、劳动力、各种原材料产品、资本等资源要素的充裕供给为条件的。正是资源要素的充裕供给为经济的外延扩张提供了经济上的合理性。虽然从总体上看，资源要素从来都是稀缺的，否则就不会产生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但对于一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它自身所能提供的和它从区域外部所能获得的资源要素才构成并反映出该地区资源供给的能力和状况。所以，一个地区实际上不可能在所有的任何一种资源要素供给上都稀缺到不能为工业经济增长增加任何资源要素投入的地步。通常的情况是：各个区域总会在某些资源要素的供给上表现出相对充裕，从而使得各个区域能够通过相对充裕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替代或部分替代短缺的资源要素，实现地区经济增长。这种外延扩张是符合经济原则的。民族地区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廉。并且，作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后备力量，民族地区的经济区位和政治区位日益重要而突出，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已经列为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重点开发区域。为此，国家必然要加大对这些区域的要素投入力度。同时，民族地区的良好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被区内外、国内外的商业投资者所青睐。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民族地区通过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建立新的工业企业，发展新的工业产业部门、行业，来实现地区工业经济总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张仍然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工业经济的内涵发展是必要的。这是因为：

（1）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力总是通过强化竞争、提倡效益来引导和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的。在经济日益开放的格局中，民族地区将面临高度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民族地区要想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必须努力使自身的产品在品质、花色、成本、价格、服务等各方面不断接近于区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此外，工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营行主体之一，必然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经济利益为目的，从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资产和劳动的使用效率。这样一来，无论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微观经济运行中，还是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由粗放向集约发展都会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和趋向。

（2）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不足一直并将继续构成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约束。而民族地区又是所有区域中投资诱导力和资本自我形成能力最弱的区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民族地区只能以十分有限的资金和积累能力来发展工业并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任务。

（3）民族地区虽然区内自然资源丰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相对轻松，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就没有了资源约束，更不表示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就有理由长期而唯一地走资源高消耗、甚至浪费式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道路。因为国土范围内的所有资源是属于国家的。作为国土中的一部分、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民族地区，其区内国土资源是要与其它省区国土资源一起共同支撑着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而不仅仅是支持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仅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更低，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构成了我国总体经济增长的瓶颈，当国家整体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时，客观上要求各部门、各区域、各企业协调一致、走合理利用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的发展道路。再则，从长期来看，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永远是一种稀缺的要素。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人类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和充分考虑到资源再生产的特点以及自然资源和整个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不仅要考虑到人类今日的发展及满足人类眼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和充分考虑到人类将来发展对于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需要。后进国家、民族、地区所享有的“后发优势”之一应当包含先进者的前车之鉴：后进者可以从先进者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引以为鉴，使自身的发展少走弯路，从而加快发展步伐。因此，民族地区在资源稀缺未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就应以高度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走资源节约型的内涵发展道路，推进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和永续利用。

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要意。无论是外延扩张还是内涵发展都应以效益为基础并最终体现为经济效益的提高。效益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分，而经济效益又有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之分。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具有效益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国情区情来判断的。例如：80年代我国东部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扩张不仅极大地支撑着这些地区经济和国民经济在此时期的高速增长，而且乡镇企业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作出的重大贡献、它所带来的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繁荣，以及它依靠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方式迅速实现经济总量的积累和积聚，为增长方式从总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转变和乡镇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所奠定的基础，都在说明乡镇企业这一被不少人当作外延扩张或粗放经营的典型代表来认识甚至批评的企业类型，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存在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性效益仍是巨大而无可否认的。低发展的民族地区，相对于其经济活动量而言，人口过多，劳动力富余；一些地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市场需求层次既弱又低；乡镇企业刚刚起步或尚未起步，根本谈不上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更高发展阶段问题，因此，大力提倡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特别是以劳动替代资本的乡镇企业的量的扩张、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大农业发展、增加农村大农业对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吸收，实现治穷致富并完成资本积累和经济起飞，恐怕才是目前阶段民族地区所应追求和所能追求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舍此，过早过度提升经济发展阶段、盲目跟风、追求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过渡，必将欲速则不达，最终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降低甚至丧失。

内涵发展指的是“在现有资产存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管理、改善生产要素质量、提高生产效益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是内涵扩大再生产亦即内涵发展的必然内涵、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因而在一些人看来内涵扩大再生产才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外延扩张同样必须考虑和追求效益问题。仅从宏观角度看，就必须一要考虑新增要素的产业投向问题。民族地区应投向那些具有主导性的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部门、市场条件良好、投资少、见效快的生产率上升快的部门和那些滞后的基础产业部门以及能较快地改善当地百姓生活和地方财政的部门。二要考虑新增要素的空间配置问题。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由于工矿布局过于分散，造成了相关企业之间互动成本过大，从而严重限制了企业间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与完善。而撒胡椒面式地分散使用资源，投资难以形成合理的经济规模，结果要么使增量投入迟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要么使部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因投资力度不够大、配套工程缺乏而不能很好地使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针对这些问题，民族地区今后在进行新增要素的空间配置时，一方面要利用企业群落优势，以现有的大型厂矿或工业中心区为核心、引导和配置其它与之相关的配套企业、设施及服务业，使相对而适度地聚合在同一空间的企业能密切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互享外部经济效果、提高增量投入要素的使用配置效益。另一方面，对于自然资源指向性强的项目，特别是那些大型的重点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应集中加大投入，做到不投则已，一投就应达到足够的投资力度，使之早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在高效率的运转中进行滚动式开发，提高民族地区工业经济的自我增长能力。

二、工业部门结构：多元并进

合理的工业部门结构是加速工业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工业化继续发展的部门次序选择，不能置现有的基础于不顾。根据民族地区现有的工业基础，以及区内的技术水平、消费水平、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条件与状况，民族地区应围绕产业协调进化目标，在工业部门发展上采取多元并进的战略，重点发展能矿产业、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等三大产业来推进地区工业和工业化发展。

以三大产业为核心的多元并进的工业部门结构选择主要是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决定的。

一方面，民族地区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统一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总体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贡献自己应有的份额。

现阶段我国工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产品供应短缺的制约。民族地区是我国能矿等自然资源富集的区域，是能源、原材料产品的后备生产供给力量。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的缓解还有赖于民族地区能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因此，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一大任务就是有责任和义务服从国家总体的地区分工布局安排，发展能矿产业，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能矿产品的迫切需要，支持全国统一的工业化进程。

民族地区能矿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主要通过新建项目来完成。然而，根据工业区位理论，新工业区或新工业项目的形成的首要前提是资本的来源，亦即新工业区或新建工业项目能否得到足够的外来资本，或者它本身能否积累起足够的资本。能矿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也较高，并且，能矿工业的增量扩张在形成生产能力之前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及其它生产要素，能矿产品的低附加价值、低价格以及该产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中经历的诸多矛盾、困难和限制，使能矿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缺乏有效的支持，从而难以调动区内积累资金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同时，大中型能矿资源开发的高投资门槛、高开发成本及政策性的高进入门槛，都不适合和不利于区内外闲散小资金和个体、私营等经济形式的进入。所以，今后民族地区能矿产业发展在资金来源上将继续主要依赖于中央财政的基本建设投资、东部受益地区地方政府、企业的投资以及来自国外的投资。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面临的另一大任务是实现本地区经济的适当加速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本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虽然各地区产业结构会因区域经济发展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区域产业分工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始建于50年代中期的即有东西两地产业分工格局是建立在资源的地理存在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水平基础上。在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之后，民族地区发展加工制造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除了能源、原材料产品优势外，从1953-1988年，国家在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3500多亿元，已形成固定资产2400亿元，这些资产存量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潜力还相当大。在一些地区，如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聚集着“三线”建设时期投下的大量工业生产力，工业固定资产和人才有相当的密集度。一些地区还是我国新兴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一些特定产业，如成套设备制造、光学、化工等高加工度产业，还有电子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高技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那种仍旧以静止、停滞的眼光看待区域分工的做法是对地区合理分工的曲解。无论从哪方面的利益来看，都不应也不能以牺牲民族地区结构进化效益来片面地维持原有的东西部地区产业分工格局。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外向化，东部地区经济首当其冲被推上国际经济大舞台，地区产业结构也就日益向外向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加工度产业演进，国内中低档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供应空间

逐渐地让与中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地区起到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替代作用的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的适时跟进，非但不会因同一产业的过度密集而发生过度竞争，反而有助于东西部地区动态化合理分工格局的形成。当然，民族地区发展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提高产品加工度的选择和努力不能破坏东西两地合理的产业分工，而必须在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相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也只有在此原则之下，民族地区的具有进口替代作用的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才能顺利而有效地发展，也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和地区中观经济利益的要求。

第二，区域产业分工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垂直型分工，二是水平型分工。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分工主要是垂直型分工，即民族地区生产并输出工业原料及初级加工制品，经由东部发达地区深加工成为工业最终产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后，再输入到民族地区，由此形成的地区经济关系是典型的互补关系。长期处于这种垂直型区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民族地区，一方面在这一输出输入的互补型经济流程中形成严重的利益流失，另一方面，加工产业对技术及其更新的高要求、高依存能够刺激和促进技术的发展，民族地区缺乏加工制造消费品产业的状况，容易使民族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在不断进步的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东部地区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各种资源替代型产品，还会逐渐降低民族地区长期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优势，从而可能严重损害民族地区长期发展的潜力。

水平型分工是不同区域间存在着的同类产品但不同档次的分工以及完全相同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分工。在这一地区分工体系中，各区域实际上都在制造和输出技术档次不同的工业制成品，或相同档次但满足不同市场需要的工业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地区经济关系将是一种竞争协作关系。因此适度发展水平型分工对于民族地区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都是有帮助的。实际上，落后的民族地区也只有借助于这种有竞争又有交流合作的分工形式，才可能逐步掌握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民族地区适度发展水平型地区产业分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能的。首先，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一大国特点使我国各区域工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过强约束。工业制成品需求的多样性、地区性、民族性要求工业产品品种、质量、档次、性能的多样化和层次化，使发展同类同种产业但存在产品市场和技术层次分工的区域，同样能获得收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工业部门分工格局不应也不可能再是人为设计和计算限定的，它只能是市场力选择的结果。“而通过市场形成的区域间分工与贸易格局是复杂多样的，它并不会导致简单的区域生产专业化”，只要市场允许，产业就可以发展；只要在某产业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区域不能占领全部市场，就应允许更多的区域发展同样的产业、产品。其次，因东部发达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外向化发展而出现的市场空间让与为新的生产供应主体的进入提供了契机。最后，民族地区工业制成品市场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地区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民族地区在水平型分工体系中，应重点发展那些与东部地区具有不同产业层次的工业制成品产业、或虽与东部地区产业产品相同但是以民族地区区内市场、边境贸易市场为市场定位的加工制造业和消费品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目前应主要立足于区内现有工业生产力潜力的发挥，调整现有工业制造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使现有生产要素在新的经营方向下重新组合，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发展企业集团，依靠新型的大型企业集团解决加工工业的资金来源和产业的前置后续配套以及产品的转轨变型问题，并以这种集团为核心，吸收东部资金和国外资金。

轻工业对于打破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地区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首先，民族地区发展的轻工业多数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在投入要素中资金占用量少、劳动要素占用量大，由这样的投入结构所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既有利于绕开资金瓶颈，以少量的资金投入支持较大的经济增长、加速积累，又能使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以强就业扩张倾向使当地群众尽快摆脱贫困。其次，民族地区轻工业发展将主要依靠体制性政策投入，改革所有制结构，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比重，吸引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民间消费基金和东部游资来进行。这样一来，轻工业中将出现较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及股份制企业。轻工业产品特性本身要求市场调节成份大，而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制企业相对而言更具有独立经济实体的基本特征和行为，能较好地接受市场调节并催化市场发育。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证明：“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经济发展应有商业化作为先导，而工业革命则应有商业革命作为先导，要在发展过程中走捷径，企图把自然经济直接转变为工业经济，就可能发现社会在运输和分配能力上的准备不足”。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仍然是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一项尚未完成的艰巨任务。轻工业发展能使区内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的人增多，使作为商品进行商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区内产品增多，由此引起的地区经济商业化发展有助于瓦解农村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发展准备社会成员和社会经济环境。再次，处于初期阶段的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还要依赖农业剩余，特别是农业部门的产品剩余、资金剩余和市场剩余。以地表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轻工业对农业原料的需求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在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条件下，事先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市场需求往往是投资能否获益和能否降低风险的重要前提。因此，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增加需求量或事先存在着需求市场具有更大的投资诱导力，从而更能刺激和促进农业发展。最后，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和以粮为纲对产业间人口流动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在产值结构非农化的同时，就业结构却依然保持着农业劳动力占绝对份额的特征。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不能适时适度地向非农产业转变导致了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局面的形成，使人口——就业压力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而长期的约束，迫使我们在选择工业发展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劳动就业问题、不得不在经济效率与社会稳定间作出权衡。民族地区在城市经济、城市工业发展对城市自身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消化尚且有限、农村工业一时又难以大规模发展，而区内大农业的开发潜力还十分巨大的情况下，主要以大农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有助于打破民族地区农业单一化状态，调整和改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业转移，以此缓解工业化的就业压力。

三、工业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技术与管理并举

工业企业是工业经济活动的基本生产单位，也是工业化的物质载体。一个地区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质量、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工业化程度。因此，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必须也必然地应包含和考虑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运营效率，保证企业内部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信息等各项资源都得到及时而充分的利用。人们通常把技术与管理看成是企业发展的两大轮子。民族地区工业企业这两大轮子都十分落后，以这样落后的轮子是很难推动企业发展的。所以，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其他的企业外部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民族地区工业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只能一是技术进步，二是管理创新。

（一）推进企业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现代工业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物质技术基础。那么，如何加速民族地区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呢？

（1）包括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在内的企业相关利益者在指导思想上都必须从发展战略到具体政策上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企业产品的成本、花色品种、市场占有率等等这些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不与企业的技术和技术进步有关。

（2）加强技术改造。技术改造是在不扩大生产场地的情况下，用新的先进的技术改造落后技术、用新的先进的设备替换过时的、陈旧的设备和有些磨损严重的设备，以不断提高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高效化。技术改造是提高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据测算，一个单位资金投在技改上，可以产生1.5-2个单位的产值。因而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把企业技术进步的重点放在设备和工艺的改造上，企业投资中技术改造所占比重，美国在1947-1995年间平均为55%，到了1971-1978、年就上升到77%，其中机械工业中高达81%；日本在1973年为25%,1980年就升到了50%。民族地区现有工业企业主要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建设起来的，除了国防相对优良外，大多数企业技术装备水平都比较低。例如：贵州省在1985年普查时主要行业生产设备的技术状况是：治金行业属国内落后水平的占37.68%，国内一般水平的占61.48%，国内先进水平的占0.84%；机械行业属国内落后水平的占36.14%，国内一般水平占45.57%，国内先进水平占11.41%，国际先进水平占3.88%；化工行业属国内落后水平的占66.23%，国内一般水平占29.39%，国内先进水平占4.38%；小氮肥属国内落后水平的占57.26%，一般水平的占42.74%；建材行业属国内落后水平的占54.95%，国内一般水平占44.59%，国内先进水平占0.47%。民族地区工业企业技术装备如此落后的状况迫切要求企业的技术进步应把重点放在设备工艺的技术改造上。为推动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民族地区应当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企业自我改造的动力机制，使企业技术改造逐步变成企业的自我要求；纠正政府行为，减轻企业负担，切实地把企业利益落到实处，提高企业自我改造的能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支持企业的技改资金筹措，努力改善目前技术改造资金短缺局面。此外，还应注意技改资金的投向、规模、结构、方式，合理使用技改资金，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效果。

（3）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参与度。企业参与科技开发具有一定的经济必然性。首先企业自行开发、自行应用新技术，能够减少企业的技术市场交易费用。其次，企业在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中，不但能改善企业的生产技术，还会培养和锻炼企业所需的技术人才，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再次，企业与纯研究机构相比，更了解市场需求，更了解自身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更好地将科技开发活动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结合起来，使研究开发成果更具有应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再次，有利于减少重复劳动、缩短科研 生产周期、削弱和防止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发生。最后，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技术引进的效益。因此，目前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企业里，特别是在有实力的大企业中，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正方兴未艾。企业科技投入在全美科技总投入中所占比重，1965年为1/3,1987年上升为1/2，最近15年来，美国在工业领域的科技投资中，企业投入所占比重高达2/3。 1991年，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家全部研究一切经费支出的比例高达71%。在这两个国家里，企业拥有的科技开发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总数的比重，美国是61%，日本是64%。而美日二国的科技转化率平均都在80％以上。为适应当代企业的技术进步已从传统的单纯的挖潜、革新、改造扩大到技术引进、科技攻关、产品开发的阶段和趋势的要求，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参与科技开发。民族地区的大中型能矿军工企业在技术开发上有许多优势，如人才齐全、集中、素质良好的人才优势；装备精良、齐全的设备优势；财力雄厚并且易于得到来自企业外部的商业性或政策性资金支持的经济优势等等。但近些年来，军工企业因军工生产任务锐减，造成大量设备、人才、技术闲置；部分能矿企业也因可供开采的能矿资源日趋枯竭而急需寻找新的出路。鉴于此，更应发挥企业自身在科技开发上的优势，以现有技术和引进技术为基点，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重振企业雄风。企业参与科技开发活动应当是多形式、多渠道的，既可以独立进行，更可以通过同区域或跨区域的企业联合以及企业与非企业机构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产研学方式。利用共同研究开发者各方技术的互补性、资源上的互补性的方式，有利于弥补单个企业独立作战的局限性，减少技术开发成本，加快技术开发速度，降低技术开发中的风险。因此，这种类型应当成为民族地区提高企业技术开发参与度的主要形式。

（4）促进企业间的技术扩散，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扩散是指通过市场或非市场渠道的广泛的传播。技术扩散有助于技术受体的技术进步，对工业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小企业由于技术人才短缺、资金有限、利用外部信息能力较低等各方面原因，决定了中小企业在技术进步中更多地是作为现有技术的使用者、接受者而不是创新者。因此，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进步从取得先进技术的渠道来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外部市场交易，以合法的技术购买方式获取现有技术，如购买技术使用许可证、专利；聘请技术人才；获取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这一方式的广泛而有效实施有赖于技术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二是小型企业通过与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相结合，作为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或外协组织，与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建立起稳定而密切的分工协作，在为大企业或企业集团配套加工零配件和为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提供必要的专业化中，努力接受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辐射，来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这一方式的有效实施，需要民族地区深化企业改革，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建立起大公司一子公司一附属中小单厂的企业系列和企业层次秩序，突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封闭隔绝状态。

（二）加强企业管理

管理是共同劳动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化生产活动的必然要求。同时，管理也是一种资源，管理资源利用得好能够弥补一般资源的短缺。一般来说，越是在资源要素短缺的环境中，企业越是需要科学的管理。况且，在体制转型期里，有效的管理还能够部分抵消由于体制缺陷所产生的企业低效率。

对于落后的民族地区，加强企业管理、开发管理资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工业企业与其它地区企业相比，从整体上看效率更低、市场竞争更为乏力。而民族地区工业企业发展的落后不仅源于企业生产技术手段的落后，更源于企业管理的落后。管理人才奇缺、管理意识淡薄、管理经验不足、管理手段落后、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不健全、经验管理有余而科学管理不足等管理落后的种种表现在民族地区企业普遍存在。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要想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民族经济要想在较低的起点上尽快地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就必须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并且，科学有效的管理也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并保证企业技术进步能够导致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管理较之技术在现阶段更能迅速地扭转民族地区工业企业效率低下、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就民族地区工业企业状况而言，加强管理比技术进步更具有紧迫性。

民族地区工业企业管理应加强的方面是：

第一，树立管理新观念。

一是生产力观念。企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企业生产力。企业应把是否有利于企业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企业全部工作的根本标准。同样，企业管理的目的也在于提高效率、发展企业生产力。管理活动具有二重性，既有同生产力、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相适应并且强化和促进企业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如何处理和协调企业中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关系，又有同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并维护和巩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社会属性，在企业管理活动中表现为如何处理和协调企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企业管理要通过这二方面的管理活动来实现和发展企业生产力。企业生产力水平最终要表现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效果。企业管理活动是否出效率，是否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发展，要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二方面衡量，良好的管理效果表现在使用价值上就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数量、花色品种、质量上符合社会不断变化着的消费需求；表现在价值上就是企业经济效益提高。

二是市场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作为主体，企业必须在法律规则和社会认同的准则下，自主选择、自主行动并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为此，要求企业管理活动要由过去单纯的生产型管理转变为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经营管理。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包括计划制定、组织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科研协作以及与外部环境的沟通等等都必须围绕市场要求来进行。在民族地区企业中，普遍缺乏市场营销管理和公共关系管理这二大块重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活动。今后应注意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生产出适销对路、品质优良而又价格合理的产品，才能补偿并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增强管理的市场观念，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企业的市场营销管理，研究企业应当如何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及其发展。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然拥有更为广泛的外部联系，增强管理市场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展企业和谐的公共关系，争取企业的出资者、协作者、供应者、消费者、竞争者、政府机构及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理解、支持与合作。

三是权变观念。权变即权宜机变。虽然管理思想古而有之，西方发达而系统的管理理论也可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从工厂制度诞生以来的企业发展的历史证明：管理是权变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能够用之于所有企业而都行之有效的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所谓卓越的管理经验、管理方法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企业而言的，管理虽然具有生产力方面的世界共性，但与科学技术相比，管理的普遍适用性要小得多。管理没有共同的模式而只有共同的规律，不同的企业，生产力水平及其构成要素是不同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生产力特色；管理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是不能不打上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社会价值取向、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烙印的。管理落后的民族地区工业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实践中，学习和利用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方法是必要的，但外部经验充其量只可以借鉴和启迪，万不可生搬硬套，而是应根据本企业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不断探索，才能形成适合于这个特定企业的有效的管理模式。

第二，建立企业秩序。

秩序是现代工业企业内在规律的要求。现代工业企业是以机器和机器体系生产为基础的，机器和机器体系在企业中的广泛采用要求企业中的劳动者服从并适应机器的节奏，按照机器和机器体系的要求，合理地进行分工、组织协作，使企业生产过程的各个工艺阶段、各个加工过程、各道工序以至每个人的活动，都能与机器体系的运转协调一致。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运动”，“在所有这些企业里，技术条件要求每个人绝对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他所担负的那一部分工作，否则，就会有整个企业停顿或机器和产品损坏的危险”。由此可见，现代工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首先是人与机器的结合过程，然后才是人与人结合的过程，和谐的人机关系对工业企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是十分必要的。

秩序还是社会化生产活动的必然要求。现代工业企业生产活动的另一大特点是：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是劳动者以分工协作为基础、围绕企业目标进行共同劳动的过程。这一特点要求并说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实现企业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制约、约束，劳动者能动性的自由而充分地发挥所造就的很可能是离散和混乱，而不是现代企业生产所要求的合力和秩序。因此，企业还必须通过管理活动将劳动者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组合在一定的秩序当中，让每个劳动者在分工所限定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并使每个劳动者能够根据企业的目标和操作标准、程序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工作行为。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同样，没有企业秩序，就不会有企业效率。建立企业秩序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基础工作，企业的其它任何管理活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有效实施都必须在秩序中实现。

对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而言，建立企业秩序更具有紧迫性。在民族地区的企业中，特别是一些地方中小企业和近年来新建的企业中，普遍缺乏基本的管理秩序和规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章可循，或虽有规章制度，但根本不具有约束力；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很低，长期以来只是依靠当地约定俗成的习惯和以往的工作经验来指导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科学的现代的管理成分很少；企业职工中有不少是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又普遍没有经过基本的岗前训练，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小生产的自由散漫习惯和作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抑制和约束等等，不少企业呈现出纪律涣散、管理松懈、秩序混乱状态，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因此，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必须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建立起严格的企业秩序，从严依法治厂，尽快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规范有序。为此必须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根据企业的生产实际和市场规律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维系企业管理秩序的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二是管理者要树立并执行管理者的权威，真正做到依法从严治厂、令行禁止、减少例外；三是要加强职工的培训，培养职工的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提高职工的内在素质，养成在规范中进行活动的良好习惯，使职工自觉地、乐意地服从现代工业所需要的纪律，自觉地、努力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和服从于企业目标的要求，使劳动者在严格的秩序和铁的纪律中养成自律的习惯，逐渐建立起一支具有社会化大生产意识的职工队伍。

第三，调动企业管理者的管理积极性，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力。

企业管理者在企业中拥有决策权、指挥权等诸多管理权，是加强企业管理的第一行动力量。但是，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管理者和管理者群体都愿意并能够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的。管理需要动力。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需要有强烈进取心，需要有鼓励这种进取心的动力。实践证明，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管理最具鼓励和刺激作用的是有效的管理活动将会为管理者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奖赏。个人物质利益的满足永远是人类行为中最基础和最基本的动机和动力，特别是对于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在致富道路上刚刚起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行为的致富动机是非常明确而突出的。社会应肯定这一动机并给予企业家相应的物质回报与奖赏，提倡让企业家先富起来。同时，处在管理者位置上的人，除了追求自我物质利益满足之外，抱负、事业、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是其行为目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在调动管理者的管理积极性时，还不应忽视管理者对精神利益的需求与满足。

管理需要权力。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工业企业必须树立起企业经营者的权威。权威的形成及其维护与权力的大小有无密切相关。管理权力的获得及其保障需要明确两个关系。一是正确认识和规范政企关系。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只能在企业之外，从宏观层面、以间接手段影响企业决策，而不能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政府作为投资者必须与其它出资人一样，只能以出资人集体的方式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不能单个地、独立地支配企业法人财产和左右企业经营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法人财产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层面的权力的行使，杜绝因“公公”、“婆婆”过多而造成的人为的管理创新成本过高和管理创新时滞过长的现象，真正做到政企分离。二是正确认识和规范企业管理者与职工的关系，明确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职工必须服从管理者基于理性而进行的统一组织和指挥，企业职工对企业管理的参与主要是根据企业民主管理的程序，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当然，企业管理者对职工的领导、指挥与组织不仅要靠职位权力更应当靠非权力权威的力量来实现。

管理需要能力。管理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管理者具备一定的智慧和胆识，对于一个企业管理者和管理群体来说，最珍贵的素质和能力除了富有开放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富于进取、竞争并敢于承担风险的开拓意识，以及正直高尚富有魅力的个人品格之外，就是良好的分析决策能力、组织统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为获得具有这些素质和能力的企业管理者，民族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现有的企业管理者的培训工作，使他们尽快熟悉和掌握市场运行规则和现行的法律法规，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竞争型的企业管理者选聘机制，能者上、庸者下，使更多的具备管理者素质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村工业化

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地位的提升，而且还包含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的概念的这一界定表明工业化的实质是要寻求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因而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就不只是确立机器大工业体系，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并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而且还要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发展，使经济由二元结构状态向一元化发展转变。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转换呢？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创始者、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 A • Lewis）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城市工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业的工资水平，从而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最后完全被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因之逐步提高并与城市工业部门看齐，整个经济由此转变成一元化的同质经济。这一理论设计的二元经济转换道路是大力发展城市工业，通过城市工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条道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城市工业的发展，但没能使二元结构消除，反而使之更加僵化，经济二元之间的沟通更加困难。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施的工业化道路也一直是以优先发展城市工业为内容和核心的，但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证明：在我国，仅靠城市工业化这一单一的工业化道路是很难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并存格局、实现经济的同质化发展的；必须在传统农业与城市现代工业之间引入一种新的有效的力量来打破这一僵局，并成为二元经济之间沟通、转换的中介和桥梁，有效地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一力量就是农村工业。

农村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转移，从而缓解了农业中的隐蔽失业问题，提高了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率。

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所在是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能被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全部吸纳。在传统的以城市工业为发展内容的统一的工业化模式中，民族地区城市工业的主体是面向区外配套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和面向国防建设的军工业，这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劳动力要求数量有限而需求质量较高，实际上为当地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设置了进入障碍，使这些劳动力不是因为不需要就是因为不合格而被拒之于工业化进程之外。同时，由于国力所限，国家不可能大规模持续地对民族地区进行工业资本投入；民族地区工业存量因自身的低效率而造成企业和地区工业资本自我积累能力低下；民族地区的投资区位劣势使其对区外资本的吸纳较少等因素，使得民族地区城市工业的扩张也十分有限，企望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靠城市工业的扩张来消化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必须在城市工业化道路之外寻找另一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这就是发展农村工业化。我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发展的实践证明，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因其主要类型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这一优势资源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而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的吸收器，到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已达10581人之多，极大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第二，有助于促进传统农业部门生产技术的变革。

经济同质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传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现代化反映在各个方面，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即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来发展农业生产力。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改造作用表现为：（1）农村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为农业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农业生产函数创造了条件，因为就业——生存压力过大往往使过剩的劳动力成为产业技术进步的障碍。（2）农村工业成为农业劳动手段现代化改造的物质提供者。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换的直接模式中，农业的现代化武装必须唯一地依靠城市工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产品。但是，在城乡分割、城乡差距依然比较严重的态势之下，城市的人才、技术、装备向农村输出是十分有限而困难的，而仅靠这一有限的输入又是难以尽快改造传统农业的。农村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电力、中小农机具、化肥、农药、配合饲料以及农田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设备和物资，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发展。（3）农村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农业部门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以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因此而增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会刺激农业对新的更为有效的劳动工具和原材料及生产方式的追求。（4）农业技术变革在农业内部形成需求之后还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才能转化为现实，农村工业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仅“七五”期间，乡村集体企业累计支援农村各项事业建设资金达524亿元，占同期乡村集体企业税后利润的40%；乡村集体企业各项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资金累计达343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预算内给农林、水利、气象等基本建设投资额的140%。 1991年乡村企业利润用于支援农村各项建设资金为121.8亿元（乡、村二级），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建农资金为92.2亿元（乡、村二级）。

第三，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二元经济转换的另一表现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农村工业恰是弥合城乡经济二元间的差距、消除隔阂，促进城乡经济交汇、融合的中介力量。一方面，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部门孕育出来的部门，与农业和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村工业企业大部分布局在广大的农村社区，这些企业的诞生与发展要从农业部门取得原始积累、劳动力、生产原料以及食品，同时也向农业部门和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中小型的农用机具和化肥、电力等其它农用生产资料，并满足农村居民的部分生活资料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工业生产方式与城市工业的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能够通过接受和吸收城市经济辐射出来的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管理经验；与城市工业开展分工协作，为城市工业及城市社区发展提供部分产品和服务等途径与城市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此外，农村工业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从而使小城镇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依托点：城市经济能量向小城镇扩散并为聚集在小城镇的各类乡镇企业吸收，再经过乡镇企业自身的消化、运动、放大、增殖最终向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辐射传导。

二、发展民族地区农村工业的基本措施

（一）拓宽筹资渠道、提高用资效益

工业化的发动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农村工业化也不例外。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途径。我国地区间乡镇企业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晚，其间又屡次错过大发展的良机。因而当东部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已进入到上档次、上水平、上规模的成长成熟期时，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才刚刚处于起步或起步艰难的阶段，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事实上，目前民族地区许多乡村没有乡镇企业或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的障碍首先来自资金严重短缺。缓和资金供求矛盾的可行做法一是拓宽筹资渠道，二是提高用资效益。

（1）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区内的社会闲散资金。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居民手中的消费剩余日渐增多，这部分消费剩余是乡镇企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对这部分消费剩余的动员可采取的方式有：第一，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继续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提倡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这种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严重缺乏启动资金的民族地区乡镇企业而言，由员工投资入股带资进厂的股份合作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企业内部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的二位一体，更在于它具有良好的筹资功能。第二，发育农村资金市场，在继续发挥农村各级信用社在乡镇企业发展中的支持作用之外，还应鼓励发展各种为当地群众所接受和欢迎的民间信用，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信用支持。

（2）加强区内乡镇企业与区内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横联协作，充分利用城市（含工矿区）工业的辐射作用，带动乡镇企业发展。这种把乡镇企业纳入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总过程的方式，不仅易于解决乡镇企业启动和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约束问题，而且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市场问题、信息问题和规模经济问题都可能在分工协作中得到改善，从而提高乡镇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这种方式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了城乡工业的整合与协调，使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真正成为整体工业化中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彼此孤立的二大板块。

（3）注意吸收外来资金。外来资金包括国外资金和我国东部地区的资金。进入年代以后，民族地区有了引进和利用外来资金的机遇：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将有一批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档市场指向型的乡镇企业，由于当地的资源供给紧张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消费档次提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产业升级的激烈角逐中被挤出东部市场，另谋生存空间；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逐渐向中西部倾斜，如沿边开放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边贸发展，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西向倾斜等等；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因沿边开放和边贸发展、欧亚大陆桥开通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优良化的地理位置，使民族地区的区位经济优势逐渐显露并日见突出。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来，东资西进和外资西投已在悄然地进行中，因此，民族地区今后还要努力改善区内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对东资和外资的吸引力。

（4）提高用资效益。民族地区农村工业用资效益过低，会产生两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造成农村工业资本增值能力、自我积累和扩张能力低下；二是阻碍了农村工业机体外部资金注入，限制外来投资的实现。这两方面的不良影响共同导致农村工业体内外资金流向其它用资效益更好的行业、地区或沉淀为贮藏货币，使农村工业资本集聚与积累都变得异常困难。因此，为缓解民族地区农村工业发展的资金约束瓶颈，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工业的用资效益，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作用，逐步增加自我积累能力和提高对资金的吸引能力。民族地区农村工业要提高用资效益，必须着重抓好二大环节，即投资环节和企业的营运环节。在投资环节上应主要抓好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工作，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企业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可得的投资环境和其它生产建设配套条件，以及投资资金的成本与风险来综合考虑决定是否应该投资于该项目和应怎样投资，坚决杜绝不顾客观条件、先入为主、贪大求成、好高骛远、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行为和现象的发生。同时，由于市场波动给投资经营活动及其效果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而民族地区农村工业发展基础差、起步迟、起点低、底子薄、员工的风险意识薄弱，对风险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因而在建设项目的选择上应采取较为稳妥的投资方式，尽量地减少和避免风险。在企业的营运环节上，应努力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影响企业营运效率的因素很多，就企业内部因素而言，主要是设备工艺的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员工的素质等因素。因此，民族地区的农村工业企业营运效益的提高，必须一要尽快实现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的设备、工艺技术水平。二要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针对目前民族地区乡镇工业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懈、科学管理不足而经验管理有余等问题，民族地区农村工业企业应狠抓企业的基础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明劳动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在此基础上加强企业的市场营销管理，增加市场调研、市场定位、选择销售渠道、产品促销活动以及各种售后服务等科学、现代的管理活动，使企业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企业的非价格竞争能力。同时，改善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使流动资金在循环的各个阶段保持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继起，依次顺利地执行其职能，提高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进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素质培训。民族地区农村工业企业的职工在进厂前大都是农民，他们既缺乏工厂制度所必须的自觉的劳动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又缺乏现代化生产所需的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对新职业、新岗位的就业适应性普遍较差。因此，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工作，不仅要重视具体岗位技能的培训，而且还要重视文化技术、知识和职业意识及敬业精神的培训，提高员工的职业适应性以及学习钻研新知识、新技能的自觉性。

（二）注意发挥政府在农村工业化中的扶持、组织和引导作用

与其它区域相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主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而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则主要是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为加快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并提高其发展的效率，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应在中央所确定的要继续发展乡镇企业，特别要扶持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的方针下，尽可能给予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以更大的政策、资金、物资投入，并努力使政府各部门在乡镇企业问题上能够相互协调、互相配合、通力合作，为乡镇企业的持续高效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行政环境。

民族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不发达地区，有着与其它地区十分不同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这里，商品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条件、制度变革以及工业化的初始积累都十分缺乏，仅仅依靠农民个人的力量自发地发动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基层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农村工业化就成为必要而又现实可行的选择，因为经济关系的非市场化现实注定了政府要在经济上扮演组织经济和管理经济的角色。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生发展的轨迹也显示：乡镇企业所在社区的政府直接组织和管理农村工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起步的重要环节之一。

我国乡镇企业在其自发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诸如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化发展以至在二者之间形成过度竞争，农村工业布局高度分散，外部不经济以及企业有效规模不足等诸多缺陷和不足。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缺乏引导的必然结果。民族地区农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应注意吸取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通过工业区位政策，引导农村工业相对集中发展；通过大力培育区域市场，沟通城乡工业间的联系，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中应有的作用，使民族地区农村工业化过程尽可能地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及其严重化。

（三）建立与发展城乡工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农村工业化是整体工业化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和环节。所以，民族地区整体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与其说是要取决于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各自的发展，还不如说是要取决于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要在整体工业化推进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贡献出更大的份额，必须建立起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互补竞争关系，而不是彼此孤立的二大板块，使城乡工业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各方面协调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

（1）分离企业社会职能，建立开放的企业系统。由于长期的条块分割体制、山散洞的企业布局以及缺乏现代工业成长的各种外部配套环境条件的制约，民族地区城市工业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很低、企业办社会的全能型特征十分明显，区域内部企业间联系特别是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之间处于一种疏离状态，企业难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合理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对此，民族地区区内的城市企业应通过进一步的企业内部改革，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使其加入到社会分工序列，以此使企业与外部环境建立起密切的输出输入关系，为城市企业向其它企业进行经济技术扩散创造条件，并使城市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央大中型企业自觉地关注和寻找区内市场和当地的协作伙伴，更多地考虑与所在地相关企业的整合与协调。

（2）发展承转包制。承转包制是现代经济中小型企业实现生存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据日本通产省中小企业厅1981年统计，在制造业中，与大型企业建立依附承包关系的中小企业占中小企业总数的65.5%，其中在运输机械制造业中占87.7%，电气机械制造业中占85.3%，精密机械制造业中占80.9%，而且还有逐级转包企业，如丰田公司所带动的一次承包企业有168家、二次承包企业4700家、三次承包企业31600家，其中，在这三次承包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20.5%、88.5％和97.5%。民族地区农村工业的主体是那些技术层次低、管理相对落后的小型企业。小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靠大企业生产零配件和提供必要的外协组织，是在为大企业生产零配件和提供必要的专业化服务中实现的。因此，民族地区农村工业企业可通过承接城市工业企业的订货或专门承做某一产品某一生产工序的加工任务，生产名优产品的零配件和初级产品等方式形成专业化生产，并在较为稳定的供销关系中实现工序或某一专门生产的规模经营。通过这种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承转包协作关系，弱化和克服小型企业在技术、管理、规模和抵御风险能力上的缺陷与不足，分担大中型企业的部分生产经营职能，促进分工发展，在此基础上使城乡工业利用市场机制重新调整、组合，形成不同的企业技术层次序列和不同的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产业体系，避免城乡企业在同一层次、同一领域的过度竞争。这种建立在合理、和谐分工基础上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联合将进一步促进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