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贸易与民族经济

我国陆路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老挝、越南等15个国家接壤。在我国143个陆地边境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112个，占78%，人口为2100多万。我国的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回、蒙古、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维吾尔、柯尔克孜、藏、傣、景颇、瑶、苗、佤、傈僳、壮等2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之间的文化习俗相近，宗教信仰相同，具有传统的广泛的联系。沿边毗邻边民长期在生产生活上相互帮助、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各种友好往来，密切的姻亲关系，同族同亲的深厚友谊，已经成为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和文化往来的重要纽带。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加强，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

80年代初，在我国的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陆地边境地区，传统的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开始逐渐恢复并日趋活跃，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发布的《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中，明确了边贸“自找货源、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求平衡、自负盈亏”的“五自”方针。从此，边境贸易蓬勃兴起，逐渐形成了边贸不边，小额不小的态势，这是我国边境贸易发展的始端。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务院于1992年3月作出决定，进一步开放黑龙江的黑河、绥芬河，吉林的珲春，内蒙古的满洲里四个城市；1992年6月，国务院又决定开放广西的凭祥市、东兴镇，云南的畹町市、瑞丽县、河口瑶族自治县，新疆的伊宁、塔城、博乐三个城市，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市；赋予13个城市以下主要优惠政策：省（自治区）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授予各边境开放城市人民政府在管理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一定权限，权限内的边贸、加工、劳务合作等经济合同由市自行审批。“八五”期间对为发展出口农产品而进口的种子、种苗、饲料及相关技术装备，企业为加工出口产品和进行技术改造而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或增值税）；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扩大沿边城市人民政府审批项目的权限。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征收；允许毗邻国家投资商在其投资总额内用生产资料或其他物资、器材等实物作为投资资本。这部分货物可按我国边贸易货的有关规定销售，并减半征收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允许在沿边城市兴办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吸引内地企业投资为主，举办出口加工企业和相应的第三产业；“八五”期间免征投资方向调节税，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新增财政收入留在当地，用于基础建设。这些优惠政策进一步放活了边境开放城市，充分发挥了边境口岸的“窗口”作用。同时，国务院还决定对内陆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昆明、贵阳、银川、南宁、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这标志着我国的沿边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沿边开放，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带来新的生机。短短几年就使昔日冷清的边关变得商旅云集，人声沸腾，边境贸易额大幅度提高，资金、技术劳务出口不断增加。现在，我国内陆边境线上已有182个国家级口岸，地方级口岸159个。沿边开放，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经商贸易，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使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对外开放末端一跃成为开放的前沿，与沿海、沿江开放遥相呼应。

自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随着实践的发展，沿边开放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创新和深化。开放度越来越高，边贸额增长较快，正由边疆推向内地，辐射到沿海，扩展到全国。沿边各省区根据其实际情况，均把发展边境贸易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提出和制定了加快与周边国家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新疆在90年代初就提出了“向西倾斜、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向西倾斜”是新疆根据其独特区位提出的对外开放新思路，即在巩固并扩大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疆向西开放的地缘、人文优势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特别是新亚欧大陆桥开通的有利条件，积极开拓中亚、西亚和欧洲国家的市场，扩大贸易额，提高其在新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向西倾斜”表现为多方面技术经济能量的交换。一是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技术转口贸易，二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技术经济交流，三是由自然条件和其他因素造成产业差异所形成的技术经济交流。新疆与内地相比，具有相对的原料、能源优势；与独联体国家相比，具有轻加工产业优势。可见，“向西倾斜”能形成这两个区域产业之间的有机结合。它不仅是某种单纯的贸易行为，还要借此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外资，以全面推动新疆乃至整个西北的经济发展。

其后，新疆又提出并实施“两线开放，沿边先行”的战略，利用15个边境口岸和欧亚大陆桥，吸引国家和各省区的巨资用于新大陆桥经济区域，构筑沿桥的产业布局，使一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新兴工业和商贸基地迅速崛起。现已具有30多个大类、400多个品种的出口规模，并诞生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品。新疆还以自己优越的通商口岸，与韩国、哈萨克斯坦、日本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商运客户关系，并吸引美国、德国等国产品从新疆口岸出入境。阿拉山口口岸1996年的进出口量达180余万吨，仅几年的功夫，已跃居全国陆路口岸的第二位。各级边贸公司还通过经济技术合作、代理制等多种方式以借助“乌洽会”的桥梁，拓展周边国家市场，推动边境贸易迈上一个新台阶。边贸公司从1991年5家发展到1996年的346家，形成了由区级、地州（厅局）级、县市级边贸公司和三资企业、生产自营出口企业及兵团外经贸企业组成的多路边贸大军，贸易国别已拓展到包括周边8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在边贸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已占70%。 1993 - 1996年，新疆边境贸易额连续4年占新疆外贸总额的50％以上，成为新疆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7年，国务院根据新疆对外贸易的实际发展情况，又赋予了新疆边境贸易8项优惠政策。新疆紧紧抓住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推动边贸的向纵深发展，现已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格局。

内蒙古有42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共有18个口岸，其中有两个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满洲里口岸和二连浩特口岸。满洲里口岸铁路过货能力为500万吨，可以通过俄罗斯通往东欧和西欧。二连浩特口岸的铁路过货能力为300万吨，可直通乌兰巴托、莫斯科通向欧洲各国。为充分发挥这些地缘优势，1993年，内蒙古提出了“多边合作、以开放驱动全局”的战略思想，强调要以边境贸易为契机，加快开展同俄罗斯、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以开放开发为驱动力，加快区内市场与区外市场的对接，使内蒙古经济纳入国际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轨道，在开放、联合、引进中取得发展。

1996年底，内蒙古满洲里市和额尔古纳市两个中俄互市贸易区启动运作，这是内蒙古沿边开放的又一重大突破，不仅活跃边境地区的贸易，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俄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对外开放。地处中俄边境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依托资源地缘政策优势，以开放促发展。重点发展对独联体、蒙古等国的边境经贸合作，先后与俄罗斯赤塔州和蒙古国东方省组建了国际事务及对外经济联合混合委员会；与独联体、蒙古等国和地区的1000多个客商建立起贸易合作关系。呼伦贝尔盟已经形成了以满洲里为主体，年货运吞吐能力1000万吨以上、年过客能力50万人次的口岸群。满洲里口岸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口岸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以满洲里口岸为龙头的包括黑山头、室韦、阿日哈沙特和海拉尔航空港等在内的九口通商格局，正逐步形成具有较强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呼盟沿边开放带。在年货运能力1000万吨以上，过客能力50万人次的口岸群体带动下，呼伦贝尔盟初步建立起了以外贸、招商、旅游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

黑龙江省提出了“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1997年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两国最高首脑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在阿穆尔州一黑河市、赤塔州一满洲里建立互市贸易区。黑龙江省1998年新年伊始就召开了首次以发展对俄经贸为主要内容的专门会议，提出“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开放黑河、绥芬河、东宁、密山等口岸）方针，优化组织，调整全省的经贸工作，指出黑河要努力推进蔬菜瓜果基地和跨国经济合作区的建设。1998年2月，黑河市提出了加速“两个延伸”，扩大对俄贸易规模和领域。即以现有的阿穆尔州市场为依托，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20万人口以上城市和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区延伸；以现有的贸易为基础，向俄方及独联体国家的工商企业和农村市场延伸。

云南和广西实施“打开南门、走向亚太”，“面向东南亚、全方位开放”的沿边开放战略。云南、广西毗邻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历史上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对外交流的口岸，特别是广西的凭祥、龙州、东兴等地是历代边关重镇和国际通商口岸，是我国距越南和东南亚国家最近的内陆口岸。80年代后期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中越关系正常化，滇桂两省区沿边一线地区相继对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开放，边境贸易迅速发展。东南亚有4亿多人口，1600亿美元的商品交换能力，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我国边境贸易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边境贸易增长速度回落并大幅下滑。我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和广西9个省区分别与15个周边国家接壤。其中，因甘肃省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边境线较短，两侧人烟稀少，边贸额较小，习惯上不将之列入沿边省区内。另外，海南省与越南有共同的海上边界线，经国务院批准，海南省也享受边贸政策优惠，故也将其列入沿边省区之列。我国沿边省区的边境贸易，在9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超常规快速发展。据统计，1992年全国边贸进出口总额由1989年的10.6亿美元飚升至39.5亿美元，边贸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相应地从0.8％增长到2.4%，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后，近年来受国内外大气候的影响，出现了大幅下滑的不利局面。截至1998年底，全国边贸出口8.05亿美元，出口12.13亿美元，边贸进出口总额为20.18亿美元，仅相当于1992年的51%。以云南省德宏州为例，该州1995年边贸达到27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最高记录，1996年有所下降，1997年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1997年边贸额下降到18亿元，比上年下降45%。该州的瑞丽市1995年边贸额为15亿元，1996年为14亿元，1997年仅有9亿元，比上年下降35.7%。边贸过快下降，造成财政税收锐减。边贸税收占财政收入90％左右、号称“边贸财政”的畹町市，1995年以前，市属机关干部工资从未发生过拖欠，进入1997年后则每个月都拖欠。

造成边贸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已实行14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联系汇率制，实行汇率浮动，由此引发东南亚货币危机，迅速波及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股市动荡。尤其是俄罗斯发生了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政局动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边贸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在我国的周边国家中，直接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主要是缅甸，缅币大幅贬值，缅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已由过去的10:1.5降至10:0.30，使我国边贸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变高，竞争力下降，出口受阻。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也颇深，俄罗斯由于卢布大幅贬值和经济不景气，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减少。而由于卢布的贬值，进而引起独联体各国货币的不稳，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国边贸的进出口。

2．周边国家新出台的贸易政策对我不利。近年来，一些周边国家为减少对我国的贸易逆差，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了一些新的贸易措施。如缅甸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提高了30%,涉及商品大多是我国边贸出口的常规商品；并对我国常规进口的木材、珠宝玉石、皮张、水产品、油料作物作了更严格的管制；禁止进口中国卷烟、啤酒、药品等。

3．我国从1996年4月实施的新边贸政策也对边境贸易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务院于1996年初下发了《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2号文件”〕,3月29日，海关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又联合下发了《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和《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这些新政策规定，取消162种商品享受的免税优惠，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口岸进口原产于毗邻国家的商品，1996-1998年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并将边贸纳入了一般贸易管理。从全国的全局来看，这些措施规范了边贸秩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边境各省区普遍反映：以“小、快、灵”为优点的边贸目前仍受到管理方法和程序的太大制约。税收减半政策优惠难以落实，在实际运作中没有能够真正发挥实际效用。主要是因为这些进口商品只有在直接进入当地企业或居民家庭使用时才能享受优惠。而目前边境贸易基本上都由政府指定的扶持的商贸公司经营，绝大部分进口商品都要进入市场，这样，实际上就不能抵扣进口环节所减免的增值税。2号文件对30种特定商品实行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从全国经济大局来说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实际管理环节上存在着许多问题，配额招标管理环节过于繁杂，需层层报批，手续增多，管理趋严，与边贸经营之间形成了较大的摩擦。比如，年度进出口配额不能够及时和足额地下达，造成一些出口商品经常积压在边贸口岸两侧。在配额许可证上招标商品实行三级管理不适用于边贸，边境小额贸易不能参照大贸的办法。配额的设计和分配不能顾及一些边境省区与邻国开展边贸进出口的特殊情况和传统做法，从而引致边贸下滑。边境各省区普遍要求将边贸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减半征收的政策继续延长；把出口配额、许可证商品管理权限下放，实行以文代证；对边贸采取国别政策，即对不同的周边国家实行不同的边贸政策。

（二）初期的边贸是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易货贸易，规模小，层次低，现已经形成规模大、辐射广、多元化的新格局。过去边境贸易一般只是小笔的边境易货贸易，现已发展到大宗的跨国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边贸从单一的贸易型向工贸结合、技贸结合，以及成套设备出口方向发展。沿边省区到毗邻国家办厂、开设办事处、承包工程、兴建基础设施等合作项目也逐渐增多。

贸易规模已由简单的易货贸易逐步发展为一定规模、较为规范的进出口贸易。贸易区域范围已由初期纯粹的两国边民互市贸易发展成为辐射多国的贸易和转口贸易。云南、广西的边贸产品不仅已站稳了越南、缅甸、老挝市场，并由此转销到泰国和柬埔寨，有一部分商品还向马来半岛、南亚和西亚国家转口；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的部分边贸产品不仅进入了蒙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市场，而且还转口到欧美国家。边贸口岸成了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前沿阵地，在向国际市场的进军中的作用日显重要。贸易主体已由边民原始的民间易货贸易发展成为国营、集体、个体经济共同参与。目前参与边贸的主体可分为三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和社会团体，但因其普遍存在资金不足、商品单调、竞争力弱等困难，显得后劲不足，其边贸额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二是边境地区的地方政府的贸易部门。三是边民和个体商贩，在边境贸易的总体比重中份量较小，但因边民和个体商贩具有反应灵活、熟悉对方习惯、结算方便等优势，在边境贸易中始终保持旺盛、稳定的增长势头。

贸易的层次、商品结构也由低层向中、高档过渡，需求的大众化逐渐向专一化转移。通过多年的发展，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品种繁多，已由最初的几种逐渐增加到上百种、上千种，由低档次向高档次发展。如在云南、广西的边贸市场上，出口的商品在稳定日用消费工业品的同时，向生产资料、机电技术产品方面扩大，进口商品在稳定农副土特产品和山货药材的同时，向特种工艺品原料、各种木材和有色金属矿产品方面扩大。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亦有了明显提高。90年代初，由于缺乏制约监督的措施，少数不法奸商把我国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输出到周边国家市场，引起了周边国家人民的不满，严重败坏了我国商品的信誉。近年来，随着规范的边贸政策措施的出台，我国政府“打假”力度的加强，外商对中国出口商品质量要求日益严格，我国的边贸企业也充分认识到提高出口商品质量的重要性，这些因素使得出口商品的质量明显提高。

（三）边境贸易秩序逐步规范化。90年代初，国家作出进一步开放13个沿边城市时，各边贸口岸一度很红火，由于政策不配套，存在大量不规范行为。1996年4月，国务院2号文件实施后，有效地整顿和规范了边境贸易行为，现在做边贸生意很难再像以往那样容易钻政策的空子，边贸企业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1999年1月，新的边贸政策出台并实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海关总署联合就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作出新的补充规定（844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仅限生活用品），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3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超过人民币3000元的（2号文件规定为1000元），对超出部分按法定税率照章征税。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进口原产于毗邻国家的商品，除烟、酒、化妆品以及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其他商品外，在2000年底（2号文件规定只到1998年底）前，继续实行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的政策。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下换回物资的进口，在2000年底前，继续执行边境小额贸易的进口税收政策（2号文件规定要按全国统一的进口税收政策，现只要减半征收）。

844号文件还放宽和简化出口配额和出口许可证的限制，扩大了边境地方外经贸业务部门的管理权限。规定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本地自产的粮食等国家重点管理的商品外经贸部每年根据上年度边境小额贸易出口情况、生产情况及供求关系等因素，专项给边境省、自治区下达一定数量的出口配额，并授权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发放出口许可证。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进口原产于毗邻国家的属国家实行进口配额和限量登记管理的商品（除汽车及关键件外），外经贸部每年从年度进口计划总量中切块下达进口配额或限量登记额度，并授权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部门签发进口许可证和进口商品登记证等。可以想见，1999年新的边贸政策的出台，将有力地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沿边开放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自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随着实践的发展，沿边开放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创新和深化。开放度越来越高，边贸额增长较快，正由边疆推向内地，辐射到沿海，扩展到全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不仅拓展了相邻相近国家的市场，还繁荣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了边疆的稳定。这说明边疆民族地区面向周边国家开放，发展边境贸易是振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必由之路。虽然近年来边贸下滑，对边境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边贸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一）边贸的开展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过去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的边境县市，通过发展边贸，逐步拓宽了财源，地方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不少边境地区的财源在很大程度上靠边贸，有的县边贸上缴的利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80％以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1985年开始，实行“以贸易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开辟边境贸易区，从而使该州1976-1988年的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各达到20％左右，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高出6-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出5-6个百分点。1988年德宏州的地方财政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37倍。1992年，德宏州边贸进出口总额完成17.2亿元，与1984年相比增长了45倍。边贸鼎盛时期，德宏州财政深入的30％来自边贸，其著名的口岸城市瑞丽和畹町，比例分别超过70％和90%，形成“边贸财政”的局面。广西东兴、凭祥、防城港地区的边贸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凭祥市每年的边贸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也在70％以上。

边贸的开展，大幅度地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加快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致富步伐。云南德宏州的畹町市，在开放边境贸易前属贫困县，1988年该市就进入全国首批36个小康县（市）的行列，1993年，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9600元。瑞丽充分发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瑞丽市三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141公里，它与缅甸的木姐、南坎两座城市遥遥相望），使边境贸易越做越红火。1985-1992年，瑞丽的边境贸易平均每年递增40%，仅1992年瑞丽市的边贸进出口总额达12.4亿元，比上年增长47.7%，其边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州边贸进出口总额的80%，占云南省的70%，占全国的34%。

（二）边贸的开展，促进了产业联动，增加了就业机会。从理论上说，边贸属于流通产业，它对工农业具有强大的关联作用。一方面，边贸能为沿边地区的生产部门打开外部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边贸不断向周边国家腹地延伸，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界限，商品产销流向也超过沿边地区的地理范围。这就把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生产联系起来，加强了经济联系和交往，拓展了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边贸所引起的人员往来对沿边地区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饮服务和交通运输等产生巨大的关联作用。这些产业又将产生一系列的关联作用，无疑将会为沿边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沿边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边贸直接推动了边境地区的商业、交通业、通讯业、房地产、金融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广西凭祥市过去曾被人们喻为“一条街，两排树，来后没吃也没住”的城市。1988年，凭祥市只有1家饭店、3家旅社，如今，已拥有餐馆200多家，宾馆、旅社、招待所120多家。凭祥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已占GDP的1/3左右。东兴市每年外来客商和旅游者甚至超过了地方常住人口的15倍以上。

边贸还使边境地区成为投资热点。许多昔日冷冷清清的偏僻小镇如今已成为集贸工农并举，商贸旅游为一体的热闹繁荣的边陲城市。广西凭祥市1988年尚无一家外来投资企业，现已有外资企业1000多家。又如，经过当年的发展，西藏的樟木口岸已经成为交通方便，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齐备，银行、海关、商检、工商及政府各类管理机构配套的，辐射全区及国内相邻省区的国际性边境贸易口岸。早在1993年时，樟木口岸的边贸额就突破3亿元，占西藏全区的71.4%。其中大额贸易约占30%，小额及边境互市贸易约占70%。而在边境小额贸易中，80％左右是由外省区企业和商户实现的。樟木口岸这个边陲小镇，现在是楼房林立，许多边民拥有自己的汽车、摩托车。80％以上的边民经商。除本地3000多常驻人口外，还有5万多国内外流动商人，他们来自四川、青海、拉萨、尼泊尔等地，有汉族、藏族和尼泊尔人。沿边开放使边疆民族地区跃升为全国重要的内陆转口贸易口岸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前哨和窗口。

（三）边贸的互补性，有利于边境地区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现在，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品种繁多，已由最初的几种逐渐增加到上百种、上千种，由低档次向高档次，由小笔生意向大宗批发生意发展。且互补性强，我国出口的多是轻工产品，进口的则以原材料为主。如在云南、广西的边贸市场上，出口的商品在稳定日用消费工业品的同时，向生产资料、机电技术产品方面扩大，进口商品在稳定农副土特产品和山货药材的同时，向特种工艺品原料、各种木材和有色金属矿产品方面扩大。广西对越南的边境贸易，过去从越南输入的仅有八角、水鱼、砧板等品种不多的农产品，现已发展到高压锅、摩托车、电视机等60多个品种。从我国出口的商品也由过去日用百货发展到家电产品、农用机械、仪器等数十个品种。沿边各省区与周边国家开展边贸，都本着以我所有，易我所需，以余换缺，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易货原则，使进出口结构趋向合理化。

边贸的开展不仅增加了我国产品的出口渠道和需求，拓展了境外市场，刺激了国内经济，而且进口了不少短缺或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工农业原材料和产品。仍以广西边贸的发展为例，南宁市的柴油机、万力啤酒、保温瓶、平板玻璃，柳州生产的电度表、电扇、自行车，玉林、梧州生产的中成药，靖西县的电池等产品在边贸市场上畅销不衰，企业也把边贸出口视为生命线。同时，越南盛产而广西紧缺的煤炭、橡胶、椰子油、矿石等原材料又源源不断补充进来，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四）边贸的发展，促进了边疆的安定和各民族的团结。沿边开放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开拓国外市场，扩大产品交流，沟通与便利了边境线内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既鼓舞了边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士气，同时也激发了境外侨胞的爱国爱乡之情。现在，不仅过去偷渡出境者纷纷要求回来，而且外国的一些边民也以各种形式（如通婚）进入中国。这一切显示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见，边境贸易对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增进与邻国人民的友谊，保持边疆的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边贸的发展使各民族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价值观念日渐提高和转变。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通过参与边境贸易活动，开阔了眼界，突破了封闭，锻炼了才干，培养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一部分人逐渐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和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才。这些人才是边疆民族地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

综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来说，世界有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经济合作与交往将日益密切。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

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 ），将会对我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随着周边邻国政治、经济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商、投资者进入沿边市场，因此在经济贸易的市场角逐中，我方无论从经营水平、商品质量、资金能力、竞争意识、政策措施和信息等方面都跟不上或不适应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更难以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抗衡。这也是导致我国边贸下滑的原因之一。

同时，一些周边邻国也采取了较为开放灵活的政策措施，来发展对华经济合作，以促进并改善边贸状况。如俄罗斯1996年下半年以来，采取了新的政策措施：从中国进口食品、医药、轻工服装、鞋帽等消费品减半征收关税；为促进边贸收支平衡，鼓励中国公司直接到俄方厂家采购，价格可比俄方边贸公司转手价低20%；吸引中国资金及其亚太国家进入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开发资源。这些又为我国边境贸易的再度辉煌提供了契机。

从国内来说，国家早已把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今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这就为今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由此看来，作为我国全方位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沿边开放也必须有新的突破。

21世纪初，我国将继续加强基础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并实行产业倾斜和地区倾斜相结合的经济布局政策，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这可以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国家将继续实行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亦将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到21世纪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将建成一系列重点资源开发区：如内蒙、新疆的煤炭、石油开发区；内蒙、广西、云南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广西、云南的水电、有色金属、磷矿开发区；西藏“一江两河”流域的建设等。随着优势资源的开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必将会有新的突破。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抓住世纪之交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把我国的沿边开放和边境贸易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同国际经济接轨的边贸运行机制。我国将加入WTO，这就意味着边贸的某些优惠政策将取消（但并非所有的优惠政策都会取消）。 WTO为了防止边境贸易优惠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竞争，对边贸商品的产地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即对邻国产品进出口减免优惠限制在边境15～20公里以内自产的商品。而我国目前的边贸商品却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应认真研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做到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又要有利于边贸发展。加人WT0后，国家对现行的边境贸易政策将会逐步调整，如取消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免税和减半征收政策，将边贸逐步纳入到大贸体系中。面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而边贸又已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特殊情况，今后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边贸优惠政策如何体现呢？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最根本的是要加大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边疆民族地区的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这样既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又能体现中央加快中西部经济开放开发的政策。要积极引导扶持，鼓励发展，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来替代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要加大一些授权，简化手续，下放权利，如把举办经贸洽谈会的权利下放到地州市一级，这实际上也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一种政策支持，使其更简便地开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这样可变相地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边贸体制，坚持以质取胜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建立有利于改善进口结构、促进技术引进消化、创新的机制；提高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形成出口增长主要依靠质量效益的机制；转变边贸增长方式，由单纯的规模和数量扩张转向品质改进和效益提高，由易货贸易为主的经营方式向现汇贸易经营方式过渡，从单纯的商品交易向边境地区全面经贸合作转变，积极引进境内外资金和技术，推进资源开发和加工业的发展；按市场规律，用经济手段实现边贸集团化、专业化、实业化经营，提高边贸经济效益，以尽量减缓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尽快适应我国加入WTO后边贸政策调整和其他可能出现的变化。

第二，建立有效的边贸管理体系，加强综合管理。前几年，一些边贸口岸治安管理混乱，边贸企业和人员缺乏安全感；边贸口岸管理机关之间协调不够，乱收费的问题得不到强有力的控制；边贸进出口商品的供货、销售渠道不畅，没有形成稳固的供销网络，环节多，费用高，没有形成完整的边贸战略和相应的对策，市场短期行为多，市场竞争力弱。近期，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改革将全面铺开。边疆民族地区要依靠和配合这次机构改革，通过精简监管机构，并合监管职能，减少环节、降低成本、依法纳税，保障边贸企业的合法利益，逐步形成政府宏观调控、间接管理的边贸管理体制。沿边地区和各边贸口岸，要建立起由海关、税务、商检、工商、银行、公安、卫生防疫等部门参加的综合管理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使口岸进出方便并把边民互市纳入贸易体系。尽快建立起多层次的贸易体系，形成大贸与民间贸易并存，小额互市贸易和地方贸易共存，易货贸易和转口贸易并行的格局。

第三，扩大沿边开放的力度，增加进出通道，为拓宽边疆民族地区外经贸渠道创造条件。民族地区现有国家级口岸42个，地方级口岸120多个。从数量上来说已经不少，但分布很不平衡。如西藏现有樟木、普兰、吉隆3个对外开放口岸，其中普兰、吉隆因交通条件的限制，贸易量较小，且大多是边民之间的小额贸易，季节性很强。大宗的边境贸易基本集中在樟木口岸，但樟木面对的是尼泊尔这样国家，工业底子薄，对我出口的产品较少，贸易互补性较差。而亚东口岸却迟迟未开放。亚东早在清朝末年就成为西藏边贸的最大口岸。西藏和平解放后，亚东仍然是藏印贸易的主要门户。1961年，我国在亚东设立了海关，同时设有各类对外机构。1962年，中印关系恶化，关闭口岸。但自发的民间贸易往来仍然继续进行。1997年民间贸易往来达5133人次，成交额500万元人民币，分别相当于1978年的30倍和170倍。显然，亚东口岸重新开放的前景广阔。恢复开放亚东口岸，无疑会刺激西藏经济的发展，也对印度、不丹、锡金等国有利，特别是能把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连接起来，打开南亚通道，使中国和南亚形成巨大的市场。今后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尽早开放，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进一步加强边贸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或边境出口加工区。如前所述，我国的边境贸易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互通有无、易货贸易的初级阶段。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使边贸向更高层次和阶段过渡。边境自由贸易区或边境出口加工区是边贸的高级阶段。它主要是在沿边地区的交通方便、位置特殊的城镇或其周围，划出一定区域，兴建或改扩建车站、道路、仓库、厂房等基础实施，并提供免税等优惠待遇，鼓励境内外企业在区内投资设厂，扩大制成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的13个沿边开放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了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的基本条件，但尚需进一步配套各项功能，加强管理和招商引资力度，使其尽快向高级阶段过渡。

21世纪初，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这就必然会加大对基础实施建设项目的投入。边疆民族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筹措资金，加快边境口岸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仓储、交易场地以及旅游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确保边境贸易的各种物资货畅其流，提高边贸口岸的知名度，增强吸引境内外投资的能力。为使边贸向高级阶段过渡创造条件，从而把民族地区的沿边开放和边境贸易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