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掳掠和所谓“闭关自守”

一、海盗掳掠和所谓“闭关自守”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那篇文章里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打破了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着又说，“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各国从17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行商进行交易；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用这种方法阻止其余的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¹⁾

马克思所说清政府只许外国人到广州一个城市来，并只许他们和行商进行交易，是人们所说“闭关自守”政策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所说推动清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清王朝在征服中国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害怕外国人支持对新王朝怀抱不满情绪的“很多中国人”，也符合历史实际。不过，马克思所说中国“出于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中国的地理和人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中国一贯仇视外国人。这一点与历史实际是不完全符合的。

这里不是讨论古代中西交通史的地方，只说两点。⁽²⁾首先，从地理上说，中国是一个比全欧洲还要辽阔的地方，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民勤劳，生产发达，国民经济体系具有高度的自给自足性。

有人企图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去解释“闭关自守”的原因。可是自汉以后，中国就和外国保持长期的交往。在陆上，自汉以后，地球上最高的高原——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深谷并未挡住丝绸之路对西方的贸易联系；在海上，自唐以后，西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最险恶的台风飓风也未阻断中国对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的贸易联系。要说出于地理上的原因，使中国政府实行“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从人种上说，西方世界民族众多，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社会，许多民族都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又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各国之间常因教派不同而相互仇视。即使自然科学家也会因为持有不同于圣经的观点而被视为异端，绑上火刑架。而中国则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汉民族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民族，容忍任何宗教信仰的存在，因而欢迎任何异教人、异族人和异国人来华贸易和定居。一位研究中英关系史的美国人普立查特公正地指出：“在16世纪西方商人入侵以前，中国人对异邦人的态度是极其开明的，甚至是好客的。外国人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鼓励；他们的宗教仪式和宣传，不管多么奇怪，都没有受到歧视。事实上，外国人被放在和中国人同等的地位上，官职对他们开放。他们受到帝国政府的充分保护。……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对待外国人的态度都不像中国这样宽宏大量。”⁽³⁾这种“宽宏大量”的对外态度吸引许多异教人、异族人、异国人来华贸易和定居。唐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在混乱中遇难的外国人达12万人，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南洋各岛人，其宗教信仰有回教、袄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这就证明在中世纪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出于人种上的原因，“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自明代初叶开始发生变化。公元1367年，朱元璋始建明王朝的统治。当时倭寇对中国北部沿海的骚扰已很严重。朱元璋在处理对外贸易问题时，命令只许外商通过几个指定港口入境，防止倭寇伪装商人入境，创立了新的朝贡贸易制度。设“市舶提举司”“通夷情，抑奸商，俾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⁴⁾这就把外国来华的朝贡使团和贸易商人都放在市舶提举司的管辖之下，“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⁵⁾这是几千年来中外贸易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化，其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歹徒到中国来和中国人非法接触，以绝海寇，不是什么由于仇视外国人而闭关自守。

但是倭寇为患，愈演愈烈，其故在于沿海奸民的引狼入室。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一次采取坚决措施。这一年，朱元璋下令说：“海外诸蕃多诈，绝其往来，惟琉球、真腊、暹逻许入贡。而缘海之民，往往私下诸蕃，贸易蕃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⁶⁾所谓“违者必置之重法”的具体办法是：“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前往蕃国，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巳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⁷⁾这是几千年来中外贸易史上的第二次大变化，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国歹徒到外国去和外国歹徒进行非法接触，勾引海盗，也不是什么仇视外国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朱元璋以后，历朝明政府对于防止中国人到外国去和外国人进行非法接触的禁令执行越来越严厉，史有“片板不许下海”，可能是任何船只都不许出海了。但吏治腐败，沿海奸民之勾引倭寇甚至下海为盗者反日益猖獗。大约从16世纪20年代初叶起，葡萄牙人也肆虐闽浙沿海，伙同倭寇组成几大批国际海盗群。

中国沿海的海盗为患，闹了200年，到16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才从清除内奸入手，逐步平息。到了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终于开海禁，许民于福建的月港（海澄县）前往东西两洋贸易。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中国政府并不存在什么仇视外国人，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

自从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后的那三百多年里，西方老殖民主义泛滥全世界。马克思说：“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⁸⁾

马克思所说的“新时代”指的就是16世纪以后那三百多年的西方老殖民主义扩张时代。在那三百多年里，西方老殖民主义以所谓贸易的名义，到处都进行海上掠夺，征服殖民地。他们闯到中国，也同样行动。

最先闯进中国的老殖民主义者是葡萄牙人。他们于1514年初次到达珠江口外的伶仃岛时，就在岛上树起一根刻有葡萄牙王标志的石柱，表示那个小岛已是葡萄牙王的领地。紧接着，就在广东海面洗劫商船，掠人为奴。1553年他们又通过贿赂，窃据澳门，把那个半岛变成窝藏海盗、掠人为奴、蓄养娼妓、酗酒行凶和走私贩毒的黑窝，为害达四百多年。接踵而来的是荷兰人。他们于17世纪20年代也在中国沿海同样行动。后来荷兰头目宋克（Martiuus Sonk）自己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在中国沿海的行为使全中国对我们如此深恶痛绝，以至把我们看成是杀人犯、山贼和海盗。我们对中国人的行为，委实非常残忍凶恶。”⁽⁹⁾再以后，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于1603年、1639年、1662年、1762年各年对华商华侨进行过4次种族绝灭性的大屠杀，最多的一次达3万多人。英国人是在1637年首次来华贸易的。那次以魏特尔船长（capt Weddel）为首的英国所谓商人闯进珠江，掳走虎门炮台44尊大炮中的35尊，然后直闯广州，一路上炮轰村镇，抢劫财物，回国就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占领海南岛。⁽¹⁰⁾这几个西方老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与中国相互通商而相互竞争”，不仅彼此相互砍杀，而且洗劫中国商船。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东南沿海忠于明王朝的势力以台湾为根据地和新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害怕外国人支持对新王朝怀抱不满情绪的很多中国人”，在1655～1672年的17年中，5次颁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在1660、1662和1678各年3次命令内迁沿海居民，形成几千年来中外贸易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化。这些禁令的目的在于断绝沿海居民和台湾郑氏的联系，巩固新生政权，并不禁止外商来华贸易，更不是什么仇视外国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所以在1683年台湾郑氏败灭的次年，清政府就明令开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四口对外通商，许人民出海贸易。此外在1717～1727年的10年间曾禁民去南洋，不禁去日本，更不禁外商来华，只是部分海禁。

四口通商执行了92年，到了1756年，英商通译员洪任辉（James Flint）乘武装商船闯进宁波、定海和天津港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乾隆皇帝下令说：“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近年乃有专为贸易而来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后多一市场，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¹¹⁾次年，乾隆又令，“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¹²⁾从此清政府便只许欧美各国商人到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但并不禁止欧美各国东方殖民地商人到其他三口贸易，亦不禁华民出海。这是几千年来中外贸易史上的第四次大变化。乾隆说得很清楚，他的决定为的是防微杜渐，肃清海防，谈不上什么仇视外国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总而言之，就闭关而论，明清两代处理对外贸易的四次决策，有三次是针对东西方的海盗冒险家而发的自卫措施，一次为的巩固新生政权。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的政策，任何人都无权横加指责。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一种消极的海防政策。

是不是和西方相比，中国的造船制炮技术都落后得太远，无力和西方在海上抗衡，不得不退缩到海疆以内来实行消极的海防政策呢？

一位研究远东贸易史的英国学者说：“中国的船只特别适宜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季风带里航行。中国帆船有大至千吨以上者，其适航结构的科学性，直到19世纪中叶还走在欧洲的前头，无论载人运货，再没有什么船只比中国船只更适于在远洋风暴里航行的了。”⁽¹³⁾于此，人们不禁记起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就是15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舰队。另一个研究西方殖民主义史的英国学者说：“中国之既必能顶住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侵略，保持领土完整。”“除去漫长的海岸线和巨大的人力资源而外，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它所拥有构造坚固的船只，足以守卫沿海。”⁽¹⁴⁾

在火炮制造方面，早在16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的工匠就已学会葡萄牙人的铸造技术，制成所谓的“佛郎机铳”。1598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报告说，马尼拉的华侨铸炮工场发明一种铸炮新工艺，制炮很容易，他一次就订购50尊。⁽¹⁵⁾在17世纪20年代，一个葡萄牙人在澳门所开的铸炮工场就是由两个中国工匠造炮的。1637年左右，澳门铸炮工场所造的大炮，在以后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享有远东第一的声誉。⁽¹⁶⁾

上面所引西方学者的观察证明，至少从16世纪初叶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造船制炮技术并不比西方落后多少，实际上，明清两代的中外海上战斗中，中国武装也多次取得胜利，那么正当西方各国大力支持海外扩张的那几百年里，明清政府为什么不加强海上力量，而是采取龟缩于海疆以内的消极海防政策呢？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重大问题。

明清消极海防政策，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而地狭民贫，具有出海谋生和经营对外贸易的长期传统，绝对禁止中外交往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压制人民强烈要求的措施。明代奸民勾引倭寇来犯，就是对逆历史而动的反动。这个问题，明清地方官员是有所认识的。但是，东南沿海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沿海国防大局比较起来，毕竟轻重悬殊，应放在次要地位。如果把消极海防政策曲解为“闭关自守”政策，那么，我们认为不必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着眼，而应该从中国封建经济整个体系的自给自足性去寻找其物质基础。

明清政府的消极海防政策对中国人民的海外活动，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的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是大有利于中国商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的。但是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以后，马六甲以西的印度洋面，便成为葡萄牙海盗冒险家恣意肆虐的内海，没有政府的远洋海军作保护的中国商人便不复西航印度洋了。1567年，明政府开月港，许华民前往东西洋贸易以后，福建沿海商民便开始到菲律宾进行贸易和定居。但是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对中国在菲的华商华侨进行一次有计划、有步骤、精心部署的种族绝灭性大屠杀，连逃避到深山密林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幸免，遇难者达3万多人。对此，明政府官方认为华商为“甘心就夷之民，无足怜惜”；华侨在菲岛久留不归，于中国，于他们的父母亲属，“皆为无足轻重之人”；“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若“提师渡海远征，胜负难料，国体攸关，何敢轻率启衅。”⁽¹⁷⁾

朱元璋以来一百多年明政府忽视远洋海军建立的消极海防政策，至此终于形成了不敢渡海远征，视华商华侨为化外的软弱对外态度。这种态度直接鼓励了菲岛西班牙人肆无忌惮地残害华商华侨的气焰，在1639年又一次对华商华侨进行了种族绝灭性大屠杀。

1644年，清王朝建立统治，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严禁人民下海，1727年后，直到鸦片战争时的一百多年间，未闻再有禁民下海的命令。在这一百多年里，西方各国来华和中国商民前往南洋的贸易活动进入大发展时期。其间沿海各省华商出海口岸就增加到一百多处，他们所到之处遍及西太平洋各国，他们所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品种、数量和价值都有相当大的增加。然而在这个时期里，清政府仍然继续执行消极海防政策，无意于发展远洋海军。华商出海，不曾受到清政府的任何支持，华侨对南洋各岛的开发，不曾受到清政府的任何保护。这种情况和西方各国，特别是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南洋的殖民地征服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华商华侨纯粹是运用勤劳的双手，从事和平劳动的。他们是在殖民主义的恣意虐待下，在南洋立足的。他们的贸易活动，出口多于进口，换回了大量的白银。有一个材料说，在1565～1820年这250多年间，中国的丝绸流向马尼拉，西班牙银元流向中国，中国累积取得入超白银达4亿元。⁽¹⁸⁾中国对南洋其他各岛的贸易，无疑也有大量白银入超。这种贸易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也是至今尚未经人认真研究过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