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领水主权的破坏和洋船对长江华船航运业的排挤

时间：2023-06-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四、长江领水主权的破坏和洋船对长江华船航运业的排挤（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领水主权的破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就取得了所谓“小船”的省、港、澳航运和贸易特权，破坏了珠江的内河航运和贸易主权。他们捏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诬称中国政府为阻碍英国货的内销设置障碍，诋毁中国人民排外，要求扫除障碍，深入内地农村市场。

四、长江领水主权的破坏和洋船对长江华船航运业的排挤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领水主权的破坏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就取得了所谓“小船”的省、港、澳航运和贸易特权，破坏了珠江的内河航运和贸易主权。不过掠夺中国的内河航行和贸易特权，还不是英国入侵者的主要目的。当时他们认为除广州以外，在中国的东海岸“再有四五个（像厦门）这样的口岸准许英国通商，也许就足够了”。⁽⁸¹⁰⁾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假想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商人的头脑，使他们看不见障碍，……很快就供给太多，结果产生了停滞。这时，香港英国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手工纺织业对英国纺织品的顽强抵抗”。⁽⁸¹¹⁾但是，英国工商资产阶级入侵中国市场的愿望是极其强烈的。他们捏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诬称中国政府为阻碍英国货的内销设置障碍，诋毁中国人民排外，要求扫除障碍，深入内地农村市场。

从1848年10月开始，急于向中国推销棉纱布的英国棉纺织中心的曼彻斯特商工协会，就在1848年、1849年、1851年、1854年各年4次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诬称中国政府庇护中国人排外，阻碍英国商品内销，要求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内地市场。⁽⁸¹²⁾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叫喊得最凶的还是那个侵略中国的凶神恶煞、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1848年3月23日，阿礼国向文翰建议说，扩大对华贸易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进入初级市场，去除旨在限制我们货物在内地的自由流通以及限制土产从内地流到海口的一切财政上的借口，或者是给以有效的监督。最后，废除一切可耻的内地旅行上的限制”。1848年4月14日，阿礼国针对国内降低茶叶进口税，以提高中国支付能力的议论，直接向英国外交部说，“为了使我们的贸易能够在健全、繁荣而永久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扩张，我不相信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从中国出口的任何提高可以成为有效的办法”。⁽⁸¹³⁾接着他就强调指出，“为我们对华商务之大规模的、充分的发展，还要有别的根本条件，其中尤以进入初级市场，排除限制我们货物自然流通的障碍，以及取消一切阻碍内地旅行的限制，最为重要，最有效力”。⁽⁸¹⁴⁾到了1849年1月到1852年6月，阿礼国认为巴麦尊所说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这就是趁太平军把清政府打得一筹莫展的时机向中国动用武力。前面说过，在这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阿礼国向他的上级四次提出建议，狂叫开一支小小的舰队到镇江去截断大运河的南北通道，迫使清政府开放全国市场。只是由于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才不得不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1854年，英国外交部在发给新任驻华公使包令的训令中，明确指示包令在修约谈判中“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全部内地”的权利，至少要争取到“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一直到南京为止各个城市”的权利。⁽⁸¹⁵⁾包令还接到训令，要在对华侵略上和美、法两国采取协调行动。

这时，先后担任美国驻华领事和公使的马沙利、麦莲、伯驾和墨菲都是侵华急先锋。例如，1853年7月，马沙利就已向美国国务卿马西（W.L.Marcy）报告说，开放长江，“会给我国在华侨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他们的企业在开发内地数以千计的有利的就业机会方面，会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只要指出一点就已足够了，那就是整个长江流域估计包含75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四周围绕着丰富而宝贵矿藏的群山，一旦在长江及其支流应用轮船运输，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整个长江流域的贸易就会全部为将来的上海所吸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上海是横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西部终点站的最近联络点”。⁽⁸¹⁶⁾1854年美使麦莲（R.M.McLane）在昆山和怡良的会见中，既威胁，又利诱，要求开放长江，让“美国公民任意船载货物从上海进入长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或港湾”。⁽⁸¹⁷⁾他把这一点称为一切要求的“精髓”。⁽⁸¹⁸⁾

1854年，英、美、法三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旧签条约的要求。这个要求本身便是以一种强盗逻辑提出来的。原来1844年《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第三十四条和同年《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第三十五条都有12年后可以修改通商章程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美、法两国在1844年签约后的第十二年，即1856年才可提出修约谈判。但英国是在1842年签订《江宁条约》的，1842年后的第十二年，为1854年，因而英国在1854年便提出修约谈判。而美、法两国也提前两年在1854年提出修约要求，这是毫无道理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美通商章程》所规定12年修约，说的只是“稍有变通之处”，而三国代表所提出的修约要求，却是开放内地贸易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就在开放内地贸易的要求上，麦莲也胡搅蛮缠，曲解条约款项。《中美通商章程》的第十五条规定，“各国通商旧制，旧广州官设洋行经理，现经议定将洋行名目裁撤，所有合众国民人贩货进口出口，均准其自与中国商民任便交易，不加限制，以杜包揽把持之弊”。这里所谓“与中国商民任便交易”，当然是指广州裁撤洋行后，美商在五口和中国商人任便交易而言。但麦莲却说这就意味着美国民人“有权进入内地，把所购买的货物带到上海，并从上海把他所要销售的货物送至内地”。⁽⁸¹⁹⁾

其实，西方入侵者在中国的行动并不考虑有无条约权利。前面已经说过，英国的阿礼国就曾一再叫喊要派出一支小小的舰队到镇江去。为了强制修约，麦莲、包令和法国公使哥士耆（M.A.C.Kloczkowski）就要率领三国炮舰闯到天津去示威。麦莲还向国务卿马西献计说，“美国海军力量和英、法海军力量的联合出现于上海和广州，对维护三国与中国签订的有关条约所取得的权利，现在是很有必要的”。⁽⁸²⁰⁾他又建议由美国总统直接写信给中国皇帝，提出修约要求。如果中国再加拒绝，那么，“采取一个比单纯显示海军力量更加积极的措施的时刻就到了。在这样一个紧急时刻，不但闽江、黄埔，而且白河、扬子江都必须由英、法、美3个条约强国加以封锁，一直到向中国任何人进行买卖的商业特权受到尊重，不加任何限制，所有其他的条约规定都得到承认和执行为止”。⁽⁸²¹⁾他利用太平天国作为他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筹码，向两江总督怡良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无意进行有关该项权利的友好谈判，那么，本国政府认为有权完全撇开目前中国政府而采取行动”。⁽⁸²²⁾所谓撇开中国政府，就是转向太平天国政权。

继麦莲之后与中国谈判修约问题的，是一个以中国通闻名的伯驾。1855年9月国务卿马西在给他的指示中，把打开中国内地贸易定为两项主要任务之一。指示中写道：“在修约中有两项你必须加以重视，即美国外交代表在北京朝廷所在地的居留和我国贸易的无限扩充，扩充到中国领土以内，凡是能找到商业的地方”。⁽⁸²³⁾这里虽然没有具体点出内河贸易，但是“在中国领土以内，凡是能找到商业的地方”的“无限扩充”，不用说，内河航行和内地通商，都一概包括在内。

1856年伯驾一到中国，立即威胁两广总督叶名琛，说什么“他不能容忍美国的高级官员一个接一个、年复一年地受到中国居高位者的冷遇”。这种“不能忍受的日子，肯定会一天一天地临近，就像太阳在天上那样地肯定”。“如果中国现在不把对待西方强大国家的关门和傲慢的政策改为自由交往和友好的政策，必然要引起灾难的后果”。⁽⁸²⁴⁾几乎和伯驾同时，美国驻上海领事马辉（Robert C.Murphy）在给国务卿的信中也说：“当新的条约拟定时，广大的扬子江流域必然要开放。……从来没有这样有利的时机来进行这一事业。搞得好的话，不需要别的东西，只需在扬子江上有两三条兵舰，就能完成这一项大业。”⁽⁸²⁵⁾

不过西方入侵者实际取得更多条约特权，却是在英、法两国大动干戈，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以后。在破坏中国领水主权方面，1858年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除在中国沿海增开天津、牛庄等7个通商口岸以外，又在长江开辟了4个通商口岸，其中（汉口、九江、镇江于1861～1862年开放，南京至1899年才开放）汉口的开放，把洋船的长江航线从上海上溯了1000英里。⁽⁸²⁶⁾这里不可能对一系列条约特权都加详说，只就开放长江，任凭外国势力深入初级市场各条指出以下各点。

增开通商口岸，并不意味着外国势力能够深入到初级市场。为了深入初级市场，英国强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约》的第二十八条上，建立了子口半税制度，对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加以“有效的监督”。此外，为了深入初级市场，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约》第九条上。特许“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这些前往内地游历、通商的英国人在沿途“派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而在通商各口，英国人又“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这就授权英国商人自由进出中国的穷乡僻壤，持子口税的三联单雇船、雇人装运进出口货物，“不得拦阻”。

在长江贸易方面，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国出进货通商之区。”这就一举破坏了汉口以下的长江内河的领水主权，把这条中国商业活动的大动脉开放为外国势力入侵初级市场的无阻通道，后果极其严重。

（二）洋船对长江华船航运业的排挤

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是1864年才失陷的。条约既然规定，“江上下游均有贼匪”，要到“平靖”以后才由双方大臣会议镇江以外各口的通商问题，那么只要长江两岸还有“贼匪”存在，就谈不上镇江以外各口的通商问题。

但是，英国入侵者深入长江的要求是迫不及待的。早在1860年11月，英国公使卜鲁斯就已对恭亲王奕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开放汉口和九江两口对外贸易。他以严禁英商经营武器军火贸易为条件诱使奕的欣然同意，授权给他和江海关税务司去拟定长江通商章程。奕提出的惟一保留条件是海关税收不得减少。中国这条大江的对外通商章程要英国公使和海关税务司去草拟，并不奇怪，总税务司李泰国早就拟定过广州的海关章程。

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为了立即深入长江，指派海军中将贺布爵士率领上海的一批英国商人，乘坐10艘船舰沿江直达汉口。上海英国领事于1861年3月18日发布《长江通商收税章程》。这个章程规定，英商船只以各项船舶证件向英国的上海领事馆换取内河专照（River Pass），凭照驶入长江，上驶者向上海关交纳各项税钞，下行者向镇江关交纳，英商禁止进行武器军火交易，但“一切根据此项办法核准的船舶在镇江上游的沿江各口或地方装卸合法商货”，“勿庸在该船返抵镇江之前履行任何海关手续”。据此，英国商人就认为在镇江和汉口之间的任何口岸或地方都有权进行贸易。同年3月25日，上海英国领事馆参赞巴夏礼在九江又和江西布政使张集馨拟定《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这个章程第七款规定，“自镇江以上，汉口以下，沿途任便起货、下货，不用请给准单，不用随纳税饷，俟回镇江，遵照前章办理”。同年4月30日，总理衙门对这个章程作了修改，但仍规定，“各船领照行过镇江，无论在何处，俱可起下例准买卖之货物，无庸关署发单，其出口税亦俟回镇江时，始行着完”。⁽⁸²⁷⁾这就是说，在镇江至汉口长江各口都可任便通商。这3个章程都准许英商船只“带应用兵器以为保卫之资”，只是要由上海的江海关派出一两人随船往返，以防船只在任何地方私将器械、火药等类出卖。这就是1860年卜鲁斯对恭亲王施加压力所提出的交换条件，所不同的只是卜鲁斯以禁止武器军火贸易以换取汉口和九江两口立即开港，而这3个章程却在实质上使镇江至汉口整个航线上一切口岸加以开放。据西方著作说，这是根据额尔金发给巴夏礼的训令拟定的，而额尔金正是签订《天津条约》，协议除镇江一口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后，才由双方商定“不逾三口”的那个英国全权代表。至于江西布政使和巴夏礼签订《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以及总理衙门修改暂定章程为什么同意开放镇江、汉口线的全部口岸，尚无更多的材料可资说明，可以肯定的是，那显然是屈服于英国政治压力和炮舰威力的结果。

这个开放镇江、汉口线全部口岸的章程，就连总税务司赫德也认为未免过分。他在1861年6月，就已敦促恭亲王撤销无限制沿江贸易的规定，把镇江以上的通商口岸只限在汉口和九江两处，1861年九十月间，恭亲王和英国公使共同拟定另一个《扬子江英国贸易暂行修正章程》。同年11月2日发生辛酉政变，同月14日，慈禧、奕集团以同治的名义批准这个修正章程，总税务司赫德随即通令各关税务司付诸实施。这个修正章程规定汉口、九江为对外开放口岸，其所应交纳的海关税钞在江海关交纳，这后一点剥夺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受到了强烈的反对。

总税务司赫德为解决税钞问题，遍访通商各口，重新修订、修正章程为《长江通商统共章程》，于186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统共章程》规定镇江、九江和汉口为长江正式开放通商的口岸，把上行大洋船和常川经营长江贸易的江轮别为两类，前一类如从镇江上驶，应凭船舶证件在镇江请领镇江专照（Chingkiang Pass），后一类则在上海请领内江专照。关于税钞，除长江各口的进出口正税和复进口半税都在上海交纳外，其他都和沿海口岸相同。

关于长江贸易一系列章程的产生经过，大致如上。由此可知，从最初的制定到历次的修改，无不是在外国公使和总税务司赫德的操纵之下形成的，其中只有镇江至汉口航线各口，无限制上下货物一点，毕竟彻底否认《天津条约》的明文规定，实在说不过去，不见于最后规定的《统共章程》。不过，西方入侵者广泛深入长江的野心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到1876年9月13日中英《烟台条约》的第三端第一条上，终于规定正式开放宜昌、芜湖为通商口岸。“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此外，又规定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所定章程办理。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余应完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开设行栈。其实，即使在通商口岸，大洋船到口，也必须“皆用民船起卸”，外商也不必到处“开设行栈”，只需指使买办商人，便可代理一切，这就是说，“准暂停泊”的6口，实际上也无异于正式通商口岸。但是英国商人却认为条约只开宜昌、芜湖两口，对于他们所要求的门户开放而言，“简直连隔靴抓痒都谈不上”。⁽⁸²⁸⁾

然而，长江的开放终于激起洋商争先恐后地拥入长江航线的浪潮。1861年3月18日上海英国领事颁布《长江通商收税章程》后不到1个月，美商琼记洋行的火箭号（Fire Dart）轮船便开往汉口，接着英国的怡和、宝顺、沙逊、吠礼查（Fleacher）和美商的旗昌、同孚等行的轮只便接踵而至，次年，行驶长江航线的外商轮船已达20多艘，⁽⁸²⁹⁾载重33000多吨。1864年各洋行新订造的轮船到达后，拥有一两艘轮船行驶长江航线的洋商超过10家。⁽⁸³⁰⁾

前面说过，到50年代初叶，上海已超过广州，成长为中国对外贸易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有人估计1852年进出上海的贸易中，由帆船运载的货值不少于1400万两。⁽⁸³¹⁾这些进出口商品中固然有大量来自或销往外洋和其他通商口岸的洋货，更多的还是通联沿海和沿江各地的土货转口贸易。而其中大部分又都来自或销往长江沿岸各港和广大内地。有人说，每年沿长江把准备出口的货物运到上海的帆船就达5300艘。⁽⁸³²⁾长江通航以后，经营外洋贸易的大洋船可以直达汉口；经营上海至汉口航线的洋船则遍历各个口岸。这些洋船对长江线华商帆船的排挤，同样是非常快速而又广泛的。

“自长江通航以后，出入货物概由洋船运输，以期稳速，而以轮船为最多。良由中国帆船行程缓慢，不但有欠安稳，而且无定期，上行之时尤感困难。于是下行船只只到达目的地后，不顾（船只）价值如何，即行就地出售者，比比皆是也。（帆船）较轻便之洋式帆船，如横帆船、纵帆船之类，逊色已多，而轮船则尤非其敌也”。还必须指出，外国轮船之排挤中国帆船，并不只限于他们具有优越的航行条件和免除捐税的条约特权，还对中国帆船施加暴力摧残。1861～1864年在中国的美国地质学家彭培礼描写了一只外国轮船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江怎样撞沉一只中国小船和淹死船上4个中国船民以后说：“我刚才引述的这个例子是无可原谅的，因为娱乐而出外游览，耽误几分钟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外国轮船在遇有帆板或小船碍路时，总是直冲过去将它们撞沉，不管它们上面的乘客有多挤。在中国的水道上，难得有一天没有船只被这样撞沉的。”⁽⁸³³⁾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国轮船遇到中国船“总是直冲过去，将它们撞沉”和“中国水道上，难得有一天没有船只被这样撞沉的”。可见外国轮船草菅人命，故意撞沉中国船只绝不是个别事件。而凡遇这类中外纠纷事件，凶手都得到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致中国受害人沉冤莫伸，这在前面已有叙说。

外国轮船不仅故意行凶，还制造借口，对中国船只横加勒索。据同治元年（1862）《上海新报》的记载，外国轮船停泊外滩江面，缆锚沉落水底，凡有中国沙船驶过，轮船、洋船常“借此勒诈，指为碰坏船中物件，索洋多元。如近来来庄大发船被法国轮船水手将耆舵吊打，勒赔银一千三百五十两；彭同茂赔银一千一百两；其余杨元春庄、茂盛黄庄、福顺徐长源赔银六百两、四百两、三百两不等”。⁽⁸³⁴⁾可以引为对比的是，轮船撞沉帆船，淹死人命，确实无可抵赖时，通常对每一死者家属不过给予抚恤费100元，如今借端勒索，则动辄1000元以上！

然而洋船排挤中国帆船的更严重罪行还在于肆无忌惮地进行海盗掳掠。早在1863年4月，英国驻镇江领事就指出，那些洋船上的外国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一些无原则或无品行的人，事实上也就是不法之徒。他们不但把条约和章程一概置之度外，而且把中国人看成是可由他们任意抢劫的人”。⁽⁸³⁵⁾英国领事作出如此评价，总该是确凿无误的事实吧。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毫无例外”是“不法之徒”。这就是西方人引为骄傲的基督教文明！

总而言之，洋船在沿海和内河航线上排挤华船的行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便已开始，但愈演愈烈，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当然，尽管洋船对帆船进行猛烈的排挤，中国帆船尚未完全绝迹。这是因为它有小而轻便的优越性。在沿海，它们不复行驶通商大港，还活跃在未开小港之间；在沿江，它们不复行驶长江主流，还活跃在支流上，就在江海主航道通商口岸之间，也还降低运价，艰苦地挣扎着。

下面试以汉口进出口贸易价值的统计资料说明轮船对长江航线中国帆船的排挤情况。

进出汉口洋船货运价值统计（1863～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