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英军的破坏

一、战时英军的破坏、抢劫、勒索和战争赔款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境内放肆地进行了破坏、抢劫和勒索；战争结束时，又敲诈了大量的赔款。这些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早就泊有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1839年3月，英国驻华代表、商务监督义律（C.Elliot）命令英商缴出鸦片后，随即退居澳门，组织鸦片走私船队，多次进行武装挑衅。

1839年10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训令义律，即将派遣海军封锁珠江和白河。11月4日，他又在给义律的训令里说，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不列颠君主所派官员个人所受的暴行，从而也就是对不列颠君主所受的污辱要求满足；其次，对于以暴力囚禁不列颠人民而以其生命勒索去的赎金必须要求偿还；由于被中国政府当作赎金收取去的特种物品不能归还回来，陛下政府必须坚持那种物品所值的价值应由中国政府给还；要中国政府偿还行商所欠某些不列颠商人的债务；为索取补偿而派遣远征军到中国，将支出庞大的开销，中国政府必须支付其一部分”。⁽⁴⁾英国的这些要求，后来都通过《江宁条约》榨取到手。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致英国海军部的咨文里提出英军的战略方针是，“占领中国沿海的某处岛屿，以之作为供应与行动基地”；“相信舟山群岛的一个岛，似乎很合乎这样的要求”；“立刻对中国沿海的某些处所实行严格的封锁”；“有理由相信监视四个或五个主要地点就够了，例如珠江、厦门、台湾、舟山群岛附近沿海、黄河口、白河”。“海军司令同时应该捕捉或扣留一切找得到的悬挂中国旗帜的商船，不管是政府的或其臣民的，都是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是以截断沿海贸易来困扰中国政府；其次，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提出来的要求。起初可能有大量的商船落入陛下巡逻艇之手，接着为了避免被捕捉，其余船只就会留在港内，帝国所有沿海省份都会痛切感受贸易停顿的影响的”。⁽⁵⁾英军在华的前期行动方针，就是根据这个训令进行的。后来，英国政府又训令英军深入长江，进军南京，从而英军又在长江沿江执行同样的行动方针。

巴麦尊训令英国皇家海军“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出自外交大臣之手的正式文件的提法，当然并不妨碍英国人“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装进私人的腰包。人们不会忘记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具有悠久海盗传统的民族。1841年5月30日，英国海军大臣明多勋爵（Lord Minto）在发给英国侵华军海军司令巴加爵士的送别信中说，他希望在他们旧友重逢时，巴加“多少总比现在富裕些；大致3年以后，料想你就会满载从中国抢得的东西回到我们身边来的”。⁽⁶⁾以如此身份的人物向如此身份的将领发出如此这般的送别词，不难想象英国侵略军到了中国，将会怎样对待中国和平居民的财产！

从1840年6月21日起，所谓“东方远征军”的英军舰队陆续到达中国海面。海陆军分别归伯麦（Bremer）和布耳利（Burrel）l指挥。6月22日，伯麦宣布，从28日起封锁珠江海口；另遣一个小分队北犯。7月5日，英军陷定海，同月28日封锁甬江口至长江口沿海。同年8月底，英军到达大沽口外，随即进行封锁。从此，中国的绝大部分领海，便都在英军的封锁掳掠之中。

英国最初战略，是对北部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所以它的舰队在封锁珠江口以后，即行北航，攻占定海，作为基地。英军在定海洗劫官库。⁽⁷⁾它的水兵，“成群结队，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凡各乡各，无不遍历；遇衣服银两，牲口食物，任意抢劫，稍或抵拒，即被剑击枪打”。⁽⁸⁾8月中，英国舰只出现于大沽口外。直隶总督琦善奉旨相机办理，前往大沽与英方全权代表英军总司令懿律（G.Elliot）会晤，劝导其回粤办理。当时北方气候渐寒，定海英军大批病倒。挨到9月中，懿律南返广东。12月初，中英双方开始谈判。懿律旋因病离去，改由义律负责。义律于同月17日“索赔洋银600万元”；⁽⁹⁾1841年2月13日，义律宣布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官宪以平等地位交往和广州开市贸易等项。⁽¹⁰⁾英国政府对这个协议不予承认。2月27日，英军攻占虎门；4月中旬，兵临广州城郊。在这里，英军“打破门扇，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¹¹⁾向来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十三行，则被抢掠一空。清靖逆将军奕山，派商人伍绍荣与广州知府余保纯为代表，前往英营，要求停战。26日，双方达成协议（即《安善章程》），奕山除同意于6日内率部退至离广州城60英里以外的地方、广州不设防等条件外，又应允赔偿军费600万元（折银420万两）；⁽¹²⁾另赔偿所谓英商“损失”669615元。⁽¹³⁾

5月上旬，英军陆续从广州、虎门退出，转行北犯；它在沿海、沿江每攻破一个城邑，于破仓取粮之外，掳掠一切金银财货。英军究竟掳掠多少财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里简列一些事例如下。

1841年8月底，英军一部占领厦门，掳得“价值大约两万元的金银条”。⁽¹⁴⁾另一部分于10月陷镇海，把铸炮所的200吨存铜，全都装到运输船上。⁽¹⁵⁾按时价银1两换铜4斤计，这些铜值银10万两，约合15万元。英军溯甬江占领宁波，“每日搜取人家财物”，⁽¹⁶⁾对“可供两年之用的仓库存谷和价值十七万元的白银，以及丝绸无数，掳为己有”；⁽¹⁷⁾“市肆积钱数万缗，银数万两，尽取之”；“掠大户”，“资累巨万”；⁽¹⁸⁾“墙根地窟，麋有孑遗”。总之，“一城皆空”。⁽¹⁹⁾他们到郊区，“四出骚扰，烧毁房屋，抄掠银钱，……强夺牲畜。……一切耕种买卖，皆不能做”。⁽²⁰⁾他们到了余姚，也“大掠而去”。⁽²¹⁾12月3日，英军入慈溪，恣意焚掠；“张贴伪示”，“勒令慈溪殷户付给银40万两”（未给）。⁽²²⁾1842年4月，英军在退出宁波前夕，索犒军银120万元，⁽²³⁾有确数可计的至少付给了25万元。⁽²⁴⁾5月中，英军占乍浦，“杀掠之惨，积塞路；或弃尸河中，水为不流。其最可惨者，尤莫如妇女”。⁽²⁵⁾

1842年6月上旬，英军占吴淞，“抢掠商船”。⁽²⁶⁾同月19日，英军占上海，大掠4天；又出卖“护照”，进行搜刮。在该城四郊，“持械破门，……每入室翻箱倒箧，凡一切银钱首饰，细而软者，虽微必攫”。⁽²⁷⁾7月5日，侵略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恩（H.Gougn）照会江南提督、苏松兵备道，勒索赎城费100万元（实给50万元）；⁽²⁸⁾另一方面，英军向浏河居民索牛100头、鸡1000只、鹅100只、鸡子10000个；并蔬菜等物。⁽²⁹⁾过常熟白茆港，英军向居民勒索银10万元（未给）；⁽³⁰⁾7月21日至镇江，劫取官库所藏纹银六七万元，⁽³¹⁾向当地居民索黄牛200头、鸡1000只、鸭200只、火腿100只、鸡鸭蛋100石，果300石、菜400石；并“向殷〔实〕户宅逐次搜索”；或者对“本地人出城者”，搜身数次，“如有物件，即便夺去”。⁽³²⁾其杀戮破坏之惨，致镇江城里“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无市不空，无家不破”；“重垣峻宇，尽成瓦砾场”。搜索“城内店铺典〔当〕，富家现银，不下千余万，城内为之一空”。⁽³³⁾撤出镇江时，把“瓜州至仪征之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³⁴⁾“其各商之籍隶镇江者家产资财，半遭掳劫”；⁽³⁵⁾又拦劫漕船。8月1日，英军胁迫扬州绅商交银100万元，作为不攻扬州的交换条件，实际被诈去50万元。⁽³⁶⁾8月4日，英军前锋迫南京，勒索赎城银300万元。两江总督牛鉴被迫应允先行筹措交银五分之一，即60万元。⁽³⁷⁾

1842年8月29日，中英间签订《江宁条约》，其中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偿军费1200万元，“价补”被缴鸦片烟价600万元，支付广州行商所欠债务300万元；共计2100万元。

据184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训令估计，这次“远征”中国的军费不少于100万镑。⁽³⁸⁾按当时每元合4先令10便士折算，⁽³⁹⁾约合4137931元。英国实际勒索到手的先后两次赔款，共计1800万元，估计是军费的4.35倍。《江宁条约》中赔款项的所谓“商欠”，指的是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在鸦片战争前，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便于对广州行商实施经济控制，常用商利放款，使中国商人成为外商的债务人。这里的“行欠”，具体指的是1836年破产的兴泰行商人所欠英商的226万余元，和1837年破产的天宝行商人所欠英商的约100万元。这些都是商行私人的积欠，和清政府无关；且早经中、英有关商人协议解决，分期偿还，并在1838年11月至1839年2月间，归还过3次；只因战争爆发，才中止支付。如今英国政府竟推翻原定协议，增加利息，强制清政府接受，作为赔款中的一项。至于所谓补偿鸦片烟价，则是把清政府合法没收和销毁了的走私毒品，也作价索赔，订入国际条约，堪称国际关系史上的空前丑闻。

《江宁条约》第六条规定：“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即1841年8月1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实际上，英军在各地勒索的银两，只扣除了在上海、扬州和宁波3笔中的银125万元抵作赔款；英军在各地劫掠官库各项，都没有算在抵付赔款数之内。

《江宁条约》签订后，英军南下，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于1842年11月火烧十三行，延及英、美商人。英方又行索赔。次年5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被索去银314077.75元；其中赔英商67387.25元，余下的246680.50元赔给美商。⁽⁴⁰⁾

英军在各地劫掠的财物，难以数计。单就镇江一地说，英人自己就承认“大为可观”。⁽⁴¹⁾英军军人讳言掳掠，把所得财货，说作是“缴获”（Captured）的、“找到”（Found by）的，并称之为“合法的战利品”、自己“采办”得来的“奖赏金”（Prize Money），而大量落入侵华海陆军人的手中。这些财货经变卖后，有一部分在这次侵华战争结束后上缴英国国库；在英国国会文件中，沿称“奖赏金”的名目，开列了一张长长单子。单就在厦门、舟山、镇海、宁波4地掳掠所得，扣去上面已经提到的，即值6万英镑，约合银248276元。⁽⁴²⁾

赔款、掳劫和勒索（1840年7月～1843年4月）

续表

注：细目中数字加有“（）”者，在赔款中扣除，未计入“总计”。

总计军事赔款、鸦片烟价、商欠、抢劫和勒索各项之有数可查的，列如上表。赔款、勒索和掳掠的直接结果，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至少达银2880万元，或折银2000余万两。

遭到英军侵扰的地区，广大居民，转徙流离，耕耘失业，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害。1842年战争结束后，有人记上海情况说：“自防堵后，百用腾贵，米价每石六千”；“本年洋人入扰，邑人之远，无论乡人亦不知其底极。洋人至时，正农功吃紧际也，亦概弃而不治；去后仍然”。有人说：“患定后，人各复初……若云复元气，固根本，则必连稔三载，庶家给户足耳！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良好愿望。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用度浩繁，上下交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4省沿海、沿江各地广大居民遭到战争的打击，或被抢掠一空，或“失业废时”弄得“民穷财尽，殆不可支”。⁽⁴⁵⁾其他各省在清军征调所过，为保障供给，尽力输将，“民之贫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贫”，⁽⁴⁶⁾绝不是3年所能恢复元气的，而是“国脉自此伤也”。⁽⁴⁷⁾

1841年4月27日在广州，英军迫奕山赔偿600万银元，后者以期限迫促，紧急张罗，先由行商交出200万元，其余400万元，由广东藩司、盐运、海关三库垫支。⁽⁴⁸⁾奕山奏明：这笔垫支款项，由行商在今后4年内，“在生意估价行用内，按数摊出”，“全数归补”。⁽⁴⁹⁾另赔偿英、美商人损失两笔（669615元和314077.75元），不明款自何出，大约也取自行商。

按照《江宁条约》规定，赔款在签约时立即交银600万元为第一期，余额由清政府从1843年6月起至1845年12月每半年一次，分6期共7期交清。若未能如期交足规定的数额，加年息5%。英国以交清赔款作为撤军条件，即：交清首期600万元，英军退出南京、京口等处江面，并从镇海的招宝山撤军。定海的舟山和厦门的鼓浪屿，则待赔款全数交清并五口开港后，方行撤退。

清政府偿付第一期600万元（折银426万两），除了扣除英国侵略军在战争期间向扬州、上海两地勒索到手的各50万元，共折银70万两外，分从①运库提用银54万两，②部拨和山东解拨江苏军需银中提取银65万两，③江宁藩库和江安粮道及龙江关库共提取银50万两，④苏州藩库和浒墅关库提用银45万两，⑤浙江和安徽藩运各库共提用银141万两，凑足付给。⁽⁵⁰⁾上述第①笔系从商捐项下动支，第②笔归军需案内报销，其余③、、⑤3笔，清政府责成各省地方官府设法使商民捐输来充数。但在民间的抵制下，地方当局认为“剿夷之银可劝捐，而赂夷之银不可劝捐”；⁽⁵¹⁾一时从民间的“捐输”所得，只银182万两。这期赔款实际出自官库的是119万银两。1843年6月应交付第2期赔款为300万元，清政府迫使广东行商认缴，作为抵还赔款中的“商欠”部分。⁽⁵²⁾同年12月间应交第3期赔款银300万元，除去扣还英军前在浙江向宁波士民索取的25万元外，由广东地方当局从藩关各库筹拨付给。⁽⁵³⁾1844年6月应交付第4期赔款银250万元，仍由广东地方筹措。同年12月应交付第5期赔款银250万元和1845年6月、12月应交付的第六、七两期赔款各200万元，则都从粤海关税银中提取支付。

据前表，鸦片战争一役，英国从中国榨去赔款银2800万元，折合银1960万两。这笔巨款，直接取自商民的，约计1510万元，占总数的54%；余下的1290万元，取自官库，占46%。

英国以赔款之名所实施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除了直接取自商民，其取自官库的又何尝不都是敛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