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纲领

一、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纲领

洪秀全以宗教领袖、政治首脑和军事统帅的身份，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充满神学色彩的政治理论，在金田起义以后不久，他登基为天王，随即在革命队伍中以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强制推行他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经济思想。他构想的“地上天国”、“小天堂”，便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追求实现的理想目标。太平军从发动金田起义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各地；天国领导者估计形势，认为1853年3月奠都南京就标志着已经踏入了“小天堂”。他们在继续展开革命战争的同时，着手重新缔造一个“新天新地”的社会。1853年秋冬间，太平天国颁布了题为《天朝田亩制度》的纲领性文件，设想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实现在地上建立“天堂”的理想。1859年，它又刊刻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资政新篇》。

（一）《天朝田亩制度》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久已存在要求以平分土地为目的的平均主义思想。到了明末，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作号召。在当时，这只是一个口号罢了。

洪秀全除了构想“小天堂”，还有一个观念：一切物类都是“皇上帝”所创造。他说：“皇上帝当初造天不造地，……犹有田亩开垦否乎？”“皇上帝不造地上桑、麻、禾、麦、菽、豆及草、木、水、火、金、铁等物……尔身犹有所穿、犹有所食、饔餐犹有所炊爨、器械犹有所运用否乎？”⁽³⁷²⁾根据这个观念，一切物类理该归“皇上帝”所有，也该由它“统一运用”。太平天国天王是“皇上帝”在人世的代表，因此，一切物类也该都归天王“所有”和“统一运用”。

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立即着手组织新的社会生活。当时传出的《待百姓条例》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年？〕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³⁷³⁾到了同年秋冬之间，洪秀全从上述思想出发，结合起义以来约3年时间里在革命队伍里实行公有共享的经验，刊刻了《天朝田亩制度》，⁽³⁷⁴⁾成为争取把“小天堂”化为现实的一个具体纲领。

太平天国设计一个一“公”二“平”的新社会。《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有三项：一是土地的分配和使用；二是社会组织形式；三是财富分配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有人把《天朝田亩制度》说成是要付诸实施的政策（或政策纲领）文献，有人说成是描绘人间天国的宗教教义性质的文献。⁽³⁷⁵⁾农民往往运用宗教语言进行阶级斗争。《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假托神的意志，使用了宗教语言的纲领性政策文献。太平天国领袖们把《周礼》中关于土地分等分配的设想，和《圣经》中平分土地的片断教义，结合起来，制定了这个具体纲领。这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最为完整的纲领。因为它是第一个，所以其内容难免有疏漏，甚至有矛盾之处；因为它是最完整的，反映农民的阶级意志也最显著。

从“公”的原则出发，《天朝田亩制度》以“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为处理物质财富的总的指导原则。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明确规定：“归上主”所有，也就是土地“王有”。

“王有”的土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使用。其具体办法是：天下田，按产量多寡分成上、中、下三级九等，“好”“丑”搭配，以家庭为单位，“算其人口多寡”，不论男女，16岁以上者分给一份，15岁以下者减半。若土地在此处不足，则将居民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遍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太平天国大胆地否定土地私有，主张天下人“均耕”，不容许任何剥削制度的存在，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

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有比较严密的军事编制。据1852年刊刻的《太平军目》：5人为“伍”，5“伍”为“两”，4“两”为“卒”，5“卒”为“师”，5“师”为“军”。太平军的编制即以此为本，以军为单位，由13125人组成。最上有全军统帅，派出“总制”、“监军”指导各军。⁽³⁷⁶⁾太平天国设想，在土地“王有”的基础上，仿太平军编制，重新组织整个社会。《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设军，每13156⁽³⁷⁷⁾家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师帅所统五旅帅，共25旅帅；次设25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125卒长；次设125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500两司马；次设500两司马所统4伍卒，共10000伍卒”。“以次类推，直至添多13156家另设一军帅”。上起军帅、师帅，下至两司马、伍长，都以其乡人为之，简称乡官。其人选条件，是能够遵守、奉行太平天国的制度、政策、法令，并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乡官的产生方式，每年由下而上地保举，最后由天王裁定、“调选”。乡官的军帅，督率所属各级乡官，贯彻执行地方行政长官即县的监军的政令，社会结构正与军中的编制一致。

在太平天国的社会改革设计中，“两”是社会经济的基层单位。“两”的首脑两司马，统管所属25家的社会经济生活。每个社会成员在分得的土地上，以一个家庭为一生产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兼行种桑养蚕，绩缝衣裳，养母鸡、母猪为副业；陶、冶、木、石等匠作，则在25家的范围内，在农闲时“治事”。两司马根据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是否尽力，进行“赏”、“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往各家，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所余全归国库。副业方面，“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每“两”设一国库，由两司马掌管，收藏一切剩余产品，上报数字给军帅的“典钱谷”、“典出入”处。“两”的成员家庭遇有婚、娶、弥月、喜事的特殊需要，由国库给予定量的钱谷，全国一致；其鳏、寡、孤、独、废疾者，由国库拨给钱谷赡养。每“两”设一礼拜堂，“两司马居之”，在那里每日对25家中童子教读圣经和太平天国的印书。凡礼拜日，“两”中25家的男女，都往礼拜堂听讲道理。“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各家或有争讼，由“两司马”处理；若解决不了，逐级上报，直到军帅，由“军帅会同典执法判断之”。既经判决，军帅再把其事上报监军，由监军逐级上报，直至天王，作“或生或死，或予或夺”的最后判决，然后发交军帅执行。“两司马”对“两”中的“贤”者、“良”者，负有向上级保举的任务，以供中央遴选。“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这些，表明两司马兼司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等职能。

太平天国设想一旦贯彻执行《天朝田亩制度》，理想社会就实现了。这个社会将是“遍天下一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就是太平天国追求实现的社会生活。若用太平天国文书的原话说，即：“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平分土地以后，对居民老死是否退还，没有规定；对人口和土地发生增减变化时，如何重新分配，并无只字述及。在太平天国所设想的社会中，独立的手工业不存在了，商业没有必要了。《天朝田亩制度》根本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要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不只必须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就连自耕农和仅有少量土地的贫农也不例外。废除土地私有制并不符合农民的私有观念；而侵犯自耕农和贫农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这部分农民的不满。如果这个《天朝田亩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必致产生两个严重问题：①由于侵犯了部分农民群众的利益，必将导致模糊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意识；②天国政权势必把自己置于和农民相对立的地位，而农民乃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阶级基础。

广大贫苦农民渴求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憎恨贫富悬殊，产生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就体现了他们的这一思想。但是，根据《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办法，农民耕耘所获，扣除必要的口粮以后，全部剩余产品都交给“国库”。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若五谷丰登年份，固可保证人人饱暖；但这个“饱暖”，也只能属于“必要”限度内的最低水平。因此，即使是佃农，在丰收之年，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利益。情况原较佃农优越的其他农民，肯定不可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反而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损害。所以这种分配方案带有严重的空想性。

太平天国所设计的社会经济生活，实际是把农民千百年来过惯了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视为理想的体制，明确规定了以25家所结成的“两”为基层单位，并使之永恒化。历史证明：中国工农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必须有商品经济作补充。在这个时候，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太平天国却把自然经济理想化，排斥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这就必将造成生产力的倒退，而不是生产力的前进。完全背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暴露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性。

封建社会众多农民聚集的居民点构成自然村落；村落组成整个农村社会。他们以这样的社会观去认识世界，也以这样的社会观去改造世界。《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社会结构正是这样。它所设计的社会基层单位“两”，由25家组成。这25家各自独立，并无经济上的必然联系，构不成一个集体，只不过是个体经济的集中罢了。要使这25家结成一体，必须有赖于超经济的强制权力来进行组织。“两”的首脑即“两司马”以及依次上推的各级乡官，便体现着这种权力。各级乡官虽以“公举”产生，并把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作为选拔标准之一，具有农民民主的色彩。但农民并无罢免乡官的权力，而乡官既拥有绝大的权威，就必然要成为主宰人民生活的专制统治者。显然，这乃是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农民思想局限性的反映。

《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贫苦农民要求平分土地的愿望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它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的设计；其他方面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并为之服务的。它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制约，关于土地分配的设计，既不可能实施，也没有实施。

（二）《资政新篇》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流血变乱，蓬勃发展着的革命形势顿即逆转。一时领导核心分崩离析，太平军将士人心不一，导致军事上接连失利，被迫处于消极防御状态。1859年，洪秀全谋求重振革命形势，采纳洪仁的题为《资政新篇》⁽³⁷⁸⁾的政策建议，“旨准颁刻”。这个《资政新篇》，成为太平天国的又一纲领性文件。

1859年5月，洪仁到南京后不久受封为干王，执掌国政。洪秀全“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³⁷⁹⁾洪仁抱着要“善辅国政，以新民德”的愿望，从“事有常变，理有穷通”的世界观出发，强调“审时度势”“因时制宜”的必要性，提出了《资政新篇》，论述了世界“万邦”或盛或衰的大势，明确提出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主张；并强调当时正是关键时刻，应抓紧这个“有为之日”，移植西方的政教文化，“奋为中地倡”。这种主张，反映了他突破农民思想的局限，试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至于怎样使农民能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的问题，则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因此，他的纲领的严重缺陷，是不切合革命现实的迫切需要。

《资政新篇》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提出革新主张，着重论述发展经济问题。它倡导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铁路、轮船、工业制造等，以求发展工、商、农、矿各种生产事业。《资政新篇》宣布奖励私人发明、保障专利；鼓励“财主”投资兴办银行等“大有利商贾士民”的事业。洪仁在撰写的另一文件中又称，若能这样，才能叫做“善用财帛”。⁽³⁸⁰⁾

《资政新篇》主张“准富人请人雇工”，“禁卖子为奴”；强制“游手偷闲”和不事生产的“富贵”人“归于正业”，使之“自食其力”，“自养其身”。这些表明，洪仁主张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和加强劳动立法。

洪仁认识到当时西方国家“技艺精巧”；在对外关系上，《资政新篇》抨击“闭关自守”的做法，谴责这是“浅量者所为”，势必自食恶果，落到有如“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的局面。《资政新篇》中确定对外原则，是睦邻、平等，并以此为基础发展通商。对来华外人约法两章：一、严禁禁物（如鸦片）入口，“走私者杀无赦”；二、不得擅入内地，但技艺精巧并愿为中国献策者除外，准许他们在“不得毁谤国法”的条件下，进入内地，“教导我民”。对在华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资政新篇》认为尽可与之竞争，并有把握战而胜之。

不难看出，太平天国两个纲领性文件的思想是相互矛盾的。《天朝田亩制度》设计废除私有制，消除剥削；《资政新篇》恰恰相反。它主张保护私有，承认百万富翁的存在，鼓励富人雇工生产，不废除任何剥削制度，客观上企图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农民要求有地可耕的愿望，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有悖于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政新篇》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但未触及当时经济问题的根本，即土地问题。太平天国在颁行《资政新篇》之后，并没有以《资政新篇》代替《天朝田亩制度》，后者仍一再重刊。如果《资政新篇》在实践中得到修正补充，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可能起到有益作用的。但由于它未能结合革命的现实需要，不仅天国政权在军事斗争中无暇贯彻执行，就是在天国领导层中，也未得到重视，如天国的军政人员对《资政新篇》“皆不屑看”，⁽³⁸¹⁾欲实行改革而事事都得不到改革。⁽³⁸²⁾就是洪秀全本人，也只在首次阅读时几乎逐条加批“是”字，以后就无所作为了。所有这些表明：太平天国，以及在其直接间接影响下遍及几乎全国的各地各族起义，虽然作了艰苦的斗争，终于逃不脱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缺乏变革社会的科学理论原则和有效的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