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绅地主的土地兼并

二、豪绅地主的土地兼并

豪绅阶层的膨胀和地主绅权的扩张，导致豪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⁵³⁷⁾

从兼并的内容和方式看，豪绅地主或凭借暴力掠夺农民税田，或运用经济力量买田，都是过去兼并的继续。这个时期的特殊现象是依势规复“原业”，以及通过清理“绝产”、“逆产”进行兼并。所以，农民起义失败后，土地占有关系呈现逆转。

（一）战后豪绅地主的卷土重来

在原农民起义地区，特别是太平天国长期占领的江、浙、皖三省部分地区，地权发生了很大变动：有的地主离乡逃亡，土地转移到农民手里；有的由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政策措施，农民取得了土地产权；有的由于农民战争的影响，农民反抗精神增强，抵制地主收租，实际上取得产权；还有的由于契券散失，疆界混淆，桃僵李代，地权关系紊乱，等等。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受到重大冲击，不少农民获得土地。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立即卷土重来，反扑夺地，程度不同地恢复了旧的封建土地关系。

上节已经叙述了清政府维护“原主”产权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地主豪绅则以此为护符，大肆反攻倒算，以“原业”或“原主”名义侵夺在战争期间转移到农民手中的土地，进行合法或非法的土地兼并。1863年，清军一占领江苏奉贤，该县地主就狂叫：“田归原主！ ”⁽⁵³⁸⁾同年，金匮一段姓地主，在太平军刚一退出县城，即入城“认勘印契”，清产夺田。凭着他对田亩情况的熟悉，不但夺回了自家私产和族中“公产”，凡族姓绝户或逃户田产，无不一一为之“清厘”。⁽⁵³⁹⁾在绅权嚣张的苏州府属吴县、长洲、元和等县以及太仓州一带，豪绅地主一俟太平天国失败，即行清田逼租。⁽⁵⁴⁰⁾皖南地区的地主反扑夺地的活动也十分猖狂。如黟县一家李姓“名族”，在太平天国占领期间，“祀产簿籍俱灰灭”。太平天国一失败，该族士绅即逼着一个熟悉族产田亩的病危老农开列田亩清单，然后又亲自“周履阡陌”，将田亩、佃名“挟册记注”，使族产和租额“尽复旧规”。⁽⁵⁴¹⁾

在广西，一些地主豪族更是公然使用暴力夺回农民占有的土地。如在“大成国”时期，农民曾一度夺取地主的土地。“大成国”失败后，“仍然如旧霸占”。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并“不禀官查追，辄敢寻衅私斗，甚至持挺开枪，逞凶仇杀”。而官府直接为地主撑腰，勒令“所有侵夺他人田产，务须赶紧给还，听其管业；倘有霸占寸土，定行从严究办”。⁽⁵⁴²⁾

许多地区地主阶级的反扑夺地，是通过各种清地清赋机构进行的。为了明确征赋对象，规复钱粮原额，清政府在清赋和招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地权的归属和“原主”产权的恢复。这就为地主的反扑夺地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这类清地清赋机构本身就大都操纵在豪绅地主之手。他们正好假公济私，直接侵夺农民土地。太平天国失败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各州县成立的“劝农局”、“清垦局”、“清查局”、“清赋局”等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地主清理地产。各局所定章程，表面是清赋，实际上也是为地主清地的。清地办法好像不分农民和地主，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保障地主阶级尤其是豪绅地主的“原业”产权。如浙江嘉善县的“清粮局”规定，原业主认领土地，由业主自行呈报，有单据者以单据为凭。但有些地主既无单据，又不能说明单据号数，仅凭口头向局报称有水田若干亩，即可领田。⁽⁵⁴⁶⁾在清地清赋过程中，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一经地主呈报，便归地主所有。在江苏、安徽等省，都有类似的机构，为地主清理地产。⁽⁵⁴⁷⁾

经过长期战争，田亩经界多已混乱，通过清地清赋措施恢复旧有的土地关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有不少地主因此夺回了土地。如江苏江宁地主贡生邓嘉祥、生员冯树滋和地主王永福等收回了部分或所有已失土地。⁽⁵⁴⁸⁾宜兴举人吴登，监生陆廷升，诸生王溥渊、储君宜等，或夺回本家已转移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或帮着亲属清出丧失的土地。⁽⁵⁴⁹⁾皖南一个曾经参加团练的商人地主曾用所谓“相地术”的迷信手段夺回被农民垦种的土地。⁽⁵⁵⁰⁾皖北霍丘县僧人岚光，夺回他在农民起义期间丧失的寺产。河南正阳县地主黄大生，恢复他失掉的庄田，⁽⁵⁵¹⁾等等。

以上虽然只是个别地区地主夺田事例，由于这时地主夺田活动是在清政府大力推行维护“原主”产权政策措施之下出现的，因而是整个地主阶级普遍开展夺地活动的具体反映。在这种政策措施下，不少地主不仅规复“原业”，甚至还侵占农民土地。

西北和西南农民起义地区，地主阶级夺地情形和江、浙、皖等省不完全一样。回民和彝民、苗民起义是带有民族斗争性质的武装斗争。当地汉人地主固然遭受严重打击，部分汉族农民也避兵逃亡。回民、彝民和苗民起义失败以后，在清查土地时，清政府不仅采取了阶级报复的手段，而且采取了民族压迫的手段，把回、彝、苗族起义参加者和无辜百姓，或从居住区强行迁往其他荒芜地区，或从起义区赶回原居住区或者其他地区。再加上清政府的残酷屠戮和民族间的相互仇杀，地主和农民的死亡比例都很大，如向称富庶的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地主仅以身免者不过十之二三，能保存家产者更寥寥无几。⁽⁵⁵²⁾此后，除陕西部分地区外，前往垦荒的客籍农民也较少，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地多人少、大量土地抛荒的状况。在西北、西南农民起义区，虽然也都成立过清田清赋之类的机构，如陕西巡抚刘蓉曾经大力推行清田招垦，云南巡抚岑毓英曾清查全省荒芜田地，“据契清田”，⁽⁵⁵³⁾既清田赋，又定产权。但在大多数场合，地主恢复旧的地权归属关系，不是直接从农民手中夺回他们在农民起义中丧失的土地，而是在原有土地上进行开垦。在这些地区，生存下来的地主大都恢复了土地产权。但从表面上看，夺地与反夺地的斗争，似乎没有太平天国起义地区那样激烈。

（二）霸占“绝产”和“逆产”

地主豪绅在战后反扑夺地的过程中，除了以“原主”身份夺回原有土地外，还用种种手段霸占“绝产”和“逆产”。

前文提到，清政府对战后某些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绝产”的处理办法是：或没为官田，征收地租；或令垦民交价承买；或授予垦民永远为业。但这类土地一经农民花费工本、开垦成熟之后，地主豪绅往往冒充“原业”、“原主”进行掠夺。

1867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说：“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⁵⁵⁴⁾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也说：“垦荒极费工本，牛种农具，一一均须置备，更须自盖草房栖止。成熟之后，忽为原主认去。”⁽⁵⁵⁵⁾这里所称“原主”，其中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土地原主，而是虚冒。尤其是直接掌握清产招垦机构的地方豪绅，以及和他们有血缘裙带关系的地主富户，乃是民垦“绝产”的主要侵夺者。江苏宜兴县举人吴登主持该县清粮招垦机构时，尝谓“冒占人田，君子弗为”。他只认领了自家“祖业”。因为他没有凭借招垦机构的特殊地位侵占民垦“绝产”，遂大为时人所称道。⁽⁵⁵⁶⁾这一事例正好从反面说明，豪绅地主冒充“原主”侵夺农民垦田的活动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地主豪绅侵夺民垦绝产的一个卑劣手法是“冒荒”。即荒地一经开垦成熟，他们就冒称“原主”，诡托有荒地若干亩，向官府报领。1880年，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等府属，实系熟田而冒称荒田报领者凡500多万亩。当时论者指出，“荒田之占。多系豪强兼并，而贫苦小民绝无所得”。⁽⁵⁵⁷⁾这里地主所报的“荒田”，就是他们从垦民那里侵夺来的已垦熟田。嘉兴、秀水等县，原有荒田较多，何者已开垦成熟，何者抛荒未垦，难以稽查。豪绅地主遂串通地方吏胥，大事隐冒，以熟作荒，逃避赋税。⁽⁵⁵⁸⁾1880年，嘉兴县办理查田的几十个庄书，侵吞熟田数万亩。⁽⁵⁵⁹⁾孝丰县豪绅通过掌管“善后局”，承领“绝产”，侵占大量土地。⁽⁵⁶⁰⁾淳安县管理户籍的吏胥，曾拟将农民垦熟的良田若干亩，偷换业主姓名，奉献某地主，使据为己有。⁽⁵⁶¹⁾

皖南地区，豪绅地主侵夺民垦“绝产”的活动持续了几十年。这里垦民势力较大，豪绅地主“无据冒认”的夺田活动一再引起垦民的反抗，但还是有不少土地被地主夺去。所谓“一家而兼有昔时数姓之田”，⁽⁵⁶²⁾就是当时地主冒认农民垦田的实录。1896年，安徽巡抚福润说，“绅宗豪族交相侵占，以多报少，以熟报荒”。⁽⁵⁶³⁾也是指的豪绅地主冒称“原主”侵夺农民开垦的土地。

地主凭借暴力夺田，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地区不像江、浙、皖等省那么厉害，但也有事例可征。陕西南郑县清产局清查“绝产”之时，地主富户每贿赂局绅，“凭空没田三四百亩，隐匿不报”。⁽⁵⁶⁴⁾他们所隐匿的土地，主要是“绝产”。按官府章程有权承领近亲“绝产”的农民，反而遭到局绅拒绝，⁽⁵⁶⁵⁾领不到土地。

豪绅地主为了夺田，甚至煽动土著反对客民，挑起武斗，从中渔利。1877年，江苏宜兴县爆发了以贡生吕兆文为首的驱逐客民的暴行。他们拆毁客民房屋，抢夺客民牲畜什物，强迫他们返回原籍。⁽⁵⁶⁶⁾尤其是绅权嚣张的苏州府属，客民几无容身之地。当客民初至承垦之时，地主佯装不知。俟数年开垦成熟，便前来占夺。他们自称“原业”，诬控客民占垦“有主”之田。客民被迫舍田他迁，致“数年之功，沦为乌有”。1887年，有浙江省台州、温州等府农民，通过监生周鸿鬯的关系，到苏州府昆山县境垦荒。地方豪绅遂“以飞语上闻”，进行诬控。周鸿鬯因此被捕下狱，客民也被押送回籍。⁽⁵⁶⁷⁾1888～1889年间，宁波府农民到昆山县垦荒，地方豪绅为了侵夺客民开垦成熟的土地，沟通江苏巡抚黄彭年将客民驱逐出境。⁽⁵⁶⁸⁾

浙江省驱逐客民的活动，以绅权嚣张的嘉兴府属最为猖獗。1880年，嘉兴、秀水、桐乡等县，土客之间的土地纠纷已经层出不穷。1883年，秀水、桐乡两县豪绅地主，煽动乡民，焚杀客民，制造惨案。⁽⁵⁶⁹⁾客民亦曾对此进行激烈的反抗。

安徽地主驱逐客民的活动是从1870年开始的。豪绅联名上书清廷对客民进行诬告，清政府遂即发布指示，令将客民“强行不法之徒，查明原籍，递回约束”。⁽⁵⁷⁰⁾不过，这里客民势力强大，对豪绅地主侵夺土地的暴行进行了坚决抵制，迫使地方官府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同、光之际，令客民对所垦土地交价承买。这种办法先从广德州开始，⁽⁵⁷¹⁾后来推行于整个皖南。地方豪绅对这种政策措施坚决反对，广德州绅士张光藻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光绪初年，他对主持客民买地的知州李孟荃大事攻击，谓其偏袒客民，使土著丧失土地；指责他企图多收地价，挥霍公款。⁽⁵⁷²⁾1883年，豪绅反对客民买地的活动更加剧烈，或鼓动“原业主”不按官府规定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或将肥沃土地指为祭田、学田，不准客民出价认买，甚至煽动土著百姓，捣毁办理垦务人员的居室。他们的意图有如当时安徽巡抚裕禄所指出的，“挟势力而冀兼并”，“必欲由官勒抑客民取其垦熟之田，尽归土民收租以快其欲”。⁽⁵⁷³⁾这里所说“土民”显然指的是豪绅地主。

各地豪绅还利用没收“逆产”措施进行兼并。如陕西南郑县某局绅，为了侵夺一个孀妇的土地，指诬其“从贼被污，迫令改嫁”。⁽⁵⁷⁴⁾他们为了霸占“逆产”以及“绝产”，还倡议官府变价充饷，企图通过假手变卖，达到侵占土地的目的。陕西巡抚刘蓉指出，里胥粮正等地方豪绅，对逆绝地产，“平日早谋侵吞，值此筹饷艰难，亦往往倡为变产充饷之议，谓数万、数十万不难咄嗟立办，其实不过欲乘官司急售之时，图遂平日之愿。所图既遂，则又必借故展延”。⁽⁵⁷⁵⁾以后，刘蓉采取了设局招垦的办法，各地豪绅仍然“非故意含混，冀便私图，即假手吏胥，视同具文”，⁽⁵⁷⁶⁾霸占“逆产”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西南苗民起义地区，原先没为屯田的“逆产”，后来也逐渐被当地生员和监生所侵占。当时论者就指出，“今日之食屯者，半是刁生劣监”。⁽⁵⁷⁷⁾

（三）夺占官田

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凭借权势，掠夺官荒或业经农民垦熟尚未取得合法地权的官田。

当时，官荒、官沙、官滩、芦荡等地，本是无主土地，有的向来供当地农民放牧、采樵和渔猎之用；有的因草莽丛生，本无多大经济价值，后经农民劈荆斩棘，开垦耕作，收益渐丰。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只要这些无主土地有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就成为豪绅地主群相争夺的对象。如皖北淝河东李营孜一带，向来供当地人民砍柴打鱼的一些河滩公地，咸、同之际，即为豪绅练总李得三霸占收租。⁽⁵⁷⁸⁾江苏崇明县的新淤沙地，同、光之际，也都落入吏胥和地方豪右手中。⁽⁵⁷⁹⁾江苏青浦县杨家桥地方，有民垦淤滩数百亩，1893年，娄县豪右王某，竟雇佣打手横暴占夺。⁽⁵⁸⁰⁾据1885年户部奏称，江苏、安徽、江西等省，芦洲、沙田甚多，多被官绅据为己有。⁽⁵⁸¹⁾其实岂止上述三省，其他各地也莫不如此。

广东惠州府博罗县，有大片湖淤田，被地方豪强霸占。1875年，县设局清查，拟招佃征租，而县民畏其权势，“并无一人出而承佃，即间有承佃之人，亦苦于势力不敌，各皆退避歇手”。⁽⁵⁸²⁾该省沿海沙田更是豪绅地主追逐的对象。这里的沙田系就海滩围筑而成；每当沙田淤成，“即有富豪，承沙报税”，⁽⁵⁸³⁾使霸占合法化。此项沙田，动辄百顷千顷，取得沙田产权的人，转瞬成为奴役千百家农户的大地主。湖南洞庭湖沿岸州县，豪绅地主掠夺淤沙的活动，过去尚为有限，到80年代末则日见增多。1889～1890年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称，官绅占据官洲官沙，“皆近年情形，臣初次抚湘时尚不致此”。⁽⁵⁸⁴⁾在直隶，豪绅地主掠夺民垦淤滩地的情况同样十分普遍。如安州白洋淀的淤积滩地，经农民开垦成熟后，先有杨、赵两姓争相“承垦”，1872年又有高阳县绅士孟传全申请“领种”。⁽⁵⁸⁵⁾1868年，天津有河滩地四五百顷，为温姓地主隐占私种。⁽⁵⁸⁶⁾静海县有官荒1000多顷，经郭殿报请升科，户部即给照执业，⁽⁵⁸⁷⁾等等。

在东北和台湾等新垦区，地方豪右勾结官府或旗人贵族，霸占民垦官荒和旗地，动辄数十顷，多者百顷。如奉天新民厅马泳帮纠合觉罗得夥霸旗人张殿福地100多顷。⁽⁵⁸⁸⁾凤凰城及沿边一带，地方豪右影射报垦，对民垦熟地肆行侵占，动辄数十百顷，原垦贫民“转失故业”。⁽⁵⁸⁹⁾吉林和黑龙江官荒弥漫，地方豪右包揽转售，从中渔利。⁽⁵⁹⁰⁾如吉林五常堡，地方豪右利用官府放垦，包揽地亩，仅于焯1户即“开地三千余晌，纳租不及千晌”。⁽⁵⁹¹⁾这里所谓“开地”，表面上是向官府揽垦荒地，实际上是侵占农民开垦成熟的土地，向垦民征收地租。这种包揽户虽然也向官府交租，但租额较低，实际上是当地最大的二地主。在台湾，由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农民开垦的荒地，也多被地方豪绅侵夺。

地方豪绅为侵夺民垦官荒、官沙，采用了多种卑劣手段。有的用伪契、废契或其他地契冒认。如直隶文安县境东淀淤地，南北宽六七十里，东西长一百四五十里，多被豪强制造伪契影射侵占，每户动辄数百亩。⁽⁵⁹²⁾湖南华容、安乡、龙阳等县洞庭湖沿岸地带，由农民垦熟的淤积沙洲，到光绪中期，多被沿湖豪绅以废契印照影射侵夺。⁽⁵⁹³⁾江苏崇明县地方豪右则用已被冲坍的土地契据，霸占新涨淤沙。⁽⁵⁹⁴⁾直隶中部地区，河湖纵横，如卢沟至下口百余里间，有淤积官荒5000多顷。到咸丰年间，经农民垦成膏腴。地方豪右竟借用别处地契霸夺。⁽⁵⁹⁵⁾

有的通过低价购买。清政府对官荒、官滩有时采取价卖办法，通常定价较低，地方豪绅乘机垄断价买。如江苏省江阴县沿江的20多万亩沙田，同治以前每亩定价银4分，1881年增为8分，都比民田价格低得多。但这些沙田须分区筑圩，方可垦种。一圩多则千余亩，少亦数百亩，非普通农民力所能为。豪绅地主乘机倚势蒙混，垄断贱买，霸占筑圩。⁽⁵⁹⁶⁾崇明也有豪强和吏胥串通，贱价购买的情况。⁽⁵⁹⁷⁾

有的以报垦或揽垦升科的方式进行掠夺。如泉州、漳州和潮州农民到台湾开垦，开始时并无人过问，一俟土地开垦成熟，地方豪绅即向官府递禀呈报，谓某处有荒田若干亩，愿归领垦。如光绪年间嘉义农民开垦官荒，每不领垦照。“刁狡之徒，观其垦地将熟，潜赴官司请愿领照，据为己有。”⁽⁵⁹⁸⁾就这样，他们“不费一钱，但以势力情面丐得垦照一纸，霎时可以坐致千顷，富有万钟”。据当时人报道，台湾土地，“全系绅民包揽”。⁽⁵⁹⁹⁾可见豪绅霸占之甚。直隶、东北一带的豪绅地主侵夺民垦旗地，也常采用这种方式。

还有的借用各种名目的地方“公田”名义兼并官地。江苏崇明县的户总、豪右侵占官沙就是用的善堂、书院、香火等“公田”名义。⁽⁶⁰⁰⁾广东东莞等地豪绅地主则用“明伦堂”的名义侵夺沙田。“明伦堂”本是办理学校教育的地方组织。当地豪绅每遇农民围垦沙田，便抑价强买；或者承佃他人土地作二地主；或者包揽民业代为收租，从中渔利。他们把这些土地通通称之曰“明伦堂沙田”。⁽⁶⁰¹⁾于是，“明伦堂”便成为豪绅地主霸占沙田的变相机构。1889年东莞县知县张璇说，“查东莞县明伦堂田产，不过系该县绅士公局，并非全属有关学校之用，多系绅宦土豪依附托名，寄挂明伦堂，预为抗欠地步”。⁽⁶⁰²⁾可见地方豪绅不仅假借“明伦堂”的名义侵夺土地，而且利用它逃避国家赋税。

豪绅地主掠夺民垦官荒、官沙、官滩，既是对农民的一种残酷的经济掠夺，也往往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势斗争。在这里，完全是权势的大小决定着地权的归属。⁽⁶⁰³⁾为了取得某处官田，豪绅不但勾结和贿赂官府，而且往往借助宗族势力。光绪年间，顺德县的胡玉林领批围筑大南沙田数百顷，就是和地方官府相互勾结进行的。⁽⁶⁰⁴⁾而在新会、番禺、东莞等地，争夺沙田是各地主宗族之间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新会县三江村，以赵氏一族势力为最大。咸同之际，发生赵氏倚势侵占他姓田产及强割他姓禾稻案件8起，其中有3件就是占夺沙田。⁽⁶⁰⁵⁾光绪年间，番禺县潘姓出了一个翰林，倚势侵夺梁姓沙田。⁽⁶⁰⁶⁾东莞县豪绅何崇炬与周姓的争讼，豪绅何桂芳与吴姓的争讼，都是为了侵夺沙田。⁽⁶⁰⁷⁾有的豪绅将沙田捐为族产，也是企图借助宗族势力以保住其产权。如番禺县官僚何会祥有沙田若干亩，曾这样说过，“我有田留之子孙，子孙未必能守，或因权利而互相争讼，或因势弱而他族侵略”。他为了预防日后子孙遭受其他豪族侵夺，索性把沙田捐作族姓祠产。⁽⁶⁰⁸⁾

（四）强买和贱买民田

利用传统的土地买卖方式，仗势强买或压价贱买农民的土地，历来是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的一种重要手段。光绪年间，李蕊论述当时地方官吏追求土地的情形时，谓因赃犯案不过罢官，“归买田宅，扬扬〔洋洋〕得意，是罢职适投其愿”。张雅安论述晚清军功地主，谓日夜所切心而筹谋者，“置良田宅，购美姬妾，为子孙图要职”。

还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江浙等地逃亡上海的豪绅地主，已在进行土地买卖活动。例如，曾作过四川盐茶道的苏州某绅，在逃亡上海期间，即大量收买其他逃亡地主的地契。因当时无租可收，地价极贱，每亩仅价洋1元，该盐茶道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就贱价买进几万亩土地。⁽⁶⁰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部分地主衰落，另一部分地主则乘机兼并。如浙江富阳县，地主富户大面积购买，往往1户购买数十户的田产。⁽⁶¹⁰⁾苏州府大地主专买成片土地，一次交易就是几十亩、几百亩，连中小地主也变成了兼并的对象，对农民几亩、十几亩小块地产已不放在眼里。⁽⁶¹¹⁾到光绪年间，土地买卖愈加频繁。如江苏高邮州属，土地买卖一般在清明节总付田价。每当节日，各钱铺为应付民间支付田价需要，印制票面额为数十千文到数百千文的戳票，否则“不足以资周转”。⁽⁶¹²⁾广西省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某些地区，人们争购土地，地权转移极为频繁，以致“朝秦暮楚”。州县官卸任之时，为了中饱私囊，每用降低税契钱的办法诱令买主投税，一时所收税银激增，每州县少者三五万两，多的十余万两。这种频繁的地权转移，有一部分是在中小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同时也反映出地主土地兼并的加剧。

关于官绅通过购买兼并土地的实例，如扬州王俊夫，捐同知衔，得海防差，以贪索所得广买田宅。⁽⁶¹³⁾江苏六合县候补道徐承祖，除开设钱铺外，又买田1700多亩。⁽⁶¹⁴⁾通州张謇以科名致富，买田3200多亩。⁽⁶¹⁵⁾靖江县郑襄哉，于光绪前期考中生员，开始放债折田，不久就变成了大地主。⁽⁶¹⁶⁾江浙一带还出现一些军功地主，如扬州驻防总兵詹启伦及所部候补游击毛可法，候补知州方长久等，在江都、仪征一带大置地产，⁽⁶¹⁷⁾浙江山阴县军功保举人员回家买田作“富家翁”，⁽⁶¹⁸⁾等等。

掌握州县税收机构的地方吏胥，也乘机兼并土地。据当时人论述，充漕总1年，可捐纳官阶，坐享半生；连充两三年，可广置田园。苏州府属，由同治初至光绪中叶20多年间，很多吏胥通过侵蚀漕赋、包揽词讼致富，变成地主。还有的捐纳职衔，跻身缙绅，“光堂广厦，良田千顷”。昭文县漕总张某，捐五品衔，买田万亩。常熟县漕总严、潘等人，其富与张相埒。浙江归安县的吏胥，在1887年前的20年间，每年勒索陋规不下万贯，多变成“巨室”。⁽⁶¹⁹⁾安徽贵池县，绅衿兼充保书，征收钱粮。这类保书有几百个，每年侵蚀粮赋不下数万两，多变成“华屋连云，臧获成列”的“首富”。⁽⁶²⁰⁾江西安溪县，粮房户总，有的家资多至十数万。⁽⁶²¹⁾这类暴富无不兼并土地。

这时黄河流域官绅从事买地活动的，如直隶文安县生员李树勋，扩殖土地至4000多亩。⁽⁶²²⁾某候补道在涿州、良乡、房山、固安等地置买旗地1700余亩。⁽⁶²³⁾河南项城县大官僚袁甲三，谓放债不如买田，陆续买地至四五千亩，分布在很多村庄。⁽⁶²⁴⁾河南南召县捐纳四川道台的彭令，所置土地从50顷增加到600多顷，分布在方城、南召、南阳三县100多个村庄。⁽⁶²⁵⁾山东济宁州潘对凫，在农民军打击下一度“家产荡然”，1889年入仕后，陆续买地5000多亩。山东海丰县官僚吴氏有地数千亩，也是这一时期购置的。⁽⁶²⁶⁾陕西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在鸦片战争前，原是靠放债买地起家的庶民地主，同治、光绪数十年间，分衍成很多家，其中有科举功名者8人，有3人做了县官，占地规模一直不断扩大。⁽⁶²⁷⁾以镇压回民起义擢升提督的董福祥，在甘肃固原一带兼并土地，连亘百余里，牛、马、羊、驼以万计。⁽⁶²⁸⁾

湖南、安徽两省更发展起来一大批军功地主。一些本来有科举和捐纳职衔的，也多获致军功，靠掠夺及冒饷暴富。据方志记载，“近岁以来，天下富者皆以领兵起家，视所统多少、岁月深浅为富大小，此其正也”。⁽⁶²⁹⁾就是说，官阶越高，带兵越多，在职时间越长，其富愈显。这些人或开票号典当，或豪买豪卖居奇垄断，更致力于置买田宅。⁽⁶³⁰⁾1870年，一外国人报道，湖南官僚在家乡以所积财富大量买地收租，并拥有很多华丽的别墅。⁽⁶³¹⁾据说，曾国荃每打一次胜仗，攻陷一座城市，必回家“问舍求田”。⁽⁶³²⁾曾国荃死后，有宅第3处，田6000亩以上。曾国藩兼并土地的活动，甚至远到距原籍湘乡数百里外的衡阳县。⁽⁶³³⁾到他儿子曾纪泽主持家务时，还在继续用曾国藩搜刮来的钱大买田宅。⁽⁶³⁴⁾素以“廉洁”标榜的左宗棠也买了不少土地。他幼年读书时，还是个家产甚微的所谓“寒士”，1864年，以军功擢陕甘总督，开始大买土地，到1879年，已是湘阴县有名的大地主。计所置爵田、墓田祭田、义庄等各项田产，至少在1000亩以上。就是一个普通军功，也靠薪饷收入广置田产。长沙举人周乐，早年“田无升合，屋无立锥”。1853年投湖北巡抚胡林翼幕，1866年致仕还乡大置地产，至1899年，租田增殖至五六千石以上。⁽⁶³⁵⁾

湖南因为是湘军发祥地，军功人员特别多，每州县动辄百计千计，几乎都发展成为大小不等的地主。如平江县，在数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军功地主，收租几万担者十几家，几千担者几十家，几百担者无数家。⁽⁶³⁶⁾又如湘潭县，衣锦还乡的湘军将领，无不“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日而办”。⁽⁶³⁷⁾郭松林就是其中之一。他还乡之后，即以掳获的几万两银子大买田宅。⁽⁶³⁸⁾曾国藩老家湘乡县，军功更多达1万多人，绝大部分都成了当地的特权地主。

淮系军功地主，土地增殖之速，更超过湘军地主。在皖中地区，尤其是淮军头子李鸿章的家乡合肥县，出现了很多大的军功及官僚地主，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每家每年所收租谷在2万～5万石不等。⁽⁶³⁹⁾总兵卫汝贵，除在五河、邳州、睢宁、泗州等处开设典当外，在合肥原籍买田收租约2000石。⁽⁶⁴⁰⁾最大的地主还在李鸿章兄弟，据后人调查，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这些大地主还在其他州县大肆兼并。如霍山、六安、舒城等州县都有他们的“寄庄”。⁽⁶⁴¹⁾其余数以千百计的参将、游击以下各级军功武职，也同样以劫掠、冒饷所得，兼并土地。

皖北一些州县的军功地主也不少，如凤台县提督徐善登捐书院田3000多亩，⁽⁶⁴²⁾宿州以办团练授知府衔的周田畴捐书院田4000多亩，⁽⁶⁴³⁾他们自己占地之广，更不难设想。涡阳县当过提督的马玉昆“富连阡陌”，⁽⁶⁴⁴⁾等等，都是这时发展起来的军功地主。

皖南虽然很多地主没落了，但从遣散的垦地湘勇、驻防清军武官和当地从戎人员中，也发展起来一批军功地主。光绪初年，各州县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客民，有的就是新发展起来的垦地湘勇地主。在这里驻防的清军和湘军武官，有的也就地购买土地，如在郎溪县驻扎的一个方姓统领，役使士兵筑圩占田2800亩；⁽⁶⁴⁵⁾湘军霆营宋某以银2400两在芜湖买田2000亩。⁽⁶⁴⁶⁾靠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旌德县大官僚周馥，购地4000余亩。据他自己记述，所购皆为下等；至于膏腴沃址“则大有力者为之”，他的财力是办不到的。⁽⁶⁴⁷⁾看来这里官绅地主从事买地活动的大有人在。皖南还出现了一些客籍遥领的“寄庄”。如不少外籍地主在南陵县购置土地，派人经管。占地较多的有4家，最多者凡2万多亩，号“某某堂”。⁽⁶⁴⁸⁾这类地主也可能是那时发展起来的皖中军功地主。

豪绅地主不但收买土地，还乘地价低廉捐置族田、义庄，军功地主尤为普遍。如当时报刊所载，“兵燹之后，各省带兵者半由匹夫而至专阃，……置产赡族，屡见于邸抄之中”。⁽⁶⁴⁹⁾官僚和军功地主的这种活动，长江流域以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省为最。四省豪绅大量建置族田，主要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开始的。湖南省如湘乡的曾国藩、曾国荃、周建武，湘潭的郭子美，平江的李元度，耒阳的刘厚基，长沙的瞿鸿机；浙江省如杭州的许庚身，平湖的王大经，钱塘的许宝莲；安徽省如合肥的李鸿章，旌德的周馥等：捐置族田、义田，动辄数百、数千亩。豪绅麇集的苏南各州县，建置义庄之风尤盛极一时。武进、江阴、华亭、奉贤、宜兴、吴江等县，这一时期都有关于建置族田义庄的事例。官僚地主集中的吴县、常熟、无锡等县尤为突出。这时无锡县新建义庄12家。⁽⁶⁵⁰⁾吴县和常熟有关义庄的记载比较详细，咸丰以前，吴县有义庄31家，义田44000多亩；同治以后新建33家，义田24600多亩。⁽⁶⁵¹⁾咸丰以前常熟县有义庄27家，义田24000多亩；同治以后新建63家，义田39600多亩。⁽⁶⁵²⁾这类族田、义庄名义上是族姓公产，实际掌握地权及租米分配的是族中豪绅地主。他们借此控制和压迫族中穷苦农民。所不同的是，这类土地关系附着更为浓厚的血缘宗法性质。

在豪绅地主依势兼并的同时，还发展起来一批商人地主。广东富商盛行兼并土地。咸、同之际，买办商人徐润在广州、香山一带买山场100多处，围田400余亩。⁽⁶⁵³⁾同、光之际，番禺县富商张风华投资围田数百顷。⁽⁶⁵⁴⁾从化县诸罗庄有官荒30顷，先由洋行商人陈寿官包揽开垦，后来又转售给另一洋行商人潘启官。⁽⁶⁵⁵⁾在汕头，华侨商人也大面积收买土地，发展起来一批华侨地主。⁽⁶⁵⁶⁾其他地区也不乏商人买地的事例，如江苏海门徐某，“白手起家，耕种贸易，积有数千金，另买田宅以遗子孙”。⁽⁶⁵⁷⁾直隶滦县刘利合堂，以商起家，1880年开始买地56亩，至1895年共买地1759亩。⁽⁶⁵⁸⁾山东46县131家经营地主中，以经商起家置地的64家，占49%。⁽⁶⁵⁹⁾四川涪陵，嘉、道前大地主尚不多见，收租谷无过3000石者。道、咸以后，出现了不少经商致富的大地主，如陈、向、孟、徐、冉、余等家，所收租谷都在3000石以上。⁽⁶⁶⁰⁾

这类商人地主不少捐有功名头衔，有钱也有势。如徐润就捐有道台衔。浙江镇海县李子容经商致富，而后捐官买地，是兼有三重身份的大地主。⁽⁶⁶¹⁾陕西渭南县职官姜恒太，是个占地1000亩的商人地主，他的两个弟弟都捐了实官。⁽⁶⁶²⁾这些士大夫化的商人地主，同前面说的官僚、军功地主，有许多相似之处。

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仗封建权势，压低地价，强行购买土地。例如合肥李鸿章的子侄辈就骄横不法，“逼占人妇女，强买人田宅”。⁽⁶⁶³⁾左宗棠在写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买地须彼此情愿”，不要“用势力压迫”。可见当时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土地已习以为常了。左孝威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谈到购买湘阴戴竞堂的房产土地时说，“我不买无人肯买”。显然，左家一插手，旁人再不敢问津。所以戴家是“半卖半送”的。有的豪绅地主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给农民加上“盗贼”、“霸种”等罪名，以达到侵夺田产的目的。如浙江兰溪县官僚地主唐志欧就诬民行窃，诈取银洋，勒索田产契券作抵。⁽⁶⁶⁴⁾安徽天长县张戟门殴辱李僧，霸占庙产。直隶昌平县6户农民，在明陵有升科纳粮地100余亩，清室贵族延思侯诚端诬控该民户侵种田亩，迫令交租。⁽⁶⁶⁵⁾涞水县车厂村，地方豪右勾结王府，诬民侵占旗产，挟制县官插旗定界，强迫农民交租，⁽⁶⁶⁶⁾等等。总之，豪绅地主为了兼并土地，是无所不用其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