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地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延续和扩展

三、某些地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延续和扩展

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官绅阶层的膨胀，绅权的扩张，土地兼并的加剧，这一切反映到土地分配上，就是某些地区地权的集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展。

农民大起义虽然给以封建土地关系以严重的冲击，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采取维护“原主”产权、没收“逆产”、清理“绝产”的措施，使地主阶级卷土重来，全部或部分地夺回了一度落入农民手中的土地，程度不同地恢复了旧的土地占有关系。部分地区则由于军功官僚地主的兴起，商人地主的兼并，地权出现新的集中。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无论是起义地区还是其他地区，地主所有制都延续下来了。但延续的程度，亦即地主土地所有制范围大小的变化，因地区而异。有的虽然基本延续下来，但地主占有的土地减少了；有的同战前相比，没有多大变化；还有一部分地区，原有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但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和破坏，而且进一步加强和扩展了。

地主土地所有制扩展的地区，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新兴军功地主集中的地区；二是某些农业新垦区；三是原来土地就相当集中的地区。

新兴军功地主集中的皖中和湖南部分地区，战后地权的集中、地主所有制的扩展最为显著。

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各州县，太平军对地主的冲击不大，旧有地主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在农民战争以后发展起来一批军功地主，他们凭借搜刮来的大量民脂民膏和贪污来的军饷，并依仗封建权势，大事兼并土地。不但没有因农民战争而促成地权分散，反而有不少自耕农民丧失了世代相传的土地。以致“田归富室，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十室九空”。⁽⁶⁶⁷⁾在这一地区，垦民亦多沦为佃农。如全椒县属，垦民“或佃田，或垦山”，似乎没有取得土地产权。相反，一些富户却“坐拥良田美宅”。⁽⁶⁶⁸⁾在军功地主的兼并下，皖中相当广大地区，地权分配呈现逆转。如合肥东乡一带，李鸿章一家就占去了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⁶⁶⁹⁾如果加上其他地主占地，地主所有制所占比重可能高达70%～80%，甚至更高。

湘军地主集中的湖南，咸丰初年，太平军在这里虽然进行过激烈战斗，但因占领时间较短，地主阶级没有受到严重冲击。此后该省各州县虽然不断爆发农民暴动，对封建势力的威胁仍然不大，旧有地主多原封未动。如桂阳州属，几大姓如邓、李、陈、黄、钟、彭等大地主，“大抵从宋元至今，田宅相承”。⁽⁶⁷⁰⁾加以新发展起来的军功地主及豪绅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地权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地主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如石门县属，地主“富连阡陌”，农民“无产者多”。⁽⁶⁷¹⁾巴陵县的情况是，“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⁶⁷²⁾长沙、善化等县则“各处田产，半归富户”，“乡民佃种多于自耕”。⁽⁶⁷³⁾军功地主集中的湘乡、湘阴、平江等县，更不例外。正如湘乡籍大官僚刘蓉所说，湖南在太平天国期间，“晏然无恙，吾乡（按：指湘乡）又因此跻致名位，广积金钱，旧日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⁶⁷⁴⁾由于这些地区的军功人数极多，土地几被兼并殆尽，地主所有制占着绝对统治地位。

战后土地集中、地主所有制扩展的另一类地区，是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大规模放荒招垦的东北、台湾等农业新垦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

在东北，虽然有关于地权分散的记载，如谓奉天“大地主不多，拥有200～400天（按：一天即一垧，相当于关内6～10亩）者，就算是富有的了”等。⁽⁶⁷⁵⁾但这些记载往往自相矛盾，如80年代一个叫约翰·罗斯（Rev.John Ross）的英国传教士报告说，在东北，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维持生活的土地数量最少为3垧即3英亩。“田场大多数是耕者自有的。我从未听说过租佃的事情”。但又说，“这里占地100英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很多，有地200英亩以上的也不少。……一个有100英亩土地的人便是富翁了”。“如果一个人口少的家庭而拥有大田场，通常是把它分成5英亩至30英亩的小块按前述的条件出租”。⁽⁶⁷⁶⁾按照约翰·罗斯的估算，一个占地100～200英亩的所有者，即占有30～60个普通农户的土地，而这种土地所有者又“很多”。应当说，这里的地权相当集中。又据光、宣之际外文报刊的报道，奉天“自耕农”占据统治地位。⁽⁶⁷⁷⁾但这里所说的“自耕农”田场面积都比较大，一般为五六十亩至百多亩。显然，这种“自耕农”中包括了相当部分雇工经营的地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东北耕地主要是内务府庄园和八旗贵族土地。新放垦的官荒旗地，也是地主揽垦的居多。如1870年有人奏报，奉天有的豪强，“一人捏造数名，报垦数十百顷”。⁽⁶⁷⁸⁾吉林有的地主开荒3000余垧。⁽⁶⁷⁹⁾光绪后期，官地旗地逐渐民地化，地权也大多落入地主手中。据1908年的统计，奉天承德、辽阳、海城、辽中等23府厅州县或地区，占地超过1000亩的93家大地主，土地总面积达513150亩，平均每家达5500余亩。⁽⁶⁸⁰⁾这类地区，地主所有制显然占据统治地位。

台湾地区的地权也很集中。⁽⁶⁸¹⁾这里豪绅恶霸依势包揽侵占。其情形与广东沿海沙田略同。或谓台湾新垦土地“全系绅民包揽”。⁽⁶⁸²⁾农民很难取得土地产权。

早在1850年，“台民无业者十之七，皆仰食于富民”。⁽⁶⁸³⁾1890年，台湾南部的土地多由佃户耕种。⁽⁶⁸⁴⁾据光绪后期的调查，“大租”（田底租）地主的土地占全台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六。⁽⁶⁸⁵⁾如加上其他一般地主占地，可能超过十分之七，自耕农占地不到十分之三。

还有一部分原来地权就比较集中的地区，或因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或虽受冲击，但战后封建阶级采取了严厉的反扑措施，或因豪绅势力强大、商人地主兴起、其他地主兼并等原因，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地权集中的形势基本延续下来，甚至有所扩大。直隶、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以及苏州、云、贵等部分起义区，多数都以地主所有制占据优势地位。

直隶省中北部是贵族庄田、旗地集中的地区，庄田凡229万多亩，旗地1631万多亩。这类土地和直隶耕地总面积相比，虽然为数不大，但分布地区比较集中。在这类地区，农民取得土地产权相当困难。如中部的唐县，所有膏腴，“半属旗地”。⁽⁶⁸⁶⁾雄县原额民地4405顷有奇，庄田旗地却达3675顷，占全部土地的83.4%。故当时论者谓该县“虚存版籍”。⁽⁶⁸⁷⁾北部的房山县，庄田旗地亦“十耗其七”。⁽⁶⁸⁸⁾像这类地区，贵族庄田所有制显然占据统治地位，这时旗地虽然已逐渐向民地转化，也主要是转移到汉人地主手里，⁽⁶⁸⁹⁾土地的所有制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直隶各州县地权集中趋势还反映在地主户数及其占地面积的增长上。如故城县属，从前“间有巨室”，到光绪年间，占田3000亩者已有数家。⁽⁶⁹⁰⁾这时景州和枣强县的富户也到故城县买田立庄。⁽⁶⁹¹⁾地主的发展是以自耕农的没落、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缩小为前提的。

关于直隶的地权分配，有两个比较具体的记载：一个是宣化府的西宁县，“计村二百，为佃庄几三之一”。⁽⁶⁹²⁾即有66个村庄的农民几乎全部佃种地主的土地。其余134个村庄也不可能全是自耕农，必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土地为地主所有。这200个村庄的地主占地合计当在50%以上。一个是北京附近的武清县，据1888年的报道，各类农户比重，自耕农占70%，佃农占30%；各类地主比重，占地100亩者占60%，占地1万亩者占10%强，其余30%大概在100亩至1万亩之间，此外尚有占地10万亩的最大地主一两户。⁽⁶⁹³⁾从地主占地情形考察，尽管自耕农的户数比重较大，但他们每户所占土地很少，总计其所占耕地面积不会超过50%，地主所有制仍占据统治地位。又据1883年的报道，直隶一个县份不明的村庄，共有300户人家，其中占地400亩者8户，占地100多亩者30户，大多数农户占地不到20亩，不少人家没有土地。⁽⁶⁹⁴⁾据此估计，地主所有制也占统治地位。

山东的地权集中，同样十分明显。据1888年的调查估计，莱州自耕农和佃农户数的比重，前者占60%，后者占40%。但地主中50%以上是雇工经营。⁽⁶⁹⁵⁾也就是说，雇工的户数与佃农的户数基本相等。据此可知，自耕农同雇农户数的比重，前者占40%，后者占60%。再考虑到佃农和雇工单位户数和劳力数的耕地面积通常大于自耕农，可以肯定，地主所占土地、出租地和雇工经营地合计，当占全县耕地的60%～70%，甚至更多。该调查又谓地主之中，占地100亩者占总户数的30%，占地1万亩者占总户数的10%以上，又占地10万亩者一两户。这个调查对大地主所占比重的估计可能偏高，但该地区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则是无疑的。又如西北部的清平县，光绪年间，据说左、王两姓大地主应完钱粮占全县粮额的一半。⁽⁶⁹⁶⁾与该县其他中小地主合计，地主所占耕地面积可能高达70%左右。曲阜县也是地权集中的地区。据1894年的数字，孔氏荒熟地亩合计凡109697亩，又所辖屯地、厂地、祭田125678亩。⁽⁶⁹⁷⁾该县地主所有制显然居统治地位。

据1957年山东大学对山东的济南一周村区、运河区、山东半岛区、鲁北区和鲁西—鲁南区42县中197个自然村光绪年间农村阶级结构所作的调查，为分析这些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提供某些参考材料。⁽⁶⁹⁸⁾如将该调查统计所列地主及其他非农户除去，各类农户户数及其百分比如下表。

山东省光绪朝五类地区各类农户户数及其百分比

资料来源：据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表一改作（附注：①总户数原为26252户，其中地主810户，本表为便于考察地权分配，地主户数未计算在内。②原有富农1130户。该书把雇佣长工1～3人者定为富农，把雇佣长工4人以上者定为地主，又该书第69页关于淄川县栗家庄的调查，把占田30～50亩者定为富农。但是，在北方干旱地区，一个壮劳力（加上若干辅助劳力）可耕作20～30亩，甚至更多一些，雇佣两个以上的长工，其耕地面积通常超过50亩，而且雇主不必参加主要劳动，因此，雇佣长工1～3人的“富农”中，有一部分属于雇工经营的地主，故亦剔除不计。③该书第69页，关于栗家庄调查，把占地15亩以下者定为“贫雇农”。因此，雇农也占有少量土地）。

如表所示，各类农户共计24312户，其中自耕农15814户，占全部农户的65.0%，佃农和雇农合计8498户，占35.0%。我们可以根据各类农户比重对地权分配作如下估计，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比重和地主所有制比重大致相等。

这是总的情况，至于各个地区，则互有差异。其中鲁西—鲁南区及鲁北区，佃农及雇农所占比重更大一些，分别占到总农户的49.3%和46.2%。而且，如前所述，佃农和自耕农相比，前者田场面积一般较大。这是由于佃农要以一半左右的产品交纳地租，只有田场面积大于自耕农，才能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至于一个雇工经营的大田场，单位劳动力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比普通农户要大得多。这是由于大农场使用的劳动力多，可以实行简单协作，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据此，在佃雇农户数超过40%的这两类地区，地主所有制当占据统治地位。

广东、福建两省地权分配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两省一向地狭人稠，人均耕地和农户田场面积都比较小，一些地区族田比重较大，永佃制或包佃制较流行。由于地主兼并激烈，地权一向比较集中，甚至形成同一土地上产权的双重或多重分割。在广东，特别是广州府沿海诸县，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既有豪绅地主的依势侵夺，又有富商凭借财力的大面积购买，地权的集中趋势十分显著。又据1888年的调查，东部沿海汕头地区，佃农占75%，⁽⁶⁹⁹⁾地主所有制显然占据绝对优势。

在福建，虽有这样的记载：富户很少有人愿意购买土地，他们把地产认为是最不合适的投资，因此地价下跌，⁽⁷⁰⁰⁾但这可能是某一短时期的局部现象。事实上，长期以来，福建的地权兼并一直十分激烈，许多地主不仅在自己家乡购买土地，还在台湾竞相兼并土地。在永佃制流行的地区，地主则不仅兼并田底，而且并及田面。关于地权分配的情况，据1888年的调查说，福州的农业经营面积一般为10～100亩左右，其中50%的土地为耕者所有，50%为租佃地，如果再加上一部分雇工经营的地主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当大于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调查还说，这里的大地主很少，占田1000亩的只有1家，占田100～300亩的也只有少数几家。⁽⁷⁰¹⁾这种情况，如上面所指出的，是由于人均土地和农户田场面积狭小的结果。这并不等于说福建没有大地主，如厦门一个洪姓商人地主，“家有百万之富，田亩甚多”，其佃户多达1000人。⁽⁷⁰²⁾

四川除少数州县外，地权的集中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如云阳县属，除南境少数地方田少山多，“谷石逾百，即称大有”，地权比较分散外，其余如凤鸣院以上村庄，“土田较沃，富民亦多”；县之北境则“地多膏腴，益之盐卤之利，茶蔗之饶”，富者“田庐卤井，资皆巨万”，地权比较集中。⁽⁷⁰³⁾如彭县，据光绪初年统计，全县共计56700户，其中上户521户，中户14748户，下户41491户。下户占总户数的73.2%。这类农户大概指佃雇农民，也可能包括占地很少的半自耕农。论者并谓，农民疾苦，“盖非独兼并使然，而私租之为害也”。可见地权高度集中在该县是一个公认的事实。⁽⁷⁰⁴⁾光绪中期井研县情况也是“无田之家居大半”。⁽⁷⁰⁵⁾大部分土地显然为地主所垄断。

此外，湖北某些地区，地权也很集中。如广济县，据80年代的调查，虽然那里的大地主不多，只有少数人拥有300亩土地，有200亩地就认为很富有了。但属于农民所有的土地，通常只占耕地的10%～30%，⁽⁷¹³⁾亦即70%～90%的土地被掌握在地主手中。

上述地权集中的各省州县，都是属于没有发生农民起义或受起义冲击较小的地区。但也还有一部分农民起义地区，战后仍然保持着地权集中的形势，甚至有所加剧，其中以江苏苏州和云南、贵州某些地区较为明显。

苏州府属地区，一向豪绅麇集、地权集中。太平天国占领期间，豪绅地主纷纷避入上海或其他地区，还有的投入湘、淮军，或组织团练武装，因而得以保存下来。⁽⁷¹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苏州地主很快就恢复了封建权势，他们原先占有的土地很多都原封未动。即所谓“各家其家，各业其业，衣冠不废”，“有田者岿然而独无恙”。⁽⁷¹⁵⁾这样，苏州豪绅地主在战后时期的土地占有方面，仍然居于绝对优势。或谓苏州地主“类皆世绅巨室”，⁽⁷¹⁶⁾或谓“苏属业主半是缙绅巨室”。⁽⁷¹⁷⁾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日益集中于豪绅手中，即所谓“田日积而归于城市之户”。⁽⁷¹⁸⁾同、光年间，常熟县拥有良田万亩的即有绍兴籍孙姓、南浔籍张姓、周家码头周姓、田庄林姓、鹿苑钱姓、施家桥张姓、湖荡滩邹姓、仓巷归姓等8家，有4000亩以上的地主，更是指不胜屈。⁽⁷¹⁹⁾在苏州近郊各县，地主囊括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正如当时论者所说，“吴中之田，十九与绅富共有”；⁽⁷²⁰⁾“自耕者十不及一，佃耕者十不止九”。⁽⁷²¹⁾其他各县，地主所有制的比重可能略低一些，也同样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如昆山县，据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光绪后期各种农户的比重是，自耕农占26%，半自耕农占16.6%，佃农占57%。⁽⁷²²⁾据此推算，地主占地当在70%左右。

苏北的扬州以北各州县，地权分配同苏州地区相似，只是那里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更小，地主基本延续下来，地权分配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据1888年的报道，苏北地区的大地主相当普遍，自耕农很少。在兴化和泰州一带有不少占地1000～10000亩的大地主。那里耕地的十分之七或十分之八是出租的。此外尚有雇工经营。据此估计，地主所占土地不会低于80%。再往北，地主就更大、更普遍了。一家陈姓地主，据说拥有40万亩土地，另一家姓杨的，有地30万亩。至于有地4万～7万亩的人为数也很多。“而自耕农便少有了”。⁽⁷²³⁾这里地主所占土地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了。

云南、贵州两省，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曾受到农民战争的冲击。回、彝、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过维护“原主”产权、没收“逆产”、清理“绝产”等措施，云、贵两省的地权分配出现了逆转，不少地方维持着原有的地权集中状况。

农民大起义以前，云、贵地区有两类地主：一类是回、苗地主。在贵州省属，如大定县苗族“土司”地主便是。这类土司，任意侵占苗农土地。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全县土地仍然至少有20%为土司私产。⁽⁷²⁴⁾二类是汉人地主。他们向苗农放高利贷，苗农须以土地作抵押，最后以土地抵偿债务。结果，苗农土地逐渐为汉人地主所占有。⁽⁷²⁵⁾咸、同年间，苗民所掀起的起义，主要就是为了争夺土地。当时虽然有些地主被打垮，但是，如上所述，战争结束以后，农民很少取得土地，相反，有些苗农的土地被剥夺改为屯田。后来这类屯田又多被私人侵占。贵州土地分配状况，从苗汉地主的兼并考察，有不少州县地主所有制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云南省的地权分配也没有因回、彝起义而趋向分散，有些地区的农民反因起义失败而丧失原有土地。如西部的大理县，回民的田产房屋被鹤庆、丽江、剑川、浪穷等籍军官所占有。⁽⁷²⁶⁾中部富民县的几个区，有一个区三千数百户，其中有田耕种、足衣足食的只占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农户耕地不足或没有土地；又一个区4000多户，“稍蓄盖藏者不过十之三”，其余十之七的农户，“全恃耕佣度活”。这类靠佣耕生活的主要是佃雇农；还有一个区，“贫寒者十之七八”。这些贫寒者都是无地少地的农民。⁽⁷²⁷⁾像富民县这3个区，地主土地所有制很可能占据统治地位。

总之，农民大起义虽然给予封建土地制度以严重的冲击，但起义失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各个地区毫无例外地延续下来了。至于未受农民战争冲击或冲击较小，以及军功官僚地主、商人地主膨胀的地区，地权愈形集中，地主土地所有制更加扩大。这是农民起义失败后地权分配上的逆转。当然，各地的地权分配情况十分复杂，即使在一个省或州县范围内，地区间的差异也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