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换工劳动向雇佣劳动的演变
直接换工劳动，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社会经济落后的象征，是农民劳动的价值形态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产物。而且，直接换工劳动在地理区域和劳力调配两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当农村商品经济、农业雇佣劳动，尤其是流动性雇工和雇工市场有所发展时，直接换工劳动就会受到冲击，逐渐为雇佣劳动所取代。
取代的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直接换工为主，差额部分计算工资。如广西北流县，换工只限于无力雇工的贫苦农民，换工通常以户为单位。如今天是这一家工作，换工搭档便全家男女老幼都来帮忙。另一家工作时，亦复如此。但劳动时间不能相互抵消时，仍需计算报酬，支付工资。[23]又如河北涞水，无牛户和有牛户之间的换工，人工和牛工分别按时间和翻耕面积计价，大部分互相冲销，冲销以外的余额则支付现金。
有的雇佣劳动多为外来流动雇工，本地农户之间，仍多为直接换工。如广东德庆，本地农民耕地互助，只要“茶饭供足即可” ，很少言及工资报酬。不过换工范围只限于耕田种稻等传统自给性粮食生产。至于商业性的农业生产，如“取桂、采桑、锄山等事，即土人亦有工金也” 。[24]本地农民的换工劳动也变成了雇佣劳动。这生动地反映了商业性农业经营和外来雇工对传统换工劳动的冲击。
有的地区，换工劳动全部计算和支付工资，换工互助变成了“交互佣作” 。如安徽潜山，“力役喜合作，比如春耕夏薅，往往交互佣作。今日在甲，明日在乙，后日在丙” 。循环往复。[25]合作互助的对象、范围和性质都没有变，但直接劳动交换变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劳动交换，只是雇工、雇主不断相互易位，形成一种循环式的交互雇佣关系。
在更多的地区，不但换工劳动全部计算和支付工资，而且不再限于原有的换工圈子，传统的直接换工劳动变成了更加纯粹的雇佣劳动。但换工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就某一农户而言，他既雇请别人劳动，自己也被别人雇用，而且数量大体相等。如1929年对江苏无锡的农民调查，一户农民的调查表这样记载：“忙时雇零工二十余工，在闲时也替人作十余工。故收入可以不算。 ”[26]北京西郊的一些农户档案也有类似记载，如“一年要雇十余个短工，本人有时也要给别人干十个工” ；[27]“种地有时雇短工，但夏天也给别人打短工” ；[28]“农忙时雇两个短工，自己有时也打两天短工” ；[29]“农忙时雇过几个短工，有时也给别人帮几天工”[30]等等。在这里，雇主和雇工既不是一对一相互易位，也不是三五家循环往返，“交互佣作” ，而是一种纯粹的、任意的自由雇佣关系。但是，无论雇用者还是被雇用者，都是为了调剂劳力。这种劳动可以叫做换工性的雇佣劳动，或者叫做雇佣劳动形式下的换工劳动。
上述的四种情况依次反映了换工劳动向雇佣劳动演变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直接换工劳动为主，相互抵消以外的剩余部分，支付现金报酬，雇佣劳动成为换工劳动的补充；第二阶段，雇佣劳动取代商业性农业中的换工劳动，外来流动短工的雇佣劳动取代自给性农业中的换工劳动，雇佣劳动开始同换工劳动分庭抗礼；第三阶段，换工劳动在形式上全部为雇佣劳动所取代，劳动的交换和调剂是以货币为媒介来实现的，但其范围尚未超出原来的换工圈子；第四阶段，农户劳动的雇用不再局限于换工的狭小圈子，换工农户通过自由雇工和佣工实现劳动调剂和平衡，在形式上同一般雇佣劳动已无差别。
当然，一个地区的雇佣劳动取代换工劳动，并不一定要经过上述四个阶段。雇佣劳动取代换工劳动，如同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一样，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一般地说，那些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农村经济生活中商品货币关系比较普遍的地区，雇佣劳动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取代换工劳动。相反，在那些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农户间的直接换工劳动也往往比较普遍而难以被取代。
正是由于雇佣劳动取代换工劳动，一些地区雇工农户的数量和比重增加，不少地区都在50%上下，有的甚至高达80%～90%。据1921～1925年对安徽等7省17处的调查，雇工农户的比重接近或超过50%的有8处，其中山西五台、浙江镇海、江苏江宁太平门依次达99．6%、98．5%和86．2%。[31]又据1934年对川东荣昌等18县的调查，雇用短工（男工）的农户比重，除渠县、壁山（今璧山）外，均超过50%，18县平均为62．3%。[32]但是各地农户的雇工数量并不多，按村庄和地区平均，长、短工合计，每户一般只有50天左右，其中短工大多不超过20天。相当一部分农户雇用少量短工，不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而只是劳动调剂。
在一般情况下，因换工农户的经营规模异常狭小，家庭劳力在总量上供过于求，单个农户的换工数量很小，少则几天，多则十天半月。但是，在雇佣劳动发达、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也不排除部分农户大进大出，通过雇佣劳动进行较大数量的劳动交换和调剂。如运输副业兴旺的宛平麻峪村，有的贫苦农民自己给人扛长活，赶车种地，而家里的地雇短工耕种；也有的自己在城里做苦力，家里雇长工赶车、搞运输。[33]这种劳力大进大出的情况，在东北地区，更是不乏其例。据1922年对该地区30家农户的调查，22家雇有长工的农户，有5户自己外出打短工。时间短的150天，大体相当该地一名长工的劳动日，多的达500天。具体情况如表16。[34]
表16 东北5农户雇工和佣工及其工薪收支比较表
注：长工全年按150个农业劳动日计算。
表16所示，这5家农户劳力充裕，经营规模没有超出家庭成员的耕作能力，完全没有雇用长工的必要。然而，他们不但雇了，而且有的还不止一人，目的无非是用长工腾出自家劳力外出打短，利用短工、长工薪金高低不同的条件，赚取差额。将各户雇请长工的工资费用和出雇短工的现金收入作一比较，就清楚了。从雇工和佣工的时间看，只有2户的佣工天数超过雇工，但从薪金收支看，5户的佣工收入全部超过雇工支出。按单位时间比较，有4户的佣工收入超过雇工支出。最高的如吉林县那家农户，竟超出5倍。这大概就是5家农户在劳力方面大进大出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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