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资本主义农场的出现

二、中小型资本主义农场的出现

在各地股份制垦牧公司普遍兴起的同时，一些地区独资或合伙形式的中小型资本主义农场、果园、饲养场也大量涌现。

从地区分布看，这部分中小农场大都集中在通商口岸和城市郊区，以及部分商业、交通和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营范围主要是特种经济技术和园艺作物的栽培，以及家禽家畜、蜜蜂和淡水鱼等的饲养。

上海郊区、太湖流域和长江、钱塘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小型农场、饲养场、蜂场、果园和营利性花园等最为集中的地区。

随着对外贸易、国内商业、近代工业和轮船、铁路交通运输的发展，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等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外国侨民及其流动人员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各城市对肉、禽、蛋、乳和蔬菜、水果、花卉等的需求不断扩大，作为农民家庭副业所提供的上述副食品，在品种、数量上都已无法满足市场需要。至于外国侨民所需要的牛奶、奶制品和某些蔬菜、水果、花卉，还尚未进入传统小农的家庭副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以专供城市市场需要为目的的中小型综合农场或专业农场、饲养场等应运而生。

早在1884年，即有人在宝山殷行开设牧场，饲养大约20头奶牛，将牛奶卖给停泊在松江的外国兵舰。四五年后因兵舰停泊不常，销数渐减，牧场几至歇业。到20世纪初，因铁路通车，运输便捷，江湾南境又多外国侨民，牛奶销售已不限于外国兵舰，营业又渐见发达。^[342]不仅如此，新的牧场、饲养场接踵问世。1903年，一名广东人在江湾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30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1916年，又有福建人在彭浦开办江南养鸡场，集股3万元，圈地27亩，仿照德国鸡场式样建筑铁网鸡场及新式鸡舍百余间，畜鸡万余只，多为洋种。并建有牛棚，计划养牛。^[343]到20年代初，宝山邻近上海一带，已是“畜牧公司林立，畜牛及养鸡者，日多一日” 。^[344]2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了一个创办鸡场的热潮，1925～1928年间，每年都有一家新鸡场问世。除了畜牛养鸡，宝山各地还有专行养鸭者，每年约产鸭数万只，专供上海各菜馆之用，^[345]其间亦不乏类似养鸡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鸭棚产生。上海东郊川沙，也在20年代初建起了两家畜牧场，即分别创设于1921年和1923年的大丰畜植试验场和泳源畜植场。两场除畜鱼牛鸡豕外，还兼种棉桑蔬果。^[346]据不完全统计，宝山、川沙等上海郊区，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先后建有资本主义中小型畜牧场或饲养场9家（参阅表29）。

表29　上海效区（宝山、川沙）中小型畜牧场、饲养场示例

资料来源：据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第4～5页；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第2页；民国《川沙县志》卷5，第36～37页。

以经营蔬菜、果树和花卉为业的中小农场、果园、花园数量更多。在宝山，因菜圃获利视农地为丰，县城内外以种菜为业者甚多，到20世纪初，杨行、江湾、彭浦、真如等乡，业此者亦复不少。其中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中小农场。如成立于1909年的金氏农场、1918年的江苏农场、1925年的管生农场，各有地30余亩至40余亩不等，都主营或兼营蔬菜，用汽车运售，供应上海市场。^[347]上海、川沙两县也有经营蔬菜的资本主义农场。20年代初，穆湘瑶和农学博士葛敬中创办于上海杨思乡的东大蔬菜农场，资本2万元，租用土地180余亩，并准备扩充到300余亩，共有雇工40余人，专种洋种蔬菜瓜果，使用化学氮肥，“栽壅悉用西法，收获最早，为市上时鲜最” 。租界各菜市均有承销贩卖部，据说“侨沪西人，咸乐于购食” 。^[348]这在集约型的蔬菜农场中，可能是经营规模最大的，也是较为成功的。

同时，也有不少农场专营或兼营果园、花圃。宝山的勤益果园、维亚农场、殷氏桃园、寿星农场，川沙的南洋公司，上海县的南华园、小离垢园等，相继成立于20年代前，专种各种桃、杏、梅以及葡萄等。自有土地75亩的川沙顾氏植物园，则专种杉木、香樟、松树等用材乔木。^[349]这些农场、果园的创办和经营情况，详如表30。至于营利性花园，数量更多，据不完全统计，1895～1927年间，上海、郊区先后创办营利性花园或花卉试验场147处，各投资数百元至一两万元、占地一二亩至八九十亩不等，均以种植和出售观赏花木、花卉为业。^[350]

表30　上海效区资本主义中小型农场果园举例

资料来源：据民国《金山县再续志》卷6，第1～2页；民国《川沙县志》卷5，第37页；《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第4页；民国《上海县志》卷4，第5页综合编制。

江浙太湖流域、钱塘江三角洲和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地区，也都先后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的中小型农场、林场或养殖场。

在浙江慈溪南乡，研习农学的陈小圃，早在1904年就开辟自田百余亩，办起了独资农场，种植桑树和果树。^[351]杭州、萧山则分别建有西城树艺园、王氏植物园和萧氏陈氏果园。^[352]向以蚕桑闻名的江苏震泽和浙江南浔，本无果树栽培，20年代前后，因蚕桑日渐失利，一些有财力者把人力和资金转向果树经营，相继办起了一批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果园，如震泽的紫阳植园（1922年）、醒农场（1924年）、好友农场（1928年），南浔的湖阳公司（ 1923年）、南林果园（ 1926年）和张氏桃园等。这些果园以栽培桃树为主，同时兼种李、梅、枇杷等，产品销往苏州、无锡、常州、湖州、上海等地。^[353]无锡大约在一次大战期间，先后有3人创办农场和果园。分别占地40余亩至130余亩不等。经营范围包括养鸡、养蜂、植桑和桃、梨、杏等果树栽培。20年代后，又有富商合股开办桃园，“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 。^[354]南京的天宝树木公司则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合股造林场。1919年，由旅居南京的直隶人陈子兰发起，联合连升成和另一陈姓集资3万元，共分3股，每股1万元，购买长30里、宽10里的官有荒山天宝山，垦种桃、李、梅、杏、梨、石榴等各色果树以及其他经济林。到1924年，已全部开垦完毕。^[355]丹徒在1909～1920年也先后办起了祥生、震兴、森牲园、育苗圃等4家农场和林场、果园，栽竹、种桑、养鱼和栽培果树。其中森牲园规模最大，占地1000余亩，分设林场、农场和畜牧场。育苗圃则全力培育桑苗，推动当地蚕桑业的发展。^[356]

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贸易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刺激了资本主义中小农场的滋长。同江浙地区一样，这里的中小农场同样集中在果园和家禽饲养两业。1904年，花县江联富、严朝辉等集股2100元，租得严姓荒地70余亩，租期55年，取名“萃芳园” ，栽培荔枝、杨梅等果树。不过据说由于土地硗瘠，收获不丰。直至20年代初，“仍无成效可睹” 。^[357]番禺则集中了一批营利性花园，据20年代末的调查统计，共有醉观园、万芳园、纵香园、翠林园、合记园、长春园、馥荫园、永春园、顺记园、梁园、余香园、评江园、成林园、美兰园等14家。其中最大的如醉观园，有资本四五万元，花果树木500余种。同时还有20余处专门栽培花果树苗的“围头” ，每个围头面积都在3亩以上。各围头和花园出产物，每年销于本地及外洋者总在10万元以上。^[358]

珠江三角洲既是有名的水乡，又紧连香港、澳门，鸭鹅等家禽的商业性饲养十分发达。而随着鸭鹅商业性饲养的发展，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鸭鹅饲养场在家禽饲养业中也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花县沙田区，据说鸭都是由“资本家”经营，而且都有相当规模。鸭群最少几千只，至多可达几万只。因为放牧鸭群的水田都要向地主缴租，而贫苦农民纳不起租，没有资格养鸭。养鸭业也就为“资本家”所垄断。^[359]在三角洲其他地区，也有从事鸭鹅饲养的新式饲养场。如龙门县，有专门饲养母鹅孵雏的“鹅厂”两家，共养母鹅约1000只，两厂均配有工人室、储藏室、孵卵室和鹅舍等设备。^[360]从化的养鹅业分为母鹅、草鹅、肥鹅等3个专业，全县有鹅厂8家。据说米店大抵都养鹅，其数量由几十只至三四百只不等。米商所经营的三四百只的鹅厂，已属于资本主义方式的小型饲养场了。番禺则有小型新式养鸡场。罗岗的垦殖公司和河南的繁殖牧场，养鸡都在1000只以上。^[361]

北方地区资本主义中小农场、果园、养殖场数量较少，只零星分布于少数地区。如直隶正定，商人杨荫棠于1907年独资购买府属荒地200亩，开办“林业公所” ，陆续栽植桑、柏、桃、杏、葡萄、杨柳等树万株。^[362]在果树业比较发达的奉天海城、辽阳、关东等地，均有官绅商人和农学界人士创办各种果园。海城钟家台钟某，约在1920年前后开办果园，栽植葡萄、果树百余亩，其规模为该县“果园之最大者” 。^[363]在辽阳，果园通常为农家副业，只在地傍宅畔栽植，但也不乏专业果园。县内东南山最多。该地每一林园栽植各色果树“数千百株至万株所在多有” 。其中有些即是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果园。另外，约在1920年前后，军阀王大中在县南乡购地300余亩，栽植西洋梨、苹果等多种果树，当是一个规模可观的果园。^[364]安东在一二十年代也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型果园。其中有的规模较大，创办者本人精通园艺学，雇有技工，果园办得颇有声色。如1922年开办的知悔果园，创办人之子系园艺学校毕业生，面积达180亩，土质优良，并自有苗圃，直接从日本、美国等地购进种苗，栽培进展顺利，开办不到3年，即栽种果树苗木27．2万余株，收入胜于支出。^[365]其他果园的创办情况有如表31。

表31　奉天安东果园情况表

资料来源：据民国《安东县志》卷6，林业，第66～68页综合编制。

北方某些地区还办起了少数新式养殖场。20世纪初北京地区随着养鸭业的发展，出现了数十家专业养鸭户，并于1927年成立了“北京市鸭业同业公会” 。这些养鸭专业户中有的养鸭数量多达一二千只至三四千只，多数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养鸭场。^[366]直隶香河、山西河津相继有人创办新式鸡场。^[367]1924年前后，山西农林学校毕业生李光远、冯炎展合资千余元，在文水县创办光农牧羊场，购买种羊二三百只及美利奴羊数十只，进行繁殖。当地行家认为，光农虽然资本不多，但创办者对畜牧素有研究，“将来成绩可预卜焉” 。^[368]黑龙江哈尔滨同记商场，曾于1917年在该市江北购地300余晌，创办了一处大型的繁殖牧（猪）场，可惜因经营不善而倒闭。^[369]

此外，20世纪初叶南北各地还出现了一大批新式蜂场。

在引进西方养蜂方法以前，养蜂只是一种农家副业或业余爱好。20世纪初，西方养蜂方法的引进和传播，使养蜂成为一种有利的营生。在许多地区，不仅农民养蜂很普遍，而且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规模的新式蜂场。如民国初年，华绎之创办于无锡的养蜂场，投资超过5万元，养蜂800箱以上；1925年开办于宝山真如的青青养蜂场，也有资本1．5万元，蜜蜂800箱；相继成立于1925年和1926年的宝山中华和乐群两家养蜂场，分别有蜂150箱和300箱。南京受谦养蜂园也是著名的新式蜂场。据统计，南京共有19家养蜂场，其中14家使用新法。湖北有多家养蜂场或养蜂试验场，创办于1922年的麻城养蜂试验场，有100多箱蜂，据说“利润很高” 。在北方，直隶各县都有100箱以上的大养蜂场；北京的新式蜂场也不少，1926年成立于北京交道口的先声养蜂场，装备有全套现代设备。察哈尔怀来县，有蜂场15家，年产蜂蜜2万余斤。东北尤其北部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新式养蜂业和蜂场也有长足发展。^[370]

这些蜂场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有关专业知识。他们不仅养蜂谋利，而且致力于蜂种的改良、国外优良品种和新式方法的引进传播，以促进新式养蜂业的发展。如北京西山某农场开办养蜂试验场，邀请人们免费学习新式养蜂法；北京吴某成立了中国蜂改造社；南京受谦养蜂园的创办者徐受谦发起组织了益群养蜂会；北京兴农养蜂场还出版了有关华北养蜂的杂志，等等。^[371]

资本主义中小型农场、林场、果园、养殖场、养蜂场是一种既不同于富农经济和传统小农经济，又同农牧垦殖公司有明显区别的新型农业企业。它们虽然规模不大、资金和劳力不多，但一般不再隶属于某个家庭，而是独立于家庭之外，单独进行核算的经济实体，利用有限的资金和土地等资源进行集约化经营。创办者和经营者大都是具备相关知识技能的知识分子，不少是农业学校毕业或留学回国人员。他们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力求采用国内外的新品种、新方法和新技术，并对传统方法和某些作物及禽畜品种进行改良。因此，这一时期各地的资本主义中小农场、林场、果园、养殖场等，虽然数量很少，经营范围也很窄，但在引进、传播国外某些优良品种和新型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和促进新型农业的发展等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