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

三、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

中国农业历来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养殖居于次要地位。晚近又有进一步向单一种植业结构发展的趋势。

从地区看，内蒙古和东北西部内蒙古沿线地区、新疆、青海、西藏和川西部分地区，大多以畜牧业为主，或农牧并重。其他地区基本上属于纯农业区，农户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养殖，通常仅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进入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通商口岸和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乳牛业，有的地主、商人或新型农学专业人员办起了中小型畜牧场或养殖场，专门从事猪、鸡、鸭、鹅或淡水鱼的商业性饲养，还出现了养蜂专业户。个别地区也有饲养菜牛的习惯。^[103]但在广大农村，养牛仍以役畜为主，乳牛和菜牛饲养没有什么发展。羊的饲养一般只限于山区和丘陵地带，平原地区很少。饲养较为普遍的是猪和鸡、鸭等家禽。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叶，由于东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和新疆、川西等地荒原的相继开垦，一部分草原变为耕地，一部分游牧民变为农耕民，畜牧区域缩小，畜牧业在全国农业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

这一时期，在华北和东北，农业沿着直隶、山西北部和奉天、吉林、黑龙江西部一线，不断向北、向西推进。内蒙古的牧地逐渐缩小，牧群不断北移，蒙民畜牧业日渐衰落。

内蒙古南部沿直隶、山西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一线，以筹措驻防八旗军粮为目的屯垦，以“借地养民”为目的移民招垦，以及流民私垦，早在清代前期就已断续进行，蒙民牧群和聚居地的北移也就随之开始。庚子以后，清政府对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蒙旗荒地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放垦，1909年秋，清廷更谕令内外蒙古各旗，选择沃壤，“次第开垦，练习稼穑” 。^[104]从而加速了蒙古地区荒地的开垦和由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位于绥远的土默特旗，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蒙民“以耕牧为生产者十之二三，借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 ；^[105]位于热河的翁牛特右旗，早在光绪初年，蒙古牧民已全部变成了农业民，到光绪末年，全旗土地已开垦无余。^[106]察哈尔右翼四旗等地蒙旗贵族生计，也已“不在牧而在租” 。他们原来的牧地，“或抵价而指卖与人，或图利而私放肥己” 。^[107]草原变成了耕地，大型牧群也继续北移。^[108]热河的马厂地也相继放垦，官牧马群消失。

内蒙古东部沿奉天、吉林、黑龙江一线，随着甲午战争后东北边境危机的加剧和土地开发规模的扩大，蒙地的大规模放垦也被提上日程，开始了这一地区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先是黑龙江地方官员提出丈放蒙地，并首先在扎赉特旗划出1000万亩荒地招民认垦。接着，清政府于1902年正式宣布解除蒙地禁令，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设局主持各旗蒙地丈放，鼓励汉民到蒙区开荒种地。黑龙江扎赉特、都尔伯特、郭尔罗斯后旗等三蒙旗松花江以北、嫩江和呼尔达河两岸、铁路沿线地区的蒙地相继丈放。由盛京将军督办的科尔沁右翼地区，也于1902年设局着手丈放。1903年，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委派民政部外城巡警厅厅长朱启钤为督办内蒙东部地区垦务专员，扎催各蒙旗加快放荒速度。1908年又设立“东三省蒙务局” ，将未垦蒙地之开放置于政务之首。凡未垦各旗，令相应边省及将军大臣，商同蒙旗奏请开放。^[109]督办奉天垦务大臣赵尔巽为加速蒙荒放垦，1905年在省城成立了“蒙荒总局” ，全力督办科尔沁六旗的蒙荒勘放。据统计，自蒙地解禁至清朝覆亡10年间，科尔沁6旗共放荒2430万余亩，整个东蒙一线共放荒4548万余亩。通过放垦，东蒙北部形成了以嫩江及其支流流域、松花江北岸沿线及其支流流域、中东铁路西段沿线为中心的新农业区，南部形成了以洮南府为中心，包括洮儿、交河、那金三河两岸地区的新农业区。同时，位于科左前旗的永、昭、福三陵养息牧地也于1897年后丈放开垦，沿柳条边墙外，形成了以昌图府为中心，北起怀德、南至彰武的新农业区。^[110]东北农垦区由东向西，朝内蒙古地区大幅度推进。

由于蒙地的不断放垦，内蒙古地区的草原面积和放牧范围越来越小，牲畜数量日益下降。据20世纪20年代初的调查，内蒙古东部地区，农耕地占5/10，农牧地占3/10，牧畜地仅占2/10。^[111]整个内蒙古地区，纯牧区只有锡林郭勒盟以及哲里木盟的西北部。除此以外，“到处皆见有农耕地” 。而纯牧区的畜牧业，“亦不能如昔日之盛” 。不仅牲畜数量减少，牛马亦“不及从前之硕大” 。^[112]据1919年的调查统计，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等盟和喇嘛王旗合计，仅有骆驼、羊、牛、马等各类牲畜416万余头。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作为内蒙古惟一的两个纯牧区，分别只有牲畜140万余头，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牲畜更少。整个游牧区仅有骆驼4458头，羊222万头，牛马分别不足百万头。^[113]虽无前后统计对比，但从当时有关文献记载，尤其是南蒙、东蒙牧区大面积放垦和农耕化，无数蒙民由放牧转为“食租”这一事实，可以肯定，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牲畜数量大幅度下降，畜牧业明显衰落了。这种变化对全国农业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疆牧区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畜牧业本是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居民最主要的经济部门。这一时期，由于牧主的残酷剥削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牧民丧失牲畜，被迫改营农业。许多丧失牲畜的牧民，一部分迁到农耕区，在维吾尔族农民的帮助下，开始垦荒种地。新疆建省后，天山南北麓外来移民增加，土地开垦加速，1915年省府为“实边”起见，更呈准该省西北部荒地“一律开放，不论官民均可承领，以期垦务之发展” 。而这一地区正是以畜牧为主业的哈萨克、蒙古两族聚居区。据说宣布放荒后，“官民领荒者颇多” ，一年即丈放荒地131万余亩。^[114]这更加速了新疆农业结构的变化。

在内地农业区，原有的养殖业也越来越衰落。内蒙古畜牧业繁盛时，除自食自用外，每年都要向邻近华北和东北地区运销大量牛、马，供两地农耕、运输之用，相当一部分种马、种牛、种羊也由蒙古牧区提供。蒙古畜牧业衰落后，运销华北、东北两地的牛、马、羊数量大减，直接影响了这两地农民家庭养殖业的正常发展。在内地山区和丘陵地带，由于森林和水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牛羊的放牧条件越来越差，或为其他经济林所取代。如奉天安奉铁路沿线地区，原来牧羊业颇为兴盛。20世纪初，随着柞蚕业的迅速发展，山林旷地日益为柞林所取代，牧羊业明显衰落。^[115]加上农民经济的日益恶化，各地农户的家畜占有量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到清末民初，每一农户占有的耕畜平均只有0．5头上下，羊只有1/3头，猪也只有1头左右。据1914年北洋政府的统计，平均每一农户的耕畜和猪羊占有头数，耕畜除黑龙江、吉林、新疆、云南外，其余各省均不足1头，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福建等9省则不足0．5头，河南和浙江分别只有0．12和0．15头。猪、羊超过1头的分别只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9省区和山西、新疆、热河3省区；山西、山东、河南、新疆4省区，每户猪的占有量不足0．5头；直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奉天等12省区，每户羊的占有量均不足0．5头。^[116]在各地不仅很大一部分农户养不起牛，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户养不起猪。在上述猪的户均占有量不足0．5头的山西等4省区，无猪户的比重即远远超过50%。而且这部分农户的比重还在继续增加。

唯一有所扩大的是农户的家禽饲养，尤其是养鸡副业。一些无力饲养猪牛等大型牲畜的贫苦农民，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禽饲养。加上这一时期鲜蛋、冻蛋和蛋制品出口迅速增加，中外商人纷纷建立蛋厂，大力收购和加工鸡蛋，加上城镇的发展，对家禽和禽蛋的市场需求明显扩大。这就刺激了一些地区，尤其是城镇郊区和水陆交通沿线地区农户家禽养殖业的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专业养殖户和养殖大户。然而，这远不能抵补这一时期畜牧业和农户家畜养殖业的缩小，更无法改变全国农业向单一种植业结构转变的总趋势。

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栽培占着绝对统治地位。诚然，甲午战争后，棉花、蚕桑、烟草、大豆、花生、芝麻、油菜子等经济技术作物的种植明显扩大，一些地区茶叶、甘蔗种植也曾一度兴旺。通商口岸和城镇郊区的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栽培也有所发展，部分地区的种植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从全国范围看，粮食作物占统治地区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个别地区由于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衰落，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如著名的茶叶种植区江西，在19世纪90年代初，稻田约占耕地面积的3/4，茶园占耕地面积的1/6；^[117]而到20世纪10年代初，茶园比重已降至1/36强，而稻田上升到4/5弱。^[118]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一些地区由于茶叶、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种植的减少，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也有上升的趋势。

就全国范围而言，直至清末民初，粮食作物仍占整个种植面积的85%左右，高的地区超过90%。据1914年北洋政府对全国24个省区（缺绥远、宁夏、青海、西藏）的调查统计，全国种植面积为15．2亿亩，其中粮食作物达13亿亩，占85．3%。其余分别为纺织原料、油料、烟茶蔗和瓜果园艺作物等。表36是主要作物种植结构的分区统计。它大体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情况。

表36　7大区24省（区）主要农作物结构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第三次农商统计表》各表计算编制。

如分省、分组统计，粮食作物面积比重以吉林最低，为55．3%，湖南最高，达96.1%。其余各省，粮食作物面积比重低于70%的有福建、黑龙江、贵州和奉天；70%以上、不足80%的有河南、江苏；80%以上、不足90%的有浙江、山东、直隶、广西、广东、安徽和陕西；湖北、新疆、察哈尔、云南、四川、热河、甘肃和湖南都在90%以上。

在粮食作物中，稻谷种植面积约占30%，小麦和玉米、高粱、谷子等杂粮约各占25%，其余为豆类和甘薯。

各种粮食作物的地区分布，南方以稻谷为主，北方以小麦和玉米、高粱、谷子为主。这一时期的重要变化是，稻谷种植逐渐向北延伸，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东北某些地区都开始稻谷栽培；而小麦种植迅速向南扩展。随着机器面粉业的发展和水稻种植区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小麦成为南方地区一年两熟轮作制的主要作物，栽培地区和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同样的原因，小麦在北方一些地区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也有不断增高的趋势。另外，无论北方和南方，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一些地区山坡地的开垦，甘薯、玉米等杂粮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在部分山区和丘陵地区，甚至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在粮食作物以外的其他作物中，居首位的是油料作物，种植面积达9845万余亩，在粮食以外其他各类作物中占到44．2%，在全国种植面积中占6．5%，其中东北区更高达28．4%。油料作物的品种，北方以大豆为主，其次为花生、芝麻；南方以油菜子为主，其次为花生、芝麻和茶籽。除油料作物外，依次为瓜果园艺作物、纺织原料作物和烟茶蔗作物，在全国种植总面积中所占比重依次为4．3%、2．9%和1．0%。园艺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除华南地区较高外，其他各区所占比重相差不甚悬殊，多为3%～5%。纺织原料作物主要是棉花和麻类，大部分集中在华北、华东两区，华中、东北两区次之。烟茶蔗作物的种植则集中在华中、华南和西南三区。

从上述作物结构和人类社会正常需要看，粮食作物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纺织原料、油料（其中大豆、花生尚有相当部分用作食品）和园艺作物的比重明显偏低。这是由这一时期人口的巨大压力所造成的。从某个意义上说，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是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在农业生产上的反映。人口愈多，耕地愈紧张，人们愈是被迫尽可能用最多的土地生产粮食，以解决最紧迫的吃饭问题，从而愈是强化农业的粮食种植单一结构。而粮食种植的单一结构愈是强化，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性愈高，市场愈是萎缩，从而阻碍和制约城市工业和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