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及中国外贸国别比重的变化

一、列强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及中国外贸国别比重的变化

甲午战争前近半个世纪里，英国及其属地（不包括香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时期外国向中国推销的主要商品以鸦片和棉制品为两项大宗，而流入中国的鸦片大部分来自英国殖民地印度，中国的细棉布市场被英国的厂商独占，中国的洋纱市场则由英国纱和印度纱所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进口贸易，英帝国常占80%～90%的比重，中国的出口贸易，英帝国也占60%～70%的份额。后来在欧美其他国家的竞争下，英国的优势有所减弱，但仍占对华贸易的最大份额。1895年英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G．Jamiesoil）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还确认，其他国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多半只限于诸如缝针、火柴、染料、灯具等次要的贸易商品上。在所有的大宗商品中，英国货不仅保住了原有的份额而且有所增加。”^[70]

哲美森可以说是当时对中外经贸关系有较深入研究的英国官员，但是他无法预料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1895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极力扩大本国产品的海外市场，争夺和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不断加剧。有着4亿多人口的幅员广大的中国，对于资本主义列强来说，是一个倾销“剩余”产品，榨取工业原料的潜力极大的市场，谁能在这一市场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谁就会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英国在中国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受到其他西方国家更加猛烈的冲击，在棉布、棉纱、机器、五金、毛绒制品等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中，英国货都在中国市场遇到了其他洋货激烈的竞争。

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同时，外商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尖锐了，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各国商人以自己的国籍，在中国通商口岸组织了独立的“商会” ，“商人们在竞争中都习惯于用国界的观点来看待自己……以国家为区分的外商集团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内，已经代替了个别商行间的竞争和在华外商共同利益的感觉” 。^[71]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洋货市场上，已由过去英国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演变为英、日、美三强之间相互争斗，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也不甘落后，为争夺中国市场而激烈角逐的局势。

（一）棉布市场的争夺

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从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起步的，棉纺织业成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产业，棉纺织品也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商品，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上的争夺也尤为突出。

在历史上，中国棉布曾经行销欧美及东印度群岛等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由棉布输出国变为输入国。英国纺织业资本家极力将他们的机制棉布向中国市场推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棉布已成为经常占据中国进口洋货第一位的商品。英国作为19世纪世界上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国家，曾经长期垄断中国洋布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的这一地位首先遭到美国的挑战。随着19世纪后半叶美国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美国在采用适于纺制粗纱的环锭纺机上占有了技术上的优势，而英国流行适于纺制细纱的走锭纺机；在先进的自动织机的广泛使用上美国也远胜英国；美国还可以利用其产棉大国，比英国原料低廉的优势；自美国到中国的运费也比从英国到中国的更低：这样美国就以价格较低，更适合中国民众需求的粗棉布打破英国的垄断，挤入中国市场。^[72]

19世纪90年代以后，荷兰、印度等地所产棉布也加强了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除攫取中国台湾、朝鲜两大市场外，又从中国得到巨额赔款，促进了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日本棉布更是成为英、美等布匹在中国市场上的“可怕劲敌” 。进入20世纪后，这种竞争更为加剧。1900年中国进口棉布量（以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标布等5种洋布统计）的国别比重，美国占63．5%，英国为15．4%，日本只占2．6%。其后，日本极力扩大对中国的棉布输出。1902年日本纺织联合会决定给予输华日布每300斤1．10日元的津贴，使得日布在中国市场上的比重立即提高到5%以上。

日俄战争的结束又使获胜的日本扩大了它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但中国东北市场久为美国所占，日本要排挤美国并非易事，日本政府与日本财阀为达到在中国东北洋布市场排挤美货的目的，采取了一系列对策。1906年日本大阪纺织、金巾制织等5家大纺织企业（拥有当时全日本纺织兼营各厂织机总数的68%）在三井财阀策动下，以“共同一致在满洲市场开拓贩路为目的” ，联合起来，成立“日本棉布输出组合” ，集中力量与美国棉布竞争。根据该组合的规约，各企业输华棉布由三井物产会社负责运输和推销，及选择品种、检查质量等，三井在最初两年内免收手续费；第一年内，不论盈亏如何，日布在中国东北市场的售价必须比同类美布要低，每月至少要输出1000包以上。日本政府命令正金银行特别给予该组合以金融上的援助，满铁会社也对该组合的输入品减低运费。

日本资本家以本国低廉的工资为基础，以强大的卡特尔组织为机构，又凭借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东北铁路、银行、邮电等部门的统治力量，给日布对华倾销以种种便利；另外，华商贩运美货大多必须以现金支付，而贩运日货则常能获得1～3个月的信用，有时还可以直接以土产交换日布。这样，在“日本棉布输出组合”成立后，日本棉布在中国市场的比重迅速上升。东北牛庄、大连、安东三口岸本色棉布总输入额中，1906年时美布占77．4%，日布仅占1．2%；4年后日布已增至41．9%，美布降至30．8%；1912年日本更增至43%，美国更降到25．1%。及至1913年中日陆路运费减税办法实行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棉布在中国东北市场上几乎全部为日本棉布所取代。^[73]

在华北洋布市场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角逐情景。从表9中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布逐渐排挤英国布的情况，又可以看到1903年后它本身也处于被日本布极力排挤的过程中。

表9　津海关主要棉布品种进口值（按国别）^[74]

在日本竭力争夺美布市场的同时，英国也努力恢复和扩大其在中国棉布市场的份额，美国在20世纪初的优势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到1913年时全中国进口棉布量（以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标布5种洋布统计）的国别比重，美国已降为15．0%，英国则达到47．0%，日本猛增到37．5%。^[7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中国洋布市场的份额几乎都被日本趁机夺取。战后，英国货企图重新恢复其原先的地位，1920年英国输华的原色布和染色布都比上一年增加了1倍多，原色布占同类进口洋布的比重由1919年的12．1%上升为1920年的20．9%，染色布占同类进口洋布的比重由1919年的33．9%上升为1920年的56．1%，同期日本输华的以上两种棉布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由于日本棉纺织业在资金状况、产业组织、生产技术等方面都已有相当进步，可以利用其邻近中国等便利，与英国厂商在中国细布市场上一决雌雄。到1926年时，中国进口的原色洋布中，日本布的比重已上升到84．7%，英国布则降至8．1%，美国布仅为0．5%；染色洋布中日本布的比重也上升到61．6%，英国布降至26．4%，美国布仅为0．1%。到20年代末，中国棉布进口总额中，日本已达70%，而英国只占到17．2%，其中漂白、染色布的进口，日本已占到75．8%，英国只占5．3%；印花布的进口，日本已占到66．7%，英国只占21%。日本已排斥英国，在中国细布市场上占据了优势地位。^[76]

（二）棉纱市场的角逐

棉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商品。在中国洋纱市场上外国资本的角逐也十分激烈。

19世纪后期在中国激战的主要是英国纱与印度纱。中国洋纱市场过去曾为英国纱所独占。70年代以后，随着印度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纱开始进入中国。由于印度所产粗纱适合于中国广大手织业者的需要，而且印纱在原料成本、劳动力价格、到中国口岸的运费等方面都比英纱低廉，印纱在中国的市价一般比同级英纱低10%左右，所以印纱比英纱更有竞争力，它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迅速增长，在整个70年代，印纱每年进入中国平均不过100万磅，20年以后猛增到18090万磅，增长了约180倍。^[77]以华北洋纱市场为例，天津海关进口洋纱值的比重，1893年时印纱已占93．8%，处于绝对优势，英纱只占5．9%。印纱终于将英纱挤出中国粗纱市场。细纱市场则仍然被英纱所垄断。

印纱在中国市场的好景未能长久。印度棉纺织业很快就受到英国人在税率和汇兑等方面对“殖民地新工业幼芽”的压迫，而且还受到日纱越来越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为了与英、印争夺中国棉纱市场，免除了日本纺织厂商的棉花输入税和棉纱输出税，并先后于1897年和1898年两次给予横滨正金银行300万日元的贷款，作为扶植日纱输华之用，对日纱输华给予财政支持。日本纺织联合会也为了扩大日纱输华，采取了一系列竞销措施，例如，与日本邮船会社商定，降低日纱输华运费并享有优先承运权；并实行输出奖金和输出津贴制度，1898年决定给每包输华日纱以2日元的奖金，1902年又提高到3日元，1908年开始又对超过预定输出量的日纱每包给以3～5日元的津贴等。^[78]在这些措施刺激下，日纱大量输入中国，与英、印棉纱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华北为例，当1893年印纱在天津洋纱进口值中处于绝对优势时，日纱的比重尚微不足道；但10年后，虽然印纱输入天津的绝对值又增加了90多万关两，它的相对比重却由于日纱的竞争，已降为59．0%，日纱的比重上升为39．3%；再过10年，印纱的比重降至37．5%，日纱的比重已达62．0%，已远远超过印纱。

从海关统计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各国棉纱分别在华南、华中、华北和东北市场的竞争情况。华南市场本由印、英棉纱垄断，印纱年均比重占90%以上，日纱原先比重极小，日纱的输入量1894年时仅15担，后来逐渐增加，1913年已达14万多担；华中市场上印纱与日纱此起彼伏，竞争十分激烈，印纱常居上风，日纱的销量在波动中逐渐上升，到1913年时已达15万多担；甲午战争前华北市场印纱比重占92．8%，日纱仅占1．4%，但甲午战争后日本急起直追，于1898年时已超过印纱，此后竞争也十分激烈，日纱常居上风，到1913年时日纱销量已近50万担，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东北市场上原先也是由印纱占统治地位，1905年后日纱销量迅速增加，印纱节节败退，到1913年时日纱的比重早已超过了印纱，取得了优势。参与中国洋纱市场竞争的，除了英、印、日以外，还有香港、俄国、澳门等，不过它们的实力还小，难以动摇日纱的地位（参见表10）。

表10　中国四大区洋纱进口数量和国别比重^[79]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国棉纺织品不能续来远东市场，远东细纱的需求促使日、印两国的棉纺工业趋向于细纱的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虽然力图恢复其昔日的销路，但已无力阻遏日、印两国纺业的这种新趋向。这种新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有二：一是使中国获得发展机纺工业（以生产粗纱为主）的良机；二是增强了日本棉纺织业资本的实力。^[80]日商大量在华投资设立纱厂，就地制造和销售棉纱，使日纱在中国市场上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就进口洋纱而言，1926年中国进口洋纱44万多担，只有1913年进口量的17%，在这44万担中日本有24万多担，占一半以上。^[81]

（三）其他商品市场的竞争

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其他种类商品市场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以煤油为例，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煤油市场曾经是美国货一统天下，1888年俄国煤油开始进入中国，“成为美国煤油的可怕的劲敌” 。90年代里，除了美、俄激烈角逐以外，荷属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英属婆罗岛以及日本、波斯（伊朗）等国也陆续加入中国煤油市场的竞争。表11反映了华北煤油市场的竞争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俄国已略占上风，美国则退居第二；但是到美孚油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后不久，俄国煤油突然消失，美孚油公司所推销的美国煤油，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子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所推销的苏门答腊等地煤油，又开始新一轮的角逐，形成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的局面。在全中国煤油市场上竞争也十分激烈，1910年的海关报告认为煤油市场上两大公司的这种竞争，简直是“等于战争” 。从中国煤油市场的比重来看，美国人仍占优势，但已从甲午战争前的3/4下降为1911年的2/3。后来，美国的德士古石油公司也加入这场竞争，美国煤油势力乃逐渐增强，1926年时美国煤油已占中国进口煤油总值的88．4%，苏门答腊煤油只占6．7%，其他煤油比重更小。

表11　津海关煤油进口国别统计^[82]

注：*包括婆罗岛。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市场的争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与外国资本输出联系更加紧密，外国大资本集团往往把对外投资作为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在列强之间关于铁路器材、卷烟、火柴等中国市场的争夺中，这一手段的运用较为明显。以火柴市场为例，19世纪后期，日本火柴曾在中国以低廉的价格将“以前畅销”的瑞典火柴和德国火柴“逐渐驱出了市场” 。到了20世纪以后，瑞典火柴托拉斯为了在中国火柴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获胜，一方面采取倾销政策，把大量瑞典火柴运到中国折本竞卖〔据调查瑞典所出一等火柴每箱成本约合54元（银元，下同），而其在华售价每箱仅29．5元；二等火柴每箱成本约52元，其在华售价每箱仅26．5元〕；另一方面又以重价购买中国境内火柴企业的股票等。中国东北火柴市场原先由日本火柴业所独占，20年代时瑞典火柴侵入中国东北，与日本势力展开激烈竞争。其时，瑞典火柴托拉斯暗中收买了东北最大火柴制造厂“吉林火柴商会”过半以上股票，又乘日清火柴会社资金欠缺时，于1926年收买了其60%的股票。这样，很快在东北形成了“清一色之瑞典火柴势力” 。该托拉斯在华南等地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结果，瑞典火柴势力“满布于中国全境，日本对华火柴输出日见减退，卒被瑞典火柴所降服” 。^[83]

（四）中国外贸国别比重的变化

甲午战争后，随着列强对中国市场争夺的加剧，中国外贸国别比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按海关《关册》记载，1895～1927年间跟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数十个，遍及五大洲，但是无论进口，还是出口，贸易量值大部分集中在英、美、俄、法、德、日，以及英国的殖民地印度、香港等。其中，英国曾长期占中国进口贸易1/4以上，出口贸易1/2以上；如果连印度、香港等英帝国殖民地一并算上，则曾占中国进口贸易90%以上，出口贸易的80%多。^[84]到1895年时，英国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居各国首位（见表12）。位于第二、三、四位的日、美、俄等国的比重，与英国相比还差了很大一截。

进入20世纪以后，虽然英国对华贸易额有所增加，但是在其他国家的竞争下，英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中国海关造册处税务司马士（H．B．Morse）于1906年将香港贸易作了进一步划分，重新编制了各国在中国贸易中所占比重的统计表（见表13），从该表可以发现1905年时在出口贸易中英国本土所占比重已落在法、美、俄、日之后，在进口贸易中英本土尚居首位，但已有被日、美追上的危险。

表12　中国外贸国别比重^[85]

注：*归入其他栏。

表13　中国商业区（包括香港）对外贸易百分比^[86]

注：*包括中国台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本土对华贸易额大大下降，法、德等欧洲国家亦相对减弱，而日本、美国对华贸易则获得空前发展。在表12中，1913年中国外贸总额中日本所占比重不到20%，而5年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日本已占了38．7%，其中日本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已达41．4%，占出口比重为33．6%。20年代时一位研究中国贸易的专家曾经将香港的贸易作了进一步划分，认为香港贸易中属于英国者约占20%，属于美国者战前约占6%，战时约占12%，属于日本者约占10%，依此重新计算中国对外贸易国别比重的结果，1909～1913年年均英帝国的比重为25．2%，日本（包括朝鲜和台湾省）的比重为23．0%，美国的比重为10．5%；1914～1918年年均英国为17．1%，日本为43．5%，美国为16．7%。^[87]这一计算结果更清晰地显示了战时英国比重的下降和日、美比重的上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列强除德国外，在中国外贸比重中，已重新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德国不久也重返中国市场。按照上述将香港的贸易划分后的计算结果，1919～1922年年均英国的比重回升到22．6%；日本比重为32．5%，虽比战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第一位；美国的比重则是稳步上升，达20．0%。至1928年，各国在中国市场角逐的结果，所占中国进口总额比重为：日占26．4%、美占17．0%、英占9．4%、德占4．6%、苏俄占2．4%、法占1．8%；所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为：日占23．1%、美占12．8%、苏俄占9．1%、法占7．3%、英占6．2%、荷占2．5%、德占2．3%。^[88]（这一统计中，还有香港所占进口18．7%，占出口18．4%的比重，但这时由香港进口的货流除了英国货以外，还有大量美国货、日本货等，出口到香港的中国土产也大量转运往美国、南洋等地，所以与香港的贸易只能另作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