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列强的贷款活动

三、欧美列强的贷款活动

日本贷款活动的升温并不意味其他列强活动的消歇，美国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它虽然退出了国际银团，但并不意味就此放弃此项活动。它的国务卿兰辛（R．Lanslng）在出任以前就不加掩饰地说：“任何试图把我们的银行家排斥出合理参与中国事务的行为，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断然反对。”这实际上也是其他欧洲列强的态度。日本的对华贷款活动普遍引起其他强国的警觉。只缘于力所未逮以及各国情况的变迁，才有着不同的动态。

就俄国来说，当日本的贷款侧重于在东北地区以增强其影响和势力时，俄国也开始加强活动。1914年1月22日，华俄道胜银行与黑龙江都督毕桂芳达成协议，提供俄金400万卢布充作该省军政经费，而以黑龙江省内金矿作为担保。这是俄国从东北北部入手，以与日本在南部增强势力相抗衡的一笔贷款，也是沙俄对华施展贷款侵略中，与稍后签订的滨黑铁路借款一起的最后两笔中的一笔。

此后不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既在俄国取得胜利，清除了沙俄帝国主义势力，其对华贷款活动也就此宣告终结。尽管此后华俄道胜银行在法国势力的左右下仍有些零星活动，但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随着道胜的清理，活动也随之结束。

法国的对华贷款活动几乎都与中法实业银行有关。该行名为中法合办，实则大权全控制在法方手里。规定创业资本法方出2/3，中方出1/3。中国在交了第一期股金以后便无力再交。以后各期股金，均由实业银行代付，转作它对中国财政部的借款。既是借款，便需付息，利息无力付清，又变为“本” 。如此循环往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款额像滚雪球似的达到法金2630万法郎，外加英金5万镑，比原始本金还要多得多。此外，该行为财政部垫付钦渝铁路借款息金和为该部清偿与中法保商银行经常来往账中的余欠，分别为法金41．67万镑和行化银30万两。1919年3月，又承募当年北洋政府发行的内国公债转成的外债，为银80万元，^[202]可以说外债与内债无不插手。

在活动比较频繁的贷款者中，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当中国财政部紧急需款时，从1923年起的两年里，它曾先后提供多次贷款。其中，有1923年9月1日与交通、财政两部签订的“交财华比借款”银170万元，以正太铁路余利的1/3作为担保；第二年4月2日，再提供一笔银70万元，除以正太余利，加上“盐余”作为担保；1925年6月24日和10月1日，两次与财政部单独签订合约，分别提供贷款银240万元和150万元。

老牌的贷款大国英国政府，相对说来一时无大动作。当北洋政府直系掌权时，陆军总长靳云鹏从传闻中感知空军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侈言要建置空军，要买军用飞机，英国以大战已经结束，颇有一些剩余军品待处理，双方一拍即合。于1919年10月1日，由英商费克斯公司（Vickers ＆ Co．）出面与靳云鹏签订合同，订购飞机100架和相关设备，以及其他军火；把价款转成10年期的借款，合英金180．32万镑。^[203]此外，在20年代初，汇丰银行先后向直系中央和地方军阀做过多笔贷款生意，数额由几十万元至一二百万元不等。

德国和英国大体相似。它在平等分享善后借款的权益后，集中精力为在欧洲挑起战火做准备，除了私营组织如礼和洋行做过一笔小借款交易外，未见再有别的活动。战后中德复交，为解决旧时债务，德国又进入中国。

还有，美国的活动。它在退出国际银行团的当年，即1913年12月，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即企图重温旧梦，向袁世凯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提出要求：承认清末草签的海军借款草合同；第二年3月9日改订了一个新合同，由该公司提供贷款美金3000万元，充作在福建修建三都澳军港船厂之用。^[204]但在日本的反对下，这次借款终未成为事实。^[205]1914年，美国李希金逊公司（Lee，Higgin-Son ＆ Co．）代美国红十字会承募导淮借款也未成功。1916年4月7日，再与袁世凯政府财政部签订借款500万元，准备充作袁政府的军政费用。当时中国已经发生突变的政局，终使这笔借款除了在签字后提供100万美元的垫款外，根本没有发行债票，变成一笔宕账。1916年11月16日，段祺瑞政府财政部由驻美公使顾维钧经手，与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件，借额美金500万元，以烟酒公卖税为直接抵押品，以河南、安徽、福建、陕西四省货物税为附加抵押品。1919年10月11日改订续借展期合同，连息改订为美金550万元。当财政部特派国务院参议徐恩元往美拟与芝加哥大陆银行另借一笔美金2500万元遭拒绝；另一美商太平洋拓业公司代表白鲁斯愿意承揽，以烟酒署税收全数为直接抵押品因而名为“烟酒借款” ，于11月26日签订合同，债额为美金550万元，供段政府发放军饷用。

北洋军阀当国执政期间滥借外债，传统的大宗税源除了田赋^[206]都已充作担保。在此情况下，消费税的烟酒税年有增加，又被竞争贷款利益的外国经济组织，视若志在必得的猎物。日本西原借款原有有关烟酒专卖借款项目成因之一，即在于此。而它最终未提出，则又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当年以美国资本家已优先取得烟酒税作担保而提出抗议有关。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政府欲为战后谋求重整列强对华贷款秩序，在1917年11月美国国务院即考虑重新参加时已支离破碎的国际银行团；1918年获得总统同意，在加紧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支持国内一时组织起来的财团与英、法、日三国财团磋商，并于1920年5月重新组成了由该四国财团组成的新银行团。新银行团“野心勃勃” ，以大笔贷款为目标，但由于内部本身矛盾重重，中国民间对国际财政资本组织企图以贷款控制中国，又予以反对，终于一事未成。

在财政借款之中还有一些层次较低、期限较短、数额较小以应付临时需要为主的零星借款。这种类型的借款比较集中在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它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军阀割据条件下中央政权地位的陵替和国家财政的实际处于破产境地。

应该指出，近代中国的外债最初也是由层次较低的地方政权举借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债开始阶段，少数几笔地方官员举借的外债数额也比较小，期限也比较短，也都属于临时周转的用途。^[207]但这和上述北洋借款性质大不相同；是外债试探阶段的现象，与北洋政府时期外债举借权力的下移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年代里，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下级机构竞相举借外债成为常事；1913年是袁世凯政府举借善后大借款获得成功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里，地方借款就不胜数计。仅就记录在案者而言，有1月18日江北护军使的台湾银行借款，4月4日直隶都督的比证券银行、安华士银行借款，4月11日福建民政长的台湾银行借款，5月29日和9月17日奉天都督的两次满铁借款，以及日期尚未查明的奉天都督的沙逊等洋行借款。至于代表中央政权的借款，则举借单位的层次也逐渐分散下移。国务院下属的部院可以举借，部、院的下属单位也可以出面举借。1921年外交部为交涉收回山东胶济铁路，特设机构专司其责，可是经费不足，只好由这个机构的督办向谈判对手借款来加以解决，形成不伦不类的所谓“鲁案督办正金借款” 。举一事，借一债，无所谓地方与中央，无所谓下级与上级，这种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个现象除了反映了中央政权地位的陵替，也是国家实际处在分崩离析状态在外债方面的一种表现。

这种零星借款一般数额较小，债期也较短。如上述江北护军使的台湾银行借款，债额不过10万元，债期不过3个月，事实上，这还不是最突出的个例。就债款额而言，1914年内蒙巴林王的满铁借款，不过日金2万元；就债期而言，1912年江苏都督的台湾银行借款，偿还期不过2个月。债额之小，反映了借债者已到饥不择食的程度，而债期之短，则反映了贷款者临时救济的姿态。期限虽短，但多到期不还，旧债本息转成新债成为惯例。这种情形在军阀混战，财政支绌的北洋政权后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政府财政几乎到了离开外债的救济就无法度日的境地。经常行政开支靠外债，临时军费开销更靠外债。政府职工工资靠外债，军队士兵饷给更靠外债。甚至逢年过节的赏钱、过节费，没有外国银行的接济，政府也一筹莫展，渡不过难关。至于对外派出一个使团、设立一个机构、驻外使馆的经费、留学生的费用都得经常乞求外国的借款。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北洋政府的财政运作，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尽头。^[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