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民族工业

四、其他民族工业

（一）火柴工业

1879年，我国广东省佛山县创办了巧明火柴厂，标志了中国民族资本火柴工业的起步。然继起者寥寥，全行业进展非常缓慢。迄至甲午战争时，全国先后设立的火柴工厂不过12家，实存的只有8家，大多资力薄弱，技术落后，合计资本约在50万元左右。⁽¹⁹⁰⁾甲午战争后10余年间，全国曾出现两次兴办工业热潮，火柴工业在客观形势推动下，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新设火柴工厂增加到56家（不包括创办后旋即歇业的火柴厂），拥有资本共计286万余元，平均每家约有资本5万余元，其中拥有资本额在5万～10万元的火柴厂已有6家之多。⁽¹⁹¹⁾与前一时期相比较，火柴工业在20世纪初，其规模已稍见扩大。在地区分布上，它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了在原来设有火柴厂的四川、广东、上海等地续增设新厂之外，还陆续扩充到北京、天津、河南、云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和湖南等地。但是，这些新设的火柴厂在生产设备上都还是十分简陋的。如拥有资本42万元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在1897年雇用工人已经达1000余人，但仍然没有购置动力设备，在技术指导上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师，主要的原料也必须仰赖国外输入。我国民族火柴工业到1914年前，尽管已经经历了35年漫长岁月，但其生产基础仍十分薄弱。由于我国火柴工业产品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因此，我国火柴消费市场在较长时期内，先后被日本和瑞典两国火柴盘踞，表17的统计可作证明。

表17　历年火柴进口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胡鼎：《六十七年来我国外洋火柴进口统计及日本火柴瑞典火柴进口额比较》，载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编：《火柴月刊》第25期，1934年9月，转见《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附录三，第303～304页。

表17的统计说明，20世纪最初20年中，进口的日本火柴较为长期地独占中国的火柴市场。它在我国火柴进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在最高时占99%（1902年），最低时也在75%（1910年）。外国火柴如此大量输入，几乎使民族火柴工业无法维持，更遑论发展。不过在1914～1920年日本火柴对华出口数量有了明显的降低。这是因为大战期间，欧洲交战国火柴业产销出现严重失调，价格昂贵。日本遂乘机以主要力量向欧洲拓展火柴市场，争夺销路；同时它又向东南亚和南洋一带扩张，所以输入到我国的火柴数量不能不有所减少。即使如此，其输入量仍然占当时我国火柴输入总量的70%～80%。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激起了我国强烈的反对。随后不久，我国又爆发了反对列强侵略的“五四运动”，迅速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包括火柴在内的日本输华商品遇到了有力的抵制，其程度强烈前所未见。例如，1919年，日本火柴进口数量为1377余万罗，1920年则猛减为603余万罗，锐减56%以上，其后几年的输入量也持续下降，1923年降低到只占1919年输入量的2.7%。⁽¹⁹²⁾民族火柴工业遂在空前有利的政治形势下，扩大了产品市场，增加了销售利润。从1915～1924年的10年中，全国新设火柴厂累积达93家，一共拥有资本为6537200元，平均每家资本在70292元；这10年中尤以1920年新设火柴厂的数目最为突出。当年新设23家火柴厂中，能查知资本数额的有19家，共有新投资1837000元，平均每家资本达96684元。⁽¹⁹³⁾因此，无论从民族火柴工业新厂竞起和各厂资本数量扩大等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是民族火柴工业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

为大家熟知的鸿生火柴厂就是1920年1月在苏州创办的。它的发展历程似可作为民族火柴工业发展的典型。这家工厂资本12万元，其中刘鸿生个人投资9万元，另向亲友筹资3万元。刘原是开滦矿务局上海买办，长期从事商业流通活动。他创办“鸿生火柴厂”是将商业领域中的积累转向民族工业投资的起点，具有进步意义。当时，他注意到欧战期间，经营工业企业的资本家都获得丰厚利润，产生了从事工业的兴趣。他选择火柴工业是考虑到火柴是日用必需品，所需资金少，风险小，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可使用手工劳动，筹办比较容易，火柴的单价虽小，但薄利多销，仍能有较高利润。例如，天津北洋一厂创办资本不过2万元，但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竟实现纯利10万余元，工业界普遍认为“其利之厚，可谓罕见”。⁽¹⁹⁴⁾刘鸿生在筹建火柴厂的过程中，有意选择上海以外的中小城市，以苏州作为他兴办第一家火柴厂的基地。他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初创时机器设备如排板车、拆板车等大部分从日本购置，一部分则采用国内仿造。但火柴原料则分别从日本、德国、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输入。当时正是欧战告终，在长江流域先后开办火柴厂的不下10家，华资火柴厂之间竞争甚为激烈，造成供过于求，以致在长江流域几乎有半数的火柴厂因亏蚀相继歇业。鸿生火柴厂也因销路滞涩，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刘鸿生为此陆续垫款20余万元。

1926年，为了与外国产品争夺火柴市场，鸿生火柴厂扩大资本到50万元，将原来的股份无限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市面上行销质量稍佳的是瑞典“凤凰牌”和日本“猴牌”火柴。为了保持和扩大华资火柴市场，刘鸿生全力提高本厂火柴制造的质量。他不惜以月薪1000元的丰厚待遇，于1927年聘请化学专家林同骥教授以科学的方法，改良鸿生火柴厂产品质量，重点是解决火柴在梅雨季节保持不潮的难题。据说这个难题在瑞典是经过60余年的研究才取得成绩的。⁽¹⁹⁵⁾林同骥在研究克服火柴不潮的实验期间经历了多次失败，并非一帆风顺，一度引起“周围的轻视”；鸿生厂的经理甚至托人授意，“讽其自辞”。⁽¹⁹⁶⁾但刘鸿生不为所动，继续支持林的试验，终于经一年多的时间于1929年6月取得圆满成功。当时在苏州正是霉季“还潮甚烈”时节，林同骥指导下制造的火柴“并不还潮，药头亦极坚固”。嗣后又进一步在其指导下，又购办磨磷机，以改良火柴头的磷边，使之更趋完善。⁽¹⁹⁷⁾在这种情况下，刘鸿生作出“提高质量，压低价格”的决定。于是设在苏州的鸿生火柴厂的产品得以畅销苏北、无锡、常州、江阴、溧阳、丹阳、湖州和吴兴等地，从此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众多火柴厂中扎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至于他于1920年在九江开办的裕生火柴厂，“日出火柴百箱”，其规模虽较苏州厂为小，但也在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惟一大厂”。⁽¹⁹⁸⁾

然而，20年代后期，就在鸿生火柴公司经营日见兴旺时节，资力雄厚而贪婪成性的瑞典火柴业施展其跌价倾销伎俩，开始对我国火柴市场大举入侵。在前面，我们曾从火柴历年进口统计表中指出：在1920年以前，中国火柴市场主要控制在日本商人的手中，瑞典火柴当时对华虽也有输入，但为数不多，尚无足轻重。但在欧战后的10余年中，瑞典火柴公司（Swedish Match Co.Jonkoning，Sweden）通过廉价倾销手段，抢夺了日本在东南亚、印度支那和南洋一带的火柴市场。并且在1923年9月，乘日本关东大地震和接着发生的烧毁了大半个东京的火灾，日本的工业面临极大困难时，瑞典火柴垄断集团便乘机一面收买日本的“东洋”和“日本”两家火柴公司，一面又同铃木、小林等20余家火柴厂搞联合，成立大同磷寸株式会社（其中瑞典火柴公司占60%的股权），在东京设立东亚总账房，控制了日本的火柴工业。嗣后便向我国扩张势力。当时，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大多与其国内的火柴工业有着资本联系。瑞典火柴公司既已控制了日本国内的火柴工业，自然也就比较容易地收买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而且手法非常隐蔽，常常在收买之后仍用日商的招牌对外经营。例如，1928年，瑞典火柴垄断集团在收买设在上海和镇江的日商燧生火柴厂，对上海燧生仍用日商原名继续从事制造，而对镇江燧生则以内河贸易公司（The River Trading Co.）名义买进，改为专门推销上海燧生火柴厂的代理机构。⁽¹⁹⁹⁾

1924年以后，由于瑞典火柴垄断集团已经完成了控制日本火柴业的任务，次第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使之加工赶制，跌价倾销，我国华北各火柴厂立即感受深重的压迫；与此同时，它又在香港、上海等重要港口，囤积大批瑞典火柴，对华南、华中开展倾销。因此，到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火柴厂几乎全数倒闭，广东火柴厂亦倒闭过半，苏、浙、皖各厂虽根基较固，而停业亦及小半。信誉最著的江苏荧昌、鸿生、中华3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以加强其竞争能力，⁽²⁰⁰⁾国内民族资本火柴厂无不在困难重重中顽强挣扎。

（二）卷烟工业

中国民族资本卷烟工业起步较晚。它是在19世纪末外国卷烟工业传入和在华设立卷烟厂的刺激下开始兴办的。在外国卷烟厂纷至沓来，不断叩击中国烟草市场的过程中，中国人旧有的烟草消费方式和生产结构不期然地出现了变化。1902年，我国华北主要口岸天津出现了一家“官商合办”的北洋烟草厂，创办人黄集资9万元其中有官股2.7万元。⁽²⁰¹⁾次年，山东兖州成立了一家琴记雪茄烟厂，拥有资本1.4万元。⁽²⁰²⁾这两家卷烟厂资力虽不见厚，却是创办民族资本卷烟工业的先声；而北洋烟草厂在1905年还曾在烟台开设自己的分厂。

继天津、兖州之后，1904年，在上海有由刘树森和盛宣怀合股投资10万两、由刘树屏任总经理的三星烟公司，是上海地区较早设立的一家民族资本烟厂。它置备卷烟机8台，日夜开工，月产卷烟200余箱（5万支装箱），经营颇有起色。⁽²⁰³⁾同年设厂的还有德隆烟厂，初创时只有卷烟机1台，规模很小，不久便关闭了。到了1905～1906年，在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下，民族卷烟工业有了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上海、烟台、广州和北京4地在1905年1年内，便曾创设了11家卷烟工厂，其中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便有7家。⁽²⁰⁴⁾此外，较为突出的如由侨商简玉阶、简照南兄弟主持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也是在1905年集资港币10万元在香港创办的。⁽²⁰⁵⁾当时抵制美货运动已进入高潮，“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深入人心。人们都改吸北洋烟公司的香烟代替美国烟。所以，简玉阶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北洋烟厂的龙球牌卷烟，生意颇好”。因此，他们“决心创办烟厂”。⁽²⁰⁶⁾进入1906年，设立卷烟工厂的热情在国内仍在持续，当年新建烟草工厂8家，其中由广东商人创办的物华纸烟公司，拥有资本30万元，是当时新设卷烟厂中规模最大的一家。⁽²⁰⁷⁾不过就卷烟工业发展总历程来看，上海乃是该业发展较快和较为集中的地区。1904年，民族资本卷烟厂在上海还只有1家，1905年便猛增至8家，1906年又新设2家，原设烟厂中报歇1家，仍有9家之多。⁽²⁰⁸⁾它们中有厂名和创办人可查的大抵是：由苏绍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纸烟公司、朱畴创办的中国四民纸烟厂、曾铸创办的福寿纸烟公司，以及大东、大通、泰来、大隆、自新等烟厂。⁽²⁰⁹⁾这些卷烟工厂在初创的几年中，乘抵制外货时机，一度呈现营业兴旺的景象。但是，到1907年后，随着抵制外货运动转入低潮，便深切地感受到英美烟公司的敌视和压迫，特别是产品在市场销售上不断受到排挤，无法维持生产。1909年底，投资三星烟厂的盛宣怀面对英美烟公司的强大压力，不胜愤懑地指出：英美烟公司在市场上“不惜重资，招摇垄断”，“内地行店均受其饵，各订小合同，不准代卖中国烟卷”，使“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华商制烟公司大小约三十余家，现在〔指1909年底〕能幸存者寥寥无几”。⁽²¹⁰⁾至于在香港经营，通过改进烟质，逐步打开销路的南洋烟草公司，正当它的产品“白鹤牌”卷烟日有进展时，也不能躲过英美烟公司的敌视和摧残。后者借口“白鹤”包装纸的颜色与英美烟公司出品相同，恶意诬为影射。它勾结香港巡理府，强行集中价值2000余元的南洋公司成品，在巡理府前烧毁，使南洋公司业务受到沉重打击。其后南洋公司新产品“双喜牌”香烟在1908年初又同样受到英美烟公司的打击，“营业遂至一蹶不振”。至此，南洋烟草公司前后开工13个月，负债10余万元，虽经种种努力，“终因业务无法打开，而外欠重重”，被迫于1908年5月宣告清理拍卖。⁽²¹¹⁾

但是，简氏兄弟在经营不利的状况下总结经验，认识到这次失败的原因在于“资本之不足及制造之未精”。⁽²¹²⁾他们没有丧失再创烟厂的决心。于是重定章程，规划改组，于1909年2月第二次正式营业，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本13万元，在香港注册为无限公司。⁽²¹³⁾为开拓销路，简玉阶重新走赴马来西亚一带经商，同时推销南洋公司香烟。复业后的南洋烟草公司最初营业也不见佳；直到1911年，经改良制作，产品质量渐见提高，经营情况才有较大好转。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大大鼓舞了长期旅居国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复业不久的南洋烟草公司很得爱国侨胞热情帮助，公司产品深受欢迎。它所产的“飞马”牌香烟仅爪哇一地，就月销1000箱左右。1912～1914年，分别获得利润自4万元、10万～16万元，产销业务都见迅速发展，⁽²¹⁴⁾简玉阶遂返回香港，全力以赴地经营南洋公司。

不过，在国内市场，外国烟草业在此时所受到的冲击还是有限的。英美烟公司的销货量在1911年之后仍在逐年见增。在1910年，它的销货量为105584箱（每箱5万支装），1911年则增为129933箱，增加23%；1912年再增为142933箱，较前一年又增10%；1913年情况虽不详，但1914年，该公司的销货量增为187969箱，较1912年又增加31%以上。⁽²¹⁵⁾这表明民族卷烟工业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虽然稍有起色，但从国内市场开拓上看，它仍然还难有效地抵制外国卷烟势力的扩张。

民族卷烟工业的较大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当时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从而不仅拥有广大腹地能够稳定地向它提供必不可少的工业基本原料，而且它的产品除了满足当地居民需要外，还有宽阔的长江流域作为它的广大的销售市场。所以，20世纪前期，上海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卷烟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据1915～1922年的调查：仅上海一地先后新设卷烟厂17家，特别是1920年一年中便新设了7家；各烟厂当年共有卷烟机达105台和职工5568人。⁽²¹⁶⁾1921年，上海出口的卷烟价值已达1100万关两，运销到国内各地的卷烟价值达5000万关两。⁽²¹⁷⁾作为民族卷烟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南洋兄弟公司在这几年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在产量的增长上它表现为：1912年该公司的年产量为4758.61箱（每箱5万支），1915年则增为18609.26箱，增长速度几达3倍，1917年更增为33825.31箱，为1912年产量的7倍以上。⁽²¹⁸⁾这时向以广东和南洋为主要销场的南洋烟草公司由于受到国内市场进一步拓展的鼓励，认识到在上海设厂对公司的发展必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于是在1916年，原以香港为据点的南洋烟草公司开始在上海设厂。并在筹备设厂的同时，正式成立上海分公司，表示企业的重心将逐渐从香港转移到上海来；不久它又进一步在汉口、南京、镇江、青鸟、济南、杭州、苏州、张家口等地陆续设立分公司。⁽²¹⁹⁾由于营业范围扩大，业务发展更加迅速。1927年南洋公司沪厂开工投产，所制卷烟销往内地后，博得社会好评，甚至被社会认为南洋所产的卷烟在质量上还胜过英美烟公司的产品。⁽²²⁰⁾各处市场都出现了对南洋烟“求过于供”的现象，这给其扩大生产以有力的推动。南洋公司于是在1918年，又将上海、香港两厂“重行翻建，添购机器”，并且同时在安徽凤阳、山东潍县建造楼房收购烟叶，指导当地农民改良种烟。⁽²²¹⁾据新闻报道，当年南洋上海分厂投产的卷烟机已增加到70余台，每机每分钟能成烟卷300余支，每日生产以10小时计算，日产烟达1000余万～2000万支（合200～400箱）。⁽²²²⁾

为谋求企业进一步发展，南洋烟草公司于1918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额定资本为500万元。⁽²²³⁾1919年又在生产日益扩大，资金周转渐见不足的情况下，为增加资本实力，再次改组，向社会公开招股，决定招集资本1500万元。⁽²²⁴⁾改组以后，公司所属生产单位又有扩充，计“香港方面制造厂凡3所，上海方面制造厂凡5所，山东坊子、河南许州、安徽刘府均有焙叶厂，汉口新设制造厂，正在准备开机”。⁽²²⁵⁾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实现了丰厚的利润。1920～1922年，公司的纯利润均各在400万元以上，各年的盈利率分别为32.2%、26.97%和27.23%；⁽²²⁶⁾公司的固定资产在这几年也有明显的扩充。1920年公司固定资产的价值为422万余元，1922年增长为815万余元，几增1倍，⁽²²⁷⁾为公司创办以来所未见的速度。

与所有的民族资本企业创业的艰难历程一样，南洋烟草公司的初步发展也是经历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取得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正是英、美、日列强在我国极力扩张政治经济势力的时期。当南洋烟草公司在国内创办并初步站定脚跟时，它便不断遇到以英美烟公司为首的外国势力的排斥和倾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公司建立起若干可靠的原料基地，开拓了以华南各省和长江流域为主要销路的国内市场。更加值得赞扬的是，1911年以后，公司领导集体顽强地抵制了英美烟公司先后伺机发动的4次（即1911年、1917年、1918年及1922年）收买和兼并南洋公司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在1922年英美烟公司发动第4次与南洋公司谈判合并的活动。当时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南洋公司主要负责人（亦即主要股东）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以简玉阶为代表的香港部分股东以高屋建瓴姿态，极力强调“公司自独资至合资，内以国货为号召，外仗社会赞助，渐有今日。倘一联合，不但先敌后降，为社会所唾弃，……故众意以联合为根本大患”，⁽²²⁸⁾终于阻止了该公司上海部分主要股东出于畏惧英美烟公司强大势力的倾轧，企望避难趋易，寻求“保姆护卫”的懦夫之见，使英美烟公司在当年4月间提出与南洋合并的草议办法无法实现。

不过，20年代最初几年，民族卷烟业营业平淡，基本上处于不景气状态。直到1925年，由于帝国主义暴行酿成了“五卅惨案”，激起人民群众愤怒，各地群众再次在爱国热情激荡下，全国开展抵制外货运动，民族卷烟业因势利导，广泛宣传改吸国产卷烟，进一步开拓了国产卷烟市场，民族卷烟业在外资卷烟业务萎缩，销量锐减的状况下，又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机。据有关统计反映：1924年，上海民族资本卷烟厂还只有16家，1925年在抵制外货运动推动下，新烟厂一下子便开设了38家，除了旧有烟厂中停业的3家外，增加到52家；1926年又增加到64家，1927年，虽然旧烟厂中有19家停业，但新设烟厂仍有22家之多，全市烟厂仍增67家。⁽²²⁹⁾当时较著名烟厂仍以南洋烟草公司规模最大，设备比较完备，其次如1920年由戴耕莘等筹设的华成烟公司虽尚属初创，规模尚小，但后来发展成为仅次于南洋公司的一家大厂。此外新设的如福新、大东南、大东、福昌、和兴、瑞伦、华东、华菲、三兴、华兴等厂，都因抵制外货运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²³⁰⁾至于南洋公司，则在抵制外货运动期间业务发展更为突出。例如，它的销货金额在1922～1924年起落不定，1922年达2823万元，1923年稍增为3191万元，1924年又降落为2521万元。但是，1925年抵制外货运动起，销货金额迅速上升为3645万元，为历年销货金额之高峰，1926和1927年稍减，但也都维持在2872万元和2772万元；⁽²³¹⁾它的固定资产在1924年还只有846万元，到1927年则增加到1207余万元，增长42%。⁽²³²⁾所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企业家简玉阶所说的民族卷烟业“内以国货为号召，外仗社会之赞助”，才是它健康发展的必由途径，确是不易之论。不过令人痛心的是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抵制外货运动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待到“五卅运动”高潮逐渐消退时，民族资本卷烟工业在1928年之后又不得不落入业务不振的沉闷景象之中。

（三）机器制造修配工业

在我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中，机器制造修配业曾较早出现，但基础浅、规模小、设备简陋，从修配业务的基础上逐步获得了成长机会。比如，以我国机器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为例，这里原有的锻铁、冶铸、铜锡器及造船等手工作坊，便是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初始形态。这些作坊中的一部分，从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以后的二三十年中，通过为外国船厂代制机器配件，或为外国来华轮船进行零星修理业务，与外国机器工业发生了业务联系，逐步掌握了新技术，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资本，购置了一两部简单车床，从而逐渐地发展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

根据有关研究的综合记述，上海在1894年之前建立有机器厂12家，其中以船舶修理和小火轮制造的企业为多，计有7家；其次为轧花机制造和其他农机如碾米机、榨油机制造，占有3家；缫丝机制造和公用事业修理各有1家。这12家小型机器厂共拥有创办资本合计有3600元。⁽²³³⁾这可说是我国民族资本近代机器工业起步阶段的基本状况。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举国震动。不少人从战败的教训中发出了“设厂自救”、筹办近代企业的呼声，在国内逐渐形成为一个投资办厂的浪潮。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设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加强和扩充民族资本机器制造厂的。所以，从1895～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年间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制造厂，便从先前的12家发展到86家；其间除了7家先后歇业以外，1913年实存的机器制造厂有91家之多，共有资本达87010元。其行业构成则以印刷机器修造业和其他机器修造业为多，两者共35家，居全行业的39%，先前比较发达的船舶修造业已相应下降为19家，只占全行业20%的比重。就这些企业的组织性质看，则以独资为主；91家机器工厂中独资的有72家，占79%，合伙的仅有19家，占21%；这时在机器制造业中尚不闻有公司组织形态。⁽²³⁴⁾

在我国民族工业初步发展过程中，棉纺织工业和缫丝工业最见发达。当时缫丝机械大多从意大利输入，设备构造并不复杂，仿造比较容易。有人说，在1890年左右，上海有一家原以修理船舶为业的永昌机器厂已经仿造缫丝车。它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和供丝厂用的小马力水汀引擎。⁽²³⁵⁾稍后又有大昌机器厂继起仿制。所以，在1896年刊印的陈炽《续富国策》中所载的《论缫丝业》一文，便曾提到：“此项缫机，上海铁厂均能自制”。⁽²³⁶⁾

1914年以前，我国民族资本机器工业进入初步发展时期，当时仍以中小型厂家居多。办有成效的厂家如上海的大隆、求新，武汉的扬子、周恒顺，南通资生等工厂在民族资本机器工业的成长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大隆机器厂是1902年由严裕棠在上海创办的，初创时的主要业务是为来华外轮作修理机件的工作。严裕棠曾在外国洋行工作过，谂知交接洋人经验，擅长兜揽修理外轮生意，但并不熟习生产技术。因此，严在创设大隆厂时特邀约一位铁匠工人合伙经营。开业时大隆厂的机器设备比较简单，只备有车床8部，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1部，作为动力设备的只有20匹马力的水汀炉子引擎设备1套。工厂开张后，修配外轮机件的生意非常兴旺，利润优厚。“据估计，该厂当时的利润，少则50%，多则可达200%”。⁽²³⁷⁾

在修配外轮业务之外，大隆机器厂还承接一些简单的机器制造业务。1905年开展起来的抵制美货运动，使得美、英、日等国输华商品量明显减少。我国商品市场承受包括外国棉纺织品在内的外国商品的压力大为减轻，民族资本纺织厂乘机获得发展时机。大隆机器厂也便从修理外轮为主的业务转向修配和制造纺织机件为主，当时其工人经过长年的装配、制造机器零件的锻炼，已经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它曾为日商经营的内外棉株式会社修好了英商瑞熔船厂无法修好的锅炉发电机，在工商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英商恒丰洋行出于对大隆厂技术力量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从国外进口机器的昂贵运费负担，向大隆厂提供设计图纸和技术指导，请该厂包工制造传动装置。经过此项业务的实践，使大隆厂的生产技术人员对机器的传动装置性能、结构和制造工艺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提高，为该厂由修配机器发展为制造机器奠定了技术基础，从而逐步地发展成为大型的机器厂。⁽²³⁸⁾

又如求新机器制造厂，它是企业家朱志尧于1904年筹划而于次年创办于上海的。初创时，该厂只置备大小车床10余台，主要从事机器修配业务；嗣后则发展为制造数百吨小轮船的业务。⁽²³⁹⁾求新厂设立在上海南市，相邻之处，陆续开办了不少工厂，如榨油、纺纱、面粉、锯木及自来水厂等，这些工厂常常要求求新机器厂帮助制造或修理各种机器。⁽²⁴⁰⁾

1906～1908年，求新机器厂制成了300匹马力立式引擎；1908年为苏路公司制造了载重300吨的铁路货车；到1910年又最先试制成功火油引擎，用作碾米、抽水、轧棉等农产品加工机械动力。⁽²⁴¹⁾在火油引擎问世后，该厂又将这一技术引入机器制造工业中去。此外，由朱志尧设计制造的新式小功率煤油抽水机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于矿山排水，又可为农田灌溉服务。⁽²⁴²⁾嗣后该厂规模逐步扩大，业务内容也随之增多。它又先后制造过铁路客车、电车、拖车、工作母机、脚踏织布机、织袜机、打包机、打桩机和起重行车等。⁽²⁴³⁾而在轮船的修理和制造方面，该厂曾于1907年为大通公司制造“大新”轮船，船身长138英尺，舱面宽20英尺，舱深10英尺，吃水8英尺，每小时速率达10海里。次年又曾承造浅水轮船，都有较好的成绩。于是，我国不少大型企业如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以及航行于长江及内河的各轮船公司，都相继来厂订造船只，⁽²⁴⁴⁾业务日见兴盛。

在我国机器工业兴起时期，除了上海的机器厂大隆、求新等厂，作出了一定成绩外，其他沿江中等城市也间或作过兴办机器工业的试探。比如，1906年由张謇创办的南通资生铁厂（资本7万元）、1907年由侨商顾润章、王光及李维格等创办的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由周广春、周仲宣创办的从武汉炉坊发展起来的周恒顺机器厂（资本4.8万元）等，都曾从不同方面对机器工业的擘划作了若干试探，但因主客观条件不足，都在短期间遇到种种困难，不曾顺利地发展起来。

此外，这一时期机器工业生产中另一个重点，是仿造内燃机的业务。这是因为内燃机使用灵活，价格较低，很受小型厂家欢迎。同时，内燃机又适用于农产品加工业务，因此，它能逐渐开辟沿江一带的内地市场。所以到了1924年，上海的动力机和农产品加工机器修造专业，短期内已由16家发展到48家，⁽²⁴⁷⁾颇为迅速。还须一提的是，1918年，不少机器厂陆续制造了火油引擎，并在这个基础上又逐步发展到仿制柴油引擎。后者的优点在于使用价格低廉的柴油来代替高价的火油，因此柴油引擎得以陆续推广。使用火油、柴油引擎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内地工业的发展能够起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纺织工业曾有很大的发展。因此，从事于纺织、针织、缫丝等制造和修理的专业机器厂也随之兴盛。纺织、印染、缫丝专业机器厂遂从1913年的13家，到1924年发展为50家。⁽²⁴⁸⁾可是当棉纺织业在1922年下半年以后面临不景气，出现萧条景象时，服务于棉纺业生产的机器工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发生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曾使民族卷烟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机会，它也推动了民族机器制造卷烟机业务；在1925～1927年间，机器卷烟机生产业务一度呈现繁忙景象，惜为时短暂。到1928年，当民族卷烟工业因外资烟厂的倾轧再次陷入衰落景况时，制造卷烟机的业务也随之消沉。这些现象更番出现，强烈地反映了生产业务的不稳定，成了基础薄弱的民族机器工业难以迅速成长的原因，它延缓了机器制造修配工业发展的应有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