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手工业的变化

一、甲午战争前手工业的变化

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门类极多，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英国棉布的对华输出开始于18世纪80年代初，而棉纱对华输出的试探甚至还要更早一些。⁽¹⁾然而，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这种贸易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1827年，曼彻斯特棉布才第一次在广州能以获得盈利的价格卖出，⁽²⁾5年后则已经成为对“中国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³⁾当时的广州附近，已经有些织户“用洋纱上机织布”。

棉花的进口又早于棉纱、棉布，英国商人在中国试销印度棉花，到19世纪30年代时已经常在40万担以上。⁽⁴⁾有些布商开始投资织布工场，利用进口棉花，雇用场外手工劳动者从事纺纱，场内则雇工专业织布，再将棉布出口。据说19世纪30年代初，出现在广州的这种织布工场多达2500家，平均每家有20名场内工人。⁽⁵⁾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凭借政治强权，楔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逐渐地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作为一种比较敏感的社会生产部门，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影响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商品输出，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价值也越来越高，与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全面的冲突。在中国销售的洋货，除了鸦片、棉、毛纺织品等大宗外，还有肥皂、化妆品、火柴、胶制品、樟脑、蜡烛、酸碱类制品、煤油等“化学工业制造品”和家具、钟表、镜子、纽扣、洋扇、洋伞、灯具、乐器、衣箱、衣帽等“家用品”，又有金属原材料、工具、机械配件、建筑材料等五金洋货，种类之多不胜枚举。这些洋货大都经由通商口岸，逐渐向内地城乡渗透。鸦片战争结束不久的19世纪50年代，广州售卖洋货的商店就已经在经营“红毛洋灯”、“红毛洋针”。上海在1850年后也出现了一批洋货商店，经营的洋货几乎无所不包。⁽⁶⁾天津虽然开埠较晚，但70年代前也已经出现了“洋货街”。1870年刊印的《续天津县志》就曾辑入一首题名《洋货衔》的诗，诗中有“洋货街头百货集”之句。⁽⁷⁾在新开口岸和内陆城镇，洋货的露面也日见频繁。1881年，武汉三镇开设的洋货商店已有10家，经营品种包括外国玩具、工具、铅笔、图画、装饰品、伞、利器、珠宝、肥皂等。⁽⁸⁾连一些农村乡镇也感受到了进口洋货的影响。南浔镇上，营建的楼房已有不少“仿洋式者，其中器具，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借以争胜”。⁽⁹⁾直隶《玉田县志》也载：“洋舶互市……我之需于彼者，至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¹⁰⁾说洋货已达1/2，显属夸大，但这些进口洋货品种中，许多是中国原亦有相应的手工生产，则是明显的。

这与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鸦片战争前，中国对于洋货无甚需求，外国对中国的手工业品却需求甚殷。从中外贸易的内容看，中国出口以茶叶、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为主，进口则主要是农畜、金属、矿物等原材料，棉毛织品数量有限，钟表等物只作贡品，对城乡手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影响不大。鸦片战争后，这一贸易格局逐渐被颠倒过来，形成了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原料，进口机制消费品的外贸基本结构。在这一时期的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仅占8%左右，消费资料则占90%以上，其中直接消费资料又占到80%上下。⁽¹¹⁾这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不可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大体上表现为以下几种不同的形态。

首先，那些因外国商品输华而首当其冲的手工行业，开始受到强劲的冲击。在这方面，可以传统棉纺织手工业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棉纺织品曾经在国际贸易中和中国的手织布长期较量，当英国的棉纺织品同样处于以手工生产为主的阶段时，它在中国就没有市场；而当英国进入到机器棉纺织业阶段后，中国手工棉纺织品的竞争能力就相形见绌了。鸦片战争后不久，不仅在广州，而且在其他的通商口岸周围也感受到了洋布、洋纱排挤土布、土纱的压力，随后，更由通商口岸向附近地区扩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攫取了更多新的特权，控制了海关，再次降低了税率，获得了内河航运和内地通商的权力，通商口岸从5处增辟到19处，对华商品输出急剧扩大。占外国输华货物大宗的棉纺织品，输入数量的增加尤为迅速，并且逐步向内地渗透。

但是，纱和布两者又有区别。洋纱在中国销行增长的速度和势头，远远超过了洋布。从进口贸易的统计来看，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输入洋纱1.81万担，⁽¹²⁾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已经越过百万担大关，为115.96万担，⁽¹³⁾半个多世纪中，增长了64倍。

相对于洋纱来说，洋布进口的增长则显得缓慢得多。鸦片战争前夕为53万匹，1845年一度达到309万匹的高峰，⁽¹⁴⁾通商口岸地区立刻感受到它的压力。其实，这只是一时一地的盲目输入，时过不久，即存货山积，不得不大幅度贬价销售。到1894年，洋布进口达到1379.59万匹，折合标准机制布1334万匹，折合标准土布9169.7万匹，⁽¹⁵⁾虽然增长了26倍多，但仍大大落后于洋纱的增长速度。

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洋纱比洋布进口更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引进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的报告，在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献中，已经频繁出现。从特定角度看，洋纱的进口，正给中国的手工棉织业提供了某种自存乃至求得发展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正是洋纱进口在价格上的大幅下降和数量上的迅速膨胀，阻遏了洋布进口的增长。

这一时期进口的洋纱，大多销于沿海一些非植棉地区的手织户，即首先在那些已经出现“纺织分离”的地区打开缺口。华南八港进口的洋纱，1867～1871年占全国的97.9%，1884～1888年占63.6%，降至1893～1894年，仍然高居第一位，占44.76%。⁽¹⁶⁾在广东、福建一带，植棉事业早已衰落，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纺纱所用的棉花，先是来自江南和华北，其后改用印棉。这里纺织结合的环节本就比较脆弱，易于使自纺与自织分离，实际上正如前述，鸦片战争前已有“用洋纱上机织布”的事情发生，此时大面积地以商品纱代替商品棉，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阻力了。1894年时，闽广地区的农家手织布已经基本上是洋经洋纬了，手纺业“已有如风流云散”，以致“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¹⁷⁾当地人民舍土纱而用洋纱，道理很简单，因为洋纱便宜。以1887年广州的市场价格为例，一包重300斤的印度纱售价57海关两，同等重量的土纺纱则售87海关两，⁽¹⁸⁾差距之大，实令土纺纱难以竞争，这里地处通商口岸，长期受到外洋风习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与内地迥然不同。这里的方志说：“洋纱幼细而匀，所织成之布，自比土布可爱，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项背”。⁽¹⁹⁾

经过50余年的苦心经营，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行已经显示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范围上愈推愈广的趋势，缓慢地但是逐步地克服着小生产者的执拗偏见和顽强抵抗。洋纱洋布已经开始由沿海城市向边远腹地扩散，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华中九港进口的洋纱已占年输入量的27.38%，销往四川、湖南等省份。1890年，四川购办洋纱7万担，“均于重庆销售”；⁽²⁰⁾1895年洋纱进口量增至11万担，“通都大邑，销数日多”。⁽²¹⁾1891～1892年，湖南长沙、道州、常德、永州、宝庆、衡州等11个城市，经由汉口转运的洋纱年均2.40万担。⁽²²⁾60年代后期，洋纱在中国土布生产中的使用率尚只占0.56%，90年代中已经上升到18.94%。⁽²³⁾洋布在中国年用布总量中的比率，也从60年代的3.2%上升到90年代中的13.39%。⁽²⁴⁾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传统的棉纺织手工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洋纱出而纺事渐疏，洋布兴而织工并歇”，⁽²⁵⁾这在有些地区已经成为严酷的事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不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事物过程的复杂性，就会被人为地简单化，“这就是说，考察这个问题，既要看到西方机制棉纺织品入侵的一面，又要看到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抵抗的一面”。⁽²⁶⁾中国农村家庭棉纺织业在激烈竞争下每况愈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这种破坏的程度，则应有清醒的估计。有些历史材料，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提供者的心态。如1883年《英国驻华各口领事报告》说：“（上海）棉纱线消费的巨大增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不仅上海邻近地区如此，全中国也都如此。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一个商店的货架上都可看到英国棉线。”⁽²⁷⁾1886～1887年的烟台海关报告也称：“烟台进口的印度棉纱，无疑比山东生产的更便利。据说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山东的纺纱业。据了解本省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滞”。⁽²⁸⁾1867年的《海关关册》说：“洋布在中国已日益广泛使用了。”⁽²⁹⁾19世纪70年代初的浙江宁波，“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洋标布主要流行于本省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余姚、金华便是”。⁽³⁰⁾如果不慎重地引用这样的历史资料，自然容易造成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棉纺织手工业已被破坏殆尽的印象，而实际上，上述材料即使所言非虚，也只是反映了一时一地某一方面的情况，且不无片面性和夸大之处，远非事情的全部。大量的历史材料表明，事物还存在着另外一面。

与上述英国领事报告所说每个村庄、每家商店都有洋纱出售的情形相对，《上海县续志》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³¹⁾《吴县志》也说：“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纱厂，苏地盘门外苏纶纱厂亦未兴筑。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³²⁾可见上海及附近地区，手纺纱仍唱主角。当时布庄收布，即使有极少数掺入洋纱，一经发现，便须剔除，不难看出洋纱在江南棉纺织业中的实际地位和时人心目中的尴尬形象。

山东情况也是如此。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考察胶州商务的人还说：“外来棉纱减少，系因本省产棉甚富，内地乡民当冬令农事完毕，皆从事于纺纱。”⁽³³⁾20世纪20年代后，威海农村也还是“妇女用旧式木机纺织自用，间亦有销于当地市镇”；⁽³⁴⁾长山县人“仍有着窄面粗布，即手摇纱布尚未绝迹”。⁽³⁵⁾既然如此，那么所谓19世纪80年代山东土纺纱业已几乎全部停歇的说法，显然也就难以为凭了。

其他地区也是同样。1894年的江苏南通，“乡人尚未行用机纱……其时布商收布，凡见掺用洋纱者，必剔出不收”。⁽³⁶⁾僻处内地的广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起。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于时以服自织布为贵。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³⁷⁾在中国销用棉纱量中不到1/4，且主要集中在闽、广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的洋纱，在大多数地方还受着人们的冷眼，尚未扮演主要角色。

至于洋布取代土布，如前所述，成绩又远逊于洋纱取代土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朴鼎查曾兴奋地宣称：庞大的市场已向英国棉货敞开，倾兰开夏纺织厂的全部产量亦未必能供中国一省之需。⁽³⁸⁾但是这种乐观的预想很快就成为泡影，英国的布厂始终未能获得过这个想象中的庞大市场。在《海关关册》所说洋布已在中国广泛使用的1867年，其实洋布进口只占全国消用棉布量的0.7%，微不足道。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洋布进口量尚未超过全国年消用棉布量的3%，侵占土布商品市场的绝对量也不多，那种“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³⁹⁾的论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当是时，真实的情况更可能是“时以服自织布为贵”。⁽⁴⁰⁾同样是浙江的材料，显示购用洋布的多系“士庶之家”，“农家尚用土布，以为非此不暖且不厚实也”。⁽⁴¹⁾土布厚实耐穿，使它受到普通劳动者的青睐，“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贫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⁴²⁾

当时，英国的纺织厂商曾经派遣考察团来华研究洋布难以推开的症结所在，结论之一也是中国消费者喜好土布的暖而耐用。这种偏好当然不是外国商人短期内所能改变的。英国厂商曾经着力搜集中国的土布货样，以寻求对策。其实，中国土布的厚重温暖毫无秘密可言，手工纺织的只能是6～10支之间的粗纱，织成之布自然要比用20～30支纱织成的洋布重得多。单就技术而论，英国的纺织厂很容易就能纺织粗纱织布以适应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但是这样一来，布匹的成本就要提得很高，在价格上将无法与中国的土布竞争。

说到底，洋纱洋布之所以未能畅行无阻，根本原因是它遭到了中国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顽强抵抗。中国农民“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部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的帮助以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只要“较棉花略高的价格把布匹卖出，就能把再生产维持下去”。⁽⁴³⁾虽然“曼彻斯特的制造家看到（中国）农舍这种简单的织布机及其附件也许会发笑”，“但这种织机能够完成这一工作，而这个民族不倦的勤劳则代替了蒸汽动力”，甚至“胜过了蒸汽动力”。⁽⁴⁴⁾19世纪60年代末期，英国驻汉口的领事曾把洋布和土布的价格作过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颇令他丧气，洋布价格按重量计算虽然低于土布，但相差有限，随着棉花价格的下降，土布会更加便宜，洋布终将被赶出市场。⁽⁴⁵⁾当然，历史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发展。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尽管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延缓了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但毕竟是没有前途的。其原因，除了外国资本主义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外，机器大工业生产率高，商品物美价廉，起着重要作用。小农自然经济单凭本身的力量，企图长期阻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或者与外国工业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竞争，无论如何是不会成功的。此后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那些世界市场有所需要的行业，则因外贸大畅而益形繁荣，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这方面，大致可以缫丝业、丝织业为代表。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在历史上长期扮演着丝绸技术和产品输出者的角色，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生丝和绸缎的最主要的生产者和供应者。由于丝绸生产的特殊条件和独特技艺，欧洲农业中蚕桑事业发展迟滞，能取得的原料茧有限，近代缫丝工业尽管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起步，但一直受到蚕桑业的制约而未能得到充分发展。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更由于欧洲蚕瘟病流行，防治乏术，原料来源益形紧张，近代缫丝工厂很多被迫停业关闭，生丝原料更加仰赖于东方的中国。织绸业则是欧洲纺织业中工厂化比较落后的部门，在19世纪中叶左右，才开始出现动力织绸机，⁽⁴⁶⁾一时难以普及，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手工工场式生产，不可能从根本上排挤中国的丝织手工业。因而，当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外国棉纺织品汹涌而来，冲击着中国传统棉纺织业，挤占了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同时，中国的丝绸产品依然源源输出，甚至还因闭关状态的打破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使外销日渐扩大，表现出“益呈蓬勃”⁽⁴⁷⁾的情景。

鸦片战争前的1830～1837年，每年平均从广州输出生丝9058担。⁽⁴⁸⁾海外各国对中国生丝本有更多的需求，中国生丝出口原不难进一步扩大，却受制于清政府的严厉禁限。清王朝对海禁一事，屡开而复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将丝斤严禁出洋；并准部议，将绸缎绢一律严禁”。“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月，杖一百。……船只货物俱入官”。⁽⁴⁹⁾乾隆二十七年，英国商人要求来购丝绸，“情词迫切”，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循照东洋办铜商船搭配绸缎之例，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之意”，但仍然规定，“其头蚕湖丝及绸绫缎匹，仍禁如旧，不得影射”。⁽⁵⁰⁾这样，就把丝绸商品的市场人为地局限于国内。

鸦片战争后，蚕丝出口迅速蹿升，1845年已有2万担，1874年上升为6.84万担，价值1946万关两。1894年又增为8.32万担、2728万关两，减去其中的厂丝2.25万担、1205万关两，土丝出口为6.07万担、1523万关两，较之1840年前，增加了5.7倍。⁽⁵¹⁾生丝输出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1843～1845年为17%～28%，1852～1858年上升为31%～45%。⁽⁵²⁾19世纪60年代后，丝绸类出口一直在出口总值中占很高比重，1860年为60.10%，1869年为32.41%，1879年为39.60%，1889年为37.55%，1894年为33.29%，⁽⁵³⁾均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进一步分析比较生丝国内外市场销售量值的消长，更能表明对外贸易对缫丝手工业生产的促进。1840年前夕，生丝内外销售总量6.4万担、总值1067万关两，1894年增长为16.02万担、5166.14万关两。其中生丝内销量值1840年前夕为5.5万担、864.83万关两，分别占当年总量值的85.94%和81.05%；1894年量值上升为7.7万担、2438.13万关两，比重却下降为当年的48.06%和47.19%。相反，生丝出口量值1840年前夕为0.9万担、202.17万关两，分别占总量值的14.06%和18.95%；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增至8.32万担、2728.01万关两，比重更上升到当年的51.94%和52.81%。⁽⁵⁴⁾不难看出，鸦片战争前后，生丝内外销的比例已发生逆转，生丝产量的增加明显得益于出口的刺激。同时，内销生丝1894年比1840年前增加了2.2万担，但绸缎的内销量折合生丝只不过增加了0.43万担，绸缎出口量折合生丝则增长了1.77万担，⁽⁵⁵⁾反映了内销生丝的增加也主要用于生产外销绸缎，说明这一时期生丝生产的增长，基本上都是由于丝绸出口扩大的缘故。

柞蚕丝生产的发展同样反映了这一事实。中国的丝绸生产除主要是桑蚕丝绸外，还包括柞蚕丝绸。⁽⁵⁶⁾中国柞蚕丝绸生产的历史亦很悠久，但一直未有多大起色，只是在近代才较快地发展起来。全国柞丝总产量，1840年前后估计不过4000公担，1871年已增长了1倍多，为8265公担，1894年又增长了1倍多，为18895公担，其中用于出口9822公担，内销柞丝中也有相当数量织成柞绸后再行出口。⁽⁵⁷⁾在产值上与桑蚕丝相比也在不断提升，1860年为27.71万关两，在丝绸类出口值中占1.17%；1869年上升为45.18万关两，占2.32%；到1894年又上升为193.96万关两，占4.55%。⁽⁵⁸⁾可见柞丝生产在中国整个蚕丝事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这主要也是来自柞丝和柞绸外销的增加，而且由于柞丝绸作为中国的特产在世界市场上并无竞争对手，“世界野蚕丝的需要，几乎全部仰给于我国”，⁽⁵⁹⁾其增加的幅度，犹较桑蚕丝为大。

另外，传统丝织手工业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其中的某些年份，由于生丝出口的增加影响了内销供应，危及部分丝织手工业者的生计，某些地区曾经发生过丝织手工工人捣毁丝厂的暴动。广东南海县本为手工丝织业繁盛之区，“江浦、九江、西樵一带，机工不下万余人”。⁽⁶⁰⁾1881年，江浙蚕茧歉收，又有豪商胡雪岩囤购居奇，上海生丝出口剧减，欧美商人于是转向广东求购。广东土丝大量输出，内销不足，“土庄丝愈寡，至市上无丝可买，机工为之停歇”，⁽⁶¹⁾遂迁怒于专营出口的蒸汽缫丝厂。光绪七年八月十三日（1881年10月5日），“机工云集”，“倡言机器害其本业，不如聚众前往拆毁，一唱百和，当场纠集机工二三千人……拥往学堂乡将该村陈植榘、陈植恕开设之裕昌厚丝厂缫丝机器尽行捣毁”，⁽⁶²⁾又打算捣毁同乡的继昌隆及其他几家丝厂。风潮扩大，后为官府各打50大板所弹压。⁽⁶³⁾

这次事件为人们所悉知，但充其量只是一时一地的局部现象，并不能就此说明丝织生产已陷入困境。即使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中国丝织手工业中心江南地区处于战乱之中，“大宗商贩裹足不前”，机户或被编为“营”、“衙”，从事生产，大多则“纷纷停织”，星散逃亡，遂使“各路绸缎滞销，机多歇业”，⁽⁶⁴⁾丝织生产几近瘫痪。但是，这毕竟也为时不长，传统手工业特有的韧性，使之不久就恢复了过来。从总的情况看，这一时期，丝织生产处于不断发展，日益繁荣的状态。正如苏州丝织业者所说：“吾苏丝织业历史悠久，出品精良，海通以还，外销大畅，益呈蓬勃。有清一代，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居，万户机杼，彻夜不辍，产量之丰，无与伦比，四方客商，群集于此，乎居全国丝织业之重心，而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以为断”。⁽⁶⁵⁾

根据《海关关册》的统计，1860年绸缎出口值212.38万关两，1879年为449.9万关两，1894年则达841.55万关两，为1860年的3.96倍。⁽⁶⁶⁾在全国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呈上涨趋势：1860年为5.34%，1879年为6.22%，1894年为6.57%。⁽⁶⁷⁾从鸦片战争前夕到1894年间，丝织品的出口量折合生丝，由0.44万担增至2.21万担，增加了1.77万担，增长了4.03倍。同期，丝织品的内销量折合生丝从5.06万担增至5.49万担，只增加了0.43万担，不过增长8.50%。绸缎内销与外销的比例，也已由1840年前的1∶0.086上升为1∶0.402，比前增加了3.67倍。⁽⁶⁸⁾凡此种种，均表明尽管这一时期丝织品内销还大于外销1倍以上，但丝织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与国际市场的需求扩大有关。

柞丝绸的出口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柞绸出口主要销往法国、美国、瑞士，1890年尚不过775公担，5年后即翻了1番，达1585公担。同期柞蚕丝的内销量由8467公担上升为9072公担，⁽⁶⁹⁾增加的部分全部是用来织造柞绸出口的。

中国丝绸业长期来具有“谋国外之发展”的内在要求，近代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客观上与诸如丝绸这些行业扩大海外贸易的需要相适应，诚如丝绸业人士所说：“绸货销路为最多，销地为最广……吾人所造之绸货，惟有恃国外各市场为挹注之地”。⁽⁷⁰⁾庞大的丝绸生产能量和发展潜力，绝非人民生活贫困落后的国内市场所能包容，能否不断开拓和长久维持世界市场，决定着中国丝绸手工业的盛衰。但是，这样一来，国际市场也就左右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并且一步步地按照自己的面貌对之加以改造。随着欧洲织绸业工厂化生产的进步，对生丝品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与中国小农土法缫制的生丝以及生丝市场交易与经营上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起步的。到1894年，广东各地有丝厂75家，上海有蒸汽动力丝厂12家，⁽⁷¹⁾无论在家数、雇工数和资本总额上，都在此期中占有最大比重。

近代机器工业是作为传统手工业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一发展起来，就开始挤占手工缫丝的出口份额。1881～1882年，广东出口土丝11526关担，尚无厂丝出口的记载，次一年度，厂丝出口1254关担，已占广东生丝出口总量的13.12%。两年后，厂丝出口量增加为3437关担，所占出口总量比重也超过半数，达52.45%。此后一路上升，到1894～1895年，厂丝已出口18179关担，占89.38%；而土丝的外销则不断下泻，此时只有2159关担，仅占10.62%。⁽⁷²⁾同年，由上海出口的厂丝也首次在《海关关册》上列载，为4344关担，价值232.43万关两。⁽⁷³⁾但是截至1894年，在全国生丝出口量中，厂丝仍不过2.25万关担，⁽⁷⁴⁾只占外销总量8.32万关担的27%；在全国桑蚕丝总产量的16.02万关担中，厂丝的比重尚不过14.06%。⁽⁷⁵⁾

与缫丝业相比，丝织业则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发展，尚未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期间外国商人和洋务大员曾经几度设想兴办机器织绸工厂，试图以此提高丝绸质量，打开欧洲销路，结果都没能成功。

第三，那些既不与西方机制工业品争夺市场，又未与国际市场发生联系的传统手工业，大多仍沿着传统轨道运行。这种类型的手工行业，可以四川井盐业为代表。

四川井盐的开采历史悠久。由于井盐生产的特殊需要，18世纪时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鸦片战争后，井盐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19世纪中期，已能开采千米左右的深井浓卤和普遍采用高压天然气。此时四川井盐产区，井深普遍达到200～300丈，而明代井深只六七十丈，清代前期亦不过百丈。“井浅者咸轻，井深者咸重”，⁽⁷⁶⁾盐井深度是与卤水咸量成正比的。同时，“深井出大火”。清道光初年，利用天然气煎盐者尚少，“时烧盐者率以柴炭，引井火者十之一耳。至咸丰七八年而盛，同治初年而大盛”，⁽⁷⁷⁾自此，以天然气煎盐日盛一日，“取火为烧料者占十分之九，炭灶占十分之一”。⁽⁷⁸⁾井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数倍，一个工人平均日产食盐，已由20～40斤增至百斤左右，遂使井盐产量大幅度提升，加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影响，川盐取代了淮盐在两湖的销区，给井盐生产以强有力的刺激，年产销总额达到8亿多斤。

生产的扩大促使井盐业资本积累加速。19世纪90年代时，平均年利黄卤井为5590元，黑卤井达13837元，甚至有高达5万元以上的，⁽⁷⁹⁾于是出现了一批“富甲全川”的盐业巨头，资本额从数十万两到百余万两不等。商业资本投向手工业生产的情况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咸丰年间，陕西商人控制了犍乐盐场生产“济楚盐”的10大井灶中的6个。⁽⁸⁰⁾同治以后，更是“川省各场井灶，秦人（陕西商人）十居七八”。⁽⁸¹⁾雇佣劳动也得到了普遍发展，犍乐盐场的“吴景让堂”雇工“总数在千名以上”；⁽⁸²⁾“王三畏堂”亦雇工1200多人。⁽⁸³⁾富乐盐场的“李四友堂”雇用的各类劳动者竟有2000余人。⁽⁸⁴⁾出卖劳动力者通过“人市坝”与资方进行两厢情愿的交易，两者之间仅有雇佣关系，并无人身依附。⁽⁸⁵⁾佣工自食其力，“日取酬值，可以食五口”。⁽⁸⁶⁾

井盐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十分细密，“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灶、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⁸⁷⁾等。工人专操其业，“为烧匠者，好为煎烧；为筒匠者，好为转水”。⁽⁸⁸⁾19世纪70年代，一个日推卤水20余担的盐井，“雇工四十名，水牛十五条，月产盐八千斤到一万斤”。⁽⁸⁹⁾若是一口日产百担卤水的盐井，从汲卤到煎烧共有工种37个，需用工人近100名。⁽⁹⁰⁾

总之，时至19世纪后期，四川井盐业的独立发展，已经具备了工场手工业发展成熟的全部要素，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过渡，应是它的内在要求和历史趋向。我们好像看到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就要从这里产生出来了，但是遗憾得很，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近代机器生产仍然一直没能在四川井盐业中露面。

第四，一些中国本来没有或未形成生产规模的手工业，由于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勃兴，草辫业是一个典型。“草帽辫业，非中国古法，其传入中国也，当在道光咸丰之交。或云烟台英国洋行之指导，或云法国传教士之口授，然自来为农家妇女之职业”。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治年间，福建省有外人传授制法，用于当时福建水师制作草帽，“是为吾国草帽辫业之嚆矢”。无论其创于何时，起于何地，传于何国，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近代以后由外国人介绍到中国来的手工行业。

世界上草帽辫的制作，以西欧为早，随之传到美国。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草帽辫业，以意、德、瑞（士）3国为盛。60年代前后，草帽辫业传来东方，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最初开始于山东沿海，后经外国传教士组织大批农家妇女从事编织，逐渐推广全省各地。外人将草帽辫编织技术介绍到中国来，是看中了中国劳动力极其充足，价格十分低廉，同时也具备熟练的手工技能，麦草来源又非常丰富。而草辫业传来中国之时，正是农村经济凋敝，传统棉纺织手工业受到冲击，迫切需要从事任何一种新手工业以维持生计的时候，草辫业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草辫的编结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又使许多急于谋生者不致望洋兴叹。于是，草辫手工业在中国迅速兴起，“产地甚广，南起闽、浙，北至豫、冀、鲁、晋，无不产之”。⁽⁹¹⁾

草辫业仍然采取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但却是完全的商品生产，而且是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在草辫生产发达的地区，常由包买商组织生产，发放原料给散处乡间的村民，编结成辫后领取工资。也有一些出产草辫的地区，农民每于秋收之后从事编结，成品由商贩收买转卖于辫庄、辫行。收购来的草辫均由辫庄、辫行打包运至通商口岸，经外国洋行之手输往国外。草辫的出口始于19世纪60～70年代之交，由于品质强韧而价格低廉，颇受欧美市场欢迎，出口量一路上升。1874年输出草辫16616担，1884年为78166担，1894年已达120609担，20年间增长了6.26倍。⁽⁹²⁾一时间，草辫成为仅次于丝、茶的重要出口商品，“为吾国出口货之大宗”。⁽⁹³⁾郑观应因此说：“就我夺回利益言之，大宗有二：曰丝茶……次则北直之草帽辫”。⁽⁹⁴⁾

草辫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于改组农村经济结构，促进自然经济向以市场需要为目的的商品经济转化，起到了一定作用。有一部分农民从传统经济中分离出来，其产品最终流入国际市场，具有了非同以往的特点。在有些地区，草辫业甚至似乎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从烟台开埠起，草辫业就成为“山东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⁹⁵⁾龙口、登州、莱州农民“几无户不兼操斯业”。⁽⁹⁶⁾据说农家妇女以每天赚取50文计，可以使她们的生活过得较为舒服。⁽⁹⁷⁾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但不无小补则是可能的。草辫生产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力，利用了农隙空闲时间，给贫乏的农村经济以某种扶危济困之助，所以有人著文称：山东、直隶等地农村的这一副业，“是我国财政上一大助力”。⁽⁹⁸⁾

在草辫产区的集镇，草辫贸易蔚为大观。上海、天津、烟台等地的商人也来此购买，或通过行庄向农家预定。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草辫市场，如山东掖县沙河镇，居民以草辫为惟一营生，⁽⁹⁹⁾不仅每年自产草辫4万包，价值500万元，也成为附近地区草辫的集散中心。⁽¹⁰⁰⁾镇上有辫庄五六十家，年集散草辫1.5万担，“该县商人，如张、杜、丘、徐诸姓，皆以此起家”。⁽¹⁰¹⁾适应着草辫生产和外贸的需要，出现了专业的草辫行庄商人。他们在内地村镇收购草辫，运往通商口岸出口，虽与外国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非洋行雇员，亦非附属于洋行的买办商人。

草辫手工业的勃兴还刺激了一些城市经济的繁荣。烟台开埠以后，商业逐渐发达，其功首推土产出口，土产之中，又以经营草辫、花边、发网者资金雄厚，决定着烟台城市经济的荣枯。尤其是草辫，为早期烟台港出口贸易的代表性货物。1887年出口值占烟台出口货物总值的38.1%，1894年更上升为82%。在胶济路通车，青岛港崛起之前，烟台一直是中国草帽辫的最大输出港口。经由烟台输出的草辫，1874年为13176担，1884年为34796担，1894年为60238担，分别占当年全国草辫输出量的79.30%、44.52%和49.94%。⁽¹⁰²⁾到青岛港取而代之成为最大的草辫输出港以后，烟台经济“几有江河日下之忧”，可见对草辫业的影响之巨。

但是，完全为了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草辫业，它的盛衰也就完全视国际市场的行情为转移，也就必然更多地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在草辫业务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外国洋行。这些洋行享受着种种特权的保护，通过控制草辫的市场价格操纵着草辫业的生杀大权。外国商人低价购取中国生产的草辫出口，每担不过售银十六七两，制成草帽后再运回中国销售，则每打就售银十余两。一进一出价格悬殊，颇堪惊人。中国的廉价劳力和丰富资源助成了外人财富的增长，但外国商人并不想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而是使草辫生产始终维持在家庭劳动的低级水平，因为对于外国资本来说，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最便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另外，草辫的出口贸易也并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福利，“编制者并无厚利之可言，每日所获不及银元二角”。⁽¹⁰³⁾草辫的生产者和贩卖商都要受到洋行的盘剥，洋行常常百般刁难，压价收买。它们经常使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国外市场若实际需要5万担草辫，订货时必订10万担，到期收齐后，则故为挑剔，多方吹求，即使合式也要退货，结果当然是经营草辫的生产者和商人遭受损失。华商资本薄弱，只求尽快将货物脱手，一旦受到洋商刁难，既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另找买主也有很多困难，不得不任人宰割，忍痛以低价出卖。近代中国适应国际贸易需要而开发出来的新手工业的经济利源，几乎全为外国资本所垄断，它作为外国资本的一种进益源流，溢出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渠道。诸如草辫业、花边业这样的新手工业，既受国际市场左右，又受外国商人控制，实难获得正常发展，旋兴旋灭是其难以摆脱的宿命。在下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最后，一些手工行业无力抗拒洋货的竞争，生产急剧萎缩，终至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遭遇了灭顶之灾的是传统的土针、土钢手工业。

中国土法制针是用钢丝凿孔磨尖，耗工费时，代价高昂，而进口的机制洋针质量精美，价格极廉，且不断降价。1860年进口价每千根0.51关两，1894年降至0.14关两，不到原来的1/3，销至内地一文钱可买洋针两根，很快就挤占了土针的市场。洋针进口量1868年为51789.8万根，1894年增至242172.4万根，增长了3.68倍，中国原有的制针手工业随之迅速凋敝。苏州制作的“苏针”质坚不脆，遐迩闻名，但与洋针相比成本高，售价贵。制针作坊清中叶时已有多家，在洋针倾销下停闭相寻，20世纪初只剩下一二家仍无法维持。⁽¹⁰⁴⁾滇西鹤庆的手工制针，在“洋针未入口之前，鹤制为各属所需，嗣以洋针物美价廉，浅见者遂自弃其所制而用之，利权遂为外溢”。⁽¹⁰⁵⁾山西晋城县大阳镇本以制造土针为业，所出“大阳针”行销各省，远至中亚，洋针倾销后，勉力挣扎到19世纪80年代，终因成本较高，价格不能降到90根售50文以下，逐渐淘汰。安徽宿松“专制成衣匠及妇女刺绣需用之针，从前所出亦广，近因洋针销售日多，制针营业日渐衰落，业此者遂寥寥焉”。⁽¹⁰⁶⁾广东佛山也是手工制针业的一个中心，鸦片战争前曾盛极一时，已有商人资本支配下的家庭劳动形式，50年代还维持着土针作坊二三十家，从业人员数千人，后在洋针排挤下急剧败落，到20世纪初只剩下寥寥几家，⁽¹⁰⁷⁾土针生产实已微不足道。

中国的土钢生产历史也很久远，形成了安徽芜湖，湖南湘潭、邵阳等土钢生产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土钢手工业面临着外国钢材的强劲冲击。人们最初以洋钢质量不如土钢，不愿使用，有些地方还禁其入境，但是终因洋钢价廉质优，规格划一，便于再加工，土钢实无法与之竞争，所以尽管“中国商人很感到它的品质可疑，但是贫穷阶级制造工具时就很需要这种钢”。⁽¹⁰⁸⁾洋钢输入量与年俱增，1860年为27万担，1880年增至80.7万担，20年中增长近2倍。在第一个10年中，沿海口岸的土钢市场已全为洋钢夺占。此后洋钢深入内地，土钢受其挤压，地盘越发缩小。芜湖出产的芜钢，明万历前即已闻名，钢产品如刀剑、剪刀、犁头等亦为人称道。清乾嘉间为芜钢极盛期，“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¹⁰⁹⁾19世纪60年代时，芜湖钢坊尚有14家，自光绪初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洋钢进口激增，土钢坊大都歇业，到1884年仅剩1家，90年代末连这硕果仅存的1家也归于消灭，盛极一时的芜钢成了历史上的陈迹。⁽¹¹⁰⁾湖南的土钢业亦未能苟延残喘多久，50～60年代，湘潭有苏钢坊40多家，邵阳有条钢坊20余家，因洋钢排挤，土钢没有销路而接踵倒闭，到20世纪初年只剩下湘潭的3家和邵阳的8家，不久即告绝迹。⁽¹¹¹⁾中国的土钢生产终于在洋钢的打击下败落殆尽，“通商以后，洋商以机炉炼出之钢输入，此业遂辍”。⁽¹¹²⁾

综上所述，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这段时间，由于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由于进口机制工业品的猛烈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已经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现出复杂的状况。商品之间出现竞争的前提是彼此在效用上的相似性，就是说商品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商品之间的效用替代率愈高，竞争就愈剧烈，例如，洋针、洋钢、洋纱等，在效用上几乎可以百分之百替代土针、土钢、土纱，这些手工产品自然就面临着剧烈的竞争；而煤油只能在照明上替代植物油，不可能在食用上替代，相对而言替代率就要低得多，竞争也就缓和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产品，一时尚没有相应的洋货来替代和排挤，因而暂时尚未面临竞争，相反还会由于对外贸易的刺激而兴盛起来。同时还要看到，洋货输入有一个不断累积和扩散的过程，而与小农经济结合得异常紧密的中国手工业生产又在顽强地抗拒着机制产品的进攻，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尽管传统手工业的地盘已被不断侵袭削弱，尽管手工业者已经“痛感无生活安定如前之逸乐”，⁽¹¹³⁾但是除了个别行业一败涂地以外，大多数手工行业一时尚得以勉强维持于不坠。

更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