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手工业的危机

二、甲午战争后手工业的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情势。

（一）外力冲击的进一步加深

中国传统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全面接触，开始于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前的50余年间，共辟有通商口岸35处，从沿海沿江逐渐向内地蔓延，已经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甲午战争后到1914年的20年间，列强强迫清政府新开放的口岸就多达53处，⁽¹¹⁴⁾达到了开埠通商的高潮。此后又陆续增开10余埠，使中国的通商口岸共达100余处，外国商品已经几乎没有它们不可以到达的地方。

一方面，伴随着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资本主义各国竞相攫取修筑铁路的权利。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在中国大力经营远洋航运和沿海、内河航运，外国轮船开始侵入到长江上游和运河流域。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推销机制工业品和掠夺原材料。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还是通过商品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话，那么，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输出商品，而开始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马关条约》不仅给予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的设厂制造权，而且给予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以同样的特权和优惠。到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则更进一步将设厂制造的地点从“通商口岸城邑”实际上扩展到内地任何地方了。本来，进口洋货在中国推销，中国的手工产品已经很难与之竞争，如今又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同样享有洋货进口的种种特权，结果自然是置中国传统手工业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这一时期，外国商品更加强了在中国的促销活动，其财大气粗、声势夺人固已为前一阶段所罕见，而具体的实施亦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煤油是这一时期扩张得最快的一种进口商品，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孚油。19世纪90年代中垄断了美国石油事业的美孚油公司，1894年来华设立办事处，1901年后在上海占地建油栈，1904年开始正式营业。短短几年间，就使美孚油销量由每年平均200万加仑增加到近600万加仑。在推销过程中，美孚油公司特别注意利用中国旧有的商业网络，它在各大城市设分公司，在内地城镇设销售点，利用与城乡粮店、坐庄有关系的粮栈或与村镇小杂货铺有业务往来的杂货店，作为“经理处”或“代销店”，将分公司批发的美孚油再作批发，乡下的小铺、小贩则作零售业务。为了促销煤油，美孚油公司起初还制作了一种铁皮座玻璃罩的煤油灯，刻上“请用美孚煤油”字样，采用买两斤油送一盏灯的办法招徕顾客，遂使美孚煤油深入穷乡僻壤，即使边远小镇，也可看到挂着经销美孚油牌子的小店。云南城乡的榨油业，原来一部分供食用，一部分供照明，滇越铁路通车后，美国的美孚油公司、英国的亚细亚公司大量运入洋油，“两公司在云南每月进口数量，总计为1.275万箱。以当时价值每箱20元计之，合25.5万元，每年合306万元”。如此一来，云南榨油业顿感危殆，民国初年，昆明福星等三家油料商号呼吁：“窃以油行开设，原为利商便客，近因油料稀少，又为洋油充销，电灯时行，现在三行生意困难至极”。⁽¹¹⁵⁾在广东汕头，1892年进口煤油249.78万加仑，1896年增至347.86万加仑，1901年再增至709.60万加仑。⁽¹¹⁶⁾土产可作照明用的花生油销路因此大受影响，踏入20世纪，广东省落花生的种植亩数呈明显锐减之势。

另一家英美烟业大资本合组的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对华经销上也是不择手段。它于1902年成立于伦敦，随即取得在中国的烟草经销权，推销纸烟、雪茄和烟叶。1902～1914年间，它陆续收买和建立了上海、汉口、天津、沈阳等6家卷烟工厂，并取得了其产品在华销售时与中国土烟同等纳税的特权，使应纳税率由7.5%降至2%左右。它划中国为15个区域，设5个部分辖，而实际的推销工作则完全由中国的代理商号和买办进行，远至腾越、思茅，小到周村、枣庄，都有其代理商，有的自行设号，有的组织公司，有的“到处讲演，竭力提倡”，也有的肩挑车推，沿途叫卖。就这样，英美烟公司的销售网遍布各地，垄断了中国的卷烟生产和销售。

比较起来，日本商人的推销术要更胜一筹。1906年，日本5大棉纺织公司——大阪纺绩、金山制织、天满织物、冈山纺绩和三重纺织，结成了棉布输出组合，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委托三井物产会社统一在中国市场上经销棉纺织品。它在中国许多内地城市设立办事处，直接交货给零售商，避免了大量中介人的佣金费用，同时尽量压低单位商品的利润率，以争夺市场。有人曾经做过计算，日本商人售卖本色布，大约打出1%的利润，且将货物直接交到消费区的零售商，而欧美商人售卖同样的织物，则先要打出3%的利润，再付1.5%的佣金给买办，转运批发的中间商号还要再加上一些转手利润。两相比较，日本棉纺织品要便宜得多，⁽¹¹⁷⁾自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更绝的是，与欧美商人坚持现金交易不同，日本商人熟悉中国的商业习惯，准许中国零售商赊账买卖，并可以用土产，如大豆、豆饼等，抵充购买棉纺织品的价款。⁽¹¹⁸⁾这种以信用方式进行买卖的手法，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横暴的特权加上狡猾的伎俩，很快就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囊括了中国的洋纱洋布市场。“其棉布贸易之大部分，最初集中于东三省及北部各省，渐次扩充于中部及南部各省，着着均奏成功”。⁽¹¹⁹⁾

实际上，这种对中国传统商业渠道的尽量利用，对中国消费者心理的竭力揣摩，是各家外资厂商的共同手法。“（外国）制造业者和商人认为要生产合乎中国市场需要的商品，必须不顾一切地模仿本地的样式，甚至模仿他们的缺点，模仿驰名的牌号和商标”。⁽¹²⁰⁾80年代中期，伦敦的一家棉纺织厂主就曾试用丝光布代替中国的绸缎，仿制中国民间的寿衣布。到后来，外国商人甚至连包装是用红纸还是蓝纸，捆扎是用白带还是黑带，都要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心理，投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当时在中国比较畅销的“洋绸”，就是仿造中国产品或者吸取中国经验制成的：洋宁绸是仿制的南京绸，洋累缎是仿制的苏州缎，洋湖绉则是模仿湖州特产。日本的棉纺织厂商还曾专门派人到江苏南通、山东潍县等地刺探，搜集当地出产的各种土布货样，然后改进工艺，用机器仿织土布，在市场上跌价销售，以与南通、潍县土布竞争。

与此同时，外国厂商又充分运用近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提高品质，降低成本。例如，输华洋绸一般纯丝者少而丝棉交织者多，混用低于生丝价格的原料，进行化学新工艺处理，又系机器制造，门幅较宽，价格低廉，为普通消费者所乐用。有一种“泰西缎”，亦称“羽毛绸”，经纬均系丝光棉纱织成，成本极低，然而经过烧毛轧光新工艺处理，外观极像纯丝织物。幅宽32英寸的“泰西缎”售价，在内地每市尺为0.17～0.22元，上海附近仅0.12元，只及国产绸缎的1/3～1/4，一时间，“几致无处不售泰西缎者，亦几致无人不服泰西缎者”。⁽¹²¹⁾还有一种“来自日本丝经棉纬之‘东洋缎’，销路最广，外观优美，不亚丝货，而价格又廉”，⁽¹²²⁾成为盛销一时的舶来品，严重威胁着国产绸缎的市场。苏州的特产纱缎，原来“销路以北五省为大宗，自庚子以后，该处盛销‘东洋缎’，而销路遂夺于日商”。⁽¹²³⁾浙江濮院镇出产的“濮绸”，形如湖绉而轻便过之，向来价廉销广，亦为“东洋缎”所攘夺而销路日滞。

在1894～1914年中，进出口商品绝对值均有所增长，但是进口值增长大大超过出口，根据海关的统计计算，这20年中，外贸入超增长5.3倍。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产品输出的偿付无力，机器工业尚在襁褓之中，而传统手工业历来担负的平衡外贸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大量倾销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将在市场上对中国幼稚的机器工业，尤其是衰疲的手工行业形成何等巨大的压力。

另外，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这一段时期内有了初步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机器大工业是作为传统手工业的对立面和替代者而出现的。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原则上同样如此。例如，在此期间，国产机纱逐渐成为瓦解农村土纺业的主力，而民族资本的缫丝工业，也夺去了中国蚕丝生产的半壁江山。甚至连小小的制鞋业，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况。例如，20世纪后，“福州的制鞋手工业正遭遇到剧烈的恐慌。制鞋业中有事可做的仅500人，失业者则达1000人。来自上海的成品鞋正成为传统制鞋业的竞争者，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进口鞋，遂压垮了福州原有的制鞋业。”⁽¹²⁴⁾

当然，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一样，同样受外国资本势力的排挤。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命运。因此，在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并非仅止于单纯的排斥与被排斥，也有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维持着一损俱损、共存共荣的局面。例如，大生纱厂和南通的手工织布业，就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实际存在。在这里手工织布业的原料棉纱，为大生纱厂提供了有利的商品市场。手工织布业的存在直接维系着大生纱厂的发展。当然，在外国资本大举入侵的条件下，这种局面只能是暂时的，最终仍是手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共损。20世纪20年代南通土布业的衰落和大生纱厂的危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¹²⁵⁾

（二）生产经营方式的落后

在国内外机制工业品大举进攻、步步紧逼之下，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颠踬徘徊。

1.工具因循守旧

直到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手工行业仍然一直使用着早已定型并广泛使用的旧式工具，沿袭了数百年而毫无改进，操作方法也一仍其旧。丝织业使用的依然是明代即已定型的旧式木机，“织造提花缎纹织物要有两个人上机，织匠常常使唤他的学徒作为助手，织匠在下面进行梭织，助手则坐在织机顶端配合提拉通丝线”，费工多，效率低，“织成一匹长五十英尺的成品缎，需要10至12天”。⁽¹²⁶⁾当时仿制门幅2.2英尺，长度25码的“泰西缎”，3人协力共织，甚至需要3个星期才能完成。而在国外，法、日等国使用手拉提花机的工效为旧式木机的4倍；使用电力织机工效更达10倍以上。棉纺织业中的旧式投梭织机，大致与丝织业中的“腰机”相同，亦在明代即已定型，“从此以后，织布机的结构大体固定下来，直到清末民初，未有任何重大改进”。⁽¹²⁷⁾这种织布机有几大缺点：一是织工不时地要停下来，把织好的部分卷到身前的布轴上，使织布的操作常常中断；二是织布的速度很慢，大约每分钟平均仅可打梭30次左右；三是织工以双手投梭，不但两臂极易疲倦，而且布幅宽度也受到限制。丝织业中的“花机”，则因与棉纺织手工业的农民家庭副业的生产条件不相符合而遭摒弃。旧式手工纺车的效率就更为低下，每三四小时所纺纱只能供一小时织布用，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棉纺织生产发展的“瓶颈”。不少研究者比较过机制纱与手纺纱的劳动生产率，赵冈认为：“新式纺纱机与旧式纺车的生产力，真有天壤之别。用旧式纺车一人每天十一小时可产半磅纱，而使用1930年代的纺机，每个工人可以一天生产十六支纱22磅。即使不计算纺前与纺后各项工序的时间节省，双方生产力之差异至少是44∶1”。⁽¹²⁸⁾严中平则计算机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手纺的80倍。甚至还有估计更高的。艾尔·马查尔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概要》一书中写道：“上海棉纺厂的工人，与以自家纺车劳动的农民相比，劳动生产率要高出200～300倍以上。”⁽¹²⁹⁾估计尽管不同，差别甚至很大，但是机纺比手纺生产率高出许多则可断言。

2.产品质量低劣

中国传统手工业中，自然不乏颇可称道的精良技术和精美制品，但由于生产条件、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差距，与外国机制工业品相比总体上处于技术落后、品质窳败的劣势。以棉纺织业而论，利用纺车纺出的手纺纱不但粗细不匀，而且抗张力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土布匹长很短，织工每织成短短的一匹布，都要再次重复调纱、穿综、度经等费时费力的工作，不胜其烦。等到较木机张力远为强大的铁轮机被采用后，手纺纱的缺陷就成了致命伤，显得格外严重。⁽¹³⁰⁾而使用投梭机织出的土布，布幅狭窄，“每匹布料不切实用，通布（南通土布）的长度，做两件男长袍，不够裁制；做一件男长衫和一件女旗袍，又有余料。门面长度，两不经济，自难受顾客欢迎”。⁽¹³¹⁾同样的问题，在丝织业中也很严重。国外丝织品以电力织造，门幅较阔，而国产绸缎限于人力抛梭，门幅较窄，“不合外国妇人裁衣之用”，⁽¹³²⁾自然日渐遭人冷落。

技术上的墨守成规亦令中国的手工产品处于不利境地。国外丝织品早已花样翻新，纯蚕丝织品、人造丝织品、蚕丝与人造丝交织品、蚕丝与棉纱交织品、人造丝与棉纱交织品等，层出不穷，“不仅成本低廉，而且美丽鲜艳，更能充分发挥丝绸轻柔坚美的特长”；⁽¹³³⁾而国产绸缎仍然全以农家手工缫制的土丝为原料，主要生产纯真丝熟织物，先染后织，工序繁复，产品虽有一定特色，但“定价高昂，行销不易普及，亦为大病”。⁽¹³⁴⁾时人指出：“我国之绸，仍用土法所织，西人虽亦爱之，然终嫌其质粗色黯，经纬线缕粗细不匀，挑丝疙瘩触目皆是，稍一揉弄，即已起毛。凡此诸弊不能改良，绸缎一业无望行销于外国也”。⁽¹³⁵⁾

在蚕丝产区，“许多乡村农家，还是用旧式的手摇机缫丝，都尚未知道新式缫丝的方法”。⁽¹³⁶⁾缫制的土丝由于“品质不纯，货样不符”，⁽¹³⁷⁾在国际市场上一落千丈。1869年5月的《上海新报》上，曾刊出一位英国华侨丝商的痛切提醒：“缘在中国办去丝经，价既高昂，路又遥远，兼之办去丝经到得西国，大半霉坏，即或有可用者，而粗细不匀，实难应用……加之外国机器既利人工，亦精所纺之丝，与中国丝相较，每一百元西人愿加三十元买外国所纺者，非西商不欲与华人共交易也。”⁽¹³⁸⁾然而言者谆谆，闻者藐藐，到19世纪末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土丝“条分不匀，或粗或细；线支多病，质脆易断；丝质不净，常杂乱头；扎缚不合，丝纹错乱。欲以此于世界生丝市场为剧烈之竞争，胜利之机会盖亦鲜矣”。⁽¹³⁹⁾反观日本蚕丝业，则“殚精竭虑，营业蒸蒸日上，阅时仅三十年，已乎执世界丝业之牛耳。……人进我退，相形见绌”。⁽¹⁴⁰⁾

3.生活时尚变化

西风东渐的不断浸淫，外来洋货愈推愈广，对中国社会的生活时尚和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服饰上，随着西装革履的逐渐流行，毛织物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本有毛织手工业，但多是织造毡、毯等物，至于以制绒织呢，或取以与棉交织，则向乏此种制造能力，惟有仰给予外货。据海关报告清光绪初年，毛织品的输入额约值400余万关两，到民国初元，增加了1倍，从民国九年起，更超出了1000万关两，且“继长增高，势乃靡已”，到1926年，更达到4127.7万关两之多，以致引起了在华英商公会的莫大兴趣：“近年中国贸易中可注意现象之一，即为某数种毛货输入增加之速。……此事在以棉毛货为输入中国大宗之英国实为重要。”⁽¹⁴¹⁾毛货输入激增的原因在于，民国以后，知识分子中穿西服的越来越多，军队、学堂之外，邮电、警察、铁路，以及其他一些公用事业单位用呢绒作制服的也在增加。“又可注意者，即毛货销路增加之一原因，为中国政局之不安，殷实之家多移租界……沾染外人风习，多服呢绒。”⁽¹⁴²⁾呢绒开始作为普通衣料了。传统的毛织手工业不能提供人们现代生活对毛、呢织品的需求，又受到进口洋呢和国产机织呢绒的竞争，越发风雨飘摇。

制革手工业亦是如此。中国旧有的制革手工业，制作方法比较原始。19世纪末以后，国人改服西装之风日盛，无论男女皆以穿着革履为一时风尚，凡皮制之鞋、靴、箱、包，皆销路极畅。但是，传统的制革手工业“墨守旧法，制品日劣”，既不能提供适合需要的皮革，也无法造出人所乐用的皮革制品，因而在输出生皮的同时，“熟革及其制品之输入，则年有增加，损失颇为不赀”。

民国成立，人们的生活时尚愈趋愈新，如果说社会风气的变迁需要经过较长时段的话，那么，因政权的更替而造成的突变则往往来势迅猛，令人猝不及防。辛亥革命军兴，清朝土崩瓦解，一些服务于这一特定阶层的手工行业立即受到严重威胁。辛亥前，人们视玉石为最考究的装饰品，帝王、贵族、官僚的衣帽装饰不可或缺。辛亥后，清廷倾覆，风尚转换，玉石手工业市场大为萎缩。苏州的玉石手工业，本“冠绝一时，远胜他处”，“工匠技巧熟练，产品美轮美奂，且比他处价廉”，⁽¹⁴³⁾辛亥年间，“玉石作若干家，以及他项生理，悉于是时停罢，失业者数千人”。⁽¹⁴⁴⁾在江浙丝织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供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僚享用的绸缎乏人问津，销路顿失，“圆金、版金为前清旗装用品，业已天然淘汰”。⁽¹⁴⁵⁾另外，南京临时政府甫经成立，“革命执政诸公，首先提出剪发易服，以革陈腐”。⁽¹⁴⁶⁾“剪辫易服”是民国初年革旧布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革除清朝陋习，传布文明新风的重要社会意义。“发辫既去，而易服之说朋兴”，“群欲乘景运之维新，洗冠裳之陋制”，社会上“急趋风气者遂不免崇尚西装”。⁽¹⁴⁷⁾一时间，“辫发一物，顿觉稀罕，西式冠帽，风行一时”，⁽¹⁴⁸⁾丝绸织品由于本身柔软细薄的性质，难以充作衣料，势必要被质料厚实坚挺的毛呢织品所取代。丝绸业界不由得大起恐慌：“自毛织品盛行，竞尚新奇，眩人耳目，以致国货大受打击。苏地纱缎行销各埠，向称大宗，亦为舶来品侵夺殆尽”；⁽¹⁴⁹⁾瞻念前程，更加忧心忡忡：“近来剪发后所易之服，洋货多而国货少，则将来自由易服之群趋于外国原料，不问可知”。⁽¹⁵⁰⁾其后虽经相关行业的商民请愿抗争，政府于民国元年10月颁布了“仍以维持本国绸业为宗旨”⁽¹⁵¹⁾的《服制案》，把丝绸定为礼服用料，强调“在呢货未能自造之日，仍应遵用丝织品，俾国货得以维持，金钱不致外溢”，⁽¹⁵²⁾算是暂时缓和了丝绸业的恐慌。但是，《服制案》留下了“学生、军人、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¹⁵³⁾的缺口，对民间常服更无约束力，社会时尚毕竟不是一纸法令就能改变得了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传单写道：“现在市面上盛行东西洋来的哔叽、直贡呢，起初不过是一时流行品，后来却渐渐盛行起来了，无论女界同胞和普通社会，统统用起来了，以致我国绸缎布匹各种物品的销路，大受影响”。原因呢，自然是“东西洋各国的商人，晓得我国人的心理，专门制造可以替代国货的东西，运销我国，我国人偏偏欢迎它，爱用它……外货畅销了，国货自然少销了，实业也自然不兴了”。⁽¹⁵⁴⁾道理是不错的，但是，仅仅责怪国人“大半都穿着外国货，这种现象未免太没有爱国的观念”⁽¹⁵⁵⁾是不公平的，“大凡人之用物，必求其价廉而质美，非强权威力所得而挽也，非令名美誉所得而诱也”。⁽¹⁵⁶⁾生活时尚具有多变的特性，而时尚的变化有时足以导致不同行业的骤然兴衰，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潮流，“舍国货而用洋货”⁽¹⁵⁷⁾迟早会成为消费者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