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多元结构和手工业功能分析

五、中国工业多元结构和手工业功能分析

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习俗时尚和大众心态的递嬗衍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兴起发展，随着一些手工行业向近代机器工业的推移过渡，中国工业经济的传统格局和固有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代新生产力正以一种新型产业组织为载体，出现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大系统中。这种新生产力不仅在构成因素、组合方式、总体功能上，同它赖以产生的旧土壤相比表现出新的内容，而且在数量上也逐渐占有一定的比重。

就在新的生产方式发挥着它的“扬弃”功能，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改造、提高、排斥和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完成社会生产方式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同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扬弃”过程中的“亲和”现象。扬弃和亲和是生产力发展演化生命周期中同时发生作用的两种力量，从来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只有一种力量起作用的情况。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生产力的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和蜕变的过程，都离不开纵向的继承与横向的渗透。从纵向看，每一级和每一代生产力都必须以前一级和前一代生产力为既定前提和出发点，具有着纵向继承性，不可能凭空产生，在无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也无法跨越；从横向看，每一级、每一代生产力，在开放形态下都会受到其他级、代生产力的作用或影响，都具有横向的吸附性与流动性，使得较低代、级生产力不断向较高代、级生产力靠拢和转化，当然，也不排除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逆向运动。由此，新一代生产力无论是从原有系统内部自然演化而出现，还是从系统外部强行楔入而生长，都可能而且必然与原有的生产力交错并存，并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于是，在生产力新陈代谢的生命周期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四世同堂”的局面；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上，也都会合乎逻辑地出现数种生产方式并存共生的“多元结构”。在近代中国，这种结构表现得尤为明显，延续的时间也格外漫长。

（一）多元结构

中国以往并无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它主要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移植和发展起来的。它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扮演着越来越显要的角色，但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却丝毫没有减少，相反，工场手工业、包买主制手工业、相当于家内副业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即使比重有下降的趋势，现在仍然要数它们最为重要”。⁽³⁰³⁾此时的手工业生产，在中国工业生产中的地位，不仅是举足轻重的，而且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这从以下诸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见表30～表35），尽管这些数字只是大体的估计。在工业制造业产值中，手工制造业仍远远超过机器制造业，如表30所示。

1920～1933年的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与之相比，章长基、吴承明估计的1920年的近代机器制造业产值为88287万元，只及当年手工业产值的19.11%；巫宝三估计的1933年的近代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为218617.6万元，这个数字包括全部合乎工厂法的工业产值，包含外商厂，也包含东北在内，但也不过只是当年手工业产值的一半。由此，可以制成表31。⁽³⁰⁴⁾

表30　手工制造业产值估计

①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各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083页。

表31　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产值比较

国外有些学者对1933年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值作过分项测算（参阅表32）。⁽³⁰⁵⁾

表32　棉纱、棉布、生丝、丝绸、面粉、食用油的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比较

国内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产量，对1933年12种主要手工业产品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作了估算（参阅表33）。⁽³⁰⁶⁾

表33　棉纱等12种产品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比较

在对外贸易中，手工业也一直占据着显著的地位。甲午战争前，手工业产品在出口总值中占了绝大比重：1873年为6646.46万关两，占95.7%；1893年为9540.09万关两，占81.8%。⁽³⁰⁷⁾甲午战争后，国内机制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手工业产品依然在出口总值中首屈一指：1903年为10739.06万关两，占50.1%；1910年为15766.50万关两，占41.4%；1920年为21340.26万关两，占39.4%；1925年为23117万关两，仍占29.78%。⁽³⁰⁸⁾如除去农产、矿产等原料品，只以制成品、半制成品计算，手工业对机器工业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参阅表34）。⁽³⁰⁹⁾

表34　手工制品、半制品与机制品、半制品比较

如将全国工厂中使用原动力和不使用原动力的厂家数量加以对比，情况可能更有说服力（参阅表35）。⁽³¹⁰⁾

表35　使用原动力和不使用原动力的厂数比较

应该指出，由于缺少系统完整、详尽精确的资料，以上的统计（表30～表35）都只能是一种估算，而且，由于各人所据资料不同，使用方法各异，得出的具体数字也可能会有出入，但是，它们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这一时期乃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手工业生产是中国商品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着远远超过近代机器工业的重要地位。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机器工业续有发展，使用蒸汽、电气和内燃机动力的企业有所增加，但是，工业与手工业的企业和劳动者数量的结构关系并无显著变化。“全国劳动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断定，当时从事大型机器工业的劳动者人数约为350万人，与此相对，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则有1750万”，⁽³¹¹⁾成1∶5，而工业者中尚未包括犹如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家庭手工业者。

这种先进的机器工业与传统的手工生产共生并存的状态，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

首先是区域间的不平衡。一方面，是通商口岸、沿海沿江城市与边远内地的差别。与南部、东南部沿海先进地区相比，边远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简直落后了一个时代。19世纪五六十年代，闽广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已在经由洋经土纬到洋经洋纬的蜕变，大多数地区则依然信守土纱不放，“见有洋纱织者，则剔出不收”。⁽³¹²⁾八九十年代，珠江、长江三角洲新式缫丝业勃兴，农家已纷纷售茧而不缫丝，手工土丝生产已经一落千丈，内地诸省的近代缫丝厂则尚未登场。直到1902年，长江上游的四川三台，才有裨农丝厂问世，“先由直缫义（意）大利式木机丝车十二部肇始”，次年“新修厂房，增添六十部”，1905年“新建蚕室四间，并添新车四十部”，1909年又“添修茧库及缫丝工厂，添车一百四十部”，才算初具规模。⁽³¹³⁾此后，川省近代缫丝工业次第展开，但比起长江下游的上海、无锡，不仅时间上晚了20多年，规模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初年，东南沿海已经是机纱盛行，“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³¹⁴⁾而一些内地边远地区照旧“皆以自植之棉，自纺成布”，⁽³¹⁵⁾由于农家“多赖自行纺线，以资糊口”，所以洋纱不甚为当地纺织业者所欢迎。⁽³¹⁶⁾20年代以后，沿海先进地区的绸厂里已有电力织机高速运转，内地各省基本上还在使用着人工抛梭的土木织机。例如，民国以后，河南等地的丝织业渐有抬头，时人每以“孺妇会络经，满山梭子声”的场景而颇感自豪，其实这只不过是传统农家副业生产状况的写照。直到1929年，才有人提出《整顿豫绸初步方略》，针对豫省丝绸生产的落后现状，计划引进和推广铁木手拉织机，组织和创办丝织手工工场。据说“不一月间，四方响应，豫省各产绸区域，闻风兴起，共谋奋斗，以图改革”，⁽³¹⁷⁾但与先进地区的沪、杭、苏等地相比，亦已经晚了20年。有人调查所见，直到20年代后期，内地边远省份的机器工业还是寥若晨星，传统手工业的地盘依然十分稳固。例如，在广西“一切生产部门中，即织布、金属加工、制革、木材加工、酿造、饮食、烟草等行业中，手工业者的手工劳动并未动摇，仍然占着压倒性的地位，供给居民充足的消费，而无须利用国外、省外输入的商品，甚至也不待使用农家副业生产的产品。全省从事手工业的人数约有十万人，超过了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³¹⁸⁾

另一方面，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的差别。有些近代工业已经在一些通都大邑出现，或已居于优势，而同一区域的乡村地带，则似乎很难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固有地位并未受到严重摇撼，旧式生产工具仍在继续沿用，旧的经营方式仍在继续维持，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那种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副业或城镇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尔滨为北满机器榨油业的中心，有“英、德式之新式制油工厂二十余所”，同时“附近有旧式油坊一千以上”。⁽³¹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城内近代绸厂早已兴起，而郊县农村，“手工业方面以织缎为最著名。乡间有庄号五六十家，专发原料给农家妇女织造，此类农妇，数在几千以上。每年所出苏缎、纱缎、素缎，价值三百余万元”。⁽³²⁰⁾江苏镇江的特产“江绸”，亦为“农家妇女副业之一”。⁽³²¹⁾另一丝绸产地丹阳，几乎没有“添备新式织机以适应环境”的绸厂，清一色还是沿用旧式工具以维持生存的丝织机户，“全县机户约有二千余家，多散处乡间，其号称‘大机户’者，约有机十余架，小者仅一二架而已”。⁽³²²⁾在著名的“丝绸之乡”盛泽镇上，已经有人开始了电机织绸事业，但是近在咫尺的周边农家机户则依然故我，手织不辍。时人调查，盛泽“丝织业可分为两种：一是纺绸业；二为电机织绸业。前者为该邑历史悠久之手工业”。⁽³²³⁾两者加以比较，电机织绸尽管日有发展，但在产值和产量上均未达到与手工纺绸业平分秋色的地步，丝绸产量的绝大部分，还是出自四乡农民之手，“查盛泽四乡乡民重织轻耕，以丝织生产为主要副业，即全区商业之荣枯，亦以丝织生产之盛衰为转移”。⁽³²⁴⁾20世纪初开始，四川省的三台、乐山、重庆、合州等地，渐有近代丝厂出现，据说“颇著成效”，⁽³²⁵⁾但是遍布川省农村的，仍然是蚕农兼业的家庭手工缫丝。1910年，川省有缫丝农户14万户，产丝2174万两，缫丝农户在500以上者有18个州县，其中1000户以上者为11个州县，内江、阆中等县近1万户，西充3.7万户，三台5.9万户。⁽³²⁶⁾即使在浙江省，1927年已有15家近代丝厂，年产厂丝约225吨，而直到1931～1932年，全省各县土丝产量据不完全统计仍有4250吨，比厂丝高出10多倍。⁽³²⁷⁾

其次是行业间的不平衡。一些行业已经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另一些行业则停滞不前；一些行业中已经出现近代工厂；另一些行业则仍然沿袭着传统生产方式。各行业的发展并未同步合拍，更没有整齐划一。这种现象，在不同行业间固然如此，即便在同一行业之间，同样如此。例如，榨油业中，“大豆油之制炼厂，大都集中于辽宁，而规模较大者，多为外人所经营。桐油之精制厂，均集中于汉口，花生油之制炼厂，皆在青岛，其他植物油之制造，则罕有来自新式制油厂者”。⁽³²⁸⁾

在同一地区内，缫丝业的机械化程度及对小农手工劳动的取代率往往比丝织业高。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缫丝工业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勃兴，丝织生产则仍是旧式木机、土法织造的一统天下，成为吸纳当地手缫丝的渊薮，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的丝织手工业，“仍旧以织房8160家，织机22430台，年产额130余万匹，时值269余万元，消用生丝2万余担，而保持它在全省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地位”。⁽³²⁹⁾19世纪80年代，近代缫丝工厂亦在江浙一带兴起，而这一地区的丝织生产则迟至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才开始引进手拉提花织机，组织手工工场，电力织机的使用还要在此之后，从时间上看，两者相差长达30多年，在各自行业内所占的比重，就更不能同日而语了。这种状况反映了机器缫丝对手工缫丝，机器织绸对手工织绸的不同竞争后果。一般说来，织平纹织物，拉机的劳动生产率比旧式木机高1倍多，电机高3倍多，若织花纹织物，则分别高出4～8倍；而器械缫丝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土法手工缫丝高出约10倍，机器缫丝则要高出近40倍。⁽³³⁰⁾因此，手工土法缫丝自然被机器生产取代得较快、较多，而手工木机织绸则相对被取代得较慢、较少，形成了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同样，近代棉纺织手工业中手纺业很快衰落，手织业则长期存留。虽然早期的洋务企业多是棉纺棉织同时兴办，但一盈一亏常为时人所诟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杨宗濂在1893年给李鸿章的禀帖中就算过这笔账：“织布机层累曲折，工繁费重，不如纺纱，工简利近。”⁽³³¹⁾实际上也确实是机纱畅销，远胜机布。机纱取代土纱的结果，较早就已表现得十分明显，1905～1909年，棉纱总产量的1/4已由新式纱厂所制，这一比重不断上升，到1924～1927年间，机纱产量已经占到棉纱总产量的66.8%，超过3/4了。在同样的时段里，机布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只不过分别为3.0%和13.2%，⁽³³²⁾根本不能望手织布之项背。究其原因，说到底也就是机纺对手纺、机织对手织的效率不同。

这一发展的不平衡，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近代机器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并存共荣，即使在传统手工业因外国商品和机制产品的压力而向近代化转进起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通商口岸和沿海沿江都市内，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色。

这种现象在所有工业部门中都非鲜见。天津是近代面粉工厂集中的城市之一，1920年时有面粉工厂4家，日产面粉12020包，但同时市区也散布着大量旧式磨坊。1916年时有400多家，石磨总数不下2000部，与近代面粉工业发展一道，1916～1920年间，市区又新增磨坊94家。1924年后改装电力马达的渐多，仍然从事着半手工业生产。⁽³³³⁾

这种情况在丝织业中表现得还要明显。曾对江浙等地丝织业进行过调查的日本人小野忍记叙说：“木机丝织业随着铁机织绸业的发展而衰落，但衰落的速度根据地区或产品种类而有所不同。”⁽³⁴²⁾他指出，在苏、杭、嘉、湖等城市中，采取传统的“放料收绸”经营方式的“账房”和使用旧式木机从事织造的个体机户，“虽然经营规模显著缩小，却并没有就此消灭，现在苏州城内的‘账房’尚有四十多家，经营着在形式上与过去没有多大变化的纱缎庄，保持着木机业与铁机业并存的形式”。⁽³⁴³⁾小野忍的调查报告，可以从文献与档案材料中得到证实。据苏州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统计：1926年，苏州有新式绸厂49家，拥有电力织机800台和提花拉机1200架；同时还有传统“账房”57家，控制着木织机1800台。当年苏州生产绸缎14.33万匹，总产值494万元，其中木机织造3.63万匹，价值124.383万元，均占总产量和总产值的25.17%。⁽³⁴⁴⁾直到1936年，苏州的新式绸厂增加到80余家，“有电力机约二千架，每月每架平均产绸十匹，除间有停歇者外，每年产额近二十万匹，价值五六百万元”；在此同时，仍有“账房”二十余家开业，“木机尚有四五百架，均系遗存之家庭工业，铁机则仅存百架，产量均属有限”。⁽³⁴⁵⁾

在另一个传统丝织生产中心的南京，民国初年也已出现了新式绸厂，但一直没有得到如同杭州、苏州那样的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仍占优势，“南京织锦者，系半工半商性质居多，一面织造，一面售卖。亦有纯为织工者，家藏一二机，代人织络，收取工资，为纯粹家庭工艺”。⁽³⁴⁶⁾旧式的“账房”经营仍很普遍，控制着数以千计的“机工”，“主人家把丝分给机工，分量是多少，都有数的，收回的时候，算计得非常清楚”。⁽³⁴⁷⁾这些丝绸业“账房”的领袖人物，大多在南京总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即使近代丝绸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杭州，传统的绸庄和机坊也没有销声匿迹。1926年前后，杭州仍有“绸庄”150多家，作为丝织作坊的“机坊”和独立丝织手工业者的“零机”，更是比比皆是。1927年，杭州有绸厂115家，同时有机坊、零机2985户；有电力织机3800台，也有拉机6800台和木机1150台；在当年绸缎产量的881230匹中，“厂货”为469680匹，占53.33%；“零机熟货”为411250匹，占46.67%，仍是平分秋色的模样。到1936年，杭州的新式绸厂增至141家，同时机坊、零机也增至4000户；在6200台电力织机高速运行的同时，也有500台木机和8000台拉机在维持操作；在当年绸缎产量的120500匹中，“厂货”为705600匹，约占58.54%；“零机熟货”为499800匹，仍占41.46%，相差并不悬殊。⁽³⁴⁸⁾在这一过程中，杭州绸庄与机户和机坊的关系，逐步由“放料收绸”改为“应销订货”，⁽³⁴⁹⁾即只订购适销的绸缎，而很少放料代织，这种由加工形式到订货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商业资本控制丝绸生产过程的传统形态。

甚至在同一个企业内，也往往是机器运转与手工操作并举，在一些工序上使用了机器，在另一些工序上则仍然使用人工。例如，日用化学品的生产起初均系手工，随着产品渐有声誉，市场不断扩大，遂有些企业开始添置机器。出产三星牙膏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开办于1911年，初时只能算是一个雇工在家经营的手工作坊，9年后始采用电力生产。以生产无敌牌牙粉闻名的上海家庭工业社，1917年时还是个手工作坊，1921年起方建新厂，采用电力。但在此行业中，手工作坊始终占绝大多数，“很多新式化学工业品的生产，也无须大规模的工场”。⁽³⁵⁰⁾20世纪20年代中，在中国肥皂业生产中心的上海，华商肥皂厂约有30家，除了五洲固本、南洋、中国化学工业社、亨利、鼎丰等厂改用机器外，使用手工者一直占有很大比重，因为“肥皂制法简易，不须机器”。⁽³⁵¹⁾至于散布于各地的肥皂场坊，更是“皆规模狭小，设备简陋”。

火柴业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外多系机器生产，引进中国后，则因劳动力便宜，退而采用手工。初期火柴厂规模均小，全系手工，甲午战争以后设立的一些大厂，如汉口燮昌等，也是全用手工，其排梗机多系手摇或足踏。一些边远内地如四川、陕西、贵州、云南等省亦有火柴业兴起。重庆20世纪初兴建火柴厂六七家，“全部制造过程都用手工进行”。即使有些地方试图使用机器，亦因“力量薄弱，只有小规模尝试，不久即停止”。⁽³⁵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燮昌火柴厂首次使用动力排梗机，但上油、涂药、拆烘、装盒、包封等环节仍是手工。直到1920年，苏州鸿生火柴厂设立，首先使用电力磨磷机、旋转理梗机等机器，可说已经是机器工厂。此后，火柴厂家使用机器者渐多，但即便如此，厂内制造火柴的50%以上的工序，仍由手工完成。另外，所有火柴厂都是将盒片、纸张和商标分发给工厂附近的居民糊制火柴盒，采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方式。仅此一项，以1920年全国共生产火柴40万箱、288000盒计，约需糊制火柴盒的厂外工人七八千名。

四川井盐行业，亦仅仅是在汲卤环节开始改用蒸汽或电力机车，其余诸如钻井、煎盐等环节，则连这种有限的机器生产也未出现，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手工作业的方式。例如凿井，“方法极为幼稚，皆系千余年来相袭而下之旧法”，所用器具无非钻头、锤子之类，“既无引擎发动之力，又乏钢钻凿石之利，因之工程异常迟缓，凡成一井，至速须三个月，至迟者常须年余或数年”。磨粉业中的机器磨坊，则将蒸汽机或电力机与旧式石磨并用，最先进的动力设备与最原始的作业机体系结合在一起，既不同于旧式磨坊的人推牛拉，也与近代机器面粉工厂有别，反映了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期间的尴尬处境与独特选择。

上述种种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工业同时共存、相伴并行的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机制产品取代手工产品、机器生产排挤手工生产的不同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向：一部分沿着上行的路线发展，由旧式手工业进化为近代大工业；一部分则沿着平行的轨道运动，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特点。两者所占的比例因时间、地点、行业和工序的不同而有着很大差别。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对立，时时发生着此消彼长的演变，同时又是相互依存，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为一种互补格局。

（二）功能分析

近代中国手工业生产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和在经济结构中绵延日久的长期存在，是明眼人都不难看到的历史事实。它凸显出近代中国工业结构的多层次构造：在经济成分上，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并存；在经营方式上，资本主义的工厂制经营、行庄制经营和个体小生产经营并行；在生产手段上，完全机械化的动力机器、半机械化的改良机具和手工操作的旧式工具并举，构成了一幅繁复驳杂而又有迹可寻的斑斓画面。

问题在于，这种多元结构何以形成？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无合理性？有无存在价值？

1.贫困化压力与手工业生产

探究中国近代手工业生产的根源，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水准。人口的压力、耕地的缺乏、农村经济的普遍贫困化，使手工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力的天然出路。一切仅有小块耕地而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小农，在贫困化的沉沦中都必然紧紧抓住这一谋生手段，几乎所有小农家庭都兼营着或此或彼的各类手工副业。20世纪20年代中，四川农家收入约50%是来自家庭手工业。江浙一带，农民兼营副业者多达90%以上。⁽³⁵³⁾据1935年对全国22个省952个县的调查，农民家庭无不广泛经营着各种手工副业，其中纺织土布者占23.3%，丝蚕经营者占10.4%，草麦编织者占8.5%，各类工艺制作者占17.6%，⁽³⁵⁴⁾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中国原有手工业的延续发展，还是近代以后兴起的新手工业的出现，无一不是在经济贫困化的压力下维持的。即使在城市中，近代工业的发展也无力消纳大量的城市人口和因破产而涌入城市的农民，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也需要广大的产业后备军，制造着众多的失业者，于是，城市贫民亦以各种手工生产聊补生计，如武汉在20世纪20年代时，“贫穷之居户，多购置机器二三部，从事织袜，借以谋生者，尤所在皆是”。20世纪初年各地兴盛一时的各种官营工艺局、平民工厂、民生工厂、贫民习艺所等，亦只不过是在社会贫困化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借助于各式手工业生产组织，为破产小生产者提供一种谋生手段，以缓解社会矛盾的举措。

正是这种日渐加深的贫困化压力，使得中国近代的手工业生产即使在强劲外力的冲击下，仍然不得不勉力挣扎，立于落后的基础上而顽强地与新型生产力对抗。手工生产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维生手段，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挣扎、生存、延续，旧的生产衰颓，新的行业又生，就像土纱衰落以后，以洋纱为原料的手工织布业代之而兴那样。人们即使不得不放弃家庭纺织，也一定会寻找其他手工生产来代替。上海近郊的川沙、嘉定等地，手织毛巾取代纺织土布“成为家庭主要工业”；南汇则以织袜为盛。⁽³⁵⁵⁾浙江宁波在“家庭纺织破产以后”，“最普遍之妇女家庭工业，厥为编帽与织席，而东乡妇女则多结渔网为生，旧盐梅区之妇女……以磨锡箔为事……此外有提花一业……最近数年，更见进展”。⁽³⁵⁶⁾江苏镇江自江绸业失败后，起而代之者反而又是木机织布业，当然，此外尚有织袜、络丝、糊火柴盒与草麦编织。⁽³⁵⁷⁾河北高阳当手工棉织陷入困境而难以生存时，“自民十六起，所有织业渐易棉而为麻。迨至十八年，据商界统计已占总额十分之七”。⁽³⁵⁸⁾原料实际上是日本在华北大量走私进口的人造丝。云南原来少有织布者，随着洋纱贸易量的迅速增长，20世纪20年代初，蒙自成为全国机纱进口量最大的海关口岸之一，以致外人觉得“外国棉纱之消费地，以云南省为最”。⁽³⁵⁹⁾于是，“新兴州之特别富庶，全赖于采用洋纱织布”。⁽³⁶⁰⁾作为小农贫困化经济最基本的出路和最重要的辅助性谋生手段，决定了只要有一线可能，就必然出现手工业此消彼长的发展。对于那些城镇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所掌握的那点手工生产技术，就更是养家糊口、勉强维生的全部依凭了。在近代中国，手工业就是这样不断变换着生产内容，什么能干干什么，寻找一切生存机会。

在贫困化的沉重压力下，主导商品经济的资本利润原则即使仍然存在，也已经让位于生存需要的最低标准。这种为维持生计而普遍发展起来的零散的手工业生产，既是这一时期中国手工业的主体，也在这一时期工业生产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近代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就是这样在外来冲击和贫困化的内在压力下屡挫屡兴，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原来的废墟上重整旗鼓，而不论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近代中国手工行业的盛衰兴替，绵延不绝，还有其他一些必须加以注意的因素。

2.消费类型与特定市场

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需求，是某一种产品或某一种行业能否生存下去的决定性条件之一。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衣食住行需要，由此也就滋生和哺育着与之息息相关的各种产业部门。

以丝绸生产为例。在电机织造的新型丝绸品种销路不断扩大，市场日渐拓展的同时，传统的木机织绸业虽然开始萎缩，但仍有相当的消费需求。江浙一带木机织造的绸缎产品，除了充作各种衣料之外，还具备其他多种用途。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上，展出了许多这样的产品，例如：

普通素累缎，专以做神袍、戏衣、堂彩、桌靠、寿衣等料。⁽³⁶¹⁾

松鹤椅垫缎，每方售价1～1.50元，直横（经纬）均用江浙土丝，木机织造，每日出货约2方，每方2尺2寸见方。专销欧美各国，作椅垫及靠身之用。

色素贡缎，每码售国币1.60～3元，直横均用江浙土丝，木机织造，每日出货约2码余，专销本国，供刺绣之用。

闪色鞋面缎，每排售国币0.76～1元，直横均用江浙土丝，木机织造，每日出货约8排，染成数色织成，专销国内时式女鞋之用。

阔花素缎，每码售洋1.50～2.50元，直横均为江浙土丝，木机织造，每日出货约4码，专销南洋群岛等处，为近时木机产品中销数最大者。⁽³⁶²⁾

据说，这些传统织品“古色古香，虽物质进化上略差，然国粹可略见一斑”。⁽³⁶³⁾不仅为国人所喜购乐用，而且受到外人的青睐，“西人来华游历者，多购买锦缎携归，于是南京锦缎业乃改变出品，有椅垫、琴条、台锦、手夹、皮包等类之织造，花式繁多，出品新颖”。⁽³⁶⁴⁾木机传统产品的多种用途，使其仍维持着一定的市场，受到一部分消费者的欢迎。其中普通素缎的遭遇可作为一个代表。

素缎是中国传统木机丝织业的主要产品之一，原来广泛用于衣帽服饰、室内装潢、文化艺术等方面，在铁机新式绸缎兴起后，素缎的阵地不断丢失，用途渐渐集中于作为刺绣的底料，当时的“绣货底子，皆硬质素缎，为十之九”。⁽³⁶⁵⁾刺绣是江浙地区民间传统工艺，素享盛名，人称“苏货中之精美著称者，则尤推绣货”。⁽³⁶⁶⁾从事刺绣的城乡妇女为数甚多。清末民初，沈秀发明“仿真绣”，“精绣义国（意大利）王后像，标价英金三千镑，运赴义国都朗赛会，得大奖章，而吾国之绣工，乃为全球所推重”。直到20世纪30年代，仅吴县农村“所出枕、被、门帘、床沿、桌围、椅披，以及戏服、神袍、画锦等物，价值常在一百余万元。全县从事此种手工业之妇女，约数万人左右”。⁽³⁶⁷⁾除了江浙绣业以外，湖南长沙的湘绣、山东潍坊的鲁绣，也都“仍须用吾苏纯丝高尚素缎也，历年交易颇广”，⁽³⁶⁸⁾自然也就维持了传统木机织绸业的运转。

木机织绸与电机织绸有着较大的区别。一般说来，木机织造不如电机出货快，质量好，但是在某些方面，木机绸缎则具有特殊的工艺要求和相应的优点。据说，“木机产品质地坚固，一尺要重到一两以上。织前既要捶丝，织时又要刮得光滑，色彩尤为鲜艳。俗称木机织的为‘硬缎’，电机织的为‘软缎’，可见其挺括”。⁽³⁶⁹⁾著名的南京“宁绸”系将蚕丝染黑炼熟后，以木机织造而成，黑油鲜亮，永不褪色。苏杭等地新式绸厂兴起后，纷纷仿制宁绸，但投放市场后，“惟浅色者尚能销行，无色者终不如南京出品远甚”。⁽³⁷⁰⁾产品之间质料和工艺的这种差别，自然会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而构成不同的市场格局，传统木机产品凭借特殊质地和用途，维持着特定的市场。

十分明显而又发人深省的是，木机织物和电机绸缎各有不同的销售区域。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铁机丝织物的销场，以上海为首，此外广东、福建两地较多，其他如纽约、旧金山、伦敦等，亦间有销售”。⁽³⁷¹⁾而木机绸缎的市场，当时国内主要是在西南、西北诸省，“西南西北各省人民，风常仁厚，固守旧德，因是我苏纱缎各货品，仍能源源销泄”，⁽³⁷²⁾以致木机业据此制定出“舍东南而发展西南”⁽³⁷³⁾的市场开拓战略。由此，不难看出不同的文化传播区域具有不同的商品消费需求：电机绸缎的市场主要是对外开放较早、受欧风美雨熏陶较深、人们趋新入时心理较为强烈的通商口岸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木机织物的市场则主要是受外来生活方式冲击较迟较少、“风常仁厚，固守旧德”、对衣着尚质料坚牢而非尚花样新奇的内地各省。

土布业生产也如此。机纱取代土纱的过程在长江下游一带进展较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所产土布大都运往关外，即所谓“关庄布”。东北地区天气寒冷，消费者特别注重棉布的厚重程度。时人称，南通“土布是世界上最坚韧结实而且光滑滋润的布匹，每年去东三省种黄豆的农民春去冬归，穿的一身土布衣，一年洗一次，用重棒捣洗，永不被捣破，所以喜欢买南通土布”。⁽³⁷⁴⁾东北营口“远近乡区的农民，十居八九，都穿通州的大布，元青的好货作面子，白粗作里子，一生一世穿不破”。⁽³⁷⁵⁾曾有一些织布业者以机纱为经、土纱为纬合织土布，但运至关外却因重量不够而无人问津。⁽³⁷⁶⁾于是经营关庄布的布商们为此特别决议，拒收土纱与洋纱合织之布，⁽³⁷⁷⁾并为此呈文官署严禁。⁽³⁷⁸⁾类似这样的情形不止南通的“关庄布”。例如，河北宝坻出产的一种粗而厚的“笨机布”，也是专门为了热河某些消费者的需求而制造的。

在广西地区，“一些手工产品已为机制产品所驱逐，手工业者们只有在那些特别需要手工技术的、外国商品不可能竞争的生产领域（如建筑业、食品业、宝石制作业、烟花业等），才会有一种安全感。因为在这些生产领域，外国的或机器的制品与当地的一般适用标准（如有些布、鞋、烟花、香料品等）有着某种差异”。⁽³⁷⁹⁾

那些传统工艺品手工业基本上都是如此。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廷的倾覆和风习的转换，“玉石手工业和玉石工匠的重要性早已今非昔比，以往的市场范围大大缩小，只有外国旅行者还对这些传统工艺品抱有一定的兴趣。但是说也奇怪，正是由于其市场正在缩小，玉石手工业到现在还能依然保持着它以往的旧态”。⁽³⁸⁰⁾古都北京的玉石业，在20世纪20年代中还保留着4000多人的从业者。“此外，还有金银加工手工业，也尚未到达历史使命已告结束的阶段，杯盘碗盏、鸦片匣、脂粉盒及种种装饰品，仍需要仰赖那些金银工匠的手艺和技巧，因而还未产生什么特别的危机”。⁽³⁸¹⁾在广东，金银器的艺术价值并不能与当地颇有名气的刺绣相提并论，但是仍然由于受到外国人的喜好而照旧生产，成了依赖同外国人交易而维持生存的行业，尽管有人说它除了所谓的“中国风格”以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性。⁽³⁸²⁾虽然金银器加工业的学徒期很长，金器加工业为7年，银器加工业也有6年，但仍有相当多的人愿意从事该业，“因为该业的报酬较为优厚，（20年代时）银器加工工匠每月为8～13元，金器工匠竟有多达每月30～100元的。这实在是很有吸引力”。⁽³⁸³⁾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品”的青铜器制作，民国以后也仍在维持着，主要生产佛像、佛塔、香炉等，“每年价值60万～70万两的输出和外国旅行者的购买，多少给这一行业注入了一些活气”。⁽³⁸⁴⁾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商品消费的不同需求是必然存在的。由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间差，常常会体现为不同区域的空间差以及同一区域内的阶层差异。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中，区域间、阶层间、城乡间的文化特质，往往会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层面上。诸如“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居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之类的记载，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即使机制品来势迅猛，销路日广，手工产品照样会受到某些地区、某些阶层人士的偏爱，这正是传统手工行业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宝石、毛毯和穆斯林用品业中，在土耳其、波斯等国的首饰、毛毯、鞋靴等行业中，在日本的折纸业和纸制玩具业中，也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³⁸⁵⁾

3.弹性机制与产销合一

在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中，包买主制经营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经营方式，手工业能在机器工业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产销合一”的经营模式。

土布业中的纱布店，将收布与放纱结合起来，成为土布生产中至关重要的包买主。1923年，河北宝坻共有11387台布机，其中71.8%是在67家布商的控制下生产的。1932年高阳的10330台织机，占全部织机的65%，亦是在80家纱布庄和染线厂的包买主制度下运行的。包买商控制了当地绝大部分的土布生产，进而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组成庞大的销售网。浙江海宁县的硖石镇，9家商号居然控制着2万台布机，年产土布320万匹。⁽³⁸⁶⁾

在传统丝织业中，清代前期即已有“账房”制经营方式，鸦片战争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账房”老板既是商人，又是资本家，在组织丝绸生产的同时，也经营丝绸的批发销售，与市场的联系异常密切，对商品的需求信息十分敏感，因而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以销定产。杭州的绸庄将过去的“放料收绸”改为“应销订货”，由加工转为订货，只订收适销的绸缎，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苏州的天纶纱缎庄，1920年开办时明文规定：“本庄专造木机时式纯经缎，织机以二十只为度，如遇营业发达，由各股东酌量加增机数，总以销场为标准”。⁽³⁸⁷⁾这种“总以销场为标准”的经营原则，使得传统丝绸生产注意根据市场需要和订货多少，散放经纬，订织货匹，添减织机，这样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和经营的随意性，避免产品的积压，加速资金的流转，实现“以销定产，大致平衡”。⁽³⁸⁸⁾

清末到民国年间，商业资本广泛地进入了生产领域，几乎在各种手工行业中，都可以看到包买商们忙碌的身影。这种经营方式，似乎具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存和竞争能力。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不向新式机器工业过渡，手工织布工场无法与包买主支配下的家庭劳动竞争，所以很少能够存身于土布业生产中心地区。例如河北的定县，一家手工织布厂也没有，山东潍县只有4家。河北宝坻在1915～1916年中，曾出现过十几家手工布厂，但没有一家能够支持到1919年，此后，宝坻再也无人出头创办手工织布厂。在明华葛织造兴盛的1926～1930年间，高阳县曾先后创立过40多家手工布厂，其中20家坐落在城郊，20家散布于乡间，但也是昙花一现，1930年后，明华葛的销路跌落，高阳的手工布厂也就纷纷倒闭，只剩下了4家。在几个土布生产中心之外，手工布厂比较容易生存，不过，即令是在这些地方，手工布厂也只能设立于城郊，而不是在乡村。这些工场必须躲开乡村，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农家土布生产的直接竞争。⁽³⁸⁹⁾

有人认为，手工布厂的竞争能力脆弱，原因在于“它们没有现代化的设备，生产能力远逊于新式纺织厂，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像家庭副业的织布工作，可以不计较工资成本。手工织布厂是兼有两者之所短，而无其所长。年景好的时候，手工织布厂勉强可以付出在最低生活费以上的工资，在两者之间的竞争夹缝中苟延残喘。年景不佳时，它们便难以生存，纷纷关闭”。⁽³⁹⁰⁾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包买主支配下的家庭劳动，实际上是“产销合一”的。他们不仅注重生产，更注重销售，江浙地区的绸缎庄几乎“与全上海的绸布店大多有往来”；⁽³⁹¹⁾土布生产也因纱布店开辟的市场而运销全国以至海外。长期工商两栖的身份，使其已把销售渠道深入到各地乡村集镇，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极富渗透力的商业网络。许多绸庄布店都在大中城市和繁华商埠设立专司推销产品、承接订货的“分庄”。这些分庄是传递信息的灵敏耳目和进行产销活动的得力助手。它们雇用数目不等的推销人员来回奔走，送货上门，还要与订货者谈判决定货价、货色与交货时间等，然后迅疾通知本店依样加工，按期交货。那些规模较小的包买商，即使无法在各地商埠开设“分庄”，也要千方百计委托当地店家代理产品销售与接洽订货事宜，从而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³⁹²⁾无疑，这一切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是极为重要的，河北土布业和江浙丝绸业有许多织户，宁愿放弃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而加入包买制，就是因为想要得到这样的市场信息。

在某些特殊的手工行业中，如上海、广州、北京、沈阳等地的金属制作和木器雕刻业中，商人组织和支配生产甚至更成了维系行业生存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些手工业产品的加工完成需要很长时间，一件产品的成功，往往需要耗费二三年时间以上。这些手工业与商业的结合，或者从属于商业，实在是这些手工业得以维持的前提”。⁽³⁹³⁾这些行业特殊的技术要求和生产特点使其不适应大规模的工场制经营，“说也奇怪，这些传统手工业一旦需要激增，采取大规模工场生产的话，其产品的样式和质量往往也就随之下降，其结果反而是该手工业的堕落和败坏”。⁽³⁹⁴⁾

另外，包买主制经营比起近代机器工厂，规模又要相对狭小，独立小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就更有限。在江南丝织业中，绸庄和机户多是使用旧式木机，依照传统工艺织造，因而无须购置花纹版纸等流水作业所必不可少的材料和部件。这本是其所短，却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成为其所长，因为便于它们承接一些新式工厂所不愿承接或不能承接的小批量订货。时人称：“木机花色自由，织一种新花样的绸缎，不过付出一笔扯花钿，花样繁复者不过四到五天人工，花样简单者则只须两三天”。于是，木机织绸可以随主顾的意思而定，“可以来色来花，也可以来色指花，一般每色每花不过两三匹，很少雷同”。⁽³⁹⁵⁾这种“船小好掉头”的优势，正是近代机器工厂望尘莫及的，弄得一些绸厂也打算“酌留手拉机若干，备作传统产品”。⁽³⁹⁶⁾广东的缫丝工厂里，亦备有旧式手摇丝车以作特殊用途，“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摇之”。⁽³⁹⁷⁾这种灵活的经营作风，实际上是所有手工生产的特点。再如面粉业中的手工磨坊多系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经营灵活，既可零售批发，又可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或者即以副产品作抵，与消费者保持着由来已久的供销关系。所以，尽管近代机器面粉工业发展迅速，机制面粉产销量继续增长，但是手工磨坊面粉的产量和销量也在继续增长，1913年销售量为16683.85万包，1936年反增为17200.56万包。⁽³⁹⁸⁾可见机制粉销量的增加主要是来自消费总量的增长，未必是在市场上排挤了手工面粉的结果。

4.自我完善与适者生存

面对变化着的时势，传统手工业并非一仍其旧，毫无改变，而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工具、使用原料、产品品种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良，以增强对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

例如，传统织物业的生产工具，一直是沿用旧式木机，生产效率既低，织物幅度亦狭。到民国年间，江浙、闽广、豫、鲁、川等地的一些绸庄和机户，开始引进和仿造日式手拉机，对旧式木机的构造加以改进，安装机轴，由抛梭改为拉梭，在手工劳动的范围内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拉机的速度远较木机高，在织花纹绸时只要一个织工就够，而木机织花绸至少要两人。棉织业新式手织机的引进和推广还要稍早，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开始。首先传入的是拉梭机，每分钟投梭的次数比旧式木机增加1倍，布幅亦得以加宽。随后又有铁轮机的引进，到20世纪20年代时便已流传各地。铁轮机与旧式织机的织速相比约为4∶1，织出的布幅也更为宽阔。大约与此同时，雅克提花机也已传入，借助于纸版，就可使手工织布业织出各种各样的花布。河北宝坻取代定县成为新的土布业中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宝坻采用了改进型的手拉织机，而定县织户则抱残守缺，仍守着旧式织机不变。高阳的织户又要胜出一筹，从天津日商洋行购得铁轮机后，短短四五年内，境内旧式木机机户都被替换，1912年后有铁轮机二三千台，1917年为13000余台，1926年27000余台。⁽³⁹⁹⁾有人认为这是高阳取代宝坻成为又一个土布生产中心的主要原因。而20年代后半期，高阳织户纷纷购置雅克提花机，到1929年境内已有4300台，按一位做过实际调查者的说法，这也是高阳土布业得以渡过危机，再度兴盛的基本动力。⁽⁴⁰⁰⁾后起之秀的山东潍县土布业，也得力于改良织机的采用。1914年，潍县改良土布业兴起，发展极快。由于该地织户对铁轮机有大量需求，于是引来私人投资，1920年创设了第一家专制这种手织机的工厂，其后这种工厂竟有11家之多，年产铁轮机达7000台。全盛时，据说潍县拥有铁轮机10万台，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土布生产中心。⁽⁴⁰¹⁾

手工生产原料的变化也很明显。早在手工织机更新换代之前，机纱就已经开始取代土纱成为手工织布业的新型原料，又一步步地反客为主，终至占到了土布业原料中3/4的比例。机纱取土纱而代之，使土布的竞争力大为增强。首先，一贯密切结合于小农家庭内部的纺纱与织布分裂成为两种互相独立的副业，农户们可以专心织布，大量剩余劳力由纺纱移向织布。其次，机纱远较土纱质量优良。土纱粗劣，抗张力弱，用作经线长度有限，连带的所织土布匹长很短，为了短短的一匹布，就要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耗时的操作，不胜其烦。到铁轮机采用后，远较木机张力强大，土纱的缺陷遂更加明显，而机纱的抗张力强，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机纱远较土纱为长，织工一次调一大轴经纱，可供织10匹布用，避免了每匹布都要调整经纱的繁琐工作。第三，更由于机纱价格低廉，织成布匹也就相应降低了成本。从整体上讲，由于纺纱与织布的不同效率，纺纱一直是制约织布业发展的“瓶颈”，而机纱的使用则使手工织布业不再受这一“瓶颈”的限制，从而推动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⁴⁰²⁾出产土布的地区比以往有所扩大，一些边远地区的土布业，就是在洋（机）纱出现后才兴起的。云南蒙自开关，以洋纱输入为大宗，10年后，昆明城内织机已“有好几百架”；昭通“光绪二十六年，城市织布机骤添至二千多架”。蒙自附近的兴安所，是接近滇越铁路的一个集镇，“自洋纱入境充抵，草棉日渐减少，织者多而纺者少，居民数百家，每日出布不下千匹”。这样的城镇在交通沿线还有一些，如“澄江之兴起，临安之河西，几有衣被全省之势”。⁽⁴⁰³⁾而一些土布生产中心的勃兴与维持，一个重要原因也得益于机纱供应的便利。事实上，自从中国手织业开始采用洋（机）纱织布后，土布的销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显著的增加。仅以出口而言，在1895～1925年的30年间，数量增加2.5倍，价值则增加了5倍。⁽⁴⁰⁴⁾

传统丝织生产以往是完全采用农家缫制的土丝，再经过一系列捶、捻、牵、接等工序整理成经纬，然后上机织造。在厂丝和人造丝崭露头角以后，新原料的优良性能与低廉价格也吸引了沿袭传统方式经营的丝织行业。厂丝最初全供出口，民国以后，机器缫丝工业大发展，亦有相当数量厂丝为国内丝织业所消化。20世纪20年代苏州丝织业给江苏省政府的呈文中，已如是说：“本业所用原料，以厂丝为最占多数。年来厂丝用量虽逐渐增加，但以厂丝产量丰富之故，仍有剩余，不妨奖励其出口。惟出口数量须随时报告于各地同业公会，俾各地同业公会洞明市况，如认为与本业原料将生影响时，得随时请求限制，以免妨害丝织工计”。⁽⁴⁰⁵⁾与此同时，人造丝又开始源源输入，“人造丝之特长有二，曰色泽光亮，曰连续不断，一丝到底”，⁽⁴⁰⁶⁾而且价钱便宜，“同一分量之织物原料，人造丝价低于蚕丝两倍，外观亦颇精美”。⁽⁴⁰⁷⁾因此人造丝织物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苏州在1913年即开始试用人造丝，但尚“用途细微，年仅数百磅而已”，嗣后逐年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后“推行于梭织、针织、编织、刺绣各业，其消费之量已达数万磅，进步之速，出于意表”。⁽⁴⁰⁸⁾从1924年起，人造丝进入浙江，各绸厂、绸庄开始试用人造丝与厂丝交织，致使人造丝输入激增，仅杭州一市就由1924年的24万担上升为1927年的273万担，3年间增长了10倍多。⁽⁴⁰⁹⁾

丝织手工业先是“改用厂丝作经”，继而采用人造丝作纬，以降低成本，扩展销路。苏州织成的“荣素缎”，在长江中上游尤其是两湖地区销行甚盛。名贵的南京“云锦”，“以前全系真丝织成，可以耐久不坏。今则织经用真丝，织纬兼用人造丝，以求降低成本，花色具美。人造丝多由上海购来，本地亦有购买”。⁽⁴¹⁰⁾

正是在这一时期，传统丝绸业对于进口人造丝的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民国初年人造丝开始输入中国时，“有机织之团体出而反对”，要求重征关税以阻其入口。⁽⁴¹¹⁾如今，丝织手工业也加入了丝绸行业的大合唱，呼吁政府“请改低人造丝原料进口税率”。⁽⁴¹²⁾前后相较判若两人。这充分表明，随着人造丝优点的不断显露和在市场竞争中的凯歌行进，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迟早会克服传统守旧的褊狭心理，即使在丝织手工业中，人造丝的应用也已日见普及。

手工行业产品的变化更为引人注目。1916年，苏州丝织业云锦公所曾向中华国货维持会报告出品种类，在以往的5种主要纱类产品中，只保留了2种；5种主要缎类产品中，只保留了3种，其余均“已天然淘汰”。⁽⁴¹³⁾1919年2月，工商部官员来江浙考察丝绸产销情况，当地绸庄、缎庄汇报说：“敝业各庄，改良绸缎均占十之二三，销路均极畅旺”。⁽⁴¹⁴⁾可以漳绒取代漳缎为例。漳缎曾是传统丝绸业的重要产品之一，主要用于清廷皇亲贵戚、文武百官的外衣马褂用料。辛亥革命后，清廷倾覆，漳缎仅在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用途，销量剧减，有记载说：“漳缎亦为家庭工业，机户散处城乡内外，勉强维持，殆已有渐归淘汰之象。”⁽⁴¹⁵⁾1921年前后，国内盛行六方瓜皮小帽，均以漳绒作面料，原来织造漳缎的机户，遂大部分转而织造漳绒，年产漳绒数十万码，“而漳缎生产则已完全绝迹”。⁽⁴¹⁶⁾

为了迎合民国以后的社会时尚和人们的趋新心理，手工织绸业曾经“不惜工本，改良国货”，试制拟充西装面料的“丝呢”织物，以与厚重坚挺的舶来品呢绒一较短长，“竞胜市场，补救漏卮”。⁽⁴¹⁷⁾当时，浙江试织成功“纬成丝呢”，江苏也织成“文华丝呢”，都是“用棉纱七成，丝线三成，交织成呢”，据说“物质坚韧，价值轻廉，极合新服制之用”。⁽⁴¹⁸⁾民国工商部对“丝呢”的检定报告写道：“该商等所呈丝呢样本，花样翻新，织工精密，以之推广国货，洵足挽回利权。”⁽⁴¹⁹⁾丝绸业者颇为自豪，标榜这类丝棉交织物“较之洋货，坚韧华美，极合礼服及西装之用，且售价低廉，出品大受各界欢迎，将来出货扩充，兼可行销外洋”。⁽⁴²⁰⁾一时间，“丝呢”耸动时闻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密切关注，日本《染织时报》报道：“有所谓丝呢者，其创制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制定中国礼服之时。当时有识之士，因中国毛织事业之幼稚，购用外洋之呢以为礼服，漏卮益甚，于是用丝质制成丝呢，以备制造礼服之需。然不限于礼服，即常服亦有用之者。”⁽⁴²¹⁾

土布生产中心的递嬗兴替也反映了不断变更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性。河北宝坻以手拉机和机纱织造改良土布，很快压倒了河北定县与山东德平的老式土布，成为华北土布业的中心，1923年高峰时，运销境外的土布多达460万匹。然而，宝坻土布的质量不但没有改进，相反日见下降，掺杂弄假的情形十分普遍，很快就从巅峰上跌落下来，邻近的高阳遂取而代之，坐上了土布生产的第一把交椅。大约1909～1914年间，高阳织户就用高支纱集中生产宽幅布，最初只是织造本色粗布及市布，渐渐增添花色式样，根据市场销路的此起彼伏，尽量去迎合消费者的口味。20世纪初，20～32支纱织成的市布最流行，不久即被以42支合股线织成的“爱国布”所取代。到了20年代中，销路好的又变成了以32～60支纱织成的细布。1926年后，市场行情再次发生变化，以人造丝为经与高支细棉纱为纬交织而成的明华葛和国华绨盛销一时。市场需要什么，高阳土布业就生产什么，其货色、品类比起新式纺织厂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表明，手工业生产在保持仍有销路的传统产品的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市场消费趋向和人们消费心理的变化，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创制新的特色产品。这对于迎合市场需求，维持行业生存，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5.无力转化与因陋就简

中国手工业生产继续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规模较小、资金较少的手工场坊尽管对新式机器生产眼红耳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向近代工业转化。处于贫困化压力煎迫下的小农，就更是紧紧抱着家庭手工生产不放，于是只能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维持着相对来说陈旧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这是近代中国手工业生产，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当中国手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时，一直受到官府的沉重压榨和行会的竭力抵制，近代以后，又遭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摧残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在市场上遇到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在税收上受到杀鸡取卵式的盘剥勒索，资本积累的规模不足，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缓慢，还时时由于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战乱兵燹而骤遭打击，损失惨重，甚至倒退回它的发轫之地。这种逆向运动往往割断了中国手工业的正常演化进程，严重地阻滞着它们的前进步幅，降低了它们的发展水准，使之长时间内基本上停留在商业资本控制小生产者的、家庭劳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营的低级形态上，使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扩大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近代手工场坊大多资本有机构成极低，“资本缺乏，致无大规模之工厂，小本商人，更利用学徒，滥设作坊”。⁽⁴²²⁾这些场坊规模狭小且变动频繁，“随时可以开工，随时可以停闭”，⁽⁴²³⁾“工人稍有积蓄，即可转为厂主；厂主亏折，亦可转为雇工”。⁽⁴²⁴⁾在整个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制约下，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极端缺乏必要的资金，结果只能表现为囿于旧基础和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传统行业固然如此，即使那些在国外采用机器生产的行业，传入中国后也往往“退化”为手工生产。手摇织袜机为那些资金短绌的针织场坊所采用，除了上海、杭州、武汉有个别大厂拥资数万元以外，针织业场坊大都规模狭小，一般只有资本二三千元，对于每台售价高达900多两白银的电力织机，当然只能望洋兴叹。尽管机器制皂可以分离回收甘油以降低肥皂成本，但华商肥皂厂大多“资本短少，设备简陋”，以致沿用手工，无力改装机器。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另一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发展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在某种阶段或某个时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许并不特别需要尖端的最新技术，而是需要一种能和跨国、本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中间技术”或称“适合技术”。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东方后进民族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差异太大，尖端技术往往欲速不达，适得其反，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于是，选择差距较小的适用技术，就成为落后国家加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形成具有竞争性的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这些改进型技术虽不出类拔萃，却很经济实惠，成为生产力新陈代谢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例如，针织业传入中国，人们纷纷热衷于德式手摇机而冷淡美式电力机，其原因，在上述资金薄弱的基点上还有另一层考虑：当时，一台电力机售价约900两，一部手摇机则只售80两甚至更低。电力机与手摇机的资本投入为11∶1，产出效率则仅为6∶1，两相比较，显然采用手摇机具有较大的资本边际效益。20世纪20年代的河北火柴厂，女工的月工资最高不过8元，最低3元还不到，而安装一部动力排梗机则至少需要上万元，一般小厂自然无此资力。即使大厂如1897年创设的汉口燮昌火柴厂，拥资42万元，雇工2000人，亦是全用手工，因为与使用机器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实在太便宜了。二三十年代，纺织业中购置手拉提花织机，“一部约需三百元”，⁽⁴²⁵⁾比旧式木机高15倍；电力织机更是昂贵，“每电机一架，约需资本一千五百元”，⁽⁴²⁶⁾从当时的币值来看，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从事纺织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为此慷慨解囊、一掷千金的恐怕不多。本小利微、资金贫乏的小手工业者且莫论，即使一些商人也是有心无力。例如，二三十年代南京的50余家丝织业“账房”，资本最多者不过5000元，一般均在500元上下，根本无力购置电力织机。⁽⁴²⁷⁾而旧式木机虽然不及拉机和电机那样经久耐用和性能优越，却在各地的木工作坊都能毫不费力地制作，有些农家更是自己即能制成，而无须求助于他人。木机的价格特别低廉，在苏州，“（七七）事变前每台为五元，是比较便宜的”。⁽⁴²⁸⁾在南京，木机一架加上所有附件，合计价值约20元，“因机本价廉，易为置备，遂成为普通家庭工业。现在机户较大者尚有五百户，工人约五千人”。⁽⁴²⁹⁾

那些自产自销的城镇独立小手工业者，由于劳动力多系家属、亲友或学徒，可以省去不少工资开销，又可最大限度利用时间工作，因而能够勉强维持生产。桂林的97家织布场坊共计使用者485名工人，平均每家5名，其中226名为家属，65名为学徒，雇工只有194人，可见大多只不过是家庭作坊。⁽⁴³⁰⁾厂主本人则老板、工头、工人一身三任，厂主家人亦是既要织布，又要操持家务，学徒甚至雇工都食宿在厂中。学徒除了吃住外没有工资可拿，雇工的劳动时间既长，报酬也很低，总之必须节省一切费用才能勉强维持。即使如此，也很可能依然是朝不保夕，极不稳定，就像苏州丝织业的“现卖机户”那样“况非一定，今日现卖，明日代织，视为常事”。

乡村里的农民则是利用剩余劳力来从事家庭副业，参与其事者都是家庭成员，谈不上什么工资报酬，只是全家共享劳动所得而已。这种手工业生产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也不受任何最低工资的限制，因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即使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已经降到最低生活费水准之下，这些家庭副业仍然可以维持，因为这种家庭副业实际上没有什么成本上的限制，能干多少是多少，能赚一文是一文。河北定县纺织者每日所得约10枚铜元，宝坻农家织一天布所得仅够一天所需食物的1/3，⁽⁴³¹⁾然而，即令如此，农家依然乐此不疲。就连手工纺纱也始终不绝如缕。一台单锭手纺车的成本不过6角钱，任何农户都能购置，而从事手工纺纱之人又不外老媪与幼童，本来也无法从事任何其他生产，因此她们的劳动实际上没有机会成本可言。当时定县妇女每日纺纱所得平均不过10枚铜圆，约合2分5厘钱，⁽⁴³²⁾与完全没有实在差不了多少，可是农家妇女照样纺纱，因为纺纱多在夜间，而夜间无他事可做。有时纺纱收入尚不及灯油钱，农家妇女往往选择有月亮的夜晚在月光下纺纱。⁽⁴³³⁾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新式纺纱机器效率多高，只要纱厂必须支付工资及设备成本，就仍然会有少量手工纺纱业继续残留。只有一种情况或许会使之改变，就是他们能够找到机会从事别的较有赚头而又力所能及的副业，江南一些地区农家妇女由手工纺织改为从事针织或制作花边，山东登、莱诸州的乡民改为编织草辫，河北濮阳农民转行榨制花生油，就是一些明显的例子。但这只不过是在手工行业内部的选择而已，无论如何，封建土地占有制度造成的贫困化压力与农村小农家庭生产的特性，都迫使广大农民必须寻找某种副业以维持生存。

6.必然过程与应有之义

社会经济的“多元结构”，并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乃至任何行业都必然会经历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面的阶段。各国各地区各产业部门的近代化行程更是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时间、地域和层次序列，不可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因此，多样化可以说是近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为例。明治维新以后，大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设备，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展迅速。与此同时，家庭手工业这一生产形态并未就此一蹶不振，销声匿迹，而是在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保留和发展，形成了固有的传统手工业与移植的近代大工业长期并行、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些传统手工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是仍然保持着鲜明的行业特点，并且长期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80年代前期，家庭手工业在日本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97%以上，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10年后只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到1909年，比率降为54%，几乎平分秋色而仍稍占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化学工业和重工业的异军突起，家庭手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才开始降到1/3左右。在此期间，日本近代大工业的产值跳跃式上升，由600万日元猛增到637600万日元；手工业产值的绝对数也翻了几番，由27300万日元增长为245800万日元。⁽⁴³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势调查表明，在明治维新前已有的传统行业的810万就业者中，仍保持传统经营形态的“旧固有产业”的就业人数约567万人，占70%；引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后已经演变成近代工业的就业人数为243万人，不过30%。⁽⁴³⁵⁾在织物业中，资本有机构成低而劳动密集的特点，使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就在日本已经基本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20世纪头10年，织物业生产形态中比重最大的，仍然是行庄支配生产的“赁织”制度和家庭手工业，两者合计468396户，占整个织物业486936户的96.19%；与之相比，近代纺织工厂只有4944个，仅占1.02%；余为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诸种生产设备中，新式动力织机只占6.7%，手工织机则占到93.3%。劳动者的人数亦以“赁织”制和家庭手工业为多，达64万人，占日本织物业劳动者总数的81%。⁽⁴³⁶⁾

20世纪30年代中，东京市曾对“以承包方式有批发行阻滞生产的小工业”进行过专门调查，对象包括24个行业的1236个批发行，总计下属3022个小作坊，每户从业人员均不足10人，还有大量个体手工业者。⁽⁴³⁷⁾其后，大阪市也对家庭手工业做了专门调查，总计家庭手工作坊13897个，从业人员40509人，其中大多是家属从业人员，占51%，雇佣工人比重不过49%。这些家庭手工作坊占当年大阪市企业总数的52.8%，从业人员总数的59.3%，总产值的37.6%。⁽⁴³⁸⁾当时，曾给“家庭手工业”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家庭手工业，是指从事物品的制造、加工、修理之全部或其中一种，并限于具备下列条件者：①隶属于批发行或制造业者，仅从事生产而不自行贩卖商品。②在自家或小规模作坊中，使用简单机械工具，以手工操作从事生产。③单独或依靠家属劳动力，或雇用若干辅助劳动力，为谋生而经营事业。④经常使用的工人包括徒弟、见习工在内，不足五人者”。⁽⁴³⁹⁾显然，这与中国手工行业中独立小商品生产者和包买主制生产经营形态极为相似，可见即使在东京、大阪这样的新式工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内，仍然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手工生产和比较低级的经营形态，出现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共存共荣的历史局面。由此显示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双重结构”和多种特征，形成了资本主义经营的高级形态、低级形态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有机组合。这种状态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而充分的发展，原来社会经济“双重结构”中那种“土洋并举”的色彩才日益减褪，取而代之的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存与结合，呈现出一种新的多层次经营序列。然而，即使到此时，在日本社会中仍然随处可见一些家庭副业形态的手工业生产和一些需要熟练手工技巧的传统行业。

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也开始形成了一个以经济技术水平为基准，由先进地区到后进地区、由先进行业到后进行业递次连接的链条。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内社会状况，已经产生的先进因素迟迟未能直接渗透和充分影响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行业，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十分明显而又大体稳定的多元结构。不同的层次间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平行，又相互交叉；相互分离，又相互渗透：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工业生产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

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多元结构在维持生产、减少失业、满足市场需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人考察过传统丝绸业的生产情况，指出：“以放机论，为苏缎历史上最久之习惯，于社会状况、地方情形最为适合之办法。丝织大宗，不外江浙，苏、杭、宁、镇、湖、盛，皆丝织最盛之区，即放机最多之处。”⁽⁴⁴⁰⁾他们把这种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与欧美、日本的情况相提并论：“按放机自织，即泰西、泰东家庭工业之一种，且为吾苏纱缎业历史上之习惯。在工人本身，兄弟妻子均可各事在家工作，自食其力，增进工人之生计；而厂方节省开支，并可减轻成本，借谋销路之轻便，得与外货争胜干市场。”⁽⁴⁴¹⁾有人还专门比较了工厂化生产与散工制经营的利弊，列举了在包买主制经营方式下从事手工生产的种种便利之处：其一，“不以厂屋为限，其机数即可随时扩充，则工业盛大，而工计亦宽裕，多放一机，则少一失业之工人”。其二，“放机不以籍贯为限，则土著客帮，概可领机。在土著则夫妇兄弟皆可勤动，在客帮则帮工伙友皆可合作”。其三，“该机结构、配件，手续简便，并不须高大厂屋，有屋者领机自谋，无屋者借厂安机，于工方并无困难”。其四，“领机者有极简单之契约，不须先经保证，工方无筹措资本之劳”。其五，“放机以后，在工方无赴厂奔走之烦，无时间束缚之苦，于生产上有进而无退”。其六，“放机亦提倡家庭工业及自由工作，于工艺上有勤勉而无游惰，系增进工人之利益，非缩减工人之生计”。⁽⁴⁴²⁾这些议论，固然不无美化和拔高传统手工生产、贬低和排拒近代机器工厂的倾向，反映了传统手工行业经营者力求自保的心态，然而不可否认，在这些言论之间也确实不乏一些表明中国近代国情、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合理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5～1928年间，江浙一带丝织业中，曾经经历过由分散手工织造发展到近代机械绸厂，却又再次返回“放机”分散织造的潮流。⁽⁴⁴³⁾这种逆向的发展可能也包含着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和历史的无奈。实际上，在针织业中，这种情况也很盛行，原来设厂织造的，后来又纷纷改为放机，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浙江、江苏的针织厂商均将手摇机租给农户，发料收货，从织户应得的工资中扣取租金。浙江平湖的光华针织厂放机约1000台，当湖厂亦放机600台。上海放料收袜以南汇为盛，振艺商行曾控制南汇家庭针织机的1/3。以生产童袜知名的上海同兴袜厂，年销25万打，其中3/4是在南汇加工的。20年代无锡针织业所雇用的3000多名工人中，“泰半皆为散处工人，论件计资”。⁽⁴⁴⁴⁾“虽然有的厂家手摇机达百台以上，但大部分均出租给城乡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厂生产的仅十几或二三十台”。⁽⁴⁴⁵⁾如前所述，棉织手工业中，这种放料收布的散工制经营亦很普遍，河北宝坻、高阳，山东潍县，广西郁林（今玉林），江苏南通等地的土布业中，这样的现象多有记载。其他诸如火柴业、花边业、草辫业、抽纱业、发网业等新老手工行业，也多有采用散工制经营的实例。究其实，这种放机制或曰散工制经营，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性质的城乡家庭副业与“那种旧式家庭工业除了有相同的名称，再没有别的共同点。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业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⁴⁴⁶⁾手工工场和包买商通过加工、订货、包销等形式支配了城乡的家庭手工业，把它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和轨道，“在资本主义工业结构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各种手工行业不约而同地共同选择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不是偶然的，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使工商业经营者得以实现劳动条件上的资本主义节省，并且可以广泛控制和利用城乡个体小生产者的廉价劳力，是手工业资本家更合算、更有利的组织和经营形式。同时，它又是手工业生产方式演变的一个必经过程，“如果不把为包买主的工作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的整个工业结构联系起来，要了解这种工作的意义是不可能的”。⁽⁴⁴⁷⁾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极不充分，根本无力消纳已经过量存在、还在每日每时不断涌现的“产业后备军”。此外，各地的城镇周围还散布着大量亦工亦农的手工生产者，⁽⁴⁴⁸⁾他们并未完全割断与土地联系的脐带，多是农忙耕种，农闲做工，所谓“各工大都半农半工，农隙则出货较多，农忙则出货稀少”，⁽⁴⁴⁹⁾正反映了他们的身份特征和工作特点。各地农村中更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力。他们没有机会被大都建立在城市里的近代工厂所雇用，而更可能仍然信守传统的生产经营习惯，更容易为商业资本的触须所缠绕，为商业资本向手工生产领域的渗透，为包买主制生产经营方式的生长，提供了一片天然肥沃的土壤。通过这种经营方式的作用，在商业手工业资本的干预和组织下，大批城市小生产者和乡村农户也被吸引到资本主义关系的网络中来，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包容范围大为扩展。由此可见，尽管某些传统经营方式已经显得陈旧落后，尽管在机器工业的竞争下手工生产正在逐渐步入衰途，但是在这一定的历史时期，依然会继续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因为这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同时还因为其本身也在适应着社会的需要，也在发挥着近代化功能，从而也就有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