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总量的估计
尽管有以上的理论上的认同,但要取得具体而比较可信的数据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存在理论上市场含义的确定问题,体现在统计的运作上则是市场的涵盖面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这个角度看,“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也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因此,短距离的“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它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从来就是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而“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才是国内市场的主体。从而具体的估计,也以长距离的贸易为测定的目标。(1)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以长途贩运的贸易量来测算国内市场商品量是合理的,因为这排除了自然经济中的小市场因素。但是对于近代社会,这样测算就缺乏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商品生产,其产品的销售只有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分,而没有市场与非市场之分。产品的就地贸易在国内市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持这种意见的还认为:在鸦片战争后对外通商的条件下,“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不宜把国内市场同国外市场割裂,孤立地考察国内市场。”(2)
市场的含义影响市场的涵盖面,市场的涵盖面又影响商品流通量的估计。涵盖面不同,估计的入手方法也各异。在已有的估计中,已经出现两种入手方法。一种是直接估计长距离的商品流通量,另一种则是间接的估计,即根据“国内工矿等生产、运输部门的产值和进出口贸易量来测算国内市场商品量”。
采用直接估计法的学者所用的方法,实际上也是间接估计。它不是直接计算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数量,而是用可以反映这种贸易量的有关统计,间接进行测算。例如,从厘金的统计和海关的埠际贸易间接进行测算。但是,无论采取哪一种统计,对国内长距离贩运贸易量的估计而言,都各有其局限。例如:厘金是按照各地市场商品贸易额比例征收,用还原法,本可作为推算全国长距离贸易总额的基数。“可惜的是,厘金收入统计,地域不全,历年缺漏严重。特别是清末封建腐朽的吏治,各地征收官员贪污中饱,税率及交易额任意高下,几乎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一般公认为厘金收入统计的准确程度很差。”(3)以此反映长距离贩运贸易当然有很多局限。海关埠际贸易统计,是研究我国国内贸易的一部有价值的统计资料,并且经过前人的加工整理。(4)但“统计商品范围只限于‘土货’,即国内生产的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品(工业品包括民族工业和外贸在华工厂产品),占市场交易额很大的外贸商品不计在内”。“另外,如同海关其他统计一样,也是只限于轮船运输报关部分。”铁路、公路和轮船报关以外的运输都不在其间,这自然是很大的缺陷。(5)由此可见,直接从商品流通量进行估计,看起来最直截了当,作起来却要设有许多前提,要做许多假定,这些都会影响估计的精确度。
采用间接估计法的学者则不去直接估计商品的流通量,而是根据国内工矿、铁路、航运等生产、运输部门的产值和进出口贸易量,建立一个计算全国商品流通量的公式,以此测算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量。(6)这个入手方法,是在国民总生产中区别进入流通过程和不进入流通过程径自消费的两个部分,理论上是健全的,虽然实际的操作中有难点,不易找齐计算公式中所必需的统计数字。但它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有继续努力开拓的余地。
到现在为止,两种估计都取得了实际的结果,都能给人一个进行比较研究的根据。按照第一个方法最早进行的一个估计,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反映长距离贸易的全国埠际贸易额约达47.3亿元。(7)采取同样方法略加改进而进行的一个新的估计,所得的结果是:“1905年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总量为34.13亿元,1910年为39.99亿元,1920年为64.97亿元,1925年为84.75亿元”。(8)按照第二个方法进行的惟一估计,是1933年的数字达到108.6亿元。(9)上述三个估计,一与二比较接近,二与三也比较接近,而一与三则有较大的差距。数据材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下正确的判断。正如三个估计中的一个估计所说:“估计数是粗线条的,为了使它具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尚需作多角度的印证”。(10)当然,三个估计都是在统计资料极端贫乏的条件下作出了尽可能的努力而取得的成果。它至少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规模问题留下了继续思索的空间,为更准确的估计开创了进一步拓展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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