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市场的三重结构

一、商业市场的三重结构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国内近代产业的兴起，中国商业市场的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然而，传统经济仍十分顽强，不会轻易崩溃。商业市场上，新旧结构彼此共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重结构，即：楔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通商口岸和其他商业城市兴起的中国资本新式商业，以及中国广大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

（一）楔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

洋行是外资在华商业的主体。

外商来华开设洋行，一般都要利用买办来建立同中国原有商业网的联系，并依靠中国的商业网来组织购销活动，而洋行本部则充当进出口贸易的中枢。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洋行本部从一开始就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扮演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角色。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商丰裕洋行就设立五金商品门市部，雇用中国职员，进行趸卖和拆零业务活动。⁽³⁶⁾一般洋行最初的业务都是出卖现货的，进口货品多寡直接反映该洋行的推销成绩。后来一些洋行也接受华商定货，代向国外选购，⁽³⁷⁾进口业务同直接的市场推销遂有分离。同时，洋行之间也发生了专业分工，一部分洋行成为专业进出口公司，另一部分洋行则继续兼营现货推销，在市场上充当批发商和零售商。

20世纪初，在华洋行同外国制造业者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英国外交部咨询委员会1926年的一份报告在调查中国历年的市场情况后指出：“由于以往几年此地的商务形势十分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不再忙于增加自己的负担，为了在这个市场上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位置，制造业者必须随时给他在当地的代理人以所有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在有关商品第一次投放市场之时。……贸易风险由两者分担变得越来越经常了。”⁽³⁸⁾外国制造业者同洋行分担风险，主要形式是洋行在中国市场上充当外国厂家的代理，包销外商产品。由于外国运销中国的产品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多，一般洋行已不可能包罗万象，什么都经营，因此，往往分别同有关制造业者建立相对固定的产销关系。如亨茂洋行专销美国凯迪拉克汽车，是该汽车公司在中国的专门代理。⁽³⁹⁾荷兰飞利浦电灯泡公司在华总经理是威麟洋行，老球牌天平秤则由荷商金龙洋行经销，吉利剃刀的总经理是怡昌洋行。⁽⁴⁰⁾茂生洋行在华经销英法美等国药品和医药器材，发行各货均用茂生商标，小至体温表，大至医院全套设备，茂生洋行的销售客户是上海和各埠大药房，除接受大宗订货外也经营门售，并办理外埠函购业务。⁽⁴¹⁾怡和洋行机械部也充当多家外国公司在华总代理，经销各式引擎、抽水机、电机、锅炉等。⁽⁴²⁾美商德法洋行经营德国柏林大药厂产品，是一家批零兼营的商店，除门市零趸交易，还接受外埠零趸函购。⁽⁴³⁾美商慎昌洋行是一家专营各类机电产品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公司，它是多家外国工厂在中国的“独任代表”。该洋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广州、香港、昆明、济南、张家口等地设立分行，直接向各地销售外国厂家产品。⁽⁴⁴⁾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直接同外国制造商打交道的中国商人日益增多，可是从总体上说，外国制造商仍然必须借助自己的在华代理行来销售产品，英国外交部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说：“针对同不熟悉的中国商号进行交易时所产生的信贷问题，以前的报告常常提出的警告似乎值得再次强调。现在数量可观的中国商号直接同外国做生意，所以，必须明白，由于在取得财务状况可靠资料等方面存在困难，并且在发生争执时难于取得赔偿，对于英国商人来说，只有通过有声望的在华英国商行来做生意才会更为安全。”⁽⁴⁵⁾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英、美、日等国制造商已经越来越主动地将推销业务委托给在华洋行，到20世纪初，这一趋势更是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日商在各地的发展。据海关统计，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全国共有日商洋行42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增加到4878家，为全国外商洋行总数的61%。⁽⁴⁶⁾这些洋行包括各种类型，除三井、三菱等老牌大洋行投资范围甚广外，一般中小洋行均以中日贸易为主。由于外贸同中国国内市场直接衔接，所以很多洋行也因此卷入中国国内商业的活动。1908年日人所编《中国经济全书》也指出：“日商于中国之内地常开设支店或货庄以谋交易之便。”⁽⁴⁷⁾说明日本商人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已有相当程度的深入。

洋行为了从中国收购土产，往往进入内地产区，设立收购站。这就直接楔入了内地的土产流通网。20世纪20年代，仅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地就有9家洋行开设分支机构，其中包括英商新太兴洋行、高林洋行、聚利洋行、仁记洋行、天长仁洋行、瑞记洋行、平和洋行和德商世昌洋行。在西北地区，宁夏（今银川）、石嘴山、兰州、西宁、拉卜楞、循化、湟源、肃州（今酒泉）等地均有洋行开设。除兰州庄，一般是洋行调款、汇兑、放贷的机构，不直接经营羊毛等业务外，其他各地的洋行分庄均以收购羊毛、皮张、肠衣、药材和猪鬃为业。河州等地的洋行坐庄收购藏族地区的羊毛，往往由本地商店介绍和担保，由同藏民有关系的拉卜楞商号或懂藏语的毛贩子代为进行。⁽⁴⁸⁾

为了真正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一些外国制造商也开始直接进入中国，设立自己的商业销售机构。如利达洋行（Ault & Wi-borg Co.），总厂设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在上海、香港则设有销售机构，专销自家生产的颜料、化学原料、凡力水、印墨、墨灰、复写纸、打字机等，其在沪分行同批发零售兼营的一般坐商没有多少区别。⁽⁴⁹⁾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很早就在宜昌设立了一个仓库，但一直空置未用，直到1907年才由公司送去一船煤油，并委派了一个“中国代理人”来负责照顾公司利益。《北华捷报》说：“如果公司保持该仓库得到不断的补给，本地商店的油价就不会像前几年那样上涨。”⁽⁵⁰⁾可见美孚石油公司可以直接操纵当地的煤油商业。美国化学工业巨头杜邦公司创立于1802年，1920年时拥有资本24000万美元，设厂66家之多。杜邦集团在中国开设的上海恒信洋行（Du Pont de Nemours Export Co.）则是一家商业机构，推销该企业集团的化工产品，包括颜料、丝光皮、橡皮布、油漆、火药等。⁽⁵¹⁾英商茂成洋行（Rose，Downs & ThompsonLtd.）在上海设店供应英国本厂制造的榨油机、挖泥机、起重机等，并兼售英国其他厂家制造的机械设备。⁽⁵²⁾美国富室缝纫机公司设工厂有总公司于麻省，发行部及出口部则设于纽约，为拓展在华销路，1920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专销该公司生产的缝纫机零件。⁽⁵³⁾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产品早于1890年就进入中国，初由德商咪也洋行（Meyer & Co.）经销。1903年英荷资本成立了子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1907年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上海设立机构自行负责在华销售。1908年，其在华机构分为华南和华北两个公司，华南公司设于香港，资本100万英镑，负责华南包括广东、广西、贵州及福建部分地区的推销业务。华北公司设在上海，资本200万英镑，负责华南公司营业范围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中国各大城市设有办事处，各有油库、油栈、油罐、装听间、加油站等，除经销火油及石油制品外，还经销白蜡和蜡烛。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中国直接管理的商业销售机构所雇用的华籍员工达数千人之多。⁽⁵⁴⁾

英美烟公司也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组织。公司的管理机构分为“部”、“区”、“段”三级，部的管辖范围包括好几个省，全国分为4个部；区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一个省，段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一个专区。⁽⁵⁵⁾这些机构负责各地区的广告、运输、收款、发货工作。直接销售业务则由经销商和烟栈负责。经销商是同英美烟公司挂钩的中国商人，烟栈则是由英美公司直接设立的储运卷烟的仓栈，一般委华人承办。1912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也许在18个行省中，不论大小城市，英美烟公司没有不曾设立烟栈的。”⁽⁵⁶⁾说明英美烟公司在卷烟的商业流通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是相当深入的。

如果说洋行开设门市部和外国制造商开设经销处是进出口贸易业务的直接延伸的话，那么也有一些外商不一定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而是开店设庄，从洋行进货，门市销售，从事一般性的商业经营。

英商惠罗公司地处上海南京路，其董事会设在伦敦，该公司是上海最著名的外资百货公司，经售电器用品、纺织品等各式日用百货，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经营内容都同西方最新式的百货公司无异。⁽⁵⁷⁾新泰隆洋行是南京路上的大型服装店，专门销售各色男子服装，并独家经销英国战胜牌雨衣。⁽⁵⁸⁾法商百代公司在上海、天津、香港设有分庄，发售钻针唱机和中国各种名伶唱片，以及电光活动影戏机器及各色影片等。该公司还在上海徐家汇自建厂房，就地制造唱片，以扩大营业。美商华革和服鞋行则是一家产销合一的鞋店，该店专制各种新式靴鞋，行销沪上，并办理外埠函购业务。⁽⁵⁹⁾谋得利洋行设在南京路3号，是一家专业乐器店，门售各类“军营全队乐器、水师马步鼓号、各国风琴、大小留声机器”，它在《北华捷报》上刊登的广告说：“远东最大最新式的乐器商店，供应钢琴等各色音乐器材，欢迎外埠邮购订货。”⁽⁶⁰⁾南京路上的康生洋行实际是一家饮食店，该店制作各色西式点心蛋糕，门市出售并设有茶座，供应西点尝吃。⁽⁶¹⁾美商恒丰公司是一家“备有大宗现货”的文具纸张商店。⁽⁶²⁾沙利文糖果店的邮购广告说，该店“以上海价格”将各色糖果“由邮局直寄府上”，“不另收邮费和包装费”。⁽⁶³⁾经销照相器材的商店也以广告来招徕顾客，外地顾客可以向商店函购。

药房是外商比较集中的行业。上海最早的外商药房是1850年开设的大英医院（药房），至1910年上海先后开设过24家外商药房，其中10家是1895～1910年间开设的。⁽⁶⁴⁾以后，外商药房续有新的开设，其中一部分侧重于经销化妆品，如英商宝威大药行，设行伦敦、上海两地，专业推销夏士莲雪花膏等化妆品。⁽⁶⁵⁾

在中国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的零售商业中，从20世纪起俄国商人逐渐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世纪，汉口的俄国茶叶巨头几乎是俄国的主要在华商业力量。当然，汉口的俄国茶叶行在上海等城市也设有自己的分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俄国人开的小商店。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人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有了初步发展。1907年的舍伊年食品店是上海最早的俄国食品店。1908年，南京路上开设了卢戈维棉布商店的代销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初期，俄国商人更是大批涌来。到1919年，上海已有俄国侨民1000人，并有一系列俄国人开设的新商店。其中有时货商店、点心铺、首饰店、饭店、药店、食品店、服装店和美容厅，并且成立了俄国商人联合会。从1919～1927年，几乎每年都有数家新的俄国人商店开张。从1926年起，俄国侨民已经开始遍布宽阔的法租界，而俄国侨民以自己的商店装点着它的中心地带，至30年代初“一些外国商业行业几乎都被俄国商人取而代之”。“法租界的商业中心——霞飞路是俄国商人建立的，因为这儿95%以上的欧洲人开设的企业是属于俄国人的。”⁽⁶⁶⁾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上海、天津等大的通商口岸，外商陆续开设了大批商店，而且外国人设店有逐渐深入内地的趋势。除了上述各洋行在各地开设分行，各石油、卷烟等公司在内地开设分销机构以外，一般的外资零售商业也开始进入内地。20世纪初，在莫干山、牯岭、北戴河等旅游胜地外商就开设了多间零售商店。云南府自开商埠以来，外商就有进入昆明的试探，至1907年，两三个法国人合伙在城外开设了一家联合商行，该店位于新火车站附近，全由外国人经理。⁽⁶⁷⁾

1904年山东周村辟为商埠后，各国洋行纷纷前来拓展业务。

先是德商在周村车站设德华银行办事处，稍后英商又在站西设立亚细亚石油分公司，美商在更西一点设立美孚石油分公司。日本先后在周村开设小林、寺村、大富、酒井等十余家洋行，经营仁丹、西药、自行车、人造丝等商品。⁽⁶⁸⁾1916年广西南宁的主要街道上出现了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商店，店名完全英文，叫做The All British Drug Depot。但是这家店的经理却是一个中国人。除了销售药品，还出售肥皂、炼乳等商品。据报道，该店是英国来华传教组织（English Medical Mission）所设。⁽⁶⁹⁾在新疆乌鲁木齐，南门外是个穆斯林集居的市郊，在那里土耳其人的零售商业十分兴旺。来自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和里海一带城市的俄罗斯中亚商人的居留地是个十分干净的小区，一长排井井有条的俄国店铺做着各种各样的买卖。人们发现这些店铺里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机制产品。⁽⁷⁰⁾

外资商业企业是中国国内商品流通结构中的第一个环节，外国商品经过这个环节传递到第二甚至第三个环节，中国出口土产也通过这个环节同出口贸易相衔接。因此，在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和控制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一环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它同中国国内商业流通其他环节的联系也进一步密切。

（二）通商口岸和其他城市的新式商业

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逐渐开辟市场，中国人投资经营的商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外商竭力深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国内商品流通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外商毕竟不可能囊括商品流通的全过程，他们必须依赖买办和其他中国商人，必须依赖大量中国人掌管的商业机构。

买办是外商深入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帮手。严格地说，作为洋行雇员的买办，无论是采购土产还是推销洋货，均属洋行的业务活动，并没有同洋行分离而构成新的流通环节。然而，在实际上，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是十分微妙的，他们往往自立商号，以独立的商人身份同洋行做生意。洋行往往还通过买办同其他商业机构打交道，用经销、包销、代理等方式控制一个推销进口商品的商业网。一些中国商人的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设立了经销进出口商品的商业字号行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新式商业已经规模初具，成为中国市场体系中的第二重结构，直接同第一重结构相衔接。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和近代城市的发展，这类新式商业也直接为民族工业服务，进行民族工业产品和原料的流通，直接为近代城市提供各种消费品。

雷麦曾经对1899～1913年间洋行在华推销商品的办法作了介绍。洋行往往“给予一批中国批发商以专销某一货物或某种货物的权利，而中国批发商则保证，他们将不接受来自其他行号的竞争性货物。一个名牌商标、一家由国外企业自己控制的在华专销行号，一项与一批中国批发商签订的不得经营竞争性货物的协议，这就成为无法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推销机构的洋商们的预定计划”。⁽⁷¹⁾

谦信洋行进口的靛青原来是由自己的买办负责推销的。1920年，谦信买办周宗良和贝润生等投资140万两银子。合伙开设独立的谦和靛油公司。谦信洋行的靛青遂由谦和公司全权负责推销。谦和公司总号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遍设分号和代销处。其做法是在各省较大的城市中选择一处分号作为省号，负责管理本省内的各分号和代销处的业务。谦和公司在业务最发达的时候，分号和代销处共有200余处，形成一个庞大的推销网。⁽⁷²⁾

华商美信公司是美国鹰格索夜光表在中国的总代理。美信公司同各地有关商店订立经销合约，1920年美信公司下设经售处共有138处，其中上海有时中公司、永安公司等38处，江苏省有31处，浙江省有23处，江西省有23处，湖南省有8处，安徽省有12处，山东、河南、湖北各有1处。⁽⁷³⁾

卷烟市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商品市场。除了外商自己直接掌握一部分销售机构以外，大部分利用中国人的商业网络。原来在永泰栈替英美烟公司推销卷烟的郑伯昭，1912年独立门户，开设永泰和烟行。1921年永泰和烟行又与英美烟合资，改组为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永泰和公司在上海设总公司，在外地设分公司，在各大城市建立40多个据点。永泰和仿照英美烟公司的办法，设立段经理或驻员，并逐级物色大小经理，通过他们去联系零售商，形成一个销售网。当中国民族资本卷烟工业兴起以后，也利用这类商业网络展开促销工作，建立了一套与英美烟公司相似的经销体系，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这样做的。遍布城乡的烟杂店和小商贩通过这个网络，也卷入了卷烟市场。

棉布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新式商业行业。洋布由于价廉质优，逐步取代土布成为商业市场上的重要货物。一些商人为利润所吸引，纷纷经销洋布，从而分离出一个独立的行业。上海的棉布业是从洋杂货业分离出来的，起初是洋杂货铺兼营洋布，后来形成专营洋布的商店。据20世纪30年代初的统计，上海共有洋布店573家，其中批发237家，零售290家，批零兼营46家，资本总额689万元，雇工5856人，年销售额70628800元。⁽⁷⁴⁾

1894年以前，进口商品一般是由香港或上海的买办和新式商人向内地扩散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商人到通商口岸开设分号，直接、间接地向洋行批发洽购。在棉布商业中，外埠各大城市的大批发号或大型零售商店在上海设立的派出机构（申庄），就属于这种情形。⁽⁷⁵⁾这些常年坐镇上海的采办人员俗称庄客，经常向原件批发字号采购棉布，运至各地城市销售。⁽⁷⁶⁾棉布从上海向各地扩散主要通过这些申庄，1905年仅汉口一地在上海设立的申庄就有20家之多。

在上海设庄办货的不限于棉布一业，其他各业均有类似情况。

据20年代末的说法，在20世纪初“鲜见此种固定组织，远道商人来沪售卖或采办商品，胥投宿逆旅，洋泾浜一埭旅馆即商帮临时坐庄，近年因时势之要求，均一变而自设办庄，租赁房屋，聘用雇员，俨然若批发字号，以为买卖双方谈判交易之处……各商帮遂不惜年耗巨费设庄沪上，以求竞争之道。今北洋、长江、南华等之办庄，且有兼做转手营业直接向洋庄购买定货者”。⁽⁷⁷⁾来上海办货的各地商帮，仅棉纱一业就分广东帮、四川帮、天津帮、汉口帮、长沙帮、汕头厦门帮、九江帮、牛庄帮、青岛帮、宁波帮、云南帮、徐州帮、芜湖帮、安庆帮以及内地帮（指上海附近长江三角洲一带客户）。这些客帮或代内地本号销售产物，或代本号收买货品，或二者兼做，“恒以同乡关系，行动辄趋一致，且互相援助，遂为人称之曰帮……各帮庄客又分为三种：一为长期驻沪者，为外埠数大商店之代办人，其行动自由，经济亦独立。一为轮流驻沪者，为外埠大商店每年轮流派来之人，例如天津帮之坐庄，多由该埠大商店派人来，每逢废历端节及年底更番一人，其行动全受本店之节制，经济亦不独立。一为外埠商店需办货时，始派人来沪，采购事毕，即回本乡，名曰野鸡帮”。⁽⁷⁸⁾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已经形成百货、西药、五金等一系列新的商业行业，并逐步向内地扩散。南京路上的精益眼镜公司“为中国第一家验目配光制造各种科学镜片”的商店，“前承巴拿马赛会及各大赛会奖给金银牌章”，并获得商部特等奖励。该店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汉口、长沙、广州、南昌、香港、杭州、南京、扬州、苏州、无锡等城市设有分号。⁽⁷⁹⁾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三星牌花露水，在上海设有两个发行所，产品向全国推销，号称“各埠洋广货铺均有经售”。⁽⁸⁰⁾

上海为万商云集之地，外埠商号纷纷涌向上海，或将总店移往上海，或在上海开设销货窗口。先施公司1900年在香港组建，1911年又在广州开设先施公司，以后又在上海修建四层大楼，有商场、客房和屋顶花园，1917年落成，⁽⁸¹⁾与1918年开业的永安公司和1926年开业的新新公司齐名的是上海最新式的大型百货公司。该公司自称“选办环球物品，搜罗改良国货，振兴中国商业，挽回外溢利权”。⁽⁸²⁾一些外埠工矿企业也以上海为推销产品的主要市场。天津宜彰帆布公司创立于1911年，“创制中国防水帆布，并制皮革箱箧以及衣包”，行销北洋并远及南洋各埠，其总批发处设在天津，而总经理处则设在上海。⁽⁸³⁾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总发行所设在上海，经上海将红、白葡萄酒、三星白兰地等分销各地。⁽⁸⁴⁾天津久大精盐公司仿照西法提制精盐，奉盐务署特许并经农商部注册，准许行销各通商口岸，遂在上海开设总发行所，将所产精盐自塘沽运到上海再分委各商店承销。⁽⁸⁵⁾行销沪上的煤炭为各工厂、商船及普通居民所耗用，向有华煤及日煤两种。19世纪末，华煤仅开滦、萍乡两家，岁销数十万吨，至1920年煤炭消费大大增加，而华煤产额也非常可观。“出货较多业已行销市上者，为直隶之开滦烟煤、柳江无烟煤、井陉烟煤、江西之萍乡烟煤、山东之中兴烟煤、浙江之同湖煤、山西之无烟煤，皆能与日货争胜。”⁽⁸⁶⁾这些国产煤炭（有的为外资煤矿所产）多通过华商经销网络投放上海市场。

米粮业的交易向属华商的传统市场。但近代城市的兴起给这一市场注入了新的气息。尤其是在大城市，这一市场开始发挥为社会化生产服务的新功能，在交易上也产生了新的方式。如稻米的运销，通常由内地米行米厂向农家办米，然后转售给米客，米客运米至上海等大城市，托经售米粮业推售。上海的米粮业分厂米经营与河米经营两种，前者经售外省客籼送厂碾白者，后者则经售已在内地碾白的内河米粮。⁽⁸⁷⁾上海的小麦购销主要由面粉厂和杂粮行进行。面粉厂除在产地自设办麦处外，大部分由产地行家代为收购。杂粮行兼营小麦，进货渠道有三：一是派人赴产地收货，其法类多委托当地行家代为收集，给以佣金；二是向同行买进；三是通过交易所买进。其销路则是：面粉厂、同行、交易所。⁽⁸⁸⁾机制面粉早在19世纪末就有北方客帮到上海采购。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及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南粉北运获利甚厚。但客帮进货颇看重牌号，美粉红日当天牌和加拿大粉金龙牌常为北方客帮优先采购，初登市场的国产机制面粉受到了排挤，于是上海各厂除了在本埠推销，等客上门以外，还派人常住外埠自行运销，并委托当地批发商推销上海所产机制面粉。主要运销地区是天津，嗣后又发展到营口、大连等处。⁽⁸⁹⁾面粉的商业组织有面粉厂在本埠及外埠设立的发行所或批发所，有为其本号本庄采购的客帮，有向面粉厂购货转售零售商的面粉号，有经营零售业务的粮店以及零星贩卖的小商贩，并有1921年成立的面粉交易所。⁽⁹⁰⁾

总起来看，各通商口岸的商业繁荣局面是前所未有的。除了上海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会以外，其他通商口岸也都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如广州的商业繁荣也颇可观。据1921年统计，广州有商铺34791家。又据1923年统计，广州市内有工商业户30720家，包括130个不同的行业，其中建材装修业2121户，家具业2070户，酒米业1747户，饮食业1539户，金银珠宝业1415户，药业1136户。⁽⁹¹⁾厦门的商业也较发达，尤其是长途贸易有相当规模。在厦门，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的商人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称为“途郊”，据日本人在清末所作的调查，厦门有12个途郊：①洋郊，从事厦门与海外的贸易。②北郊，从事与北方口岸的埠际贸易。③疋头郊，专门从事绸缎、棉织品贸易。④茶郊，专门从事福建南部各地及台湾淡水等地的茶叶贸易。⑤泉郊，从事与台湾及澎湖列岛贸易（该地多泉州府移居者，故称泉郊）。⑥纸郊，从漳州地区贩纸，运销北方各口岸。⑦药郊，有洋货行和药种行两类商号，从事水产贸易的商号也加入该组织。⑧碗郊，采办漳州、泉州等地陶瓷器，运销南洋和台湾。⑨笨郊，从事与台湾笨港的贸易，清末民初和泉郊合并。⑩福郊，从事与福州的贸易，民国初年已有名无实。11〇广东郊，从事与广东的贸易。12〇棉纱郊，从事棉纱、棉布贸易。⁽⁹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业繁荣由通商口岸向内地辐射，已导致内地一些同全国市场发生联系的区域商业中心的形成。这种商业中心有两类，一类是北京这样的政治中枢所在地，另一类是散布各地的中小城市。以北京而言，它“沿辽金元明四代之旧，为清代的都城，也为民国的都城，人口二百余万。……天下商贾和货物往往辐辏于是……民居商店极为繁密，货物运输往来，不绝于道；……东西牌楼等地商店林立，百货云集，而东安市场中，举凡茶楼、酒馆、饭店、戏园、电影院、球房以及各种技场、商店，无不具备，营业大兴……此外，如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等处，每逢庙期，百货云集，也成为定期的繁华市场了”。⁽⁹³⁾

至于散布各地的中小城市，它们是介于通商口岸与内地农村城镇之间的商品交换的中转站。如处于边远地区的包头，在1897年以后成为西北地区羊毛交易的中心，包头市场上的羊毛一般来自西宁，而西宁又是青海、西藏羊毛的集散地；包头羊毛还来自甘州、肃州、凉州、永昌等地，而这些地方又是甘肃羊毛的集散地；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羊毛来自内蒙古一带，包头本身是内蒙古羊毛的集散地。包头羊毛主要销往天津等口岸城市。又如东北地区自营口开埠后同关内商业往来日益频繁，上海、广东商人往来营口进行交易者不乏其人。20世纪后，关内外商人货品的互通更为增多。东北有大豆、豆饼、豆油、黄烟、线麻、鹿茸等土产大量南运，从关内购入的日用品中的四川夏布、云贵铜器、福建漆器、广州牙雕、江浙绸缎、山西锅铁、天津芦席、上海五金等，进口洋货更是无所不包。⁽⁹⁴⁾当时的营口出现了一种名叫“大屋子”的批发商兼中间商。大屋子有自己的驳船、仓库以及旅馆，让客商住在大屋子自设的旅馆里，代客商寻觅主顾，买卖成交时，大屋子从客商那里获得佣金。19世纪末营口公议会制定“大屋子行规”，规定凡棉纱、棉布交易按价抽佣金2%，其他杂货则按市价抽取3%的佣金，还禁止大屋子买卖期货，以避免投机交易引起混乱。如有人破坏规约，“全市同业商人与他断绝一切交易、交往以及金融借贷关系”。⁽⁹⁵⁾

内地大小商业中心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贯通，形成了沿海通商口岸到广大腹地的商业网络。东北地区的商品流通网络，直接受到上海—牛庄（营口）之间的商业关系的制约。1907年外商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了这样的状况。“法库门位于奉天以北偏西160公里处，在奉天、牛庄和新民屯去黑龙江的主要道路上，黑龙江省同南方的冬季贸易经过法库门”，“主要进口货是来自牛庄、新民屯和铁岭的洋纱、煤油、棉布；粮食每年100万担（每担360斤），价值40万两；煤来自新民屯和铁岭；土烟来自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洋烟土来自牛庄；烟草和麻来自奉天省东部和吉林；日本商品如纸张、棉纱、海产和香烟，经奉天和铁岭而来。每年进口值包括粮食约300万两”。“通江子离法库门55公里，位于辽河边。1876年辟为国内河港。1895～1899年贸易最为繁荣，一个季节中由船运往牛庄的大豆超过100万担”。“主要进口品是来自牛庄的洋布、洋纱和盐，价值582800元，以及各种杂货。上述输入商品中80%销往更远的昌图和宽城子（长春），只有大约20%在本地消费”。“主要输出大豆、豆油和油饼。大豆来自周围地区和吉林，豆油系本地制作，也有来自宽城子的，主要销往长江流域。”⁽⁹⁶⁾法库门有店铺205家，通江子与牛庄之间商业最盛时有各式船只17000条。正是依仗这些商业机构和交通手段，法库门、通江子成为东北地区商业网上的两个重要网结，上同通商口岸相连，下同农村市场沟通。在这个流通网上活动的主要是中国的商业资本，流经这个商业网的商品除进口洋货、出口土货及部分民族工业品，也有相当部分属于传统商品，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营手段的变化，同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相混合的传统商品流通也逐渐染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色彩。

随着新的交通线路的开辟，商业城镇在交通线路附近迅速崛起，山东潍县的商业地位就是一个例证。“11条贸易线路在此汇合，使这个地方的批发商业声誉远扬。现在仍用原始的方法订货，大量外国商品，如布、纱、铁和煤油从芝罘运来，甚至更多的土产从南方市场托运到这里。所有这些都是沿海贸易，因而用帆船和轮船在胶州可以找到一个自然而又方便的入口。”⁽⁹⁷⁾

毋庸置疑，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和其他社会经济环境，对通商口岸和其他城市的商业是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的。如同样地处东南沿海的温州商业的繁荣就受到轮船运输业不发达的局限。正如《北华捷报》评议说：“轮船招商局垄断了温州的运输业，运价太高以致阻碍了许多低价商品的运出。假如这些商品能有相当比率投放远地市场，会给本地增加许多繁荣。”⁽⁹⁸⁾又如重庆的贸易地位也受上海等口岸与内地省贸易关系的直接影响。“重庆曾经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多种产物的集散地”，但是，到了1920年前后，由于四川省各种捐税繁兴，这些贸易已不再经过重庆。云南沱茶向来经由重庆输出，自1925年以来即运往越南转海路到上海，在重庆，沱茶反而成了由上海来的输入品。陕西和甘肃的药材也不再经过重庆，而是顺汉水直运汉口。到了20年代，四川内地和邻省商人“日渐趋于直接从上海及其他处订购货物，由邮政局包裹递送。诸如格花呢、人造丝织品、棉织品等，以前都是先输入重庆，然后发往内地的货物。”⁽⁹⁹⁾国内商业线路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商业条件的发展和商帮势力的消长。这种变化对中国商业市场的第三重结构——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

内地乡镇和农村传统商业结构是包括国外在内的研究者长期注意的问题。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市场的形成都比人口的增长快”，但“中国的销售仍然是以农村为方向的”。⁽¹⁰⁰⁾这一看法基本上切合实际。虽然在本书考察的1895～1927年里，中国的商业性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与大城市的联系仍远不如地方性的商品流通。规模宏大的近代商业只局限棉布、卷烟等工业产品和蚕丝、茶叶、油类作物等出口农产品的交换，在广大内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商品流通主要是村落、乡镇间传统手工业产品及农副产品的交换，即使是近代工业品的流通主要也是利用传统的流通渠道，混合在传统产品中间进行的，粮食、丝、茶等最终流向大城市甚至国际市场的商品，在农村地区也是基本沿着传统渠道以传统方式进行交换的。因此，尽管农村市场交换的另一端同近代产业相联系，同传统的市场也有区别，但它仍然保留着传统经济的全部因子，只是在传统的商业网上添加一两个环节，把交易从农村集镇向通商口岸延伸而已。

另一位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传统中国后期的农村地区可以被看做七万个六边形的格子，每一个经济体系以一个标准市场为中心。”⁽¹⁰¹⁾施坚雅所谓标准市场是指遍布中国农村各地的定期集市，这种集市以农民一天步行可以抵达的距离为功能范围。这种市场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然是中国农村市场的骨架。近代市场的发育充分利用了传统的市场体系，在很多场合表现为传统市场体系的完善和扩展。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为农业商业化提供框架的是从宋朝开始的市场网络、乡村市场组织”。⁽¹⁰²⁾根据对浙江鄞县农村市场的研究，他指出，大体在清朝中叶以后这种市场组织已经得到了完善。其时，鄞县的所有村庄都置于特定的标准市镇的市场区以内。乡村的自然资源和物产首先拿到这样的标准市镇上，从那里继续输往中间市镇，然后从中间市镇和中心市镇进入宁波。宁波提供的经济服务循相反路径回到乡村。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无根本变化。宁波农村分销商品的店铺种类有南北货、绸布、油酱、鲜咸货、中药、香烛、席、杂货等。⁽¹⁰³⁾大体都同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的传统商品有关。广东农村的情况也相似。海丰、陆丰两县1908年有市镇44个，其中16个为原有市镇，28个为鸦片战争后陆续形成的新市镇，另有14个老市镇逐渐废弃。⁽¹⁰⁴⁾这些市镇同样是当地农村的商品集散地和农户互通有无的场所。

在这类农村市镇也有商业竞争，但主要是宗族之间、村落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竞争。据库伯于1919年对广东汕头附近“凤凰村”的调查，这个村子中有30家店铺组成的商业街。全村650人都属同姓，他们建店开市是为了同附近的谭村竞争。谭村占有地利优势：位于河边较低的地方，在旱季，船只必须停泊在谭村。谭村本身也同三英里以外的另一个市场竞争。凤凰村见到自己的村民去谭村做生意，认为也可以在自己村里做，于是紧跟其后，出资新造了24间商店并修了一条路，1919年出租店面21家，其中5家由本村人经营，其他由外村人租赁经营。由凤凰村人开设的商店主要卖稻米、食品、药品和鸦片，外村人经营的则有豆腐、纸张、猪肉、染料、棺材等店铺，还有一家理发店。⁽¹⁰⁵⁾

农村市镇的商业普遍带有小本经营的色彩。金陵大学1930年夏天对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的调查，仍能说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情况。该镇有1805人设有店铺68家，共雇工175人。平均每家2.6人，几乎全是小店。6家粮店共雇工21人，7家杂货店共雇工17人。每天早上，农民带着小篮米麦来粮店换钱。店铺也常向农民提供贷款，所以每当收获季节，店老板必须下乡收账。该镇最大的商店是木匠铺，雇了8人，其次是一家当铺，雇了6人。当铺、粮店和杂货店的日营业额共计411元，占镇上日营业额777.5元的一半多。其他店铺提供各种基本生活服务，包括裁缝店、铁匠铺、草药店、肉店、理发店、豆腐坊、茶馆、餐馆等。⁽¹⁰⁶⁾几乎都是传统行业。即使在丝茶产区的农村市镇，除了丝茶生意同外地市场息息相关，其他各种商业交换都具有本地村落间交易的特点。虽然商品流通无孔不入，通过层层扩散，资本主义世界的产品也会渗透到农村中去，但是其扩散和渗透必须遵循传统的途径。费孝通研究江南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时分析了一种“代理船”的买卖方式。“代理船”代表村民去市场做买卖，村里有4条这样的船，每天航行两个半小时去市场，甚至在没有接到买卖委托的情况下也照样出航，所购货物常常是家用杂货，代理人不向村民收取手续费，因为他们有时从市镇上的商店得到礼物。然而，他们的主要营业是代表村民售货。因为他们熟悉市场，同农产品收购者有联系，他们向村民提出打包方面的建议，陪同他们去售货，⁽¹⁰⁷⁾由此可见，一般农民尚不可能自由出入市场，因为缺乏公共交通等社会性运输手段，也缺乏相应的市场营销知识和能力，所以他们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总存在着一层隔膜。

农村牛市也称得上是一项有历史传统的商业活动。在浙江省，每当暑天将尽，就有商人将大批耕牛从南往北贩运。在黄岩附近由牛做的农活结束得比北边的天台地区早，习惯上是在那时将南边的耕牛贩往天台地区，卖给当地尚有许多农活要做的农民。两地相距300里，一般是十几头牛一群，一个人管两三头牛，一路上对牛脚特别关照，给牛穿上草鞋，沿途有专门的宿营地，牛穿的草鞋在沿途村子里可以买到。在牛市上往往聚集着几十头牛，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检查牛的身体，当面成交。⁽¹⁰⁸⁾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框架下，早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商品流通。农村市镇主要处理农民之间、村落之间的交换，同时也是长途贸易的起讫点，而此类长途贸易又往往同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鸦片战争前江苏的土布贸易为例，“华中商人出资收购并加工土布，从江苏运输至华中、华北。他们雇用掮客，将原棉供给农民家庭，换取棉布，运到苏南平原各城市进行加工漂染，或雇人代理加工，由于供求方面的数量日增，处理乡间源源不断而来的大量棉布的漂染工场不断出现。经过整理的布匹在中国各地销售，甚至远至广州，售予东印度公司”。⁽¹⁰⁹⁾类似长途贸易的市场制度，在近代经济体系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发展，体现了传统市场制度对商业条件变化的适应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大量输入并很快取代土纱，其结果并不是土布生产、交换的市场制度萎缩，而是一些地区手工织布和土布贸易循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交易量和交易范围都大为扩展。

直隶定县和山东德平是19世纪末形成的两个土布业中心。定县的土布运销察哈尔等地，1892年为60万匹，到1915年增加为400万匹。德平的土布则主要运销热河。⁽¹¹⁰⁾1917年以后，宝坻的地位超过了定县和德平，成为新的土布业中心。宝坻的盛况也不过维持了10年，1926年新兴的高阳土布业由于大量输入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同宝坻形成严峻的竞争局面。据1926年8月的调查，高阳一带土布的年产值达200万元。高阳土布业所有棉纱来自天津，由民船经潴龙河运到同口镇，再以骡车运30里至高阳。所织布匹由骡车运到津浦铁路上的泊头镇，其后或经由铁路运至山东，或由骡车运至京汉铁路上的保定，再转运至北京、张家口、山西、绥远、河南、陕西、湖北、蒙古等地。⁽¹¹¹⁾长江口上的南通、海门、宝山是另一重要的土布产地，以关庄布著称的南通、海门土布，主要消费地在东北，实际交易却在上海做成。其流通可分成几个阶段：先是零趸收购，各关庄自己在门庄上收买布匹，既有农民送来的零布，也有布贩从各乡收购来的成批布匹，30或35匹为一帖，趸卖给关庄；接着由关庄将收购来的土布经丈布、配布等工序，将土布按阔度、长度、密度分类分级，按各牌预定规格分配成卷；然后由运输行负责运港，转用轮船运抵上海售予各帮客商；最后由客商运往东北，在东北市场上分销。据不完全的调查资料，清末民初，南通、海门的大尺布庄就有25家之多。1906年上海销往东北的土布中上海布仅占1/4，而通海土布却占了3/4。⁽¹¹²⁾宝山县一带乡民用木机所织“毛宝土布”，“向销广东、香港为多。如真茹全镇有广成、万成、协成、丰大、源记、丰成、瀛记等八家。此项布庄或收买后自运广东，或售与粤客装运往粤，全年亦有一百万元之谱”。⁽¹¹³⁾

在土布的生产和销售的整个市场网络中，使用洋纱和机制纱这个环节是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挂钩的，在其他各个环节，特别是产品销售的商业市场则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与此相反的是蚕丝业。蚕丝业可谓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最为密切了，但是除了在通商口岸一端同洋行交易并出口海外以外，在农村地区的流通过程基本上是由传统的商业组织承担的。传统的商业组织在未创立新机制的情况下，同样能够适应出口贸易，同洋行或中国新式商业机构发生联系。典型的养蚕农户往往从农村市镇买进桑苗，种植桑树。浙江石门和海宁在清末民初是有名的桑苗贸易中心。⁽¹¹⁴⁾桑苗的销售范围很大，甚至把太湖流域的桑苗销往山东、河南、河北和湖北等地。⁽¹¹⁵⁾农户还在当地桑叶市场购进桑叶以调剂桑叶用量。养蚕户所用蚕种，大多也是通过市场解决的。浙江嵊县、余杭分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主要的蚕种制作中心和交易中心，此外，新昌、富阳、吴兴等县也是很重要的蚕种基地。⁽¹¹⁶⁾在余杭，从事这种制作的大约有3000～4000户，每年可产蚕种30万～50万张。“蚕种市场的开市是每年紧张繁忙、激动人心的大事，在五月三十一日左右来自江南其他地区（主要是浙江北部）的上千商人纷纷购买蚕种”，在商场上不能即时卖掉的蚕种可以“运到安徽和苏北地区低价出售”。为了防止制种者用加热方法促使蚕种早熟并高价出售，“当地蚕种公会曾试图禁止在官定日期之前出售蚕种以控制竞争，公会也曾订有共同的价格标准”。⁽¹¹⁷⁾养蚕农户常常通过当地商人或行贩把所缫蚕丝卖给当地乡丝行，如果该生丝用于内销，丝行就转手把生丝卖给账户或织户。有些农户把生丝捻成丝后卖给丝行，也有的用购自丝行的生丝加工成“料丝”，售给来自丝织中心的商贩。农户把生丝卖给乡丝行，常由叫做“小领头”的小商贩居间作媒介。乡丝行规模很小，多为独资或合伙经营。如果该生丝用于出口或供工厂机织，则在乡丝行后面还有规模较大的丝行。这些丝行通常有雄厚的资本，同上海丝栈有联系。在19世纪80年代，丝行还直接把生丝运到上海供应出口，到20世纪初，则有经丝行将丝复摇后供应出口。到了20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出口辑里丝都由经丝行转手，据调查，南浔共有经丝行三四十家，它们操纵的从事复摇的织户有二三千家。⁽¹¹⁸⁾也有许多蚕户将所产鲜茧直接出售，茧行收购后将茧卖给丝厂，丝厂缫成厂丝通过厂丝掮客或经纪行向织绸厂或洋行出售。

洋货或国产机制产品渗透到农村市场同样也要依靠传统的商业网。如英美烟公司在各地区的代理人都是在当地经营多年，同当地的商业团体会馆公所有密切联系的商人。美国学者高家龙说：“公司依靠的是一个现成的中国销售系统，而不是试图使之‘现代化’或者对它采取严密的西方式的控制。”⁽¹¹⁹⁾191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份调查材料说，英美公司的香烟在东北各地小城镇都有出售。⁽¹²⁰⁾英美烟公司在秦皇岛的代理商谢益初充分利用农村原有的商业渠道来打开销路。他对农村的各种活动消息灵通，每当乡民演戏、聚宴、节庆、集市之时，他就带推销队深入下去。1909年，因他的努力，英美烟公司在秦皇岛地区的销量大大增加。⁽¹²¹⁾

由于在中国内地和农村原有的商业流通网，几乎不加改变就可以适应新的商品流通的需要，因此，只要打通交通线，贸易量就会大增。1898年，外人对长江流域的贸易情况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汉江航线的开辟十分重要，因为沿江而上可以抵达河南、陕西和西北各地。来来往往的中国船只满载货物证明汉口与上游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该报告竭力鼓吹开辟汉江轮船航线，认为一旦轮船通航汉江，沿线的贸易量就会大大增加，外国商品就会很容易地到达该地区广大居民手中。⁽¹²²⁾毫无疑问，这一判断参考了其他交通线的经验，它对中国内地和农村原有商业网的功能的积极肯定也是符合实情的。

在一些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边远地区，传统商业流通渠道更是举足轻重。如云南的货物流通量中，很长时期内有70%以上是由马帮承担的。⁽¹²³⁾有的马帮是民间合伙组成的商队；有的则是商人、地主等出资，组成商队。马帮主要由帮主和马夫构成，一般五头驮马为“一把”，五把为一小帮，由一“小锅头”负责，几个小锅头由一个大锅头统率，马帮规模视商品运输量多寡而定。⁽¹²⁴⁾由于中外通商和近代工业产品的渗入，云南省传统性的马帮商路上也出现了新的货物。如腾越→昆明→宜宾一线上运销的是沱茶、鸦片、棉纱、百货等，逆向运销的则是四川丝、绸缎、烟草、药材等。经思茅运销泰国、缅甸的有地毯、棉花、钢铁、马蹄铁、笠帽、丝线等，回路货则有鹿茸、纸烟、布匹等。⁽¹²⁵⁾云南的名产普洱茶是经下关（大理）运往西藏的。西藏商人是普洱茶的大买主，每年阴历二三月和十、十一月来到思茅，1898年报道的普洱茶收购价每担七八两，经过50天的运输，抵达西藏后可卖十五六两的好价钱。⁽¹²⁶⁾扣除了路上交纳的厘金和其他陋规后仍有丰厚的利润，因此西藏商人不绝于途。云南马帮从事的是长途贩运，从甲地采购货物运到乙地抛售，一般自己拥有资金，遇有资金不足之时，昆明的大商帮如兴顺和、兴义和等也向他们提供借贷。思茅的当地商号也向马帮贷款。马帮遵循着传统的交易方式进行活动，但它同样承担同进出口贸易或近代工业有关的商品的运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地乡镇和农村商业市场已经在不同层次上同进出口贸易相关联，因而进出口贸易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农村商品的流通。不用说生丝、茶叶、棉布、卷烟、煤油等商品的国内流通受进出口状况制约甚大，一些手工业产品的产销也受影响。山东省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府绸向来用东三省的蚕丝为原料，部分也用本省所产吞丝。1919年府绸生产相当沉寂，其主要原因是1918年东三省原料被日本高价购去60%，以致山东商人和织户采购不到原料而大受损害。⁽¹²⁷⁾山东原有的府绸织造同生丝生产自有其商业网络加以连接，一旦在外力影响下，这一联系的网络中断，府绸生产就会受挫。

在1895～1927年的中国商业市场上，甚至农村市场这一结构也有所变化，它同在华外国资本商业、通商口岸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形成环环相扣的连环套，彼此呼应，互相制约。这种三重结构的市场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