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机构和行业组织

二、商业机构和行业组织

近代中国国内市场的拓展伴随着商业组织及其管理方式的演变，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进。所以，分析商业组织及其管理方式的演变同研究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在逻辑上是紧密相关的三个环节。

（一）传统商业机构的变化

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商业体系中，小商贩的穿街走巷，农民、手工业者的赶集、赶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商业活动是其最广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各种字号行栈为形式的商业店铺，它们是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主要机构。甲午战争以后，这类传统商业机构加快了资本主义化的步伐。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

1.一些传统老字号，改变经营方式，提高了经营素质

瑞蚨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它的创办人山东孟家从明代起就经营商业，到了清末，颇有经商才识的孟雒川掌权，瑞蚨祥走出了周村、济南，先后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地开设了14家大商店，其经营范围包括绸布、茶叶、皮货，以至典当，在济南还设有一家织布工场，一家染坊，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业联合组织。其中北京瑞蚨祥1893年开业，成为名声最响的绸布商店。民国初年瑞蚨祥在上海设有坐庄，专事采购，不作销售，各地分店收入的货款大都汇储上海。上海坐庄成为瑞蚨祥各号的经济枢纽，经常汇集之款达二三百万元。⁽¹²⁸⁾

瑞蚨祥为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竞争采取了一些对传统商业机构而言完全是新鲜的做法。瑞蚨祥经销的绸布一般从洋行订货或向工厂进货。从洋行订货须签合同，并预交货价的10%为定金，所交定金按银行存款利率给息，洋行允诺，不以低于瑞蚨祥定货价在天津销售，从而使瑞蚨祥在同业竞争中保持了进货价格上的优势地位。瑞蚨祥所销绸缎，每年两次派员往沪、宁、苏、杭著名厂家选购或定织，有的工厂还专门为瑞蚨祥加工，匹头上织有“瑞蚨祥监制”字样。⁽¹²⁹⁾瑞蚨祥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特别强调商业信誉。在掌握进货时间上，瑞蚨祥讲究“货赶先头”、“宁让货等客，不让客等货”；在推销方法上，以“货真价实”、“尺码足”、“牌子老”吸引顾客。

传统商业机构中，资产所有权比较含糊的情况在瑞蚨祥也有所改观。瑞蚨祥的经理人员称为领东掌柜，这同传统商业惯例并无二致。然而传统的做法是，由东家出资若干，交领东掌柜经营，双方签订契约，“东方出钱，西方出力”，东方吃钱股、西方吃人力股，如无特殊事故双方都不能散伙。然而，尽管瑞蚨祥的领东掌柜都是“本屋徒出身”，东家与领东之间存在着某种依附关系，但是“东家和领东之间有契约或合同，因此叫做‘水牌经理’，东家可以随时辞退领东， ‘人力股’的作用仅限分取当年盈余”。⁽¹³⁰⁾在“水牌经理”制度下，领东更接近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方代理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实行水牌经理制度的不是瑞蚨祥一家，几乎北京的各大绸布号都先后采用。由此可见传统商号的变化。

达仁堂是传统商业机构向近代企业演变的又一典型。北京同仁堂药铺系浙江宁波乐姓创办于康熙七年（1669年），世代相传，号称乐家老铺。清末民初，乐姓后代开设的乐家老铺分号34家，遍布各大城市。原来的乐家老铺家店不分，其经营格局纯为传统商号。迄至民国初年，乐达仁在上海、天津开设的乐家老铺分号达仁堂按照商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药店附设制药厂，采用机器动力，修建新式仓库和工人宿舍，重金聘请技术水平高的药工以提高质量。乐达仁还设立新学书院、达仁女校，送职工前往学习，以期培养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职工。在药店的市场营销中，积极改善服务，方便顾客，建立药品销售的检查核对制度。达仁堂适应了新的时代潮流，从一家传统商号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分店发展为自成体系的大商号，达仁堂自己的分号遍布上海、汉口、长春、西安、长沙、福州、大连、香港及南洋一带。为了扩大药材来源和提高制药技术，还开设了养蜂场、养鹿场、铁工厂、化学公司等。⁽¹³¹⁾其气象显然已非传统商业机构所能相比。

1895～1927年间，一些传统商业老字号为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形势，逐渐改变经营方式，提高商号的经营素质，这一变化态势成为传统商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2.传统牙行向近代化批发商行演变

牙行是中国传统商业中的居间商，其主要业务是为买卖双方进行中介服务，包括评定商品质量、价格，按促成的交易量收取佣金。其经营必须得到政府许可，领有牙帖，交纳牙行捐。随着市场的扩展，一些居间商逐渐发展为批发商，直接从事商品的收购、运输和销售。在各通商口岸租界里，中国商人开设牙行无须向租界当局，也无须向清政府领帖，到民国初年，牙行摆脱政府控制的趋势同其经营方式的转变一样，已具不可逆转之势。

大规模的商品交易，需要批发商从事商品的流转分销。在经销洋货的新式商业如洋布、五金、西药等商业行业中，从其一开始就出现了批零分工，一些实力较强、资金较厚的商号往往经营批发业务。近代工业出现后，在机制工业品的销售中，一般也是依靠商品批发网的活动来促进销售，传统的牙行一般并不涉足其间，但是在传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销售中，传统的牙行往往有较大的活动余地。1895～1927年间，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交易量迅速增加，牙行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少牙行鉴于市场交易收入丰厚，市场的有序拓展减少了交易风险，而且金融业的发展经营为商业经营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便纷纷转而自营大宗买卖，转化成为批发商。

各大都市药材行的货源来自“山客”或“号”家，其服务对象一是本埠各式中药铺，二是各地客帮。同其他牙行相似，药材行的经营活动都是代客买卖收取佣金。进入近代以后，山客贩运药材的数量增加了，药材行代售不可能一下子销完，对山客来说，廉价趸售，可以加快资金周转，比委托药材行慢慢销售有利。对药材行来说，趸批廉价吃进，加码批售出去，赚取进销差价也比代客买卖赚取佣金更为有利可图。于是一些大城市的中药材行渐向批发行转化。20世纪以来，前往上海的中药材行办货的客帮渐多，甚至有不少出口商办货销往海外，这些客帮和出口商，所需中药材往往是小批量、多品种，以适应各种配方需要，因此药材行必须对各种药材均备有存货，以便随时配伍批售。同上海的情况相比，内地的药材行变化情况就较小，甚至汉口的领帖药材行到30年代还是只做代客买卖的业务，行里不备存货。⁽¹³²⁾上海、汉口两地药材行演变情况的反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地传统商业近代化程度的差异。

19世纪时，上海的糖行主要经营闽广土糖，基本是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的牙行，其中一些大糖行也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乘闽广水客急于售出之机，低价买进，再待高价出售，兼做自营购销。

1895～1927年间，上海进口的洋糖逐渐取代闽广土糖，那些糖行便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经营方式，“由过去代客买卖，改变为向太古、怡和等洋行定货，自负盈亏”。⁽¹³³⁾于是糖行不再居间进行土糖交易，而是转变成了进口洋糖的批发商了。

北货业、水果业、水产业中的一些行家也逐渐转向自采自销。如20年代鸿元北货行自行联系营口、大连的山货行，当地几家山货行来信来电进行报价，如价格合意，就去电委托采办。水果行中的一些大户1914年起开始从烟台、青岛办货。水产业中还有专卖咸鱼的咸鱼行，“专营自销业务，不做代客买卖”，“在产地设庄通过当地鱼栈收货”。⁽¹³⁴⁾自行采购减少了中间环节，保证了货源，虽然资金周转时间较长，但是利润较高，一些大户资金比较充裕，有一定实力，因而乐于采用新的经营方式，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批发商。

也有一些牙行因为所经营商品逐渐淘汰而走向衰落。如上海土布牙行，19世纪时曾相当兴旺，但至1900～1924年间，仅存六七家。1924年后随着土布交易在沪上日趋式微，土布牙行便一一消失了。⁽¹³⁵⁾

上海地区的棉花行则随着棉花交易量的大规模增长而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但最终被新的交易所组织取而代之的过程。从1895年起，由于上海地区纱厂激增，棉花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于是花行也相应发展起来。南市花衣公所成员从原来的十几家发展到1919年的四五十家。北市的花行发展更为迅速，并很快超过南市而成为上海花业重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市花行成立了棉业公会，南市花行纷纷加入为会员，以后又扩大改组为棉业联合会，实质上成了棉花商人包括大量批发商的同业组织。1921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成立，次年即开市成交棉花，完全取代了棉业联合会的地位，花行的居间交易功能或作为批发商的功能都逐渐削弱。到了二三十年代，纱厂多自行设庄收购棉花，或径自采用进口棉花。上海的花行“改弦更张者有之，亏损闭歇者有之”，⁽¹³⁶⁾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

（二）新式商业机构的组建和新的交易方式的出现

随着市场的扩展，商业经营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模式。外国资本在华设立商业机构带来了新的商业经营方式，大型百货公司、交易所和拍卖行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1.华资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建

外资来华开设商业机构，除洋行从事进出口、批发业务，并设门市部经销商品以外，在零售商业中也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19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的泰兴公司是一家外商大型百货商店，以后又有汇司百货公司的开设。1904年，英商惠罗公司（Whiteaway，Laidlaw & Co.）在上海开设，其规模更大，装潢更新颖。⁽¹³⁷⁾英商福利公司（Hall & Holtz Co.）在1843年已开张经营百货零售业，发展至1920年除在沪上设立总公司，还在天津、汉口各设分公司，号称“专买欧美各种著名货品”。商场布局，楼下男式西衣服装部及文具部、瓷器部、器皿部、体育运动器械部，楼上妇女服饰疋头部、化妆品部等，一切日用品无不齐全。列有缝衣部、家具部……还有面包部、牛奶部、茶部、货品陈列部等。⁽¹³⁸⁾外商百货公司的开设刺激了中国百货业同行的投资欲望，广州可谓得风气之先，1852年就出现了全国第一家百货批发商行，1907年又出现了第一家百货公司，到1918年，广州已出现4家大型百货公司——光商公司、真光公司、先施公司和大新公司。其中大新公司除经营百货外，还兼营酒店、餐厅、游乐场、理发、照相、浴室、冰室等，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商业实体。早期经营百货公司的多为一些华侨企业家，他们在国外较早地接触了这一新式的商业经营模式。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华侨资本家热心回国投资，便创建了一批大型百货公司。早在1900年，澳洲华侨马应彪在香港创设了先施百货公司，初期资本2.5万港元，从悉尼华侨中集资。1907年改组为股份公司，增资为20万港元。1911年又在广州设先施分公司，资本为40万港元，建起一栋五层洋楼。1914年又在上海设立先施分公司，建造钢骨水泥大楼，鉴于认股踊跃，公司资本从60万港元增为120万，最后又增为200万。招股足额后，成立了董事会。先施公司内部装修富丽堂皇，灯光灿烂，共设立了40个左右的商品部，每个商品部相当一家专业性商店。经营的商品达1万多种，雇有营业员300多人。1918年，马应彪又改组百货公司，兼营旅馆、酒楼、游乐场业务。上海先施公司的规模和状况都远远超过了香港的总行和广州的分行，并使上海先期开设的几家外商百货公司大为逊色。

1907年，澳洲华侨郭乐、郭泉兄弟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据郭乐回忆说：“余旅居雪梨〔今译悉尼〕十有余载，觉欧美货物新奇，种类繁多，而外人之经营技术也殊有研究。反观我国，当时工业固未萌芽，则〔即〕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默〔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可，以是1907年有创设香港永安公司之议”。⁽¹³⁹⁾1918年，又招股设立上海永安分公司，经营百货、旅馆、酒楼、游乐场等业务，并与永安纺织公司等构成永安资本集团。后又陆续在英、美、日等国设办庄与分公司，采办百货，组织土特产出口。据1919年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名册统计，股本来源中，郭氏亲属投资140500港元，占全部股本的5.6%，香港永安公司投资50万港元，占全部股本的20%，而外来投资（大部分为华侨投资）合计189.95万港元，占全部股本的74.4%。外来投资中，100股以上的10户，51～100股2户，11～50股269户，1～10股1175户。⁽¹⁴⁰⁾其资本构成状况显示永安公司已经具备比较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永安公司的商场布局，经营特色都与先施公司不分仲伯，营业盛况历久不衰。《申报》介绍该公司“以数百万之巨资营伟大之商业，运销寰球货品，萃集全国菁华，内部组织，分部陈列，如入五都市，如登多宝舟，货品格外从兼。”⁽¹⁴¹⁾

在先施、永安等大型百货公司的影响下，一些城市商业市场相继采取新型经营方式，出现了新式商场。如北京前门大街和大栅栏的商业区，1900年遭八国联军焚掠之后，于1903年在吴三桂的王府旧址成立了东安市场。1913年5月，市场内的商贩还成立了同业组织——东安市场商民联合会。在北京各个商场中以东安市场规模最大，最为繁华。市场上日用百货、风味糕点、肉食、特产、饮食小吃、古旧书籍、珠宝古玩等非常丰富。仅珠宝古玩行业到1916年以后就发展到110多家，成了当年北京城经营珠宝古玩行业的两个集中地之一（另一个集中点是崇文门外的青山居）。⁽¹⁴²⁾在国货运动中，各地商人宣传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组织起一些以推销国货为宗旨的新式商业股份公司。如1920年九江国货维持会“集合国民股份”，组织九江固本国货国民股份有限公司，各省华商创办工厂出品尤其是可以替代进口的新式仿制品，该公司均可代理分销，并负设法畅销之责。该公司还为国产商品代办委托买卖运输，“取最公平佣金，以示优待提倡之意”。⁽¹⁴³⁾

2.拍卖行和交易所的活动

外商进入中国商业领域，带来了各种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形式，其中拍卖行和交易所对中国商业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

以棉布交易为例，几家著名大洋行在上海开办的定期拍卖市场，成为中国棉布商业的龙头。元芳洋行早在19世纪60年代已开始定期不限价拍卖疋头布，到20世纪初，元芳洋行成为上海最著名的疋头交易场所。每星期四在该行当众举行拍卖，开拍品种多达数百种。⁽¹⁴⁴⁾怡和洋行、公平洋行在20世纪初也是著名的“疋头叫庄”。据1920年1月的记录，元芳洋行的拍卖已是第2286次，公平洋行的拍卖是第511次，怡和洋行的拍卖则是第1050次。⁽¹⁴⁵⁾在元芳、公平、怡和等拍卖场进行的交易，通常以长达两个星期的期票进行结算，遇到中国年节，甚至延长信用放款长达6个星期。⁽¹⁴⁶⁾这种赊购交易在很多地方与传统方式不同。例如资本比较容易弄到，大量钱庄和外国银行为贷款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且利息率也比较低；信用手段标准化，信用关系不再以借贷双方个人熟悉为基础，因为可转让的证券的使用使赊购交易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关系圈内。

在上海市场上，其他商品的拍卖也颇盛行。瑞和洋行、壳件洋行、宝和洋行等均有不定期的拍卖活动，商品范围涉及米面食品、机器五金等各个方面。⁽¹⁴⁷⁾鲁意思摩洋行是一家专业拍卖行，创立于1874年。进入20世纪以后，其活动更加频繁而有规律，它定期举行拍卖，经手拍出的商品大到汽车、汽船，小到衣服、家具，油画、邮票也是它的拍卖对象，甚至“上等住宅写字间”、“真旧古玩”，无所不包。⁽¹⁴⁸⁾

在拍卖市场上，质量、价格的竞争十分激烈。各种商品在这个舞台上一争高低。进入上海拍卖市场的棉花有美国棉、印度棉和国产棉。国产棉又分为河北、山东、通州和本地等产地。所拍卖的煤则有日本、开平、满洲、河内等产地。⁽¹⁴⁹⁾

交易所在近代中国市场上是一种全新的商业组织。早在光绪年间，梁启超就提出过组织股份懋迁公司的建议，1912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召集的全国工商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设立交易所的问题。1914年财政部又提议官商合办交易所。但是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在华商交易所成立之前，欧美各国和日本商人已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交易所。如1891年的上海股份公所和1905年的上海众业公所，以及1918年的上海取引所等。华商交易所未成立时，各行业为了便利交易，实际上已萌生同交易所相仿的业务。如上海机器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由同业合资成立，专做面粉交易，分为现货、期货两类。华商自办交易所始于1916年。该年虞洽卿等人申请成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农商部批准从事证券交易业务。1918年北平证券交易所率先正式挂牌。虞洽卿等人经过努力，1919年获农商部批准，可同时经营证券和物品两项交易业务。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宣告成立。⁽¹⁵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不出半年，盈利就达50余万元。1921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相继成立，盈利颇丰厚。到1921年10月，仅上海一地开业的交易所就达140余家。其他城市如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都相继成立了交易所。除证券交易外，交易货品有花、纱、布、煤、纸张、面粉、茶叶、煤油、香烟、火柴、绸缎、厂丝、建材、西药、木材等。⁽¹⁵¹⁾当时的交易所热只维持了几个月，全国几个大中城市的交易所倒闭者十之八九，总数仅剩下10余家。⁽¹⁵²⁾交易所的交易比传统的商品交易更为复杂，它是商业发达的产物。尽管20年代中国市场发育尚未为交易所准备好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因而突然兴起的交易所热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助长了投机之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经过一番竞争，毕竟有10余家交易所生存下来了，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商业机构加入了中国的市场体系之中。

（三）商业行政管理和行业组织

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无论是为了体现“重农抑商”，还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经济秩序，抑或是为了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历代统治者都要对商业严加管理。而以振兴商业、扶助商业、推动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商业行政管理则是在近代才出现的。1895～1927年，这种商业行政管理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19世纪末，清政府设置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曾兼负管理通商口岸商业之责，但均非专业性的商业行政管理机关。百日维新失败后，清政府慑于国内外局势的不稳，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更使清政府感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感到传统的经济政策、政府组织须有所变革，以响应新兴资产阶级振兴工商业的要求，于是在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设立商部、农工商部是清政府适应时代潮流，为发展工商业而采取的举措。1904年的《时报》评论说：“政府鉴于商战不利，惧将无以自存于生计竞争之世也，于是创立商部。”⁽¹⁵³⁾商部分设4个司：保惠司负责保护商人、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颁发专利权等事；平均司负责垦荒、蚕桑、造林等事；通艺司管理工业、铁路、轮船、采矿等事；会计司负责税收、岁入、银行、货币、工商交易会、度量衡和处理工商诉讼。⁽¹⁵⁴⁾其中保惠司、会计司同营造发展商业的大环境直接相关。为了对商业实行行政管理，商部还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中央专业机构如商律馆、商标局、公司注册局等。1906年清廷对中央各部进行了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将原属商部的轮船、铁路、邮政事务划出，另设邮传部管辖。农工商部内设商务司，掌管全国商业行政事务，统管京内外商务学堂、公司局厂，兼管商律馆、商报馆、注册局、商标局等。1907年，又改订外省官制，各省添设劝业道，掌管地方工商行政事务。于是，中国开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业行政管理。除了商业企业注册登记、照章纳税，须服从政府部门管理外，清政府还先后订立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度量衡暂行章程》、《京师劝工陈列所章程》、《出洋赛会章程》等一系列工商法规作为新兴的民族工商企业经营活动的规范。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有利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强化商业行政管理。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就设立了实业部，临时政府移到北京时，分成农林及工商两部。北京政府正式成立时，又合并为农林工商部。在1913～1915年间，张謇任农林工商总长，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制定颁布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等商法，使农商部充当商业行政管理的最高机关。在其后的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大为削弱，已没有能力维持晚清时期官办企业的规模，但是，作为商业行政管理机构，仍可在鼓励私人资本、兴办工商业等方面做不少工作。

从本质上说，近代商业发展并不是清政府或北洋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下，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推动着千千万万的商人去追逐利润，从而扩大了商业贸易活动范围，提高了商业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商业活动受商业行业组织的规范和影响大大超过受政府管理机构的节制。会馆公所是一所地区性行帮组织，五口通商以后商业规模扩大了，商人的跨地域经营活动增多了，因而会馆公所更为发达。一般说来，会馆是地缘性的同乡团体，公所是业缘性的同业团体，但同业团体也有以会馆称的，同乡团体也有以公所称的。有的会馆公所则同时作为同业组织和同乡组织开展活动。作为同业组织的会馆公所则是各行各业的行会。据统计，上海、苏州、汉口、北京4个城市有明确设立年份的行会，1912年后实存总数341个，其中1840年前成立的98个，占实存总数的28.7%，1840～1903年间成立的行会最多，达166个，约占总数的48.7%。⁽¹⁵⁵⁾1904年以后，行会仍有增加，但是因为同业公会的产生，行会的增加量便受到了抑制。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95～1927年这段时期，是行会传统功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传统行会在组织上是封闭的，严格控制新成员的增加，但是随着许多行业的店号迅速增加，同业队伍迅速扩大，传统行会组织上的封闭性便被打破了。行业组织随行业的发展而扩大。上海的一些行业组织因市内商业的发展而急剧膨胀。1906～1910年，洋杂货业从423家增至1000家，五金业从90家增至196家，煤油业从6家增至49家，颜料业从7家增至29家，蛋业从15家增至34家，糖业从15家增至46家，油麻业从15家增至31家，皮货业从7家增至69家。⁽¹⁵⁶⁾

传统的行业组织实行垄断性的管理，对同业行号的业务活动常有种种约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类约束已大为减少。如上海茶叶会馆，对其成员的经营规模并无限制，只规定，“开设新栈公议助会馆公费一百两，送酒入席，编入堂簿，遇事一体照料”，“各栈茶箱至申……派人自诣会馆，登记登簿，以便提厘收充经费。”⁽¹⁵⁷⁾按此规定，该行会对其成员只征收入会费，并按营业额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从业者完全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实力，随意确定经营规模，不受行会约束。

商会作为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社团组织，是商人自己的组织，又有沟通工商业者与政府关系，为政府提供商业咨询的功能。所以，对于商业繁荣而言，商会具有行会组织无法比拟的作用。甲午战争以后，商战愈演愈烈，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有感于在华洋商商会在维护各国在华商人利益、扩展各国在华商业活动方面的作用，便积极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中国商会的真正诞生是在20世纪初，1904年商部开始劝办商会，此前设立的上海、天津等地的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商务总会。此后4年间（1904～1908年），北京、厦门、苏州、宁波、芜湖、汉口、保定、福州、汕头、营口、江宁、杭州、梧州、九江、烟台、正阳关、张家口、长春、成都，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等32处先后设立了商务总会。⁽¹⁵⁸⁾随后从沿海、沿江通商大邑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到1912年已普及到除蒙藏外的全国各省区，大小商会总数近千家。⁽¹⁵⁹⁾

建立商会的目的是联络商情，启发商智，促进商业，保护商利。商会的主要任务是：筹议工商业的改良，沟通与政府的关系，调解商务纠纷，介绍与指导对外贸易。商会的领导人多由当地的富商巨贾担任，并拥有大量会员。苏州商务总会试办章程规定，岁捐会费12元者，经众认可，得为会员，各行、帮每年公捐会费300元以上，准其自行开列会友名单送会，并举会员1人，依次递增，至得举3人为限。⁽¹⁶⁰⁾苏州商务总会的入会会友分布在各行各业。据1908年、1910年苏州商务总会刊印题名表统计，分别有行业43种1099户和39种1078户。⁽¹⁶¹⁾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有23个行业170人入会为会员。⁽¹⁶²⁾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入会者有32行581家，1906年增至38行713家。⁽¹⁶³⁾据1918年的统计，1912年全国共计商会数为794个，会员数为196636人（其中缺京兆、察哈尔二地区之数），⁽¹⁶⁴⁾会员所代表的店号、公司、工厂数当是十分庞大的数字。原来代表行会势力的各业公所，在很多地方“实际上也已变成商会的基层组织”。⁽¹⁶⁵⁾

综上所述，1895～1927年间，中国的商业组织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同该时期商业市场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动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商业发展的全景图。然而，这一发展并不顺利，并不充分，它所受到的局限性也应该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