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

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在华投资激增，这些外资在打开中国市场、推动中国商业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民族资本商业以强大的压力，使中国商业在商品来源、经销渠道等各方面受制于外资。1895～1927年这一阶段，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性质并未改变，因而同进出口相衔接的国内商品流通受制于外商的局面也未改观。

早在19世纪70年代，外商就有所谓“贸易落入华商手中”的抱怨，可是实际上，甚至到了20世纪初，虽然中国商人逐渐直接进入外贸领域，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仍然控制在外商手中。1906年，清政府驻德商务随员莫镇疆曾经建议“厚集资本，再加补助，于上海创设茶业总公司，复于各国设立分局”，越过洋行，“自运自销”。⁽¹⁶⁶⁾同年，奥地利减轻茶税，清政府商部遂鼓励上海商会“乘此开通销路”，“运茶出洋，设庄自售”，并提议“招合大商创立运茶出洋公司”。⁽¹⁶⁷⁾但是这些提议不过纸上谈兵，并未付诸实现。直到1916年，谦慎安茶栈唐翘卿的两个儿子唐叔瑶、唐季珊创设华茶公司，先后同美洲、非洲茶商联系，接受订货，直接采办茶叶出口，才算有了华商自营茶叶出口贸易。但是这家公司的营业额有限，无法同洋行较量。⁽¹⁶⁸⁾也有一些华商苦于对国际市场所知无几，只得委托“素有交情之洋商”，“先将茶叶运往美国，而转托寄销，名曰寄番。”⁽¹⁶⁹⁾这种小规模、低层次的外销活动，不可能改变洋行操纵华茶出口的局面。

丝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1927年以前它一直是中国出口值第一的产品。由于机器缫丝工业的发展，机缫丝占出口丝的比重逐渐上升，但是即使是丝厂也难以越过洋行而直接进入国际市场。1926年前后，杭州纬成公司和丝商丁汝霖，曾“自设小机关，运丝赴美，岁各得银一二十万”。⁽¹⁷⁰⁾但是在1927年前，即使这种小规模的自行外销活动也只是个别例子。正如上海总商会所说，丝、茶直接运销海外的利益，“至为明显”，但是运输条件、金融条件等都无法适应，因而实际开展丝、茶直销海外困难重重。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有自办之贸易公司，但买卖货物之总额甚微”。⁽¹⁷¹⁾

大豆是中国东北的重要出口商品，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东北大豆的出口受到了日本的掌控，完全由三井洋行包揽，全部由大连出口。而华商“从牛庄出口者，几乎一担也没有”。⁽¹⁷²⁾牛庄著名的同升和钱号，在1907年以负债1000万两而倒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1905年后，日本垄断了东北的大豆贸易，严重影响了同升和的生意。⁽¹⁷³⁾

中国国内市场同对外贸易的接轨，使国内商品流通受到国际市场行情的制约。上海是湖北棉花的主要销售市场，所以湖北的棉价以上海的行市为准。然而上海又有大量外国棉花进口，上海的棉价又必须随国际市场行情而波动。以1923年的棉花市场为例，该年湖北棉花丰收，按理价格应当下跌，可是适逢美国棉花减产，进口美棉价格上扬，上海棉市行情看涨。紧跟上海市场的沙市棉价涨至每担40～50元，较上年高出10元之多。⁽¹⁷⁴⁾同样，出口商品的市场行情则受到外商采购的制约。上海生丝市价取决于外商采购的情况。据《北华捷报》1926年8月的一则报道，来自纽约的采购，包括一家著名洋行以1050～1060两一包的价格采购了500包中等级别的厂丝，一下子就把生丝市场的平静打破了，丝价上涨了5%。⁽¹⁷⁵⁾

对外国制造商来说，拓展其产品在中国的销路，主要依靠在华洋行。据一份对华贸易的咨询报告所说：“针对同不熟悉的中国商号进行交易而产生的信贷问题，以前的报告常常提出警告，现在似乎应当再次强调”，“对一个英国商人来说，只有通过在中国的有声望的英国商行或其他洋行来做生意，才更为安全。”⁽¹⁷⁶⁾所以，在经销进口商品的商业行业，往往是洋行充当发货中心，华商只能追随其后。就贸易风险而言，也是华商处于劣势，即使在号称公平竞争的疋头拍卖市场，由于华商对国际汇率所知不多，所以往往带有盲目性，以致在汇率下降时陷入困境，资本少者清算倒闭，资本多者也被迫宣告无力填补亏空。⁽¹⁷⁷⁾

由于不平等条约体制下洋商所占优势颇多，故华商挂洋牌者不少。以厦门为例，据1900年《申报》所说，“厦门为通商口岸，洋商甚夥，华商之影戤牌号者，亦实蕃有徒。近日各街洋广货号，均改造洋房输资，各口行高挂洋栈牌号。”⁽¹⁷⁸⁾又据1906年《时报》载：“厦门一岛，中国商家挂洋牌者，指不胜屈……挂美商者十家，挂英商者五十三家，挂荷商者九家，挂德商者二家，挂法商者二家，挂日商者二百三十九家，挂西班牙商者二十四家，挂葡商者一家，以上共计三百四十家”，“其余小经纪人之挂洋牌者尚不计也。”⁽¹⁷⁹⁾华人商号挂洋商招牌是通商口岸外国列强政治势力介入情况下的特有现象，但是，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