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商业的破坏

三、战争对商业的破坏

商品流通要求有一个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但是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是传统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社会制度在动荡中逐步孕育生成，新的生产方式在变革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长期的战争环境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尤其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商业的破坏更为严重。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之间的混战始终没有停止过。皖直奉三个派系军阀集团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先后发生过直皖、直奉、江浙、浙奉等战争不下十余次。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军阀几十个，各有一块地盘割据称雄，彼此之间为争夺地盘而混战不休。仅四川一省，就发生过各种混战400余次。⁽¹⁹⁵⁾凡有战事之地，均“因兵灾匪警，十室九空，市面萧条，商贩裹足”。⁽¹⁹⁶⁾上海疋头拍卖市场的行情最能说明战乱对内地市场的影响。往往哪个省发生了战乱，销往该省的棉布数量立即大大减少。战争破坏了交通，使农产品也无法外运。如20年代河南烟草产量1500万磅，山东年产量2500万磅，1926年就因战争而无法外运。⁽¹⁹⁷⁾《北华捷报》认为在中国内地每一次合法的贸易活动“都是一场赌博，如果中国商人不是如此勇敢的赌徒，那么就不会有任何贸易”。⁽¹⁹⁸⁾作者作如此评论，是因为看到军阀割据情况下去内地经商的确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处都是兵匪横行。重庆海关贸易报告在分析四川省内商业受战乱破坏时说：“川省政治的动乱和争斗，伴随着叛军的溃败和大批士兵被驱散，大部分被驱散的士兵立即选择了或者说是回到了和拦路抢劫差不多的职业，实际上这就毁了内地贸易。1912年的贸易条件很差，这项贸易值（指进入重庆口岸的货值）已从1911年的483252海关两下降到122266海关两，1913年更下降到94924海关两。”清朝末年，重庆棉纱还运销陕西、云南、贵州各省。民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各据一方，“川省捐税太重，商人成本过高，省外销场如陕、滇、黔各省区销纱，遂改他路输入”。⁽¹⁹⁹⁾四川如此，其他许多地区，亦莫不皆然。

军阀部队常常在驻防区或作战区就地筹饷。所谓就地筹饷无非是抢掠商号店铺或向商人勒索兵饷的代名词。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令其部下，凡器械粮食“统由各军随地筹办”，并且部队行军沿线“概不设兵站”。他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²⁰⁰⁾在军阀战争期间，因勒索兵饷不遂扣押乃至吊打商家、银行经理人员几乎是家常便饭。受到军阀勒逼抢掠的商人无不元气大伤。

在军阀统治时期，无组织状态加剧，军阀的财经政策大多形如杀鸡取卵，进一步加重了对商人的剥夺，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如吴佩孚滥发纸币，1926年11月，在郑州一下子就增发了150万元的纸币，强行推入流通。“军方将纸币强加于人民，尤其是商人，每个士兵持有纸币，他们用纸币去商店买一些小东西，然后要求用铜圆给他找零。”弄得商人苦不堪言。⁽²⁰¹⁾张作霖在东三省强行推行奉票，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币值不稳，“奉天的整个商业和社会生活都被剧烈的物价波动所影响”，“人们只能够做当天的生意，谁也无法估计哪怕是一个星期后的形势”。⁽²⁰²⁾贵州的一些市镇在军事当局的压榨下，迅速衰败。镇远，老黄坪都曾因为商业贸易而繁盛一时，而在军阀统治下，“河上贸易没有了”，镇远更是像“一座死城”，商人无不抱怨当局对商业加重征税。⁽²⁰³⁾

市场的发展呼唤社会经济的一体化，而战争和军阀割据破坏了市场的统一。国内市场被军阀辖区所分割，造成商货运行受阻，而军阀的任意搜刮、滥发纸币和轻质铜圆更是影响了商品的流通，成为对商业发展的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