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发展的不平衡

四、商业发展的不平衡

商品交换的比较利益原则是市场扩展渗透的动因，也是市场发展的极限所在。尽管如上所述，1895～1927年市场发展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但是，相对中国如此辽阔的地域而言，商品交换受到市场需求、交易成本、交通运输等种种因素的限制，市场只能是有限的，市场的有限性集中表现为商业发展的不平衡。突出的是农产品的商品率比较低，基本保持着传统经济的状态。根据专家估计，1920年全国农业产值165.2亿元，其中自然经济103.24亿元，占62.45%。粮食的商品率虽然逐步有所提高，1894年时为15.8%，到1920年也只有22%，自然经济占78%。⁽²⁰⁴⁾1913年面粉生产中商品经济产量21364.23万包，占45.64%，自然经济面粉产量25442.3万包，占54.36，而商品面粉中尚有16572万包系土磨坊生产，占面粉产量的35.4%，只有10.24%的面粉是机器生产的。⁽²⁰⁵⁾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棉花，1894年时商品率为26.2%，1920年达到了58.9%，⁽²⁰⁶⁾自然经济占41.1%。据对1921～1925年的调查，中国北方农村农产品自用部分占58.1%，⁽²⁰⁷⁾在自然经济居主要位置的广大农村地区，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而在总量上限制了商品流通的规模和范围。

近代中国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贸易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对外贸易主要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进行。因此，通商口岸的商业繁荣和内地的商业落后，形成强烈反差，商业发展在区位上的不平衡，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外资商业和中国本国新式商业大多首先在通商口岸活动，然后向内地逐渐扩散。由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商品经济的历史基础均胜于内地，所以即使是传统商业，沿海地区也比内地繁荣。以棉布商店为例，上海在1894年前不到100家，到1919年达到了514家。⁽²⁰⁸⁾而在汉口，疋头贩运商在1894～1911年间不过9家，到1920年后增加为30余家，疋头绸缎铺共188户，大大少于上海。西安也算得上是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但棉布商的数目1911年约100户，1918年增为160户，同样无法与上海相比。百货商业1913年前在上海有200家，在西安只有70家，在哈尔滨则为60家。⁽²⁰⁹⁾西药商店，上海1894年有6家，1913年增为29家，1920年更增为85家，而汉口在1908年前后西药房不过五六家，到1920年前后增为十一二家，重庆在辛亥革命前只有五六家西药房，到1920年增为26家，1915年前西安只有1家商店兼营西药，1920年西药房也只有五六家。⁽²¹⁰⁾一些大城市之间的差异尚且如此明显，如果同一般小城市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据1919年的一个统计，在山东省的105个县中，输入棉纱的县为77个，输入棉布的61个，输入煤油的85个，输入火柴的43个。⁽²¹¹⁾推而论之，山东有32个县没有输入棉纱，44个县没有输入棉布，20个县没有输入煤油，62个县没有输入火柴。尽管不排除通过商贩的层层转销，上述商品会有零星输入这些县份，但是形不成规模，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在同一省内，地区间的差别也很大，如江苏省的无锡、苏州、常州一带，一些小市镇上也有林林总总许多店铺，可是在苏北地区，不少县城还比不过江南小市镇，在许多地方，出售农产品和购入日用品只有依靠定期的集市，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大多还是前资本主义，在一些边远地区，还存在物物交换，在这些场合商业市场的原始状态是可以想象的。

近代化交通手段的运用，当然是突破对商品流通的阻隔、推动商品流通和形成商业繁荣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近代铁路交通、江河航运都曾为商业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交通网毕竟十分稀疏，1927年全国铁路里程13147公里。平均730平方公里才有1公里铁路。当然，铁路大多集中在东北、华北以及山东、江苏等省，在铁路通过之处，商业的发展也确实受到了促进，但是更广大的地区未闻火车声。铁路的经营管理也不尽如人意，很多铁路失修，影响营业，造成铁路运输业务的很大被动。如1924年10月、11月全国铁路营业收入只有1923年同期的一半。1925年1月比1924年1月收入减少425万元。⁽²¹²⁾沿海沿江的航运发展较快，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基础还是很薄弱，当时有人评论说：“如今中国几乎所有大河都可以被称作‘中国的遗憾’，任何合理的改进计划都要求有几年的测量、专门的工程技术、资本和集中控制”。⁽²¹³⁾所以交通运输业在推动商业市场发展的同时，交通发展的有限性及其不平衡性也局限了商业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