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业管理经营的滞后
毋庸讳言，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局限，有来自其本身固有的弱点，管理经营的滞后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环。
商业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行业。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商业与新式商业之间，有相互嫁接的一面。一些传统老字号改变了经营方式，提高了经营素质。这些变化，上面已经提到，但是，总的看来，传统商业在经营管理上的许多陋习，同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要求的新的经营方式相比，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滞后状态。
商业经营最重要的一条是商品质量的保证。假冒伪劣，这是商品经营的大忌。中国旧式商业也有重视商品质量的传统，珍视商店信誉，是中国传统商业的美谈。经营药材的中药老店就是典型的例子。著名的中药铺都以慎选药材、精心炮制、货真价实、活人济世为立业的口号，有的营业昌盛、基础稳固的百年老店，也的确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但是一般说来，中国传统商业在商品质量的保证上，都缺乏科学的检验手段和规范的鉴定程序。和现代新式商业相比不免相形见绌，处于劣势地位。这在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生丝，自始即缺乏自有的、被认可的科学检验手段，不得不接受外国在华机构的检验，受制于外商，这是人所共知的。这种状况事实上不止生丝一项。当中国棉花成为出口商品时，外国商人就对中国棉花出口实行了检验制度。1907年日本成立的检验机关，对中国出口棉花的检验，极端严格，水分超过10%，一律不发合格证，无论何种棉花，日商一律不收。(214)同样，当中国猪鬃成为出口大宗时，中国的出口猪鬃也面临着难以竞胜的困境。猪鬃的出口大户四川猪鬃，原来不过是由药材字号附带经营的山货，它的最初出口是通过贩运洋货到四川的广帮商人进行的，他们在回程中附带贩运些生鬃，到广东加工成熟鬃后出口，通称广庄猪鬃。那时这类贩运商都是小本经营，数量有限，加工时没有一定的规格，质量参差不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商人进入四川经营猪鬃出口，他们建立了整理猪鬃的洗房，按照国外市场的需要，进行加工。特别重视规格质量，要求洗房洗制干净、色泽光洁、毛身挺直、尺码准确、等级分明。然后按规定搭配，成套、装箱，标准一致，运往天津出口，号称津庄猪鬃。这种规格化、标准化的优质津庄猪鬃一出现，原有中国商人经营的质量低劣、规格不严、不合国际市场需要的广庄猪鬃就一落千丈，终于被淘汰于出口市场。(215)
中国缺乏保护商业信誉的法制手段，也是造成中国商业管理经营滞后的一个原因。商标注册迟迟不能付诸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商标注册是保护商业信誉、防止假冒的重要措施。中国有商标注册，是迟至20世纪之初才开始讨论酝酿的事物，而且是在中外商务交涉之中产生的问题。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以后，在中国与有关各国继续进行的商约谈判中都涉及商标注册制度的建立。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第一次规定“由南、北洋大臣在各管辖境内设立牌号注册所一处，派归海关管理其事，各商到局输纳秉公规费，即将贸易牌号呈明注册，不得借给他人使用，致生假冒等弊。”(216)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进一步明确规定：“美国人民之商标，在中国所设之注册局所由中国官员查察后，经美国官员缴纳公道规费，并遵守所定公平章程，中国政府允由中国该管理官员出示禁止中国通商人民犯用、或冒用、或射用、或故意行销仿冒商标之货物，所出禁示，应作为律例。”(217)同年所订中日商约以及1904年的中葡商约都有类似规定。(218)根据这些商约，1904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起草，清政府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显而易见，这一章程主要是为保护外国商标而制定的，对中国本国商标的保护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即使这样一个章程，在实施中，由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还是遇到许多周折。1910年和1916年，这个问题一再重新提起，但都悬而未决。(219)
既然商标管理的法规如此滞后，商业市场上的假冒现象就势难阻禁。内地商号常以本号商标出售采购来的货物。商品信誉与生产厂家脱钩，全由经销商号承担。商店常常自定商标未经注册，也得不到保护，常被冒牌侵害。在注册行为不受重视的情况下，注册的法律约束力，也难以维持。即使注册也难免不被冒牌侵犯。1920年6～9月3个月之间，在同一家报纸上，出现了两则假冒商标的报道，说明这两种假冒情况的同时存在。一则是江西万载瑞生纸号，“开设有年，采办纸料务求精美，久为各界所称羡”，于是就有人将瑞生的牌号磨去，或以白头纸盗盖瑞生号纸印，以假乱真。后来瑞生号加盖金狮、玉麟等商标，仍不断发现被假冒。(220)另一则是中法药房专销的龙虎人丹，尽管1915年它给内务部化验批准销售，并经农商部批准，对商标进行了注册，但市间仍有“类似人丹之各药丸，巧取音同字异之名，意图影射”。(221)事实上，冒牌行为无所不在。在上述报纸同年10月份的报道中，我们就发现有多起同类事件。其中有长沙恒记帽作、杭州爵禄鞋庄都被他人假冒，可谓从头到脚，都逃不了冒牌的光顾。(222)这种败坏商业信誉的行为，到头来只能产生败坏整个商业利益的恶果，包括那些假冒伪劣的活动者在内。
我们在上面一再提到，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商业也有向现代化接轨的一面。但是，即使在这里，由于市场的不规范，组织的不健全，利之所趋，一哄而起，结果是利未显弊先著。中国的交易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交易所本是市场发展的产物，它能扩大市场，促进流通。交易所的期货交易也有其客观的合理需要，它对减少商业风险、保障货物供应，能起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中国，交易所的兴起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市场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是受投机意识的驱动。当1920年中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以后，由于一时的获利，使不少人视开设交易所为发财捷径，群起仿效。从1921年5月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很快兴起一股争设交易所的狂潮。仅上海一地数月间交易所就多达100余家。5～7月间上海还成立了12家信托公司。这些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票在投机分子操纵下一涨再涨，高的竟涨至五六倍。(223)这些交易所开业后，并没有多少正常的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其他交易所的股票，利用当时社会公众的投机心理，通过哄抬股价来渔利。这种“无货以行交易”的投机活动，离开了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在造成商业虚假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市场混乱的种子，(224)导致了1921年的大伤元气的股票风潮，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不良后果。
在中国商业向现代化转轨的过程中，有的是不顾现实基础和条件盲目冒进，更多的则是困于因循守旧思想，步履艰难。如果说，交易所的勃兴是盲目冒进的代表，那么，新式会计制度的引用则是踟蹰不前的典型。
中国的会计制度，历史上也曾有过先进的时期。唐宋时形成的四柱结算法，建立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差额平衡公式”，比西式簿记中的平衡结算法的出现要早得多。即使降至明清，民间商界也产生了“龙门账”和“四脚账”等利用复式记账原理的记账方式。其中“存除结册”相当于近代的“资产负债表”，“彩项结册”相当于近代的“损益计算书”。两种账法代表着中国会计的先进水平。
鸦片战争后，中国会计出现了中式会计的改良与西方借贷复式簿记的引进同进并存的局面。曾经留学英国并协助张之洞办理武昌四局的蔡锡勇在1905年出版的《连环账谱》中，为西方先进的借贷复式簿记向中国的引进，作了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在以后的一二十年中，却默默无闻。复式簿记在中国商业界中，并未得到及时的推广和普及。时至20年代，复式簿记也只有在通商口岸少数大公司得到采用。(225)一般商号仍沿用单式簿记，甚至是极为原始的经折式流水簿记法。收付各项犬牙交错，记入账簿。不但账簿格式简陋不周，容易发生舞弊情事，而且无法及时分析盈亏，进行成本核算。这种情形，至少在1927年以前，仍比较普遍。新式会计制度的推广普及在商业领域的滞后，这也是制约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传统商业还长期保留许多旧习和陋规，如学徒制度下商业教育的不被重视，职工权利的无保障，在在制约商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制约商业发展的因素是综合性的，社会环境、消费习惯、生产力状况等因素，无不在商业有所发展的同时，又制约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正是到1927年中国商业还面临着的实际状况。
【注释】
(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版，第106、212、266页。
(2)杜恂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3～144页。
(3)《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48页；参阅《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6页。
(4)郑友揆、韩启桐等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1951年版。
(5)《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49页。
(6)《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4页。
(7)《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7页。
(8)《近代中国》，第4辑，1994年5月，第334页。
(9)《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5页。
(10)《近代中国》，第4辑，第335页。
(11)Heraid，1898年12月19日，第1147页。
(12)历次海关十年报告，转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7页。
(13)《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35页。
(14)Herald，1916年9月30日，第691～692页。
(15)《温州港航运条件》，《交通杂志》，1935年第3期。
(16)T.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1989年版，第206页。
(17)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卷2，1947年版，第181页。
(18)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运输史》，1990年版，第146～147页。
(19)North China Trade Review，1926年3月17日，第63页。
(20)Report on the Chinese Post Office，1921年，第25页。
(21)Report on the Chinese Post Office，1921年，第11页。
(22)Report on the Chinese Post Office，1921年，第76页。
(23)Report on the Chinese Post Office，第116页。因资料缺乏，该统计未包括西藏，也不包括日本占领下的台湾。
(24)Report on the Chinese Post Office，1921年，第117页。这项统计包括本省本市范围内的汇入和汇出金额。
(25)Ruce L Reynolds：Weft：The Technological Sanctuary of ChineseHandspun Yarn，《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
(26)Herald，1898年7月4日，第43页。
(2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印：《上海之棉纱与纱业》，1932年版，第28～29页、第43页。
(2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印：《上海之棉纱与纱业》，1932年版，第28～29页、第43页。
(29)John K.Chang：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1969年版，第30页。
(30)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纱厂一览表》，转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0页。
(31)John K.Chang：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第30页。
(32)China，Inspectrate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Reports，第1卷，1919年版，第259～260页。
(33)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925年6月13日，第338页；Chinese，Economic Journal，1934年，第14卷第1期，第91页。
(34)Shern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 -English Rivalry in the Ciagrette Industry，1890～1930年，1980年版，第234页。
(35)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第201～202页。
(3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1990年版，第5页。
(3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1990年版，第7页。
(38)Report of Advisory Committee，China，No.2，1962年版，第8页。
(39)《申报》，1920年1月4日。
(40)《申报》，1920年1月5日。
(41)《申报》，1920年2月25日、5月30日。
(42)Herald，1907年1月11日，第94页。
(43)《申报》，1920年11月30日。
(44)《申报》，1920年2月8日、2月11日、2月12日、2月13日。
(45)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China，No.2，第8页。
(46)《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1987年版，第80页。
(47)《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两湖督署藏版，1908年，第4页。
(48)秦宪周：《帝国主义洋行在河州等地“收购”羊毛》，《甘肃文史资料》第8辑，1980年版，第175页。
(49)《申报》，1920年1月4日。
(50)Herald，1907年6月28日，第752页。
(51)《申报》，1920年10月10日。
(52)《申报》，1921年11月28日。
(53)《申报》，1920年10月10日。
(54)曹曾祥：《亚细亚火油公司概况》，见《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1987年版，第53～55页。
(55)天津卷烟厂：《天津颐中烟草公司简史》，《天津颐中烟草公司全宗说明》，1962年6月。
(56)朱尔典致外交部函（1912年5月3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0228/2154。
(57)《申报》，1920年6月24日。
(58)《申报》，1920年3月3日。
(59)《申报》，1920年9月26日。
(60)Herald，1916年3月25日，第263页。
(61)《申报》，1920年10月10日。
(62)Herald.1916年3月4日，第584～585页。
(63)Herald.1916年3月4日，第584～585页。
(6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8年版，第23～25页。
(65)《申报》，1920年6月15日。
(66)《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7辑，1987年版，第133页。
(67)Herald，1907年11月1日，第276页。
(68)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周村商埠》，1990年版，第3页。
(69)Herald，1916年10月14日，第77页。
(70)Herald，1916年4月8日，第51页。
(71)C.F.Remer：Foreign Trade of China，1913年版，第130页。
(72)上海市工商联史料科藏文史资料，颜料进口，第728号。
(73)《申报》，1920年7月24日。
(74)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丛书《棉布业》，1931年版，第6页。
(75)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982年版，第220页。
(76)《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年版，第195页。
(77)戴蔼庐：《生意经》，1929年版。
(7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上海之棉纱与纱业》，第40～46页、第32～33页。
(79)《申报》，1920年5月6日。
(80)《申报》，1920年6月5日、6月3日。
(81)Herald，1916年4月8日，第22页。
(82)《申报》，1920年10月10日。
(83)《申报》，1920年1月1日。
(84)《申报》，1920年1月5日。
(85)《申报》，1920年3月25日。
(86)《申报》，1920年3月11日。
(87)《上海米市调查》，第1～2页。
(88)《上海麦粉市场调查》，第1～3页。
(89)《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年版，第51页。
(90)《上海麦粉市场调查》，第7～8页。
(91)《广州市市政公报》，1923年印行，第143号。
(92)〔日〕农商务省水产局：《清国水产贩路调查报告》，明治33年版，第343～345页；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14卷，第966～969页。
(93)乇孝通：《中国商业史》，第287～288页。
(94)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1988年版，第153页。
(95)日本外务省：《南满商业》，1907年版，第771、777页。
(96)Herald，1907年7月12日，第90页。
(97)Herald，1898年3月14日，第441页。
(98)Herald，1907年8月16日，第388页。
(99)周勇等：《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987年版，第35页。
(100)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1989年版，第233页。
(101)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nctui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6卷，第1期，1964年12月。
(102)Shiba Yoshinobu：Rural-Urban Relations in Ningpo Area During the 1930’s，Memoirs of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1989年版，第47期，第12页。
(103)Shiba Yoshinobu：Rural-Urban Relations in the Ningpo Area During the 1930’s，第45页。
(104)《广东舆地图说》，1908年版，第175、180页。
(105)Diniel Harrison 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1925.
(106)南京金陵大学：《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年版。
(107)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v Life in he Yangtze Valley，London 1939，第240～262页。
(108)Herald，1926年7月31日，第206页。
(109)马若孟（Riman H.Myers）：《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1987年版，第296页。
(110)Dwight H.Perkin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75，第188页。
(111)D.K.Lieu：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1927年版，第10～11页。
(112)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张謇与南通研究》丛刊之一，第183页。
(113)《申报》，1920年5月11日。
(114)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13卷，第490～491页。
(115)乐嗣炳：《中国蚕丝》，第172页。
(116)《中国实业志》，浙江，第4卷，第192页。
(117)李明珠：《中国生丝贸易》，见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第398页。
(118)《支那省别全志》，第15卷，第735页。
(119)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1980年版，第32页。
(12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60年版，第59页。
(12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23页。
(122)Herald，1980年10月31日，第809页。
(123)《中国公路运输史》，1990年版，第118页。
(124)《中国公路运输史》，1990年版，第125页。
(125)栗原悟：《清末民初时期云南的交易圈和输送网》，《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1号，1990年6月。
(126)Herald，1898年7月25日，第151页。
(127)《申报》，1920年6月27日。
(128)孙健：《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1990年版，第405页。
(129)《工商史料》第1辑，1980年版，第180页。
(130)《北京瑞蚨祥》，第21～22页。
(131)《工商史料》第1辑，1980年版，第164页；安冠英等编：《中华百年老药铺》，1993年版，第20页。
(13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档。《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牙行的调查访问资料》（以下简称《访问资料》）（二），药字第1号。
(133)《访问资料》（三），糖字第3号。
(134)《访问资料》（三），北京第4号、鱼字第2号、水字第6号。
(135)《访问资料》（二），其字第21号。
(136)《访问资料》（二），花字第7号。
(137)《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01页。
(138)《申报》，1920年10月10日。
(13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81年版，第5～6页。
(14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81年版，第14页。
(141)《申报》，1920年10月10日。
(142)张一农：《中国商业简史》，1989年版，第396页。
(143)《申报》，1920年5月10日。
(144)《申报》，1920年1月8日、10日。
(145)《申报》，1920年1月7～9日。
(146)Herald，1916年1月15日，第121页。
(147)《申报》，1920年1月4日、5日。
(148)《申报》，1920年1月4日、14日、27日。
(149)Herald，1916年1月2日，第188页。
(150)朱彤芳：《中国交易所介绍》，1989年版，第37～38页。
(151)朱彤芳：《中国交易所介绍》，第40页。
(152)朱彤芳：《中国交易所介绍》，第44页。
(153)《时报》，1905年1月9日。
(154)《农工商部现行章程》，1908年版，第4～11页。
(15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993年版，第34页。
(156)徐鼎新：《清末上海若干行会的演变和商会的早期形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9辑，1989年版。
(157)〔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第680页。
(158)《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1989年版，第301～303页。
(159)《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75页。
(160)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91年版，第21、18页。
(161)《苏州商地档案丛编》第1辑，第67～68页。
(162)《支那经济全书》第4辑，第70～76页。
(163)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64)《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79页。
(165)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70页。
(166)《商务官报》，1906年第18期。
(167)《商务官报》，1906年第24期。
(168)上海市工商联史料科藏文史资料抄件。
(169)《银行周报》第3卷第1号（1919年）。
(170)《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3号。
(171)《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12号。
(172)Herald，1907年9月20日，第697页。
(173)Herald，1907年12月6日，第593页。
(174)《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见《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175)Herald，1926年8月7日，第263页。
(176)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China No.2，1926年，第8页。
(177)Herald，1926年10月19日。第71页。
(178)《申报》，1900年4月24日。
(179)《时报》，1906年2月28日。
(180)长野郎：《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1936年版，第140页。
(181)黄逸峰等：《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18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1936年版，第469页。
(183)J.Edkins：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3年版，第128～129页。
(184)Herald，1907年11月22日，第454页。
(185)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69页。
(186)Charles Drage：Taikoo（太古），1970年版，第48页。
(187)《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300页。
(188)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66页。
(189)Herald，1926年10月9日，第61页。
(190)Herald，1926年10月9日，第61页。
(191)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66～167页。
(192)Herald，1907年6月21日，第693页。
(193)《中国实业志》，江苏，第4编第2章，第29页。
(194)《五七月刊》，1921年5月号，第19页。
(195)周锡根：《四川军阀割据下的四川农村经济》，《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196)《时报》，1918年4月25日。
(197)Herald，1926年11月13日，第311页；1926年3月6日，第423页。
(198)Herald，1926年8月14日，第311页。
(199)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重庆经济调查》，1937年版，第18页。转见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版，第160页。
(200)陈志让：《官绅政权》，中译本，1980年版，第114页。
(201)Herald，1926年11月20日。第349页。
(202)Herald，1926年8月21日，第346页。
(203)Herald，1926年8月28日，第399页。
(20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72页。
(205)《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94页。
(206)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326～327页。
(207)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中译本，第275、525页。
(208)《上海市棉布商业》，第26、56、135页。
(209)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10页。
(210)黄逸平、虞宝棠：《北洋政府时期经济》，1995年版，第176页。
(211)庄维民：《论近代山东沿海城市与内地商业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12)The North China Trade Renew，1926年3月17日，第7页。
(213)Herald，1926年1月16日，第127页。
(214)Herald，1907年9月20日，第695页。
(215)王慧章：《猪鬃大王——古耕虞》，1991年版，第11～12页。
(216)《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03页。
(217)《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86页。
(218)《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93、256页。
(219)Herald，1916年12月30日，第709页。
(220)《申报》，1920年9月11日。
(221)《申报》，1920年6月11日。
(222)《申报》，1920年10月17日、26日。
(223)陈争平：《“信交风潮”——一个特大的经济“泡沫”》，见《光明日报》1993年9月13日。匡家在：《旧中国证券市场初探》，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24)《申报》，1920年11月22日。
(225)《申报》，192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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