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

五、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

一般来说，处在起步阶段的华资银行，面对着生死攸关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之间是相当团结的。当然，这不包括那些专营证券等投机的昙花一现的银行在内，也不包括那些由地方军阀一手操纵的地方官办银行在内。同时，强调华资银行的团结，并不是说他们在业务上没有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这是分析华资银行内部关系的前提。

从民族资本的团结这个角度看：华资银行的内部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主要的华资银行都以中、交两行为核心，团结在中、交两行的周围。在中、交这两个核心银行之中，有的华资银行更多地靠近中国银行，如所谓的南三行，有的则更多地靠近交通银行，如所谓的北四行。

形成核心和外围关系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华资银行都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特别是中国银行的钞票。

中交两行在北洋时期发行的兑换券，增长十分迅速。在1912～1923年间，中行发行额增长了75倍，交行也增长了31倍，在1916年以后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银行的发行数，约为交通银行的1倍多。

表86是两行发行数的统计。

表86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统计

资料来源：《银行周报》8卷23号，1924年6月17日。原表中关于1912～1916年交行发行数，据查交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下册，第838页，其单位为“库平银两”，现已折算成“元”。

除了中、交两行，还有若干经北洋政府核准的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但发行数额有限。

表87是1923年的统计。

这些银行总共只发行兑换券约2600万元，其中主要是中南银行。当然，这个数字是远远不敷需求的。因而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就成为重要的补充手段。这就是借用中、交两行的信用扩大自己的业务。例如：1915年时，浙江银行领用中钞100万元，保证金为现金六成、证券一成。而浙兴因“纯系商股”，“故合同权利在理宜较浙江行为优”，最高限额可达500万元，保证金则为现金五成、证券二成半。⁽⁴⁵⁹⁾1916年时，浙兴津行在奉天、营口各设分庄，“专司买卖货币等事”，即以所领10万元中行钞票作为分庄的开办资本。⁽⁴⁶⁰⁾在存款业务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领用中钞来开拓银行业务。1917年8月，浙兴董事长叶揆初和董事蒋抑卮入京，又与交行订立了领用交行钞票的合同。⁽⁴⁶¹⁾

表87　普通华资银行发钞额统计

资料来源：《银行周报》8卷23号。

1922年6月，浙兴开始自己发行钞票，总额暂定1000万元，现金准备七成，由申、杭、津、汉各行分用。⁽⁴⁶²⁾这一举动使中行“颇不满意”，先是延付浙兴领用中券准备金利息，继而要求浙兴“减少自己兑换券发行额”，遭到拒绝，⁽⁴⁶³⁾最后将浙兴领用中券的额度，由5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⁴⁶⁴⁾浙兴在自己能发行1000万元兑换券的情况下，仍不放弃领用中钞的既得权利，宋汉章和浙兴之间甚至还因此产生矛盾。这说明，领用中钞对浙兴是很有利的。

浙实和浙江地方银行分开后，原领200万元中券额度中，70万元归后者领用。浙实为此多次与中行协商，要求补足70万元缺额，得到中行的同意。⁽⁴⁶⁵⁾浙实领用中行兑换券才得以“流通甚畅”。⁽⁴⁶⁶⁾

1919年9月，大陆银行创办不久，“业务日繁，现金出入殊于顾客不便”，于是便向天津中国银行领用天津地名中钞40万元，交付现金20万元、公债25万元作为保证金，“并双方商定办法14条”。⁽⁴⁶⁷⁾除了上述银行外，还有一些中小银行领用，表88是1923年底的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表88　领用中、交兑换券之银行

资料来源：《银行周报》8卷23号。

毫无疑问，一般银行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这也促成了核心和外围关系的形成。

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华资银行对中、交两行的投资入股。北洋政府在持续的财政窘迫中，将中、交股份作抵，向银行借款，到期不还，官股便转为银行所有。以中国银行为例：1921年7月，财政部以中行股票120万元，向5家华资银行抵借90万元，⁽⁴⁶⁸⁾后到期无力偿还，官股便变成银行所有的“完全商股”。⁽⁴⁶⁹⁾另一种情况是中、交两行在增资时，商办银行的入股。1921年中行增资，张嘉到南方游说，劝说“各实业团体，及各商业银行合募股份若干”，起而响应者有上海、浙兴、浙实、金城4家，上海、浙兴各认股20万元，⁽⁴⁷⁰⁾浙实认股14万元，连旧股共20万元，⁽⁴⁷¹⁾估计金城也是这个额度。张嘉在劝募各实业团体和银行集股时，向李馥荪等人陈述了过去中行商股股份“向多散漫”，而“希望有团体结合为股东之重心，可使中行办事渐合于正轨”的意图。⁽⁴⁷²⁾这些重要华资银行作了积极的响应。他们成为中行的股东，相互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华资银行以中、交两行，特别是以中行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华资银行在如履薄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通常情况下，核心对于外围少不了时时给予照顾，若遇危难之际，核心对外围也少不了及时的帮忙，⁽⁴⁷³⁾但风潮中往往首先需要“保帅”，因而出现外围集中保核心的现象。1916年上海中行拒受停兑令，浙兴董事长向董事会报告说，华资“银行公会会议维持中国沪行营业，有款者各以款助，无则以财产借作押款”，浙兴“在中国沪行为最大存户，助中行即所以自助”。⁽⁴⁷⁴⁾1921年挤兑风潮中，浙兴对天津中行的抵押放款16万元正好到期，“其时挤兑风潮正紧，势难收回，故准其转期1月”，并另外给予25万元透支款。⁽⁴⁷⁵⁾浙兴对北京中行押放款10万元到期，也准其续转3个月。⁽⁴⁷⁶⁾正如中孚银行主持人所说，中交挤兑“来势甚骤，猝不及防，然亦卒赖群策群力，得以维持于不敝。于此足征我国金融界之进步，良可欣庆”。⁽⁴⁷⁷⁾

甚至不在风潮时期，外围保核心的事例也时时可见。1918年时，北京中行已停止限制兑现，但在汇兑方面推行一种新的“迟期汇兑”办法来“维持票价”，这对中行有利，而使与其有汇兑关系的其他华资银行“已无利益之可言”，但“京师各同行对于中行既有感情关系”，“均仍照旧履行”，中孚京行主管杨瑜统等虽心中不满，“亦只得从众，以免贻人口实”。⁽⁴⁷⁸⁾1918年8月，天津证券交易所即将成立，张嘉赴津，要求浙兴津行总经理“不可放弃，力劝入股”，“并称将来中行如有为难处”，非请浙兴“在证券交易所暗中帮忙不可”。浙兴董事会议准从命。⁽⁴⁷⁹⁾平日里，浙兴对中行没少给予业务上的协助，常对中行融通资金。如1918年12月，浙兴京行对当地中行放款10万元，以京钞抵押；⁽⁴⁸⁰⁾1919年4月，浙兴京、津分行“合做中行京钞存单押款洋40万元；⁽⁴⁸¹⁾1919年5月，浙兴杭、汉、京、津四分行“合做北京中行押款洋60万元”，⁽⁴⁸²⁾数额越来越大。中南银行成立不久，就于1921年4月19日对北京交行押放62万元，又于同年6月1日“以勃利公司名义”对中、交两行期票贴现放款100万元。⁽⁴⁸³⁾这些业务上的帮助，对于中、交两行无疑是重要的；而中、交两行的巩固和发展，又是中国银行业共同发展的基础。

华资银行内部关系的第二个层次，是所谓“南三行”、“北四行”等重要商办银行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行的关系对于增强华资银行的对外竞争力和克服种种社会经济方面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中南银行成立于1921年，因其系华侨资本，而获得了钞票发行权，但规定必须十足现金准备。没有钞票发行权的金城、盐业和大陆三行与中南携手，实行四行联营。四银行合组了联合营业事务所，经营联合放款。又建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银行券。1923年又联合开办了四行储蓄会，广泛吸收存款。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的组织“营业既各不牵涉，合做亦不受束缚，且有互相扶助之义”。⁽⁴⁸⁴⁾四行仍是各自独立的，但相互辅翼，壮大实力，“以期金融界之实力可与实业界之需要相因应”。⁽⁴⁸⁵⁾可以说，四行联合营业，是华资银行联合营业之先声。当然，相对于进一步的金融集中，这种协作式的联合还只是初级阶段的。

南三行虽然没有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之类的机构，但也有多方面的协作关系。例如：浙兴获得钞票发行权以后，浙实便与其洽商，该行杭州分行拟领用浙兴上海地名钞票，以50万元为额交入七成现金准备和三成公债。这一请求获得浙兴的同意。⁽⁴⁸⁶⁾1926年上行同浙兴订约，领用浙兴钞票200万元，条件与浙实大体相同。⁽⁴⁸⁷⁾1923年3月，上海、浙实、浙兴、大陆四行的在沪机构订立了“互通往来办法”7款，在立户往来、透支、利息、汇兑、拆款和买卖银元等方面通力协作，互给优惠。⁽⁴⁸⁸⁾这一协作关系与北四行的成员有所交叉。

在“北四行”、“南三行”内部，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华资银行相互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协作关系，相互融资、拆借。例如：1918年2月，浙兴“申、汉、杭合做新华银行中、交钞票押款10万元，以中、交钞25万元四成作押”；⁽⁴⁸⁹⁾1918年5月，浙兴汉行两次拆与中孚银行共合洋12.5万元；⁽⁴⁹⁰⁾1918年12月26日，浙兴申行拆与上海银行洋6万元，次日便予收回。⁽⁴⁹¹⁾1923年1月，浙兴总行“对上海、浙实户贴现各20万两，此款系以一个月之各种票据向我行〔按：即浙兴〕贴现，月息6厘”。⁽⁴⁹²⁾这里只举了浙兴对其他银行拆放款的例子。事实上，这种关系是相互的、普遍的和大量的。此外，银行为了扩大在押放和押汇业务方面的相互合作，还共同设立银行公栈。例如，1924年10月1日，大陆银行董事会通过了大陆汉支行加入该地银行所公组的公栈，认为此举“对外对内均有极大关系”。⁽⁴⁹³⁾

华资银行内部关系的第三个层次，是同业组织。到1927年为止，由于政局动荡、军阀割据等原因，华资银行全国性的同业组织还刚刚起步，发挥作用不大，但地区间的同业组织则有相当力量。

在地区性同业组织中，上海银行公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⁴⁹⁴⁾1917年，由张公权首倡，上海的中国、交通、浙兴、浙实、上海、盐业、中孚7行集议组织银行公会，并于同年5月创办《银行周报》。1918年7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会址在香港路，会员银行除以上7家外，聚兴诚、四明、中华、广东、金城5家也次第加入，会员银行共计12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上海银行公会章程。选出董事7人，并由董事互选宋汉章和陈光甫为正副会长。李馥荪为书记董事。1919年5月，上海公栈事业并入公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推中国银行为总经理。1920年9月，改选盛竹书、钱新之和孙景西为正副会长和书记董事。1922年9月，改选盛竹书、孙景西为正副会长。1924年9月，上海银行公会修改章程，允许依照中国法令注册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变通入会”。并改选倪远甫、孙景西为正副会长。从公会成立到1924年，东莱、大陆、东亚、永亨、中国实业、东陆、正利、中国通商、中南、农商、工商、中华懋业、中华汇业等也相继加入公会。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以后，采取了许多联合行动。1921年1月，上海银行公会各会员银行参与承募交通部600万元车辆借款。3月，公会会同钱业，组织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负责发售造币厂国库券250万元，实际发售365万元。7月3日，中法实业银行停兑，公会为维持市面金融，组织会员银行垫款代兑，渡过难关。9月，公会提议各会员银行对行员加以劝戒，切勿卷入社会盛行的投机事业中去。1922年10月，公会发布通告，指出“公债失信，流毒社会”，要求政府停止发行新的公债，并呼吁全国银行界采取一致行动，予以抵制。1923年11月，沪埠银根奇紧，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协商，采取了协调行动。1924年10月，银钱两公会再度携手，致电北京财政整理会及总税务司，要求维持内债信用。

当时，上海钱业公会附设汇划总会，成为上海每日清算汇划票据的中心，而上海的外国银行则是划头票据清算的中心。⁽⁴⁹⁵⁾华资银行多是汇划和划头两者兼用的，票据的清算要通过汇划总会和外国银行进行。因而，为改变这种状况，1922年2月，上海银行公会即发起创设上海票据交换所，并草拟了章程草案33条，但因各行营业习惯不同，一时难以求得统一。以后多次复议，又都以种种原因搁置下来。因此，在这一阶段，上海的华商银行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票据交换中心。

天津是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中国主要的华资银行，都在天津设有总行或分行。天津银行公会的设立时间，同上海银行公会相差不多。该会以“联络同业感情，维持公共利益，促进银行业之发达，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⁴⁹⁶⁾凡实收资本在20万元以上，设立满1年，经银行公会两名会员介绍，均得加入公会为会员。

天津的本国银钱业堪称合作的典范。他们的合作有个别的，也有整体的。天津的银号或钱庄，往往分别同华资银行结成所谓“靠家”关系，即前者在资金周转不灵时，靠后者来扶持。前者向后者浮借款项大多不计息，少数低息。1924年9月，天津的银行会和钱业，为了维持津埠金融，共同订立公约，决意“患难共扶”，“各以忠诚恳挚之意思，互相负维持之义务”。⁽⁴⁹⁷⁾天津银行公会还同钱商公会、总商会和外国银行公会华账房联合组织金融维持会，共同维护津埠金融。这也是中外金融业相互合作之一例。

汉口是华中的金融中心。华资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的很多。1917年4月，一些华资银行发起组织金融研究会，同年11月，由金融研究会改组成一非正式的银行公会组织，没有制定章程，参加者只有中国、交通、浙兴、聚兴诚、盐业、中孚、华丰7家。1920年11月，由中国银行领衔的9家银行正式成立汉口银行公会。⁽⁴⁹⁸⁾

据调查，1922年时，各地银行公会会员计有上海21家、北京22家、天津19家、汉口11家、杭州7家、南京7家、蚌埠5家、济南9家。⁽⁴⁹⁹⁾

各地的银行公会也不时派代表集中开会，就若干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采取一些全国性的协调行动。1920年11月，上海银行公会发起在沪举行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得到北京、天津、汉口、济南、杭州、蚌埠等地银行公会赞同。12月5～8日，会议经4天讨论，作出四项决议：①希望政府确定财政方针。②希望政府整理内国公债。③希望政府统一币制。④推举委员7人，担任研究新银行团事宜。⁽⁵⁰⁰⁾这些问题都是事关金融界全局的大事。1921年5月，银行公会第二届联合会议在天津举行。1922年4月第三届会议在杭州举行。1923年4月第四届会议在汉口举行。1924年4月第五届会议在北京举行。⁽⁵⁰¹⁾这样的联合会议基本上每年开一次，所讨论的都是银行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而且讨论的中心差不多都是财政、币制、公债等方面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即使不在联合会议期间，各地银行公会也常互通声气，采取一些共同行动。这主要还局限在舆论方面。如1924年1月，各地银行公会发表联合宣言，坚决反对南方军阀攘夺内国公债基金。⁽⁵⁰²⁾银行公会的联合会议制度和平时的合作，为银行界全国组织的正式创立逐渐准备条件。

华资银行的内部关系，还表现为银行家的相互投资和兼职。以下是1922年的一项有关银行家兼职的调查：⁽⁵⁰³⁾

姓　名　　　　　　　兼职调查

王克敏　　　中国银行总裁、中国实业银行董事、北洋保商银行董事

周作民　　　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边业银行监察、金城银行总经理

施肇曾　　　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永亨银行董事长、新亨银行董事长

李　铭　　　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银行董事

李士伟　　　中国银行董事、中国实业银行协理

张季直　　　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总经理、上海银行董事、淮海实业银行董事

钱永铭　　　交通银行协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

卢学溥　　　中国银行董事、新亨银行董事、新华银行董事

谢　霖　　　交通银行董事、常州商业银行查账

谈荔孙　　　交通银行董事、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澹如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通易银行董事长

张退庵　　　上海银行董事、淮海实业银行董事长

吴寄尘　　　上海银行董事、淮海实业银行董事

荣宗敬　　　上海银行董事、正利银行董事、劝业银行董事、华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陈光甫　　　上海银行董事兼总经理、淮海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监察

吴鼎昌　　　盐业银行总理、东陆银行常务董事、边业银行董事、金城银行监察、新华储蓄银行董事

龚心湛　　　中孚银行董事、中国实业银行监察、大陆银行董事

朱宝仁　　　中国实业银行董事、边业银行董事、新华储蓄银行董事

曹汝霖　　　中国实业银行董事、新亨银行董事、中华储蓄银行监察

叶鸿英　　　正利银行董事长、华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王一亭　　　正利银行董事、浙江储蓄银行董事、中华银行董事、华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上海江南银行董事

顾馨一　　　正利银行董事、浙江储蓄银行董事、中华银行董事、华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兼总经理

邵子愉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永亨银行董事

傅筱庵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四明银行董事、中华银行董事

朱葆三　　　中国通商银行监察、四明银行董事长、中华银行董事、上海江南银行董事长

周自齐　　　北洋保商银行董事长、新华储蓄银行董事、五族商业银行董事

徐世章　　　北洋保商银行董事、边业银行董事

潘　复　　　边业银行董事长、劝业银行董事长兼董事

胡笔江　　　中南银行总经理、江苏典业银行董事、金城银行监察

顾棣三　　　浙江储蓄银行协董、华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梁士诒　　　新华储蓄银行董事、五族商业银行董事长

周家彦　　　大宛农工银行董事、中华储蓄银行董事

姚紫若　　　正利银行监察、华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许多银行家同时在几家银行身兼董事长、董事、监察或总经理的职务，无疑有助于银行业的团结和合作。我们从上述调查表中还可看出，有些银行家同时又是实业家，如荣宗敬、王一亭、顾馨一、傅筱庵、朱葆三等，他们以实业家的身份向银行业投资，并在银行的董事会中任职，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这是银行业和产业相互交融的起步。这种趋势如能持续发展，将会逐步促使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和组织机制的进步，促使新一代企业集团的产生，使中国资本主义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1)《愚斋存稿》卷25，第15页。

(2)《商务官报》，1906年17期。

(3)《上海钱庄史料》，页32；关册，1913，上海，第78页。

(4)中国银行：《各省金融概略》，1915年，第213页。

(5)《商务官报》，1906年5期。

(6)《商务官报》，1906年22期。

(7)《商务官报》，1906年23期。引文中所说的“比期”为半月。

(8)《商务官报》，1907年26期。

(9)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页。

(10)《字林沪报》，1885年12月4日。

(11)《字林沪报》，1907年21期。除官银号外，一般银号与钱庄性质相似。

(12)《字林沪报》，1909年21期。另据郝庆元：《周学熙传》（第158页）称：京师自来水厂开办时，曾向天津官银号借垫股本50万两。

(13)《字林沪报》，1910年12期。

(14)关册，1910，上海，第399页。

(15)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948年版，第46～47页。

(16)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2页。

(17)《上海钱庄史料》，第78页。

(18)《上海钱庄史料》，第77页。

(19)以下关于官银钱号，均见谢杭生：《清末各省官银钱号研究》。载《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1936年版，第98页。

(21)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1905年9月25日报告，转见史若明：《票商兴衰史》，1992年版，第255页。

(22)《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123页。

(23)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72～74页。

(24)《银行周报》1卷8号。

(25)S.F.Wrighl：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1935年版，第236页。

(26)《申报》曾报道唐廷枢和丁雨生（福建巡抚）两人将在华南设立一家资本200万两的银行的消息。见《申报》1876年3月18日、4月3日。

(27)盛宣怀：《请设银行片》。《皇朝经世文新编》卷2，1898年刊。

(28)《愚斋存稿》卷25，1916年刊，第6页。

(29)通商银行档案：1897年账册，卷29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档案室藏（以下简称“沪银档”）。

(30)《愚斋存稿》卷25，第15页。

(31)《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章。

(32)通商银行档：卷1。沪银档。

(33)《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页。

(34)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附录。

(35)大清银行总清理处编：《大清银行始末记》，1915年7月刊，第55页。

(36)《大清银行始末记》，第55页。

(37)《大清银行始末记》，第56页。

(38)《大清银行始末记》，第58页。

(39)《大清银行始末记》，第59页。

(40)《大清银行始末记》，第61～62页。

(41)《商务官报》，1908年32期。

(42)清邮传部奏准设行折片，1907年12月8日。转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未刊稿。

(43)《邮传部奏定交通银行奏稿章程》，1908年刊，第20、36页。

(44)《交通银行档案》，第109号，转见《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

(45)《申报》，1910年6月14日。

(46)清末交行资产负债表，见《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

(47)《申报》，1911年5月17日。

(48)《交通银行档案》，第108号，见《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49)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58页。

(50)《交通银行档案》，第108号。见《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51)《交通银行行史清稿》，未刊，第11册。

(52)《交通银行档案》，第110号。《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53)《交通银行档案》，第110号。《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54)《申报》，1911年8月8～14日。

(5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0～1009页。

(56)《商务官报》，1909年12期。

(57)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58)在聚兴诚银行一些年份的档案中，总管理处和各分行的往来函电常涉及花纱和公债投机。

(59)由于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的出入，不同的统计可能会有出入很大的结果。如王业键在《上海钱庄的兴衰》一文中，估计1925年钱庄和华资银行的总资产（包括资本、准备金、存款和纸币发行额），分别为202和20700万元，两者为1∶1.3。本处选取唐、黄的统计数字，是因为他们尽可能地收集了每家银行的细数，所作的估算也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61)杜恂诚：《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发展，1840～1937》附录。

(62)宁档：《财政部驻沪调查金融专员李焱棻关于上海金融情况的报告》。这项估计是限于在上海金融市场实际运行的本国银行总、支行资力。这项调查还估计当时上海外国银行的总资力也约为2亿元，钱庄总资力则为6000万元。

(63)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1～18页。资力包括资本、准备、存款和钞票发行。

(64)宁档：《财政部驻沪调查金融专员李焱关于上海金融情况的报告》。

(65)《总商会月报》，5卷4号。

(66)《总商会月报》，5卷4号。

(68)聚兴诚档：渝字四号总行公，1921年6月5日。沪银档。

(69)聚兴诚档：渝字二号总行公，1921年6月2日。沪银档。

(71)聚兴诚档：渝字三号总行公。沪银档。

(72)江西省币制情形，1914年。宁档：一○二七（2），411。

(73)币制局抄送湖南汤督来电。宁档：一○二七（2），411。

(74)湖南银行报告：《1914年上半期湘省金融状况与该行营业方针》。宁档：一○二七（2），411。

(75)币制局特派调查员范锐：《关于前任湖南银行总经理刘昌宪舞弊的调查》，1914年10月。宁档：一○二七（2），411。

(76)《总商务月报》3卷9号。

(77)调查贵金融实在情形清册，1914年12月。宁档：一○五○，277。

(78)新疆行政公署吴报以新省官票折收伊票请追加预算，1914年6月20日。宁档：一○二七（2），411。

(79)迪化杨增新蒸电，1915年2月12日到。宁档：一○五○，277。

(80)西安巡按使、监理官电请财政部币制局再发钱票300万串，作收回银票之用，1914年12月20日。宁档：一○二七（2），411。

(81)1914年东三省整理币制问题。宁档：一○二七（2），367。

(82)湖北督军王占元等关于库券泛滥商业遭受影响的密电，1920年5月1日。宁档：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83)《总商会月报》6卷5号。

(84)《总商会月报》6卷9号。

(85)《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0页。

(86)《总商会月报》6卷5号。

(87)《总商会月报》6卷9号。

(88)中孚档：京行经理致沪行经理函，1925年5月6日。沪银档。

(89)宁档：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原载《上海晚报》1924年1月5日。

(90)《总商会月报》6卷2号。

(91)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1947年，第122页。

(92)F.E.L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1926年版，第83页。

(93)《中国年鉴》第一回，第826～829页。

(94)关册，1913年，上海，第780页。

(95)《关册》，1913年，上海，第559页。

(96)《银行周报》2卷7号。

(97)《上海钱庄史料》，第188、191页。

(98)《银行周报》7卷8号。由于包括了一些较小的未入园钱庄，所以该报统计的1922年钱庄数为78家，多于《上海钱庄史料》中的数字。

(99)当时在上海南园设有总会，所有南市和闸北的钱庄都可入会，凡入该总会为会员者，谓之“入园”，否则即谓之“未入园”。对于“未入园”钱庄，又以资本、营业范围等状况分为“元亨利贞”四种。参阅沙秋：《上海钱庄业调查》，载《总商会月报》6卷8号，1926年8月。

(100)《银行周报》4卷49号。

(101)《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6期。

(102)《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10期。

(103)《中国银行通信录》，54期。

(104)《总商会月报》3卷9号。

(105)《总商会月报》6卷2号。

(106)《银行周报》3卷5号。

(107)《银行周报》4卷10号。

(108)《银行周报》3卷6号。

(109)《银行周报》4卷10号。

(110)《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

(111)《银行周报》3卷7号。

(112)刘鸿记档案：刘吉生致赵文焕函，1927年10月20日。卷号：15～14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藏。

(113)《银行周报》7卷43号。

(114)汪仁泽：《钱业领袖秦润卿》，《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期。第178页。

(115)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

(116)《东方杂志》23卷4期。

(117)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1982年版，第1631页。

(118)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附录。交易所的家数不包括不经营证券的交易所，也不包括在投机风潮中转瞬即逝的交易所。

(119)关册，1906年，重庆，第92页。

(120)1875年中国出现第一家本国的保险公司见《交通史航政编》，1册，第217页），至1897年才有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见关册，1896年，上海，第240页；《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页），时隔22年。1871年总行设在香港的华商保安公司未列入本文统计之内。

(12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页188。

(122)《总商会月报》2卷1号，1922年1月。

(123)《总商会月报》2卷4号。

(124)宁档：《日昨之金融维持会》，原载1920年8月21日《民生通讯社新闻稿》。摘自《北洋政府时期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档案资料》，下册，第356页。

(125)《总商会月报》2卷1号。

(126)《总商会月报》，董事会议录，1922年7月20日。沪银档。

(127)《总商月报》，1922年9月12日。沪银档。

(128)盐业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9月14日；中南档：第二届股东常会录，1923年3月25日。沪银档。

(129)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289页。

(130)金城档：《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准备库、储蓄会内规汇编》，第三编。沪银档。

(131)中南档：第五届股东常会录，1926年3月28日。沪银档。

(13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133)《大陆银行月刊》3卷1号。

(134)“The Postal Remittances and Savings Bank”，Chinese Economic JournaI，1932年1月，第59～63页。

(135)《时报》，1915年12月22日。

(136)《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167页。

(137)中孚档：“拟移沪后与各公司联合设总事务处”。董事会卷7，1926年。沪银档。

(138)中孚档：董事会讨论1917年上半期决算报告议事录。董事会卷6。沪银档。

(139)这种特别酬劳在净利中所占比例，开始为7.5%，后来逐步降至1.7%左右。见中孚档：历届账册。沪银档。

(140)《银行周报》1卷7号。

(141)《银行周报》1卷8号。

(142)《银行周报》1卷8号。到1921年，票号只剩下4家。见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143)S.F.Wright：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第236页。

(144)海关税务司T.W.Wright的报告，转见J.Arnold：China，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1926年版，页174。

(145)史若民：《票号兴衰史》，第六章。

(146)史若民：《票号兴衰史》，第353页。

(147)彭泽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1990年版，第731页。

(148)《大公报》，1926年11月22日。

(149)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193～194页。

(150)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197～200页。

(151)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286、289页。

(152)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113～119页。

(153)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1931年版，第22页。

(154)1917年7月24日广州通信。《银行周报》1卷12号。

(155)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52～354页。

(156)《银行周报》7卷32号。

(157)《银行周报》，8卷31号。

(158)《银行周报》，8卷33号

(159)《银行周报》，9卷4号。

(160)浙实档，卷1，沪银档。参阅本节。五。

(161)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210页。

(162)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407页。

(163)《总商会月报》3卷9号。

(164)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408页。

(165)押柜，即进票号或进银行做事的押金。

(166)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64页。

(167)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289页。

(168)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18页。

(169)按照当时银行业的一般规则，银行不能接受不动产抵押。

(170)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第64页。

(171)中行档：财政部呈国务院《中国银行则例草案》，1912年12月。宁档。

(172)中行档：国务院关于中交两行停兑禁提命令。宁档。

(173)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第27页。

(174)中行档：中行则例修改案，1917年，宁档。

(175)《东华续录》，卷212。

(176)《交通银行奏定章程及则例》。

(177)《交通银行奏定章程及则例》。

(178)《交通银行1914年则例》。

(179)《交行月刊》，1卷12号。

(180)除另行注明外，资料均出自浙兴档案：董事会总办事处1～21届营业报告。沪银档。

(181)《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72页。

(182)资料均出自浙江实业银行档案，沪银档。

(183)资料均出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沪银档。

(184)1926年旅行部改为中国旅行社，为上海银行的附属事业之一。

(185)《金城银行史料》一。

(186)资料均出于盐业银行档案，沪银档。

(187)资料均出自中南银行档案，沪银档。

(188)赵德馨：《黄奕住传》，1998年版，第120、135页。

(189)资料均出自大陆银行档案，沪银档。

(190)大清银行总清理处：《大清银行始末记》，第40页。

(191)大清银行总清理处：《大清银行始末记》，第40、50、71页。

(192)大清银行总清理处：《大清银行始末记》，第40、50、71页。

(193)《商务官报》1906年第5期、第7期。

(194)《商务官报》1906年第5期、第7期。

(195)《大清银行始末记》，第72页。

(196)《商务官报》1906年第7期。

(19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08～1009页。

(198)《商务官报》1909年第12期。

(199)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1050页。

(200)《交通银行档案》，第110号。《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201)《交通银行档案》，第110号。《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202)《交通银行档案》，第110号。《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203)洪葭管：《从借贷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04)周葆銮：《中华银行史》，1947年版，第二编，第28页。

(205)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第105页。

(206)四明档：四明银行致度支部函，1909年闰二月；四明银行致农工商部函，1909年闰二月二十四日。沪银档。

(207)《通商银行董事会文件》卷1。转见《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0页。

(208)《愚斋存稿》，卷2。第30～32页。

(209)《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46。

(210)《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3～125页。

(211)《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5～128、133、131～132页。

(212)《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5～128、133、131～132页。

(213)《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5～128、133、131～132页。

(214)《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00页。

(215)《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52～153页。

(216)《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46页。

(217)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

(218)《申报》，1923年12月12日。

(219)《银行周报》8卷16号。

(220)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211页。

(221)《总商会月报》6卷2号。

(222)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223)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0页。

(224)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69页。

(225)中行档案。转见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226)《银行周报》2卷43号。

(22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交通银行简史》，油印本。

(228)《交通银行董事会议事录》，第一册。转见翁先定：《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

(229)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0页。

(230)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4页。

(231)重庆中国银行：《四川金融风潮史略》，1933年版。

(232)张邦产：《阎匪滥发晋钞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

(233)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1931年版。第22页。

(234)《银行杂志》3卷6号。

(235)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4页。估计不包括官办银行。

(236)杜恂诚：《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发展，1840—1937》附录。

(237)《金城银行史料》，第127页。

(238)《银行周报》3卷29号。

(239)《金城银行史料》，第200页。

(240)《金城银行史料》，第11、14页。

(241)《银行周报》3卷9号。

(242)浙实档：股东常会录，1916年3月26日。沪银档。

(243)盐业档，卷55。沪银档。

(244)盐业档，卷55。沪银档。

(245)《银行周报》9卷33号。

(246)《交通银行史料》，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

(247)《中国银行通信录》，第66期，1920年。

(248)一说为22家，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1页。

(249)《中国银行通信录》，第66期。

(250)《中国银行通信录》，第66期：北京银行公会复外交部文，时间在1922年8～9月。沪银

(251)上行档：业务类第959号。沪银档。

(252)《中国银行民国十八年报告》，第6页。

(253)《交行月刊》1卷12号，调查第8页。

(254)《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第9期。

(255)中行档案。转见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256)《银行月刊》3卷6号。

(257)《银行周报》3卷21号。

(258)《银行周报》3卷22号。

(259)《银行周报》3卷17号。

(260)《银行周报》3卷22号。

(261)《银行周报》3卷21号；中行档，卷437，沪银档。

(262)《交行月刊》1卷1号。

(263)《交行月刊》1卷12号；《上海研究资料》，台北，1973年版。第262页；翁先定：上引文。

(264)《总商会月报》6卷5号。

(265)《交行月刊》1卷1号。

(266)交行档案。转见翁先定：《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

(267)《钱业月报》7卷5号。

(268)通商档案第294号。转见《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09页。

(269)《银行周报》3卷17号。

(270)《钱业月报》5卷特刊号。

(271)关册，1911，苏州，第519～520页；徐学禹：《地方银行概论》，“江苏银行”部分。

(272)《大陆银行月刊》4卷5号。

(273)《大陆银行月刊》4卷3号。

(274)《银行周报》7卷45号。

(275)中行档：宋汉章卷。沪银档。

(276)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1976年版，第70页。

(277)交行档：卷1176。沪银档。

(278)交行档：卷1176。沪银档。

(279)四明档：卷470。沪银档。

(280)聚兴诚档：渝分行致总分行函，1926年7月19日。沪银档。

(281)《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18页。

(282)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5月23日。沪银档。

(283)浙实档：董事会议录，卷6、卷3。沪银档。

(284)浙实档：董事会议录，卷6。沪银档。

(285)浙实档：1925年6月底各行证券购置总数明细表。沪银档。现将此表附列于后：

(286)浙实档：卷3。沪银档。

(287)中孚档：京行经理致沪行经理函，1925年4月22日。沪银档。

(288)谢杭生：《清末各省官银钱号研究，1894—191l》。《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89)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290)浙实档：1920年8月5日董事会议录。沪银档。

(291)《中国第一家银行》，第21、22、24～25、142页。

(292)《中国第一家银行》，第21、22、24～25、142页。

(293)《中国第一家银行》，第21、22、24～25、142页。

(294)《大清银行始末记》，第72页。

(295)《中国第一家银行》，第73页。

(296)四明档：农工商部对四明银行呈文的批复，1909年闰二月二十四日。沪银档。此批文中说：“至请拨存公款一节，现在库款支绌，应款项充裕再行核办。”

(297)四明档：袁鎏等10位创办人致度支部函，1908年5月。沪银档。

(298)浙兴档：第1～8届营业报告。沪银档。

(29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08年3月15日。沪银档。

(300)《金城银行史料》，第155、160页。

(301)《金城银行史料》，第157～160页。

(302)《金城银行史料》，第157、160页。

(303)《金城银行史料》，第167页。

(304)上行档：1926年度决算表。沪银档。

(305)上行档：上行致吴寄尘函，1922年10月。沪银档。

(30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1990年版，第155页。

(307)上行档：中行致上行函，1922年1月12日。沪银档。

(308)上行档：浙兴致上行函，1924年12月24日。沪银档。

(309)上行档：上海交行致上行函，1923年4月23日。沪银档。

(310)上行档：上行致茂新公司函，1924年3月13日。沪银档。

(31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6年3月1日。沪银档。

(312)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6年10月2日。沪银档。

(313)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2月6日。沪银档。

(314)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3月12日。沪银档。

(315)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8月26日。沪银档。

(316)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0年5月23日。沪银档。

(317)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0年6月14日。沪银档。

(318)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4月11日、5月1日。沪银档。

(31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11月7日。沪银档。

(32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12月17日。沪银档。

(321)大陆档：董监事联席会议录，1925年2月13日，董事会议录，1927年1月13日。沪银档。

(322)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5年6月19日，1926年10月9日，1927年1月13日，1927年10月20日。沪银档。

(323)上海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刊，第115页。

(324)上海银行：《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刊，第89页。

(325)上行档：本行1926年度决算。沪银档。

(326)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7月13日。沪银档。

(327)中孚档：津行张书铭致沪行谢芝庭函，1925年4月5日。沪银档。

(328)《商业杂志》2卷11号。

(329)《总商会月报》6卷3号，1926年3月。

(33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331)四明档：1927年8月3日内部通报。沪银档。

(332)《总商会月报》3卷10号，1923年10月。

(333)《总商会月报》6卷2号，1926年2月。

(335)可详见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 1931年版，第四编第二章。

(336)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09年6月23日。沪银档。

(337)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4年10月13日。沪银档。

(338)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4年9月24日。沪银档。

(33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8月2日。沪银档。

(34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9月14日。沪银档。

(341)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7月8日。沪银档。

(342)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5月7日。沪银档。

(343)上行档：蚌埠分理处致总经理处函，1920年12月3日。沪银档。

(344)上行档：股东会议录，1924年5月18日。沪银档。

(345)中南档：《本行行史纪实》。沪银档。

(346)上行档：E.H.Thiel致陈光甫函，1920年8月24日；董事会议录。1923年6月12日。沪银档。

(347)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25年8月9日。沪银档。

(348)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7年2月25日。沪银档。

(349)《海光》1卷7期，1929年7月。

(350)上行档：本行1926年度决算表。沪银档。

(351)上行档：《上海银行征文集》，第6页。沪银档。

(352)上行档：第8期营业报告，1919年。沪银档。

(353)上行档：国外汇兑处报告，1923年。沪银档。

(354)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6年10月9日。沪银档。

(355)中南档：黄奕住自新加坡来电，1923年1月25日，原件英文。沪银档。

(356)周葆銮：《中华银行史》，1919年版，第二编，第62页。

(357)《中国第一家银行》，第20页。

(358)《中国第一家银行》，第21页。

(359)宜昌支行致总管理处函，1920年7月1日。《中国银行通信录》，第60期。

(360)上行档：陈光甫致陶竹勋函，1922年9月30日。沪银档。

(36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2月19日，3月21日。沪银档。

(362)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1月30日，7月24日。沪银档。

(363)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2年2月18日。沪银档。

(364)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1月30日。沪银档。

(365)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7月13日。沪银档。

(366)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25年8月21日。沪银档。

(367)《金城银行史料》，第175页。

(368)上行档：济南分理处来函，1925年1月8日。

(369)《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第10期。

(370)《中国银行通信录》，第64期；上行档：南京分行来函，1925年1月6日；镇江分行来函，1925年1月3日；苏州分行来函，1924年12月26日。沪银档。

(371)《中国银行通信录》，第68期。

(372)上行档：济南分理处来函，1925年1月8日；烟台分行来函，1925年1月7日。沪银档。

(373)上行档：业务类第1673号。沪银档。

(374)上行档：苏州分行致总经理函，1925年3月14日，3月18日；无锡分行致总经理函，1925年4月15日；常州分行致总经理函，1925年4月19日。沪银档。

(375)上行档：镇江分行致总经理函，1925年4月6日；蚌处致总经理函，1925年4月24日；杭州分行致总经理函，1926年4月14日；济南分理处致总经理函，1926年8月21日。沪银档。

(376)上行档：湘处敛汉行函，1925年12月28日。沪银档。

(377)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6年11月29日。沪银档。

(378)中南档：太东洋行致中南银行函，1922年8月12日，原件英文。沪银档。

(37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6年11月22日。沪银档。

(380)Yen -P’ing 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1970年版，第60～62页。

(381)Hterald，1907年10月4日。

(382)Millard’s Review，1917年6月16日

(383)《总商会月报》3卷12号。

(384)Hterald，1996年7月16日。

(385)《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206页。

(386)四明档：严廷桢致孙衡甫函，1913年6月30日。沪银档。

(387)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8月11日。沪银档。

(388)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2月24日，3月4日，4日16日，7月13日，10月29日。沪银档。

(38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4年2月16日，1923年7月13日。沪银档。

(39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12月5日；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5年6月9日。沪银档。

(391)如1922年6月前，太平洋行华经理朱子芳向浙兴透支2万两，由朱葆三担保，而泰和洋行账房向浙兴透支1万两，则没有保人。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2年6月2日。沪银档。

(392)中南档：叶沅坪致庄式如函。1923年8月22日。沪银档。

(393)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4年4月7日。沪银档。

(394)散见于大陆、浙实、中南等多家银行档案。

(395)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5月23日。沪银档。

(396)浙实档：股东定期会议录，1924年3月2日。沪银档。

(397)British Consul，AReporton Commercial，Industrial and Economic Trend，1921年6月，第9页。

(398)访问唐寿民记录，1957年4月24日。转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8页。

(39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16页。

(40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28页。

(401)《交通银行史料》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402)浙实档：浙实致上海中国银行函，1919年8月29日。沪银档。

(403)浙实档：浙实致上海中国银行函，1919年9月2日。沪银档。

(404)浙实档：浙实致上海中国银行函，1919年9月26日。沪银档。浙实档：浙实致上海中行函，1919年10月12日，1919年10月28日。沪银档。

(405)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2月9日，沪银档。

(406)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7月24日，8月15日，8月26日。沪银档。

(407)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10月14日。沪银档。

(408)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4月16日。沪银档。

(40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1月8日董监事谈话会录总行处字第二号信。沪银档。

(41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1月16日。沪银档。

(41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5年2月14日。沪银档。

(412)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3月12日。沪银档。

(413)四明档：卷120。沪银档。

(414)《钱业月报》5卷6号。

(415)《上海总商会议案录》，五卅事件委员会1925年6月14日第四次会议记录。

(416)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417)《新闻报》，1925年6月28日。

(41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26页。

(41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6年5月17日。沪银档。

(420)李思浩等述，林汉甫笔记：《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421)《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0页。

(422)盐业档：张镇芳致周学熙函，1915年5月2日；周学熙复张镇芳函，同年5月4日。沪银档。

(423)《新闻报》，1916年5月22日。

(424)《银行周报》9卷20号。

(425)Daily News，1923年8月10日。

(426)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三编，第21～22页。

(427)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1月15日。沪银档。

(428)《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第3期。

(429)《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第12期。汉估为汉口通用的虚银两。

(430)《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第5期。

(43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12月30日。沪银档。

(432)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1月8日董监事会谈话会录总行处字第二号信。沪银档。

(433)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4年3月7日，7月3日。沪银档。

(434)《交行月刊》1卷5号。

(435)《金城银行史料》，第133页。

(436)《大陆银行月刊》3卷5号。

(437)《金城银行史料》第133页。

(43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二章。

(439)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5年1月9日。沪银档。

(440)《钱业月报》5卷1号。

(441)《钱业月报》3卷10号。

(442)《钱业月报》5卷1号。

(443)中孚档：汉口中孚行致上海中孚行经理函，1926年10月7日。沪银档。

(444)《银行周报》8卷18号，1924年5月13日。

(445)《上海钱庄史料》，第143页。

(446)《上海钱庄史料》，第144页。

(447)《上海钱庄史料》，第146页。

(448)唐寿民访问录，1960年3月5日。转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2页。

(449)上行档：上海银行编：《二十年史初稿》，第135～136页。沪银档。

(450)上行档：上海银行编：《二十年史初稿》，第135～136页。沪银档。

(451)上行档：上海银行编：《二十年史初稿》，第135～136页。沪银档。

(452)《银行周报》第744号。

(453)邓先宏：上引文，第375页。

(454)《申报》。1915年6月3日。

(455)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9月26日。沪银档。

(456)盐业档：1917年营业报告。沪银档。

(457)《金城银行史料》，第120～122页。

(458)《金城银行史料》，第12页。

(45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5年9月6日。沪银档。

(46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6年3月13日。沪银档。

(46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7年8月3日，8月25日。沪银档。

(462)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2年6月19日。沪银档。

(463)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2月24日。沪银档。

(464)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5月14日。沪银档。

(465)浙兴档：1923年5月23日。中行与浙江银行曾订过两次领券合同，每次各100万元，共200万元。

(466)浙实档：股东定期会议录，1924年3月2日。沪银档。

(467)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9月9日。沪银档。

(468)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7月26日。沪银档。

(46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2年2月18日。沪银档。

(47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9月15日。沪银档。

(47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9月26日。沪银档。

(472)浙实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9月26日。沪银档。

(473)《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68页。

(474)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6年5月17日。沪银档。

(475)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12月5日。沪银档。

(476)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1年12月26日。沪银档。

(477)中孚档：卷7。沪银档。

(478)中孚档：京分行杨瑜统、李汝楫致沪分行谢芝庭函，1918年8月7日。沪银档。

(47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8月15日。沪银档。

(48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12月24日。沪银档。

(48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4月4日。沪银档。

(482)浙兴档：1919年5月14日。沪银档。

(483)中南档：董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录，1921年7月9日。沪银档。

(484)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2年7月20日。沪银档。

(485)盐业档：总经理在1922年3月12日股东总会上的报告。沪银档。

(486)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7月13日。沪银档。

(487)上行档：业务类第2028号。沪银档。

(488)上行档：业务类第2025号。沪银档。

(489)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2月9日。沪银档。

(490)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8年7月24日。沪银档。

(491)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19年2月12日。沪银档。

(492)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23年1月16日。沪银档。

(493)大陆档：董事会议录，1924年10月1日。沪银档。

(494)徐沧水：《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1925年。

(495)除相互汇划外，当日到期，次日付现的，称为汇划票据；而当日到期，当日付现的，称为划头票据。

(496)《杨著中国金融论》，第291页。

(497)《杨著中国金融论》，第292页。

(498)《杨著中国金融论》，第330页。

(499)《中国年鉴》第一回，第826～829页。

(500)《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第5页。

(501)《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有关各页。

(502)《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第20页。

(503)《银行周报》7卷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