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

五、“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

知识论在解释形象思维对知识创新过程的作用时，将这种作用归结为支援意识的形成，林毓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对此作了深入阐述，并引用了博兰霓（Michael Polanyi）知识论的观点。博兰霓将人的意识分为可以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和无法表面明说，在与具体事件经常接触以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创造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创造的真正源泉是来自个人心中无法表面化的“支援意识”，而不是“集中意识”。博兰霓说：“在支援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认知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林毓生举例说明支援意识，“例如，一个想做音乐演奏家的人，在他的集中意识中，无论多么努力地学会了各种演奏技巧，研究了各个名家的传记，听了各个名家的演奏会和唱片，坚持平日勤学苦练等，他还是不能变成大家。但如果他有好运，一朝被一位音乐大师收为门生，经常跟随他一起练琴，偶而被这位大师相当武断地改正一下姿势或手法（艺术大师通常只知如何‘做’，但却说不出‘道理’），日久天长，在潜移默化中，他渐渐形成了一种无法明说的‘支援意识’，心中产生了如何拉弹才对劲的感觉，最后甚至可能超越大师的风格，自成一家，青出于蓝”。林毓生还认为，在导师指导下钻研本学科经典著作也是培养支援意识的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研读原典的时候，原典的内容是自己‘集中意识’的一部分，但今后自己专心研究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表面上与过去所研读的原典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当初与研究原典有关的那部分‘集中意识’便已转化为‘支援意识’。学生在深入自己的专业以后，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期内学术思想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自己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著。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和深思与开广的观点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生受用不尽的”。

与“支援意识”是创造的原动力说法一致，海耶克（Von Hayek）将学术工作者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头脑清楚型”（clear-minded type），第二类是“头脑迷糊型”（woolly-minded type）。清楚型学者的“学习能力特别强，能把与现在有关的、人类过去的经验与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重新组织一遍，然后用大家能了解的现代语言清楚地说给大家听。人类文明的成就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主要靠这种类型的学者的努力。如以实例说明，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比较接近这个类型；在奥国学派经济学家中，冯·巴威克（Eugen Von Bohm-Baweek）可作这个类型的代表。第二类学者的著作艰深晦涩，不易了解。“这类学者具有原创能力（originality）。他们不能认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定义，他们的头脑组织很奇怪，每一个简单的概念对他们而言都得重新界定，然后才能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因此，一般人认为极简单的概念，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很困难很繁复的问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常能在困思之中发现新的思想。人类文明的进展，主要靠这种类型学者的努力。如以实例说明，在哲学界，怀海德（A.N.Whitehead）比较接近这个类型；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宓塞斯（Ludwing Von Mises）可作这个类型的代表”。

如果承认形象思维、支援意识是研究工作创造性原动力的话，那么也就同样应该承认研究者接触实际的重要性。在管理研究中，真正使我们产生亲切感的，是管理实践中具有生命力的现象和事实。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悉心观察周围的现象和事实，真诚地对这些现象和事实产生亲切感，这种亲切感自然会使我们的“支援意识”丰富而活跃，创造力也会充沛起来。如果拘泥于“集中意识”和抽象概念则难以取得创造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