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间我对中国管理思想根源的思索

二、二十多年间我对中国管理思想根源的思索

严格说来,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各自有其不同的范围。经济思想属于经济学,而管理思想属于管理学,这是根据现代学科的分类所做出的判断。而在学者们寻找思想资料的过程中,却常常发现难以区别的现象,例如,孟子的恒产论和井地的主张,既是一种经济思想,又是一种管理主张。所以,经济思想研究和管理思想研究存在着较多的重合,许多经济思想史学者很容易兼职做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这两种思想的结合,最后的成果只能是经济管理思想,而不能称之为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因为管理思想除了经济方面,还包括政治、军事、文教、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因此,管理思想的研究范围要比经济思想研究范围要宽泛得多。二三十年间,我在研读先秦典籍的过程中,时常想弄明白哪部典籍或哪位人物堪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首创者和源头,对此我曾有过多次不成熟的思考。

最初,由于早在70年代曾与同事对《管子》一书下过一番工夫,根据对其结构框架及八十多篇内容的了解,我曾认定《管子》是世界上时间最早、内容最完备的国家管理学的鸿篇巨制。从其结构框架看,全书八十六篇分属八个子目,“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轻重”十九篇。全书以“经言”为主干,以“轻重”为重点,以“内言”、“外言”、“短语”、“区言”、“杂篇”为支脉,洋洋大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自人类起源,近及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涉及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人事、军事、教育、外交和经贸往来等。它的八个子目便是它的八个组成部分,所谓“经言”,就是“治国的基本理论”部分;所谓“外言”,则是探讨朝廷内外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所谓“短语”、“区言”,则是针对某些专题或“区处之言”的文章;“杂篇”包括不能归于以上专项的文章,如有关君主行为规范、君臣关系、水利、土地管理、青少年守则等;而“轻重”则是探讨国家如何利用权力调控全国局势,如何利用粮食、货币和商品流通来管理国家经济、民生和参加“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管子》一书,托名管仲。管仲是春秋前期的名臣,辅佐齐桓公四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富国强兵,政绩卓著。虽说《管子》确实存留有管仲的思想、遗训,但这部先秦典籍“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则可以作为定论。所以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管理学巨著,但却不能称之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根源。

其次,我亦曾先后考察过《周礼》、《道德经》和《论语》等先秦典籍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管理思想的根源。这几部经典都有十分重要和丰富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这里可以《周礼》为例,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善于总结治国经验,并将之上升为制度理论。《周礼》亦名《周官》或《周官经》,用现代汉语来说,那就是一部“西周国家管理制度学”。全书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冢宰主管朝廷及王宫内部事务,司徒主管千里王畿内民事,宗伯主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司空主管建筑及百工。据说,该书于公元前140年为汉武帝时河间王刘德发现于山岩屋壁之间,旋即被人藏于秘府。直到西汉末期,汉成帝即位,刘歆校理秘府藏书,才把《周礼》列入书目。《周礼》的传奇经历,使其增加了不少神秘性。据校理者刘歆称,《周礼》为周公旦亲著,而后世的许多学者对此颇为怀疑。如东汉何休认为《周礼》乃“六国阴谋之书”,北宋欧阳修、苏轼亦均持异议,认为是“战国所增之文”。近人顾颉刚先生认为《周礼》原出于战国人之手,跟周公根本没有关系,后经散佚,由汉儒搜集增损而成。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认为“《周礼》是古代典籍中,即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最有系统而篇幅又较多的著作。说古代的个别作者凭空臆造出这样一部著作,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第51页)。像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就曾托古改制,参考《周礼》,实行王田制、六箢法;北周宇文氏也曾依照《周礼》实行改制;北宋王安石变法也曾参照《周礼》制定各项改革政策,并且亲著《周礼新义》一书,作为变法的理论。稍长于王安石的思想家李觏非常推崇《周礼》,著《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认为只要推行《周礼》中所规定的各种制度,就可以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直到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设计“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都可以看出《周礼》的影响所在。然而,考虑到周公亲著《周礼》之说的不可信,断定其为东汉刘歆个人伪作似亦嫌证据不足,还是出自战国时人所作的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把《周礼》看作是中国管理思想之根源的想法也就失去依据。相应的,尽管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对于后世的管理思想、经国济世的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周礼》,但老子或孔子仍不能被视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根源所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明史是五千年,老子和孔子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中段。在他们之前还有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的积累过程,相对于前面的两千多年来说,老子和孔子只是远古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是“流”而不是“源”。《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揆一也。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尚书序》虽是唐朝孔颖达所作,但他是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的史料说话的,这足以证明夏、商、周三代和此前的三皇五帝的两千多年期间,确实有过远古帝王遗留下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谈论管理国家基本理论(大道)和一般的规章制度(常道),而且是代代相传,“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和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远古的遗书,并没有完整地传承下来,但其中的“八索”,却以八卦之说,由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演变为西周的“周易”而保留下来,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把《周易》视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根源,而当我们耐心地将八八六十四卦的《周易》从头至尾通读下来,我们就更加深信不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