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最早遗存

三、《周易》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最早遗存

我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一文中曾说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那么多活跃的思想并不是凭空无端生造出来的,而是有相当长时间的夏、商、周三代国家管理实践为基础,而适逢周王朝衰微,天下大乱之机,正好是‘百家’争鸣国家究竟如何管理之时。所以,先秦诸子的治国理论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所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延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影响至为深远。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源流发展阶段作一番考察。”^[1]

实际上,先秦诸子的思想就其主体而言,都属于国家(社会)应如何治理的“国家管理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要旨》里就明确说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此务为治者也。”司马之言,讲得非常精辟准确。很多人并没有真正领会“此务为治者也”含义。所谓“为治者”,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家虽然“殊途”,即各家的观点和方法虽不一致,但最后都“同归”于“为治”上去,不论是阴阳家,还是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虽然创立不同的学派,互相诘难、攻讦,观点和方法都不一样,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围绕着“国家(社会)应如何治理”这样一个目标。这才是“同归于为治”的真义。而古人所说的“治”,便是我们所说的“管理”。所以,中国管理思想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不妨循着司马谈的话头,对先秦六家与管理思想的瓜葛做些分析。依据个人对先秦六家管理思想的了解,我认为其中的阴阳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与《周易》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试论之如下。

阴阳家

据《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羲和之官”是古代掌管天象、主持农业生产的官员,相当于现在国家气象局和农业部的官员。据《尚书·尧典》记载:尧曾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驻东南西北四地,观测星象,判定季节,制作历法,告诉人们春耕、秋收等农事生产的节气信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是授命管理气象预报,指导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对自然界的老天爷,身怀敬畏之心。“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羲和除了制定历法,还要恰当地管理百工(各种手工制造部门官员),使众人的业绩都很兴旺。

所以,阴阳家是从上古的专司天文、气象,并指导农业和百工生产的“羲和之官”延续而来,本来是古代的科技工作者,但到了战国时代,却衍化出“阴阳说”和“五行说”的思想流派,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九流”之一,司马谈和刘向先后将其列为六家之一。其代表人物有邹衍,《史记·历书》指出:“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这一位邹衍是齐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05—前240年,历游魏、燕、赵等国并受到诸侯的“尊礼”。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五行说”(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样一种相生相克的原理)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盛称“禨祥度制”之事,预见吉凶的先兆(禨祥旧称祈禳,度制尤以自然规律表现作为政治设施和道德律令的根据)。邹衍的学说,总体被评为“闳大不经”,说明他的思想非常大胆、开放,有很多臆测的成分,无法验证。具体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天论,谈天说地,不仅谈天地开辟以来的自然发展史,而且也追溯到天地未生以前。他的天论很著名,以致被人称作“谈天衍”。二是地理学说,他认为全天下有九大州,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州,叫做赤县神州。每九州为一集合单位。中国内部有九州,其余还有八个州,各州有小海环绕,九个大州各有大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三便是他的历史学说,他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运行,每一个时代受五行中的某一行所支配,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样一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附会到社会历史的变动上去,一个朝代的帝王将兴起之时,天必先显示出祥兆,而这种祥兆符合于支配该时代的某一行的“德”,这便成为他提出“五德终始”、“五德转移”论的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子》四十九篇,均不传。由此看来,阴阳家的思想渊源与《周易》存在很亲密的“血缘”关系,两者都是从谈天论地、一阴一阳之为道开始,以预测吉凶祸福告终。从《史记·日者列传》所记述的内容来看,到了汉初,中大夫宋忠、博士贾谊相偕游于卜肆,与司马季主有一番访谈,这一情形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在西周和东周为君王服务的卜筮家、五行家、堪舆家都已从政治谋士沦落于市井之间,变为面向庶民谋取糊口之资的术士了!但《周易》仍保持其高贵的经学身价,被统治阶级所尊崇。可见,阴阳家原本是国家管理气象预报方面的专门人才,后来才逐渐沦落于民间成为从事占卜、舆地的风水先生。

儒家

这是先秦诸子中最重要的一个学派,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其前后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陬邑(今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避乱到鲁国。少时家贫且贱,及长,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和“乘田”(管理畜牧的小吏)。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这说明孔子在青年时期得到过孟僖子(即厘子)的尊重与照应,勤于问学。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他“学无常师”,善于吸收先人的治国理念,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礼记·中庸》)。这是对孔子创建的儒家治国理念的赞颂之辞。事实上,孔子的主张是一整套崇尚“礼乐”、“仁义”和实行“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他认为教育是管理国家的第一要务,从天子到平民都应该以孝行教育作为修养个人善良品行的根本。每一个国民在家庭里不懂孝敬父母,也不可能是国家的好公民。他还认为礼治则是国家管理的基本手段,仁德则是国家管理的指导方针。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不论是国君、大臣或老百姓,都要克制个人的欲念,依礼行事,人人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能全面实现建设一个“仁、义、礼、知、信”的理想国家。

尽管孔子有一整套美好的治国理念,但并未得到哪一个诸侯国国君的赏识,他在鲁国也只做过时间很短的中都宰,并升任司寇,行摄相事(中都宰为首都市长,司寇相当于国防部长,摄行相事相当于代理国务总理)。孔子从政时间虽短,但政绩斐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豕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齐国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害怕鲁国强大会不利于己,于是设计给鲁国国君选送美女,使之耽于声色,孔子因此辞官,离开鲁国,带着自己的一群学生,周游列国,并致力于《诗》、《书》、《礼》、《乐》、《春秋》和《易经》等书的整理工作。

孔子所创建的儒学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视为显学,但亦不断受到法家、道家和墨家的挑战,无论孔子还是后来的孟子、荀子,始终只能以思想家、教育家的姿态活动于他们的时代,而未能取得实践儒家治国理念的机会。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学说才取得了中国主流治国思想达二千多年的正宗地位,这是因为历代的儒家学者总能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所欢迎的儒家学说来。如西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天人感应的　纬之学;唐代以韩愈为代表的道统儒学,坚决反对佛教思想;宋代、明代则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颢)朱(熹)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到了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后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民国时期,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儒家学说失去其作为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正统地位,但是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却是任何人无法抹杀和否定的。尤其是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值得在这里做一些探讨。如《易传》(十翼)是否为孔子亲著,这个问题原来谁也没有怀疑过,因为,在《论语》里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这两段话都可以证明孔子的确曾钻研《周易》和应用过《周易》。再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可见,孔子是在晚年钻研《周易》的,为此而将竹简的牛筋磨断了三次。因此,他为《周易》作“十翼”(《序卦》、《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杂卦》)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由汉至唐的读书人普遍达成的共识。但是到了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对夫子作“十翼”提出了质疑。从此以后,有关孔子是否亲著“十翼”,便成为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学者坚决捍卫史迁说,以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为其代表;另一些学者则同意欧阳修之说,侯外庐先生可以作为这一派的代表,在他所著的《中国思想史纲》一书中,他虽然没有明说支持欧阳修之说,但认为《易传》是“从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2]。著名学者高亨在《周易杂谈》里认为,《易经》部分产生于“西周初年”,而《易传》部分则是“东周时代”的产物。对于以上争议,我采取同样尊重的态度,既接受《史记》里司马迁的记载,也不排斥欧阳修的质疑。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代表司马迁接受欧阳修的质询,修改或取消司马迁的历史记录。依照侯外庐、高亨的说法,《易传》出现在东周或战国后期,亦必是那时的儒者所为,而这些儒者所继承的仍是孔氏的衣钵,故《易传》系孔子及其后世弟子所著,可能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追究古代典籍的作者问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彻底解决。因此,我们只要知道在《易传》作者问题上有两种说法就可以了,而不必固执于非此即彼的绝对判断。我感到《论语》里的那两段“子曰”,足以证明孔子的管理思想直接受到《周易》的影响。

道家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老聃,是春秋中后期的思想家。孔子青年时期曾向他学习过《礼》,十分崇敬他的高深学问和人格魅力。“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临别之际,老子赠言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完全是一副老前辈谆谆教导晚辈子弟的口吻。孔子回来后,对自己的学生盛赞老子的伟大,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孔子把老子比作腾飞上天的龙,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根据马叙伦先生的考证,孔子问礼的年龄是五十一岁,而当时老子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老子作为老前辈得到孔子的尊敬,这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我们从老子留给我们的《道德经》里,找不到类似孔子在《论语》里说的话,但是却可以从《道德经》里体会出老子的“道”观是直接受到《周易》的影响的。众所周知,贯穿于《道德经》全部治国理念的最关键的思想信念就是“道法自然”四个字。老子说:

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道)曰(则)逝,逝曰(则)远,远曰(则)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老子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受天地的制约,天地的活动受“道”的制约,而“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混成之物。这种物无以名之,强名之曰“大”(自然),字之曰“道”。老子的这种“道”观,显然来自《周易》的直接影响。我们知道,隐藏于《周易》六十四卦内部的“道”观是由浑然一体的太极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为道”(《周易·系辞上》第五章),“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第六章)《周易》之道,以太极为基点,一分为二,一阴一阳。天为阳,地为阴;世界万物无非是这一阴一阳的不同组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第十一章)两仪是指阴、阳,四象是指大阴、少阳、大阳、少阴。八卦是指乾、兑(大阳)、离、震(少阴)、巽、坎(少阳)、艮、坤(大阴)。这八卦代表着自然界的八种基本物质: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从这八卦的卦画(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来看,自然界的八种物质都是由阴爻与阳爻组合而成,然后八卦的重合,就出现据称可以囊括世界万物的六十四卦。《周易》称八卦为“经卦”,把六十四卦称为“别卦”。所谓“八卦定吉凶”是指八卦重合之后的“别卦”,每个别卦有六爻,合计有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人们可以从这些卦辞和爻辞所包含的意义里去玩味其中的“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里有一段话说明六十四卦的功用: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段《系辞》里讲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什么意思呢?它告诉我们,设卦观象的圣人在设计每个卦有六爻时就内含着反映“三极”互动的思想。“三极”指的是人、地、天,初爻与二爻在下为地,三爻与四爻在中为人,五爻与六爻在上为天。人类生存活动于天地之间,欲知自身活动后果是凶是吉、活动的力度应刚应柔、活动的过程是长是短、活动的频率是急是缓等等,均需要领导国家的“君子”们认真仔细地研习卦辞和爻辞。《系辞》里最后的两个“玩”字,绝非嬉耍,而是万分的认真钻研之意。

老子的“道”观与孔子的“道”观在具体的说法上虽然不同,但在关注人和自然、人与天地的关系方面都直接来源于《周易》,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参见拙作《振兴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管理学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2]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