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临政风格和观察民情的意义
临卦和观卦所提供的治国理念可以说是十分直截了当地给当政者一种明示。
首先,临卦告诉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心,面对拨乱反正以后的新局面,所有曾经存在弊病的地方,都需花工夫加以清理。还要有饱满的工作激情,有声有势,顺势而动,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把造成蛊事的因素消除,使事情往健康的方面发展,创建一种既有生气,又很活泼、宽和的政治局面。
其次,临卦从整体上看是诠释不同阶段或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如何处理管人与管事的原则问题。六个爻表示不同阶段或不同层次的临政状态,总的说来都是吉或无咎的。但是,如果在临政过程中没有坚持刚正、明智、敦厚的政风,就会在不长时间之后产生凶险的后果。因此,当天下产生乱世之后,当政者监临全局,使乱世转为治世,必须注意不断调整自身的从政心态,由单凭热情的“咸临”转向较高境界的“知临”、“敦临”。聪明的国家领导人应该从临卦中受到教益,改善自己的从政心态,培养自身高尚的人格魅力。邓小平就具有这种人格魅力。下面我引述他的一个讲话来透视他的政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后来被选入《邓小平文选》,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纠正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所造成的危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所要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动辄得咎,被追查,被判刑,结果造成大家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甚至不敢思考。许多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思想不解放,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许多原来正确的东西,变了味,如加强党的领导变成党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如一元化领导变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等。所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就是空话,建设四个现代化也是空话,根本不可能。邓小平狠抓思想解放,就是大长阳刚之气,“刚中之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实际上就是独断独行。许多人不敢讲话,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达到解放思想?邓小平认为,“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更加重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主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邓小平力主发扬民主,深深符合“刚浸而长,悦而顺”的临政风格。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分清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也是解放思想的需要、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重新主政以后,为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真正体现了至临以柔的政风。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目的是为了顺利向前进,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如果用《周易》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临卦的卦辞“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为了远大目标顺利前进,除了解决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扫除前进路途上的种种障碍之外,还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这不就是彖辞和象辞里所说的“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吗?邓小平在讲这个问题时,在管理方法上着重提出:(1)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2)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3)而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家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离今天三十年了,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邓小平的临政风格正是《周易》临卦所提倡的咸临、至临、知临和敦临,唯独不是甘临。结合着邓小平为彻底改变中国面貌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临政演说,经过近三十年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的伟大和《周易》的伟大相映生辉。邓小平的当政风格印证了《周易》的生命力。
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就是当中国这条大船在航向上驶入毁灭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扫除了“四人帮”的势力,端正了航向,致力于恢复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总路线,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命运,走向共同富裕康庄大道,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印证了由蛊变临的历史轨迹。
其次,观卦告诉我们,要以崇敬祖先和神明的虔诚纯净心情来观察民情民意,检验施政的成果。把民情民意作为一面镜子,不偏不倚、不骄不躁、顺其自然、谦逊谨慎地来评判自身的政绩。
观卦所包含的治国理念精华在于点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观察的依存关系,管理者在上宏观天下大势,而被管理者在下,则只能微观管理者所颁行的政令给庶民百姓带来多少福祉和安宁。要是正如管理者祭祀祖先和上苍时祷告所承诺的那样造福人民,那庶民百姓在下观之而受到教化,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孔夫子为观卦所作的彖传,教导当政者应该以天之神道为榜样,观察民情民意来实施教化。令人遗憾的是,后世的一些当政者曲解了“以神道设教”的真正意义,把宗教当成为“神道”,作为政府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辅助手段。按照孔夫子原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神道”不过是指神奇的天道而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孔夫子无法知道一年四季气象变化的科学道理,但他知道天气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天道”,他要求人君仿效天道之神妙规律来安排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天下莫不服矣哉。
管理者在上宏观天下大势,要像风行地上那样无孔不入地观察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省视万方,观民设教,这在古代社会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当时的所谓国家,疆域一般较小,人口也不多。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或鲁国为例,不过是现在山东省的一部分,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的国家了。像准备实行孟子井田制的滕国,不过是现在山东滕县西南的百里小国。其实,国家不论大小,《周易》经传中所包含的管理理念都是可以适用的,问题就在于当政者是否善于从中汲取优秀的思想精华。就以观卦的初六童观、六二闚观来说,就是告诫当政者必须防止幼稚的看法和片面的看法。幼稚的看法对于庶民百姓来说是不可厚非的,对于当政者来说,那就是可悲的。片面的看法,对于不闻世事的妇女来说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当政者来说,那就是丑恶之极了,而六三、六四、九五、上九则为不同地位的管理者提示了最应该考察的重点,六三适用于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考察自己周围的环境条件,可以决定进退;六四适用于有一定位阶的高官,考察的重点是观国之光,有可能使自己跻身于朝廷重臣之列;九五适用于在位的最高统治者;而上九则适用于卸任的最高统治者,前者要“观我生”,后者则要“观其生”。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前面已经解释过,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但我想推荐读者们读一读《管子》一书中的两篇文章,它们的题目是《问》和《八观》。《八观》是《管子》“外言”中的第四篇文章,而《问》则是“内言”中的第七篇文章,我认为这是中国古籍中演绎《周易》观卦和临卦最完整、最精彩的两篇文章。郭沫若先生曾提出:“以文章言,此篇(指《问》篇)可与《楚辞·天问》并美,确是奇文。”我却认为,不仅《问》篇是奇文,《八观》更是奇文了。《管子》的《问》篇一共提了六十几个问题,作为皇帝要了解自己统治下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情况,通过六十几个问题,可以达到“观我生”的目的。而《八观》则是考察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全面纲要,即以饥饱、贫富、侈俭、实虚、治乱、强弱、兴废、存亡等八个方面作为考察内容。从“一观”到“七观”,着着考察其国内状况,“八观”则从国际关系中考察国家存亡问题,该文最后一句话最有意思:“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绝非等闲之辈,《八观》篇确实可以作为观卦九五、上九爻辞最佳的诠解:
1.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2.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3.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4.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
5.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6.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
7.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而兴废之国可知也。
8.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艮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以上八项只是《八观》篇的纲要,并非全文,可见我国古代的政治家一方面接受《周易》管理思想的熏陶,一方面能够在自己的施政活动中加以应用,并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管子的《问》篇和《八观》篇可视为“观国之光”的经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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