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

一、理性与非理性

（一）理性与非理性的含义

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即“理解和思考的智慧和能力”。在《韦伯斯特词典》中，“理性的”意为“推论、理智、有逻辑性、理智的、明智的以及正确的”。西方常把“理性”视为一种认识能力和认识阶段，属于人的心理和认识的范畴，是指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思维形式。

在人类的原始时代，理性和非理性是统一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精神和个体精神的最初发生，既不是纯粹理性的，也不是纯粹非理性的，而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统一。在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统一中，主体既不能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与客体对象相区别的主体，又不能把自己当成自我反观的客体。之后，随着人类意识的逐渐觉醒，这种原始的、最初的混沌意识开始分化，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人类精神才完成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彻底分化。

理性概念在近代以后出现了明显的泛化和价值化倾向。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把理性的尊荣建立在对非理性的奴役上，用理性宰制非理性。在近代思想家眼中，理性王国包罗万象，理性支配一切。即便是上帝的存在，也需要用理性来加以证明。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理性的，人的天赋观念是理性的，人性也是理性的，甚至人的情感也是理性的。由于理性包容一切，理性成了一切现成合理的和应当合理的事物的代名词：理性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反过来，合理的、有价值的也就是理性的。之后，近代理性主义在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下，以自然科学为后盾，树立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霸权。理性在与非理性的对立中得到体现，从而否定了非理性的地位和作用。

非理性因素，主要指的是在认识论、心理学意义上没有明确目的和意识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因素，如潜意识、无意识等，或不遵循逻辑程序的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能力。通常我们说人类的无意识、直觉、情感、情绪、意志、欲望、信仰等的因素和活动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它们具有不自觉性、自发性、偶然性、突发性、非逻辑性等特征。非理性的意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1）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2）指认知结构或主体结构中的“非逻辑的认识形式”。这些非理性因素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非理性和理性共存并统一于一人，共同构成了管理主体的精神世界和认识形式。

（二）绝对理性与有限理性

关于理性存在绝对理性与有限理性之争，绝对理性指在理性问题上绝对主义，认为理性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用理性来解决问题是绝对可行的。关于决策方面，绝对理性的三个前提是：（1）决策者对可供选择的方案及其未来的后果要“无所不知”，即认知的无限性；（2）决策者要具有无限的估算能力，即能力的无限性；（3）决策者的脑中对各种可能的后果有一个“完全而一贯的优先顺序”，即衡量比较的绝对性。

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学派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的理性要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当然也包括技术经济理性的限制，人的理性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表现在人的认知能力不可能是无限的，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人的认知只能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而不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认知一切事物。认为包括人的估算能力在内的所有能力都是有限的，由于受到自然、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人类所创造工具的先进程度有限，人的能力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有限的，但人的能力是可以不断增强的，当今人类的能力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得到了十足的提升。人对各种事物的衡量比较是有限的，由于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偏好的差异，有些事物是没法比较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可比性。

西蒙认为，行政组织的基础是理性，成立组织是为了提高人的理性，规范人的行为使其接近抽象的理性。但是，成为这种“理性人”所必须具有的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对各种可能后果的完全而一贯的优先顺序以及对问题和目标的完全了解，还有他们对最大化效用的欲望都是不太现实的。西蒙认为，仅在简单的、透明的和确定性的情况中，个体可以以经济理性人的认知理性来行动，但当情况是真正的不确定时，这个理想化的人类理性就不再存在和起作用了。这时人类认知不能成功地表现状况、环境和事件的所有复杂性，硬要追求完全的理性反而是非理性的，而仅追求有限理性的做法的非理性（相对于完全理性的意义）反而可能是理性的，这说明了这种理性概念的限制。西蒙于是将理性的概念修改为“有限理性”，并用“管理人”来代替最优准则的“经济人”。

绝对理性在决策时采用“最佳原则”，而有限理性在决策时采用“满意原则”，在决策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正确处理好绝对理性与有限理性以及最佳原则和满意原则的关系，提高决策的质量。最佳原则和满意原则的关系：（1）最佳原则遵循完全理性，满意原则遵循有限理性；（2）最佳原则反映了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尽可能的一好再好，满意原则反映客观条件的限制——不求最好只求满意；（3）用最佳原则去指导满意原则，从而提高决策的档次和水平，避免在决策上不思进取，一锤定音，同时用满意原则去限制最佳原则，从而抓住机遇、跟上步伐，避免一拖再拖、错失良机；（4）决策过程是完全理性决策与有限理性决策的辩证统一过程，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都不可取。

（三）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

个体理性指个体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群体理性指作为个体集合体的群体或组织有追求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如果说“个体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申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群体理性与个体理性既有一致性，也有冲突性。管理中有很多问题因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冲突而引起。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与制约集中表现在：个体的理性导致了群体或集体的非理性，共同利益受损，自身利益也将丧失。

传统观点认为，一个人只要属于某个集体或团体，他就会为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因为集体的整体利益与个人息息相关，在集体利益保证的前提下个人也将得到好处。亚当·斯密说，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过程中，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不过，个人无意识的行为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的。相反，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有效。边沁认为：“社会是一个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社会利益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的总和。”^[1]

奥尔森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他认为：（1）一般情况下，作为个体从理性的角度考虑他不会为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努力，因为他是集体的一员，多数情况下他会选择坐享其成，分享集体的整体利益，即搭便车。（2）除非有严格的强制措施或硬性规定个体才会为集体的利益而努力。（3）个体在还未成为集体的正式一员时，他会因为要加入这集体而积极表现，努力为集体的利益的实现而奋斗，一旦成为集体一员时他的积极性就会锐减，惰性便开始蔓延。

奥尔森指出，无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感如何发展，在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拥有一个政府，能够仰赖慈善性的自愿捐助而得以延续。相反，正是通过无法规避的强制性征税措施，才实现了个体与集合体之间的调和。奥尔森说：理性自利的个体不会为了实现共同目标或群体目标而行动。^[2]

正如谚语所说：“凡事有利有弊。”虽然人类理性是管理活动的凭借和推力，但是它也会给管理活动带来一些难题。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常见的是企业中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公共管理的“贡献者困境”。在现代企业中，所有者、经营者、员工之间的关系都是用合约固定下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合约规定了各方的责、权、利及相关行为规范。合约的签订以信息为基础，实际的管理环境中，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所以合约总是不完全合约。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不完全合约又难以完全规范代理人的行为，此时，代理人基于理性的计算，就会在不违反合约的情况下，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所有者不缺位的情况下，它造成“工作中消费”；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比如我国国企，它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贡献者困境”是所有公共管理者都会面对的问题。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社会所有个体作出贡献，让出一部分私有资源。但个体基于理性的考虑，就会尽可能减少自己的贡献，同时享受公共物品带来的好处，这就产生了“搭便车”的行为。在“贡献者困境”中，由于对其他个体是否贡献情况不明，个体基于如图2-1所示的博弈模型而行动。

图2-1　“贡献者困境”模型

从此模型可以看到，基于理性的考虑，总会有人选择“搭便车”，也总会有人选择贡献，但总体上，选择“搭便车”的人会多一些。如果“搭便车”成为大多数成员的选择，则公共物品的供给就会匮乏。所以，对所有个体的强制性征税就成为公共管理的必要手段。

另外，根据判断标准的不同，理性可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根据韦伯对社会行动类型的分类，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个体或组织）在精心计算成本收益的基础上，为达成自利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则是由对真、善、美等价值标准的认同或对宗教的信仰驱动的行动。私管理领域大多是工具理性行动；公管理领域的价值理性行动相对要多一些。

（四）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理性是主导方面，它制约、支配着非理性。例如柏拉图认为：“理性是智慧，它关注整个灵魂，所以应居统治地位，而激情则是它的臣民和同盟军。”另一种看法认为，非理性是主导方面，非理性支配和控制着理性。如休谟说：“理性是，且仅仅是情感的奴仆。”将理性贬低到非理性的奴仆的地位，这在近代后期和现代时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那里达到了顶峰。例如叔本华将非理性看成精神的本原、本质，他提出，理性只是表面现象，起支配作用的是非理性。

关于这两种看法谁是谁非的问题，我们暂且不作回答。而首先指出以下两点：（1）理性和非理性相互依赖和渗透，既无绝对纯粹的理性，亦无绝对纯粹的非理性；（2）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理性为非理性规定目标和方向，非理性则为理性提供动力，也为理性保持其既定方向提供价值信念的支持力量。

人们对非理性和理性的统一已有很多发现，比如，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的行为和动机，并渗透在人的行为的整个过程中；主体认识过程的飞跃不只限于必然的确定的逻辑形式，人的创造认识过程，其认识飞跃大多表现为灵感、直觉等非理性的形式。人的非理性因素是人的创造性发挥的酵母和催化剂……如果没有非理性因素的推动和引发，人即使有再大的创造能力，也难以发挥出来，同时，人的创造性乃至人的整个主体性的发挥又会丰富和增强人的非理性因素。

在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后，我们再来回答理性与非理性哪个是主导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往往偏爱理性、崇尚理性，并力求用理性来揭示和阐释非理性。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首先，人并非永远处于自觉意识状态；其次，人类精神活动的某些领域是理性难以介入的，如梦想、幻想、直觉、顿悟、内省等等；最后，当情感战胜理智时，理性必然屈从于非理性。然而，在特定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理性主导非理性，那就是非理性最终要求理性解释，非理性行为最终要接受理性的批判，其越轨行为最终要为理性所匡正。即便是最彻底的非理性主义者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理性，而是以理性的方式批判非理性。海德格尔也认为，非理性主义是一种偏离正道的理性主义，是一种逃避，并不能使我们走向光明，只是使我们纠缠在理性主义中。因此，从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过程来说，归根结底是理性支配、主导非理性，因为人终究是理性动物。

总之，人类有限理性与无限非理性的冲突通过管理达到协调，使两者在彼此分离的基础上实现彼此携手，由此，使整个社会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一个完善的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以下特征：自稳性、自调节，甚至自修复、自完备、自复制，以实现系统的自组织。而在这种自组织内部相对稳定的时空结构包括各种振荡、混沌和十分广义的相变。因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现代管理最主要的任务是应付变化。管理活动与社会系统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矛盾着的管理社会和社会管理，使管理成为不断发展的智慧和促使社会系统和谐的手段，从而凸显管理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