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分技术七分管理
有史以来,管理就无时无处不在,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在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到了近现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可以说,管理和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而且“七分靠管理三分靠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之所以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采取了“引进技术与引进管理并重”的策略方针,尤其重视管理。战后,日本的生产效率只是美国的1/8,经过研究分析他们指出,不是美国人比日本人的体力大多少倍,而是日本的管理和技术落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他们认为,管理与技术设备相比,管理更重要,因为管理出质量,管理出效益。因此他们不但大量翻译学习西方有关管理的资料和著作,而且还派人出国学习或邀请国外专家到日本讲学,掀起了学习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热潮,使其管理素质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在20世纪60年代便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这充分说明了管理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乃至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兴衰。
各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上各有优势和劣势,加上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不均衡,各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也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就存在着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外,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以及在专业化、精细化上的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多,社会化大生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专业化、合作化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如现在出现的“全球化”、“一体化”等现象。而如何实现合作的公平、合理、互惠、互利则取决于国际社会的管理,依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机构就是通过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规范各国的行为,来保证相互间合作的公平与秩序、协调各方利益冲突而成立的国际性的管理组织。人们正是通过管理来实现整个国际社会的良性运行的。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在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什么是比管理的出现和发展更为迅猛,对人类具有更为重大和更为激烈的影响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急需良好的管理,如朱镕基同志所说,中国的问题第一是管理,第二是管理,第三还是管理。科学的管理是竞争和发展的武器,不具备良好管理素质的国家,只会被滚滚的历史长河所淹没、抛弃;拥有它,则昨天的弱者可能成为今天的强者!因此,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维持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就应当充分重视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合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将我国建设成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管理的研究充满了哲学思辨的色彩和社会文化的底蕴。我们不能离开哲学和文化来谈论管理,正如学者所言,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价值观念的改变历来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课题。现代管理者常常要面对许多伦理规范,而它们之间常常是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如果管理离开了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那么管理就会成为一个空壳、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东西,管理就会失去它对社会应有的意义。
管理成为一种独特的可以察觉的活动而出现后,对社会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社会的制度、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又构成了管理思想体系的基础。法国哲学家卢梭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见解:“我假设人类曾经到达过这一境界,他们在自然界状态下生存的障碍,已经成为一种阻力,使人们在这种状态下继续保存自己,单靠个人能够支配的力量,是无法克服这种阻力的。因而,当原始状态不能继续维持时,人类如果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人类就会灭绝。既然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就只有结合起来,并运用现有的力量,他们只有这样一种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由此可见,通过结合形成一股力量以克服人类生存的阻力,由此指导他们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使他们一起行动。这种总的力量只能通过一个集体的协作才能产生。”[4]
现代管理尽管有很多任务,但最主要的任务是应付变化。管理是一种媒介,通过它,大量变异的现象进入我们的社会,然后它会转而去应付自己引起的变得复杂的局面。管理使得组织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它是一个有效的,能使组织一体化,能给予组织以生命力的器官。也就是说,在一个“组织的社会里”,实行管理成为一项关键的社会功能,管理已成为基本的、决定的、特异的社会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管理便无社会,有管理便有社会。管理和社会不可分割,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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